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童思考2010：人类对哲学的丧失意味着什么？
“人类对哲学的丧失”这个命题的提出，缘自一个偶然：某天，一位初学英文的斯利兰卡学生问题他的英文老师：PHILOSOPHY是什么意思？英文老师脱口而出：IDEA。我当时吃了一惊，但随后沉静下来：英文老师的解释没错，IDEA确是“思想”、“概念”之意。虽说英语语言本身对“哲学”的理解肯定存在一些偏差，但该偏差的根源却仍在人类——它极有可能只是人类对哲学根本丧失后于语言中有限程度上的反映。
对此，我以为切不可以继续像“始终的人类”那样自负下去了，而是得回身作以某些思考。
一．关于哲学和智慧的问题
据说台湾有个叫傅佩荣的，并且是个被汉语界追捧为当下的“哲学大师”之类的人物。于是，就想先从这位“大师”的钱包里而不是思想里撒撒网，希望能捞出些关于“哲学”的只言片语，以验其身。遂有人推荐了他的《哲学与人生》。
傅佩荣在该书的开篇便对“哲学”一词进行了词源性的解释：英文的PHILOSOPHY由希腊文“爱”PHILIA和“智慧”SOPHIA两个字合成，意为“爱智”。但“爱好智慧不等于拥有智慧”。因此，“哲学”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的”“过程”。遂总结，哲学可用三句话来“描述”：培养智慧；发现真理和印证价值。问题的关键仍归结在“智慧”上（按：我极其反感“描述”这个行为。哲学作为智慧的追随行动内容，它所要做的如何可能是“描述”得了的？至少它要努力地去“呈现”然后才有可能进行“陈述”。“描述”只能是对对象肤浅且不知所欲的行为态度）。
看来，要理解“哲学”的含义，还得对“智慧”进行透彻。
傅佩荣解说，智慧有两点特色：完整和根本。这个标签贴得比较准确。如果不看他后面的解释，还真能佯作知之了——他以为，前者即“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后者即“看透”“生死”以及“了解”“命运”。但这样的解释必须以明确“生命”的含义以及“命运”的本质为前提。对后两者，傅佩荣却没继续做出解释——无论他是想留一手还是不自知打算蒙混过关，都极其有损师德与人德——这样的“描述”又怎可信托呢？
推测傅佩荣“回避”“智慧”答案的原因，或只有一个，他不知“智慧”为何物（否则，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地进行诠释）——智慧的“特色”并非“完整”与“根本”，而是“全知的能力”，注意，是“能力”，“通晓任意”之“能力”，而不是“全知”。后者只是“知”的结果。因此，傅佩荣才会由柏拉图“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的声言得出“真正的智慧来自生命的试炼”（注意，这里的“来自”即“试炼生命可以获得智慧”意指，对其错误，我稍后分析），“练习死亡”“是要练习减少身体的控制程度，亦即要让身体的惰性无法对个人产生影响力，就好像死亡一样。如此，才能让心灵自由地追求智慧”之类的含糊其词结论。他也因此和众人一样把苏格拉底的死描述成了“追求真理”的不屈，却看不到苏格拉底其实是死有余辜（我将对此申明理由）。
那么，在西方，尤其是古希腊，人们是如何理解“智慧”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创造”出“哲学”这个词语的呢？现在让我们做以简单梳理。
“哲学”最初并非“爱智”，而是与“智慧”同义于一个词，SOPHIA。毕达格拉斯（PYTHANES，大约公元前571年至497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该定义过于自负，事实上“哲学”只是对“智慧”的探求。据传说，后来由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鼎盛年公元前504年）创造了“爱智的”这个“探求”“智慧”本质的称谓——PHILOSOPHOS，哲学。英文为PHILOSOPHY。赫拉克利特解释：“智慧”的意思是“一切是一”；“一切”即DAS GANZE，是个体事物（存在者）的集合（全体），“一”即“惟一”，是“统一一切者”。这样也就容易理解“爱”的具体要求：“与智慧协调一致”。为了得到这样的智慧，人们必须“遵从共有的东西”。这时，赫拉克利特引入了逻各斯（LOGOS）这个名词，但他的用意绝非后来的“逻辑”含义：（1）所有事物都按照逻各斯产生，（2）逻各斯是共有的，（3）人与逻各斯呈离间状态，听到但不了解，（4）聪明人由于听到逻各斯才认为“一切是一”，（5）灵魂（PSYCHE）有一个深刻和增益其自身的逻各斯。有人认为，逻各斯与古埃及的“规则与秩序”MAAT一词近亲，甚至脱胎于之。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使用已经完全脱离其本。
二．关于智慧和宇宙的问题
赫拉克利特不仅创造了“哲学”，还发明了“宇宙”一词（κoσμoζ）。其实，这两个词在本质上有着强烈的一致性。
古希腊人认为宇宙创生于浑沌中孕育出的“秩序”，κoσμoζ原意即“秩序”，英文对应cosmos。至于英语的universe，是与universitas有关。中世纪时，人们把沿着同一方向朝同一目标共同行动的一群人称为universitas。而在广义上，universitas 又指一切现成的东西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即universe，宇宙。universe和cosmos同义，前者强调物质现象总和，后者强调整体宇宙结构或构造。
从对“宇宙”一词的“制造”本义来看，完全可以顺延赫拉克利特对“哲学”以及“逻辑（LOGOS）”的理解与诠释：这也说明他对“智慧”的理解迫近了本质。
但赫拉克利特仍然不是“哲学”之思考乃至认识“智慧”本质的“源头”。为此，我们还得将目光继续追溯向泰勒斯（THALES，大约公元前624年至546年）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大约610年到546年），即古希腊的米利都派之代表人物的“宇宙起源论”中去。
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有一个实体，其他万物都从该实体中产生；该实体是一种物质。”对该“物质”，前者认为是水，后者认为是“无限”（APEIRON），即“不死，不灭，永久，永生”，与佛教中的“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mbodhi）吻合。对此，阿那克西曼德为世人留下了一条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最为古老”箴言：“万物由它产生，也必复归于它，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按照时间的程序，它们必受到惩罚并且为其而受审判。”对于有佛教常识的人来说，这样的箴言不难理解：那不过是对世界本体轮回性质的一般性陈述。
而在宇宙为何的问题上，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之后的毕达格拉斯有着完全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定宇宙是一种秩序（这似乎可能成为他质疑“哲学”即“智慧”观念的过度自负之根因），但该秩序依从“数”和“十个原则”：“数的成分是所有事物的元素。整个天穹就是音节和数字”；十个原则为“有限和无限，奇和偶，一和多，左和右，阳和阴，静止和运动，直和曲，光明和黑暗，善和恶，正方和长方”等。其结果乃是殊途同归。对毕达格拉斯的“数”与“十原则”观念，世界许多地方有痕迹残存的观点与之相似，比如中国音乐系统是和宇宙秩序以及四季有规律的更替相似的，所谓起、承、转、和的戏剧规律也同理。在印度，神灵所唱圣诗（OM）的声音是宇宙的创造原则。在巴比伦，造物主是和乐器或它们发出的声音相等的。
毕达格拉斯的“十原则”事实上与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二性一致。它们且都遵循着一个二进制的“对称”性。我始终在自己的《神性本体全系统论》中强调，“对称”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这也是我反对李正道与杨振宁以及吴健雄联合证明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之结论的根源，“宇称守恒”不当是定量的角度，而是完全定性的角度。在《神的密码：本体论诗学（基础）》中讨论该问题时，我以蝴蝶的翅膀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蝴蝶的翅膀无疑是对称的，但蝴蝶对称的翅膀在细节或量化层面上却并非对称——只要我们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两只翅膀的花纹会有细微差异。另外，人的面部是对称的，但谁的左右两眼是完全一致的呢？定性地还是定量地去看待宇宙问题，即用智慧还是用物理科学来看待宇宙问题之严正的区别。
对此，稍后于赫拉克利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鼎盛年公元前501年至492年）也在“宇宙”和“哲学”的“方向”问题上给出了极其相似结论：“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途径可说，就是：存在物存在。在这条途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它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灭，因为它是完整、惟一、不动和无限。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因为它整个地现在，作为完整、统一、连续的一体。”“翻译”成“习惯”用语可如下：“存在不可能被创造和消灭，因为它是整体的，不动的和无限的。它不在过去，也没有将来，因为它整个地在现在，作为一体和连续的东西。”
至此，我可以说，无论是泰勒斯还是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也无论是毕达格拉斯还是赫拉克利特乃至神秘的巴门尼德，他们认知的终极性令人信服地佐证了他们拥有智慧的事实。
通过以上信息，可以梳理出毕达格拉斯对“智慧”本质的理解以及对“哲学”一词创造依据的根本。我试着为此总结如下：
在古希腊先人看来，能被称得上智慧的人，当是那些具有对万物本原作出根本判断能力的人。智慧，即这种判断宇宙根源的能力。而能判断天地万物之本，对人之生死命运自当理解。明解了真本，人对生存的本分就当安然，那么在生的时候，去练习死亡，当是明解世界之本后的必然行动（需要解释的是，这个可以“练习”的“死亡”并非去面临危机，而是训练自身的灵魂如何离开肉体去到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行为）；哲学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来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这种明解万物本质之能力（智慧）的学科。
注意，对“哲学”，我说的只是“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获得”或“抵达”，因为通达智慧之路并非靠量的积累产生质的飞跃——那是妄想，两者之间划隔以无可逾越的天堑，这当被视作毕达格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理解“哲学”之概念中本身存在的悖论。
三．关于形而上学与式逻辑的问题
对智慧的获得方法，佛教中的“开悟”或“顿悟”可谓明确的指正。而无论“开”还是“顿”都是倏然完成的行动，而非积累的循序渐进。在这个问题上，希腊人之智慧属灵（SPIRTUAL）、属神明的观念与几乎同时代的印度佛教观点是相当一致的：都承认万物有灵，灵即灵魂。换言之，智慧是灵魂能力开发的成果。它必然与人的头脑/思维/意识无关，因此，汉语中有词语“心智”，而不是“脑智”。头脑的问题只与“聪明”有关。
关于“聪明”与“智慧”的差异，我曾在十几年前特别成文以说明（该文发表于《天津文学》），文中我借用了物理学中特别常用的两个物理量“矢量”和“标量”进行了解释：所谓矢量，即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比如地球的吸引力，不仅有大小，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所谓标量，则有大小而无方向的量，比如一米长的距离，有长度是一米，却不存在方向性。对应起来，智慧属于矢量，聪明属于标量。有智慧的人不可能做坏事，比如不会成为希特勒那样的人之败类；聪明则不然，事实上能干坏事的人都不是笨蛋。
至此，我们对古希腊乃至西方的“哲学”和“智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问题进行了分析性的概括。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是，人类曾因某些人拥有了智慧而使哲学至上于世间。换言之，PHILOSOPHY在起源时并非英文中的IDEA之义。如今的“哲学”——至少是西语语境下的哲学，已经衰变了其原有的本质及其价值（览阅一部西方哲学史，就可以清晰该结论）——“人类对哲学的丧失”之命题的假设已经在在西语语境中成立。
那么，这个衰变起于何时呢？粗糙地说，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智慧含义，从巴门尼德之后就步入没落或偏移了。人们对逻各斯（LOGOS）——逻辑的头脑性依赖，让逻各斯成为思维的附庸——形式逻辑之本质。这个情形，到苏格拉底时极其风行。禁锢于头脑的逻辑，很快发展出诡辩之恶劣分支。我们从现有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言论来看，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是诡辩术的高手：偷换概念时脸都不红。而苏格拉底的诡辩也终于导致了他的罪名并因此一命呜呼：他每天四处游走，努力让所有人都明白其他人都是笨蛋而只有他这个承认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类似风气影响下的青年人也效仿这些“哲学家”的姿态油腔滑调、无所事事起来。当时的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云》就是对苏格拉底此行最锋利、最刻薄的批判和挖苦。而世界第一个法制国家——雅典城邦倡导并坚守的重要价值观念却是：做有用的事，不炫耀个人技巧。这也是高尔夫这项技巧性过高的运动至今被拒绝于奥运会比赛项目之外的根源——奥运精神强调的是朴实实用的价值观。对该价值观，当年执政的伯里克利反复强调了它的社会性：人们需要音乐但不需要炫技；人们需要哲学，但不需要鼓舌如簧。而该价值观念所维系的，恰是宇宙本质所呈现的“秩序”——苏格拉底破坏的是城邦、世界及宇宙所需要的秩序——他必须死，且死有余辜。
苏格拉底、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哲学便基本偏离了智慧的本质而向聪明靠近了，我们今天把当年的智慧性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但这个了不起的哲学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其实所剩无几——他难以承载形而上学者这样的殊荣。而被视为现代德国心灵之表征的斯宾格勒终于在20世纪初（1918年）以《西方的没落》明示了这个结果更广泛意义上的现实。
西语语境的“哲学”内容是否也在汉语语境中也呈现了同样衰败的命运呢？现在，我们来回看“哲学”之于中国的历程。
“哲学”一词进入中国是西方哲学通过日本的辗转入关的现代之事。此前，中国有哲学但没有“哲学”概念，与毕达格拉斯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大约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0年）就是一位智者（或觉者），他遗存给我们的完整《道德经》空前绝后。比赫拉克利特关于“智慧”之“一切是一”的解释要完整充分以及精准（至少从现今可以读到的赫拉克利特极其有限的遗存残篇比较来看）。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易经》以及后来规避于儒家经典中的《周易》甚至年代难以祥考的中医元典《黄帝内经》等都是对宇宙世界可进行通达诠释的绝世遗著（我不认为《易经》和《周易》具有同样的本质，至少两者作用所指向的目的已经不同），其智慧性的反映令世人瞠目。它们也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备的三种纯正形而上学哲学典籍。能与之并驾的惟有《金刚经》之类的佛典。与西方世界一样，中国也曾出现过智慧者，且遗留下非常本质的哲学。但同样“好景不长”。
“哲学”词语引入中国后，国人将当初自己的先人用“道”或“形而上”以及日后的“玄”等被认为是与整个宇宙的秘密直接相关的“大学问”来称谓的内容与之进行对应。这让“哲学”一词立刻蒙上了指代那些关于世界本原或接近真理之类的真知灼见之意，而与一般性的“思想”、“观念”等相去甚远。
“道”源自《道德经》，而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称谓早见于或孔子或他人注释的《周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该词含义始终比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指称内容要纯粹得多。
但以孔子劈门户的儒家观念中过分功利并谄媚政治的核心严重损害了这个早早呈现于世的智慧之本，虽然他们还是以“玄”这样的词语称谓那些“大学问”，实际上已经丧失其本了。这也是中国的智性哲学虽起步高绝却终未得以延续发展之惨相的根源之一。或者，中国儒家先人甘愿为统治者奴役的心灵必然造就此果（不然，日本入侵时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汉奸，更不会有张爱玲这样赌命于胡兰成卖国仕途之人的著名汉语“作家”和如今那么多追随她的“粉丝”群了），让中国哲学最终成了政治附庸。相关问题，我或者另劈题阐述。这样的比较之下，老子之后的中国哲学要比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衰败得更为可怜，至少西方世界还留下了那些能够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国却连这样的思想都无法延续了。至于始终被汉语哲学界忽略的形而上学本质的《黄帝内经》竟长期被归置为医学要典而少有研究者涉及，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贻笑大方的耻辱，从行为逻辑上这样的结果又似乎十分合理。当然，就《黄帝内经》而言，连汉语界都忽略的东西，西方世界就更难了解了。
至于20世纪中叶，中国引入的西方“哲学”至今依然不过是一件皮草，簇拥者除了不断地去小心梳弄人家的绒毛之外，别无他求（他们忘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智慧文本《道德经》，即便想起来，也还是反身用洋人的技术分来析起自己的智慧，再获得个洋杂碎似的“结论”来）。这样的现实是在西方哲学衰败的基础上的变本加厉的衰败。所以，今天才会出现傅佩荣这样的鹦鹉学舌且不到位之“哲学大师”的可怜现象。
四．关于哲学丧失的意味问题
让我们把思考回执于本文之初的命题——通过对智慧乃至“爱智慧的”哲学内容发生以及丧失的过程快速回顾，对人类“哲学的丧失”意味，我的理解如下：
人类对哲学原意的丧失，意味着人类自身智慧的衰退甚至是其可能被唤醒之机会的彻底磨灭，同时也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的漠视甚至无视的现实结果，从而让今人真的成了空空的“杯具”。
在傅佩荣《哲学与人生》一书的“腰带”上，有一条令人汗颜的“广告语”：“凤凰卫视‘国学天空’主讲专家、影响全球华人的哲普大师傅佩荣教授之经典代表作，凝聚其中西贯通、儒道会通的思想精华”。对傅佩荣之流的“哲学教授”，我不予评价。但上海三联如果打出“哲普”（按：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即“哲学普及”之含义）的招牌来，那么除了挂羊头买狗肉哄骗读者赚钱之嫌疑外，另一种嫌疑就是该书的责任编辑或推销策划人对“哲学”本质之含义的无知。我猜不好他们会选择哪个恶名来为自己的“哲普”口号“埋单”。如此的中国哲学，还不如IDEA真实可靠了。
我不得不在此劝告：对哲学，还是保持些神秘感比较好。哲学如果可以普及，圣人就可以用复印机复印了。其实，即便已经把PHILOSOPHY理解成IDEA的西方人，依然不会对哲学采取“普及”的态度，一位名叫SIMON BLACKBURN的哲学教授的《THE BIG QUESTIONS》一书或者可以呈现当下西方人对哲学之于大众的态度：他们在启发式地建议读者去思考一些“大”问题，比如：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AM I FREE？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SOCIETY？
WHAT IS THERE SOMETHING AND NOT NOTHING？
WHAT AM I？
……
而这一“道理”，中国古人其实也早就提醒过：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
对大众，我倒希望送去这样的古训：与其临渊羡鱼，不若返身织网——千万别老是只惦记着从别人的鱼篓中偷上几条。而“哲普”就是在鼓励大众去产生这种“偷鱼”的鬼念头。只有自己去吃草，才可能挤出奶来。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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