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中心内爆”和“相对位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宇宙天体物理学论述的高能粒子的撞击，还是大陆漂浮学说讲座？其实，这是一篇文化批评中一个句子的用语。你是不是有点惊诧，觉得有点“妖”？

这里，不妨再摘引一句以饷同好：“文化在一次全社会的文化解码间完成着若干现代性话语之大叙述的编码，在一场意识形态的祛魅式中布下重重新的雾障……这是‘中国’魔环内循环历史（非历史）的终结，是加入‘人类’线性进步历史的全新开端……”不要说列位读者读得累，我抄得也很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要读懂还是要颇费脑筋。

因为各种新的文化力量和处于艺术与社会交界处的新的文化现象，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批评应运而生成为近年的一门显学，热闹非凡。但是恕我直言，这些文化批评和研究大都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局限在所谓的学院里，困囿于越来越狭隘的学者圈子里，对于真正的文化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介入和推动作用。

我认为，文化批评的搁浅现象，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言说方式。文化批评要脱下学者“高贵”的冠冕，用寻常百姓的身份和话语，同芸芸众生用真心、诚心、热心去交流。

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象牙塔里的经院哲学，不是被术语包裹得严严实实或者云遮雾罩的高头讲章，因为它面对的是大众日常生活困惑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大众释疑解惑的良师益友。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简单直白搬用意识形态用语的官话，不是藻辞华丽排比连连的套话，也不是诸如“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一类正确的废话，也不是漫无边际却甜得发腻没有方向瞎抚慰的“心灵鸡汤”，比如对生活失望者说永远不变的“明天会更好”。文化批评提供的不只是希望而是生活的意志和勇气。文化批评要说出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人话”。每一个文化批评从业者，要坚守高尚的职业操守，把蕴含着真善美的价值，用最亲切、最感性、最直通人心的表述，送抵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处。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和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的研究人员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白垩纪时期（Cretaceous：距今1.45亿到6500万年前）恐龙可能面临着大火肆虐的威胁，当时的森林大火要远比过去我们过去推断的要严重的多。研究人员根据化石记录中的木炭沉积来推断恐龙生活时期的森林火大，并建立了白垩纪时期全球化石木炭沉积的数据库信息。Andrew C. Scott教授介绍说：“木炭是植物被火烧后所遗留下来残余物质，在化石记录中属于比较容易保存的类型。”

　　白垩纪时期全球仿佛就是一个大温室，大气中充满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当时的气温远比我们今天的温度要高，雷击很容易就可以触发森林野火，而且这一时期大气中的氧含量也非常高。

　　博物馆研究人员Ian Glasspool介绍说：“可能这正是当时野火频繁发生的原因，白垩纪时期的植物与现代植物存在差异，当时的植物更容易燃烧。”而肆虐的大火使得白垩纪的地球环境变得动荡不安。“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考虑大火对恐龙生活环境的影响，大火不仅会破坏植被，还会加速地面径流和风化侵蚀，同时加剧洪水的影响。”而类似的史前大火事件也对我们今天的消防火险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新研究同时表明，木炭常常与恐龙化石的保存具有一定的联系。Sarah Brown博士补充道：“当我最早在加拿大恐龙公园进行研究时，没有人注意到木炭的存在，但随后我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木炭的保存，包括在恐龙化石层中也有发现，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目前研究人员正进一步对史前大火进行评估，特别是大火对恐龙生活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新一期的《白垩纪研究》《Cretaceous Research》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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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外媒体报道，日前，谷歌公司最新研制一款科技眼镜，在该眼镜片上可添加电子地图、电子邮件、谷歌搜索，甚至指示当前所在区域的方向。

　　谷歌科技眼镜可添加谷歌地图至真实世界之中，为人们所在位置提供实时方位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这款科技眼镜，实现收发电子邮件和网络搜索

　　这款新型眼镜在谷歌社交服务平台Google+上公布，它可通过用户语音进行控制，提供GPS方向指示，收发电子邮件，并通过用户眼睛前方内置屏幕直接视频聊天。它是由“Google X”蓝天设计实验室研制的，目前谷歌公司正在逐步提高这种科技眼镜的性能。

　　谷歌公司表示，我们将致力于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实现人们的生活所需，让人们的梦想成为现实！（悠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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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认为恐龙是在陆地上生存的，但是英国生物学家布赖恩·福特却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恐龙应该生活在水中。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3日报道，福特称恐龙身体庞大，而其两条相对较小的小腿无法支持它在陆地上自由地行走，并且恐龙身躯后面还有一条巨大的尾巴，考古学家们虽然已经发现了大量恐龙足迹的化石，但从未发现恐龙尾巴的痕迹。

　　福特通过研究发现，恐龙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15英尺（约为4.6米）至30英尺（9.1米）深的湖水中，水的浮力对恐龙的庞大身躯有一定的承载力，强壮的尾巴是帮助其游泳的工具。由于体积过于庞大，恐龙双脚踩到了湖底的淤泥之中，因此现在的考古学家们才发现了很多恐龙的足迹。

　　福特说，他的这一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重达100吨的恐龙只有两条“相对较小的下肢”，而如今很多像大象、犀牛这样的陆地动物它们都有粗壮的四肢，但尾巴却比恐龙的小很多。

　　福特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实验室新闻》上，他在文章中指出：“如今我可以确定恐龙是水中动物，人们经常描述恐龙站在宽阔干旱的大草原上，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它们生活在水中，肌肉发达的巨大尾部可以很好地帮助其在水中游走。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事情就能够讲通了，它们不仅利用水使尾巴漂浮，还在水中调节自己的体温，寻觅食物等。此前所有有关恐龙的研究、好莱坞的影片以及有关恐龙的艺术作品都应该进行更正。”

　　不过，古生物学家保罗·巴雷特博士表示福特的理论缺乏充分的论据支持。

　　“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说法比较盛行，但是自60年代以后，我们在承重结构工程理论的帮助下做了一些研究，证明恐龙腿部有足够的强壮肌肉可以支持它在陆地上自由地走动，如果让它们在水中生活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如呼吸问题、水底的泥浆会导致其行动缓慢等。它们很可能住在离水源很近的地方，偶尔会在水中降温，但是我不相信恐龙在水中生活的理论，”巴雷特说。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文忠教授

“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让世界吃惊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再看国外，这30年里，极其不太平。”

钱文忠以中国女性身上的黄金首饰为例：刚改革开放时，女孩子要多么幸运，才能够从外婆或奶奶那里得到一小枚没在“文革”中被抄走的，或者是来路可疑不可问的戒指啊？不久，她们有了耳环，接着戴起了项链，随后有了手链、脚链……“把身上所有圆柱体的部位都挂上了黄金。”不用怀疑，经过这30年的发展，物质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区别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而已。尽管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了无法忽视的问题，但是，或许还是可以感叹：“这30年，我们的生活好了那么多……”

经济和文化谁是主角

“经济是发展了，可一不注意，文化却变成了笑话。这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惹的祸。经济终究只能是手段，但是，很多人却把它当成了目的。”钱文忠说，两年前的某天晚上，突然有某地领导给他打电话，声称自己所在地方是孙悟空的故乡，他们不仅找到了孙悟空祖父母的坟，而且还居然找到了孙悟空的嫡系后裔！希望钱文忠能前往他们那里做一个相关讲座，以提高那里的知名度并显示那里的“文化底蕴”，以求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服务。“孙悟空有故乡还有儿孙？那个晚上我只觉得后背凉飕飕的……”钱文忠只能苦笑了。

钱文忠直言，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种错乱和颠倒，经济是手段而非目的，文化才是唱戏的主角。“贫穷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贫穷是不会挨打的，因为不值得打，而富有却落后，或者说富而不强才特别容易招打、挨打。”靠什么可以让国家和民族富而强大？答案是：离不开文化软实力！钱文忠说，当下，一说起被广为接受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概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些是欧美国家在全世界推行的文化概念，当然有普世价值，是好的。然而，有多少国人能想起“中庸、孝悌、悲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谓名牌文化，所谓优雅的生活方式，假如唯西方世界马首是瞻，不顾及自己的传统，那就是外国对中国财富的另一种掠夺方式，比刺刀和枪炮更具杀伤力。文化软实力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良好的平台，让弱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2012年3月23日，浙江嘉兴电视台在《今朝多看点》节目中采访了一些市民，询问他们对最近油价上涨的看法。一位男子面对镜头说：我能说脏话吗？记者问：你比较愤怒是吧？男子说：不能吗？那我就没话好说了。此段视频被传至网上，引发一场大面积争论。视频中的男子亦被网友幽默地称为“愤怒哥”。

“愤怒哥”因何而愤怒？是因为油价上涨吗？油价上涨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话可以好好说呀，何至于非用“脏话”来表达愤怒？所谓“脏话”，无非是与生殖器有关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说脏话？往往是在对方不讲理或没道理好讲的时候，再或者就是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过就骂。“脏话”成为弱者的武器。“愤怒哥”之所以愤怒，也许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讲道理之不可能，只有一句喷薄而出的脏话，才能表达他此刻的不满和愤怒吧。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讲脏话”，因为“脏”字本身就带有道德规约性。但在日常生活里，脏话依然是满天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作家赫塔·米勒发现，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环境的压制之下，那么这些经历就会逐渐改变我们，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往往就是语言的粗鄙化，行为的流氓化。比如米勒就发现，处于贫瘠状态的人们特别习惯于随地吐痰，这些绿色的痰迹与城市的贫瘠几乎密不可分，没有人会觉得恶心。“在一个把冻在一起的泛着蓝光的红色鸡头和鸡爪子当肉吃、蟑螂在食品店中爬来爬去、老鼠在住宅区前的垃圾桶中窜来窜去的国家，谁还会觉得人行道上的痰迹恶心呢？恶心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令人恶心的事太多了，人们已经麻木了。”还有，人们会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身体，做身体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她发现很多罗马尼亚男人走路时习惯于搔自己的阴囊，“这个动作已经如此平常，以致它成了男人行为举止的组成部分”。就像pula这个词（相当于德语中的“屌”），人们可以很自然地挂在嘴上，遇到任何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都可以pula一下。但这些词在官方媒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它们只存在于日常生活里。“我一直妒忌罗马尼亚语的生动性，”米勒说，“如果我骂人，就一定用罗马尼亚语，因为用德语骂不出这么花哨的效果。在德语中这些词也都存在，但它们不好使，它们沉重而猥亵。”这些秽语最终变成了一种紧张生活的缓冲剂，“我相信，它们能帮人活下去，让人能够忍受饥饿与丝绸的疯狂。”（《饥饿与丝绸：日常生活中的男女》）

在一个沟通良好、有道理好讲的条件下，“脏话”往往没有用武之地。因为“脏话”本身是一种攻击性的、拒绝沟通的单向性语言，它一旦出口，就堵死了交流的可能。

那位“愤怒哥”虽然最终没有在镜头前说出脏话，但他用那种迂回的方式所传达的压抑与愤怒、反讽与自嘲，却比说脏话本身还有效果。于是，一件本应理性交流的民意调查，最终演变成了娱乐事件。也许有人会说：难道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不是更有效果吗？它在传播上的确具有先天的优势，但越是传播得泛滥，越让人觉得理性的匮乏和交流的无望。这是很可悲的。正如赫塔·米勒所说的，“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这种“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不仅模糊了娱乐与羞耻之间的界限，更阻碍了理性与建构的通道。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建成，需要一个沟通良好的平台，让弱势者也能有效发声。

"地球熄灯一小时" 世界各地在行动

　　科学网(kexue.com)讯 3月31，世界自然基金会倡导的2012年“地球一小时”环保活动在全球各地展开。今年中国有124座城市参加活动（包括香港、澳门），相比去年的86座城市有所增加。2012 年“地球一小时”的主题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位环保家。可见环保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共鸣。

　　"地球一小时"（EarthHour）是WWF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提出的一项倡议，希望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20：30-21：30熄灯一小时，以此来激发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以及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思考，表明对全球共同抵御气候变暖行动的支持。

　　“地球一小时”是全球性环保活动的品牌，以“熄灯”的形式倡导节能环保已成“国际惯例”。中国城市参加的数量在递增，中国公民自觉参与的数量在递增，这是一种量的积累。看上去是居安思危，其实是“居危思安”。事实上，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已让大自然和地球很“受伤”，人类更“受伤”。污染严重的地方，明月不再明，天空不再亮，呼吸不再是清新的空气，喝的也不再是干净的水……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很有限。人类已面临着能源紧缺的严峻问题，污染问题、全球变暖等越来越严重。

　　“熄灯”是较直观的节能环保举止。“地球一小时”的功效，不限于由此而节省的电量，更在于“黑夜里的思考”“黑夜里的摸索”。一位诗人说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黑夜能否给我们每个人一双寻找光明的眼睛——节能环保如何走向光明之路。我们已经不能对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PM2.5败给了春节，恐怕也要败给清明节。尽管低碳意识与行为开始走向我们的生活，但是高碳生活挥之不去，尤其在传统习俗的驱使下，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放慢低碳步伐。

　　“地球一小时”要发挥品牌的号召力与发散力。“一周少开一次车”“无车日”等，可以认为是“一小时外”的实践接力。一方面，由于节能环保活动很多是倡导型的，强制力不够，导致功效打折扣；另一方面，政府承担着节能降耗的责任，硬任务，逼迫在特写时间段里“拉闸限电”，临时抱佛脚，导致负面影响超出节能效果。处于如此尴尬境地，说明我们还迷失于节能环保的征途中，行政的力量与企业及公民的配合尚未默契，甚至还会抵触与抵销。也说明发展与节能环保的辩证关系、和谐关系尚未真正理顺，“边污染，边发展”和“边发展，边治污”等现象依然突出。

　　“地球一小时”，时间很宝贵，地球在“休息”，人脑要思考。在环保、节能、减排上，我们没有多少退路，仅靠自觉自律是永远不够的，需要有制度来约束，需要用法治来护航。在工业发展上，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要有严格的环保准入制，不能再维系“一半是黄金、一半是污水”的发展模式。在生活层面上，低碳生活，仅有倡导是乏力的，还需要配套政策的“发力”。低碳生活需要低碳共识的支撑，需要低碳政策的导向，需要低碳经济的保障。“地球一小时”，不能让黑夜的宁静悄悄流逝，我们要为此而加油——制度的建立健全，政策的与时俱进，环保的路径选择，节能的最佳捷径。(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张剑峰】终南文化行者，2008年于终南山下创办《问道》丛书并发起创建传统文化传习基地--终南草堂，著有《寻访终南山隐士》一书。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个人都愿意选择让自己和周围人更加自在喜悦的心态来生活。他们住在山中之所以可以这样明净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参悟了生命的真谛。

张剑峰：内心有山水，桃源则得矣

采访王颖娇口述张剑锋

隐士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几年以前无意中看到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关于在中国寻访隐士的书《空谷幽兰》，一口气读完，我内心震撼了，那些文字像一道闪电，梦然照亮了我的生活。那些隐居者的生活正是我向往的，他们的家园就像我久违的家，而那本书中所提到的隐士大部分就住在距离我生活的城市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本书使我既悲又喜，悲的是我们的文化要一个异国人来指引，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陌生又不自信，喜的是有这个机缘使“隐士”这个被忽略已久的文化开始显露，自古以来隐士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些隐逸在山里的人，崇尚道德，过着朴素的生活，活得智慧而有尊严。虽然他们有的甚至像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也许在一部分都市人眼中他们可怜如乞丐，但他们大多数都很愉悦，是那种因为远离了欲望而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对生命自身的喜悦。他们很少依赖固定的经济来源，住在山中自己种菜，他们可以吃得很少，或者阶段性的不吃，有时候甚至有野菜和松树叶子就够了。

寻访隐士的过程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什么是“道”？其实就是作为人对于真我的探寻，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生活的认知和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方式。我从隐士们那里获得的东西使我犹如重生，在山中我看到很多隐居者从来不锁门的，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古老而朴素的传统美德，我认为那是全人类都渴望的生活方式。

不可能都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一个真正向往桃源的人，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有山水，这样的人成为一个隐士犹如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古代，功成身退名遂是天之道，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会这样选择，基本上没有哪个伟大杰出的人是在繁华中走到生命尽头的。古代有品德的那些人得意的时候会归隐，失意的时候也会归隐，汉宰相张良功成归隐，陶渊明失意归隐田园，他们都是著名的隐士，《易经》中既有“潜龙”也有“飞龙”，我们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我们的文化人格中一直体现着龙的特性：龙小可以藏于芥子，大只能见首不见尾，隐士自古以来被称谓人中龙凤，老子就是最著名的人中龙。

当全球范围内不是物质匮乏而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已经到了最危险程度的时候，隐士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会值得都市人反思。隐居者对于物质的依赖很少，他们热爱自然，不会造成自然的破坏，他们虽然不创造物质但也没有给物质社会带来危害。更重要的是，隐士们保留着一种即将消失的美德，这些美德正是我们缺失的。不谈物质和精神的话，隐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极其普通，它是人对生活追求所呈现的一种自然状态，生活方式本来就应该多元化，不可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拥挤到城市中去追求速度的生活。

穿越得失，笑看云卷云舒

如果将隐士和我们都市中大多数人对照，就会发现大多数都市人容易患得患失，焦虑。即使成功了，却未必真正幸福，而隐士们的目光会穿越得失，悠然地喝茶，听风，笑看云卷云舒。生活的意义不会绑定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上，大多数隐士要做的就是如果心灵上有灰尘，那么就时刻洗涤灰尘，给生活中的人和事物更多微笑。

自古以来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最理想主要看人们生活的整体环境和人的精神气质，我们之所以向往汉唐时期，提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那是一段精神和物质结合得接近完美的时期，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感叹人心不古，是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只有道德社会才是符合人性，并且使人们能更多获得幸福感。

之所以我们开始反思或者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那是我们不小心走了极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讲“中”，我们的民族也是“中华”，可是我们却一度被现象迷失了，在追逐物质和科技文明的路上一路狂奔无法停下来，尽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失控的马车会很危险。

一切事物达到良好状态都离不开平衡，现代的两种力量一个是加速向前，一个是慢下来，这两种力量在相互较劲，我们需要争取更多人加入到平衡正在失衡的力量中去，这必然会成为一种主流，但确实需要我们具体去做。

“诗意地活着是诗人的理想。外界人际关系越复杂，心灵空间越小，我宁愿寂寞地活着。”台湾诗人洛夫昨天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讲座。乡音未改的洛夫说，今天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但又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

追求精神家园

洛夫的代表作之一《边界望乡》中写道:“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记者问他，这内伤如今可痊愈了？洛夫说，乡愁有小乡愁和大乡愁之分，小乡愁指的是对父母兄弟的牵挂，对童年的回忆，而大乡愁则是文化概念，这对诗人非常重要，“大乡愁很难治，因为人事全非，没办法回到过去，要解这份文化乡愁唯一的办法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诗人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其实正在追求永恒性的精神家园，在‘有家归不得’的苦闷里，以此来代替朝思暮想的故乡。”现在，他经常来中国大陆，上个月，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诗书手稿捐赠给了家乡衡阳，当地将建洛夫文学馆。“精神家园和现实故乡我都找到了，我很幸福。”

生活需要诗意

“现在谈诗歌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白头发的洛夫慢慢地说道，“环境和文化生态都在不断变化，物质控制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物质化、数码化、科技化的时代，物质欲求高涨，精神需求萎缩，令人忧心。”虽然如此，洛夫说，今天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诗意地活着”不但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他认为诗人们并没有气馁，依然积极从事着诗歌的提升，网络诗歌的发展更有无限的空间，而他自己，更是“无怨无悔，数十年如一日”。

诗人应该寂寞

洛夫觉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正常现象，他反倒对一些年轻诗人把诗歌大众化不以为然，“诗歌像流行歌曲一样大众化，品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很多年轻诗人要去跟流行文化竞争，把诗歌写得很白，那是误区。诗歌没有诗歌的味道，谁去看它？”他认为诗歌需要写现实，但很多诗人对语言的把握驾驭都不够，语言没有穿透力，导致读者对诗歌没兴趣，这是新诗界的危机，也是诗人自身的原因。

他甚至认为，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从浮躁的状况沉寂下来，回归到诗歌本题，回归到诗意本身，诗歌的魅力不会因为欣赏的人减少而黯然失色，忍受寂寞应该是诗人生命的形式，也是对诗人的考验。”洛夫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生活很单纯，他不用电脑，没有手机，偶尔跟朋友们聚会喝酒。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呆在书房里，追求诗意的自在。 本报记者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