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童)中国文学批判: 文人与流氓

中国文学批判---文人与流氓

早于去年在国内的时候，便应邀写过一篇批评文人流氓行为的文章。后来发现，中国的文人似乎大同小异者众，独善其身者寡。遂将该文翻出来，供指桑骂槐一用。

曾以为，文人该是那些有修养、人品好、受人尊敬的人，并相信文人就是知识分子，是一类人的两种称谓。但词典上对“文人”的解释叫我不情愿：“文人是会作文章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则是指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但后来读了孔子的戒讯“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似乎认为，词典上的解释应该没什么错。因为学习文化知识、写文章全是在做得了合格的人之后才可以去操作的事情。所以，不该对文人的人格、人品之类存在什么疑问，直到某天一位儒雅的诗人在和我的交谈中沉重地强调“知识分子”是应该“知耻”的人，我才恍然——原来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公开地不知耻了。

比如，2007年初时一位资深出版人忿忿谈及在英国打工的“学者”赵毅衡将应邀所编文集中其他文章汉译作者的稿酬据为己有两年之后“案发”的事，他的前妻子也算是个作家的虹影竟与他一起否认该出版人已将稿酬寄付的事实（甚至强调“另一本书”的稿酬也未寄付），直至该出版人将两年前账目一一仔细“拷贝”并寄付佐证后，这对夫妇才一言不发地收起了之前的老大一堆“无辜”。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便是无耻；虽已无道偏还抵赖（撒谎）——那又该是什么？词典上说，“流氓：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耍流氓。”按“2”所言，称“虽已无道偏还抵赖（撒谎）”为“耍流氓”实不为过（如果不是抵赖或撒谎，一旦发现自己失误，无论如何当歉意深深吧）。

我相信，对赵毅衡和虹影的这种行为，即便今天也没人会去公开表示认同。虽然该出版社的编辑对其及其鄙视，但还是死抱着这两位不肯放手，仿佛这种人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一般。此种现象实在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一下。但是，在我们中间还有另一种“耍流氓”的行为被大众公然地接受了，而且不仅接受还推崇备至，这个人就是李敖。

曾经《（中国）南都周刊》的记者采访他时，他就妄言：“……我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以为‘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哪个臭老九像我那么神气啊？臭老九给人的感觉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穷困、投降，都是这些！我是中国有史以来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唯一一个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为知识分子爽！我自己心态也好，从来不生闷气，像我的老师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么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圣童按：通常情绪不好往往可能患肝癌而非胃癌，所谓中医里常讲“气大伤肝”，胃癌常常会因为饮食无度无规律而诱发。）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结果得了这个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样。这是不对的，他不该得这个病嘛！你当个思想家怎么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快乐的状态。”这样一席话虽令人厌恶，似乎还没到流氓的地步，但接下来的话却不然了：“我希望我未来怎么死掉呢？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够死于别人丈夫的枪下！(哈哈)”如果不看记者当时的问话，我们准会以为提问者提问了关于他想寻个什么方法去死的问题，其实不然，记者并未关怀他的“生死”。那么，答非所问，偏偏明示给大众他要因乱性勾引他人妻子而遇不测，李敖到底要表达自己的一份什么心态呢？

再看另一段，“（中国）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女人不该搞政治，而您最欣赏的女人陈文茜却骄傲地说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么看呢？”李敖答：“女人搞政治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义！(哈哈)”

我不知道李敖是不是又面对了“美女记者”。似乎早些年的时候未见他这么爱表现他自己的“性功能”问题。近几年，忽然就会在面对“美女记者”采访时，肆意调戏、挑逗起因工作而不得不接近他的女性，甚至晚一辈或两辈的女性，只给人一种畜生的印象，甚至连流氓的称谓都混不上了。

很多人欣赏李敖，理由是他狂，敢骂人。中国汉字其实非常本质，狂字的写法被我们直接进化为“狗”中之“王”。狂，真的不是以人夸人的行为。

“（中国）南都周刊：您认为中文圈子里，还有没有文化大师？”“李敖：有！我要照镜子就出现了！”这似乎是最为某些人欣赏的“对话”。“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一个是走科学的路子的，这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的。一个是走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这条路的，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头脑都不聪明。”李敖再狂，也不过如此，狗总是看人低的那种动物，对自愧弗如的人，狗是不敢妄动的，比如面对自然科学人群，李敖是不敢出大气儿的。而“大陆学者”中那些“走科学路子”的人真的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了吗？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那个领域不敢放肆。中国科学界内部到底混乱成什么程度？搞科研的某些人到底有多无耻，他并不知道。他的狂也就完全是缺乏人的习性的“狂”。不过，“狂”还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

有关李敖的性亢奋行为大家一定不比我了解的少。说实话，这是我最反感他的地方，以至于让我对他的长相都鄙视起来：我曾问周围的朋友，你们看李敖长得像谁？有朋友竟脱口而出并一语中的：他特像“高中毕业后开始学着穿华服的”阿Q。没错，他的很多照片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一副嘴脸——见到女性，特别是漂亮女性就会可怜兮兮急不可待地向对方表达：吴妈，我要和你困觉觉！

但是，李敖能在中国大红大紫，实在也是一件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其实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流氓”一词的涵义已经逐渐偏移向了对某人在性方面非礼行为的直指。流氓文人，则是指文人把自己的为文方向指向了书面上的性方面非礼行为。

2007年我曾在中国某杂志上读到一位年迈资深的文人李国文写的杂谈。其中谈到清代乾隆年间“才子”袁枚的言论：“人老莫作诗”。李氏就此衍生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写诗”属于年轻人的专利，因为到了谈不动恋爱的年纪，还要去写诗，一定会贻笑大方。甚至放言：诗和爱是一对双胞胎，诗是爱的副产品；爱有多深，诗有多好。所以呢，一个文人，老了，见到女色竟然无动于衷了，还能有什么诗情呢？于是结论道：失去了“性”趣的文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只不过是苟且残喘的朽木，还谈什么作不作诗了。换言之，按他的意思，作诗当如性交了（连做爱都不是）。

之后，年迈李氏文人又道：汉语中的“性情”一词难道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好表达吗？“性”虽是“性格”的“性”，但从文学创作角度衡量，这个“性”，其实是奥地利思想大师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个“性”。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行动、思维、欲望，情感、性格等等，所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体内性激素的衍生品。所以，一个文人，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不再君子好逑，不再心猿意马，不再好色如好德，以至贼心贼胆统统不在了，就干脆别去动笔。并称这是他研究了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史得出的“研究成果”。甚至还自己打算“从弗洛伊德角度谈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

我语塞。细想想，该文人说得有错吗？古往今来的多少“文人”不都是“好色如好德”吗？但“传统”就不流氓了吗？“传统”就一定值得我们去提倡吗？杀人者古而有之，至今依然当予重刑严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叫人感到愕然的是，当今的文人是知道何为“流氓”的，为了给自己的流氓行为开拓，文人们竟不惜跑到奥地利去找精神病医生签发“处方”，这就叫人愈发恶心——原来，流氓已经找到了作为流氓的最佳依据。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弗洛伊德都算得上个文人。但这个文人依然难逃卑鄙的行径：与莎乐美和自己妻妹的暧昧关系如今曝光于世，弗洛伊德那长期以来儒雅忠诚的君子形象也渐渐为他的不道德行为撕成碎片。或者因为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实在符合了太多文人的腌臜心理，原本属于精神医学的某些临床理论被人们很快积极地敷衍成一种思想，甚至哲学，如今竟还冠冕堂皇地成为文学批评的技术手段。文人流氓或流氓文人们也由此找到了肆无忌惮耍流氓的科学依据，并将这种依据公然地合理化、客观化、风气化和时尚化——所谓的“那都是本我”的行动要求嘛！

关于弗洛伊德的所谓思想或哲学，我们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有模有样或装模做样地进行了不少研究，并囫囵吞枣地把它生生拉入我们的文化与教育理念中。这是20世纪整个文明世界最可悲（同时也实在是可怜）的事。打个比方，就好像是医生给癌症患者配的药，能够以毒攻毒地扼制病灶，同时也能毒死一头健康的牛。他的所谓理论仅仅可以部分地应用于精神病临床医学（甚至也只是部分效果），人们却莫名心态地主动将其挪用于社会文化范畴，后果可想而知，并不夸张地说，它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构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一些批判家认为，进入社会的弗洛伊德思想是极其反动的，当被扼制。

弗洛伊德的理论尽管搭起了不小的架子，但究其本质完全可以一语道破：强调和夸大人的动物性，并鼓励人去张扬这种动物性，甚至是兽性，而强烈诋毁人格塑造的进步意义——即反道德性。不仅如此，还在社会文化范畴内强调了该思想后立刻换成精神科医生的立场，以一位治病救人的医生形象将其示现众人：一旦对人体内的这种兽性加以制约，人就会出现精神上的疾病。

现实的结果告诉我们，最让文人们热衷的当然还是那个十分兽性的“性本能”说。弗洛伊德终于拆掉柏林墙一样地拆掉了精神病医院的围墙，这个世界也从此开始神经质起来。不难想象，这样的“理论”一经出台，立刻被那些已经流氓成性的文人得了令箭牌似地牢牢抓住。从此，文人可以把道德丢在一边，可以放心大胆地耍流氓，可以毫无廉耻地“好色如好德”，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去暴力、去攻击、去伤害……而这样做不过是在实践着“服从人本性中利己的快乐原则”。

其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也就只有中国人还在当个热罐儿使劲地抱着。抱着它的人其实比谁都知道它有多可怕。但是，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真相公布给大家，这种担心也确实可以理解，因为紧抱着弗洛伊德理论的那些中国的所谓专家、学者、教授以及心理咨询师，都是要靠弗洛伊德这个骗子来混饭吃的。但是，2008年1月，山东人民出版社终于把一部集中了全世界10多个国家的40多位专家揭露弗洛伊德所谓精神分析理论谎言与欺骗真相的论文集《弗洛伊德批判——精神分析黑皮书》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而“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审定”的“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却在2007年3月还在大张旗鼓，大肆渲染，大力推举着弗洛伊德这个骗子的所谓经典理论。这个现象同样让我们深感惊诧！

历史上最著名的卑鄙（不道德）“哲学家”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始终不变地传送着这句毫无社会立场的“格言”。中国有句民间俗语似乎说得更好：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流氓有文化。换言之，文人要是流氓起来，那可是比其他流氓要流氓多了——因为他们凭借了知识的力量嘛。

面对这样的“文人”，孔老夫子是一定不敢再去苟同的。文人，在弗洛伊德兽性的利比多理论指导下，也终于挣脱了社会道德“枷锁”的“束缚”，完全彻底像洪水猛兽那样地自由起来。流氓教授、流氓作家、流氓科学家、流氓记者和流氓律师等种种流氓文人，也不约而同地“浮出水面”，进入大众主流，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载体去对抗社会的道德约束。比如北京大学的某某教授之流，以及更早一些聪明过人同时也无耻过度的易中天教授，比如《狼图腾》这样的反人性文学作品，比如安波舜之类撒谎成性的出版策划人，比如泼妇一般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比如毫无人格可言的传媒记者等等。文人，就这样开始一路竞争地流氓起来了。

对弗洛伊德及其理论，我一向痛恨无比——不仅在于他的无耻，还在于他的愚蠢（他其实是个缺乏严密逻辑的人）。虽然我已经立项将对他以及他的理论进行系统批判，怎奈一直被手边的要紧事耽搁着，今次遂先突兀横下一个（对他理论的）否定，以断喝一声流氓充斥的中国文坛——邪总不可压正，流氓了的文人总要心虚。（而李敖，只不过是一条时时发情的疯狗。）

文人之所以为文人，总该是肩负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传达最先进的社会广义伦理思想。作为人性最基本体现的“八荣八耻”的高调传扬，正是努力强调着一个社会进步所依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而当我们提倡什么的时候，势必说明我们已经面临了该内容具体缺失的现实。

文人当自觉于先。

文人当猛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