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最火的作家当数阿乙，他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一出版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成为焦点。辞去县城公务员的职务之后，他以狂热的阅读之旅完成了从警察艾国柱向作家阿乙的转变。阿乙的小说笔触冷漠，性格也冷漠，他的笔下显示了卡夫卡、昆德拉、卡尔维诺和巴里科的风采。阿乙是一位怎样的作家？或许本文会让你认识一部分阿乙。

向加缪致敬的“山寨存在主义”

在阿乙的新书《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书腰上有诗人北岛的一句话，北岛写道：“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阿乙也因为《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出版获得了诸多关注。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小说？小说写了一起无动机、无理由杀人案，杀人者仅仅是因为空虚，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找一件事情做。小说被评为“发现了存在于社会理性结构之外的种种可能”。

阿乙称，2006年他看到一个新闻标题，“无由杀人案”。筹划了一年多后，阿乙试图去写，但写废了。2011年3月阿乙翻箱倒柜找了一堆材料，还买了刑事书，做了读书笔记，决定重新写。

阿乙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仿的是加缪的《局外人》。“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可能是滚动式发展。影响我的作品的，一部是《局外人》，另一部是《茶花女》。《局外人》模仿《邮差总按两遍铃》，《茶花女》模仿的是《曼侬·雷斯戈》。”

“读了加缪的小说，就一直在想哪天要向加缪致敬一下。后来碰到一个案子，一个冷漠的高中生把她的女同学杀了。中国的媒体叫它‘无由杀人案’。很多媒体都有报道，但是大家对这个案件的解释都是失败的。”阿乙称，他认为杀手杀人是因为特别无聊，觉得生活特别烦闷，于是他便按照自己的设想写出了小说。

阿乙称，加缪写《局外人》也是刻画了一个被社会残害的人。“我写这篇小说也是一样，杀手会被社会很多人残害。但是我又觉得应该让他有‘主动’,主动来制造这个事件。最近听到一些评价，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是‘山寨《局外人》’、‘山寨存在主义’,我觉得都还是蛮合理的。”

写作是一种独裁

谈到作品的源流，无论是《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还是《寡人》等作品，阿乙写作的触角更深入地回到了县城那种有质感的生活。“以前我一直要离开县城，但是后来发现写的东西更偏向县城，那种生活更有质感。”阿乙发现，后来在报社上班时觉得大家之间性格差别不大，那一年他也没有碰到过性格鲜明的人，没有什么可写的小说，这让他感到焦虑。

后来阿乙学会了推理，喜欢观察人，坐地铁、吃饭、逛街最喜欢看别人吵架，因为吵架的时候最能暴露出当事人的性格，阿乙就能猜出他们的关系。“我现在所写的小说依赖于现成关系的越来越少，更依赖于剧本创作的写法，先把人物关系、性格设计好，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办法。”

阿乙称，写作是一种独裁。“每个人都有原始的欲望，一种统治别人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被人统治了很多年。但我发现写作也是一种独裁，就独裁我自己，伤害自己，玩儿自己。我其实是玩儿不过别人，被淘汰出来才开始写作的。”阿乙觉得电影成本极高，需要协调制片人、剪辑、化妆、群众演员，所以艺术形式里面最好把控的就是写作，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够了，对别人也没有伤害性，管好一个人就行了。“我是一个人的企业。”阿乙说。

作家总有隐秘的内心世界，阿乙称因为自己生性比较冷漠，不太关心世界，只想写东西。“如果某件事情触动我的话，我就会愤怒，触动不了的话，不管它是自焚还是毁容，我都会很冷漠，基本上对这些我是不参与、不关心，碰到我头上我就会很愤怒。”阿乙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和生活保持一定的敌意，对生活很不热情，简单吃饭，不怎么与人交流。

文学青年每天都在大片地“死亡”

曾经当过小镇警察、县组织部公务员的阿乙，在26岁的时候离开县城，到周围充满陌生人的大城市工作和写作。提到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阿乙称，2008年的他给30多个媒体文学版编辑邮箱投了140篇文章，都没有回音。偶尔只是回复，说他的邮件“已收到，会仔细阅读”，不过阅读到现在也没有回音。

“我记仇比较厉害，我把这些邮箱都登记下来，有几个编辑后来返回来约稿，真想回个‘去死’,但是还是忍痛给了稿子。”给阿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将小说全部发到某个小说论坛上，势利眼的版主说他写的东西就像他爸爸记的账，这让阿乙很悲伤。

谈到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阿乙讲了他所处的私人圈子的故事。2005年前后，因为与罗永浩有共同的朋友，最终阿乙认识了老罗，并把自己的博客开到了牛博网上。2008年，阿乙称，“完全出于保护和关心”，罗永浩帮他运作了第一本小说《灰故事》，有了第一本，就有了后来出版的所有小说。

“可能全中国作家非常少，文学青年非常多，每天可能都在大片地死亡，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人去鼓励你。”阿乙称。

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山西应县下马峪村的曹乃谦，现供职于大同市公安局。37岁(1986年)时开始写小说，作品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加拿大、德国、曰本、瑞典等国。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成瑞典文，于2005年出版，其中文版2007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有国内媒体说，您是出口转内销，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这样的吗？

曹乃谦：我知道“出口转内销”这句话，好像是哪家的报纸的大标题是这么写的。我明白记者的意思，是指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先是在瑞典出版，后返回内地出版。

我的小说早在1993、1994、1995年就先后被瑞典、日本、美国等国家发现并翻译过去了，于是，记者们就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说法。

读书报：马悦然是您的作品的瑞典文的翻译，他还在海外很多场合盛赞你的作品，他是怎么发现您的？

曹乃谦：1993年的春天，我收到山西作家协会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邮件，打开看，是四本32K书样的杂志。封面有五个外国人，都笑笑的，其中一个好像是斯大林。封底是目录，看看，里面有我名字的拼音“CaoNaiqian”。再翻看里面的内文，我的名字下面有七页文字。这一定是哪位翻译了我的作品，可谁也认不得书上的外文。但肯定不是英语也不是俄语。又过了几天，作协的那位朋友又给我寄来一个他们作协的那种大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小信封。是陈宁祖女士写给我的，看过信后才知道，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了我的小说，并给我寄来了稿酬。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把样刊和稿费寄到了山西省作协。

后来悦然跟李锐打听，才知道我是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那以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好几回我的小说，把样刊样报和稿酬寄给了我。我每回回信都是“收到”、“谢谢”之类的简短语。我怕说的多了，人家还得给你回信。悦然是世界人的悦然，我没有权利浪费人家的时间。因此我即使是收到了样报样刊，我一直没问过他都是从哪个报刊上看到的我的小说。2004年8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把我全部的30篇《温家窑风景》都要走，于2006年正式出版了由他翻译的瑞典文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读书报：您在海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诺奖评委马悦然的评价，怎么看马对您的评价？

曹乃谦：我很感激他。中国的作家那么多，光我们大同市作协会员就有近千人。在这么多的作家里他喜欢我的小说，说我的小说好，这太让我高兴了。我这个人相信命运，在我人生的命运之中，我遇到三个大贵人。第一个是我的养母，她使我从下马峪走向了大同。第二个是汪老，他使我从大同走向了北京。第三个是悦然，他使我从北京走向了斯德哥尔摩。

读书报：我也听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国内的这些质疑？还有另外一种质疑，就是觉得您的作品是因为暴露了中国的贫穷和丑陋，所以外国人很喜欢。受到这样指责的人也不只您一个，张艺谋，余华也曾被批评界这么批评过。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曹乃谦：我只是埋头写我的小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没听到过什么具体的质疑声。但我相信，质疑肯定是会有的。我认为，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作家现在还没有出世，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

这是一种“用自己之心，去度他人之腹”的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说成是“外国人很喜欢”。至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怎么会有了如此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鲁迅先生有段话好像就是针对这种人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读书报：这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本土的东西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您觉得作为作家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除了马翻译您的作品外，还有哪些国家地区翻译出版过您的作品？国内媒体报道说您受到海外媒体的追捧，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对您很关注？

曹乃谦：就我本人来说，我从没思考过“中国本土的东西如何走出去”这样的问题。我想也没想起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是那些有理想有报负的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我胸无大志，想的只是如何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

除了马悦然把我的小说翻译成瑞典文外，我的小说还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就我本人知道的，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南亚的一些媒体关注过我的写作情况。

读书报：您曾经被邀请到香港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他们邀请内地作家是根据作家的知名度吗？

曹乃谦：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邀请9位作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9位作家中有7位是外国作家，另两位是来自内地和台湾。他们邀请作家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打问过，我是个从来不好问这问那的人，人家请我去吃饭，吃就行了，我可不问你为啥请我。我是在2005年被邀请去的。2004年邀请的是蒋韵，2006年是迟子建。今年是谁我不知道。

读书报：很多人都在说您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您自己觉得呢？您作品在国内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和变故，您的《温家窑风景》写于上世纪90年代，而出版于21世纪，您有何感想？

曹乃谦：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是我想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想过也不去想这个问题。有记者套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回答说，难道不想当主席的公民就不是好公民吗？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想的应该是如何把小说写好。这就行了。想别的就出格儿了。

也不能说是曲折和变故，只不过是写书写了十年，而出书又等了十年。也就是说，是出书出得慢了些。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我多次回答过了。我打的比方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是我的女儿，十年前就该出嫁了，可没嫁出去。这不怨别人，这怨我。因为我自信优秀的女儿不愁嫁，所以就没有上赶着去找婆家，非得等人家主动上门来求亲才算。于是一等等了十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这书。我相信命，我认为这是个缘分问题。

如今，二月河因身体原因不再创作长篇小说。(资料图片)

二月河当兵时，已是“大龄青年”。

多年不变的板寸发型，普通的条纹衬衫，让67岁的著名作家二月河看起来像是一位“老兵”。昨日，这位有着11年军龄的“老兵”来汉，与武汉军械士官学校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学子交流。光脚穿皮鞋、河南普通话充满乡土气息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逗得学子们大笑，由此充分验证了这位作家既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位称职的“导师”。

昨日，二月河谈创作经历时幽默地说：“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不惑之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他用了“力气、才气、运气”总结成名路。

因小学、初中、高中，二月河均留过级，到他1968年当兵时，已经成了一名“大龄青年”。

11年的军营生活，挖煤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低谷”：“当时好像就在锅的锅底，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向外冲。”这对他后来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军人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不退缩的品质”，都影响着他的创作。

不惑之年涉足文学的二月河，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写完成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当时穷，没钱买电扇，晚上写作时为防蚊子咬，穿着裤子双腿泡在水桶里，胳膊上用毛巾裹着。”

凌晨3时睡觉，早上7时30分就要起床踩着自行车去上班，他路上只能买个烧饼当早餐，然后到办公室里再喝点开水。

“文学已经边缘化”——— 很多人这么说。以世界的眼光看，文学不在社会关心的中心，很正常；但以中国的实情看，文学如此冷清，很不正常，因为，世上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的专业作家，没一个地方有中国那么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报纸杂志。那么，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中国文学，究竟哪里出了错？

在我看来，一个最重大原因：中国文学的主流努力不到位，大方向上出了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篇处女作，写的是当年知青的插队生活。小说没故事，只有场景、氛围、情绪。不能说这小说没缺点，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篇有特色、有味道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即使因为类型，也应该存在，这样的类型，当时几乎不见。然而，小说投了两年稿，怎么都投不中。两年后，一家名牌杂志的编辑总算把我找了去，好心地给了我一个忠告，劝我写一些改革题材的小说。那时，中国最时兴的，就是反映改革的小说。后来，我试了，写了几篇，一败涂地，至今想到都反胃。

文学是极其讲究个性的。作家与作家彼此兴趣不同、关注点不同、兴奋点不同、引起创作冲动的对象也不同。舍弃不同，就是舍弃个性、舍弃天分，就没有真正的佳作可谈。人有所长也有所短。写好作品最重要一点，就是扬长避短。我们的文坛，老是不断发出“指令”，要求作家们这样写那样写，反映这反映那，且一旦“要求”起来，所有机构都跟着要求，媒体声音、领导指示、报刊精神、编辑意见、社会舆论，全都保持格外的一致。客观上，如此给作家规划的路、打开的门，太过狭隘，太过单调，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扼杀作家身上的优秀，使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优秀作品，露头的机会都难有，更谈不上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个人天分的最高点上尽情挥洒。

再举个例子。我曾对两部作品表示过欣赏。一部写出了人间真情，写得朴素、实在、真切，透出股山脉土地般憨厚的动人之力；这份真情与温暖，是生命在这世上的共同渴望。另一部进入了精神领域，省却铺垫，直取事件核心，写的是这个核的投射，于人一生一世的影响，写出了沉沉浓浓绕梁不散的氛围和感觉。

意外的是，我所欣赏的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本人，不同程度上都表示了对这两部作品的不以为然。固然，其中有着常人意欲扩大自己优秀范围的企愿。但是，读了他们更多作品后，我发觉，这两部小说，确实代表不了他们。遗憾的是，被他们自我“欣赏”、确也受到广泛关注、称道的那些，我却读得不以为然。那些小说，有的追求故事性，有的跌入了政治、社会、时尚的口袋，有的着力书写的是性的绚丽与刺激，其中没有让我触摸到足够我激动、欢喜、满足的文学元素，不管是着眼点、用力点，思维方式、表现技法、情感的深度与厚度，还是隐藏其中的文学的玩味、体味、韵味、品味，与我所欣赏的那两部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很多作家，本身拥有极好的文学素质，一些作品确已闪出耀眼光芒，他们的文学前景本该极其辉煌，但可惜，他们并没重视自身真正的文学能力，最终的努力，偏离了文学本质，加入了文坛的“主流”。当文坛一而再再而三的号召提倡，吸引聚拢越来越多的人，且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获得“成功”，大量作家，在这样的“主流”、“趋向”面前开始动摇，开始混乱，开始看不清文学的魂，怀疑、或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初衷、忽视或不得不忽视自己真正的文学财富，潜移默化中，他们将文坛的崇尚与时髦当成了自己的追求。

众多文坛的号召提倡中，对中国文学的创作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对表现大历史、大文化、大政治、大民族、大时代的大作品的大呼吁。大，几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永恒的等待、永恒的心病，成了大多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仰望。

不是没人合适写“大”作品，但肯定不是作家都合适写所谓的“大”作品。一万作家中，合适的几率恐怕不到百分之一，只是百分之零点一、甚至零点零零一。光从几率看，就足以看出这样一概而论的对大作品的呼唤的愚不可及。

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心中有份对人对事的感受想表达。文学本以反映生活为宗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所有学科，因天然地存在于生活中而天然地存在于作品中；但是，文学作品中，对它们的注重、要求一旦超过了文学，那么产生的作品就不再是文学，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而存在的价值。

所谓大历史、大政治、大社会、大时代类的所谓大作品的存在，大多产生在文化归类还不明确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中，一切文化人的思考都可纳入小说，且那时的小说，也以如此表现自己的丰厚、宏大为骄傲。今天，那样的时代背景已不复存在，文学已不可能越俎代庖在他人的领域取得超过他人的成就。再以《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形式写小说，已不再成为需要，不可能再被广泛接受。还有一点更重要：作为文学的小说之“大”，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社会、时代面的展示之“大”；当代文学开始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生活、社会的联系，非常实在，是以极其个体化的形式表现的；也只有个体与生活与社会的链接才最直接、最贴肉，最具说服、感染力，最具永恒的文学性。这也是《情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之类作品饱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长期以来，“宏大叙事”作为一个字眼，于中国文坛超额显示了居高临下的雄性统治风采。不知生活中多少人真的具有宏大胸怀与视眼，不知多少人是因“宏大”而写作的。感觉中，“宏大叙述”就像一个注射了大量雄性激素的太监的叫喊，响亮尖利，但还是无法解决底气问题、根子上的问题。“宏大叙事”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吗？对不起，“宏大叙事”仅仅是姿态，是作家可以摆出的多种姿态中的一种，与文学作品的优劣完全无关。文学叙事可以很大，可以很不大。宏大的小说可以很差，不宏大的小说也可以很好。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企图摆出“宏大”姿态的分文不值的小说，也看到了太多格外出色却完全不“宏大”的小说。文学作品，好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写得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在立意高度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太多时间。这样的追逐导致的重大危害是，一些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因此养成一个习惯，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意义”、“高度”出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出发，削足适履，为自己的作品打造人和生活。毫无疑问，过于理性而缺乏感性缺乏真情实意写出的作品，打造出的人和生活，一定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成分，不同程度上脱离生活，是读者不能走近，不被吸引、不被打动的。然而，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们的评论界忘记了应该扮演的角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用等于、大于作家的百倍努力，端着放大镜，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寻找哲学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等等所有能够站到“崇高”、“伟大”旗帜下的意义，哪怕只是相似，只有蛛丝马迹的挂钩可能，立刻将之提取，然后用文学所最痛恨的没有一点文采的语言，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往大处高处使劲地拼命地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大家目瞪口呆，说得包括作家也不得不仰起头。于是，一个非良性的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作家

作家无眠状态：9

焦虑指数：9　　　　

夜凉如水，一盏孤灯，稿纸上沙沙作响，文思如泉涌，当然现在不少都换成了敲击键盘的嗒嗒声。白天市井的喧腾和杂乱容易使心气浮躁，因此他们普遍认为晚上较为安静，利于思考。

记者

记者无眠状态：8

焦虑指数：10　　

干记者的就是劳碌命，此话不假。若是遇上诸如赛事、电影节，那晚上就更不能休息，常常是半夜三更随时关注大洋彼岸的一举一动，白天又要及时整理得来的第一手消息，往往几宿下来熬得双眼通红胡碴飞长，仍要马不停蹄地工作。

演员

演员无眠状态：9

焦虑指数：9　

对于演员来说，朝九晚五的上班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通常连续十几天为赶拍戏进度睡不饱觉，有时，不仅要在夜晚赶拍“夜景”，在晚上补拍白天的戏份也常有之。

马原画作《老婆是个狗东西》。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与马原谈话是一件比想象中简单的事情，他没把自己当作公众人物，并不拿起架子。只是对谈时，他心思倏忽间就飘走了，开始在空中指点划写，默念某个汉字。

他坐在沙发里，眼看手指的划写，然后猛醒一下。“我从少年时期写小说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定。我知道小说有训诫的作用，但我不会去这么做，”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个现象论者，只说表，不说里。”

然后分神，继续在空气里写字。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马原对形式和表象的迷恋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等。这给他带来了名誉、粉丝，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待遇。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和他的理想不再是一回事，同行和朋友纷纷进入主流以后，他停笔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断尝试在小说上自我突破，始终失败。

作家孙钥洋

蒋方舟

22日，作家孙钥洋在微博上公开向80后女作家蒋方舟示爱，甚至许诺“只要蒋方舟肯嫁给我，参与转发的一人送现金2000元。”这条微博随即被疯狂转发，截至下午4点，转发量已超过10万次。当事人蒋方舟在接受天府早报记者采访时很无奈，“有种躺着中枪的感觉。”

送现金有企业赞助

孙钥洋在微博中这样写道：“直接送现金了！我向蒋方舟微博求爱，只要蒋方舟肯嫁给我，参与转发的一人送现金2000元。有企业赞助，现场派发，绝不食言。”这等“好事”引来不少网友围观，一些网友直言自己就是为钱而去，“哥们儿太佩服你了！希望你成功。不过，那2000元什么时候到账？”

截至昨日下午4点，这条微博转发超过了10万次，评论接近3万条。有网友算了一笔账，若是每人发2000元，10万次转发，那就是2亿元！网友Rainsusan说：“转了109534次了，要答应也不会选在现在，谁愿意自己老公背这么大笔债啊！”留言里，还有不少网友“起哄”，希望蒋方舟嫁给博主，“嫁了吧，让我也体验体验中奖的感觉。”

要用玫瑰包围清华大学

孙钥洋，微博的认证身份是作家。天府早报记者昨日通过网络上搜索发现，1975年出生的他是黑龙江省作协成员，曾出版过系列畅销书《狼性征服：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而据媒体报道，孙钥洋曾指《金陵十三钗》的剧本严重抄袭了他的剧本《风尘十三侠女》，而在方舟子和韩寒“大战”期间，他曾在微博里向韩寒宣战，提出要和韩寒比赛现场写文章。

至于为何要在微博上对蒋方舟示爱，孙钥洋在微博上解释说：“古今才华横溢又倾国倾城的才女，只有卓文君和蒋方舟两人，我做定当代的司马相如了。”而这，或许还只是“求爱”的第一步，他还在微博中说：“接下来我还会采用更加疯狂地行动，我要用玫瑰花包围清华大学，直到蒋方舟答应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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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特别无聊的炒作

昨日，天府早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蒋方舟，“我早上已经看到了微博，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谁。”蒋方舟说，自己有种“躺着中枪的感觉”。

是否感觉被人借势炒作？蒋方舟表示，“是有这样的嫌疑，所以不打算做任何回应。”她说，“一唱一和，反而会让对方觉得有互动。”至于孙钥洋在微博上提及会“送花”到清华，蒋方舟认为应该不会，他只是说说罢了，“我不太希望再去扩大这件事，我觉得特别无聊。”蒋方舟表示，此事暂时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希望这件事就此罢休。”

小说家马原

马原，小说家，1953年出生于辽宁锦州。当过农民、钳工。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等。曾是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

2012年第2期的《收获》杂志，马原备受关注的新长篇《牛鬼蛇神》终于面世了。时隔20多年，马原再次以作家的身份回归。新作有什么新的气象和突破？他的“小说已死”言论曾引起惊叹一片，如今他还这样认为吗？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昨日，在接受专访时，马原一一给出他的答案。

谈新作 更感兴趣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新京报：听说《牛鬼蛇神》这部小说源于3年前你与格非在北京的一次会谈，他说你要是再写小说，会看到比原来大得多的世界。

马原：因为生病了以后，我突然变得特别关心人在宇宙的位置问题，包括人与动物的关系，人和昆虫的关系，人和植物的关系，甚至是人和鬼的关系。我和格非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相关内容。

新京报：你在写作时感受到了格非说的这种气象吗？

马原：感受到了，我这个小说基本上没有对手戏，很多内容都是在描述，就像我刚刚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人和传奇的关系。而不是惯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鸡鸣狗盗、争权夺利、爱恨情仇。

新京报：小说里涵盖了北京、西藏、海南等几个主要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是否为你描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一些便利？

马原：人总是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行动、伸展或者是描述它。这几个地方都是我曾长时间居住过的地方，所以可能会有地域因素。

但是，比如我小说里写到的海南的吊罗山，如果把它换成菲律宾的某一座山，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从纬度，从动植物的分布，从气候上来讲，它们都是相似的。其实我的故事并没有过分展开当代生活，也没有时代的明显印记，所以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我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些和人并置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谈写作 我从没得过哪怕最低级别的官方认同

新京报：牛鬼指的是李德胜，蛇神指的是大元，除此以外，这个题目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比如说小说里大元在西藏感受到的神境或是李德胜在海南与各种妖鬼打的交道？

马原：因为我不可能写一部小说叫做《鬼神》，正好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牛鬼蛇神，把这两部分都容纳其中了。我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涉及神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涉及鬼的。这两个和人紧密相关的存在，我无法找到更好的方式做标题表达，因此就借用了成语牛鬼蛇神，刚好我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牛属，一个是蛇属，或者你也可以说我很主观、很强制地把牛属放到了李德胜的身上，让他做牛鬼，把蛇属放到了大元的身上，让他做蛇神。这个怎么理解都不是问题。

新京报：故事里的李德胜和大元是在大串联里认识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

马原：我想写的是有很深渊源的两个人，但我这一代人能寻求的最久的渊源大概就只能回溯到大串联这个节点上。其他时间这件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东北的男孩大概只能在那个时候才会和一个海南岛的男孩形成渊源。而且我也很喜欢故事中男孩初入世的那个年龄，大元13岁，李德胜17岁，这两个年龄我认为是个蛮有趣的节点。总而言之，让他们渊源更久一点是我的初衷，让两个人的命运纠缠整整一生。故事完成的节点是2011年，就是说他们相识整整45年，45年对于人生而言应该是一个绝对漫长的时间段。

新京报：对大串联的书写你更多是站在孩童的角度，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是欢乐更多的，选择这样的书写角度，是有意去避开那个后世反省的角度吗？

马原：我没有批判，因为个人之于历史经常不是那么清晰的，所以无论是大元还是李德胜，他们对于历史的介入，仅仅是从个人的角度，不具备普遍性，不算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对现实批判有热情的小说家，这个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小说不能被官方认可的主要原因吧。我写作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我从没得过哪怕最低级别的官方认同。我不是恩格斯的文学信徒，恩格斯给文学的定义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写了一辈子，但我没有塑造过一个这样的人物。

谈时间 二三十年意味着物是人非

新京报：在你这部小说中，把以前的一些小说片段都拷贝过来了，比如《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死亡的诗意》、《西海无帆船》、《冈底斯的诱惑》，这是为什么？

马原：这是为了在这部小说中吸纳我一生中与神相关的片段。因为在写一篇小说时，我不能把我生命中很多与神相遇，真正展示了神奇、神迹的点都融合进来，我只能借助我以前小说的那些展示神奇、神迹的片段吸纳到一起，它们成了我在这部小说中写神的素材。我不能凭空一下创作出那么多的神奇、神迹来。我的故事的主题就是人、鬼、神，在这三者之间，我写的最多的可能是神。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这部小说，说它是与你20年前作品的无缝衔接。

马原：我喜欢这个说法，因为20年以前那么多人喜欢马原的小说，要是能接上20年以前的话，有机会重新被曾经的读者和新的读者接受，这对写作者来说是个多大的荣幸啊。

新京报：你不觉得20年后你的小说应该会更成熟，有更多新的东西吗？

马原：一个作家写得最好的时候，不是在他老年的时候，他的经验更多，更成熟，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应该是他想象力最丰富，最有激情的年龄段当中。没有哪个作家是例外，如果一个作家放下了写作，在20年之后，还能像20年以前，看不出缝隙，那这应该是这个作家莫大的幸运。因为20年前的读者可能早就离你远去了。对一个作家来说，二三十年意味着物是人非，他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

“写一个中篇都不够请人吃一顿饭。”这是去年凭借《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刘醒龙在国新办举行的茅奖获奖作家发布会上的讲话。今日上午，他将在由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家讲堂”中主讲。昨日，这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料冠军”在长沙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稿费关系着文学的尊严，而作品获奖，也是为进一步提供平台。

稿酬提高关键要经费到位

出生在湖北黄冈（现团风县）的刘醒龙说，最早来湖南，到了韶山，不用票就买到了“八块五”一斤的茅台，坐火车回武汉时，绑在车上的茅台“一路晃，一路香”,让他至今难忘。第一次到长沙，被长沙菜肴辣得“苦不堪言”。而另一次来长沙，是潇湘电影决定将他的小说《凤凰琴》改编成电影。

对于呼吁稿酬涨价的问题，他算了一笔账：“现在的稿酬是30-100元每千字，而实际上各地都是按最低标准算的稿酬，每千字才40到50元，能到100元的微乎其微。”他说，“对于一个每年能写6个中篇的作家来说（已经算相当高产），一个中篇稿费是2000元，平均下来就是一个月收入1000元，收入低得连小工都不如。”而相比于工资、赋税等等标准不断在调整，多年来稿酬标准并未提高，“我听前辈们说，上世纪50年代写一个中篇能在北京买一处房子，文学艺术贬值也不至于贬值到这个程度。”

“调稿酬是当务之急，而光有标准，调到300-1000元每千字，经费不到位，也可能发不起稿费。稿费的多和少关系到文学的尊严，在本质上，是社会对于文学价值的认定。”他举例说，自己的稿子被某副刊刊发，寄给自己15元稿费，“我觉得这点稿费，很丑。”

好好写微博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对于日益发展的多种媒体工具，刘醒龙表示自己并不排斥，相反，他还是新浪博客的“元老”，2009年还开通了微博。“刚开始我还挺感兴趣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里面有很多骂人的‘幽灵’，生生地剥夺了兴趣。”他表示，微博是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考量，被很多人当做发泄的窗口。“我的微博不起哄，很严肃的。一条微博才140字，如果好好写，坚持一年，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除了微博和博客外，他的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改编成电影《背靠背脸对脸》）相继被改编为电影。而对于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多媒体的发展是否会让作家“浮躁”和“无灵魂”的问题，刘醒龙表示：“我不认为用灵魂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只是说恐怕读者没有发现，没有读到。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个大问题。现代人注重休闲娱乐，不过这种现象也是过渡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迟早会认识到，生命有限，除了休闲也该做更多，即便做不了，也可以通过阅读来了解得更多。”他相信，现在“文学的淡出”就如同季节交替，“无论如何，人类传承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新媒体再发达，表达方式再生动，都不如文字表达的深入。”

下一部小说和都市有关

刘醒龙的作品，一直在关注“小人物”，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写的就是民办教师。他也被很多读者认为是“底层作家”。“我对底层的情感非常深。”他拉开自己的格子衬衫，向记者示意自己的脖根处有一条疤痕，“1973年我从高中毕业，就到当时县里的阀门厂工作，工作中滚烫的铁屑掉出来，正好溅到我身上，顿时都能闻到肉香。”

“文学当中，你见过几个‘大人物’？日常生活中，你又见过几件‘伟大’的事情呢？”刘醒龙说，自己正在写的新作品和都市生活有关，时间跨度几十年，预计于2013年出版。

本月初，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这一拨“中间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提出“中间代”这个概念有什么必要？我们来听听身为“中间代”作家之一的曹寇先生的观点。

确实如此，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在市场份额上，他们不及80后明星作家的一个零头。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文学成就”，也不够时尚，大多是图书市场的赔钱货。

因为这一概念涉及本人，我不便对自己提出辩护，更无意“申冤”。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还颇为认可上述这种文学市面上的、显得十分粗暴的认知———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受众那里，70后的作品均可有可无。事实上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文学利益分配问题之考量。言下之意不外乎，相比于60、80后，70后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故有“突围”一说。

在我看来，70后这一代人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70后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被视为跟随和协从，一如少年斗殴场景中大哥和小弟的形象。

60后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水准，也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可谓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兄长纷纷抛出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加之50后正值文学壮年（一如现今的60后），在整个国家被市场主义吞没之前，他们基本消费完了人们对纯文学的热情。就算后来纯文学的市场边缘化了、小众化了，他们的余热仍然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对于70后这些弟弟来说，所能享受到的文学利益之贫瘠毋庸置疑，可谓空气稀薄、营养不良。

其实有一点不可遗忘，70后也曾闪亮登场过。不过，因为一片基于政治和道德等各种因素的骂声，诸如“私人写作”，诸如“身体写作”，诸如“下半身”等罪名……这些“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转瞬即逝。硕果仅存者大概也就是安妮宝贝和若干以书写校园青春和都市情感的流行作家了。换言之，70后最初是以“美女作家”（《上海宝贝》）和“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进入文学视界的，它们的“低级”迄今仍像饭后油渍一样残存于文学判官们撇着的嘴角。也可能正是因此，对70后的失望情绪构成了对70后的基本无视，长期被遮蔽由此而生。如果说70后确实迄今没有创作出值得信任的好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理解为：人们究竟有没有无论骡马把他们拉出来遛遛然后去阅读他们的兴趣或勇气？我想正基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才带有某种怒气横空出世，虽然它并不新鲜（诗人安琪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南京作家李樯和朱庆和也办过名为《中间》的民刊），但此时抛出，大肆渲染，既体现了提出者的文学嗅觉和商业头脑，亦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一“时”又是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市场主义的泛滥和时代进程的加速度，促成了急需换代的迫切愿望。80后就是在此环境下现身，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到了蛋糕那最大的一块。不要说70后了，连“霸占”文学利益多年的50、60后都感到利益受损而纷纷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说，80后的迅速蹿红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并非是针对70后的换代，而是直接代谢掉50、60后，70后作为60后的弟弟，不仅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简直不足道哉。文学批评家张柠多次强调70后作家过早衰老，我认为一方面是70后长期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如病退的老公务员（50、60后则属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囿于张先生对70后的阅读还显局限。如前所知，这并非张柠存在蓄意遗漏，而是可呈现的70后作品是那么有限———即便有中间代概念的一声巨响，本人对未来也并不乐观。

然而生机也正暗藏此处。70后无论在文学判官那儿还是在图书市场里的全面溃败，已致使其中部分人开始全面抛弃这两块土壤，他们通过不同行业的工作渐已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文学作为他们隐秘的欲望，渐次成为青灯黄卷，来自世俗事务的经验和收入保证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精神活动。换言之，既然写作养不活他们，那么少数保持文学热情的顽固分子，不同层次的生活现场（地气）却滋养了他们相对纯粹的写作。在“文学青年———成名成家”这条类似科举制度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中，他们彻底成为了局外人，我认为却更有可能深入了文学的核心部位。与其说他们被中国文学抛弃，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的民间力量，抛弃了腐朽平庸的文学官衙和名利比拼。鉴于官方和市场的浮华和浅薄，我倒觉得他们的真诚势必成为每况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希望。

此番抛出中间代，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新世纪十年来80后明星作家所提供的文字产品的销量业已回落。少年明星们的粉丝已然长大，而偶像却“青春常在”，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偶像幻想嬗变，却又贻笑大方、丑态百出。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对于文学新贵都虚位以待。恰逢其时，盖此谓也。

不过，此番中间代的一时喧嚣，并不意味着70后会被另眼相看，恰恰相反，需要警惕的是，它也可能成为新一轮遮蔽的开始。就我所知，不仅70后这一群体，被遮蔽的80后作家同样众多。一群人遮蔽另一群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从文学理想上而言，再考之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被宣扬未必就不是坏事，被遮蔽未尝就不是好事。作为此番中间代概念的“受益者”，我作如上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