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

　　——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在利比亚公民撤离行动纪实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内各部门、军队、地方政府、中资企业和驻外使领馆的共同努力下，截至北京时间3月2日23时10分，迄今掌握并有回国意愿的在利比亚中国公民全部安全撤出，共计35860人。

　　不到10天的时间，在距离北京9000多公里之外，中国海陆空三路并进，胜利实现撤离。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堪称奇迹，举世赞叹。

　　中央决策——

　　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迅速行动

　　2月下旬以来，利比亚局势急剧动荡，武装分子袭击我机构和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一直牵挂着在利比亚同胞的安危，在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迅即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保障我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国务院迅速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我驻利人员撤离及有关安全保障工作，由张德江副总理担任总指挥，戴秉国国务委员协助。2月22日早晨，张德江紧急召开应急指挥部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要求各有关方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千方百计保障我人员安全，千方百计保障我财产安全，千方百计维护我国家利益。立即调派民航包机和附近海域的中远集团运输船只、我海外作业渔船，携带必要的生活和医疗物资，并就近租用大型邮轮和大客车，赶赴利比亚附近，随时准备进入利比亚，分批组织我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驻利比亚人员安全有序撤离。

　　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民航局、公安部等相关部门全面动员，有关地方政府、航运公司、在利中资企业和驻外使领馆广泛参与。

　　中央军委决定，派遣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徐州”号导弹护卫舰赶赴利比亚附近海域，为撤离我在利比亚人员的船舶提供支持和保护；派遣空军4架伊尔—76型运输机飞赴利比亚，执行撤离我在利比亚人员任务。

　　全国上下、各行各业，不计其数的人共同投入到这场情况复杂、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撤离行动中。

　　分秒必争——

　　方案周密部署，行动高效有序

　　人们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几年前在出访期间，谈到确保境外中国公民安全问题时，曾动情地说：“我们珍惜每一位同胞的生命。”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同志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贴在领保中心大厅的墙壁上。此刻，总书记的嘱托鞭策和激励大家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中国在利比亚公民人数众多、人员分散，加之利比亚局势瞬息万变的因素，使快速确定并实施撤离方案变得难上加难。

　　千方百计、争分夺秒，这是工作的需要。忙而不乱、安全有序，这是工作的原则。昼夜坚守、连续奋战，这是工作的必须。

　　领保中心24小时热线电话开通了，我驻利比亚、希腊、马耳他、埃及、苏丹、突尼斯、约旦使馆24小时热线电话开通了。此起彼落的铃声，每天究竟响多少次？无暇数！数不清！

　　同胞的声音，祖国的声音，相互传递，汇聚着信心和力量。

　　每天国内派出多少架次飞机？每日从苏丹、阿联酋、埃及和土耳其等国租用多少架次飞机？从希腊、马耳他租用的外籍邮轮要在地中海上往返多少次？国内外近百个部门、单位、企业和驻外使领馆保持着不间断沟通和协调。

　　领保中心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汇总分析每一条信息，研究部署下一步行动。大椭圆桌上铺着一张利比亚及周边区域国家的地图，塞卜哈、班加西、的黎波里、米苏拉塔等利比亚城市都被标上了重重的红杠，繁复的箭头在利比亚及周边国家间“穿梭”。陆海空撤离路线，在各方密切沟通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图上推演”之后拟订，并最终由国务院应急指挥部直接敲定。

　　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个传来——

　　“首架中国政府民航包机从的黎波里飞抵北京，搭载224名我撤出人员。”

　　“一架海航飞机从希腊克里特岛起飞返回北京，机上搭载217人。”

　　“‘天福河’号货轮搭载着559人，已经顺利抵达克里特岛。”

　　“‘徐州’号与搭乘我2142名从利比亚撤出人员的‘卫尼泽洛斯’号邮轮顺利会合，开始实施护航任务。”

　　……

　　科学调配运力，精心组织协调，撤离行动在高效、有序的节奏中渐次铺开。

　　全力以赴——

　　千百万双手形成强大合力

　　随着撤离行动的深入推进，国家之间，部门之间，人员之间，形成多层面纵横交错、相互支援的良性互动局面，千百万双手形成强大合力。

　　一架架国航、东航、南航和海航的包机起飞了，中远集团、中国海运的船舶改航驶往利比亚附近海域待命。

　　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时间成立了撤离中央企业境外受困人员应急小组，指导协调中央企业在利人员撤离工作。有关中央企业按照外交部的统一指挥及国资委的有关要求，成立了应急指导小组和前方指挥部，迅速制订并启动撤离方案，在利成立了4个分区指挥中心，建立了前后方沟通协调机制，及时将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关怀传达到前方每位员工。他们充分利用与当地及周边国家合作协商等良好合作基础，通过多种方式打通关系，疏通外出道路和港口，组织撤离。负责4个分区指挥中心的中国建筑、中交集团、中国水电和葛洲坝集团除组织本企业人员撤离外，还统一协调安排了其他中资企业人员的撤离工作。

　　以我驻希腊大使馆为核心的接护小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据中国驻希腊大使罗林泉介绍，由于工作需要，从外交部、周边使馆临时抽调了14名外交官。工作组全体人员以工作为重，吃不上饭，睡不上觉，也毫无怨言。“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官的信念。当地华侨华人还组成了60多人的志愿者服务队，跑前跑后，积极参与后勤保障工作。

　　国航欧洲地区总经理李江对本报记者说，他们从欧洲其他国家临时抽调机组人员和飞机飞赴希腊克里特岛，并和使馆密切配合，不断总结经验，办理手续越来越快，登机过程越来越有秩序。

　　考虑到机场燃油可能供应不足，国航北京总部直接跟希腊一家航空燃油供应公司交涉，希望确保第二天各航班能够大密度加油。对于这样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希腊方面充分理解，并积极配合。机场在地勤和安保等方面给予了充分协助。

　　驻利比亚周边国家大使馆也忙碌起来。一个月前曾成功帮助1800余名中国公民脱离当地骚乱的困境、平安返回祖国的我驻埃及使馆，再次担当重任。为了说服埃及航空公司派飞机前往利比亚协助接运中国公民，宋爱国大使与埃方进行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谈判，最终打动了对方。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新闻处主任陆竞春率领使馆同志，坚守在埃及与利比亚交界的萨卢姆口岸，倾尽全力接迎从利比亚撤出的中国公民。这里的沙漠气候如同冰火两重天——白天穿件短袖就可以，晚上套着棉衣都觉得冷。但不论是中午时分，还是午夜时刻，中国外交人员坚守在埃利边境之上——“接迎每一位中国公民平安回家，这是我们的承诺”，“哪怕还有一个中国人入境，我们也要为他守候”。

　　日日夜夜，每时每刻，这样的故事不间断地发生着。伟大的团结精神，幻化为无穷的行动力量。

　　战斗堡垒——

　　危机时刻，一个党员一面旗

　　35860人有序撤离，何等复杂的系统工程。关键时刻，尤其需要坚强的领导，统一的指挥，需要依靠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带头作用，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觉悟。

　　在利比亚中资企业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管理优势和组织优势，互助互保，为撤离创造良好条件。中国铁建在迅速撤离其在利比亚项目职工的同时，还全面负责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地区华侨华人撤离的总协调。中国建筑、中国中交等企业根据撤离临时编队情况，普遍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在利比亚港前区登船撤离过程中，党支部将30—50人编成一组，共产党员主动站出来维持秩序，让华侨和非央企员工优先撤离，保证了从登船到撤离过程井然有序，极大地提升了登船效率。

　　中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张作合对本报记者说：“2月22日晚，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向我们转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方人员的慰问，并通知我们马上撤离。同时，我们获悉三艘分别来自希腊和马耳他的船只已经起航，而且两艘抵达班加西的邮轮可以搭载3600人。这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进一步稳定了人心。”

　　公司领导班子多次开会强调党员领导要站出来，起到带头作用。公司领导层讨论决定，妇女和50岁以上员工优先上船，其他人员根据在利比亚工作年限以先到先走为原则撤离，各项目部领导、总部机关人员撤离在后，“一把手”最后上船。

　　工人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也非常重要。当公司领导告诉员工，危险局势会影响到大家的吃饭喝水问题时，大家齐声高喊：“一天一顿饭都行。”有些工人还主动要求与党员干部一起最后走。

　　长江岩土公司下属湖北二建公司在实施撤离之前，召开了各工区负责人会议，决定让妇女、伤病人员和新入公司的年轻员工优先撤离，并宣布公司领导和党员以身作则，最后撤离。有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员工们心里备感踏实。

　　中土公司利比亚南线铁路施工项目组有5名党员。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在撤离过程中，5名党员分成两组，2名走在队伍前面，另外3名走在队伍后面，以保护群众。一旦遇到危险，党员必须先上，其次是其他干部，最后才是普通群众。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而且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位共同的主人公——“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党员，越是关键时刻、越是危险时刻，越要站得稳、靠得住，越是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绝不违背自己的入党誓言。”中土公司一位领导说得深刻，“关键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表现，让广大的企业员工们感到党的干部是可以信赖的。”

　　祖国万岁——

　　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地时间22日，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新闻——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就全力保障我驻利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要指示和批示，国务院还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大家都非常激动，一些工人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

　　“在经历了在利比亚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后，登上祖国给我们派来的邮轮，见到工作组的人员，我打心眼里感到亲切。我为我们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为祖国对我们的牵挂而感激。”

　　“从利比亚进入埃及边境后，守候在此的中国外交官直接带我们登上大巴，车里每个人的座位上也都放好了水和食品，各种繁杂的入境手续一概由外交官代为办理。一些其他国家的撤出人员感慨：‘只有中国政府才能为人民做得这么周到。’”

　　“同胞们，有祖国的军舰在身边护航，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感谢伟大祖国，向祖国海军官兵致敬！”

　　“如果没有党和国家这么快速决策，制定撤离计划，没有国家的强大，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飞机即将进入中国领空时，大家一同倒数：5、4、3、2、1——机舱内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回家了！终于回家了！’所有人挥舞着国旗一起鼓掌庆祝。”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祖国人民！”

　　“祖国万岁！”

　　……

　　邮轮的甲板上，飞机的客舱里，机场的大厅中，大巴的车厢内，人们挥动着五星红旗和鲜花，绽放欢颜，幸福拥抱。发自肺腑道白，情不自禁欢呼，爱国之情激荡澎湃。

　　瞩目中国——

　　有实力，更有真情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利比亚人员的撤离行动无论是速度、效率还是成果，都令世界惊叹不已。舆论普遍认为，各国撤离在利比亚人员的行动中，中国政府是反应最快的，成绩十分显著。

　　“中国迅速有序地组织了一次海、陆、空规模空前的撤离行动。”

　　“中国人不费口舌，用行动明确表示不会让任何中国工人遇到危险。”

　　“中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派遣军舰保护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公民，凸显了中国对保护其海外民众的重视和壮大的海外力量。”

　　“如此规模和气派的撤离行动，也只有强大的中国能够做得到。”

　　“中国以独特的撤离方式令世界‘睁大了眼睛’，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撤离公民分别投去赞许和羡慕的目光。”

　　“在利比亚局势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表现出来的及时、有力、立体、高效的撤离行动，向世界彰显了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今非昔比，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断深化的‘人文外交新政’的落实，以及对中国海外公民保护能力的巨大提升。”

　　……

　　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国际评价表明，中国在利比亚公民的撤离行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也看到了中国的负责任形象。

　　当中国水利电力公司的260名员工成功撤至苏丹首都喀土穆时，人们看到其中包括58名尼泊尔籍雇员。尼泊尔籍卡车司机卡马拉·达尔纳尔激动地说，非常感谢中国公司将他们与中国员工同等相待，一视同仁，危难之际依然不遗不弃。

　　当中建公司的员工撤至希腊克里特岛时，人们看到其中有几位孟加拉籍员工。孟加拉国驻希腊大使馆外交官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驻希腊使馆的帮助下，他同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孟籍人员取得了联系。他对中方帮助孟加拉国工人撤离利比亚表示真诚感谢，认为这是两国友好关系的生动体现。

　　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在撤离行动中，中方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撤出了约2100名外籍公民，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

　　3月2日，值得记忆的日子。北京时间23时10分，我空军伊尔—76型运输机从利比亚南部城市塞卜哈启程，将最后一批撤离的91人送往苏丹首都喀土穆。至此，35860中国公民全部告别度日如年的动荡地区。

　　事实证明，这次成功撤离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前后方、各部门、各地方和有关企业通力合作的结果，是军民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的结果，也是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得人心、朋友多的结果。

　　国务院撤离我在利人员应急指挥部成员、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告诉记者，截至3月2日，我撤离利比亚人员中，有20745人已经回国。中国政府将继续安排包机，尽早接回暂时安置在第三国的同胞。

　　祖国接我们回家。

　　在希腊、在埃及、在马耳他、在突尼斯、在约旦、在土耳其、在保加利亚……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东、在新疆……

　　无数人继续日夜奋战。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在利比亚公民撤离行动，再一次展现了“珍惜每一位同胞生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

　　所有海内外儿女，无不深深感受到祖国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瞭望》文章：不良作风影响决策

　　“安排性”调研多、习惯于“替民作主”、批评与自我批评少，是目前影响党政机关决策的作风“顽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黄豁殷耀叶建平

　　从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手段看，同样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基层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不同程度存在领导调研靠安排、干部习惯替民作主、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等问题，损害了党风，更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和学者建议，为了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应当根治当前决策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顽疾，切实贯彻求真务实的精神，少一点安排调研，多一点“微服私访”；少一点“替民作主”，多一点“让民作主”；少一点“一团和气”，多一点批评意见。

　　调研基本靠排演？

　　部分地方干部乐于“安排性调研”，导致基层情况“失真”。在警车开道、层层陪同调研的状态下，领导干部很难看到实情、听到群众的真话，不仅无法联系群众，反而因种种扰民行为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这是本刊记者梳理的受访基层干部的普遍反映。

　　北京律师周泽2010年10月到汶川地震遗址凭吊，因未及时“回避”前来视察当地的领导，被强行拖离现场。媒体曝光此事后，引发网民热议。随后，汶川县公安局向周泽道歉，并处分了4名“执行公务”的警察。一些网民认为，这种现代版的“肃静回避”暴露了基层吏治的某种病态，也说明领导考察调研在一些地方有演化成“扰民”与“作秀”的危险。

　　多位受访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上级领导来调研，很少有不事前“安排”的情况。于是，有的地方难免出现干部扮“贫困户”、民警演“群众”、群众背“台词”的现象。为防止上级领导改变路线搞“突然袭击”，有的地方甚至演练多套应变方案，将“安排”范围扩大。

　　因受贿被判刑的四川省泸定县原县委书记黄文对本刊记者说，几年前，有一位领导的车队路过泸定，公路边有点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自己立即被上级斥责“连面子工程都做不好！”于是，他连夜与县长带领全县机关干部到公路上捡垃圾，忙了一个通宵。“平时工作再好，还不如关键时候面子工程重要”。

　　“安排性调研”某种程度上成了“潜规则”，基层负担沉重，却又身不由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有一次到某乡镇讲课，镇党委书记告诉他下午要进行迎接高层领导来镇上调研(一周后)的第3次排练，前两次排练的效果省市领导都不太满意。这位镇党委书记还透露，省市的主要领导来调研，也要事先进行排练。

　　接受本刊采访的基层干部与学者认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是观察和评价党的作风的一个“窗口”。擦亮这个“窗口”，才能取信于民。“安排性调研”有悖于求真务实的要求，应大力倡导“微服私访”式调研、随机进行式的调研，并致力于把随机性调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他们建议，应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的“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进一步细化，各地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坚持“不警车开道、不打招呼、不踩点、不陪同”的“四不”原则，对于违反规定的进行通报批评。还可将地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与解决问题的情况纳入政绩考核，重点考察其通过基层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

　　同时，应按照有利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指导工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选择领导考察调研点，考察点要体现多样性，让领导了解真实情况。按照既确保安全又不扰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警卫形式，不得层层加派警车，不得随意使用警灯、警报器，做到文明执勤。另外，应建立领导考察调研点回访制度，对于故意在领导调研中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蒙骗中央的地方官员进行批评和处理。

　　此外，领导干部调研还应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比如，近年来广东省大力发展第三方民调机构，在促进“下情上达”、“干群沟通”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成为广东决策部门了解社情、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

　　替民作主成习惯？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官就是替民作主”、“管理民众”的观念在一些干部心中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基层干部的“主流价值观”和“主流发展观”。

　　2010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被免职。宜黄县一名干部却投书媒体，为强拆辩护，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篇强拆“自白书”说：“过高和过低估计农民的觉悟都是不对的，都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农民的任何要求都支持，貌似占据道德制高点，实则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最终还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薄贵利指出，部分干部没有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而是把自己当成“父母官”，把群众当“子民”，凡事都要“替民作主”，认为只要做的事情出发点是好的，群众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不重要。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随着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唯有多“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真正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真正把参与权放给群众，把知情权还给群众，把决策权交给群众，把监督权赋予群众，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得以有效体现。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与学者建议，可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增强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度两方面入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畅通民情民意与党委政府的沟通渠道。

　　有关学者认为，多年的实践表明，一些人大代表的“业余化”弊病较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大的作用。应当让人大代表有条件及时处理群众意见，提出切合实际的高质量议案和建议；有条件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后，普通群众的一些想法和诉求可通过这种渠道表达出来，有助于化解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助于减少部分群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摩擦和纠纷。

　　在受访学者看来，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必须要通过公共媒体、座谈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上，充分“让民作主”，尊重民众的选择权，往往能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使党委政府的方针得到顺利实施。

　　浙江省东阳市红椿巷片区是该市中心仅剩的一处棚户区，2000多户居民挤在低矮破旧的危旧房中，与繁华都市形成强烈反差。尽管东阳市“两会”10年来年年提议动迁改造，但由于居民普遍认为“拆迁肯定会吃亏”，红椿巷片区成了谁也不敢拆、谁也拆不了的“火药桶”。

　　2010年以来，东阳市把政策大权交给拆迁户民主商议，尝试“让民作主”：安置办法出台前挨家挨户听取意见，听证会的拆迁代表由居民抽签决定，评估公司由全体拆迁户自己投票选择，拆迁户自主选择安置方式

　　最终形成的拆迁政策和补偿方案，得到了拆迁户广泛的认可，搁浅了10年的动迁工作在短短90天时间内完成。东阳市市长陈晓说，这说明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多一点“让民作主”，再难的问题也能够化解。

　　讲真话越来越难？

　　多位基层干部对本刊记者反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纠正错误，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障，但在一些地方的实际工作中，从决策动议、研究、拍板到执行过程中，说真话、发表不同意见的干部有限，导致一些错误决策“一条道走到黑”。

　　一些干部坦言，讲真话难、听不到真话已成为近年来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充斥着假话、空话、套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讲真话”已成为大家深恶痛绝的时弊。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有网民把现在某些干部总结为“四话”干部——“上级面前说假话，成绩显著进步大；群众面前说官话，研究研究议议吧；大会小会说套话，改革继续要深化；民主生活说空话，今天天气哈哈哈。”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旗委书记阿木说，干部不愿讲真话，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很多事例都证明“讲真话没有好结果”，政治风险比较高，容易得罪领导和同事，要么被“收拾”，要么被排挤。二是说真话没有人听，说了也白说，还被别人嘲笑为“一根筋”。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认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了，主要原因是“权力通吃”的情况日益突出，上级对于下级的升迁、福利、荣誉等起决定性作用，党员干部自然对权力更加顺从。

　　据了解，人民网2008年进行的一项“党政干部如何讲真话”的调查表明，77.4%的受调查者认为，“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64.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或不善听真话。”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干部与学者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应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尤其是要以制度保障党员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

　　刘益飞等学者建议，要推进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在党章或《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保障党员在党内自由自主地发表意见，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探索建立党内公开批评制度，允许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对包括方针政策在内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同时，重申党内的一些重要规定，如“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某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于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朱光亚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参与组织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突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晚记者上午了解到，朱家灵堂已于昨晚布置完毕，今天早上开始接受社会各界前往吊唁。

　　上午现场

　　灵堂布置完毕 开始接受吊唁

　　上午10时，法晚记者核实了解到，位于北二环外朱光亚院士家中的灵堂已于昨晚布置完毕，今天早上开始接受社会各界前往吊唁。在记者等待采访期间发现，陆续有各种车辆进入大院进行吊唁。

　　法晚记者了解到，朱光亚的后事可能由总装负责操办，由其设治丧委员会。

　　朱老家中灵堂虽然连夜布置完毕，但是并不能接受所有人的吊唁，需要有人接应或者得到许可方能进入灵堂。

　　据了解，朱老常年居住的家中设置的灵堂，今天供其生前的老领导、老部下和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前来悼念。

　　上午，北京飘起了雪花，但仍有不少领导、亲朋前来吊唁。

　　吊唁活动从上午8时开始，阴沉沉的天空似乎在向朱老致哀。由于不是公开悼念，记者没有获得直接向朱老悼念的机会。

　　据参与吊唁的总装备部工作人员介绍，今天悼念的人主要是朱老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的老领导、老部下以及生前好友。

　　据了解，朱老的灵堂设在家中客厅位置，灵堂正中挂着“沉痛悼念朱光亚同志”的横幅，下面摆放着朱老面带微笑的彩色遗像。遗像下方摆放着鲜花绿植，周围环绕着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整个灵堂显得十分简朴、肃穆。

　　两弹一星元勋 于敏前来吊唁

　　上午8时开始，总政治部、总装备部、核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单位的领导陆续前来吊唁。

　　上午10时许，85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专家于敏前来吊唁。

　　于老曾和朱老共事多年，《于敏院士文集》就是由朱老作序。

　　现场，于老走到朱老遗像前，三次深鞠躬，默立良久。随后，于老向朱老家人表示了慰问，并仔细询问了朱老的病情发展。得知朱老临去时神态十分安详，于老表示很欣慰。在前来吊唁的人中，还看到了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身影。

　　朱老的老伴许慧君及家人在现场守灵，接受社会各界的慰问。据知情人透露，朱老的追悼会初步定于3月2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文/记者 王贺健 李洪鹏 郭媛丹

　　延伸阅读

　　23位“两弹一星”元勋 还有10人健在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走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奋斗的“两弹一星”元勋们又陨落了一颗。细数共和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10人健在。

　　23位“两弹一星”元勋情况授勋时过世(7人)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此后过世(6人) 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目前仍健在(10人)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王希季王大珩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

　　整理/实习生王小贝

　　他的为人

　　低调 捐百万奖金不许张扬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

　　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十分平和地说：“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

　　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朱光亚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不宣传不张扬自己是朱光亚的一贯风格，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不希望因此给其他人造成压力。

　　认真 公费购书离任一册不带

　　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

　　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饭。

　　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又再三叮嘱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记后交上去。

　　幽默 板门店谈判学会吐烟圈

　　沉默寡言的朱光亚，也有幽默的一面。有一次，在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休会时他抽空点燃一根烟，吐出一连串又圆又大的烟圈。

　　身边同事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说，能吐出如此“高难度”的烟圈，这要归功于板门店谈判。

　　抗美援朝时期，他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担任中方代表团的外文秘书和高级译员。

　　由于谈判陷入僵持阶段，双方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中方看着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于是也相互递烟。朱光亚就在这时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道整理/记者李洪鹏

　　朱光亚生平

　　1924年12月出生 湖北武汉人

　　1950年4月 参加工作

　　1956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6月入伍

　　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

　　●1985年、1988年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整理/记者李洪鹏

　　本报上饶讯记者王敏君报道：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伙同他人，将财政局基建专户资金9400万元人民币转移侵占，案发前潜逃境外。2月19日，鄱阳县已组成“2·11”专案组全力侦查此案，目前已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495万元，对案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分管领导程四喜两人予以免职。

　　公款本用于水库农田改造

　　2月11日17时许，鄱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称，该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伙同该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涉嫌采取伪造公章、私自开具支票、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方式转移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存储资金9400万元。警方对此案进行调查发现，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以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的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账户上。

　　据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过年前两天全家消失

　　19日，在鄱阳县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财政局的一个股长侵吞一个亿的资金跑到加拿大去了。“太震惊了，简直像天方夜谭。平时跟财政局打交道不多，李华波还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很聪明，平时喜欢打麻将，因为脑子好用经常赢钱，后来听说他胆子大起来跑到澳门去赌，没想到输了很多钱，刚开始，他向一些老总级人物借钱后来干脆打起了公款的主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过年前的2天开始，李华波一家消失在邻居、亲友的眼中，大家以为他们一家出去度假去了。记者在当地采访，有人向记者反映李华波离开前，处理掉自家的房子，两个念书的女儿和老婆是去新加坡了，而他自己去了加拿大。

　　通过专案组进一步查证，早在2006年2月，李华波就和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一起私刻公章，从县财政局专项资金中陆续套取巨额资金后到澳门赌博。

　　现抓获4人追缴495万

　　鄱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为4.1亿元。一个小股长凭借什么，在数年间就侵吞近亿元财政资金？因案情重大，鄱阳县抽调县纪委、公安局、检察院、审计局、司法局等单位40余名骨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火速采取了侦查行动，11日，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和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副股长张庆华被专案组控制。目前，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追缴赃款495万元。

　　2月18日晚，鄱阳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对“2·11”案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分管领导程四喜两人予以免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宣布，对鄱阳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予以停职检查。

　　目前当地已查明涉案资金中3160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19日，记者从鄱阳县相关部门获悉，目前，李华波等人的部分犯罪事实初步查清，关键证据确凿，相关涉案人员已被逮捕和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账号已被冻结，专案组目前已锁定李华波的具体位置，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鄱阳“亿元卷款”》后续

　　县财政局局长、分管领导双双被免、信用社党委书记被停职

　　潜逃股长留下信件细述犯案经过

　　针对网民关注的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伙同他人侵吞9400万元财政资金的案件，18日深夜，鄱阳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决定建议按照程序免去负有领导责任的县财政局长欧阳长青职务，同时决定免去分管领导程四喜的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职务。

　　另据悉，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予以停职检查。

　　昨日，鄱阳县政府向外界通报“2·11”案情最新进展——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案件侦破领导小组，下设案件侦办、新闻发布、审计整改等五个工作组，抽调县纪委、公安局、检察院、审计局、司法局等单位40余名骨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火速采取了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追缴赃款495万元。

　　现查明其中3160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目前，李华波等人的部分犯罪事实初步查清，关键证据确凿，相关涉案人员已被逮捕和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账号已被冻结，专案组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

　　同时，鄱阳县委决定对照有关规定对全县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违反规定办企业、经商的问题进行全面清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

　　18日深夜，鄱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当天下午，县委已责成县纪委对网民关心的欧阳长青的儿子欧阳松经商、承揽工程的问题予以全面清查，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县委绝不姑息。

　　在鄱阳，李华波有一套独门独户的民宅。今年春节前夕，这套民宅被悄然转手。买家是鄱阳县人，成交价是80万元。

　　李华波在出售这套民宅后，很多邻居都不清楚情况，亲友同样不知情。1月31日，是农历腊月28日。邻居们发现，李华波一家四口就再也没有出现。

　　李华波夫妇生育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南京的一所大学就读，小女儿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就读。这一家四口在消失前，曾告诉邻居说要到海南岛去过年。

　　李华波在逃离前，留下了一份书信，详细讲述了这些年伙同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官员用假公章从国家专项账户中套取资金的作案手段。以这封书信为线索，专案组在2月11日当天在鄱阳县城成功控制了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和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副股长张庆华。据新华社、江南都市报

　　中新网上饶2月19日电 (王昊阳)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财政局一官员李某伙同他人，将财政局基建专户资金9400万元人民币转移侵占，案发前潜逃。2月19日，记者从鄱阳县宣传部获悉，该县已组成专案组全力侦查此案，目前已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495万元，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分管领导程四喜被免职。

　　2月11日下午5时许，鄱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称，该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伙同该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涉嫌采取伪造公章、私自开具支票、提供虚假对帐单等方式转移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存储资金9400万元。

　　警方对此案进行调查发现，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县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以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帐单等手段，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的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帐户上。

　　因案情重大，该县在第一时间召开了县委常委办公会、县长办公会，迅速成立了由县长担任组长、相关县领导任副组长的案件侦破领导小组，下设案件侦办、新闻发布、审计整改等五个工作组，抽调县纪委、公安局、检察院、审计局、司法局等单位40余名骨干力量组成专案组。专案组火速采取了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追缴赃款495万元。

　　2月18日，鄱阳县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对“2·11”案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分管领导程四喜两人予以免职。会议责令有关部门加大资金追缴和追逃力度，认真接受舆论监督、民众监督。

　　鄱阳县还将对全县各单位的财务情况进行深入清查，堵塞漏洞，确保资金安全；同时由县纪委牵头，对全县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对不符合有关规定的，一律予以整改。

　　另据悉，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宣布，对鄱阳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予以停职检查。

　　目前查明涉案资金中3160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目前，李华波等人的部分犯罪事实初步查清，关键证据确凿，相关涉案人员已被逮捕和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账号已被冻结，专案组正在全力追捕犯罪嫌疑人。(完)

　　新华网快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19日在中央党校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