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郑州5月19日电(记者门杰丹)5月19日，身着军装、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毛泽东主席生前警卫——李丙需，顶着烈日端坐在郑州市街头，签名赠红书，忆述主席生前生活工作中的感人事，宣讲爱国主义。

赠书台设在花园路农业路交叉口西南角人行道旁，一桌一凳，本不显眼，但身着军装佩戴勋章、精神矍铄的老人，和桌子上“毛主席卫士李丙需签名售字赠书”的牌子，让这方寸之地散发吸引力，不少行人驻足观看，有的拿到赠书后还要求合影留念。

“我本身喜欢看书，这类书能给我一些工作、生活的动力。”24岁刚到郑州打工的刘恒说，他的事业刚刚起步，希望这些精神食粮能激励自己努力奋斗。

“我很崇拜毛主席，想通过他生前警卫的讲述，进一步了解伟人事迹。”46岁市政工人陈小军专注地翻看着红书，头也不肯多抬。

市民易先念称，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了解历史，学习传统，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好思想。

见到市民踊跃翻阅书籍、了解历史，李丙需老人非常激动，他告诉记者，自己1955年生于河南汝州，1973年进入中央警卫局工作，曾担任毛泽东主席警卫3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老人家穿的衣裳补丁摞补丁，其中，一件衣服67个补丁，还有一件衣服59个补丁，他老人家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并且，他老人家争分夺秒学习、工作的精神，也让我印象深刻。当年，主席经常熬夜学习、批阅文件，我在哨位上常常见到他住室的灯光彻夜不灭。尤其是，他老人家在病重和病危的时候，还不停地工作、学习，比如说输液昏迷过去了，醒来的时候，让医务人员手托着书本和文件，他坚持批阅、学习。直到生命终结，他才停下来，这些事让我永生难忘。”

李丙需说，给毛主席当警卫虽然只有短短3年，但他从中受到的教育和启发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他都捐款捐物。他甚至还生吃俭用，常年义务办展览，用图片实物等他千方百计搜集到的珍贵历史资料，再现红军长征、八路军抗战情景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印证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等。

2000年，他开始出书，用50万字记录那段珍贵的革命岁月，并到十几个省市签名赠红书，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赠书，李丙需还用一台便携式DVD播放革命题材宣传片，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让老同志回顾历史，让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过去悲难的历史，不要忘记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不要忘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打下的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它，努力工作，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丙需说，自己在街上签名赠书，大部分市民表示理解支持，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作秀，甚至冷嘲热讽，除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还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他爽朗地说：“做这项工作，我心里有一种激情，有一股精神，就是毛主席那些精神在激励着我，我要这样坚持下去，走完我的人生。”(完)

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许倬云

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革命力量会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羊城晚报：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邓小平的政策

与北伐后南京政府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羊城晚报：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羊城晚报：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仅仅依赖外资。

“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100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辩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断革命论”很恐怖

羊城晚报：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100年或50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羊城晚报：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羊城晚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00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马国川

《辛亥革命》版

孙淳

《建党伟业》版

周润发

马少骅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的《建党伟业》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无疑是今年最重头的两部主旋律大片。两部大片的切入视角虽然不同，但在截取的历史段落上却多有重叠，这也让一批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有机会分别在两部电影中粉墨登场。同一个历史人物，不同的明星演绎，究竟谁的版本更接近事实，又是谁的表演令人更加印象深刻？

历史人物：袁世凯

明星：孙淳PK 周润发

《辛亥革命》孙淳版：世故不失野心市井不失霸气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的故事从他佯病蛰伏，赋闲垂钓讲起，孙淳在片中亮相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在河边钓鱼的背影，这个亮相也决定了在整部影片中孙淳所饰演的袁世凯的人物风格——世故不失野心，市井不失霸气。在《辛亥革命》的大部分篇幅里，孙淳所饰演的袁世凯都在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既想权倾天下，又怕兔死狗烹，在剪发、庆寿等几场戏中，孙淳成功演绎出了袁世凯身上的狡猾与谨慎，而在逼溥仪退位的一场戏里，袁世凯走出大殿之后扔掉装病用的拐棍，又令人物身上隐藏的霸气展露无遗。

《建党伟业》周润发版：老奸巨猾枭雄迟暮

比起《辛亥革命》中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孙淳版袁世凯来，《建党伟业》中周润发版的袁世凯已经开始走人生的下坡路，因为妄图称帝而众叛亲离。周润发版袁世凯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一代枭雄的末路演绎得颇为精准，比起走人性化路线的孙淳来，周润发还是显得更加老奸巨猾且霸气外露，表演上也更具有舞台感和仪式感，令观众看得更加过瘾。而周润发在袁世凯这一角色上的扣分点在于他的外形太过高大帅气，真实的袁世凯其实身材矮胖，《辛亥革命》中孙淳的扮相倒是与袁世凯很有几分神似。

历史人物：隆裕太后

明星：陈冲PK 范冰冰

《辛亥革命》陈冲版：末世太后酷似慈禧

隆裕皇太后实际是清朝最后的掌权者，也是亲口宣布清王朝灭亡的人。在《辛亥革命》中，陈冲所饰演的隆裕太后身上既有腐朽贵气又有末日悲凉，这样的角色也恰是她的专长所在。稍嫌遗憾的这一版隆裕太后被演绎得与慈禧太过相似，不熟悉历史的观众甚至很有可能将之混淆为一人。事实上历史上的隆裕太后一直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之中，远没有陈冲演绎的那版凌厉气盛咄咄逼人，尽管是演绎，但陈冲版隆裕宣布退位的一场戏依旧十分震撼。

《建党伟业》范冰冰版：美丽符号惊鸿一瞥

从形象上来说，五官太过妖艳的范冰冰的确不如端庄大气的陈冲更像一个皇后。事实上，历史上的隆裕太后姿色平平，也因此从未得到光绪帝的宠爱，如此说来，不管是范冰冰还是陈冲都还是太过漂亮了。《建党伟业》中范冰冰饰演的隆裕太后只有一场戏，就是在太和殿接受袁世凯的朝拜，同时提醒身旁的溥仪注意仪态。这一场戏中范冰冰版隆裕太后忍辱负重心事重重的样子，倒是与真正隆裕太后的心境颇为贴合，可惜这场戏太过短暂，令范冰冰沦为一个美丽的符号。

历史人物：黄兴

明星：成龙PK 洪剑涛

《辛亥革命》成龙版：草莽有余青春不再

成龙既是《辛亥革命》的总导演，又是影片中最大牌的明星，他所饰演的黄兴几乎成为了《辛亥革命》中戏份最重的一个主演，人物的丰满程度也远胜于其他角色，几乎抢去了真正的男主角孙中山的风头。《辛亥革命》中着重塑造了黄兴作为革命军军事领袖的英勇形象，成龙饰演起这样的武将不在话下，唯一遗憾的就是成龙身上的草莽气还显太重，缺乏领袖之风；另外历史上黄花岗起义时黄兴只有三十几岁，由成龙出演风华正茂的黄克强也显得太过成熟了一些。

《建党伟业》洪剑涛版：卡通英雄一闪而过

《建党伟业》中洪剑涛饰演的黄兴在影片开始处宋教仁遇刺的时候有过一次亮相，炊事班的胖洪一亮相就赢得了一片笑声，洪剑涛太过卡通可爱的形象似与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不符，事实上历史上的黄兴也是一个圆头圆脑的魁梧形象，洪剑涛无论从形象年龄还有气质其实都颇接近原型。可惜洪剑涛版的黄兴只在宋教仁遇刺一场戏中有所表现，不及《辛亥革命》中成龙版的黄兴那样全面立体英雄神武。

历史人物：孙中山

明星：赵文瑄PK 马少骅

《辛亥革命》赵文瑄版：外形神似自成一派

《辛亥革命》已是赵文瑄第五次饰演孙中山，儒雅的气质、神似的外形以及流利的英语都让赵文瑄饰演孙中山时颇有手到擒来之感，赵文瑄的演出显得太过轻车熟路中规中矩，虽然自成一派却也没有惊喜，全片中孙中山有大量演讲、辩论的戏份，但除了第一场向华侨募捐的演讲颇为令人动容之外，其他几处不见精巧的表演设计。

《建党伟业》马少骅版：中规中矩难留印象

和赵文瑄一样，马少骅也是演员中饰演孙中山的专业户，只不过在群星闪耀的《建党伟业》中，原本名气不大的马少骅未受到太多关注，实际在《建党伟业》中有关孙中山的戏份也并不算太少，或许也从一个层面证明了马少骅在片中也没有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表演。　　　

王易

青少年性教育的变迁史，也是这60年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念变迁史的一个侧面。

1949-1977 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山楂树之恋》剧照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

长江日报讯（记者杨捷 陈诚 通讯员武建）汉网网友孙俊昨日向看工地组织方之一市城建委提出建议：能不能把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式定名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他说，取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因为1979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为武汉亲笔题写过这个名字。资料显示，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前，湖北省文化部门依托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并请国家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题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和“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两方匾名，题写时间1979年3月7日。后来选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名挂在红楼正入口处。现在，红楼已按其历史原貌恢复为“鄂军都督府”。

昨日，看了恢弘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孙俊更加激动。他说只是叫辛亥革命博物馆，不如命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4月，孙中山到过汉口和武昌。从建国方略中就能看出他对武汉的期待。宋庆龄是国母，武汉又请她题了名，这样的历史遗存应该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命名中体现出来，才更加厚重。

离辛亥革命百年越来越近，孙先生期待，武汉要利用一切资源营销推介城市，不要把历史淹没了。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梁启超仍然在海外。但他始终都是“被团结”的对象，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地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或许是这些信件起了作用，或许是国内形势风起云涌的变化，让梁启超终于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梁启超一向是重视并且善于引导舆论的人物，他向袁世凯作出了这样的建议：“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

梁启超所言不虚，这都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实际上，就在他说这些话之前，1911年的春天，梁启超带着朋友和女儿从日本去了台湾，在那个被日本殖民的地方，召见了一些可能认同自己理念的“遗民”，并做了有效的舆论引导。

前行：备受阻挠

1911年2月23日，梁启超抵达台湾。此行的目的，一是要考察，二是要“筹款”。本年以来，梁启超与同仁便有在北京、上海创办两大日报的计划。

梁启超到台湾去的愿望由来已久，自从1898年戊戌革命失败之后，他便逃亡到了日本。居住日本的那些年，他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再三夸耀自己治理台湾的成绩，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奇怪的是，他结交的一些台湾遗老们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能去分辨？

1905年之后，他屡次想要申请赴台，却屡遭日本人的拒绝，一拖便是5年，如今终于成行。2月28日，他们乘坐的船只抵达鸡笼山，警察居然数次过来盘问。总督府的日本警察前来与梁启超握手，热心地为他择选旅社，实际上是监视梁启超。

所幸的是，来台湾之前，梁启超到东京领取了一封介绍信，否则很有可能被遣返，这令梁启超深感窘迫愤忧。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得到了台湾遗老们的欢迎。船只抵达鸡笼山时，来迎船的人有十几位。下船改乘汽车进入台北，路两旁又站了几十位前来迎接的人。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在日本居住了10年之久，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会禁止我华人同胞入境，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再看看这些留在台湾的遗民，他们对故国眷念之深，此番对比，更让人心生愤懑。

旅途：莫不失望

台湾的遗老们热烈地表达了他们对梁启超的敬爱。3月3日，一百多个人在台北荟芳楼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虽然现场特务林立，梁启超还是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并即席赋诗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图: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左起，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前排左二为张宗逊。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以长沙为攻击目标，三个团分途出击，沿途惩办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地主武装，声势浩大。我所在的第一团分两梯队，团部率第二、三营为第一梯队；师部率第一营为第二梯队。部队从修水出发后的第二天，我率十连为尖兵连，向平江县长寿街前进。部队进到金坪，由于刚收编不久的邱国轩部叛变而失利。以后我奉命带十连到龙门厂附近的天主教堂与主力会合，部队在那里进行整编，卢德铭就任起义总指挥，宣布起义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编时，把第一团受损失的二、三营和其他失散的人员合编为第一团第二营，我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党代表。第一团在天主教堂整顿三四天后，转向起义军第三团靠拢。第三团是由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占领东门镇后遭敌人反扑，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上坪。起义军第二团一度占领醴陵县城，主动撤出后又攻占浏阳县城，因等待三团前来遭敌围攻而失败。鉴于三路进攻部队均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之文家市集中。19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地。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集合，师长余洒度宣布:请毛泽东委员讲话！这个突然宣布，使我立即想起春天在武汉分校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情景，心情为之一振，不停地用敬仰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群众爱戴的毛委员。只见他身穿蓝色粗布服装，面部消瘦，目光炯炯有神，脚蹬草鞋，健步走到队伍前面，热情地向部队讲话。他那种高瞻远瞩、催人奋进、鼓舞士气、指引方向的讲话，不断被起义军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我听得出了神，顿有久渴饮甘泉之感，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上午开完大会，下午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人员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部队再次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意留队的人员，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在起义部队中实行民主，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部队改编后，我调到团部任参谋。我看到改编后的部队，组织精干，连队充实，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更使我坚定了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的决心。

部队继续向南转移，10月3日进到宁冈县古城。我参加了前委在古城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起义部队在古城镇休整了一个星期，把伤病员安置在茅坪后继续前进，经过砻市、十都，抵达酃县城郊。这时，我调到住县城附近的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是曾士峨，党代表是罗荣桓。两天后，部队开到水口圩，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我正在十分认真地教战士们练射击，毛委员走过来，微笑着问大家:“能打中敌人吗？”“能打中！”大家齐声回答说。又问:“能打中多远的敌人？”有的说:“能打中三百米。”有的说:“能打中四百米。”毛委员很高兴，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和战士们说:“很好！就这样练，把本事练好。”

10月21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圩前进。在行军路上大休息的时候，毛委员走到我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我坐到他身边。随后他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参加革命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我感到心中特别豁亮，好像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10月22日，工农革命军主力攻占大汾圩。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先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新党员的情况，然后又指导罗荣桓召集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入党仪式就在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的楼阁上举行的，参加人除八名新党员外，有党员干部罗荣桓、曾士峨和我。阁楼上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一面红布做的党旗，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然后带领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纪，保守秘密，永不叛党。这次入党仪式时间虽短，但我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使我终生难忘。在此之后，我以毛委员为榜样，做了大量的建党工作，为使“支部建在连上”落到实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部队离开大汾圩之后，毛委员跟四连一道向井冈山前进。我奉命带一个排护卫毛委员。由于长途行军，毛委员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战士们要绑担架抬他，他坚决不肯，自己拄着竹棍子坚持步行。

10月24日，我护卫毛委员到达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我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中新社广州3月17日电 (杨薇)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项目总投资达2.26亿元人民币的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拟于今年10月10日建成开馆。

记者17日从广州市黄埔区了解到，为了提升该纪念馆的对外形象，黄埔区目前就该馆周边道路，对外公开征集路名。

据介绍，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活动打造出具有全国性题材的专题纪念馆。该馆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内，该岛正是黄埔军校的所在地，拥有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北伐纪念碑、长洲炮台等人文历史遗迹。辛亥革命纪念馆完工后将和长洲岛、黄花岗烈士陵园、广州起义旧址纪念馆等形成一个展示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历程的建筑群。

该纪念馆总建筑面积为18000平方米，包括陈列区1.32万平方米、藏品库区1000平方米、技术及业务用房1800平方米、观众服务及配套设施2000平方米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提升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形象，黄埔区目前就辛亥革命纪念馆东、西、南边道路，对外公开征集路名，并要求路名要体现辛亥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和突出长洲岛的特色，富有个性。

此外，该馆文物征集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初步征集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主题展览和专题展览的陈列提纲也基本完成。 完

章太炎所题挽联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救国图存

非道德能有效

严复：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公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民国史上罕见之人物

沈云龙（《黎元洪评传》作者）：夫元洪固清末一混成协协统耳，与革命党初无若何深切之渊源，然辛亥武昌炮声一起，即以鄂军都督骤跻于中华民国开国三杰之列，此后十余年间，且得三任副总统，两为大总统，殆风云时会，有以使然，岂如曾湘乡“不信书，信运气”之说者非欤！元洪诞生之年，适当太平天国覆亡之时，及其殁也，则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之日。综其生平，无不与时代动乱有关，是亦民国史上罕见之人物也已。

辛亥革命十年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写到绍兴游民阿Q也想跟着“造反”，却找不到革命党入伙。不得已，阿Q去找教训过他的带点革命党气味的“假洋鬼子”。阿Q走进钱府，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对面挺直地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毕恭毕敬地听说话。“假洋鬼子”没有看见他，正讲得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

“假洋鬼子”吹嘘的“洪哥”，就是“首义都督”黎元洪。1911年秋冬之际，革命波及浙江农村，有些“识见”的，以与“革命元勋”黎元洪“沾亲带故”自抬身价，甚至于搬出英文来愚弄“闲人们”。

洪哥，动手了吗？

黎元洪在辛亥年声望陡增，甚至为浙江乡村追逐“时尚”的士绅所攀附，可见“革命”在社会舆论层面影响颇大。按照“假洋鬼子”的说法，黎元洪显然是武昌起义深谋远虑的主事者。但是黎元洪到底为辛亥革命做了什么，却是一个疑问。

1912年，黎元洪协助袁世凯诱杀革命党首义功臣、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革命党人主办的《震旦民报》发表社论称，黎元洪于起义之后，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床下都督”这一传闻又经人添油加醋，演变成了革命党人从黎元洪姨太太床下把他拉出来，用枪杆子逼其为都督。又据辛亥革命当事人的回忆称，黎元洪是“避入房中”，而黎元洪本人于1911年10月20日致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函中，自称是“避匿室后，当被索执”。

无论革命党人事后对黎元洪的排诋，还是黎元洪的自证，两方面的证词都说明革命之际，“洪哥”并没有动手。

人望“都督”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驻地新军大部分响应，一夜之间，武昌光复。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也随即撤出。

时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潜离营房，往亲信参谋刘文吉家躲避。黎元洪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地位，部下兵变，如果革命党失败，我必定会受到朝廷的严厉处分；如果革命党成功，我能否活命也不得而知。”

尽管起义出乎意外地顺利，但革命党人马上面临了群龙无首的困局。事起仓促，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策划革命时党人属意的黄兴、宋教仁等又远在上海，缓不济急。现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只是队官（相当于连长），资历不足，难孚众望。于是，革命政权的领导人归属便成了问题。

11日晨，武昌城内的战斗刚刚结束，吴兆麟与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诩东等便在楚望台召集会议，商量建立军政府问题。蔡济民发言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不行，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

恰在此时，工程营的士兵在巡逻中发现了藏匿于刘文吉家中的黎元洪。于是，仓猝之际定大计，革命党人认为黎“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于是，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当即派人前往黄土坡刘宅迎黎。据革命党人后来回忆说，黎元洪对于革命党的邀请并不领情，最后还是在士兵“簇拥下走出刘家”。黎元洪被“押解”到咨议局后，经蔡济民等人提议，“出任”都督。

黎元洪尽管是被逼出任都督，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亲历了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这样记述：

当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一筹莫展。……消息沉闷。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与革命党的振奋相反，黎元洪本人对出任都督，却瞻前顾后。在被拥戴为都督三天内，一言不发，木偶尸居，不划一策。期间，革命党人多次威逼，甚至于要枪毙黎元洪。直到十三日，权衡利弊之后，黎才同意出任都督。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一反呆若木鸡之态，即刻主持军政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会后，他又接见了前来拜访的美国驻汉口的领事。他对美领事说，革命后将废除封建帝制，建立民国，以共和为政体。

黎开始转向革命，要做都督了。

历史的吊诡

黎元洪本人在辛亥年的崛起，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在清帝国末期的新军武官中，黎元洪属于中规中矩、安于职分的官僚。论职位，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相当于湖北地区除瑞澂、张彪之外的第三把手；论军事技能，黎元洪曾数次受到清廷的表彰，并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堪称知兵；论立场，黎元洪既不革命也不反动，曾数次给革命党人解围。尽管黎元洪保护革命党人本意是为其宦场前途，却给了革命党人好感，武昌起义之前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中，革命党人就有提议一旦举义成功，就以黎元洪做都督。

黎元洪出任都督，推动了尚在观望之中的东南各省的态度，立宪党人与开明士绅，纷纷襄赞革命，黎元洪也顺理成章成了“革命元勋”，后来在民国两任总统，三任副总统，堪称民国政坛的常青树。不过，黎元洪的颠仆不倒，多半是北洋军阀将其当成供桌上的牺牲以示开明而已。

民国10年，黎元洪因受北洋军阀排斥，寓居天津。这一年，革命的同情者鲁迅写《阿Q正传》，嘲讽假洋鬼子“假革命”，附带捎上黎元洪，内里的意思，是“革命”的果实被“闲人们”摘了。在鲁迅看来，革命，本来是社会的革命，而革命后的新秩序，看来和旧秩序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假洋鬼子剪了辫子就成了革命党，大清朝的官僚一转意，就成了革命元勋。

1935年，国民党政府为黎元洪举行了国葬盛典，其葬礼过程包括天津殡殓、北京追悼和武昌安葬“三部曲”，历时近8年，备极哀荣。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李书源著《柔暗总统黎元洪》、裴高才著《首义都督黎元洪》等资料。）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中山市举办纪念孙中山逝世86周年暨“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展览，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签约书首次在中山家乡展出，引起观众关注。

展览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推出，展览通过百余件实物与图片资料，回顾了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以及梅屋庄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895年，27岁的梅屋庄吉与孙中山在香港初识，互引为知己。当时，梅屋庄吉向孙中山承诺：“若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此后，梅屋庄吉为协助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竭尽所能，甚至不惜出售公司股票。梅屋庄吉还与夫人一起促成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

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胜伉俪、梅屋庄吉曾外孙女小坂文乃出席了纪念活动。小坂文乃女士还将一件由孙中山题字的“贤母”和服复制件捐赠给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她说，孙中山作为世界伟人，在日本也是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