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学术大腕别当官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

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

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大学不是幼儿园

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经过教员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问题。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我很诧异，即便“国内一流”，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他们的会议多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会后整理发言综述发给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会，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反观国内大学的集体大会，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是领导在上面讲话，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这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次都看到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让学者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勿让行政领导主导资源分配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不少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下、前呼后拥，污染了整个学术界的空气。

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评判的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进入官场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新闻联播原来也能这样播

法治周末记者李秀卿

“邻家女孩”欧阳夏丹和“眼镜哥哥”郎永淳亮相了，你还不看新闻联播吗？

9月25日晚，最新加入新闻联播播音团队的欧阳夏丹和郎永淳首次露面。有评论认为，新闻联播变年轻了，必将赢得更多观众。

发生变化的还有文风和语调，人们发现这个特殊的新闻节目一直端着的架子似乎放低了很多。一则新闻中出现了这样的温馨提示：“如果你想节省开支，错峰出游是个不错的方法。提前或者10月4号后再走，最多可以节省四五成的费用……‘十一’黄金周，祝您玩得开心。”

更多的变化将出现在2012年1月的改版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1988年由作曲家孟卫东创作的节目片头曲将告别荧屏。新闻联播还将使用更加炫目的摄影棚，开播画面会增加3D立体效果，各种新的报道形式将会引入到节目当中来。

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哪个新闻节目像新闻联播这样，即便是一点微小的改变也会引起巨大的关注。中国农业大学乡村传播研究所所长李红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新闻联播存在的意义已经大于新闻本身的意义。

超越新闻的新闻联播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在即将到来的社会转型中出场，担任起传播新闻和社会动员的双重角色，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授权，从播出伊始就成为许多重大新闻的第一发布平台。

可以说，自新闻联播开播以来，观众从主持人的发型、服装和语调中揣摩出的信息，就是新闻背后经久不衰的主题。据媒体报道，1990年，播音员张宏民有一次突然以中山装登场，立刻引发关于“政治气候变化”的各种解读。但据央视事后澄清，张宏民当天是临时顶班，没穿正装，才以中山装上阵。

新闻联播特殊地位的牢固确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0年播出了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带来首轮收视的高潮；1981年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且必须转播新闻联播。

至此，新闻联播树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权威性。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张慧瑜认为，也是从那时开始，新闻联播成了一个政治仪式。

有媒体分析，“固化”已是新闻联播的特质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认为，新闻联播最大的固化在于其“领导很忙、中国人民很幸福、外国很乱的三部曲”。

一期典型的新闻联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日活动为头条，25分钟国内新闻、5分钟国际新闻的格局罕有改变；新闻联播片头曲16秒，从1988年3月起沿用至今。

也正因如此，节目组对每个播出细节有近乎严苛的标准，尤其是对领导人的出镜时间精确到微秒，避免向外界传递“错误”的信号。一份公开的新闻联播编辑部资料显示，2008年，央视副台长罗明在一次审片中发现，某领导人的特写画面出现了三次，而在同一则新闻中出现的另一位官阶更高的领导人特写出现了四次，于是他要求将前者改为两次。在另一次审片中，罗明要求将某部长的出镜时间由4秒减为两秒半。

有时候，一些重大紧急事件的上情下达，新闻联播是再适合不过的传播通道。2008年9月16日19时20分左右，新闻联播播出的“检出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名单，就是几分钟前刚由国务院紧急传真至央视值班室的。这份名单经审核后火速送到了播音员邢质斌的手上。

“观众从新闻联播里看的是政府形象。”李红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它早就超越了新闻本身。”

而作为政府形象的传递者，老一辈播音员一贯坚持“字正腔圆”和“声情并茂”的特点，有人称其“一个面孔、一种声音”。已经去世的播音员罗京，在2006年就曾富有感情地播报过青藏铁路通车新闻：“钢铁巨龙穿越莽莽雪域高原，青藏铁路造福沿线各族群众。经过10多万筑路大军历时5年的艰苦奋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上午10时许，庆祝大会开始，全场高唱国歌。雄壮的歌声在辽阔的高原上空久久回荡……”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在博客中评论说，罗京是带着感情朗诵新闻。

9月25日晚的新闻联播中，有人注意到活泼风格的欧阳夏丹，其妆容和语调比以前增加了庄重感，力图与新闻联播的政治气场相契合。赵忠祥对两位新播音员的评价是：“不错！”

新闻联播是央视最难改革的新闻节目，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说。新闻联播在央视乃至全国电视节目中的地位的确独一无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播音员将加入其播音团队视作努力目标。此次新闻联播内部招聘播音员，全台有60位主播参与竞聘。

自我改良

在9月25日的新闻联播中，一位穿着朴实的出镜记者坐着一个小马扎，和农民面对面聊天，边采访边跟农民一起剥玉米粒。另一则农村新闻中的记者穿着冲锋衣，跟正在争取某农业项目的农民给水泥柱打桩。有人说，新闻联播不再高高在上了。

在网络媒体时代，“居高临下”和“一厢情愿”式的宣传越来越难以被年轻人接受，而新闻联播正是这种语态的使用者。

新闻联播的时政新闻也有雷打不动的特色。根据长期关注新闻联播的吉林大学毕业生徐思的观察，新闻联播表述时政新闻的常用方式之一，是“领导人+行踪”模式为主，不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而是按照领导人的官职序位编排新闻、决定字数、时长等。

“这些年来，‘会议强调’‘贯彻落实’‘高度重视’等词汇高频度出现，它容易给人一种‘一切照旧’的错觉。”张慧瑜说。在媒介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新闻联播收视率在遭遇挑战。据统计，前20年中，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45％至50%，近几年，新闻联播收视率和影响力在下降，虽然全国的收视率水平仍保持在20%左右，但在广州、上海等地的新闻联播甚至已经退出了前十名。

“新闻联播的年轻观众在大量流失，它的符号意义多于内容意义，改革势在必行。”展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公众的长期批评和收视率是基本动因，国家高层的新看法可能是直接近因。”

事实上，新闻联播并非一成不变，它也曾在框架内不断努力，自我改良。例如，1996年元旦实现直播之后，新闻联播也更向“新闻本位”靠近。“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本台最新消息”明显增多。2008年1月15日，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的新闻，有人注意到，在12分12秒的时长里，很少见地出现了胡锦涛3分23秒的同期声，他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和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的两个细节，更给人以真切之感。

新闻联播还有一次被业界和学界广泛解读的“石破天惊”之举，是播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消息。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罹难。次日，新闻联播一改“先国内，后国际”的播出惯例，在头条用6分钟播发了这一消息，至今为电视业界津津乐道。

以新闻重要性排序一直是香港地区新闻播报的原则，政治优先的第一价值常被“弃之脑后”。他们的风格更有随意性。吴小莉曾播报过一则某国农民示威并在政府门前泼大粪的新闻，播完了之后，她笑着开了个玩笑：“真是超级生物炸弹！”

新闻联播也在不断培养“新人”。2007年12月6日，海霞、李梓萌、康辉和郭志坚四人成为新的新闻联播播音员，央视·索福瑞的收视数据显示，新人吸引了观众，李梓萌播音那天，收视率是平时的两倍，年轻观众增加了80%。

要政治还是要商业

新闻联播的另外一次为人津津乐道的创新，是对“嫦娥二号”发射的报道。“嫦娥二号”的发射时间定在2010年国庆节的18时59分57秒，也就是新闻联播开始前3秒时，正好与新闻联播时间“冲突”。新闻联播的处理是，片头正常开始，同时在屏幕右下角打出一个小屏幕，播放“嫦娥二号”升空的画面。

虽情况特殊，“郎酒”倒计时广告并没有取消。一位媒体人质疑道：“如果说新闻联播的片头因为政治原因不可能被取消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商业广告为什么也不能让步呢？”

事实上，新闻联播与商业的结合早已成熟。早在1994年1月1日，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中就开始添加广告，从那以后，新闻联播的广告竞争日益激烈。在央视2011年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会上，新闻联播前20秒报时组合单元卖出了5.525亿元的广告。

“新闻栏目乃至电视台的商业化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李红艳说。以德国为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和国家电视二台由于性质为国家电视台，他们始终恪守不播广告的原则，前者重在播放新闻，后者重在介绍文化。

“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系统的，另一方面又有商业主义的气息，是央视的特点。”李红艳说，“所以新闻联播的改革有政治方向和新闻方向两条路可走。”

纵观新闻联播30多年的发展，尽管有学者指出，它在逐渐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但它比普通的新闻节目肩负着更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传播使命。诸如2005年2月开始播放的“永远的丰碑”板块，介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上的优秀代表人物。一位曾供职新闻联播的编导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重大的涉及意识形态和党史的报道，选题一般由上级有关部门确定。

地方官员则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在新闻联播露脸。前述编导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有些地方官员会给当地电视台下达任务，每年要争取在央视出现一定数量的当地新闻。

李红艳认为，在此种背景下，播音员穿衣服更时尚一点，多用流行语等，都是外在表现，大家会觉得它会娱乐化，而娱乐化难免会损伤原来的影响力。

展江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新闻联播的改革带动各地新闻节目的改变也并非没有可能。“电视是中国媒体中最体制化的，上面改革了它就改，上面改回去了它就再改回去。”

展江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应是批判文化而非歌颂文化，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选择是否统一标准很重要，“假如官员被扔了个鸡蛋什么的，你能不能报？”

来源：法治周末

在一个闷热的傍晚，见识了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选举。实在感慨良多。

搭在小区露台的选举现场，布置得倒像模像样。主席台，背景板，皆以大红为基调，台前摆满了鲜花。标语很煽情，美术设计也合规中矩。喇叭声响很嘹亮。总之，形式感十足。

坐在主席台中间的人一开口，就把我镇住了。他首先“非常感谢广大业主”，也“非常感动”的是，业主们“冒着酷暑来开会”。我想，他是谁啊，这不是业主会吗？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难道不是业主身份？业主们来开“自己的会”，“这种精神”有什么值得他感谢和感动的呢？难道业主们都不来，倒还正常？

但是，接下来，他旁边的几位，也这么讲话。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坐在主席台的一溜人马，是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街道居委会的干部、社区派出所的警察等。这么看来，业主们不来开这个会，倒是应该的。

话完这些“客气话”，他们就批评小区治安不良，以致不得不在小区增设一个警务室，常驻几名警察。我想，一万多人的小区，旁边两百米内就是派出所，还在这里驻几名警察，这治安成本也真高。

不过，他们想说明的是，小区居民“素质低”，缺乏自治能力。那么，小区业委会选举需要他们来主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这时，我看了一下台下的座位，发现坐在中间显著位置的，是几位穿工作服装的警察。现场还有一位拍照的工作人员、几位走动着的年轻人，他们胸前都吊着工作牌，显示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我在心里感叹，这都是下班时间，为一个小区选举业委会，这么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不得不加班，这个社会容易吗？

但对小区业主，有必要进行这样的领导和管理吗？这样能选出真正的业委会吗？回答很简单。不仅没必要，而且是错误的。

目前，这个小区是有业委会的，但他们不公示工作，不公布资金情况，没有公开电话，没有互动网页，不向业主述职。业主们找不到业委会，不知道去哪里讲话，物管公司对业主的态度，如同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百货公司和供销社。

这样的业委会，居然能够存在下去，这当然需要上述“有关方面”的“有力领导”。而照现在的“选举”方式，下一届业委会，显然也只能是上一届的复制。

要知道这是一种普遍的“选举模式”，带有寓言的性质。这样的事件，构不成新闻。但这是非常值得解读的现实、非常真实的中国。所以，如果你只看媒体，只是纸上推演，是读不懂中国的。这就是我详细介绍这场郁闷的选举的原因。

有关选举的法律，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法。干预选举，是非常重要的违法事件。但是，在我国，选举方面的法规与干预和操控选举，在实践中是并行不悖的。

在农村，中国有村民自治法，规定了村级组织选举必须民主进行。但有一种精英意识认为，农民“素质低”，“不会选举”。所以，他们的选举在“被领导”和被操控下进行，是不得不接受的，也是一时难以改变的现实。

不过，我一向不赞成这种看法。在最基本的层面，民主选举是非常容易操作的，是不需要“文化”的。目前的中国，是文化素质越低的民众越会民主选举，越要求选举。

就算“素质低的民众不适合民主选举”的论点成立，可是，在城市，在动辄上万居民的小区，里面少不了住着律师、记者、医生，也包括公务员等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公民，他们的“素质”，并不比街道办事处干部、居委会大婶和警察低。

业委会不是一级政权，而是天生的自治体。小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个道理，精英分子懂，文盲也懂。这样的条件，如果业主们居然选不出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业委会，干脆说人类不适合民主议事算了。

然而，在今天这样强势的政府里供职的公务员，差不多不把选举业委会看成业主“自己的事情”，而“领导选举业委会”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如果不提前介入“领导”，出现选举不符合“议事规则”的纠纷，再由其他社会或政府机构仲裁，这是他们不能想象的局面，是“领导不力”的错误。

其实，这并不一定属于意识形态的惯性。“管好业委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避免他们推翻物管的前置步骤。至于业委会为什么不能选择物管，在业委会和物管的纠纷中，有关部门为什么总是支持物管，这恐怕应该归结为行政利益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