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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主义颁奖 齐邦媛：因为在场 所以没有阻隔
齐邦媛
南都讯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前日，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台湾作家齐邦媛凭借作品《巨流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外，作家张承志、李娟、筱敏也分别凭《匈奴的谶隔》、《阿勒泰的角落》和《成年礼》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的10部作品则包含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格致的《婚姻流水》、马小淘的《我去2005年》、赵瑜的《切片》等。
“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由作家、散文家周闻道发起的民间大奖，旨在振兴散文创作，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由作家林贤治获得，两年来，该奖对20多位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肯定。
齐邦媛：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齐邦媛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颁奖典礼，奖项由她儿子代领，并宣读获奖感言。齐邦媛说，她起初对这个奖并不很了解，但“在场主义”的提法让她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筱敏：民间文学奖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
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筱敏，是广州当代诗人和散文家，她表示获奖于她是一种鼓励，并认为“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置是件好事情。“民间的文学奖创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还是不错的。多元的文学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批评标准，自己也只有在这种多元的标准中才有立足之地。”
“汉语四六级”复兴母语 用考试证明自己会说话？
“一个女孩儿经常周三去邮局寄信，被亲切地称为‘星期三女孩’，有一天她又去寄信，邮递员说：‘这样的信没有办法投递，因为没有收件人的地址。’这时候，女孩子说……（请续写）”
这是一道源自汉语能力测试体验版五级的考题。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称，从今年10月起，一项针对国人的汉语水平测试（HNC）将在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等地试点，此前，HNC已在北京、湖南等地开展多次试测。据介绍，汉语能力测试考查听、说、读、写四方面的综合能力，类似于英语四六级考试，也分为六级，对不同要求的人群采取不同等级的考试。将来，一些职业可能会将该考试结果作为职业标准。
对于这项新出台的考试制度，网友质疑声不断：“以前戏言要用周杰伦的歌做考老外的汉语试题，现在汉语考试终于盼来了竟然是考国人的，有这个必要吗？”
专家拍砖：“标准化”失去的是文化多样性
为何推出这项针对母语能力的测试？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解释说，近年来，社会上普遍存在“外语热，母语冷”的现象，还有汉语欧化、网络语言不规范等语言现象。对此，教育部考试中心受教育部、国家语委委托，历时3年完成了“汉语能力测试”的研制，希望能够“以考促学，以评促学，推进汉语学习和应用”，以遏制国人提笔忘字、满口洋文、淡漠汉语的现象，复兴传承数千年的母语文化。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陶寰对此很不认同，他说：“说话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天赋能力，不需要通过测试来证明，因为这不是一个职业的标准。难道你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就不是合格的中国人了？”他的观点是，不应该把语言当成工具，当成一种可以通过流水线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有专家认为这虽然无关“是不是合格的中国人”，但用考试这种方式强调国人的“普通话”能力太硬性、太形式主义，这种方式无论出发点有多好，都不是真正复兴母语的最佳选择。
公众担忧：没事找事，弄个考试，劳民伤财
“汉语能力测试”来得相当突然，仿佛刚出现在大众视野内，就立马试点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编写的专家告诉记者：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委的职能，调不调查，商不商量，征不征询大众或专家的意见，起到的“阻尼”作用甚是轻微。
但这项测试即将出台的消息还是在公众中引起了惊讶和质疑。“（这个考试）太刻板太形式化了，（母语）用得上用考试来规范吗？”“汉语四六级——给老外考就好了，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需要通过考试的渠道，那会变质的！”“汉语水平测试的初衷，应该是引起全社会对母语的重视，可语言是通过文章与思想来彰显魅力的，汉语最重要的是汉语有文法上的美感，不是通过考试就能考出来的。”同时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该考试所带来报名费、教辅费等的“附加值”，称“映入眼帘的是呼之欲出的利益链”。
人们之所以反感这项测试，还因为逻辑上的想不通。华东理工大学一位大三学生小蕾说：“的确，‘汉语欧化’、‘网络词汇入侵’之类的现象在我国存在已久，这样看来汉语考试的实行似乎意义重大。但是说到底，这些都无法动摇扎根于国民心中的整个汉语文化体系。母语文化的逐渐缺失，真正还是源于现行教育制度的偏颇和‘考证’模式的独大。在考试经济的大背景下，试图用另一场考试去矫正某种意义上跑偏了的语文教学，其最有可能的结果也就是使其沦为功利工具。”已经有人描绘出了未来的商机：母语词汇基础班、母语考试强化班、母语考试冲刺、母语考试押题班……
“汉语能力测试”究竟是复兴母语的出路还是死路，也许会像网友皓月梧桐所描述的那样：“一老奶奶上公交车，说自己的‘老年证’忘记带了，60岁老人是免票的。老人拿出身份证显示1935年出生。售票员很不屑，没有‘老年证’就不是老人，快买票。以后会不会汉语说得再好也不行，没有证就不算会说话。”
考个证，证明自己会说话，你准备好了没有？
中医药专家回应内地中药在港被查重金属超标
3款内地产中成药日前因重金属超标在香港回收
香港内地，标准为何不一(民生三问)
对话人：本报编辑 丁 汀 本报记者 王君平 尹世昌
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组长 陈其广 国家药典委员会首席专家 钱忠直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一级讲师 梁启文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新闻发言人
【新闻背景】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日前表示，发现3款市售中成药重金属含量超标，需要立即回收。这3款中成药名称分别为〔鹿参牌〕速效喉痛清、〔中联〕鼻炎片以及〔宜利〕鼻敏感丸。截至8月24日，对3款重金属超标中成药的回收行动已经大致完成。
可是，内地生产［中联］鼻炎片的厂家却在公司网站上发布声明，称该药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其各项质量指标均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标准，出厂合格率100%，市场抽检合格率100%。
为什么中药中会有重金属？部分中成药在香港为什么会重金属超标？香港内地，为何标准不一？
一问：
重金属从何而来？
编辑：此次在香港发现3款市售中成药重金属含量超标，是这些制剂本身含有重金属吗？
记者：中药中重金属的来源有两种：一是药物本身含有重金属，如朱砂和雄黄等矿物药及其制剂。中药不单是植物类药，还包括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也就是说，中药中会含有汞、铜、金等重金属。从这3款中药的组成来看，并不含有矿物类成分。
钱忠直：中成药重金属另一个来源是：一方面可能与中药生长的环境条件有关，如土壤、大气、水、化肥、农药的施用，以及工业 “三废”对中药材的直接污染和间接污染；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植物本身的遗传特性，主动吸收功能和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能力有关。另外，中药材在采集、运输、加工成饮片以及制剂过程中的污染也是重金属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
编辑：重金属含量超标是制约中药企业向国际市场迈进的一大障碍。这些中药中本来就含有的重金属，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吗？
陈其广：含有重金属的传统中医经典名方，经过上千年的使用，合理配方，特殊炮制，重金属所起的是减毒增效的作用。中药中的重金属以及砷等有毒物质，不是单独发生作用，而是和其他中药成分在煎煮的过程中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共同作用于人的机体。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超量时，就会给人体带来损害。具体情况《中国药典》中有相关规定。
编辑：这3款中成药产品中重金属超标，是怎么发现的？有人因为服用这些产品产生不良反应吗？为何有正式批号的药品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呢？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发言人：我们是通过恒常市场监测机制发现上述3款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的，而非因接获有巿民服用有关产品后不适的报告而发现。
上述3款中成药产品都是注册中成药。不过，注册前审批仅仅是确保中成药的质量及安全的一种方法。在产品进入市场后，卫生署会以其他机制包括市场监测及药物不良反应事故呈报系统等，随时监察中成药产品的质量及安全性，以保障市民健康。
恒常市场监测机制的设立是为了确保市面售卖的中成药符合质量及安全方面的要求。如发现中成药出现问题，卫生署会就产品的质量、安全及效能等方面作出风险评估，并按情况指令并监察中药商进行回收。
二问：
内地标准不严吗？
编辑：目前世界各国对中药材和中成药中的重金属的含量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内地对此的标准是怎样的？
钱忠直：2005年版《中国药典》增加了中药材中铅(Pb)、镉(Cd)、砷(As)、汞(Hg)、铜(Cu) 等5种有害元素的测定方法及限量标准，这对于提高中药材质量、维护传统药物在国际上的声誉、 使中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新版《中国药典》在中药附录中加强安全性检查总体要求，在中药正文标准中增加或完善安全性检查项目。在重金属和有害元素控制方面，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中药中砷、汞、铅、镉、铜的含量；对中药注射剂及枸杞子、山楂、人参、党参等用药时间长、儿童常用的品种均增加了重金属和有害元素限度标准。目前，中国内地对食品、药品中重金属含量做出明确规定。中药注射剂中重金属含量不得超过0.15ppm，其它药品重金属含量不超过20ppm。只有符合《药典》标准的中药，才能在国内市场销售，否则的话，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查处。
编辑：被香港强制召回的［中联］鼻炎片的生产厂家在公司网站上发布声明，称该公司生产的鼻炎片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其各项质量指标均符合2010年版《中国药典》标准，出厂合格率100%，市场抽检合格率100%。我们和香港地区采用的中成药重金属标准一样吗？此外，我国中药重金属的检测指标和技术，与国际上的检测方法有什么不同？
钱忠直：包括香港、东南亚国家、日本在内，对于中药重金属的限量标准，采用的是食品标准。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并不承认中药是药。中药是以食品、保健品等名义出口的，欧美国家采用的是食品标准对中药进行检测。而中药重金属限量在我国采用的是药品标准。区别在于，药品并不像食品一样大量地、经常地食用，是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限量服用。更为重要的是，中药饮片上附着的重金属在煎煮的过程中，会发生沉淀，也会通过络合、耦合等反应从药物中析出。药品重金属的含量不能简单地用食品的标准来代替，只能是参考。药品重金属限量标准是世界上一项全新的工作，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的有效性等多方面因素，稳步推进，不断积累数据，最后形成科学的限量标准。
我国中药重金属的检测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不只是检测的仪器很先进，方法也很先进。我国对中药重金属进行价态监测。在中药煎煮的过程中，重金属元素的化合价会发生变化，以砷为例，会出现三价的砷，也会出现是五价砷，不同价态的砷元素的毒性是不同的。
三问：
如何防止重金属污染？
编辑：防止中药被重金属污染难点在哪？
梁启文：要防止出现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必须由源头做起。如改善工业污染地区土壤、水及空气质量。药用植物要在达到优良农业规范(GAP)的生产基地栽培， 严格控制生长环境、农药及肥料的使用，解决重金属污染的来源。
除了药材，中成药的生产同样须严格把关，生产要在达到优良生产规范(GMP)的药厂生产，中药材原料通过重金属测试后，方可使用。完成品也要通过测试，确保生产过程不受污染。
对于含有矿物类中药的中成药，生产时须严格控制用药量，并于产品卷标上清楚说明。
记者：中药材生产最基本的因素是土壤，土壤不受污染是保证中药材产量和质量的重要途径。在我国，中药在种植过程属于农作物。农民施什么化肥，打什么农药，一家一户农民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防止中药重金属污染，有两种治理途径：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从土壤中去除重金属。但科学家们提出的各种方法，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大面积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而言实用性不大。
编辑：防止重金属污染，中药生产能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记者：我国有500多种常用中药材、300多种常用中成药。解决好中药重金属污染问题，是保障人民用药安全有效的基础。
钱忠直：应从源头抓起，建立大规模的符合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中药材栽培生产基地，从选点、环境控制、选种、种植、栽培及采集等过程严格控制重金属污染，建立绿色中药材生产基地产地。同时，对于中药材的加工、运输等环节，严格重金属含量控制，最大限度地防止重金属污染。
链 接
香港中成药重金属含量标准
根据香港现行《中医药条例》的规定，中成药必须经注册后，方可在香港销售及进口。
产品于注册申请时，须向有关部门提供认可的重金属测试报告及其他安全性报告。重金属测试须于卫生署中药组认可的本地9间 ISO/IEC 17025 认可实验室或内地指定的17 间药品检验所进行。香港注册中成药重金属含量限量法定标准(按服量计算) 如下——砷：每日1500 微克；镉∶每剂3500微克；铅：每日179 微克；汞：每日36 微克。
陕西榆林房管所被指乱收费超600万元
本报榆林讯 (记者 杨永存) 本是事业单位，却行使着企业的功能。本来只收手续费，却连代理费也收了，甚至不代理，费用也得照常交。更奇怪的是，收费没标准，收多少由所长拍板。日前，榆林市房管所因乱收房屋买卖代理费，三年敛财超600万元而遭到举报。
房管所领导
我们有收费标准
据当地媒体报道，作为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的榆林市房管所，本来是一家事业单位，但大肆收取房产交易代理费，从2008年以来收取了数百万元，且没有营业执照，没有收费标准。
当地一位不久前买过房子的市民告诉记者，他经朋友介绍买了一套房子，并未经过房管所代理，结果在过户时被该所收取了3270元的“代理费”。更让他郁闷的是，除了被收取代理费外，房管所还要求他交了750元手续费。他觉得手续费当属正常收费，代理费这个钱则出的很冤，没个说理处。
记者在榆林市房管所交易大厅看到，该所把房屋买卖代理费的收费标准上墙公示，标准为房屋成交价的0.5～2.5%。而对于这个收费标准，该所两个正副所长说法不一。常姓副所长称，实际上他们在操作中按成交价的1%收取费用，而所长思亮说按成交价的0.5%收取。据其介绍，榆林房管所收取房屋买卖代理费从2008年7月开始，当时是一次收取300元，去年9月以后，收取标准按成交价的0.5%收取。但记者从有关渠道获得的该所的收费明细上发现，事实并非该所负责人所说的按成交价的0.5%收取代理费，而是从2009年底开始，这个收费标准即按成交价的1%收取。
明细单上还显示，刚开始这项收费名称为信息费、合同费，后来改为代理费，但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时甚至可以不收。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几起案例，完全佐证了榆林房管所收费乱用标准甚至没有标准的行为。
2011年3月份，榆林市民马先生向买主吴女士出让了一套房屋，成交价为35.3万元，房屋买卖代理费为500元。而同一天，市民车先生向买主霍先生出让的一套单元房，成交价为36.6万元，却被收取了房屋买卖代理费3660元。还有，2010年12月份，榆林烟草公司向王先生等176户出售房屋，成交总价3126万元，而房管所收取的房屋买卖代理费却为40700元，收取标准约为0.1%。同一天，成交价为52.5万元的王先生，显示没有收取任何“房屋买卖代理费”。更奇怪的是，某房地产公司成交价为6722.8万元的房屋交易中，收费一栏中显示为“预收”，没有具体金额。面对上述事实，房管所所长思亮一会儿坚称收费是按统一标准执行的，一会儿又说是免不了人情世故，总之觉得收代理费有理。
住建局表示
房管所不能收中介费
近日，榆林市房管所办公室向媒体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三年来该所收取代理费为229万元。而知情人提供的数据却显示，仅2009年至2011年4月份，该所收取的代理费就高达630多万元。
昨日，榆林市住建局有关人员向媒体表示，该市共有34家中介机构，市房管所并不在其列，房管所虽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但没有中介服务的机构资质，只能收取交易手续费，不能收中介费。榆林市物价局纪检书记、新闻发言人贺枫表示，他们已经约谈了榆林市房管所负责人，并让其展开自查，对没有履行中介服务却收取代理费的，立即全部退还，下一步还将研讨，是否收回其收费许可证。
安徽淮南虚报千余采煤沉陷区搬迁者套取补偿
7月11日，潘集区朱庄村因采煤沉陷，雨后的积水如湖泊一样。本报记者 刘刚 摄
8月8日，安徽省审计厅进驻淮南，对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开展专项审计。此前有村民举报淮南潘集区虚报沉陷区安置人数，骗取补助资金。记者调查发现，潘集区向省里上报的安置人数和与采煤企业签订的安置人数，均多于实际人数，可多得大量补偿款。
潘集区沉治办对此予以承认，并称由于市政府和采煤企业签订的补偿标准太低，导致安置点公建资金缺口太大，还表示多余资金将用于安置点配套建设。目前淮南市和采煤企业协商，调高补偿。
在一些人看来，王怀光是个“不安分”的农民。
他17岁到福建打工，学过照相，懂计算机，回乡后，村庄开始搬迁。因发现安置小区存在问题，他带领村民上访，围堵区政府，并代表村民和政府谈判。此后，他因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检察院批捕，在看守所关押了2个月零11天后，被取保候审。
王怀光所在的村庄是安徽淮南市朱庄村。和淮南许多村子一样，那也是个安在煤层上的村庄，由于采煤沉陷，村子从2010年起实施搬迁。
搬迁过程中，王怀光和一些村民发现了造假行为：村支书之子和当地区政府均虚报搬迁人数，涉嫌套取补偿款。
他们开始举报。
举报对村支书的儿子很快起了作用，他得到了处罚。但对于区政府涉嫌骗取数百万元补偿款的举报，在近一年中，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应。
凭空添出的孙女
朱庄村搬迁，村民在公示榜上发现一个没人见过的村支书孙女，还发现区政府有虚报人数之嫌
现在的朱庄村，许多地方已大面积坍塌，积水将房屋、田地淹没，电线杆子间或在水面露出一小节。
对于此次沉陷区的村庄搬迁，淮南市实施的办法和以往不同，不再以实际房屋面积给予补偿，而是按实际人口，进行一定的房屋面积补偿。
王怀光家有4口人，每人获28平方米的补偿。最后分得的房屋会大于补偿面积，超出部分，村民以成本价购买。
朱庄村第一批搬迁人数，于2010年张榜公示，公示3次。王怀光已故的母亲，被列入第一次公示名单，第二次公示时，被拉下榜。这意味着王怀光少了28平方米的补偿面积。
同样，还有些村民的名字，在第三次公示榜上消失。
王斌家有4个名字下榜，2个是出嫁但未迁户口的女儿，另2个是他的外甥。村民王建友的女儿同样“落榜”，也是因出嫁但未迁户口。
对于哪些人可获补偿，淮南市做了细致规定，有7类人无法获取补偿，“外嫁但户口未迁出的”是其中一类。
而在三榜上，王怀光和村民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张晶晶”。
这个名字挂在村民张红杰户下，身份是张的女儿。
张红杰是朱庄村村支书张中利的儿子。而王怀光等人从未见过村支书的这个孙女。他们怀疑张红杰造假。
心细的王怀光还发现一件蹊跷事。
他拿到一个“绿本”，那是潘集区沉治办的《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手册》，上面记录着2009年和2010年计划搬迁的人数。
王怀光等人将其与公示名单比对，发现人数出入很大。
以朱庄村的前王小组为例，搬迁计划表上，2009年上半年计划迁出372人。而三榜公示的搬迁人数只有221人。
在公示榜单上，王株圩和朱庄小组的搬迁人数，分别为397人和586人；但在计划表上，两者的人数均为1200人。
王怀光会上网，他登录安徽省政府官方网站，发现网上的计划搬迁人数，和“绿本”上的一样，证明“绿本”上的数据是真实的。 王怀光他们怀疑，有人虚报人数，骗取补偿款。
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每人28平方米的补偿面积，折合成现金就是14560元，多报1000人，那就涉及上千万元资金。一个村多报这么多，那全市、全省会有多大的数字？
骗取补偿，被罚4万
村支书之子被查出办理假户口，以诈骗罪被起诉；村民向省国土厅举报区政府涉嫌虚报人口
王怀光等人的举报始于2010年5月。
他们先向潘集区计生办举报，张红杰涉嫌办理假户口，骗取安置补偿。
计生办很快派人前来调查。
调查发现，张红杰于2009年4月6日，看了办理假证的小广告，办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和一张“农村出生婴儿入户通知书”，共花费1000元；随后在2009年5月6日，为“张晶晶”入户。
调查过后，张红杰按市场价，退还潘集镇政府搬迁安置补偿款20160元(28㎡)。
2010年8月4日，张红杰到潘集派出所申请注销“张晶晶”户口。
也就在那一天，潘集镇纪委对张红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且，潘集区检察院还以诈骗罪起诉张红杰。
最终，张红杰被潘集区法院判处管制2年，并处罚金4万元。
2010年9月上旬，潘集区政法委书记到朱庄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当时在现场的一个村民代表回忆，区政法委书记现场宣布，朱庄村村支书张中利免职。
这名村民代表说，“区政法委书记还表示，张中利作为村支书，利用职务便利，办理空挂户口，套取国家搬迁安置补偿款，影响恶劣。”
在举报张红杰的同时，王怀光等村民还去潘集区政府，了解政府虚报搬迁人数一事。他们找了潘集区纪委书记，问村里没那么多人搬迁，多出来的补偿款，用到哪里去了？
王怀光说，他们当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不关你们的事。
2010年9月，王怀光等5个村民向安徽省国土厅实名举报，举报称地方“虚报人口骗取巨额搬迁补偿款”。同时，他们还将举报信寄至省信访局、省人大、省纪委等单位。
区政府承认“套取”补偿
省财政厅数据显示，省里按3600多人给潘集区发放补助；而该区实际搬迁人数为2200余人
淮南市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当地的淮南矿区，是一个亿吨煤基地，这样的煤基地在全国只有13个。而采煤和搬迁补偿的矛盾，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
在此前，当地的补偿办法都是“据实补偿”。这种补偿方式的弊端是，村民得知搬迁消息后，会进行“抢修”、“抢建”、“抢种”。
“据实补偿”的弊端在前些年愈演愈烈。淮南某个农村，最多的一户，一夜抢建1000多平方米房屋。
“三抢”造成“三难”，“丈量难”、“算账难”、“商谈协议难”，从而使搬迁工作举步维艰。
2009年7月1日，淮南市出台新的补偿办法，改“据实补偿”为“人口补偿”；并且还改变了搬迁的责任主体。以前的责任主体为采煤企业，如今改为区县政府。
区县政府负责兴建安置新居，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资金来源有两个途径。其一，区县政府向省、市上报搬迁人数，可获得“以奖代补”资金每人1200元，其中省“以奖代补”资金为600元。
其二，区县政府和采煤企业签订协议，确定搬迁人数，企业为每人支付2.2万元补偿费用。这笔钱是筹建安置新居的主要费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潘集区政府在向省、市上报的搬迁人数，和与企业签订的搬迁人数，均超出实际的搬迁人数。
潘集区朱庄村的安置点，在矿业公司西侧，叫潘北新村。
记者从潘集区沉治办获得的数据显示，潘北新村一期和二期，合计安置2200人左右。
2200人，这是该区实际搬迁的人数。
而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得数据显示，省财政厅发放“以奖代补”资金的人数为3606人，超过实际搬迁人数1400余人。
这些数据是来源于《安徽省2009年采煤沉陷区村庄搬迁“以奖代补”分配明细表》。
该明细表显示，潘北新村一期省、市、区三级“以奖代补”资金，人均合计1200元、按1830人的计划人数已拨款219.6万元，二期省“以奖代补”资金人均600元、按1803人的计划人数已拨款108.2万元。
对于计划搬迁人数的由来，淮南矿业集团和淮南市沉治办均这样告诉记者，煤矿集团将计划搬迁人数报于市政府，市政府令区县核对人数，核对后，市沉治办将人数报省里。
潘集区沉治办主任汤凯承认，省“以奖代补”资金，已在区财政账户上。
他强调，这些拨款，还一分未动，它们只能用于搬迁村民新村公用设施的建设。
公建经费紧缺之苦
区政府沉治办表示，市政府补偿标准太低，如今物价飞涨，安置区公建资金缺口1亿多元
淮南市的煤矿均由淮南矿业集团开采。
记者从该公司获得一份他们与潘集镇政府的协议，发现协议上的搬迁人数也超过实际人数。
协议显示，朱庄村的前王小组和瓦沟沿小组，搬迁人数为745人。
而贴在村里的第三榜公示名单显示，实际搬迁人数只有654人。
也就是说，潘集镇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协议人数，比实际多出91人。由于企业支付的人均补偿为2.2万元，企业将为此多支付200多万元。
陈德好是淮南矿业集团资环部征地拆迁科的科长。他很了解相关补偿细节。
他说，企业知道协议搬迁人数比实际要多。当时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搬迁中可能存在机动数，所以会比三榜公示人数略高，比如用于诸如“钉子户”等特殊的要求。
在潘集区沉治办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李庆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表示，机动数的余款，将用于新村建设各种资金缺口。
潘集区沉治办主任汤凯告诉记者，2009年、2010年，潘集全区应急搬迁安置工程项目，仅公建部分资金缺口在1.1亿~1.2亿元之间。
“主要是这两年物价涨幅高，建材价格上涨，土建招标价亦上扬。”汤凯说。
2010年，潘集区政府组织调研，曾形成一份《关于沉陷区搬迁安置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八大问题，集中于“补偿标准偏低”、“补偿面积过低”、“公建费用不足”等方面。
汤凯说，企业支付的公建费，目前仅够支付新村建设规划设计、勘测等前期费用。之后的道路、排水、绿化等建设无法保障。
“正是为解决公建费不足，安徽省、市、区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进行补助。”汤凯说。
淮南市原政协副主席魏彩华，也曾在2010年的提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案中说，2004年-2012年，淮南市采塌区村庄搬迁安置建设尚缺10.85亿元公建配套资金。
市政府无力提高补偿
淮南市官员表示当初想调高补偿，多次和采煤企业协调无果；企业方认为当时标准不低
淮南市出台的这一补偿标准，被地方政府和沉陷区村民抱怨补偿过低。对此，胡东辉显得有些无奈。他是原淮南市沉治办主任，曾参与制订补偿标准。
“关于补偿标准，市政府一家说了不算数。”胡东辉说，补偿标准是淮南矿业集团与淮南市政府签订的，市政府没有决定权。淮南矿业集团是省属企业，按省政府规定，制订标准时，必须与企业协商。
淮南市统计局曾公布，2008年底，该市农村居民平均住房面积30㎡。
胡东辉介绍，彼时，淮南市政府提出，按统计数据作人均补偿标准，但采煤企业不同意，认为有的村民人均面积不到30㎡，最后确定人均28㎡。
对于每平方米企业应支付多少钱，双方也有多次协商。
淮南市政府曾组织专家测算农村建筑成本，第一稿市政府提出的补偿标准为600元~620元/㎡。
胡东辉说，采煤企业不同意，他们要求与周边的淮北、阜阳标准相差不多，补偿标准400元/㎡。
后经双方协商妥协，确定520元/㎡的标准。
为制订补偿标准，矿业集团与淮南市政府曾赴安徽淮北、江苏徐州、河南永城等地调研，两家协商前后不下于30次。
苏多洵认同胡东辉的这种无奈。他是潘集镇纪委书记，同时兼任镇沉治办主任。
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和矿企的关系很微妙。
他说，“每次，地方领导到乡镇检查工作，都要求我们积极支持企业建设，‘支持企业就等于支持我们自己’。”
苏多洵告诉记者，淮南矿业集团旗下一个矿，一天就为潘集区财政贡献13万元。
淮南矿业集团在潘集区，拥有潘一、潘二、潘三、潘北四座特大型煤矿，并且还在建设3座煤矿。
淮南矿业集团的陈德好不完全认同地方政府的说法。
他说，其实当时制订的人均补偿2.2万元，在安徽全省采煤沉陷区中，是最高的补偿标准。
陈德好说，淮南市执行新的补偿标准后，两年搬迁沉陷区村民，近7万人，“这是历史上干得最好的时期，相当于过去10年的工作量。”
对于基层官员的抱怨，陈德好说，“地方政府也应该想想执行力的问题。”
审计厅人员抵达淮南
采煤企业表示，已和淮南市协调，调高补偿标准；并称审计厅工作组已到淮南开展审计
魏彩华如今是淮南市的人大副主任。她很早呼吁，要提高采煤沉陷区的补偿标准。她认为，“那些村民为国家的资源开采作了贡献。”
魏彩华说，“因资金不足，导致新建安置点公建配套设施不完备，居住环境差，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村民王斌已搬进潘北新村一年多。虽然住进楼房，但他正为小区的积水发愁。
因为新村基建至今没有完工，水排不出去，所以一下雨，整个小区被水淹，“必须光着脚才能出门。”
王德奖在淮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任搬迁安置科副科长。
他说，新补偿办法出台后，各地都反映，公建费补偿标准偏低。根据专业测算，公建费人均成本7000元左右，但按市里制订的标准，企业支付的公建费人均折合只有3640元。
在此背景下，省政府出台“以奖代补”政策。但因公建资金缺口过大，2011年，安徽省提高“以奖代补”标准，从人均600元增加到3000元。
淮南矿业集团的陈德好也承认，随着物价上涨，当初的标准确实低了。
他说，目前企业和政府有了新的协商结果。单位面积补偿标准从520元增加到650元；综合调节费比例从15%增加到25%。
新标准计划将在8月底出台，从今年7月1日起执行。
临近采访结束，陈德好透露说，8月8日，安徽省审计厅派出的工作组已抵达淮南，对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开展专项审计。
朱庄村一位村民说，即便公建费有缺口，也不应该通过虚报人数，获取资金。
省政府有文件规定，若提供虚假资料套取或者骗取‘以奖代补’资金，停止拨付并追回资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本报记者 刘刚 安徽淮南、合肥报道
业内曝逾九成山西老陈醋为勾兑 多为添加防腐剂
超市货架上的山西陈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次是醋出问题了。有媒体报道称，全国每年消费330万吨左右的食醋，其中90%左右为勾兑醋。
平常吃的醋基本都是勾兑的
记者就这一传言向业内人士求证时，山西醋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透露了更惊人的消息：市场上销售的真正意义上的山西老陈醋不足5%，也就是说，消费者平常吃的基本都是醋精勾兑的。
王建忠表示，勾兑醋还分两种，一种是冰醋酸勾兑的，一种是加苯甲酸钠防腐的添加剂，放添加剂的占了95%，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酿的6度老陈醋，几乎不多。
据介绍，正规液态醋制造时先要对大米等原材料高温酒化然后醋化，这有一个发酵周期，酿醋的周期标准是在28天左右，如果是山西陈醋的话，还要有沉淀的过程，需要放两三个月甚至一年。用冰醋酸或者醋精勾兑完全不需要发酵，只要一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完成生产。
王建忠说，它标明老陈醋，它打着山西老陈醋的牌子，但是可以看看细则，里面成分一般都有苯甲酸钠，只要有苯甲酸钠，都可以断定它不是老陈醋，老陈醋不用添加任何防腐剂，取消保质期，久放不腐，这是山西老陈醋的根本。
国家允许勾兑并制定了标准
中国每年消费约330万吨的食用醋，大约有3000多家生产企业，即便如恒顺醋业这样的上市公司，目前每年食用醋的产量也只有18万吨，其他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更小，多而散的局面导致监管较为困难。
另外，业内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下，醋的价格并不能任意调整，使得一些企业铤而走险，通过勾兑，缓解成本压力。勾兑醋大行其道，直至统治整个食用醋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允许所谓的调味醋生产，并且制定了国家标准。
2000年，我国出台的配制食醋国家标准规定，配制食醋必须是指以酿造食醋为主体，与食用冰醋酸、食品添加剂混合配制而成的调味醋。
北京金中泰食品科技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占永说，勾兑醋并没有犯规，国家有勾兑醋的标准，允许勾兑。
标准同时强调，企业在生产配制醋时不得使用工业冰醋酸。但因为利益的驱使，这一禁令并没有多少限制效果。据王占永介绍，现在很多厂商生产的配制食醋都是直接由冰醋酸、食品添加剂调配而成，还有厂家选用的冰醋酸也是工业用冰醋酸，这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可怕的是，企业到底使用的是食用冰醋酸还是工业用冰醋酸，目前的技术同样无法鉴定。
王占永说，冰醋酸分为食品级的冰醋酸和工业级的冰醋酸，但是食品级的冰醋酸和工业级的冰醋酸中国现在还检测不了。
另外，“配制食醋标准”中规定，“配制食醋中酿造食醋的比例(以醋酸计)不得小于50%”，但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从未对配制食醋和酿造食醋给出明确鉴定办法，企业在生产配制醋时是否加入了不小于50%的醋酸根本无法鉴定。
中国重载型扶梯标准不一 被指落后欧洲达十余年
前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北京地铁采用的均是公共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并公布了重载扶梯的标准。然而，有专家质疑，国内对于重载型扶梯，既没有相关定义，也无相关国家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电梯重载标准不一，如广州地铁扶梯的重载标准就是北京地铁公布标准的两倍。
并且，国内多家电梯企业对重载扶梯的“国标”同样存疑，而国内重载电梯的国标已经落后欧洲标准十余年。
焦点1
“重载”电梯标准缺定义
前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地铁4号线的自动扶梯荷载条件：在任何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时间不少于半小时，其载荷达到100%制动载荷，理论输送能力：11700人/小时，符合重载扶梯标准。北京市电梯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彭金声解释，该标准来自国家标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16899-1997》(下文简称《国标1997》)。
然而，在该标准中，记者看到，只有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概念，没有公共交通型重载扶梯的概念。
对此，彭金声认为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就代表重载型自动扶梯。
其实，重载扶梯的概念并非完全缺失。2003年公布的另一个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中指出，地铁车站自动扶梯应采用公共交通型重载扶梯，其传输设备(主要包括梯级、梳齿板、传动链、梯级链、内外装饰板、传动机构等)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这一标准在前言中指出，“本规范中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对应的是，关于重载扶梯的说明正是用黑体字加以注明。但规范中并没有描述什么是公共交通型重载自动扶梯。
焦点2
广州重载标准为北京两倍
中国电梯协会副秘书长张乐祥称，什么场合使用重载自动扶梯，是由采购方最终决定。但重载型扶梯在价格上要贵于普通自动扶梯。
对于国标中的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标准，也有专家提出质疑。
昨日，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饶美婉称，对于公交重载扶梯，需要考虑在3小时的时间间隔内，1小时的持续重载。广州地铁站内自动扶梯的标准就是不小于1小时。这意味着，广州地铁的重载标准是北京标准的两倍。此前，他们参考香港的要求也差不多是1小时。美国的标准可能会更高一些。
记者在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看到一份广州市轨道交通的自动扶梯采购项目资格预算公告，公告中对扶梯的主要技术参数，来源于《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其中对扶梯类型的要求是“公共交通重载型”，并对额度速度等有要求。
饶美婉称，地铁除了每天正常工作之外，还要承受客流高峰的考验。上下班高峰期，地铁列车的间隔是两分钟，持续时间至少需1小时，扶梯基本上处于连续满载运行状态。为此，重载型扶梯的电机功率配置应高于一般的公交型扶梯。
也有专家指出，国内人口众多，公共交通使用的自动扶梯所要承载的压力要比国外大很多。国内标准理所应当比国外要高。而事实却相反。
国内机电类的专家指出，扶梯超负荷运转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自动扶梯的运载能力超设计标准，这会导致电机长期超负荷运转，导致电机长期过热，这有可能会使扶梯的控制系统损坏，甚至融化内部电路板。当电路板烧穿，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意外，如倒行，都可能发生。
焦点3
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记者对国内几家电梯生产商采访发现，大部分国产电梯仅符合国内生产标准，对是否有国际标准都不清楚。
北京某扶梯生厂商周经理表示，现在国内生产的所有电梯都是按照国标来执行的。欧美等国有自己的标准，但他并不清楚。
彭金声介绍，目前自动扶梯的国标是模仿欧洲的标准。记者在《国标1997》的前言上看到，该标准采用欧洲标准EN115:1995。
《中国电梯》在2009年8月的《EN 115-1:2008与GB 16899-1997两个标准的主要差异》(简称《差异》)一文中指出，欧洲标准1995年发布以来，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在2008年7月正式颁布了EN115-1:2008(简称新欧标)。
《差异》指出，新欧标中新增了工作制动器和附加制动器制动减速度的要求，对乘客安全起到保障作用。
对此，饶美婉称，她也看过2008年欧洲标准，“这个标准在安全设置等多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提高。”
焦点4
扶梯生产内外有别
新欧标颁布后，从2009年起，向欧洲一些国家出口自动扶梯造成很大影响，各扶梯厂家需要立即调整产品的设计及制造要满足新欧标的要求。
江苏一家电梯公司工程师表示，自动扶梯出口厂家生产的扶梯是按照出口地区的标准来制造的，而国内的产品是按照国内标准而生产。
昨日，一家品牌扶梯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实行的企业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
广州某生产商姜女士说，他们的生产按照国内标准，“但不符合国外的标准，美国、日本项目我们不做。”
进展
死者家属抵京赔偿未达成一致
4号线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已陆续赶到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将其安排在车公庄大街一家宾馆，并负责食宿。家属表示，地铁公司已支付给他们3万元的生活费。
昨日，死者家属表示，京港地铁公司开始与他们协商赔偿及其善后问题，但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昨日，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李女士称，美国总部已安排奥地利的专家来到中国，对相关型号的电梯产品进行检测研究。另外，公司尚未接到京港地铁的追偿。(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超卢漫冯中豪)
"中国制造"电动车组问世 车体强度等级世界最高
我国为巴西里约热内卢研制的首列电动车组6月7日在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下线。这是世界上车体强度等级最高的电动车组，也是“中国制造”电动车组首次进入南美市场。
巴西里约电动车组是我国首次采用美国AAR标准设计的项目。美国AAR标准是一个全新的车体设计标准，该标准对车体的强度有着极高的要求，车体纵向压缩载荷为363吨，该数值是国内城铁设计标准的4倍，是欧洲城铁设计标准的2.5倍。车体强度满足40年工作载荷下不产生疲劳失效。该项目车体钢结构的研制成功，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巴西里约电动车组为A型不锈钢车辆，每列4辆编组，最高时速为100km/h。在安全性方面，该车采用宽轨转向架(轨距1600mm)；采用先进的交流传动系统，使列车牵引制动性能更加可靠；辅助电源系统具有故障扩展供电能力；列车监控系统，实时显示列车主要设备的运行状态；客室设有成熟完善的旅客信息系统，使乘客更加便利；车辆设置紧急乘客门，提高列车的安全性能；采用严格的德国及美国防火标准，使整车的防火性能大大提高。
据悉，该车将服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主办的2014年足球世界杯赛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这也将是长客股份继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提供90%的地铁用车以后，又一次服务奥运盛事。
多年来，长客股份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搭建了CRH5、CRH380两大系列五个动车组产品平台，成为国内动车组产品平台最为丰富的制造企业。与此同时，长客股份也跨越式地提升了城铁车的研制能力，形成了铝合金、不锈钢、碳钢等不同材质，米轨、准轨、宽轨不同轨道类型，单轨、双轨等不同轨道运行方式，旋转电机、直线电机不同牵引方式，A、B、C、L不同车型的生产格局。
最新研究显示所谓上帝粒子或为5种不同粒子(图)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6月22日消息 据国家地理杂志网站报道，美国进行的一项新的原子撞击实验结果显示，所谓的“上帝粒子”实际上可能是5种截然不同的粒子。所说的“上帝粒子”也就是希格斯玻色子，长久以来，物理学家便一直寻找这种理论上存在的粒子。物理学家认为希格斯玻色子是宇宙万物的质量之源，因此才有“上帝”之称。
寻找希格斯玻色子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的目标之一。3月，对撞机开始亚原子粒子对撞实验，运行功率达到其最大功率的一半。根据广泛接受的标准物理学模型，所有粒子通过与希格斯玻色子发生相互作用获得质量。
一些理论家认为希格斯玻色子并不单单指一种粒子，而是多种质量相似但所带电荷存在差异的粒子。美国伊利诺斯州巴达维亚费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指出，他们发现了能够证明这种“多种粒子理论”的证据。有关“上帝粒子”的单一粒子理论就此面临挑战。
在费米实验室万亿电子伏粒子对撞机最近进行的一项名为“DZero”的实验中，科学家发现质子和反质子相撞更多地是产生物质粒子而不是反物质粒子。研究报告联合执笔人、费米实验室理论物理学家亚当·马丁表示，两者之间相差很少，不到1%，但无法利用假定只存在一种希格斯玻色子的标准模型加以解释。马丁说：“这种影响实际上非常小，但如果将标准模型中所有最初原则考虑在内，这种影响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标准模型假设只存在一种希格斯粒子，无法解释DZero实验的结果。如果科学家假定希格斯玻色子实际上是指5种粒子——也就是对标准模型进行扩展，形成双希格斯二重态模型——DZero实验的结果便可以解释。马丁说：“在对标准模型进行扩展时，我们加入了新的粒子和新的交互作用。新的交互作用对物质和反物质区别对待，因此能够促使实验中出现更大的影响。”研究结果于最近刊登在物理学研究网站arXiv.org上。
科学家表示，如果存在多个希格斯玻色子，它们可能与物质发生不同的相互作用，让标准模型以外未发现的新物理学呈现在我们面前。马丁说：“很多扩展标准模型的计划第一步都是添加更多希格斯玻色子。”
费米实验室理论物理学家克里斯·奎格并没有参与此项研究。他指出，虽然这项实验非常引人注目，但实验结果仍只是初步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让我怀疑结果，但如果结果非常出人意料，我们便要严肃认真对待。我们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马丁的研究小组是正确的，即希格斯玻色子实际上是指5种不同的粒子，瑞士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验证他们的结论。研究报告联合执笔人马丁说：“我们认为这些希格斯粒子不会太重，一定可以借助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它们。”
伯明翰大学物理学家、大型强子对撞机ALICE(大型离子撞击实验的英文缩写)项目负责人大卫·埃文斯在电子邮件中指出：“我个人认为不可能存在5种不同的希格斯粒子。如果最终证明确实存在，大型强子对撞机将变得更令人兴奋。”(秋凌)
企业质疑电动车淘汰令调查不充分称事故率下降
限期淘汰在用“超标”车——国家四部委针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淘汰令一下，立即引起广泛的争议。然而大面积的争议几乎仅限于用户，“淘汰令”最直接的利益方——电动车生产行业，鲜有声音表达。
记者连续多日联系中国自行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以及部分省份的电动车协会，以及包括浙江绿源集团在内的部分企业，也打探到了其谨慎背后的心声：拿一个12年前出台、目前可以说“过气”的标准来卡电动自行车，不论是对于普通用户还是整个行业，都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冲击，他们认为突然出台的“淘汰令”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也并未充分吸收合理的不同意见。文/记者 陈伟斌 实习生李曙剑 图/记者 潘炳
淘汰令给新国标出了道难题
行业协会：
淘汰令给新国标出了道难题
四部委下发关于淘汰超标电动车的消息，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属突然。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消息流传并引发热议，但此次下文，是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一次。
就此事，记者联系了位于江苏苏州的中国电动车协会助力车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不过，这位负责人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但他向记者建议，对于电动车问题，“或许可以看一看中国自行车协会马理事长的答记者问。”山东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亦出言谨慎，并表示目前他们正与相关部门进行接触和商讨，具体结果尚未出来，暂时也不方便透露报道。
随后，记者找到了5月31日刊登在中国自行车协会网上的一篇名为《中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的文章。文中这位负责人表示，四部委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文件，对规范电动自行车行业生产、销售和使用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对于行业的压力也确实很大。这位负责人也坦言，当下新国标还没有正式出台之时，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可能会有问题，因为现行的电动自行车标准还是1999年制定的，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但同时，这位负责人也提及，这次四部委文件的出台，使标准修订变得更加紧迫，“要做的工作很多，难度也是大的。”
据了解，去年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电动自行车分标委会已经召开了三次大的标准征求意见会议，分别征求各省市行业协会、生产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各地消费者协会等方面的意见，中国自行车协会也分别与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和摩托车分标委进行了沟通，之所以新国标还没有产生，源于管理部门、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分歧过大，时速和重量仍然是最敏感的话题。
“我觉得调查研究不够充分”
生产企业：
“我觉得调查研究不够充分”
“四部委文件，我没有看到全文，但我觉得它调查研究不够充分。”对于“淘汰令”，国内老牌电动车企业之一——浙江绿源集团、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标情况如今非常普遍，但其中一些原因不完全是消费者的错，也不是厂家的错，一部分原因在于管理体制没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标准的修订早就该是迫在眉睫，十几年修订不了，还是管理体制没跟上。”
在这个过程中，倪捷一直在研究所谓的超标现象有没有危害，根据其研究结果显示，所谓的超标，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数没有危害。“合理的消费品处在超标状态，但不是不合格。但这个情况我估计他们(四部委)不是很清楚。”
倪捷表示，其实目前的电动车出厂速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下的，它不存在超标问题，但有的消费者购买后嫌慢，改装拆掉了限速插头。虽然最新厂家生产的电动车也不会太快，就算太快了，通过技术，也能把距离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但没有证据表明，在电动车超标以后，它的安全状况变坏了。”倪捷举例说，2004年电动车引发事故造成死亡600多人，而2009年因此死亡3600多人，增加了6倍；但电动车的保有量却增加了8倍，所以倪捷认为，事故率主要取决于这个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电动车群体主要来自于自行车群体，减少一部自行车，多一部电动车。所以电动车事故率增高的同时，自行车的事故率大量的减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倪捷通过调查也发现，电动车和自行车这两个群体加起来的事故率是大幅度下降的。“2009年比2004年，减了4000多人。”也就是说，自行车转为电动车的结构调整，带来的是事故率整体下降。那么说自行车转为电动车，会带来安全性恶化，这就没有科学依据。
核心问题
超标的不是电动车
而是标准严重超龄
据倪捷说，1993年，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著名的电动车演讲后，在全世界范围引起研发电动车热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动车成为最早实现专业化的异军突起的产业，不到10年，发展到2万亿人民币的行业。而在背后，这个产业的创新主要也来源于中国。倪捷觉得，中国应责无旁贷的担负起全世界电动车标准的责任。
但同时，倪捷认为所谓的非超标产品目前根本不存在，现在也不是产品超不超标的问题，而是标准严重“超龄”。“按中国的标准修改办法，标准每五年修改一次，而中国电动车标准竟然12年得不到修改，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倪捷是《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起草人之一，参与了1998年的议定和1999年的发布。但经历12年后，这本该修改至少2次的标准，却一直都没有修改过。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加速标准的修订，并扫除标准修订中的一切障碍。
“对于下文整治电动车行业、淘汰超标电动车，四部委根本没和我们沟通商量。”当记者问及四部委在下发文件前是否与电动车企业或相关协会进行过沟通和调查时，倪捷的语气中明显显得有些无奈，“所以我就认为他们是比较不尊重我们，你涉及到我，你下来调查研究，那一切都清楚啦，对不对？”倪捷说他至今都不知道，在电动车标准制定这个问题上，他该找哪个部门。
“电动车未来是可以和汽车平分秋色的一个产业。”倪捷认为，中国不可以走向汽车一元化社会，将来肯定是各种交通工具并存。而电动自行车作为个人的交通工具，它与汽车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第一，中级收入的群体，他们肯定不会买汽车，可以电动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包括打工族；第二个群体是虽然有汽车，但已经深受交通拥堵燃油价格上涨之苦，他们有时骑电动车，有时开汽车，这也是个巨大的群体。所以中国未来的十几年里，电动车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由此，倪捷觉得，把电动车产品标准、规范做好很有必要。但需要以科学为基准，需要调查研究，而不是随便发文件。
利益之争
摩企并未将电动车
推上机动车道
在四部委下文后，也曾有人猜测，之所以会如此下文淘汰超标电动车，主要原因即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电动车利益集团想把电动车留在非机动车道上，而机动车利益集团(主要指摩托车利益集团)则想将电动车往机动车道上推。对此，倪捷认为摩托车行业并未这么做，或者说只是该行业中个别的人在如上推动。“不是整个摩托车行业，摩托车行业中一些大企业，他们也认为电动自行车应该接摩托车销售市场，电动自行车的转型是合理的，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需要，也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以很多企业也在筹划把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作为他们的产品。”
此外倪捷表示，很多摩托车企业都在这个方面做努力了，所以摩企也很希望能出台一个合理的电动车管理标准。“但不能包括所有摩企，有一部分摩托车的利益集团，可能是摩托车行业里的中介机构，他们需要自己的权益越来越大。”
未来走势
越符合标准
造价和销售价越高
那既然四部委已经下文要求淘汰超标电动车，那么作为生产厂家，是否能生产出符合四部委要求的电动车呢？
“如果从企业利益角度，我们就应该支持四部委，我们绿源所做的锂电池电动车是最好的，但价格也贵。”倪捷以自己公司的产品为例说，绿源并不是从企业利益角度来反对四部委的下文。他告诉记者，他们能生产符合四部委要求的电动车，但越符合标准，电动车造价也越高和销售价也都越高。而除了锂电池电动车，目前国内只要早过标准出台前生产的电动车，百分之百都超标。 来源：山东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