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

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

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1

我在犯着一个巨大的忌讳：总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存有与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都尽不相同的写作，至少说是那样一种倾向的苗禾已经存在，且正在成熟，但因为批评家的懒惰，没有耐心去对那种写作进行细分析结，从而，是那种独特的倾向与端倪，总是处于被忽略和笼统归类的一盘散沙之中。这种被忽略或被归队到他流旗下的文学，就是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大约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

神实主义既汲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创作经验，而又努力独立于二十世纪文学的种种主义之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长。它在故事上与其他各种写作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它寻求内真实，仰仗内因果，以此抵达人、社会和世界的内部去书写真实、创造真实。

创造真实，是神实主义的鲜明特色。

2

与现实而言，文学最终是它的附属之物——什么样的现实，决定什么样的文学。与文学而言，现实最终是它的原材料，当生活成为文学之后，它就不再是生活，而是文学。把生活写成生活，一如一个工厂把原材料加工成了没有变化的原材料，仿佛把田野凌乱的柴草，搬移到整齐的库房堆码起来。可那整齐的码放，也最终还是一堆柴草而已。因为这样，才要柴草在作家的心里燃烧，能量转化，生成别的奇异之物——文学。生活就是那一堆、一片田野上的柴草，有人从中看到了春夏秋冬、岁月枯荣和生命的流逝；有人从中看到家长里短，烦恼人生；还有人从中看到了诗和宇宙星辰。可也有人，只是从中看到了凌乱和无聊。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现实，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贡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文学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在文学上抱残守缺的摇摇欲坠，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的认识之新鲜深刻。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被简单理解为生活的画笔，作家的才华是那画笔的颜料。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喝斥。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以描摹现实为己任，表达对人与社会的颂扬和在颂扬中简浅的忧伤。美与温暖——则被过分放大的颂辞吹向了天空。所以，我们很少有那些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一面感叹我们没有如托尔斯泰那样描写伟大时代变改的作品，一面又为那些浅简描摹社会现象的作品树碑立传；一面抱怨我们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叩问灵魂的作家，一面又在为与灵魂无关的作品大唱颂歌、鸣锣开道、评奖发奖。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购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购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因为温顺，更能诱惑和腐蚀；因为汹涌，更能带走和冲垮作家探求深层真实的理想和意念。第三，必须要面对我们今天开放与封闭并举共存的最特殊的现实和最特殊的写作环境。

在我们的写作环境中，每个作家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是经济开放后金钱诱惑的包围和特权的诱降与新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也不愿走向现实主义深层真实的特色阻拦。这种新意识形态约束，不是改革开放前政策的“不准”、“不能”和“不允许”，而是今天经济急剧发展后政治和金钱共同作用，促使并作用于作家本能的、无意识的“不愿”。它使作家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有一次，一群朋友慷慨激昂地在谈文学，旁边正好有位做生意的朋友，他后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些什么，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作家是干什么的，那些作品还有谁在看？更不明白这样(无聊的)问题，你们怎么居然当做天底下头等大事说得津津有味？！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抢白了几句，讽刺他平生只关心两件事情：投资和回收投资。甚至想起“商人重利轻别离”，觉得他们都是无“心”无“情”的人。其实，这位老兄并非酒色财气的暴发户，相反，他算一位喜欢阅读的人，除了投资学、管理学、成功学之外，酒酣耳热之际，他也会大谈老庄，倒背李杜，痛批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刘心武等等。当然也难免有几分自负，对于当代文学，他感到陌生又提不起兴趣，阅读仅限《国画》、《蜗居》之类，翻过《废都》，觉得“不过如此”；翻过《兄弟》，认为“写得太简单”。与现实挨近的作品，他认为都写得简单、幼稚、不真实；远一点的，统统斥为无病呻吟、胡编乱造……

我没有精英心态，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世界和位置，虽然与他无法对话，但我清楚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是一两个人。我没有把他的话尽当妄语，有时反倒认为这也是打量当代文学的另一副眼光，毕竟他们也算当代文学的一类读者。还有更多人，在他的一生时光中接触到的当代文学都寥寥无几。这与我们张口莫言，闭口余华恰成对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都有喜怒哀乐，甚至共同组成了当代的精神图景。那么，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除了关心花坛中的那些花草之外，该怎么看花坛之外的那么大一片荒原？坐井观天，我们眼里那点事情就是世界的核心、世界上最重要的，但跳出这口井，再看它，尤其是认识到它仅仅是世界上很不起眼的一部分时，再高谈“发现……”、“创造……”、“具有……”、“标志……”时，你是不是有些羞于出口呢？

用这副眼光下来反思写作实质意义和价值会更理性。几位同好坐在一起，也会谈论：当代文学作品都没有几个人看，还会有谁看你的文学评论呢？我也会调侃，至少有一个忠实读者，一个被动读者。前者是你评论的对象，经验证明越是声称从不看评论的作家，看得越仔细，甚至都过目成诵；后者是编发你文章的责任编辑，为了不扣工资，还不得不读上三遍。(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是苦笑着说出，但不完全是开玩笑，现实往往就是如此。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但对于那些为了一个字反复折腾编辑的朋友，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也遇到有人说读过我的什么文章，是很喜欢，证实了这不是客套后，我不是感激涕零，而是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人？因为连很多做批评的同行都不大相互读对方的文章，甲兄前年的高论，被乙兄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兴致勃勃地讲着。请相信良心，乙兄绝对不是剽窃，他连看甲的文章都没看，哪里去剽啊？！这也是我们的现实和处境。

文学在当今已是夕阳的一抹余晖，连很多靠他吃饭的人都提不起热情。巴黎上层社会的沙龙中都在谈论着一本书，贵夫人们把某作家当成座上宾追捧的事情，早已成为传说。今天，少男少女们追捧的是影星、歌星，每个搞文学的人看看那股疯狂劲儿，一定会灰心丧气。还不仅仅是歌星们的粉丝数量，而是他们的虔诚度，是他们对这个歌星的作品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常常是前奏响起，台下已经是一片跟唱声。如今的文学爱好者，对他喜欢的作家能达到这样吗？曾经——那不是传说——提起某一首诗，举座同诵；还有很多名著的片段，很多人也倒背如流。过去是衣食不足，以精神充饥；现在是丰衣足食，打不起精神。文学土壤的墒情不断受到破坏，比如只有细嚼慢咽、不计功利，文学才会水气丰沛、精神饱满，但文学的产业化、作家的职业化岂容这样的慢吞吞？

诗歌的处境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代诗歌比小说、散文更能纯粹地体现文学精神，但读诗的越来越少，为人熟悉的作品就更少，诗真正成为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其实，单纯从创作而言，这没有什么，但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诗歌所要求的阅读状态与当代读者相去甚远，他们连翻一遍的耐心都没有，更别指望味之再三。诗人纵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工夫也都白费了。

精致的文学莫不需要悠闲的心境和品读的耐心，匆匆浏览永远也领略不到优美的风景，当“好读”成为一条文学标准时，那就意味着高傲的作家开始放下身段，小媳妇一样看着读者的脸色过日子了，文学在这种迎合中浑然不觉地粗糙起来。——这愈发给了很多人鄙视文学的理由。

我不想跟经商的朋友争论什么，倒想扪心自问：在文化粗鄙化的浪潮中，我扮演了什么角色？重读自己写过的文字，唯一安慰的是，匆匆时光中，我没有写那种应付、应酬的随意文字。文学批评在当下颜面尽失，在很多人眼里，它不过是研讨会上的唾沫星子、图书公司的宣传广告，或者是高校中评职称的香火。我觉得这倒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毕竟还有很多为它付出心血的人：我常常告诫自己，它越是不招人待见，我们越要有自尊和自爱，这是批评家最后的底线。让那些有雄才大略的人去高高的讲台上指点江山吧，我唯愿青灯下静静地读着自己喜爱的作品，兴尽之余，抒发一点小小的感想而已。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名单公布以来，这几天，舆论显得很热闹，各种质疑的声音几乎都针对着“茅奖”忽略或轻视了哪些作品。比如网络文学入围的标准问题，青年作家数量太少的问题，《盗墓笔记》何以落选的问题，等等，于是指责“茅奖”门槛儿太高，标准太苛刻云云。

这届“茅奖”在征集作品时就做出了一种姿态，表示要更加公开透明，入围作品也更加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接纳网络文学作品。但毫无疑问，“茅奖”应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尺度，它不可能，也没必要把所有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囊括在麾下。它当然是开放的，但也是有标准，有门槛儿的，这个标准和门槛儿甚至不应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为标榜自己的开放、宽容而有所降低。屈从于权力的干涉有可能毁了这个奖，同样的道理，屈从于所谓民意，也有可能毁了这个奖。

如果一个奖项可以面对所有作品，那么，事实上也就取消了这个奖项自身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所以，“茅奖”不应承担不属于它的那一部分职责，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它额外地负担更多的职责。维持它的品质与个性，常常比让它扩大一些评奖范围更困难。

我们这里有两种倾向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个奖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所有的奖承担一种责任和功能，这样做的结果，既使评奖不堪重负，又取消了各种评奖的个性和区别，最终使各种评奖沦为同质化，也就取消了评奖的意义。我们只消看看这些年几个电影奖项的命运，就不难理解其问题的严重性。前几天看到关于《大众电影》生存艰难的新闻，这本当年发行八九百万的杂志走到这一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一定和“百花奖”的衰落有关。而“百花奖”之所以日见其衰落，原因之一恰恰是失去了“大众”这个最鲜明的特征。

我更希望“茅奖”能够坚守自己的门槛儿和标准，不管风从哪边刮来，都毫不动摇。（作者系文化批评家）

图为漫画

从传说到现实的落差打破了文学的神话，让我觉得，文学其实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是可以触摸的。

我最开始读书，是从中国的传统名著开始的。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到五年级左右，就开始读《红楼梦》了，当然，不是儿童读本，是原本，半文不白的，那时候大多看不懂，但是也就那么看下去了。

所以，我最初对于文学的印象是古典名著式的，到了中学时代读当代作家的小说，惊讶地发现原来当代文学也能写成小说，可能这也是我走上创作路的原因吧，那种从传说到现实的落差打破了文学的神话，让我觉得，文学其实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是可以触摸的。

中学时代还有一件事情，我读完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学男孩子的必读书之一，这个必读是带引号的，因为它是课程之外的，而且是大多数老师和家长所不允许的，也可能正因为不允许，反而更好奇吧。

大学时代是一个分水岭，从当初懵懂的、自发地阅读转变成系统地阅读。同时，也重新读了很多书。大学时代我把四大名著整个重新读了一遍，这个时候对历史小说、神魔小说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反而对多写风俗民情的《红楼梦》更喜欢，因此也读了《金瓶梅》。大学时代还试图重读金庸的小说，但是已经看不进去了，觉得这就是哄小孩儿的。

别水/整理

国内一个知名文学奖项最近又搞了一次评奖颁奖。在现场，人们又一次遇见了那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在隔三岔五举办的各种文学评奖活动中频频出现的面孔。其中一位，桌边靠着行李箱，一问，果然是刚从机场直接赶到。

16日在天津，19日去广州，21日又要飞回北京，十分忙碌的他很是神采奕奕，似乎把赶场子、凑档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全然没有别人印象中文学评论家那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近两年，大小文学奖项纷现文坛，好似密匝匝蚂蚁排兵；而随着“小圈子”评奖、分奖、领奖、颁奖的游戏越玩越热闹，质疑之声越来越响亮。“小圈子”能玩到什么程度？某奖项某次评出的获奖作品的一位作者，同时就是评委。如此“举贤不避亲”，如此堂而皇之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让人们对许多文学评奖的公正公平，无语。

“最权威”的文学奖也被喝倒彩

一位青年作家在一次青创会上无奈指出，现在的文学评奖已经被“特定集团”垄断了，年轻人想要冒出头来，就得投入那几个大牌的“职业评委”门下。有人曾说“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这句话在如今文坛还真是“真理”：你要先努力被“圈子”接纳，才可能“入围”文学评奖。记者了解到，这位20岁出头的年轻作家的慨叹，其实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共识。

从茅盾文学奖到鲁迅文学奖，这几个“最上档次”，屡屡被表述为“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这几年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喝倒彩，被公众直指“排排座分果果”。文学奖的公信力受到嘲弄，作家和批评家群体脸上无光。为此，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最近尖锐提出：某著名文学奖应该停办10年。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文学评奖的赢家现在只是评奖者与获奖者：评奖者借着当评委，确立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得奖者获取文学地位，并获得短暂的注意力。谁是输家？文学，和还痴心爱着文学的读者。

在各种评奖中，最乱的是那些“民间奖项”，从小说奖、诗歌奖，到新秀奖、潜力奖，五花八门。有人干脆地说：“许多时候，只要看一看评委名单，就能把获奖名单猜个八九不离十。”总是自己人评自己人，或者就是干脆评自己。无非是在“小圈子”里分配、交换直接和衍生的利益。还有一种情况，是“看主办单位猜获奖名单”，那是人家花钱捧自己旗下的作品和作者，评委们当然会识相地演好自己的角色。

结果，今天文坛奖项虽多，却并没有拓展文学的天地，因为容不下新的艺术探索和真正的新秀。

“评八股”十分华美、异常朦胧

评奖是一本正经的闹剧；颁奖，则往往弄成不太正经的闹剧。眼下时兴用“颁奖语”或“授奖辞”来装点文学评奖，关门评奖时“小圈子”里说的肉麻话上不了台面，不够时髦、不够“文学色彩”，所以要刻意写几段。“人生只是歧路，内心业已沦陷，生之快乐与死之悲哀，纯真和污秽，面对这种新的青春供词，出版于2010年的《××》，不再是轻浅的自怜与合唱，而是作家对生活所作出的一次低沉抗议。”这是某文学奖项，写给摘得“最具潜力新人奖”之作者的颁奖辞。十分华美、异常朦胧，似乎说了些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说。更绝的是，明眼人一望即知：这段话适用于任何一部“青春文学作品”。

评委们的心机和水平就在这儿。一方面，他们太忙，没时间细读作品、分析思考，恐怕也没兴趣——他们最清楚这评奖是怎么回事，何必辛苦地字斟句酌？

另一方面，混在“小圈子”里久了，他们已经深谙言之无物最安全。评委会里也有派系和对手，批评当然会得罪人，但表扬也会得罪人。写些“评八股”，既省心省力，又能皆大欢喜，何乐不为？这就叫长袖善舞，这就是世故和圆滑。

近日，作家张炜在获得“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后说道：“文学奖和文学一样，要一起经历时间的检验。只有行业里的傻子才会为某个奖赏去奋斗且沾沾自喜。”张炜说出的道理并不新鲜，这本是从事文学创作、评论乃至评奖的人都应该明白的常识。但遗憾的是，在当下文坛，常识和底线反倒有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奖之设，都应该是为新的文学经典打造舞台，始终要有反对粗制滥造和迎合市场的姿态，要张扬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探索性，鼓励作家的首创精神，否则，弄再多的文学评奖又有何意义？

图为茅盾文学奖得主

随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名单的公布，角逐正式拉开战幕，未来将鹿死谁手？本届“茅奖”能否给在大众视野中久已黯淡的文坛带来新的气象？让我们猜测一下其未来的走向。

猜想之一：

网络公示或能增加透明度

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第一届评选起，就伴随着争论一路走来。此前，对茅奖“不公开”、“不透明”的批评不时见诸报端。而对于这一大“病症”的根治，这届的评委会显得很有决心。其方法是一改过去的评委匿名投票的形式，采取实名制投票。对此，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表示实名制投票最大的优势就是评委的个人意见可以更加公开，而这有利于增加评奖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看不见的人情票可以由此避免。

有评论说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匿名投票存在的弊端，而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实名制最终会提高评奖的公正性吗？由此，有网友提出或许将评奖过程发布在网络上接受公众的全面监督才是良方。就此，记者昨日致电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他表示网友投票的方式已在商讨之中，但现在不便透露细节。

猜想之二：

新锐作家出头恐怕还不乐观

目前，在官方网站公布参评作品目录的举动可被视为本届茅奖接受公众检阅的决心。但由此引发的，评委是如何遴选的？评委们所代表的读者群是哪些等问题却还是没有明确的解答。此前，中国作协曾表示本届评奖将扩大评委的地域性，增加其代表性。让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作协都推选出一名评审代表，加入到这次的评委队伍中。而本届针对评委的另一举措是，取消初评评委和终评评委的明确划分，以便保障评委眼光的持续性，增强每个人对整体作品情况的全面了解。但在评选规则本身没有与时俱进做出调整，评委仍由中国作协内部决定一种方式产生时，新锐作家、年轻作家的作品最终能否获奖，仍是前路未卜。

猜想之三：

或有更多作家分享“茅奖”荣誉

本届评比中，新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显示：“评奖委员会在对参评作品阅读、讨论的基础上，经三轮投票选出不超过20部提名作品；在提名作品中经两轮投票选出不超过5部获奖作品。投票、计票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各轮获选作品篇目向社会公布”等内容。“提名”这个概念是本届评奖的另一个新变化。此前，该奖项每一届的得奖篇目数都在5部左右，而据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胡平介绍，“过去没有‘提名’这样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加重了这20部作品的分量。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如果仅以最终的5部来代表，显然不如20部来代表显得更丰富更全面。 ”

但他同时也强调，“此次的‘提名’不叫奖。尽管这15位作家不一定都喜欢在自己的简历里写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但让更多的作家分享茅盾文学奖的荣誉或许是扩大茅奖影响力和话题性的又一种方法。同时，可以分担评选结果造成的争议焦点。

近年来，文学期刊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指向和读者定位。打开一些文学期刊，我们发现淡化文学性的痕迹渐渐显现，创刊以来一直注重纪实文学的《当代》更加强调了非虚构的篇幅，而《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也在努力开辟一些栏目在谈论历史、钩沉往事、访谈名家、追寻文化记忆，作为虚构的小说篇幅反而在减少，以往那种小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而读者的阅读兴趣也从小说转向这些非虚构的栏目。

文学期刊：从“窗口”到“堂会”

文学期刊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业绩，在中国传媒史也不可忽略。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文学的灯塔、匕首、投枪的功能，也确立文学启蒙的历史地位。文学期刊在一个图书出版周期漫长的时代里，因其出版周期短，扮演的角色也是多种的，承载的使命也是繁重的，尤其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媒体欠发达，报刊数量少而发稿程序复杂，文学期刊的高频率和审稿程序的简约让它一度充任了媒体的角色，文学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空前绝后的发行量。那时文学期刊的媒体特性也非常明显，当时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发表后，让《十月》洛阳纸贵。虽然小说探讨的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爱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要不要有一席之位，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要拿出来谈论，恐怕要笑掉牙。但要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还是需要作家大声疾呼，可见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刊的快速增长，媒体社会已经形成，文学期刊发行随之急剧下滑，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基础深厚、文学读者人数庞大，文学期刊虽然退出了大众传媒的视域，但在文学的粉丝那里仍有足够的市场，文学还是能够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尤其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掌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观察中国作家的动向，是必须凭借文学期刊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期刊再度边缘化，不客气地说，一些文学期刊渐渐变成了堂会性质，大多数的刊物发行量在几千册，那些传统的文学读者也只是借助于《小说月报》来重温当年的文学热。随之而来的是刊物的评奖热，但这些评奖有点自娱自乐的性质，自己评，自己得，少数人评，少数得，变成了没有观众的堂会秀。而原先认为文学期刊是文学新人跑道的神话，在网络时代也被无情地粉碎。姜戎、慕容雪村、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影响着当下文学阅读的作家几乎没有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迅速成为读者喜爱的作家。而那些在文学期刊频频露面并频频领奖的作家新秀则无人问津，文学期刊这个窗口的功能亦已丧失，因为从这里已经看不到文学发展的全貌。

虚构文学：光环消退是必然

文学期刊这30年的风云变幻，从峰巅到谷底的体验，让很多办刊人反思文学期刊和文学的出路，因为一个缺少足够受众的载体，政府再重视，再重奖，最后也难逃脱一种“非遗”的命运。而文学本身是有足够生命力，文学期刊虽然衰落了，但文学网站异常繁荣，文学读者虽然减少了，但一些作品网上的点击率超过了文学期刊最盛时期的读者参与量。

《收获》是最早开辟专栏的文学期刊，1988年，余秋雨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授时，《收获》最早为其开辟了《文化苦旅》的专栏。“文化苦旅”兴起的大散文或文化散文的热潮至今仍未消退，也揭开了中国畅销书的序幕。但在80年代的文学期刊的拼图里，散文是不受重视的，散文是比诗歌还要不受文学期刊的待见。一般文学期刊的设计是这样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小说是重中之重，小说必须是头条。有些期刊也发一发报告文学，但那时的报告文学基本是问题性的，到90年代央视有了“焦点访谈”之后，这类报告文学基本没有了市场，一些刊物的报告文学基本成为歌功颂德或创收的栏目。文学期刊对报告文学的歧视，实际源于一种虚构的崇拜。这种虚构崇拜在1985年的文学寻根热时达到了顶峰。当时不仅对纪实类的文字排斥，甚至对写实性的小说也时有微词。抽象、符号、变形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文学期刊在这样的审美思潮影响下，也常常把非虚构作为非文学的元素。

《文化苦旅》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热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化苦旅》属于非虚构类的作品，按照文学期刊的划分法，该属于游记类文字。在崇尚虚构的年代里，余秋雨没有获得足够的荣光。进入90年代以后，余秋雨因《文化苦旅》成为大众明星，而他的纪实性、打捞历史的文字也是对崇尚虚构文学风尚一次有力的去魅。

而文学本身的神秘化和神圣化来自于虚构的魅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描述虚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里从时间空间的两方面来言说虚构的“神远”，这种“神远”按照韦伯的“去魅”理论其实是一种“魅”，是神秘莫测的。但进入新世纪时候，虚构的这种魅力在慢慢淡化，网上那些漫无目标的虚构，尤其是那些无厘头的穿越更让虚构变得不那么神秘。加之一些电影大片和网络游戏让虚构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图像，人们对文学的虚构世界渐渐有些冷漠。对一些真实的历史和非虚构的现实，更加情有独钟。《明朝那些事儿》是一部近年来广受欢迎的网络小说，原因在于作者用今天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如果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一部历史小说是很难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的。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们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读到了李辉等人的文化钩沉，也看到一些文化名流的回忆追述，当然也有慕容雪村的便衣潜入到传销组织的卧底实录，无论是文化史实还是传销实录，一个重要的特征都是非虚构，都是可以找到现实依据的文字，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这是对流行多年文坛虚构神话的彻底颠覆。

文学期刊的这种“去魅”的办刊指向，一方面是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社会的价值折射。当理想和信仰在场的时候，虚构是具有魅力的，假的也会变得真实。当理想和信仰缺席的时候，再华丽的虚构也随之变得空洞，人们在阅读时需要的是实感、实用和实际。

想象力：民族创造力的基础

当前文学期刊的纪实、文化怀旧、真人秀倾向，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文学期刊的中老年化特征，因为在年轻的网络文学作家里，虚构不仅“思接千年”，“视通万里”，作家能够大胆想象虚构，而且穿越时空，古今同台，历史与现实对话，未来也与现实对话。年轻一代开启的穿越写作，是想象力的大解放，也是虚构主义在网络新平台的大狂欢。而文学期刊那些新设的文化意味较强栏目，多半是回忆性的文字，而忆旧正是老人的思维特性，也就是说传统文学期刊的读者正步入中老年。

100年前，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而在100年后的今天，作家与教授几乎成了两个不相关的职业。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突曝聘刘震云和阎连科为特聘教授，引起诸多热议。实际上，近年来进入大学当教授的作家几乎都曾引起过类似的争议，比如金庸、马原、王安忆等。

然而，作家真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又为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

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来作家，这几乎成了许多关心文学和教育的人内心共同的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面对文学院聘请两位作家一事时也说，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学的都是理论，培养不出大作家。

孙郁说：“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不是大学里培养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一部好的小说所需要的眼界、素养和经验需要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而尚未出茅庐的学生要具备这些，显然需要更加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正如作家李春平所说：“文学艺术是个特殊的行当，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非道之所传，师之所授。他们的创作能力往往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

不过，在今天，中文系教育也确实存在问题，这正是延请作家进入大学的原因，孙郁说：“今天的大学中文教育，更偏重于文学理论，而对写作本身的重视不够。我们邀请两位作家也是一种尝试，让学生知道，原来文学中还有另外一番天地，还有这样的方式。其实文学院邀请作家已经很久了，阎连科来人大上课有两年多了，而刘震云也有几个月了，原本我们并没有张扬，被媒体发现也是偶然的因素”。

文学创作不是教育的目标

既然大学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那么中文系究竟是干什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他的文章中曾说：“现在似乎一谈到中文系，就是作家、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文系主要不是培养作家，作家的生成是自然的，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大学中文系可以生成作家，但不一定要把培养作家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主要培养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的人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明显，教育，必然要有客观的标准，而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可以放在框中用标准衡量之的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就长于理论，真正的动手能力，则需要更多的实践而非教育。

对于中文教育，作家李春平曾说：“大学的中文系是学习文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至于文学创作方面，老师只能教给你基本的创作方法，进行适当的引导，但要成为一个作家，仅掌握系统的知识固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的创作实践。虽然中文系也确实出现过不少作家，但是作家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反常规的，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任何大学的中文系都不敢提出培养作家的计划。”

作家更多的是传授经验

民国时代，作家往往本身也是学者、教授，如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他们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不仅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然而，在今天，随着作家专业化的加深，如同鲁迅等身兼学者和作家两重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作家进入大学当教授也逐渐被人诟病，当年金庸入浙江大学、王安忆入复旦大学等都曾引起过争议。

那么，今天的作家进入大学，究竟能教什么？孙郁说：“作家是文学的实践者，他们给学生上课，能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另外一面，和文学理论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写作经验各有特点，可以发散学生的创作思维。所以，作家讲课，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创作实践，培养创作的兴趣，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互相映照的过程。”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作家马原也曾表示：“作家的学识、经验的积累方式，可能和学者有些不一样，我想这些也许会对学生有所启发。学者可能更理性化些，作家可能更经验些，作家把他们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对学生不仅是学问的积累，也许还会有别的帮助。”

文学养不起作家

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有评论家认为，这和当今社会作家生存艰难有关，虽然畅销书作家收入百万已不是稀罕事，但是纯文学作家，却处境堪忧。

几年前，心理学家周正的“先养家再当作家”的理论曾引起很多争议，然而这些恰好说明今天作家的生计艰难。

目前，中国大部分纯文学杂志的稿费还维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准，去年《收获》等著名文学杂志曾酝酿提高稿费，而在之前，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二十多年前定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实际上，直到如今，千字几十元的稿酬仍旧是文学杂志普遍的标准。而纯文学作品的小众，使得出版小说的版税也同样承担不起作家的生活，作家陈村说：“文学的生态在恶化，严肃文学无法让作家生存。”

生存的艰难让作家不得不另寻生计，文学养不起作家，而教书显然是一个既和文学有关又能获得生存资本的职业。不过，直到如今，虽然已经有很多进入大学教书的作家，但这些作家大多都是比较知名的，实际上也是生存压力比较小的一部分。

近日，有作家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哀叹“文学已死”，其潜台词恐怕是认为新型文学都是不入流之物。对此，与会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并不能认同。他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文学新事物采取宽容态度。

谈新文学：传统作家应宽容以待

身为海南省作协主席的韩少功，经常要看来稿。他昨天告诉记者，有一日来了一位高中生说带了些作品要请韩少功指正。“我想高中生写小说，最多也就是一些中短篇，没想到他拿出一个优盘，里面竟赫然存着7部长篇小说，原来现在高中生写小说都是论斤称的！”更让韩少功意想不到的是，这7部长篇全跟高中生自己的生活无关，一部写的是唐代，一部是明代，一部是火星人的故事。

一位不起眼的高中生都能写出如此众多的长篇作品，这让韩少功感到全民文学的时代真的来了。在正统文学界，有不少作家对这“全民的时代”感到忧虑，尤其是那些出自普通网友之手的网络文学，不仅挤占了传统文学的阵地，更把正统文学拉下圣坛，使作家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职业。“文学已死”的哀叹，也许正体现了传统作家的担忧。“应该对全民文学保持宽容。”韩少功说：“文学不是某些人的特权，在远古时代，谁都可以写文学，那些志怪笔记，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也正因为宽容，即便看到那位高中生写得如此不着调，韩少功也忍下了，还对他表示鼓励。

谈微博：零食怎么可以当主粮？

不过在韩少功看来，艺术创作全民化的时代不代表没有坏好的标准。“现在一些民间写手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有的网友写歌，写的是什么歌呢？像小和尚念经。还真敢拿得出手！”全民时代必定是泥沙俱下。如果丧失评判标准，韩少功认为文艺有倒退的危险。

比如微博，现在就俨然成为了一个全民的工具。就连不少传统作家也纷纷开博。此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还有不少与会作家微博现场直播，很是热闹。然而，韩少功至今拒绝开博客和微博。“我不开微博，是因为没时间，聊不过来。而且有人进入会场发条微博，喝口水也发条微博，这有什么意义呢？”韩少功告诉记者，微博固然有迅捷的一面，但它却使生活“零碎化”。“现在很多人成天拿着一个手机发微博，都不习惯专心致志了。这就像我们开电脑，总是要开四五个窗口，看电视不仅看节目，还看下面滚动的字幕新闻。一心多用，是在损耗自己的智能，很危险。”

在韩少功眼里，微博和博客都不过是生活的小零食，现在如果将零食当成主食，患上了“微博控”，就会弊大于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