中国电视人任重道远

早在2010年，我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就已达97.62%。但在总体的繁荣之下，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记者曾经采访一位电视业专家，他这样比喻中国的电视业，中国电视业就像一条少有车开过的高速公路，马路宽阔，路面平坦，是极好的路，但却鲜有车开过，而好车就更加少有了。针对电视行业目前存在的现象，记者总结了“八大怪”。

对于电视业的同仁来说，“八大怪”的说法可能有点过于严厉了。毕竟，我们的电视业在短短的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日子，是一种真正的团圆，是一种日常的幸福。

正因为爱看电视，我们才希望电视能变得更好看。尽管我们从物质上、技术上，已经具备了与世界同步的本钱，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用金钱和技术简单地堆砌出一座电视产业的金字塔。

中国电视人是幸福的，随意一个节目，就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观众。中国电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面对的是发展迅速、差异巨大、众口难调的观众群。因此，我们不断地希望电视能更好看，要求永无止境。

俞飞

2012年5月4日，美国前众议员代表团一行赴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参观，在得知何凤山拯救犹太人事迹后，均被何凤山的义举所感动。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叶家河村，1938年至1940年担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1997年逝于美国旧金山。他在任职期间，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勇敢地向犹太人发放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挽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2000年7月，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并在耶路撒冷纪念碑上为其刻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生命签证”

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1926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以特优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久，希特勒命各国驻奥使馆，一律改为总领事馆。5月，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原使馆代办何凤山为总领事。

纳粹分子大肆煽动反犹狂潮，犹太店铺被捣毁，大批犹太人送入集中营。面对灭顶之灾，欧洲犹太人决计出走，希望借此躲避纳粹魔爪。但是，取得一张出国签证难若登天。

当时，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少之又少，而且签证条件极为苛刻。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回忆当年的绝望心情：“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1938年7月13日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与会32个国家都强调种种困难，拒绝伸出援手。于是，素有世界自由港之称的上海，成为各国犹太人首选目的地。奥地利中国总领事馆就成了犹太人获取“生死签证”的最后希望。

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向走投无路的奥地利犹太人伸出了援手。

17岁的犹太少年高德斯陶伯，曾先后奔走近50个国家驻维也纳总领馆而一无所获。绝望中的他，最后来到中国总领馆。出乎他意料的是，20份签证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到了。捧着这一大叠生死攸关的生命签证，想到全家逃离虎口美梦成真，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1937年5月到任，至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到底给犹太人签发过多少拯救生命的签证已难精确考证，一位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表明，他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为238号，另一份7月20日的护照则显示，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

据此计算，何凤山签发的护照至少有数千份。平均每月派发500多份，有时甚至达到900份。当时一艘轮船往返7趟，载着3600名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东方避难天堂上海。

那时，持有中国领事馆签证的犹太人，不仅能合法离开维也纳，危急时刻还能将中国签证作为护身符，拯救自己的生命。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国际大都市，顶峰时达3万多人，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近日有媒体称中国已将五月第二周的星期天定为“母亲节”，此消息被证不实。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有重视人伦亲情的优秀传统，呼吁确立“中华母亲节”，而不能把美国母亲节视作世界的母亲节，最终被“西化”。（5月13日新华网）专家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值得肯定。不过，美国有母亲节，我们就也设立一个，这似乎也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就算不在同一天，会不会也有“西化”的嫌疑呢？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其本身就是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仍然在新世纪充满活力的原因。如果我们至今还只是采取“农历”而拒绝“公历”，虽然没被“西化”，但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不管哪个国家的母亲节，其主题无非都是一个“孝”字。找一个合适的日子，向伟大的母亲表达我们的敬意，感谢她们为我们做出的辛勤付出，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和“西化”没有关系。既然我们同样有这种情感，我们大大方方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也在同一天过个母亲节，这无可厚非。

而且从时间上讲，把孟子母亲的生日农历四月初二作为中华母亲节，其操作性并不更具优势。因为农历的节日恰巧是双休日的概率并不大。说到这儿又想起来了，所谓的双休日、星期天，这本身就是舶来品，就是我们被“西化”的结果。

鲁迅先生曾经也写过类似的话题：“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

可见，只要东西有营养，不管是大葱还是洋葱，辣椒还是胡椒，吃就是了。只要有利于弘扬孝道，就算是起源于西方的母亲节，过就是了。想跟人家学着过母亲节，还扭扭捏捏弄一个“中华母亲节”的称呼，就像放着洋葱不吃非得开发一款“中华式葱头”，总让人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图注一：尽管金毒镖蛙的身长只有区区两英寸(约5厘米)，但是据估计这样一只小小的青蛙，其体内的毒液足以在数分钟内杀死10个成年人

　　北京时间5月16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环境保护工作者们正在庆祝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境内一座新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设立，这片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有点特殊，其保护的是一种有毒的蛙类：金毒镖蛙。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剧毒的动物之一。其毒性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便只是曾和这种蛙类接触过的纸巾，对于其它动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尽管它们的身长只有区区两英寸(约5厘米)，但是据估计这样一只小小的青蛙，其体内的毒液足以在数分钟内杀死10个成年人。

　　在哥伦比亚西部靠近太平洋沿岸分布着世界上最潮湿的热带雨林，世界土地信托(World Land Trust)，美国鸟类保护协会(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以及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Global Wildlife Conservation)共同出资购买了124英亩(约合50公顷)的土地，帮助设立了一个名为“Rana Terribilis Amphibian Reserve”的保护区。之所以使用这个名字，其中的“Rana”是西班牙语中“青蛙”的意思，“Terribilis”则取自这种蛙类的拉丁学名“Phyllobates terribilis”。这个保护区由普罗阿维斯基金会(Fundación ProAve)负责管理，这个基金会是哥伦比亚境内主要的环境保护组织之一。这也是该基金会在哥伦比亚境内拥有的第二个两栖动物保护区，另外一个保护区名为“Ranita Dorada Reserve”。

　　这种蛙类拥有亮黄色的皮肤，并且上面有一层致命的生物碱毒液覆盖。这种毒液会阻断神经冲动的传递，让肌肉收缩抽搐并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在数分钟内便可以致人死亡。

　　这种蛙类很早便被当地土著居民所认识，它们致命的毒液被人们利用，并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当中。当地印第安人会将这种蛙类的毒液涂抹在他们用于狩猎的箭头上。他们将箭头轻轻地在这种蛙类的背上蹭刮，这样做不会伤及这种蛙类但是却可以涂抹到它们的致命毒液，这些毒液在箭头上可以保持毒性达两年之久。

　　这种蛙类的毒液完全是用于自卫的，然而即便拥有这样的致命武器，在人类推土机的面前，这种小动物仍旧显得脆弱不堪。由于这一地区金矿的开采和非法盗伐，栖息地的丧失和破坏仍在加速发生。

　　尽管这种蛙类大名鼎鼎，它们对于当地原住民也存在重要的意义，它仍然无法避免地陷入了濒临灭绝的境地，然而直到最近，这种小动物却仍旧处于完全不受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小生灵零星地生活在一片面积不足加勒比小国巴巴多斯国土面积的狭小原始雨林栖息地内。由于区域的狭小，加上数量本就非常稀少，这种小小的青蛙被列入了“零灭绝联盟”(Alliance for Zero Extinction)编列的全世界最濒危物种名录。

　　当然，此番设立的这一小型保护区也将对一些重要的鸟类物种进行保护，其中包括濒危的古铜冠雉，这是一种中等体型的猎鸟，其在全球的种群数量仅剩大约1万~2万只；还有褐林秧鸡，这是一种中等体型，种群数量仅有大约1000~2500只；以及大凤冠雉，这是一种体型较大，有点像是野鸡的鸟类，其种群数量估计约为1万~6万只。

　　普罗阿维斯基金会执行主管里纳·达扎(Lina Daza)表示：“我们合作伙伴的支持让设立这一关键性的新保护区成为可能。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之一，美丽而致命的金毒镖蛙从此将得到保护。”

　　乔治·芬维克博士(Dr. George Fenwick)是美国鸟类保护协会主席，他说：“即便这项努力只能挽救雨林的很小一部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很高兴参与其中。我们要阻止雨林迅速消失的趋势，并遏制赖以为生的野生动物灭绝的势头。”

　　知名记者西蒙·巴内斯(Simon Barnes)是世界土地信托委员会成员，他在2011年9月份的《伦敦时报》上撰文指出：“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正在将这颗行星上一种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小生物抹去。一种生物，不管它在自然界被保护的多好，不管它进化多么成功，面对人类时它们都是不堪一击的。一旦我们发动智慧，没有什么是不能去做的。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保护金毒镖蛙。如果没有这种小动物给我们带来噩梦，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单调地多。”

　　这一新设立的保护区同时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可可走廊”计划(Chocó Corridor)。这一项目计划将多个受威胁的栖息地连成一片，从太平洋沿岸的红树林到安第斯山脉西侧。(晨风)

让法拉利跑到600岁高龄的明城墙上去玩“漂移”，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少见。

曾几何时，多少商家热衷于到万里长城举行活动，觉得这样才叫大气，才叫高规格。直到今天，长城上的这些活动仍未绝迹。

还有故宫博物院，自从电影《末代皇帝》之后，一直都是各类影视摄制组取景的热门地，更有诸如“三高”演唱会等活动喜欢拿紫禁城当噱头。欣慰的是，如今没有国家文物局的审批，就不能在故宫、长城、避暑山庄等世界遗产地任意拍摄影视剧了。

但更多的文物古迹显然还没有享受到严格保护，包括大量如明城墙这样的国保单位。大众现在都比较熟悉“国宝”，也知道应该珍惜“国宝”。但与“国宝”一字之差的“国保”，显然没有被大众如“宝贝”一样珍惜。

“国保”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简称，指的是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遗迹。数据显示，国务院公布的前六批“国保”共计2351处。这些“国保”多为名胜古迹，因为和所在地的旅游休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管理方便，各种的景区管委会应运而生。

说起来，这些与旅游部门纠结在一起的管委会，更像一个“怪胎”：权力说大不大，级别说高也不高，好像什么也做不了主；可是能量说小又不小，几乎掌控着一处国字号文物的命运。而且，保护工作做得少，利用却有些过度，人们总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门票涨价声。在某些人眼里，文物仿佛是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参观人数越来越多，为了吸引游客而增加的不合理建筑和游览项目也越来越多。

其实，每一处文物，只有将其管理体制理顺了，各种运作透明了，也许才谈得上真正的保护。没有真正的保护，任何的开发和利用都是无本之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位西方学者曾说：我们有的，你们迟早会有；而你们所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让每一处文物遗产都能得到保护而不是过度开发、甚至是破坏，是政府，更是每一个公民替人类承担的使命。

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

《地书》中的符号及翻译。

没有一个字的小说你见过吗？现在有人写出来了，他就是徐冰。把符号学的元素带入文学中，他的跨界尝试范围愈加广泛。昨日下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咖啡厅，他坐在一把“实验艺术失败”的椅子上，向我们一一道来他新作《地书》背后的创意和想法。

5月2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携新作《虚实之间》在京举行首发仪式。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作为他的好友，以个人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

作为央视最具国际风格的年轻主播，以及一位采访过数百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商学界领袖的媒体人，芮成钢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他在13年职业生涯中的经历与感悟。书中不仅有新锐的观点、深入的思考，还有传奇的经历，和真诚的态度。这本书完整地呈现了芮成钢的成长、蜕变的历程。

在发布会之前，记者采访了芮成钢，除了《虚实之间》，芮成钢还谈起了自己的更多思考。

1　新书：由见证我成长的观众起名

记者：芮成钢你好，据说你这个书名是在微博上征集来的，什么样的想法让你在微博上征集书名？

芮成钢：我自己想这个书名特别困难，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观点的合集，当时找几个字概括很难。我很幸运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拥有很多观众，他们对我在思想上的成熟、成长等等，都是见证。所以我想请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帮我提炼一下。

记者：你在央视干了十余年，青春年华都给了央视，你以后还会继续做这个吗，有没有觉得累？

芮成钢：在我自己能预见的将来，我想我会继续做下去。因为我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我的很多前辈，二十年前做主持人，压力很小。央视只要是个主持人，在中国的黄金时段，不停地在大家面前出现，就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我记得白岩松老师说过这句话，如果是一条狗，老在央视出现，也会是中国很有名的一条狗。在今天的时代，不完全是这样了。想成为一条出名的狗，不一定是央视，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如果这只狗不是特别的可爱，未必会特别出名——大家可以选择把电视关掉，看互联网。央视确实给我们很多，给了我们很多话语权，我们要珍惜。话语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

记者：这两年央视主持人出了许多书，像崔永元、白岩松啊，都有，你出这个书是为什么？

芮成钢：崔永元和白岩松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他们有我无法超越的高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两年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喜欢出书。不过我的书并不是围绕我自己来说的，主要都是记录对某件事的个人观点。按照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不想有任何关于我自己的描述。

记者：为什么会最后选择了《虚实之间》？

芮成钢：《虚实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都去做金融行业，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让我帮着找工作，都想去投资银行，或者大的商业银行，这就意味着人才向金融领域倾斜。我们要想让社会发展，先要考虑均衡，聪明人全去了金融业，就会有金融危机。我个人觉得之所以有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帮聪明人去了华尔街，华盛顿想监管华尔街，永远监管不了。《虚实之间》指的就是这个，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度一定要把握好。另外一层意思是，我做了十几年的电视，我自己对人生当中的虚实有一些感悟，比如对虚荣心的理解，比如什么是一个人真正的实力，什么是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等等。

2　职业：每一个报道，我都会缜密调查

记者：华莱士去世之后，网易做了一个网页，拿你和华莱士作比较。结论认为你和他的不同在于选择了不同的体制，你认为现在存身的体制对你的发展有益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是什么？

芮成钢：中国今天喜欢拿外国的事说中国的事，从这件事上就可以体现出来。我相信其实很少人看过他的访谈，在并不了解的情况下说外国的记者多么优秀，中国的记者因为制度的原因，跟他们比怎么样，甚至把一个去世的老人，和中国年轻的，像我这样的晚辈去比。《虚实之间》也提到过，中国人自尊心很脆弱，今天因为美国优秀的记者去世了，我们拿他说说中国，批评一下中国自己。明天如果美国的新闻记者说了中国的不好，中国的脆弱的自尊心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一个记者找出某年某月某日，华莱士说过对中国不中听的话，全中国会调转枪口去骂他(当然他不一定说过)。我们容易被网上舆论绑架，你问这个问题，未必是关于华莱士最重要的信息，但是因为它煽动了某种情绪，或者它挑动了某根神经，所以不少人关注。

记者：赵普在曝光问题明胶之后，11天没有出镜。你也经常在博客中爆一些猛料。请问你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怎样在传媒人的良知和自我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芮成钢：作为咱们这样的职业记者，每一个报道，确实要考虑出处的。我自己的微博，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起码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每一条新闻报出来，我都会找出它的来源。比如说建福宫会所这个事，当我发那条微博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相当的证据。我是做了非常缜密的调查之后，才发了这个微博。不管谁发微博，都要考虑这点。

记者：你的观点总是会带来一些争议，书里提到芙蓉姐姐，说她敢于打破枷锁，你怕不怕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发一些讨论，带来负面评价，影响自己未来的发展？

芮成钢：我不担心，大家对一个事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是中国最大的进步，我们要为此喝彩。芙蓉姐姐，我提过一句，我不是那么了解，我也不认识她。但是她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侵占任何人的利益，不像过去一个人想出名，做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比如有“潜规则”，做很多桌子下面的交易等等。我的印象里，芙蓉姐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至少我所知道的好像没有，也没有通过权钱交易。她想出名，她确实出名了，她获得了自己的知名度，她没有做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可以为这样的事喝彩。社会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可能性，一个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出名，不像过去，必须得在央视某个晚会上亮相成为全国的明星，今天有其他的选择，选择越多，这个是社会的好事，社会的进步。

杨雨，1974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已经出版《宋词的女性意识》《传播学视野下的宋词生态》《侠骨柔肠陆放翁——杨雨讲述传奇陆游》等著作。

杨雨在百家讲坛的“正装”照。

近日，由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主讲的“纳兰心事有谁知”在央视百家讲坛全部播完。以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我是人间惆怅客：听杨雨讲纳兰》一书也在近期出版。此前，杨雨曾登陆百家讲坛主讲过“侠骨柔肠陆放翁”。从诗词出发，投入地阐释情感，她的讲述迥异于之前诸多的百家讲坛“故事体”，“以情动人”成为她打动观众的“杀手锏”。网友亲切地称她为“洋芋”。5月6日，杨雨携家人来北京签售，本报记者专访了她，谈到她的“美女教授”头衔，以及她对百家讲坛和诗词人物的认识。

关于头衔“美女教授”由不得我

新京报：我觉得，你把头发披着比较好看，在百家讲坛时，为什么要把头发盘起来？

杨雨：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觉得不应该把它盘起来。栏目组认为，盘起来比较切合学者的身份，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缺乏公信力。

新京报：你看，你书上的腰封，之前的媒体都称你为美女教授。

杨雨：对，那天陈虎（本书责编），把这个书稿给我，我就说“美女教授”能不能改成“知性”，或者是“人气”这类的词都可以，我说这个词我不喜欢，他说这个由不得你，这是我们开会决定的，而且关键他说已经付印了。

如果我把这本书送给圈内人，我肯定去掉腰封。

新京报：教授是要教书讲学的，你的“美女”身份，对于你的职业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杨雨：我承认有很多女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教授，比如说我们词学界，我们最推崇的前辈叶嘉莹先生，还有我的学姐赵晓兰教授（从她的年龄上来说是我的妈妈级的人物），她们是我的前辈，也是名正言顺的美女教授。要达到她们那个境界，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若干年之后，虽然我可能老了，但是我能够称得上是正面意义上的美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