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孙中山

图为孙中山

中新社伦敦3月11日电(记者 魏群)中国驻英使馆11日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86周年活动，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致辞中说，在中山先生当年蒙难的地方举行缅怀仪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晓明说，1896年秋末，在当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也就是在目前中国驻英使馆所在的这栋建筑内，中山先生被诱拐劫持，面临生命危险。在公使馆英籍雇员的帮助和英国友人康德黎先生等人的积极营救下，中山先生被囚禁12天后终获自由。伦敦蒙难是中山先生在海外颠簸中的一次惊险遭遇，不仅在他个人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使他反帝反封建的意志更加坚定。中山先生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中山先生在英国停留了八个多月时间，深入开展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每日如一到大英博物馆苦思研读，融会贯通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三民主义更趋完整深化，这为他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和中国民主革命公认的领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晓明表示，中山先生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奋斗毕生。当前，两岸关系正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两岸同胞应该携起手来，抓住机遇，加强合作，积累互信，共创双赢，努力完成中山先生的遗愿和未竟事业。

英国侨团代表、台胞代表、留学生代表等约220人参加了当天的纪念活动。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先生代表英国华侨华人致辞，他说，英国的华侨华人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有着极深的渊源，“今天旅英华侨在这里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激励。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赋予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在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平统一的进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杰出的角色。”

中新社广州3月11日电 (程景伟 曾舒慧)3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86周年纪念日。11日，由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和港澳台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主办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书画展》开幕。展览通过50多幅港澳台著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深切表达海内外华人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展览开幕礼当天下午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举行，广东省民革秘书长潘莎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太年、港澳台文化艺术协会会长李汝匡等出席开幕礼。广州市文广新局党委副书记刘宛子致辞表示，随着经济交流加深，两岸三地在文化艺术、文物展览方面的交流亦逐渐深入，今次展览将成为献给辛亥革命百周年的一份大礼，同时也是献给所有炎黄子孙的一份大礼。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全部由港澳台中华文化艺术协会提供，作品内容涉及书法、绘画等。该协会会员大多生于大陆，成长于港澳台，或修学于海外；其中亦不乏家学渊源者，自小受到良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书体自成一派、画风工写兼具、技法古今通融，艺术造诣颇高，极具欣赏价值。该展览将持续至22日。

据悉，展出的作品中，有41幅已送赠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收藏，其中包括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之子高励节先生的大篆草书《孙中山先生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立轴，国画大师赵少昂的得意门生李汝匡教授的多幅草书，如《孙文学说序》等，以及国画一幅《七十二烈士之墓》，堪比精品，弥足珍贵。

大元帅府纪念馆方面表示，此次举办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书画展”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乏精品力作，不仅有利于两岸三地同胞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并且有利于团结两岸三地同胞共同致力于中华振兴，推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和平发展。完

2010年9月3日的《北京晚报》“五色土”每日连载(45版)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武昌起义跟孙中山、黄兴没啥关系，跟同盟会更没关系。造反的主要骨干都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会员和社员几乎都是黑社会。”2010年9月1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转载该书的编者按中就说：“作者对历史的基本总结是八个字——搞、牛、雷、衰、邪、装、囧、扯。”“该书不是历史书籍，你可以视其为娱乐书籍或文学读物。请读者不要当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理应大力弘扬革命前辈为国为民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但是，由《北京晚报》连续转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都不正经》一书，却有如上歪曲、攻击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内容。作为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我们感到非常气愤。

事实上，孙中山和黄兴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文学社”和“共进会”为辛亥革命的革命团体，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其成员都是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

文学社于1911年1月30日正式成立。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蒋翊武任文学社长；詹大悲任文书部长，两人均为民主革命烈士。他们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拥有社员四五千人。

共进会为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907年秋成立于日本东京。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推举刘公为湖北大都督，孙武由东京回到湖北，1909年与焦达峰在汉口设立共进会。1910年冬，将武汉许多小团体如德育会、忠汉团、自治社等并入共进会，吸收会员二千多人并成立共进会鄂部总会，成为与文学社并驾齐驱的主要革命团体。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于1911年10月共同组织、策划了武昌起义，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江北汉口(即夏口)和汉阳，革命军为保卫胜利成果，奋力反击。黄兴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领导了英勇悲壮的阳夏保卫战。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余，备极艰辛，功绩卓著。

我们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我们的先辈都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参加者、组织者和牺牲者。他们那一代人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主与富强的伟大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纪元，创立了不朽的丰碑。可《北京晚报》载文却将几千位革命先驱打为“黑社会”，我们非常气愤！历史是先辈们用血写出来的，岂容践踏！况且辛亥革命是已经定论的，怎么可以如此污蔑！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为了国家的进步、富强，英勇奋斗，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也产生了一些否定历史的风气，将严肃的政治、历史都娱乐化，“戏说”，“扯淡”或“据说”，胡编滥造，这将造成年青一代的认识混乱。

我们衷心希望有关部门大力做好对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的宣传报道工作，以革命先驱的事迹来鼓舞公众、教育青年。（徐祖哲 张义忠 张灵毓）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今年2月23日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壮烈牺牲71周年纪念日。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开封纺织工业学校。在学校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培养教育，阅读进步书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受中共河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

1927年4月，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杨靖宇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并取得成功。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杨靖宇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的要求，再次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在指挥起义武装与反动军队作战中负伤。1928年春，在负伤未愈时，受党派遣先后到确山、信阳、开封、洛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曾几次被捕，屡受酷刑，坚贞不屈。脱险后，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学习并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春，杨靖宇调赴东北，满洲省委派他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他化名张贯一，深入抚顺煤矿，联系工人群众，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同侵占中国煤矿的日本矿主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党派他担任东北反日总会的领导工作，后又派他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任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不久又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11月，杨靖宇以省委代表身份被派往南满，整顿各县党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义勇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各级党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二六指示信中，要求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杨靖宇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于同年9月领导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任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6年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同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称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日伪军将东北抗联特别是其主力第一路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反复进行所谓“讨伐”。在1939年秋冬季东南满反日伪军“讨伐”作战中，杨靖宇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最后，他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英勇顽强地战斗，直至弹尽粮绝，于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日本侵略军无法理解这位英雄的坚强行为，他何以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长时间被围困、且完全断绝粮食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日军将他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侵略军也无不为之震惊。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杨靖宇这位抗日民族英雄，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吉林省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图为《辛亥革命大事录》内页。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辛亥革命”一词的诞生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民国时期，各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不仅是刚过去的历史，而且是民国立国不可缺少的历程，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解说，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影响到各政治力量的现实地位的政治宣言了。历史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不但丰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透视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张云逸：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张光东少将眼中的父亲

　　口述 张光东  撰文 周海滨 

　　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

　　———他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

　　———工资高，是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资历老，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1　　险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

　　1892年，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县头苑区上僚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几岁的时候得到一双布鞋，经常舍不得穿。1908年，16岁的张云逸来到广州，在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家里当勤杂工。当年春天，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次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1年4月，张云逸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800人组成的先锋队(敢死队)里，张云逸任炸弹队队长。

　　1911年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大半天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街巷去与清军展开巷战。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为严密，即便化装也无法出城。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挎起竹篮，假装去买菜，上街寻找突围的路口。再折返回来时，民宅被清军闯入，所有起义军同仁均被枪杀，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人血染街头。张云逸藏在围观的路人中，加上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张云逸曾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2　　“胜之旅”

　　1914年，张云逸以优异成绩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在速成班，张云逸与叶挺、薛岳是同学，薛岳还是他的同桌。张云逸被派到海南岛的龙济光军阀部队中就职，身负革命党的秘密任务。 

　　龙济光是袁世凯的亲信，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明令“反对袁世凯者，格杀勿论”。当时张云逸任排长，接管的是一支军纪涣散的队伍。队伍里有不得已扛枪吃粮的穷苦人，被强行抓来的壮丁，游手好闲的兵痞，还有龙济光的外甥和小舅子。

　　张云逸在操练中训斥了龙济光外甥，用皮带抽打了龙济光小舅子。两人跑到龙济光家里告状，但张云逸并未因此受罚。

　　从此，张云逸这个排，军纪严明，成为全营尖刀排。两个月后，龙济光到营盘视察部队，“尖刀排”表现出色，赢得了龙济光的赞赏，张云逸被升为连长。1921年，张云逸调离海南岛，进入粤军陈炯明部任营长。

　　张云逸很早就展现出军事指挥才能，1924年成功地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时，他在许崇智建国粤军中任旅长，他率领的旅被称为“胜之旅”。“胜之”是张云逸的别号。

　　3　　少将参谋长秘密入党

　　东征陈炯明期间，张云逸调入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独立旅当参谋长。在部队遇到困难的关口，他屡屡妙计获胜。

　　蒋介石闻说，便想给张发奎换一个参谋长，意欲重用张云逸。张发奎听说，急得跟蒋介石嚷嚷道：“总司令，你不要拆我的台呀，你就是拿一个师来换胜之，我也不干！”从此，“张云逸是老蒋拿一个师也换不去的旅参谋长”便传开了。 

　　1926年北伐时，张云逸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这年10月，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 

　　张光东说：“中苏论战的时候，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入党，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太小，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人逼的，他是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优厚的一切。‘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他一生！”张云逸也曾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仍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积极支持和掩护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73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中央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到苏联留学还是留在国内搞兵运工作。虽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他还是毅然选择了留在国内。”

　　4　　红七军军长

　　1929年7月，张云逸被中央派往南宁。通过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举荐，他利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声望，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中，被任命为军官教导总队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在前往百色的途中第一次碰面。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中升起。张云逸被任命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后来，红七军被迫离开了右江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任八军团参谋长。年底，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央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张云逸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渡江时，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

　　5　　组建新四军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考虑到新四军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军长的人选一直悬而未决。”张光东说：“父亲在北伐战争中与叶挺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便主动去找叶挺，邀其复出参加抗战。” 

　　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就是10年。张云逸化装成阔佬，到澳门找到叶挺。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挂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父亲主持新四军工作那段时期，后来被评价为新四军发展最快，执行党中央决定最好的一段时期。半塔创造了反摩擦战役的模式。”中共七大期间，陈毅去了延安，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但在代军长时期，他都是以副军长的名义下命令，从来没有用过代军长的名义。

　　淮海战役中，张云逸等人组织出动了民工543万人，他们不仅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只有20万左右的后勤兵。淮海战役已作为经典战役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案，美国人至今还在分析：共产党60万部队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军的80万人？

　　6　　毛泽东也抽他的“飞马”烟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战士们常常用树叶、麻叶来代替香烟。张云逸时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二师师长，他开会时看到有战士从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他与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商量说：“能否办个烟厂，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与当地烟草公司合资入股，一来解决资金短缺，二来扶持破产企业。1943年3月，供给部部办烟厂开始生产卷烟。张云逸先是派人把这家濒于破产的烟厂盘活，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并另建了一个烟厂，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变成一个股份公司。从此有了新群烟草公司(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前身)，并将原来的“神龙”香烟易名“飞马”。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马牌香烟。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抽飞马烟。

　　为了将香烟销往敌占区，张云逸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装上飞马牌香烟运出去。此外，敌占区规定不许购买飞马牌香烟，人们还用白纸包起来买卖。这种烟被称为“四爷的烟”。“四爷”指的是新四军。新四军因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药品、钢材等我军急需物品。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徐州等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名牌“飞马”烟，现在还在生产。

　　7　　李宗仁立正鞠躬

　　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张云逸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当年他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由于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李宗仁回国，张云逸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也专程看望了张云逸。

　　“李宗仁要来我家，父亲特意换了一套新家具。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没有亲眼见到李宗仁。但听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张光东说：“父亲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张云逸与李宗仁是老相识。1937年5月，他从延安被派往香港进行统战工作。那时，蒋介石操纵纸票，令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宗仁、白崇禧正苦于无法应付，得知张云逸抵港后，即诚邀他入桂。那段时间，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会面。

　　1938年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台儿庄作战。

　　8　　为广西要来出海口

　　“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张光东说，“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2月14日，广西全境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指挥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消灭土匪11万多人。

　　当时，他还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广西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于是，大批上海人在广西安了家。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张光东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内陆省区。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就是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如今，张云逸要来的出海口，令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9　　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张云逸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他到山东农村做调查，老乡拿出大瓷碗，抹布往碗里一擦，准备倒水招待。警卫参谋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张云逸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

　　出门后，张云逸说：“人家请你坐下，倒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我们打仗的时候，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1946年，张云逸54岁的时候，张光东才出生。哥哥张远之比他大20岁。“我父亲和母亲，从百色起义到国共二次合作，差不多10年一直没有联系。1937年父亲出来做统战工作，通过地下党才知道母亲在做地下工作”。

　　“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张云逸到北京工作，张光东从外地转学来京。有人提出让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张云逸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

　　张光东和不少普通家庭的孩子交了朋友，“同学来家里，父亲叫警卫员不拦着，直接进来。”小学到高中，张光东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母亲的名字。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关于履历表家长那一栏，父子有过一次对话。

　　父亲说：“你填你母亲，不要填我。”我问：“人家都填父亲，为什么我不填父亲？”父亲说：“妈妈也是家长，这没什么问题。”我又问：“人家问我父亲呢，那我怎么办？”父亲支招说：“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不在这儿，不经常在北京”。

　　小学毕业，张光东考入北京男四中。“我是实打实考进去的，两门课满分200分，我考了198分。当时干部子弟都分到俄语班，我却搞了‘特殊’，分到英语班，为的还是要我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

　　10　　你能回来吗？

　　张云逸经常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儿子写信，开头都是“吾儿”，但是突然来了一封信，称“光东同志”，让张光东很是震惊。“我入党后，他写信，把平时的‘吾儿’改成了‘光东同志’。父亲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封信我印象特别深！”

　　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四川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四年。“毕业分配的事情，父亲没有讲过一句话。”

　　1973年，张光东调回北京工作。“我到301医院去看他，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时候父亲病很重，我们已经没法去交流了。”

　　1974年，是张云逸生命的最后一年。11月初，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到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目送邓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性格爽朗和善的张光东直率坦然，他说：“父亲那一代老革命家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从不表自己的功劳，所以我当时对父亲的了解并不深。”

　　张云逸去世后，“要筹划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今天，我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父亲那一代人非常好地完成了那一代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