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

——从讲话精神看当下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旷世力作。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的文化创作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经典与大家，是衡量一个国家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准。今天，人们置身丰富至极的文学作品中，却有些四顾茫然：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一方面文艺作品名类繁多、创作踊跃，长篇小说创作甚至呈井喷之势，但另一方面提供给读者、观众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能够震撼心灵、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更是缺乏。同时，随着一些文艺大家的先后辞世，人们在感叹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近年来虽然涌现一批年轻的优秀文艺人才，但他们尚不足以担当重任。

1949年至1966年，全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二百多种，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书目就达千种，加上网络上的新作，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作品，有多少能够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作品那样家喻户晓？著名作家王蒙说：“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

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伟大作品有几个标准：第一，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第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第三，要影响深远，不是一部电影一时轰动取得高票房然后就完了，也不是一幅画卖得好价钱就行了，“你问老百姓，近年对哪幅美术作品印象深刻？基本上没有一部作品，老百姓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卖高价画家的名字。”

冯骥才说，如果一部作品，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国家灵魂的凝聚力，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创新力的表现，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仰视的、崇敬的对象，“那最后它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浮躁的“文艺生态”下能诞生经典名家吗？

文艺界人士在分析阻碍经典大家诞生的客观原因时表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文艺界同样出现“GDP至上”，助长拜金主义与浮躁之风；网络等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冲击严重，年轻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兴趣发生较大变化；缺乏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红包评论”等现象正在侵蚀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此外，文艺创作中的“官本位”等弊病依然存在，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文化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性。

来自于网络、影视传媒等的冲击，使今天的文学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全国同读一本书”的盛况已很难发生，传统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分流严重。《萌芽》主编赵长天说，以年轻读者为主的《萌芽》受的冲击尤其大，年轻人都到网上去看小说了。

不少人对文艺界“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现象忧心忡忡，“码洋至上”、“收视率至上”、“上座率至上”，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哪怕庸俗、低俗、媚俗，也不遗余力炒作，这样势必造成文艺生产中“劣币驱逐良币”。

上海作家丁宝德经过长达13年的深入生活与艰苦写作，完成90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家故事》，将人的命运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既感人肺腑，又昂扬向上。但是这部作品被全国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原因是“现在市场不看好工人题材”。丁宝德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后，是思想与艺术的贫乏，正在蚕食我们健康的文化，使我们的价值观和正常的审美情趣发生可怕逆转。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近年来积极倡导“科学出版观”，他说：一些出版社编辑缺乏鉴赏力，要么重版经典，要么追捧已成名作家，“希望每出一本书都赚钱的心态，其实害了出版界。”

不接地气，出何大作？

文学界人士认为，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经典、大家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创作生态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文艺创作的心态问题，比较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创作理念混乱，价值观缺失，甚至人格萎缩；创作态度浮躁，缺少虔诚，或高高在上，或闭门造车，生活积累少；个人素养不足，缺乏观察世界的胸怀，即使艺术表现能力高超，也因为缺乏思想深度而无法成为精品力作。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王纪人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涌现出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这些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又有海外留学经历，一些大作家同时还是翻译家，因此他们既有中国情怀，又有世界眼光，当前的中国作家群里很难找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认为，现在作家辈出，但难见大家，首先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或宽阔的胸怀，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体验社会的方式不对，此外，有些作家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

不少人忧心忡忡：“快餐文化”“娱乐至上”正在侵蚀作家，传统文学赖以生存和吸引读者的重要审美原则正被消解或颠覆。

何建明说，与前辈作家相比，今天一些作家在创作动机、态度和方法上都出现了异变，“一些作家以为在家里看看网络、报纸，加上自己的‘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时代、了解生活，其实，这样只是过着‘二手’、‘三手’的生活。作家一定要贴近生活‘接地气’。”(记者肖春飞、刘旸辉、孙丽萍)

中新社惠州5月27日电 (张量 康孝娟 邱宏伟)“官员写诗”可谓是中国文坛的独特现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崇文之风从未断绝，同时，社会上对“官员写诗”一直以来也颇多争议。26日至27日在广东惠州市举行的中华诗词高端研讨会上，文坛名家却认为，历来好诗多出自“非专业”诗人之手，并且乐见官员、公务员写诗的现象出现。

当今中国诗坛，新诗与旧诗各行其道，官员中写新诗的，以温家宝和李肇星最具代表，而写旧诗的，则更是多不胜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指出，旧体诗词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等老革命家十分喜好旧体诗词的创作，并以他们的旧形式、新内容的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鼓舞和激励着许多旧体诗词的作者，如今，全国上下写旧体诗的作者，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和民众，人数多不胜数，中国诗词学会拥有会员19000之众，就是一个证明。

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忽培元介绍，早在1941年，延安就诞生了一个以写古体诗词为主的团体，叫“怀安诗社”。据说是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一次文人雅集时倡议成立的。其中有不少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民主人士，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被尊称为“怀安诸老”。

在此次研讨会上发布自己第二本诗词集《颖川诗草》的陈文玲女士，正是官员写古诗的典型。作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著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在短短两年的时间接连推出两部高质量的诗词集，诗词创作几乎伴随她赴全国各地考察的脚步，产量和质量都是官员诗人中罕见的。其中更有不少对最新时事的关注，如上海世博会、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等，提供了独到视角，并对新题材与旧诗体的融合进行了有益尝试。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对此指出，事实上，公务员特别是在国家高层机关担负高级或重要职务的公务员，由于其社会视点高，宏观信息量大，一旦突破了诗词技术层面的困扰，他们在诗词创作尤其是主旋律诗词创作上，就会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诗作《抗洪十首》、《抗雪十首》、《抗震十首》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此前，社会上也曾对官员写诗、官员作家获大奖有不少非议。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媒体说某个地方的纪委书记写了一首诗，结果给某某机构评了奖，我说你可以讨论这个诗写得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当官的不能写诗，那么做官的写诗有什么好处呢？公务之余能写诗，在公务的时候，你有情感，转化为亲民，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我主张干部要写诗。”

忽培元也指出，中华诗词的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凝聚了民族心灵，也支撑着民族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体诗词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血液，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是万万不可断代和失去传承的。从这一点来讲，公务员写诗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说，诗词界的人没有什么专业诗人，都是业余写诗词，这大概是传统，屈原也不是专业诗人。

著名作家蒋子龙指出，现在好的诗词依然产生于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而非专业的学者、作家。

凭借《国家订单》一举夺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打工作家王十月破格进入了广东省作协的行列，享受副高待遇。虽然离开了流水线、“握手楼”，但王十月的笔触并没有改变，他说，作品的灵魂与生命来自于人民，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细看《国家订单》中的人物，无论是从打工者成长起来的“小老板”，还是其他各式各样生存状态的打工者，都是王十月二十多年打工生涯中熟悉的面孔。“是我的朋友、亲人、工友，或者是我。”透过这些底层的打工者，他想告诉读者在全球化无孔不入的年代，每个人对自己命运的苍白感。

15岁的王十月从穷山村来到了珠三角，卷入了打工的洪流。重复的操作，高强度的负荷，都让这个满怀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倍感压抑，而文学成为了他抒发的途径。于是，在机器声轰鸣的印刷车间，王十月在“公家”的印纸板背面偷偷写着打工者的故事，从一个个打工者的遭遇思索着人生。虽然如今的王十月生活已不复当初的窘迫，但他仍然将自己的根扎在基层与群众当中。他说，现在的文坛在商业化的侵袭之下，很多作家放弃了写作的原则，忘记了文以载道的担当，泯没于码字挣钱的逐利行为当中，但这样的作品没有灵魂，不能发人深省、引人共鸣。

美女作家刘闻雯

近日，在某卫视节目中，微博中贴有“作家，湖北作协会员，足球宝贝，体育娱乐主持人，广告模特，自由撰稿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武汉市委会会员”等认证信息的刘闻雯，回答问题：“请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一句是什么？”时，竟然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答案让人大出意外，主持人提示这两句不是同一首诗词时，20秒的限时内刘闻雯还是无法回答出正确答案。

此事立刻引起网友们的众议纷纭。歌戈鱼虞说：“现在凭一张脸就能进作协了？还是现在的作家基本的文学常识都不用有了？”这条微博评论迅速被转发上千次！更有微博网友调侃：“看来真是一江‘作家’向东流啦！”

刘闻雯也不予示弱，以“不读书论”为自己开脱，宣称“向那些生活在条框中的封建残余思想继承者们宣战”，甚至在微博上爆粗口。有网友因此质疑：“现在凭一张脸就能进作协了？”

“美女作家”爆粗口是一个偶发事件？或暴露了一种普遍的倾向？甚至是一次炒作？

佘宗明:

答错名句 无可厚责

这场对垒，极易失焦：舆论的聚焦点，动辄脱离“答错名句”本身，转向对作家群像的概全式评判，抑或作家门槛上来。这般虚蹈宏大的阐释，本就不大靠谱。到头来，或许又是一场“无聊的不虞之毁”。

平心而论，答错名句，无可厚责。你的“文学常识”，未必是我的专攻。不能熟记名句，也不意味肚子里没墨水。作家能“坐在浴缸里横渡大西洋”，也可“把死记硬背的统统格式化”。强求作家都“博闻强识”，牢记名句，是固守“完人逻辑”不放；在知识积累上“以己度人”，也难逃“学识绑架”之嫌。

再者，聚光灯下，临场发挥好坏，与心理素质攸关。紧张之下，知识储存再多，也难免“暂时性遗忘”。就像我们应试时，容易“头脑突然一片空白”一样。咱又不是复读机，摁下“记忆按钮”，就能一字不落地背诵。

在此情情境下，炮轰刘闻雯“犯常识性错误”，有些苛刻。丫又不是“百度”，凭啥要把名句当爱情密语，铭刻于心？作家的身份符号，固然该承接起“高智识”的期许，可他们的履历层次，总不能任由他者设计。更何况，在头衔通胀的当下，我们把“作家含量几何”编入“十万个为什么”，也颇为不宜。

质疑归质疑，在解构通行的年代，这是公众人物避不开的“路障”。刘闻雯的多面身份———模特、主持、作家等，难免跟潜规则搅在一起，衍生出“凭一张脸通吃”的负面想象。而背不出名句的“低级失误”，引发学识不厚的猜疑，也难以避免。此时，没有颗“大心脏”，显然没法在江湖漂。

很可惜，刘同学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连串脏口，将网民诟病“火上浇油”，也坐实“素质欠奉”的论调。不恭之辞，跟某滑稽演员的“骂人秀”有得拼。这下可好，口诛笔伐升级。骂战还祸及作家群体，刘闻雯的“无知”，仿佛升级成“文学式微”的注脚。

滨兵:

“爆粗口”可能

是一种炒作

作家在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心目中是神圣的，能够成为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不仅其作品让人敬仰，而且其人品和学问更让人高看，不过，那只是以前的“作家”，也仅限于大作家。现在只要能够加入到作家协会，也就能够自称为“作家”了，更可以自诩为“著名作家”了。

刘闻雯长得很漂亮，但在学问方面却实在不敢恭维，连小学生都答得出来的名句，她竟然不知道，这显然不能用“紧张”两个字来解释，真的答不出来，当然也没有什么，但却用“爆粗口”来回应网友的质疑，却有失作家身份，也有失文明人的身份。很难想象，一个美女“爆粗口”的猥琐情态。

是否作家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你能够写出一部让读得赞不绝口的作品，哪怕你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也是公认的作家，如《飘》的作者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她惟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便成了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你能说她不是作家吗？可刘闻雯据说出版了两部作品，但似乎并不出名，显然与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差距很大。

不必计较于刘闻雯的作家身份，无妨看看其作品是否够格。或许刘闻雯故意答不出名句或是“爆粗口”都是一种炒作，可能我们都上当了。

作家速成也必速朽

关东客:

作家速成也必速朽

如果单凭对不上一句唐诗就完全否定刘闻雯，将其一棒子打死，当然有失公允。但我却不得不说，如今的作家无论是阅历还是知识储备上都无法与老一辈的作家们相提并论。过去要想成为一名作家，可能需要写上10年、20年，需要有自己风格的代表作品才能成功。可现在呢，只要你会码字，阿猫阿狗都可以称为作家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公众质疑的不只是刘闻雯一人，而是整个中国作家群体的素质和水平。

刘闻雯称，最好的作家其实不爱看书，全靠天赋。相信持有这样心态的作家并非还有刘闻雯一人。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又有几个仅凭天赋就能成功呢？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虽然现在作家的地位大不如从前，但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做人的底线。你虽然不能学富五车，可总要比普通人多一些知识储备和文学素养吧。

人人称作家，可真正的作家又有几个？作家要想赢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就应该表现出其“文绉绉”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却没有“酸”起来的资本。孔乙己尚且知道“茴香”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我们的作家为何连一句唐诗名句都记不住呢？作家速成的时代，必定也是一个作家速朽的时代。

姜伯静：

作协竟成“保护伞”

刘闻雯14日做客某网站回答网友提问，宣称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作家，绝不是大家想象的“刘美美”。她说：“我觉得自己称得上作家，不因为别的，因为作品。另外我的作协身份是通过作协审批正规程序而来的。”

看来这位前“足球宝贝”、现任“作家”对自己的“作家”实力还是蛮自信的，想必是她也知道了路金波的力挺———“这个姑娘曾经给我们投过稿，后来还寄了本书到办公室。我翻了几页，倒是比想象的好很多。书里有些句子有才气。足球宝贝出身，这么爱写作，值得嘉奖。而且，这书的广告，得是多有使人取阅的欲望啊。”

虽然之前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刘闻雯究竟是个什么水准的作家，但经过这番折腾，估计记住这个名字的人肯定要翻上不知多少倍。虽然我不敢确定这是否是一种炒作，可路金波等职业出版人的介入和对刘闻雯的认可却让我始终怀疑这场闹剧的“纯洁性”，这多像一场炒作啊！不过我还是很佩服刘闻雯的，在这个“作家”身份越来越贬值的今天，她还敢大张旗鼓地捍卫自己的“作家”身份，真是难能可贵！

作家，在几十年前是何等荣耀的称呼；而作协，曾经又是何等高贵的殿堂。但如今，作协几乎成了衙门，作协里的作家和官僚一样分成了等级森严的三五九等，作协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官员写作、官员获奖、官员出书、作家抄袭以及《大伦书法作品集》、《岁月如诗》这样的权力腐败畸形产物频生等等怪现状让作家和作协的分量大打折扣。一时之间，很多东西寄居到作家的名头上了，作协俨然成了一只寄居蟹。在这样的作协里，这些个作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在为人民写作、在为正义写作、在为读者写作？我很是怀疑。

而刘闻雯竟然把作协当作自己的“保护伞”，把作协当成自己与网友论战的“力量源泉”，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有句经典台词，“其实，我是个演员”，大概刘闻雯也想演出这样的效果。

只需告诉他爱情如何神圣

孩子叛逆

只需让他明白要自己埋单

创作了《淘气包马小跳》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杨红樱和孩子有一条神秘的心灵通道，不然你很难解释，一个为孩子写书的作家，可以在2010年，以2500万元的版税收入，成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首富。

日前，受重庆书城之邀，杨红樱来渝与小朋友举行了见面会，并接受了重庆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很多家长焦头烂额的问题，到了杨红樱那里根本不是问题，因此她顺便给家长支了点招。

和小朋友谈情说爱

爱情是什么？杨红樱说，读过她书的孩子都懂。杨红樱称经常在书里面讲爱情，甚至会塑造一个主人公，为了寻觅爱情历经千辛万苦。这让很多人不解和担心。杨红樱却并不担心孩子“早恋”，甚至不认可这个词，“那种男女之间流露出的好感，是人类的正常情感，是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促进作用的。”杨红樱觉得与其谈爱色变，还不如告诉孩子爱情是什么。杨红樱说，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孩子，爱情是非常珍贵、神圣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得到的，“所以读过我书的孩子们从来不会觉得他们对异性的好感就是爱情，因为他们都还未付出过努力。”

不要事事都为孩子埋单

一旦孩子叛逆，父母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压制。杨红樱不这样，她女儿小学时成绩一直属中游，杨红樱只对女儿说了一句：“考上哪儿是哪儿，反正我不会为你读好学校交一分钱。”这一句话是杨红樱和女儿沟通时最常用的句式，用杨红樱的话说，“凡事你都可以做决定，哪怕这个决定是幼稚的，但我决不为你的决定埋单，自己选择，自己负责。”但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因此输在起跑线上，杨红樱不这么看，她对孩子的标准很低，只要孩子做好人、身体好、品质好，足矣。她的观点和《伤仲永》不谋而合，孩子小时候太过优秀，往往很难成大气。

学会用善意的谎言鼓励孩子

杨红樱至今很感激自己的小学老师，因为是这位老师让她明白鼓励对孩子是多么的重要。杨红樱说到小学三年级，她写“三”都是倒着写，这让她受尽同学的嘲笑。而老师却告诉其他小朋友，“杨红樱之所以写错，是因为她的年龄比你们小一些，等她和你们一样大了，就不会写错了。“杨红樱从此就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我不是笨，我只是比你们小，我很快就长大了，我肯定就不会写错了。”这句“善意的谎言”可以说影响了她的一生。

叶开炮轰语文教材，发现名家作品被篡改和肢解得面目全非

“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需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为此，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于日前发表文章———《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无独有偶，作家叶开也遇到了“标准答案”的尴尬，并认为小学教材中多篇文章是对文学作品的篡改和删减，于是便撰写新书——《对抗语文》。

近日，湖北作协的美女作家刘闻雯在参加节目录制时，将李白诗词“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下句接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引发网友质疑，“现在凭一张脸就能进作协了？”不料，刘闻雯粗口回应网友：“放你全家的屁”，让人大跌眼镜。昨日，记者致电刘闻雯，她表示永远不会对接不上李白诗词道歉，“十年不用的诗词，我没有必要记住。”不过对于粗口骂网友，她表达了歉意，称是委屈之下的一时冲动。

美女作家粗口回击网友质疑

本月10日，号称中国第一足球宝贝的刘闻雯以美女作家身份参加了一期益智类电视答题节目，在回答题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一句时，刘闻雯却给出“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答案，在主持人的提示下，刘闻雯还是无法说出正确答案，只好离场。

该段视频被传到网络，随即引来热议，不少网友对刘闻雯的作协成员身份表示怀疑：“一个作协会员连李白流传千古的诗句都答不上来。现在作协的门槛如此之低了么？”“长得好看就能进作协？”“干爹是谁？”刘闻雯在其微博彪悍回击：“放你全家的屁，你丫把唐诗三百首全背出来听听，SX。”“说我是睡出来的？我接受全国网民的人肉搜索。”

马未都圆场：

错字连篇的作家多着呢

背不出李白的诗，还粗口骂人，此事引起极大关注。李白37代直系后人、歌手李雨儿怒骂道：“当个美女就可以了，何必挂个作家的名头？如《将进酒》般千古名篇都能弄错，老祖先李白怕是气得要爬起来喝闷酒了！”不过，也有网友看得比较淡：“作家就非得会背古诗词吗？何况还在那样一个紧张的场合？”

据京华时报报道，“不幸”卷入此事的湖北省作家协会也出面对此事说明，确认刘闻雯于2011年12月经过湖北省两位省级会员推荐后，严格按照相关程序申请入会，成为该协会成员。对于网友质疑其会员身份，要求开除其会员的说法，工作人员称不会因此事而开除刘闻雯。

13日深夜，收藏专家、作家马未都也诙谐地对此事发表了看法：“我替各方圆个场，足球宝贝不必愤怒，中国诗歌浩如烟海，谁也不可能每句皆知，尤其在众目睽睽的压力下，名句可以不知，只是不要不知还说粗话；湖北作协不必解释，作家说不出子丑寅卯的大有人在，错别字连篇的大作家多着呢，我当编辑时就遇见过……”

刘闻雯拒道歉：

十年不用的诗词没必要记住

昨日下午，记者拨通了刘闻雯的电话。对于接错李白诗句一事，刘闻雯依旧称“我觉得我没错”，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会道歉。当记者问：“有网友质疑，高中生都会的诗句，一个作家竟然答不上来？”刘闻雯满不在乎地说道：“是啊，我高中的时候会啊，高中的时候考我，我答得出来啊！可是我十年不用，我没有必要记住啊！”不过，对于粗口骂人一事，刘闻雯表达了歉意，称这是委屈之下冲动的反应：“明明我是正规渠道进入作协，他们却说我靠脸。”不过，经过几轮和网友的骂战，刘闻雯觉得网友的质疑“有利有弊”，也带给自己思考和反思。昨日，她也通过微博表示：“只有争论才能让我思考并反省，所以感谢所有网友。”有意思的是，当记者问“以后遇到这类事件，会不会更理性，不会爆粗口了吧？”刘闻雯回答：“我不敢保障，只能尽量努力。”昨日，记者也致电刘闻雯的经纪人柳先生，他称刘闻雯是个自我、耿直、豪爽的作家，刘闻雯曾对他解释，自己又不是研究古诗词的，犯错很正常，谁都可能犯错，刘闻雯不道歉，他表示认可和理解。

“如今的文学创作似乎呈现出‘盗墓派’倾向。”日前，作家叶开在复旦大学为创意写作专业学生授课时直言。叶开说，这是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比喻。所谓“盗墓派”，无帮无派，和文学创作的团体、地域无关，和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也不一样，指的是“往后走，不朝前看”的创作风气。他认为如今中国文学创作视野有些狭隘，着重于以往的经验，过分偏爱乡村题材，手法上宏大叙事仍是主流，不够多样性。“盗墓派”，盗的是保守的经验与方法。但这个“古墓”不再是宝藏，反倒成了桎梏。他的这个说法，得到包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楠、副教授王宏图等多位文学研究者的认同。

中国文学缺乏城市经验？

“中国正处在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期，但真正深刻反映当代社会转型或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很少。”叶开说。王宏图则指出，中国文学有着乡村叙事的传统，这与过去长期是农业国有关，也与作家的出身构成有关。很多作家在农村成长，乡村是他们生活元初的印象，于是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写的却是他们成长的地方。

在叶开看来，人类目前的生活是以城市为主题，但中国文学恰恰缺乏城市经验。以人物关系而言，城市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依赖信用制度生存。像《长恨歌》、《兄弟》(下)等很多作品，故事确实发生在城市，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深究下去还是停留在传统熟人社会中。这是一种广义上的乡土模式，并不能体现现代城市的特征。相反，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很明显能看出城市文明的特征，触碰到城市人情感中的柔软处。比如《挪威的森林》第七章结尾，主角渡边去看望阿绿生病的父亲，那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却充满了关怀。他认为所谓的向前向后看，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视野问题。“中国正处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应当参与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家不妨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着眼于更大的人类普遍的经验。总有一些价值和涉及的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环保，不管在好莱坞电影动画里还是在欧美文学中，都是很重要的主题，可惜中国作家很少关注。”

宏大叙事消解多样性？

“现在评奖，获奖作品基本还是宏大叙事类型的，像王小波、王朔这样的写作永远得不了奖。”叶开也直言，“虽有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在宏大叙事边缘进行探索的作品，但依然没有整体摆脱的尝试。”

“中国作家对于宏大叙事情有独钟。”近年来一直给本科生开设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李楠告诉记者，“我感觉中国读者还是比较喜欢听故事的，说历史容易讲故事，像《百家讲坛》最火的都是讲历史故事的。中国文学也一直有着史书传统，拿文学研究来讲，很多学者的目标就是写一部文学史，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多部文学史，但文学史写作还是层出不穷。据我所知，西方文学史的写作其实是很少的。此外，中国作家似乎都有一个心结，要把中国的历史讲出来，或者把自己经历的历史讲出来。”宏大叙事背后固然体现了对历史的重视，但对此叶开也质疑：“我们过于相信历史的逻辑而轻视人的价值。历史是很重要，但我们应该反过来想，历史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王小波的创作很值得注意。他对历史思考的模式是非常现代性的。他小说中的唐朝，充满了缝隙与可质疑性，个人感受与个人理解的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叶开说过分执著于宏大叙事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可能问题不少。而在王宏图看来，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问题，它所包含的面其实很广，只是如果没有发展就容易单一僵化，当下生活的一些特点就很难包容。

“五一”节前，山西作家曹乃谦又“被诺奖”了，这已不是他“差点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次了。

不少媒体都报道了曹乃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复评名单的消息，报道称，来自世界各国的210名入围作家中有20人进入复评，山西作家曹乃谦就名列其中。但很快，作家本人说话了，称其未接到通知或是邀请。相关专家随后辟谣，诺奖和茅盾文学奖不一样，从未有过宣布200名、20名或者5名入围名单的规矩。作家李洱因此为曹乃谦打抱不平：“我与曹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知道曹是个好人、老实人，请不要随便拿老实人开玩笑。”

63岁的曹乃谦说话是山西雁北口音，外表像个地道的“乡巴佬”，他那篇带着浓厚乡土风味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早在几年前就被读者熟知。

其实，曹乃谦跟诺奖扯上关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数年前他就曾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称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作家王蒙也曾在公开场合传递过类似的消息。2005年10月，马悦然还到曹家一叙，结果曹乃谦家的门槛快被媒体踏破了，有报道称“各地记者三更半夜堵在他家门口，熟的不熟的邻里见了他都笑着贺喜”。2008年，甚至还曾出现过一个纯粹搞笑的“新闻”段子，以媒体记者的口吻发出了长篇消息，“报道”了曹乃谦获得了当年诺奖后，来自各方的反应。可以说，曹乃谦隔三差五地总是和诺奖扯上关系，甚至被铁定为中国作家最逼近诺奖的人。时至今日，曹乃谦距诺奖终于“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一次次“被诺奖”之后，曹乃谦不再单纯是一位作家，已然变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个虚幻符号，而且这个虚幻的符号在逐步添加着内容和作料，让一些人一次次获得虚假的满足感。

正是因为这个虚幻符号的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勾连。当然，这个诺奖符号必须由曹乃谦来完成，因为他不是体制内作家，让他来扮演这个角色不用冒太大的风险，更何况他还是个公认的老实人。

但我们不得不说，曹乃谦一次次“被诺奖”，跟那个名叫“中国诺奖情结综合征”的病不无关联。每年10月是诺奖颁奖的日子，中国各方人士对诺奖的关注度比谁都高，谁是获奖者，哪些出版社出过获奖者哪些作品，获奖者是否来过中国……这些话题会被一一细致梳理，就怕漏过一丁点儿细节。很快，读者会发现，即便是从未听说过的获奖者的作品也会很快上市。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已经建构起一个自成体系的链条，媒体、作家、评论家、出版机构、书店，甚至是一些地方官员都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共同体，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上“诺奖情结综合征”并不为过。

“诺奖情结”就像一股暗流，平时看不出丝毫动静，在不经意间它总会露出峥嵘，显示其倔强生存的秘密。而在这个“情结”面前，作家被无情地利用，而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被一点点消减掉。

　　江弱水教授近影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编者按

港台图书一直是大陆出版界、读书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近些年来，受大陆读者追捧的港台作者更是层出不穷。以其地利之便，不少港台作者具有独到的传承、视野、思想，往往能为大陆读者提供别具风格的汉语写作。但潮流滚滚，不免泥沙俱下。最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接连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台湾作家蒋勋的几本图书进行了文本细读式批评，指陈其中许多错误。对于港台图书到底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拿来”态度？

台湾瞎吹大陆乱捧成“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发现蒋勋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蒋勋的作品中存在多处硬伤，但这样的书却在读者中很受欢迎，您认为原因何在？

江弱水：名字听多了，书又印多了，免不了买一本回来看看，一看大吃一惊，所以不辞劳累，写了系列文章，为这样的文字消毒，结果我知道，我伤了蒋勋大师很多粉丝的心。至于蒋勋硬伤累累的演讲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原因我想引用我在台湾大学里的朋友的来信解释一下吧：“蒋勋的东西一向如此，他在台湾的主力读者是不太读书的，偏偏他们很担心自己跟不上，就喜欢去听听蒋勋演讲，教学生买他的书，这样就懂得美了，懂得艺术了。台湾瞎吹大陆乱捧，蒋勋就这样成了美学大师。他是被营销出来的，也许富而好礼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有了蒋勋，证明了国人心中对美和艺术有多向往，纵然那是被歪曲颠倒过的。”

羊城晚报：像蒋勋这样的例子在风行于大陆的港台作品中是个别现象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您的阅读所见，还有哪些港台作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江弱水：不多，也不少，按比例跟大陆比也差不多吧。南怀瑾不也受到很多质疑么，多少荒腔走板的地方啊。还有龙应台。我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看到她说要跳到铁轨上，俯身去听一听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矫情得让人掷书长叹。台湾的文化很成熟，但里面却有不少滥情的因素，动不动就好感动耶。他们东西做得好，可是太爱惜那个好，把这个好放大到了不得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遮蔽。就像我写过一本《陆客台湾》，里面有一篇，讲到以永康街为代表的好与自以为好。永康街是好，但是太恋物，太自恋。我说得很拗口：“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令人不胜低徊，于是自身也有意低徊而不能自已。蔽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不去理会别人的历史现实形成的感受，一种让人讨厌的优等生腔调。但是话说回来，龙应台也没蒋勋那么多硬伤。那就叫她“软伤”吧。

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

羊城晚报：也有观点认为，蒋勋的作品本身就不是学术书，就不该以学术书的规范来要求，您认为呢？

江弱水：普及读物怎么能犯常识性错误呢？说蒋勋的作品是启蒙读物，我不同意，他自己还蒙查查呢！古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能？非学术著作在基本知识的对与错上并没有豁免权。请蒋勋用饱满的错误把大家忽悠到美的历程上，然后你自己摸索一条正路，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择手段吗？先污染，后治理，是不是？

羊城晚报：港台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流行是否与近两年港台地区与内地交流日益增多，大众对“港台”持一定的陌生化想象有关？

江弱水：既然交流日益增多，对港台的陌生化想象就愈发减少。台湾的文学30年来滋养了大陆的无数作者，香港的电影30年来愉悦了大陆的海量观众，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对港台还存在多少神秘感。

羊城晚报：抛开作品本身内容不看，近两年来港台作品在内地受到热捧，是否也与媒体或整个出版界的热炒有关？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弱水：包装，营销，我对粗糙的精神产品的这一类炒作方式不耐也无奈。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你可以这样归咎于读者。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又得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我们出版界的职责。

仍须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相同时期、相同领域、相同体裁）进行比较，港台学者、作家是否优于大陆学者、作家？

江弱水：我没有资格评判。但总体印象是有的。1949年后，前30年流行的作家，港台比大陆优秀得多；后30年流行的作家，各有各精彩。你说的港台许多作家我看过不少，也良莠不齐。蒋勋不说了，蔡澜好在哪里？陶杰的专栏文章切肤甚至入骨，但是内地出版社能给他不加删汰地出版么？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无论是纯文学作品、史学论著还是综合性作品，港台作家受到的禁锢较少，相较之下大陆的作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这是否造成大陆读者认为港台作品优于大陆作家的原因？

江弱水：我不认为存在多少外在的限制，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自律或者内心的禁锢是另一回事。港台学者的史学论著热卖，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吧。我们读港台作家，大抵上都是想了解对同样一个对象，用另外一种视角会怎么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提供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叙述，真令人感慨万千。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大陆出版界引入港台作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读者在选择港台作品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江弱水：港台自有连城璧，争奈我们识碔砆。碔砆像玉，其实是石头。这就要求我们在拿来的时候，像鲁迅先生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读者如果珠玉满前，他选择石头的机会就小得多。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