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会出现记忆力和其它认知功能下降。这种所谓的“化疗脑”是许多癌症患者在接受化疗时经常抱怨的一大副作用。据国外媒体最新报道，美国密苏里大学一项新研究发现，接受化疗的患者练习太极拳有助于防止“化疗脑”。

　　新研究负责人斯蒂芬妮·雷德·阿尔恩特教授表示，多年来科学家业已发现太极拳对身体和情感健康具有积极作用。练习太极拳有助于提高人的总体生活质量。新研究发现，化疗患者练习太极拳有助于改善病情，特别是防止记忆力等认知能力下降问题。

　　新研究中，阿尔恩特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一组女性化疗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参试妇女每周接受太极拳训练，每次60分钟，为期10周。研究人员在研究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对患者的记忆力、语言能力、注意力、压力水平、情绪及疲劳程度进行了测试。研究结束后，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这些妇女的心理健康和认知能力得到显著改善。

　　阿尔恩特教授分析指出，太极拳是一种在肌肉放松情况下的意、气和力结合的缓慢套路动作运动。要求遵循动作轻灵、运行和缓、呼吸自然、用意不用力等运动原则。其动作缓慢的特点，特别适用于化疗患者，尤其是因为化疗而肢体动作受到一定限制的患者。

　　阿尔恩特教授表示，练习太极拳的确可以提高化疗患者的注意力，改善大脑认知能力。下一步展开更大规模的证实性研究。

温玉成教授深入四川甘孜州以及青海省玉树州勒巴沟等地考察。根秋多吉 摄

勒巴沟12世纪建造的佛塔。根秋多吉 摄

文成公主庙内的大日如来佛像。 根秋多吉 摄

　　中新网玉树6月7日电(根秋多吉)6月2日至6日，我国著名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教授再次深入四川甘孜州以及青海省玉树州勒巴沟等地考察，发现两处盛唐时期的摩崖造像，初判系藏区现存最早的摩崖佛教造像。

　　6月2日至6日，我国著名的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不顾72岁高龄，翻越5050米的雀儿山到德格。又沿着高山小路，颠簸300多公里，来到大元帝师胆巴(1229-1303年)的故乡四川石渠县洛须镇(古称：旦麻。邓柯)考察。随后还前往了与石渠交界的青海玉树通天河峡谷展开佛教遗迹。

　　温玉成一行抵达勒巴沟后，发现三岔路口耸立一座石砌的噶当觉顿式佛塔，虽然有些残损，他从粗大的“相轮”(塔脖子)、筒状的塔身(塔肚子)判断，该塔造于后弘期，早于元代。温玉成教授说：“这是全国少见的后弘期佛塔，时代约为12世纪，建议青海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及保护。”

　　在古塔北方不远的崖壁上，温教授发现两个并列的线刻佛龛。虽然略有剥蚀，但大体保存完好，左面一龛雕刻的是释迦牟尼佛坐于双狮座上说法(双手作转法轮印)的情景。左、右各有一尊交脚坐的菩萨。右上方，有三身闻法比丘像，双手合十，倾心听法，右下方及下方还有前来闻法的三头狮子，山羊、马等动物。温教授认为，在全国也仅此一见。

　　右面的一龛，是一尊释迦牟尼佛立像，左手托宝瓶，瓶上出三叶，象征“三宝”。温教授说：“在洛阳龙门石窟火烧洞窟门上，就有这种图形，时代是北魏晚期(公元6世纪初叶)释迦尼佛立像，在龙门石窟盛唐时代(唐玄宗时代)有大量造像，根据敦煌石窟的壁画题证可知，这种释迦立像，往往被当成‘瑞像’加以崇拜，最有名的是‘于阗国瑞像’。

　　温教授说，上述两龛佛像的面相丰满，有盛唐气势。和内地造像不同的是，佛的高肉髻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葫芦形的宝严。

　　特别引起温教授关注的是两龛造像右侧的供养人，上排三人，下排一个。上排第一人是男性，头戴吐蕃特有的有护耳的“筒状头曩”，身穿大翻领长袍，青海都兰县出土木棺画上的吐蕃人形象，也是这种打扮。他面露祈盼的表情，双手托一个有盖的宝罐。在把宝物奉献给释迦牟尼佛；身后，是一位翻领吐蕃装妇女，面相丰满，额前簪花，双手持莲花供养，还有一个是丫髻持花的儿童。在男性供养人身前下侧，有一位比丘胡跪，头顶上有葫芦形宝严，双手举着豆形的有柄香炉，昂首仰望着佛像。很生动，供养人的画面表现了一家三口人及其家僧共同拜佛的生动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头上簪花的妇女，她是汉族人？还是藏女染上了唐风？

　　供养人中这位簪花的妇女，也可能是汉族贵妇嫁给了吐蕃的贵族。这是一幅藏汉团结、友好，甚至联姻的历史的画卷。温教授推测说，这也许是康巴妇女头顶宝珠装饰的来源吧！

　　温教授判断两个佛龛属盛唐时代，约公元8世纪上半叶(大体上是唐玄宗时代)之作，从而可以确认：这应该是整个藏区现存最早的摩崖佛教造像。

　　随后，温玉成又来到了文成公主庙，面对大型浮雕造像，温教授说：“佛及菩萨面相长圆，菩萨有高筒状的髪髻，大翻领的吐蕃装，依据考古学的类型学及图像学等分析，应该是大日如来佛及八大菩萨构成的曼荼罗，造于公元9世纪初叶。”

　　“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曼荼”是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所传的“纯密”阶段的密宗图像。温教授介绍说。

　　国内现存的有西藏察雅县一尊造像，时代约当9世纪中叶。甘肃敦煌榆林窟还有一处壁画，但已不完整，时代为西夏(约12世纪)，比“文成公主庙”的造像晚了300多年。

　　“由此推断，文成公主庙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曼荼罗，考古历史价值极高。”温玉成指出。

　　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最近完成了“助行机器人”的研发。这种像一部“智能小车”的机器人（许多机器“人”其实并不是“人形”的），能自己识别道路，自行确定行驶路线……带着行动困难或视力有障碍的人出行。

　　但这款机器人真要实际应用，甚至推向市场，障碍还很多：它应该遵守什么交通规则？是针对行人的交通规则，还是机动车行驶规则？如果它造成了交通事故，该如何处理？上海交大机器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曹其新教授说：“这些问号已经让我们纠结了很久。”

　　曾经在上海世博会露过面的另一些机器人，比如伴侣机器人、餐厅机器人、医疗机器人，一样让人纠结：如果它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造成事故，该由谁负责？特别是，这些机器人都是“高智能”的，有学习功能、能“自学成才”，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它不再是出生时的它了；它会像人一样，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想”自作主张——要是想法走偏瞎搞一气怎么办？

　　人类创造了机器人，但机器人一旦拥有智能，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维护和修理，更得做规矩约束，要让它的想法和行为合乎人类世界的伦理道德。

　　“机器人三原则”

　　“研究机器人，都知道‘机器人三原则’——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眼看人类将要遇到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违背；机器人应该能保护自己，但与前两条原则相违背的情况除外。”德国汉堡大学多模式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建伟教授告诉记者，这三条原则，最早由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他写于1942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提出；后来，有的科学家加了“第零原则”——“机器人可以什么都不做，除非他的行动符合三原则”，又有人加了“第四原则”——“机器人不得参与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除非新的机器人的行为能服从三原则。”不过，大家广泛认同的还是“机器人三原则”。

　　“机器人三原则”已经实际应用。

　　曹其新教授介绍说，对于机器人用于医疗领域和研发医疗机器人，目前美国未加限制，欧洲定了一些规矩，而日本根据“机器人三原则”，明确禁止。这类机器人直接跟人的生命打交道，伦理问题最为突出：它具备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学习并独立手术，但如果“学艺不精”出了事故，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遵守“三原则”？或者，机器人在手术时发现患者病入膏肓、已没有继续手术的必要，因此不做了，那又如何评判这种行为的对错？曹教授说，“伦理道德还不完善”的机器人，不适合用在敏感领域。

　　其实，现在大多数用于医疗的机器人，并不是智能机器人，都需要人工操作，可以说是一种高端医疗器械。

　　有智能就复杂了

　　随着智能机器人研发的不断进展，当机器人也会有想法时，问题就复杂了。

　　今年5月初，欧盟评出了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六项技术，其中一项是伴侣机器人。科学家们纷纷预言，不久的将来，家家户户都会有个机器人。

　　当伴侣机器人成为家庭一员，这些能自主学习、自己成长，能像人一样思考和做决定，而行动能力比人更胜一筹的家伙，需要遵守哪些规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了全球机器人大会，收到好几篇探讨机器人伦理道德的论文。而据说在过去的会议上，这类论文几乎没有。前来参会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小菅一弘介绍，机器人研发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今年1月专门出了一期专刊，主题就是“RobotEthics”，这一前沿课题的几位重要学者都发表了文章。他还说，日本2002年就在福冈市尝试制订了针对机器人的交通规则，福冈由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机器人可以上路行走的城市。

　　韩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表示，有意制订“机器人道德法”，以此作为机器人研制者、使用者以及机器人本身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对机器人产业将有重大指导作用，“机器人道德法”的各项规定将编写成电脑程序，安装于机器人。

　　还有科学家提出，人的大脑的某些部分如果损伤，今后可以用芯片修复；如果芯片对人脑原有“部件”的替换率达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人该怎么定义？“机器人道德法”对他们是不是也部分适用？

　　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尼科莱利斯在他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这些都已是科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但愿不再“亡羊补牢”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国家“02”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叶甜春研究员说，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让机器人自己作伦理道德判断并不可行。现在的技术还只能对机器人发出非常明确的指示，或者让机器人根据明确的标准作出“是”与“非”的判断，而伦理道德显然是一种复杂判断、模糊判断，机器人还处理不了。但叶甜春指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和家用机器人出现，机器人的伦理道德我们必须关注，“千万不能等出问题了，再亡羊补牢”。

　　目前，国内研究机器人伦理道德的学者寥寥无几。曹其新教授说，现在学界很看好第三代机器人技术，这种被称为“泛在机器人”即“无所不在的机器人”的有智能的家伙，可以识别人的声音指示，甚至能学会对主人察言观色，满足主人的需求……可是，“我们如何保证机器人的判断和行为符合人类伦理道德，包括保证它不为了满足主人的要求而违背人类伦理道德呢？当家用机器人普及之时，再去关注和思考这些事，将为时已晚。”

　　一项研究显示，尽管美国汽油价格波动很大，人们腰围也不断增长，而且有大量研究显示积极运动对身体有益，但美国人还是不愿意走路和骑自行车。

　　研究显示，在过去十年，走路的美国人略微增加，骑自行车的美国人则没有变化，而在女性、儿童和老年人中间，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都减少了。

　　美国罗格斯大学普施尔(John Pucher)教授表示，这两项活动增加的人数主要发生在有工作、受过良好教育和没有车的男性中。

　　普施尔教授说：“让我惊讶的是这种社会差别。”“增加的大多数是中年男性。”

　　他认为美国人不愿意进行这类积极运动更多的是担心安全。

　　普施尔教授在罗格斯大学规划与公共政策学院工作，15年来他一直在研究交通和让走路及骑自行车变得普及的方法。

100年前，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而在100年后的今天，作家与教授几乎成了两个不相关的职业。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突曝聘刘震云和阎连科为特聘教授，引起诸多热议。实际上，近年来进入大学当教授的作家几乎都曾引起过类似的争议，比如金庸、马原、王安忆等。

然而，作家真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又为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

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来作家，这几乎成了许多关心文学和教育的人内心共同的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面对文学院聘请两位作家一事时也说，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学的都是理论，培养不出大作家。

孙郁说：“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不是大学里培养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一部好的小说所需要的眼界、素养和经验需要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而尚未出茅庐的学生要具备这些，显然需要更加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正如作家李春平所说：“文学艺术是个特殊的行当，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非道之所传，师之所授。他们的创作能力往往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

不过，在今天，中文系教育也确实存在问题，这正是延请作家进入大学的原因，孙郁说：“今天的大学中文教育，更偏重于文学理论，而对写作本身的重视不够。我们邀请两位作家也是一种尝试，让学生知道，原来文学中还有另外一番天地，还有这样的方式。其实文学院邀请作家已经很久了，阎连科来人大上课有两年多了，而刘震云也有几个月了，原本我们并没有张扬，被媒体发现也是偶然的因素”。

文学创作不是教育的目标

既然大学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那么中文系究竟是干什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他的文章中曾说：“现在似乎一谈到中文系，就是作家、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文系主要不是培养作家，作家的生成是自然的，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大学中文系可以生成作家，但不一定要把培养作家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主要培养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的人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明显，教育，必然要有客观的标准，而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可以放在框中用标准衡量之的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就长于理论，真正的动手能力，则需要更多的实践而非教育。

对于中文教育，作家李春平曾说：“大学的中文系是学习文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至于文学创作方面，老师只能教给你基本的创作方法，进行适当的引导，但要成为一个作家，仅掌握系统的知识固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的创作实践。虽然中文系也确实出现过不少作家，但是作家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反常规的，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任何大学的中文系都不敢提出培养作家的计划。”

作家更多的是传授经验

民国时代，作家往往本身也是学者、教授，如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他们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不仅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然而，在今天，随着作家专业化的加深，如同鲁迅等身兼学者和作家两重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作家进入大学当教授也逐渐被人诟病，当年金庸入浙江大学、王安忆入复旦大学等都曾引起过争议。

那么，今天的作家进入大学，究竟能教什么？孙郁说：“作家是文学的实践者，他们给学生上课，能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另外一面，和文学理论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写作经验各有特点，可以发散学生的创作思维。所以，作家讲课，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创作实践，培养创作的兴趣，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互相映照的过程。”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作家马原也曾表示：“作家的学识、经验的积累方式，可能和学者有些不一样，我想这些也许会对学生有所启发。学者可能更理性化些，作家可能更经验些，作家把他们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对学生不仅是学问的积累，也许还会有别的帮助。”

文学养不起作家

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有评论家认为，这和当今社会作家生存艰难有关，虽然畅销书作家收入百万已不是稀罕事，但是纯文学作家，却处境堪忧。

几年前，心理学家周正的“先养家再当作家”的理论曾引起很多争议，然而这些恰好说明今天作家的生计艰难。

目前，中国大部分纯文学杂志的稿费还维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准，去年《收获》等著名文学杂志曾酝酿提高稿费，而在之前，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二十多年前定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实际上，直到如今，千字几十元的稿酬仍旧是文学杂志普遍的标准。而纯文学作品的小众，使得出版小说的版税也同样承担不起作家的生活，作家陈村说：“文学的生态在恶化，严肃文学无法让作家生存。”

生存的艰难让作家不得不另寻生计，文学养不起作家，而教书显然是一个既和文学有关又能获得生存资本的职业。不过，直到如今，虽然已经有很多进入大学教书的作家，但这些作家大多都是比较知名的，实际上也是生存压力比较小的一部分。

温玉成教授左1拜访民间老人和高僧大德。根秋多吉 摄

温玉成教授在丹巴墨尔多寺庙考察。根秋多吉 摄

　　4月29日至5月1日，中国著名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和成都考古院研究员张雪芬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境内探寻成吉思汗陵墓之谜。通过实地考察后，温玉成透露了成吉思汗陵墓为什么可能在丹巴境内的种种迹象和考古成果。

　　据了解，2010年9月25日，温玉成在内蒙考察察嘎仙洞时，与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部长孟松林谈话间，孟松林提到成吉思汗陵可能在四川大金川、小金川之间的话题，并介绍了一位厨师说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陵在四川的故事。

　　回到北京后，温玉成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资料，分析成吉思汗的作战路线和策略。在查阅权威文献时发现，《元史》记载：1227年7月己丑日，崩于萨里川哈老徒(哈老图)之行宫，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而《蒙古黄金史纲》记载：1227年，67岁，7月12日宾天。在汗的大地，修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镇成吉思汗陵)。后葬不而罕·合勒敦山(在蒙古乌兰巴托东北约180公里处，东经109°北纬49°)。《草原帝国》记载：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遗体葬不而罕·合勒敦山。史书记载一片混乱，温玉成教授感到有些棘手。

　　“萨里川定位南辕北辙，成吉思汗陵墓疑案悬而难决。萨里川倘若在蒙古，成吉思汗驾崩于此，灵车怎么可能北行而走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镇，即现在的成吉思汗陵？”温玉成教授说。

　　又查阅《宋史》发现，成吉思汗6月驻军清水后，蒙古军(北兵)左右两军南下激战正酣，成吉思汗难道会在清水“避暑养病”？温玉成教授分析：“这期间成吉思汗真的在清水"避暑养病"，真的就没有干些什么吗？”

　　温玉成推理分析，如果从成吉思汗进驻清水至他驾崩，这段时间以30天计算的话，日行军约为39公里；若以40天计算，日行军约为29.5公里。前面作战，可能慢一些。无论怎么说，蒙古骑兵以这样的速度进发，是不在话下的。

　　根据种种迹象和记载分析，温玉成教授提出了成吉思汗陵墓在川西的说法，也成为国内第一个站出来从学术理论分析为什么成吉思汗陵墓在川西的学者。

　　在丹巴考察期间，听说有一位叫兰木克的神秘守山人，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据说他两年前去世了，现在他还有一个哑巴徒弟，温玉成怀疑：也许那位是守成吉思汗陵墓的当地人。

　　“这次丹巴考察，发现了墨尔多与鄂尔多有着一些关联，成吉思汗忌日和当地节日也有很多巧合之处。同时，丹巴和蒙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领钦寺找到的巴思八文写的对联是最有说服力的考古证据之一。当地活佛透露发现奇特人骨的说法也很有考古价值。这些考察资料为更进一步确认成吉思汗陵墓在丹巴境内的判断和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温玉成介绍。

　　在甘孜州丹巴县3天的考察期间，温玉成教授边走边看边问，拜访了大量的民间老人和高僧大德，分析了地理位置和地名，寻找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查阅了地方一些文献资料等。“期待在丹巴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发现更多的奇迹。”温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