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谣言四：玛雅人认为2012年是世界末日

谣言四：玛雅人认为2012年是世界末日

　　不要再向阿波利纳里奥-皮克顿询问世界末日是否会在2012年到来这样的问题了。这位玛雅印第安长老向外界表示，他已被这个问题烦透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玛雅历法并没有结束于2012年，玛雅人也从来没有将这一年看作是世界的末日。不过，2012年12月21日确实是玛雅人的一个重要日子。玛雅文化研究专家、美国科尔盖特大学考古天文学家安东尼-阿凡尼介绍说，“根据玛雅历法，1872000天算是一个轮回，即5125.37年。在玛雅文化的鼎盛时期，玛雅人发明了所谓的长历法，这种历法把最初的计算时间一直追溯到玛雅文化的起源时间。根据长历法，到2012年冬至时，就意味着当前时代的时间结束，即完成了一个轮回，然后重新从零天开始计算一个新的轮回。”

　　5. 谣言五：太阳开始猛烈袭击地球

谣言五：太阳开始猛烈袭击地球

　　也有谣言称，太阳将于2012年产生强大、致命的太阳耀斑，对地球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太阳活动的强弱变化周期大约为11年。剧烈的太阳耀斑确实会对地球上的通信及其他系统造成破坏。但是，科学家们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太阳活动产生的风暴不会强大到足以把地球烤焦的程度。莫里森表示，“事实证明，太阳的活动并非总是无规律。我们认为，这一周期可能不会在2012年达到顶峰，可能会在一两年后。”

　　6. 谣言六：玛雅图画预言世界末日场景

谣言六：玛雅图画预言世界末日场景

　　如果玛雅人确实没有预言2012年为世界末日，那么他们究竟在预言什么呢？一些致力于玛雅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玛雅人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记录预言2012年将会发生某种特定的事件。不过玛雅人确实留传下一幅关于世界末日假想的图画。这幅未标明日期的图画出现于著名的《德雷斯顿抄本》的首页，它描述了一个被洪水毁灭的世界。这种场景在许多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都曾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性。阿凡尼认为，《德雷斯顿抄本》中的假想场景，不能只理解表面的意思，要从中读懂人类的行为。他从长历法联系到人类的新年，并表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必将伴随着许多狂热的活动和巨大的压力，随后则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许多人重新开始更美好的生活。”(彬彬)

 
玛雅人性别关系 男尊女卑无可争辩

　　要了解一个社会，那么，了解一下其内部两种性别之间关系，大概最有助于获得真切的感受。在男女关系上，一个社会会把它开化、文明的程度准确反映出来；社会的经济生活、人际关系、道德伦理各方面也都具体化地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

　　总体上说，玛雅男性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男尊女卑无可争辩。妇女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不得进入玛雅庙字，这大概是初民社会男女两性分属不同的社团，各自有各自秘传的教义、规则、权益、神灵,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对此已有论述。玛雅妇女不许在街上正视男子，相遇时必须侧肩而过，这也许是“两性战争”（借用一下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的语汇）的结果，是主宰与臣服的象征。至于男女不同食，虽说不能完全比附于古代中国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授受不亲”等等，但是，其本质还是相通的。社会要以一种最为日常的活动来确立并日复一日地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论是玛雅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自觉不自觉地这样做了。无论辈份如何，性别从整体上区别了等级地位，这是一种团体的地位。从男人们先行就餐的顺序可以看出，不仅长辈在先，即父亲先于女儿，平辈间兄先于妹，而且不同辈份之间也同样如此，儿子先于母亲，弟先于姐.家中男性成员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性的服侍，训练培养了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小男孩从小就懂得了自己的性别角色，小女孩也潜移默化受到了性别角色教育，以使她们长大后顺应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关系结构。吃饭小事，竟然是关乎社会结构秩序的大工程，文化机制的巧妙，正在此处.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不妨参看本书《洗澡洗出法律》节，那洗澡比吃饭更见奥妙。

　　著名的玛雅文化研究专家莫利（SylvanusG.Morley）曾说过：“儿童的培养，更多地是靠他们自己顶应那套复杂的精心策划的社会实践的愿望，而不是靠苛刻死板的规矩。”他实际上已经从玛雅人的儿童教育中隐约地看到了一种文化塑造上的智慧。

上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在京公布。调查显示，由于受数字媒体的冲击，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特别是手机阅读，呈现出学历越低，阅读率越高的趋势。针对这一情况，有专家解释说，这与阅读内容有关，手机阅读主要是网络小说、穿越小说等大众化的内容，所以读者多集中在年轻人和学历较低的群体中。但也有值得高兴的新气象，即纸质图书的阅读率和阅读量双双上升，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至少也说明，传统阅读方式在广大群众中仍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且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多举办一些阅读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由此看来，对于阅读，公众们终于有了自觉意识。

重视阅读是城市乃至国家的一种正确抉择。有人讲，阅读关乎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关乎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话或许说得有点大，但文化的传承，又多一半是靠文字或者说阅读来完成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国人，基本是在阅读纸质媒介中长大的，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多半跟着电视一道成长，而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则与电子文本和电子游戏更加亲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经典，几乎多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延续的，而文字与视觉对受众的内心浸染毕竟是两码事儿，疏远了阅读，若干年后，我们的文化是否会再次出现断裂？近些年来，我也接触过很多大中学生，不客气地讲，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每况愈下，知识结构也很单薄，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到网上查找，假若网上没有，就只好瞪着眼睛抓耳挠腮了。网络搜索这样的“捷径”，方便是很方便，但它也极易摧毁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是创造能力。

现如今，已经有了网上图书馆，经典也已被数字化，一些新出版的纸质图书也有电子文本等，电子阅读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和新工具。关键是我们是否会充分地去利用这个新工具。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正是借助了各个历史时期全新的科学成果。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搞清楚，也即根与花的关系。没有根，花是开不了的，更不会结出果实。我们当然可以“移花接木”，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嫁接到先进的形式上。

几年前，在下从拥挤嘈杂的黄山溜下，穿行于山野之中，行走于古村小巷之间，鸟在飞，雀在叫，同时伴着远处传来的朗朗书声。有位白发老农，还把他写的“书”送给我，并说，一天读10页，少了些，但天天读，就积下了。从那天起，我就认为，真正能把书读懂了的人，或许真的不在城市，而在乡间。

马未都

故宫博物院日前发出声明称，该院在职、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文物鉴定等活动时应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授权，否则属个人行为，后果由本人承担，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责任。去年以来，文物市场上“金缕玉衣”和“汉代玉凳”赝品事件均有故宫专家，令故宫声誉受损。收藏专家马未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职人员要为所在单位的信誉负责，不能透支单位信誉。

收藏专家马未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故宫博物院发表声明表明了一个很好的态度。但能否有效实施要看今后。他认为，不光是故宫博物院，所有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去，都是代表单位。像“金缕玉衣”、“汉代玉凳”这样的事件其实都在透支单位的信誉。他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应该考虑个人行为是否会为所在单位带来负面影响。

马未都在博客中说：“我们处在一个假象环生的时代，有朋友对我说，你们古董行不好，净卖假货。我深刻反省，究其原因，文物的文化含量太大，难以一目了然。自古文物收藏凭的是眼力，玩的是心跳，至少宋代以来许多国宝就在真假之间争论，翻来覆去者并不罕见。历史上被判了死刑的文物又起死回生也不是凤毛麟角。由于人类对自身文化认知的局限而对文物发生错判，只要不是故意，情有可原。”他说：“今天假象环生的现象都是故意而为，绝大部分很难得以有效的惩治，古董自古以来就是真假难辨，当一个社会药都有假的，就千万别指望其他东西都是真的了。”

对于文物鉴定市场的乱象，马未都建议，个人要对个人负责，单位要对单位负责，单位的公职人员也要对单位承担责任，不能透支单位的信誉。他说，现在有很多不具备鉴定能力的人，打着所在单位的名誉在外面接“私活”，所以，应该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惩处制度。

鉴定行业乱象丛生

“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

近年来，央视《鉴宝》等一批文物鉴定的电视节目让许多鉴定专家火了起来，已退休的或是在职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更成为这类节目的座上宾。“故宫专家”这一身份也让许多观众对此深信不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市场上的文物鉴定乱象丛生，故宫专家利用业余时间奔波各地鉴宝的活动早已不鲜见，而出于商业性的目的“接私活”，已数次影响到故宫博物院的声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护声誉，故宫博物院特发此声明。

“现在中国的收藏市场，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有“收藏界深喉”之称的文化学者吴树在日前一场收藏论坛上如此表示。

近来文物市场上先后发生的两起赝品鉴定事件，分别是“金缕玉衣”和“汉代玉凳”。去年，“古玩收藏家”谢根荣托人自制了“金缕玉衣”，并找来5位文物鉴定专家，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5位专家给这件“金缕玉衣”写了个文字说明，出了一个评估价：24亿。据悉，谢根荣给了专家几十万的评估费。随后用这份鉴定报告向银行骗贷。

去年年初，一套“汉代玉凳”被拍出2.2亿天价，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时隔一年，江苏邳州一赵姓老板承认该玉凳为其组装制作。据媒体报道，当初鉴定的专家周南泉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两起文物市场上的赝品鉴定案，均跟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有关，为了维护故宫博物院的声誉，日前特发表上述声明。

1969年生于天津。7岁开始受二胡演奏家父亲宋国生的启蒙教育，学习二胡。1981年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入中国音乐学院。现为中国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1989年4月参加第一届《山城杯》全国部分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获二等奖；同年6月参加首届《ART》杯中国乐器国际比赛，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并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国唱片“金碟”奖，中国国际音像博览会“特金奖”，“亚洲十大发烧唱片”等。

印象：民族艺术的美丽符号

4月3日，天津的女儿、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回来了，这次她是专程回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个月前，她的父亲——天津音乐学院的宋国生教授，刚刚举办了从教50年学术与展演活动，当时我有机会与宋国生老师及夫人(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阎璞老师相识，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却成了很好的朋友。得知我想采访宋飞时，宋老师一口应允代为联系。我知道宋飞很忙，也知道尽管宋老师老两口热情帮助，但女儿宋飞已经不完全属于他们，估计采访会有一定的难度。没承想，4月1日宋老师便发来短信，说宋飞4月3日回天津，你可以来采访。原以为宋飞回津还有其他事情，但宋飞说：“除了看望爸爸妈妈，就是专程回来接受您采访的。”宋飞还说，自打《天津日报》登了“我与女儿宋飞的故事”后，爸爸对《天津日报》特有感情。其实爸爸不是第一次上报纸，但他感觉党报的文章真实、生动，教育意义大。所以，对我从不提要求的他，很早就跟我商定接受《天津日报》记者采访的事。

见到宋飞本人，感觉台上台下的她判若两人。台上的她光彩照人，大气，柔美，不仅展示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底蕴和功力，同时还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秀外慧中。难怪有人说，因为爱宋飞爱上了二胡；也有人说因为爱二胡爱上了宋飞。总之，在人们心里，宋飞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一个美丽符号，可以诠释历史悠久、内涵深邃的东方文化。台下的她朴实无华，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尽管身兼诸多要职，但接受采访时却没有一句假话、空话和大话。她直言目前中国艺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中国民族文化为什么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还有如何看待艺术院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等，言简意赅，深刻透彻，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民族音乐具有独特的魅力

记者：文化强国是今年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宋飞：我认为真正的强国，应该是经济发达文化发展。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在努力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没有历史缺少文化的，也在创造历史和打造文化。可见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到了21世纪，文化就是产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身来，回望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的精华。丢弃了民族文化，就会变成失忆的人，不知自己从哪来向哪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挖掘保护自己的文化，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当然，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话，要脚踏实地地去做。

记者：您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演出民乐，感觉中国民族音乐国外观众能接受和理解吗？

｜宋飞：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能接受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音乐，那么外国人也能接受《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清明上河图》和《雨打芭蕉》。以往我们有个误区，认为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音乐，所以多年来我们派出的团体、演出的节目多是些表现民俗和技术的，热热闹闹既有效果又有观众，比如杂技、吹打乐等。其实，优秀、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外国人不仅能接受而且非常喜欢，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说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两次演出吧，拉的曲目是《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除了现场受到热烈欢迎外，后来我从当地转播的电视节目里发现，观众的神情都非常专注，他们的目光与表情告诉我，他们完全理解了我们音乐中所表达的内涵。当地的艺术家告诉我，他不仅能从《二泉映月》中感受到那位民间艺人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还能从起伏跌宕的旋律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个性、苦难、耐力与坚韧。从《空山鸟语》中听出了人与鸟的“交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实不仅在维也纳，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些年无论我到哪里演出，都能从同行与观众的目光中，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所以我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宋飞：细腻、交融有意境，是中国民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跟中国画一样，崇尚自然崇尚和谐。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名家大家的画，多以自然山水为主，人在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是绵延不断的群山、激流飞溅的清泉、苍松翠柏的森林、鬼斧神工的奇石，而非一群人或一个个人。西方的名家名画，多以人物为主，比如最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不仅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背后的景色基本看不清。可见中西方艺术各有特点，追求的意境也不一样。画如此，音乐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立意既不为表现自己，也不为赢得别人，而是用来与天地自然交流，表现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处，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的大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背着琴笛云游四方，激情所至时山中、湖畔、林间、荒原处处都是舞台，自然界的声音和他们的心声交融在旋律中，怎么想怎么拉，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但却都是从心底流出的音乐。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可以跨越时空永不陈旧。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民族音乐理解得不够深刻，有些甚至流失了。

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

记者：有人说中国民族乐器表现力差，中国民族音乐落后。是这样吗？

宋飞：我认为乐器的表现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乐器出现得很早，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比如我们出土的古笛，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可想而知，农业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其生产工艺、能力和条件，都没法跟西洋乐器出现时的工业时代相比。西洋乐器中的铜管、钢琴、竖琴等，有那么响亮的声音和精致的外观，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工业时代，历史多说不过几百年。再说，西方音乐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为了表演给别人听的，无论教堂的演奏、唱诗，还是走进大厅剧院的公演，都是有观众的，所以需要音量大、声部多、阵容强。而中国音乐的最初立意，刚才说过了，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感觉，吹拉弹唱都是给白云、小鸟、清风、松涛听的，别说用不着也没有那种响亮的乐器。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表达与追求，也有与之相对应的乐器，科学地讲，不同民族的音乐表现能力，是差别而不是差距。

龙应台

前不久，台湾新任行政团队名单揭晓，龙应台接任“文建会”主委。从权利外围以说真话为傲的文人圈，到吵吵闹闹、谎言漫天的政治中心，进入公众、媒体和时代的聚光灯下，“官员”龙应台能否交出让“文人”身份的她满意的答卷？

2009年，第一次见到龙应台，是在台北的中山堂，“科学与人文相遇”的演讲结束后，记者与龙应台进行了一段短暂的交谈。她言谈温雅，但是“野火”时期的那股“气”，还是可以在一字一句间感受得到。对龙应台的第一印象，一如她呈现给公众的两面：憨胆和温柔。

1985年，台湾解严前夕，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这一把“野火”，迅速烧遍全岛。台湾文学评论家杨照曾以台语的“憨胆”形容之，龙自己也承认，写《野火集》时非常天真，“虽说这本书是天真的正义感的产物，但一个社会若无这种天真的正义感，就难以进步。”

她拥有华人世界无可替代的话语影响力--同一天、一篇文章会在华文世界的六个地方同时发表；更有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立场--从不代表任何一方发言，赞美与批判都源于她对历史、对时代独立思考的真诚。

从野火一路走来，龙应台直言憨胆的本色依旧，只是多了一份世事洞明的迂回和柔韧。“社会更需要知识分子担当的，是沉稳平和的声音，而不是当年那种亢奋的、激昂的、革命式的声音。”龙应台如是说。

马英九当年在跨洋“三顾茅庐”请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时，亦特别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Q&A：说真话要放眼世界，也要脚踩泥土

芒果画报：您这种全球化的视野和独立的文化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呢？

龙应台：我其实是从台湾南部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儿，你提到的所谓“视野”和“立场”，当然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了会出国，出国后对国外的世界抱持着巨大的好奇心。同时有了美国经验之后，又有机缘让我在欧洲生活了十三年，所以是从生活体验里头出来的。

芒果画报：那年轻人应该如何扩大全球化视野？

龙应台：我其实很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出国旅游或读书，那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出国读书，是很需要的。

芒果画报：独立的立场，与您基于汉语语境的文化思考有关吗？

龙应台：对我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基本。譬如说我们现代人都写白话文，但我认为，白话文写的最好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他在古典文学或文言文上有很深的感觉或素养。再扩大一点说，如果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面有很深的认识，当你在面对外国文化的影响时，那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会和你完全没有自己文化基础是有相当大差别的。我总是觉得你如果要扬帆而走四海，总要从一个村落作为起点，这个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都是你心中最结实的东西，如同脚踩的泥土，那个其实就是传统文化。

龙应台真话录：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文化是什么？》：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我的“中国梦”：从乡愁到美丽岛》：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韩寒手稿

2012年中国文化界最大的肥皂剧莫过于所谓的“方韩之争”，一场并无真凭实据的代笔指责，持续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停的迹象。韩寒第一次在论战中沉不住气，不但起诉，还拿出《三重门》的手稿出版成书，希望以此证明清白、平息争议。虽然事与愿违，方舟子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不断在微博上公布从手稿中挖掘到的似是而非的证据，继续声称大获全胜，但《光明与磊落》也在争议中热销。从网络上的留言与评论来看，这本书的购买者主要是被方舟子的指责所激怒的忠实韩粉与少部分看热闹读者，因而其销售后劲尚需观察。

提到关中方言，大多数人印象里总感觉比较土气，生冷硬噌，难登大雅之堂，但有人认为，西安是13朝古都，积聚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或许千年之前，关中话、西安话就是当年的官话，并举例关中方言的“嫽的太”中的嫽就出自《诗经*陈风*月出》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来证明西安话源远流长。那么，如果西安话真是唐朝普通话，唐诗是否应用关中方言来读更地道呢？

古代诗歌厚积薄发，在唐代发展到巅峰，涌现出李白、杜甫等一批杰出的诗人。那么，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话是否会因地域性，被作为当时的官方语言呢？

河南人：我觉得应该是洛阳话，因为唐朝大都当时在洛阳好长时间了。

西安人：时间久远，咱们关中方言、陕西话，我觉得总会有些变迁，肯定会很相似，但不完全是。

陕西籍大学生：我觉得当时的官方语言应该是西安话，所以我觉得（唐诗）用西安话读应该比较顺。

为了证明西安话是唐朝的官方语言，这位同学和她的同伴还以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来举例论证。

陕西籍大学生：白居易有一首诗《卖炭翁》，里面有一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黑和色不押韵么，如果用关中话说，就是满面尘灰烟火色（sei），两鬓苍苍十指黑。这个色和这个黑就有点押韵了。唐诗我觉得用关中话读比较地道。

是巧合还是真的如此呢？采访中，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粤语和客家话因为远离中原战火保存完整，可能更接近唐代普通话。

河北人：我认为客家话是最正宗的中原文化的语言。

那么唐朝的官方语言到底是哪种方言呢？记者采访了古汉语专家，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他说目前对于唐朝官方语是哪种方言并没有定论。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现在一般学术界的看法，唐代的普通话应该就是以长安、洛阳这一代语言为核心形成的一种带有书面性色彩的语言。

对于白居易《卖炭翁》诗中的烟火色和十指黑不押韵，王教授这样解释。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这是因为北京话（普通话），这两个字变的大了，原来同音比较接近，现在变的不同音了，而陕西话仍然保持这两个音韵母是一样的。

王教授说，关中话、西安话经过千年的演变，当年的方言融合了宋元等时期的文化，未必就是现在的方言，色读sei可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部分发音吧。

西北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王军虎：要说唐代的官方语言，广东这一代方言保留唐代的成分更多一些，而西安话从古到今发展演变非常大，不能说长安话就是唐代的普通话。

图为2009年7月，冯骥才在首次遭遇拆迁的梁林故居现场。（肖翊 摄）

两年一度的申遗热潮又来

申遗应改为“审遗”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 　

今年，全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申报机会，或者说申报热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非遗名录，由中国文化部确定的中国非遗名录，都是每两年公布一次。2012年，这两个目录都开始接受新一轮的申报。

近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公众印象中，更是一位常年奔走在乡间田野抢救民间文化的文化保护者。为了抢救民间传统文化，冯骥才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他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不止一次重申，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在30年来急速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冲击下，变成了“千城一面”，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冯骥才说。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冯骥才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价值观是追求不是需求，不能把现实的需求当作民族的追求。”冯骥才说。

最好别再申遗了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您一直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波，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仍然很困难？

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中国经济周刊》：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冯骥才：从2006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另一种困难”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冯骥才：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这三个困难让我觉得，我们的非遗保护仍然面临困境。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非遗是一个文化的生命，因为它是个活着的文化，是人承载的文化，比如民间绘画，是老百姓画出来的。他一边画，一边把他对生活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画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小鸟都有他对花和鸟的热爱，都洋溢着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文化是人们的心灵生活，文化不仅仅是个消费对象，做文化工作是要以人为本。就像保护古村落，村落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大量的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人们，如果人走了，它的文化的魂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生命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壳，审批文化遗产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把一个死了的村落评为文化遗产。

利益驱动的申遗一定会变味儿

《中国经济周刊》：各地“申遗热”背后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地将申遗和经济利益挂钩。作为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一种旅游价值。比如说像梁林故居，它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考古的价值、历史记忆的价值、文化承载的价值，还有认识价值、鉴赏价值、欣赏价值，另外也有旅游价值。旅游价值只是这些价值里面的一个，正因为它有另外许多价值，它的旅游价值才更高。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单纯的旅游价值反而会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利益驱动的“申遗热”会带来哪些弊端？

冯骥才：因为一些不良政绩观的驱动，导致一部分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就没人管了，实际上，申遗成功后，保护才应该开始。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经常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利益驱动的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一个主管文化的干部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

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申遗之后丢下不管的现象，也有很多是过度开发。您多次表示，不同意“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因为文化是一种创作，无法产业化。但是，有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果不产业化、商业化，可能就无法维系或者传承了。比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冯骥才：要分两种情况看，比如杨柳青年画，它从历史上就是卖的，不是画完了自己贴的，进入现代社会，它还是商品，而且它的商业范围扩大了。

但是有些遗产不具有商品性，比如民俗，民俗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即便有些民俗能变成商品，但它也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即便它进入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它是进入了商品市场，但是它不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特定的概念，文化产业是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用规模化的、集约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工业手段大规模复制的产品。比如软件，美国主要的文化产业是软件、电影。我们无法把刻个小葫芦当做文化产业，如果原来是一个手工做的东西，非要给它过多的附载，它一定会贬值。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它应该是做产业的人从中去吸取灵感，吸取一些元素来再创作。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再创作的、吸取灵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冯骥才：比如迪士尼乐园，它是文化产业，但是这个文化产业不是原来华特·迪士尼画的米老鼠，是从事产业的人从中吸取了灵感，认为这个形象在经营的时候可以做大、做成产业，才把它做起来的，它不是文化人做的，文化人主要做的还是文化。

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许多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成型，并没有成为像美国这样的真正的现代文化产业。企业家进入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创意，靠一些非创意的、套路化的、甚至靠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希望文化产业能担负文化责任。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它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是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还有一个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否则文化产业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健康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所以投资文化产业需要产业眼光，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官员没文化、官商勾结致保护不力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许多人将此视为中国非遗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目前，此法在非遗保护中所起的效力如何？为什么破坏非遗的现象还屡禁不止？

冯骥才：呼吁了多年的《非遗法》终于确定了，这个法主要是给官员看的，但是哪些官员知道《非遗法》，看过《非遗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保护不力：

第一是一部分官员没文化，因为我们前一段时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的都是懂经济的干部。我说的没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1。一部分官员不懂文化，不懂得文化的价值、规律、性质、意义。2。一部分官员对文化没有理解力，我们不需要官员像文化人一样，但起码他要理解文化。3。一部分官员们不热爱文化，当然也就不拿文化当回事儿。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就是有些官员和商人形成了共同利益，就是权贵结合，这后面就有反腐败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

《中国经济周刊》：非遗保护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遗产本身很丰富，传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保护起来很复杂。有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它的传承是靠一个地区，是一个村里大伙儿都那么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这个技艺只在本家族传，不往外传，比如泥人张。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版权保护的意识。要给每一个艺人、每一种传承方式都要找一个针对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传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韩国、日本是在世界上做非遗最早的，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每一个文化遗产后边有一大批专家在研究、讨论这个遗产该如何保护、发展，他们对遗产的态度是严格、严谨的。遗产是留给后人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遗产弄没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谈国家四级文化遗产保护总的7000项，单是国家级的1300项，我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专家的。没有专家也就意味着没人监督，没人去帮助艺人出主意，也没办法帮那些艺人意识到自己会的东西是个文化遗产。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非遗保护要做好、做得有效率，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冯骥才：非遗的保护，第一，要保护地域性。比如说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地域性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要保护它的手工性。它不能变成机器的，因为它是农耕时期的遗产，如果变成机器轧的，机器做的，实际上就变成工业文明了。

第三，要保持自己的艺术特征，特征不能改变，要保持它的基本元素。比如在民间音乐里面加了好多电子配器进去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