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敬畏，缺乏对古人的尊重，也因为面临文化危机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当诸多名人被重新解构，主流价值观常被漠视的时候，当历史总是被戏说的当下，我们只能这样表达立场：古人纵使声名远播，但毕竟都是凡夫俗子也有七情六欲，所以，你去解构恶搞，我们也拦不住，可你总不能把李白说成是古惑仔，而仅仅凭借三两个可笑的“理由”支撑吧？

据昨天的《济南时报》报道，今年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近日，杜甫突然在网络爆红，关于这位唐代大诗人的涂鸦图片在微博上疯转，俨然成了微博红人。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由此被好事的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

身处全民娱乐、恶搞盛行的时代，我们对涂鸦杜甫者的心态很能理解：参与大众狂欢，谋求看客眼球。如此，网友们必然要竭尽所能发挥想像力，而期间，偶有出格之举，倒也不必上纲上线——起码迄今为止，人们只是给诗圣一副现代人的衣冠，还没像此前的李白一样，被一本正经地搞成一个古惑仔。也就是说，恶搞杜甫，还没超过底线。

什么是底线？还真难整齐划一。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敬畏，缺乏对古人的尊重，也因为面临文化危机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当诸多名人被重新解构，主流价值观常被漠视的时候，当历史总是被戏说的当下，我们只能这样表达立场：古人纵使声名远播，但毕竟都是凡夫俗子也有七情六欲，所以，你去解构恶搞，我们也拦不住，可你总不能把李白说成是古惑仔，而仅仅凭借三两个可笑的“理由”支撑吧？

而更遗憾的是，我们如今竟然还要在某种程度上“感谢”这种种涂鸦与恶搞，它让我们起码关注那一段段历史，尽管那里是已经被肆意涂抹的面目全非。就比如杜甫，杜甫草堂宣传人员称，馆内的纪念杜甫活动正在筹备，因为对象是杜甫，网友创作时也要考虑杜甫的身份地位，尊重传统文化，有些创作不雅。而同时，宣传人员亦表示，这个涂鸦现象引起大家关注杜甫也是好事。仔细想想还真是，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不管怎么样，目睹着“化身”为送水工、机枪男、骑自行车的杜甫，还有海盗路飞、宠物小精灵、火影忍者等诸多超越现实的诸多形象，很多人总算想起并再度去了解了杜甫。希望人们能一道记住，这个杜甫，其实是一个创作出无数壮丽诗篇的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呢！里工

漫画：出国商演，为啥不行？ 黄 卓 绘

赵本山与杨丽萍都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在抢救民间艺术、弘扬民族文化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在将各自的民间艺术带出国门、走向世界方面，赵本山较杨丽萍显然稍逊一筹。

2005年，杨丽萍将《云南映象》搬上了美国的艺术殿堂。2006年9月底，《云南映象》又踏上了远征欧洲的旅程，巡演历时4个多月，演出城市遍及10余个欧洲主要城市，演出近百场，并成功与欧洲最大的演出商签订了协议，每年有不少于20周的商业演出。时至今日，杨丽萍及其《云南映象》仍旧驰骋在世界各国的艺术舞台上。

2007年，赵本山带领二人转演出团体进入美国。最初，其在美国各大媒体得到追捧，但之后却传出了很多负面新闻，不是“票卖不出去需要华侨赞助”，就是“票价太高、内容低俗”，甚至还有媒体爆出其“被华人华侨起诉”等消息。虽然赵本山的美国之行真相如何说法不一，未有定论，但自此以后赵本山确实再未尝试海外商演。

笔者无意通过对两位艺术家的对比得出高低之分，只是想通过此类比较，为我国的文化贸易研究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产品走出国门提供更多借鉴。笔者认为，美国之行，赵本山之所以不敌杨丽萍，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走出去的方式与渠道

杨丽萍在进入美国时，采取的是市场行为，以贸易方式与国内外经验丰富的成熟运营商合作，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并一举获得成功。《云南映象》作为拥有庞大团队的独创节目，其运作和推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减小单方面风险，获得更大的收益，杨丽萍委托民间文化传媒公司派格太和全球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与美国最大的演出推广系统和最大娱乐传媒公司明晰频道以及美国最大的剧院经纪同盟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合作，采取“共同投入、收益分账”的形式，利用三方雄厚的实力和丰富的组织经验，迅速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成功。

赵本山的美国之行则令人莫衷一是，先是声称此次演出是“新春慰侨演出”，属于官方文化交流性质，后来的演出承办商又变成了美国爱德华公司和美国悦洋文化传播公司。而据报道，悦洋公司又想将演出转包出去，由于提出的承办要价是8万至9万美元，且要求保证所有随行的30余名演员每天饮食消费不低于50美元，住宿条件是不低于四星级的高级宾馆，纽约当地代理商皆望而却步。直到距离赵本山纽约演出还有10天时，悦洋公司才匆匆授权一个被称为“在纽约搞装修的包工头”的人负责赵本山在纽约演出的接待、票务、赞助等事宜。

营销手段与效果

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对于来自域外的陌生文化，好酒也怕巷子深。《云南映象》能够成功进入美国市场，科学的市场营销功不可没。在《云南映象》演出之前，明晰频道及威廉·莫里斯公司就策动几十家大媒体对杨丽萍之行做大量的预热报道，预先在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投放大量广告，并特别策划了一个“向杨丽萍授予城市钥匙”的活动，这些迎合美国人口味的“炒作”，把文化、政治、经济捆绑在一起，在当地观众中迅速掀起中国热，为扶摇直上的票房收入添薪加火。

赵本山的美国之旅靠的是其名气，由于演出性质、承办方的不确定性，造成赵本山的美国演出几乎没有动用有效的营销手段。据《青年周末》报道，由于观众“信不过”美国承办方对赵本山演出的宣传方式，也为赵本山招来“想在美国卖高价票”的恶名。

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

《云南映象》是“一部没有用故事作为结构，却包容了所有故事内涵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作品”。“《云南映象》不仅是欢乐的歌舞，它是一场感激的仪式，蕴涵着深刻的现代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歌舞剧侧重的是用肢体语言表达情感与主题，而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怀也极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云南映象》整台演出是连贯的，中间没有休息，每个节目前都有英文解说，因而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就减少了交流与接受的麻烦；另外，杨丽萍将《云南映象》在美国的演出名字改为《香格里拉》，不仅符合舞蹈所要展现的美丽、安宁的意境，同时具有中国色彩，还能够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认同感与亲切感。

赵本山的演出形式属于语言艺术，没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增加了交流与沟通的难度，对于外国观众来说，即使现场增加同声传译，也难以达到心领神会的效果。虽然赵本山美国演出的主要受众是华侨，但他却忽略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将其在美国的演出内容做本土化的艺术处理，没有在演出内容和形式上下更多功夫，这导致其表演中一些对残疾人的模仿和搞笑噱头遭到指责；另外，赵本山的演出内容庞杂，除了二人转，还有绝活、才艺、老歌新唱、小品、歌曲以及舞蹈演出等，缺乏经典的品牌效应，难以引起演出商的青睐。

市场定位与受众

杨丽萍与国际顶尖文化演出商、承办商合作，将全球观众作为自己艺术的受众，以达到让《云南映像》走向世界的目的。此外，杨丽萍突出的是品牌，因此，即使没有她本人参演，其国际巡演的团队也一样能产生轰动效应。“美国人不认识谁是杨丽萍，他们的喝彩是为了云南，为了我们的民族艺术。”

相比而言，赵本山的美国之行目的不够明确，且受众仅局限于在美国的华人华侨，鲜有本土的美国人，在扩大我国民族文化影响力上效果有限，也直接导致了其后期在国外可持续发展的乏力与断裂。尤其赵本山的美国之行凭借的是本人的名气与影响，如果没有赵本山亲力亲为则会使吸引力大打折扣。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近年来，各地文物被毁、遗迹被拆事件屡见不鲜，近一段时间，一些名人故居被拆除，更引发各方关注。著名作家舒乙表示，他已建言北京市政府，呼吁保护和开放名人故居。

舒乙介绍说，北京市名人故居有800多座，数量很多，但开放比例却不到1%。

舒乙：“北京名人故居据初步调查有800多座，目前仅开放了7座，不到1%的比例，这是全世界最落后的比例。像历史文化名城伦敦、巴黎，历史名人故居开放的比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之都，古今名人数不胜数，名人故居数量很多。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相关标准以衡量界定究竟什么级别的人是“名人”。对此，舒乙建议：“第一，是他这个界别的公认的权威，第二，你对人类的福祉有贡献。第三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第四，由你诞生到今天要超过100年。”

舒乙说，在英国伦敦，常常可以发现挂有蓝色牌子的房子，它们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名人故居，谁也不准拆除。

舒乙：“2003年，他们为老舍先生挂了一块。这是唯一一个给中国人挂的。这些标准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拿来，不用去发明。”

舒乙表示，国外很多名人的故居虽历经沧桑，都修旧如旧，保存完好，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对现在一些学校和家长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的做法提出了疑义，认为“读背《三字经》严重点说是在毒害青少年心灵”。这一观点随后引发热议。一项网络调查显示，11.8%的人认为 《三字经》“完全跟不上时代发展，毫无用处”；51.2%的人认为“背《三字经》有益青少年身心发展”；还有37%的人认为“没用处倒也无害”。

今天，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三字经》？

■历经数百年，《三字经》依然有着生命力

邓昌发

近年来，社会上有不少学校、家长流行让孩子读背《三字经》、《弟子规》，这些都是“国学热”的表现之一。很大程度上讲，“国学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与现代文明和现代教育是不矛盾的。重视青少年传统美德的教育，让孩子们从经典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精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作为经典读物，《三字经》并无原罪。它自南宋诞生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今天《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说明《三字经》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不可否认，《三字经》中有一些思想与现代文明有出入，但应该承认，它的主体文化是良好的，值得传承和发扬。我们不能奢望一本几百年前的著作到现在一点“瑕疵”也没有，也不必因为其中的一些“不适”而否定一切。重要的是，我们在传承国学过程中，能否做到“去其糟粕留其精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我们的目光紧盯着未来的同时，也不应该忘却先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不妨和孩子们一起，重温古人的情怀，读一读《三字经》。

■虽有不合时宜之处，但精华值得后人汲取

李北陵

“毒害”之说，我认为言过其实。我让孩子从小读《三字经》，现在已经看到了好处，却还没发现“毒害”的利空。

记得儿子读小学时，每学期放假，我总让他在假期作业之外做两件事：第一，学炒菜做饭；第二，背诵《古文观止》和《三字经》。学炒菜做饭，培养了他生活自理能力；背诵经典，则让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儿子成年以后，思想活跃，文笔生动，而且知书达理，善于沟通，在单位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功底，铺就了今天他在事业上的成绩。

诚然，与任何读物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一样，《三字经》中的一些内容确实显得过时，譬如忠君、光宗耀祖等思想观念，但绝大部分内容是在传播文化、知识、礼仪，弘扬勤勉、谦逊、孝顺等美德，所以不要过分夸大《三字经》的负面作用。

近年来，上至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下至大众流行文化，都常常借用传统经典来表达思想和情感。譬如，温总理这些年都会在每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巧妙地引用古文、诗词，不但语言优美，而且寓意深刻；还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音乐人，像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的一些作品中的歌词也明显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都说明了传统经典的魅力越来越为后人所重视，值得我们不断汲取精华。

以我看，小孩子读《三字经》其实都是有口无心的，虽然还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行文中的节奏和韵律，诵读时的朗朗上口，可以潜移默化地给孩子们以国学的启蒙，让青少年产生心理上对传统文化的悦纳，这不正有利于弥补现在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上的短板吗？

■读经成 “折磨”，不是经典的错，而是教育方法的错

宁波

《三字经》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字句工整、内涵丰富，不到两千字的篇幅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概述了华夏大地的沧桑变化以及著名人文典故，堪称一篇经典范文，值得读，甚至值得反复读。

其开篇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使人不由然想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再比如“亲师友，习礼仪”正是当下我们热切呼吁的“尊师重教，知书达理”的风气和礼仪；再比如“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直到“革命兴，废帝制”，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飞速变化的当今社会，《三字经》所推崇的一些优良美德，依旧焕发着隽永的光辉。

大凡有些文学功底的人，小时候都有过背诵诗词佳句的经历。小时候并不知其义，长大后却发现个中奥妙——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诗词佳句的文采和意义内化为了自我的感受和表达的凝练。让小孩子读背《三字经》，就好像春雨“润物细无声”，经典中的文化常识、美德教养渐渐会使其心灵受益。

读《三字经》之所以被一些人看成是对孩子的一种“毒害”，其实关键不是该不该读，而是该怎么读。我们今天一些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不足，传授时功底不够，在教学中既不能到位地解释经典的内涵，又没有结合时代现状去批判地阅读。再者，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不符合儿童接受心理的做法，逼着孩子“死读”、“硬读”，毫无乐趣可言，当然就成了一种“折磨”。

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三字经》有诸多优点，也存在不足。但文化是要在阅读中加以辨别的，只有读了才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该继承什么该抛弃。如果说读《三字经》毒害了青少年心灵，那不是《三字经》的错，而是教育方法上出了错。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玲莉 摄影记者 卢祥龙）昨晚，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二楼露台上，阵阵送爽秋风里，一场名为“特别文化区”的茶话会如期上演。参加2011成都双年展建筑展的荷兰组合“Go West Project”（西行计划）的两名成员——Michiel Hulshof和Daan Roggeveen，与数十名成都本土艺术家、文化人士围桌而坐，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这两位荷兰友人提出了一个美妙的建议：既然可以有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概念推广开来，让成都成为下一个文化特区？

聚焦西部城市发展

“西行计划”是一个独立运营的跨学科研究智库，只有3名成员。昨晚现身的是来自荷兰的驻华记者Michiel Hulshof和建筑师Daan Roggeveen。两人3年前在上海创立了该组织，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西部新兴大都市的发展及变化。过去的2年里，两人足迹遍及武汉、西安、重庆、成都、昆明等16个城市，以建筑学和纪实的视角记录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城市化现状，并集结成书《城市如何移向孙先生——新生的中国的大城市》。

“这本书3个星期前在阿姆斯特丹刚做了首轮发布，这次活动是在中国的首次发布活动。”Michiel Hulshof介绍，他和同伴Daan Roggeveen在各地看到了很多在城市建设中的独特、有趣的现象：在重庆，他们跟着住在建筑工地板房中的窦师傅（注：音译）同吃同住，观测到了城市“流动村庄”的生存实况；在武汉，他们重点调研该市的中央商务区建设，了解了这个旨在向伦敦商务区看齐的项目；在西安，他们跟着一个市民看房团跑去看未来的小区规划……“我们发现大部分新兴大城市之前把大量的力量投入到了商业街区、民用住宅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现在这些建设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联通这些建筑，也就说如何通过文化建设，让我们的城市居民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更有品质的生活氛围、更美好的文化艺术享受……”

关注未来成都：

建议打造“文化特区”

建筑师Daan Roggeveen介绍，调研小组把文化建设这方面的重点研究放到了成都这座奇特的城市上，“关于文化生活的主题，我们选择了到成都来做，这是我们第4次来成都，现在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我们也了解到了这里的方方面面的文化生活，有政府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比如这次的双年展；也有很多有特色的草根文化，比如说小酒馆的音乐、宽窄巷子的诗歌……”两人还兴致勃勃地提出了自己的构思，既然这些新兴城市都正在或将要面临文化建设上的发展问题，为何不效仿当初深圳的经济特区的概念，吃下“文化特区”这块美味的蛋糕？“中国之前的经济特区的概念世界闻名，比如说深圳经济特区，当时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我们借由深圳特区的理念来想文化，有没有可能在成都做一个文化特区？”

两位荷兰艺术家向昨晚到场的成都建筑师、艺术家、教育家、策展人、媒体人士们抛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如果要把成都打造成文化特区，还需要做些什么？”甚至较真地向每个小组发了个红包，红包里装着他们想出来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有用的答案。“这些答案我们会认真考虑，将来还会集结成书。”Daan Roggeveen表示，整个“西行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些正在迅速崛起的但还不为世界所知的中国内陆城市推广给全世界。

昨晚参加“茶话会”的成都文化人们也非常有兴致地将讨论好的意见装到红包中送给了这两位热情的荷兰朋友，这些意见五花八门，正在推广独立电影“城市之光”项目的策展人董媛春希望政府能够多加支持公共文化场所的设备建设，而来自教育家们的建议则是希望在“城乡统筹”这一独特优势上作出特色文化。

记得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柏格森，曾把我们的文明称为“激发情欲的文明”。当然，这样一种看法并不十分公允，但是，我们如果看看人类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出现的那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的绘画和雕刻中的裸体表现，庸俗不堪的流行的爱情小说，加上爱情“调味品”的电影艺术，杂志封面设计、广告宣传热衷于使用美女照片，以及那一种被称为“最粗俗也最兽性的”的色情艺术等等，则无不证明柏格森的这句话，还是很有一部分道理的。

如今，是商业时代，在这个被称为“欲望的社会”里，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多是刺激感官，重视官能享乐，诉求欲望本能，消费至上，娱乐至死，带有浓重的商业文化气息……

8月30日《新京报》刊登名为《重口味电视剧很难长久》的文化批评，文中对目前一些影视文娱作品中越来越流行乃至越来越泛滥的所谓“重口味”现象的批评，很令人深思。现在，娱乐文化工业总是倾向于给受众提供更刺激的享受和更强烈的快感，让人们欲罢不能，长期浸泡其中而习焉不察。闪耀在荧屏上的电视剧，纷纷加入了“雷”、“虐”、“黄”等各种调剂，从情节到台词，口味都在持续加重。纯爱的言情剧，被拍得像恐怖片，像性教育片，甚至“情节以虐取胜”。《国色天香》里，男二号还将女主角绑架、鞭打、凌虐，最后把她的骨灰加水喝了；《新还珠格格》里太后喊五阿哥回宫“圆房”的一段戏太直白、露骨，以致有“台词涉黄”之说；《新水浒传》中的香艳“床戏”尺度之大，十分罕见。在这样一些电视剧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创作者都倾向于给观众提供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让观众的欲望始终处于不断膨胀的进程中，而这又召唤着创作者的快感革新……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中这样的一味追求“重口味”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显然，这种文艺创作，走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市场原则第一，收视率第一，激发情欲，刺激感官，重视官能感受的路数，但这样的文娱产品又怎能叫做文艺上的“革新”呢？

中国新闻网8月29日刊登《舞剧<金瓶梅>启用性道具，场景似春宫图》的文化报道：中国四大禁书之一《金瓶梅》一向令人“闻之色变”，将这部作品搬上芭蕾舞台，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第一次。该剧公布巡演以来，就因“情色”话题备受关注，甚至在门票上都注明了“18岁以下观众谢绝”的字样。芭蕾《金瓶梅》以潘金莲作为叙述的支点，从她对武松的渴望和对西门庆的野心，将武松、武大、西门庆、瓶儿与春梅等人物带上舞台。全剧舞美分“白”、“红”、“黑”三幕，力求每一个场景就像一张油画《春宫图》。道具上，更是大胆启用了“摇床”等古代性道具……该剧片花很早就在网上流传，性感唯美的舞蹈，令网友连呼“惊艳”。有的观众说，光看那些美得浓艳的宣传剧照，就已经足够撩得心痒痒。但也有人质疑，这“只看出赤裸裸的情色”……

或许不能否认，芭蕾《金瓶梅》经过了精巧的构思、精致的设计、丰富的舞蹈语汇表现这样的艺术化的处理，甚至采用富于宗教色彩的寺院钟铃声来衬托剧情……但在这样的艺术表现背后，本质上透露的仍然不过是一种“激发情欲”的内容，或者借用卢梭的一句话说，不过是“一种精装的纵欲罢了”。

文艺中的这些“重口味”，不管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好，一种艺术趣味也好，或者作为一种艺术的观点也好，都牵涉到了欲望、情色这些内容，这是一种本能的、情色的、不正常的、纵欲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情绪和趣味，这种文艺倾向，正在侵袭和浸染我们的文艺观念、文艺创作乃至文艺传播。这种文艺，很难说会有在美学上、人文上的追求，对精神升华、人性培养的渴望，更不会注重道德责任和伦理上的义务，它最终带来的只是欲望的冲动，感官的满足，它只是一种“欲望”的文艺，“欲望”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欲望”文艺、“欲望”文化，如果任其流行泛滥，不仅人们的人格系统、行为模式会受到影响和支配，我们社会的文化结构也会受到它的污染……

目前，我们不少文艺批评指出：如今，不少文艺作品中尤其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涉及的主题思想、道德底线等不够清晰，甚至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而文艺中的“重口味”，不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吗？对此，我们的文艺该引以为戒了！

传统书院

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来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学校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教育和书院教育之后，以燎原之势，普及全国；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强大动力。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也日渐显露其弊端，主要是重知识传授轻素养品德，重规范化管理轻个性化发展，重普世科学文化轻中华人本文化，对于存在已久的应试教育和市场化偏向不易扭转，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于是教育界努力探索着改革的新路。与此同时，古老的书院教育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的营养，正以新的姿态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补充着和优化着现代学校教育，成为当代教育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如何重新评价书院的历史作用？如何充分估量书院文化的现代意义？需要人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温家宝总理在第27个教师节的讲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1年9月9日）给我们以重大的启示。温总理在论述发展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如何创新推进时，回顾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指出：“我国农村教育源远流长，历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社会，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教育是传承文化的主要途径。历史上许多私塾、书院曾盛极一时，但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山野乡村。那里不但是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甚至是学术中心，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根系所在，教育传承文化的功能，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和它的培育人才、研究学术、繁荣文化的功能，为中国人提供精神家园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略从教育文化角度，所作的一次新阐释，它把人们对传统教育资源当代价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传统书院教育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具有民间性和地方性。多数建在县乡，接近民众，得到地方支持，又影响地方风气；第二，具有自主性和多样性。由学者和文化士绅主办，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官学也只是公助经费，原则指导，教学则由学人统筹；第三，具有文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国学（即经典文化）为己任，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精神；第四，具有人本性和尚德性。教人以五常八德、行己有耻、敬业乐群和大丈夫精神，仁、智、勇兼备而以仁德为体，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第五，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不仅培养精英士子，也普及大众文化。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教师来往讲学，学生进出自由，不受年龄、学历、出身、职业的限制，没有固定化的管理模式，强调学思并重、言行相接，从静处体验、在事上磨炼。

当然传统书院也有它的不足，如：不能覆盖广大地区和人口，轻视知识传授，课程内容狭窄，忽略体育文娱，以及有些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或剔除的内容。

现代中国学校教育，基本采自西方教育模式，它给中国带来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能够以规范化的体制将教育普及于城乡各地，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层次的新式人才，从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文史哲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推动中国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公民社会，大步进入世界文明之林。实践在证明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在暴露它的严重弊端。1921年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了现代学校教育“消磨个性”的坏处，和书院教育“师生感情甚笃”、“自由研究”的优点。除此而外，对中国而言，忽略中华文化的传承是现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缺陷之一，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中华精神的发扬光大。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下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中西互补、相得共荣，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

当前众多新兴书院，有的创建于现有院校之內，成为教育体制中的“特区”，如大学里的国学院、儒学院、人文宗教研究院、国学班，既依托体制的优势，又展现传统的特色；有的创建于地方社区，采取民办公助、社会支持、独立运作的体制，处在现有政府体制边缘，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人才培养与师资培训，提供学术论坛与游学营地；有的创建于民间社会，采取自筹经费、自主经营的体制，独立于现有政府体制之外，或者以民间方式探索青少年教育新路，或者推动业余青少年经典诵读；还有的创建于市场经济领域，由企业资助，为企业家开设中华文化课程，以培养儒商、发展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为目标。可以说当代书院各具特色，缤纷多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民间蕴藏的文化创造力。在发展新兴书院的事业中，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起了指引作用，各级政府特别是学者型官员起了支持作用，一大批人文学者、教师（包括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起了骨干作用，许多有文化理想的企业界人士起了资助作用，这是一种社会合力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些新兴的书院，大都在努力继承与发扬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又在人员、教学与经费管理上吸取现代教育的合理质素，以便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困难，仍然有着光明前途，甚至显示出一种未来教育的先进性。

杨义广东电白县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海内外出有学术著作40余种，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图为大成殿。

演讲人：杨义时间：9月12日地点：澳门大学

孔子还原研究的困惑

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在孔子还原研究中，我们首先接触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两千年间大量的孔子研究，究竟是在研究本来的孔子，还是在研究历代儒林人士和统治者层层叠叠地给孔子附加上的涂饰？

孔子从春秋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演变成圣人，经历了周秦时代的“前圣人时期”，从汉到清的“圣人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失圣人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圣人时期”。

在这两千余年中，“圣人时期”所占的时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孔子受到一浪接一浪的学术上的解读和政治上的诠释，积累不可谓不丰厚。同时又颇有一些“圣人之徒”，以千差万别的姿态和色彩，对之进行着闪耀着灵光的装扮、涂饰和改造。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 奈吉尔·巴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因为他的这部名著《天真的人类学家》，而被称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可以想象在人类学界的著述中，这是本怎样的奇书。它的“奇”，首先是因为虽然它的属性无可争议地会被划归在人类学民族志的范畴，却在风格上与大多数的民族志截然不同——既抛却了晦涩的学术术语，也没有难以令非专业人士敬而远之的人类学理论，而是以一种学术著作罕见的软性视角和英国式的风趣幽默，真实有趣地记录了作者两度进入非洲喀麦隆某个不知名的部落，对多瓦悠兰部落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

传统民族志往往都是将笔墨着力在如何全面展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上。这往往会导致民族志在表述上的八股文倾向，即按照人类学的几个主要研究领域顺序描述特定社区的文化与社会状貌，从而使很多民族志在文体上如出一辙。这种视角上天然的全知全能的优越感，却使得想要揭开被研究对象脸上蒙纱的希望越加渺茫。而巴利虽无法摆脱这一背景，却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著述方式——从如何获得签证开始，巴利仔细描摹了他步步深入目的地的田野经历，既有如何与当地官员唇枪舌战，又有与当地传教士的意外结缘；而对于所见的一切，巴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这些未开化的地方，何以一样会有贫富偏见？多瓦悠兰人为什么会歧视自己的母语？而因为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巴利的无奈和疑惑则常常令人捧腹不止——比如巴利曾经对多瓦悠兰人喜欢的惯例说法十分困惑：“我问：‘谁是庆典的主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男人。’‘他今天没戴……’”

至于旅程中不断出现的经费、交通、沟通等等看来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巴利都以一种足够坦诚并且幽默的态度记录着。于是，我们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个踌躇满志、天真的英国人类学家，骤然降落到完全陌生的非洲部落，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冲突，令他陷入窘境而笑话百出。

令人感慨的是，巴利这种看似不够学术的态度却极真实地体现了田野工作的当时性，而这并没有令多瓦悠兰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状貌退居后台，相反这种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互动的情境式的再现，让多瓦悠兰人变得真实可触，而非只是存于冰冷文本中的被研究者。

其实，就连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经在他的一本著述中流露出自己并非全知全能，而是有缺点的凡人，但据称，这样的论调激起了人类学界的愤怒——本该是以一种完美姿态，甚至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姿态去揭露一个陌生而原始的世界，怎么可以持有自我怀疑的态度？但当质疑之声渐渐退去的时候，这一论调迫使人类学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进而，田野作业文本记录的可靠性、人类学的表述危机，乃至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质都不断被重新审视。

时隔多年，巴利在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中靠他自称的这些“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田野记录，以情感和实例再一次袒露了田野工作的困顿以及人类学家本身的局限性，以一种宽容之心巧妙地直面了人类学研究中的悖论。虽然，巴利之后，这个悖论依然存在，但巴利的迂回和智慧，却让我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而后得以一种直面而非回避的态度勇于反思，而这样的反思令人类学这一学科生机勃勃。这也是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所在。来颖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