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实习医生无需通过解剖动物或尸体,而是在模拟真人的机器人身上进行手术,即可获得大量临床手术经验,迅速提高临床水平。日前,由敏行机器人公司研制的国内首个微创手术模拟系统面市,实习医生可以在这台“病人”上反复进行手术练习,大大缩短培训周期。

  微创手术是外科手术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实习医生主要通过熟练医生带教或在动物身上手术来掌握微创手术技能,实际操作机会少,难以快速提高水平。微创手术模拟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国外有研究表明:经过模拟系统训练的比没经过模拟训练的实习医生相比,手术质量明显优于后者,而手术时间则可缩短一半。然而目前由于进口设备昂贵,仅有少数高端医院有能力购买,严重限制了其推广使用。

  敏行机器人公司在解放军总医院等国内多家著名医学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历时两年多,攻克相关核心技术,研发出国内首个微创手术模拟系统。该系统可模拟具有高度真实感的虚拟人体组织器官、微创手术器械等,使用者可以对虚拟的组织器官进行提拉、剪切、电凝、缝合等各种操作,操作过程中器官视觉、力觉效果真实自然,操作者有真实手术一样的体验。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与国外产品比较,敏行机器人采用了全新并行算法,并针对手术应用开发了专门的力反馈系统等,产品已经实现对国外产品的超越。此外,在产品研发中就充分考虑了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相应解决方案,能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保障中心副主任曹德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使用微创手术模拟系统可将一个合格微创手术医生的实践操作培训周期缩短50%以上。解放军总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黎檀实则指出,手术模拟系统如能大量普及,将有利于国内整体医学水平的迅速提高。

发表在栏目: 科学

徐友渔

一、眼前的利害得失不是那么重要,生命只有一次,追求它的价值最大化不一定追求世俗的实际利益

二、在很多方面,人们可能生来就处于假象之中,因此,人生的一个最大任务就是摆脱神话与谎言

三、知识很重要、很有用,但智慧更宝贵,而与智慧最相关的并非聪颖,而是勇气

□傅小平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哲学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发表在栏目: 文化

  前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北京地铁采用的均是公共交通重载型自动扶梯,并公布了重载扶梯的标准。然而,有专家质疑,国内对于重载型扶梯,既没有相关定义,也无相关国家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电梯重载标准不一,如广州地铁扶梯的重载标准就是北京地铁公布标准的两倍。

  并且,国内多家电梯企业对重载扶梯的“国标”同样存疑,而国内重载电梯的国标已经落后欧洲标准十余年。

  焦点1

  “重载”电梯标准缺定义

  前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地铁4号线的自动扶梯荷载条件:在任何3小时间隔内,持续重载时间不少于半小时,其载荷达到100%制动载荷,理论输送能力:11700人/小时,符合重载扶梯标准。北京市电梯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彭金声解释,该标准来自国家标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16899-1997》(下文简称《国标1997》)。

  然而,在该标准中,记者看到,只有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概念,没有公共交通型重载扶梯的概念。

  对此,彭金声认为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就代表重载型自动扶梯。

  其实,重载扶梯的概念并非完全缺失。2003年公布的另一个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中指出,地铁车站自动扶梯应采用公共交通型重载扶梯,其传输设备(主要包括梯级、梳齿板、传动链、梯级链、内外装饰板、传动机构等)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这一标准在前言中指出,“本规范中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对应的是,关于重载扶梯的说明正是用黑体字加以注明。但规范中并没有描述什么是公共交通型重载自动扶梯。

  焦点2

  广州重载标准为北京两倍

  中国电梯协会副秘书长张乐祥称,什么场合使用重载自动扶梯,是由采购方最终决定。但重载型扶梯在价格上要贵于普通自动扶梯。

  对于国标中的公共交通型自动扶梯的标准,也有专家提出质疑。

  昨日,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饶美婉称,对于公交重载扶梯,需要考虑在3小时的时间间隔内,1小时的持续重载。广州地铁站内自动扶梯的标准就是不小于1小时。这意味着,广州地铁的重载标准是北京标准的两倍。此前,他们参考香港的要求也差不多是1小时。美国的标准可能会更高一些。

  记者在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看到一份广州市轨道交通的自动扶梯采购项目资格预算公告,公告中对扶梯的主要技术参数,来源于《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其中对扶梯类型的要求是“公共交通重载型”,并对额度速度等有要求。

  饶美婉称,地铁除了每天正常工作之外,还要承受客流高峰的考验。上下班高峰期,地铁列车的间隔是两分钟,持续时间至少需1小时,扶梯基本上处于连续满载运行状态。为此,重载型扶梯的电机功率配置应高于一般的公交型扶梯。

  也有专家指出,国内人口众多,公共交通使用的自动扶梯所要承载的压力要比国外大很多。国内标准理所应当比国外要高。而事实却相反。

  国内机电类的专家指出,扶梯超负荷运转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自动扶梯的运载能力超设计标准,这会导致电机长期超负荷运转,导致电机长期过热,这有可能会使扶梯的控制系统损坏,甚至融化内部电路板。当电路板烧穿,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意外,如倒行,都可能发生。

  焦点3

  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记者对国内几家电梯生产商采访发现,大部分国产电梯仅符合国内生产标准,对是否有国际标准都不清楚。

  北京某扶梯生厂商周经理表示,现在国内生产的所有电梯都是按照国标来执行的。欧美等国有自己的标准,但他并不清楚。

  彭金声介绍,目前自动扶梯的国标是模仿欧洲的标准。记者在《国标1997》的前言上看到,该标准采用欧洲标准EN115:1995。

  《中国电梯》在2009年8月的《EN 115-1:2008与GB 16899-1997两个标准的主要差异》(简称《差异》)一文中指出,欧洲标准1995年发布以来,进行了多次变更。最终在2008年7月正式颁布了EN115-1:2008(简称新欧标)。

  《差异》指出,新欧标中新增了工作制动器和附加制动器制动减速度的要求,对乘客安全起到保障作用。

  对此,饶美婉称,她也看过2008年欧洲标准,“这个标准在安全设置等多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提高。”

  焦点4

  扶梯生产内外有别

  新欧标颁布后,从2009年起,向欧洲一些国家出口自动扶梯造成很大影响,各扶梯厂家需要立即调整产品的设计及制造要满足新欧标的要求。

  江苏一家电梯公司工程师表示,自动扶梯出口厂家生产的扶梯是按照出口地区的标准来制造的,而国内的产品是按照国内标准而生产。

  昨日,一家品牌扶梯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实行的企业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

  广州某生产商姜女士说,他们的生产按照国内标准,“但不符合国外的标准,美国、日本项目我们不做。”

  进展

  死者家属抵京赔偿未达成一致

  4号线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已陆续赶到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将其安排在车公庄大街一家宾馆,并负责食宿。家属表示,地铁公司已支付给他们3万元的生活费。

  昨日,死者家属表示,京港地铁公司开始与他们协商赔偿及其善后问题,但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昨日,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李女士称,美国总部已安排奥地利的专家来到中国,对相关型号的电梯产品进行检测研究。另外,公司尚未接到京港地铁的追偿。(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李超卢漫冯中豪)

发表在栏目: 科学

肖重发君撰文《自律他律协同工作 社会机制才能运转——兼与李侠老师商榷》,仔细看了两遍,觉得肖君几乎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也许根本不是误解,只是核心观点不可通约而已,看来老问题也并不是都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我那篇小文章本是说,在中国当下提倡自律是不现实的。就如同今天的食品添加剂泛滥,再简单地强调自律能够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科技界也是如此。至于肖君文中说,“李侠把‘他律’的标签归到饶施的名下,把‘自律’的标签归到蒲慕明的名下,并且认为蒲先生强调了自律,所以就完全排斥他律”,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加在我的头上了,对上述诸公我都不认识,因此也不存在在内心预先进行画圈的游戏,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我记得自己在(博客)回复肖君的留言中曾提到:蒲先生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最后也是采用他律的方式。蒲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以蒲先生的学识和经历岂能不知他律的重要性?我怎么可能会认为蒲先生完全排斥他律呢?至于肖君认为:蒲先生的文章是在饶施之后的“接着说”,在这点上我发生了误解。其实,说话的时间先后顺序与问题本身关系不大,不论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自律与他律都以某种方式在共同体中发生作用,区别只在于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或许每个人在内心中都会把二者的重要性进行不同排序倒是有可能的。就个人经验来说,当一个人面对无法扭转的局面时,如果他还在坚守自己的理想,可能的出路也只有退回到内心,尽量做到不同流合污而已。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无奈境况下守望理想的一种令人钦佩的情怀而已。
肖博士特意提到李宁教授的观点,即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就是一个摆设。客观地说,这也是当下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痼疾。早些年我也对此很困惑,为什么会如此呢?照理说,中国人在出道之前都经过了多年的修齐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编者注)的内心操守训练,至于能否平天下暂且不论,何至于集体失范呢?借着回复之机,也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说出来。为此特意搬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两个概念作为文章标题。依在下之见,由于中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即使2010年,我国的R&D占GDP的比例也刚刚达到1.7%,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我国的全时R&D研究人员却已是世界第一,达230万人。我国科研人员的人均R&D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现在的情形是,研究人员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经费的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其内在的竞争激烈程度越发加大。换成涂尔干的说法就是群体密度在快速增加。一些人为了获得资助,不惜铤而走险(当下没有风险,只有双赢),打破规则,由此导致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这种行为对于其他参与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这种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他律措施惩罚,导致打破规则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成本,由此,那些靠自律维系的规则就沦落为“公地悲剧”的命运,最后规则被彻底毁掉。在违规成本极低甚至为零的状态下,那些遵守规则的行为就成为不经济的行为,没有人想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自律基础崩溃的深层原因,由此可知,强调他律优先的必要性。
至于肖老师说:他律与自律是可以和谐的,那是更高的要求,短期内很难达到。要维持这种和谐,需要有强大的、正常运转的他律的存在,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也在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国外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出现相对和谐的局面,是因为自律背后有着强大的他律在威慑着那些潜在的违规者,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这些他律措施运转正常,而我国的他律措施几乎处于失灵状态,反观这些年来,国内有哪几个重要的学术不端事件得到了他律措施明确有力的处理?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还能天真地相信自律吗?恍然想到《晏子春秋》中的故事:“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种境况,我们何止熟悉,简直耳熟能详。
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自律是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但是它的存在也是脆弱的,很容易被破坏,为了固化那些有利于种族延续的道德等原则,我们人为设计了制度化的措施(如他律等)来保护那些容易遭到破坏的规则,以此来巩固人类文明的成果。从这里可以知道,自律的存在一刻也离不开他律的支持。就如同靠自觉来维持交通秩序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聊几句关于中国科技共同体的话题。
肖君提到国内科学共同体的科研水平太差的问题,对此我同意一半,的确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这是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以前也曾多次撰文,为何中国人在国内就水平差,一到国外水平就上升了,如果不仔细梳理就会进入循环论证,因为国内水平差,所以人才的水平比较低。以前也曾被这个说法迷惑,后来发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按照默顿的说法就是:国内缺乏自我实现预言的环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定见了,只要是国内的就很差,被低估与被高估都是对人的不尊重。看看今天中国的博士已经基本上按照白菜的价格出售了,各种机会已经没有多少是留给国内学人的(只要看看国内的各类计划,如果没有海外经历,你已经被明确禁止入内),久而久之,中国人才市场就出现了柠檬市场的境况,然后在国内就造成了劣势的累积效应。这就是当下中国学界的现实。肖君认为中国科技共同体整体水平低是出现自律失灵的原因,其实,肖君没有看到,如果科技共同体的整体水平都高,同样会出现自律失灵现象。自律的维系,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关系不大,而与他律是否正常运转有直接关系。换言之,高水平的人也有贪心,无他,人同此心。记得维也纳学派的大牛纽拉特曾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比喻:知识航船。他的大意是说,人类的知识大厦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航船,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重新回到港口进行大修,只能边航行边从海里捡拾起漂来的木头,边修理边航行。今天中国的科技事业也如同这艘航船,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材料边修补边前进。推倒重来的代价我们付不起。
坦率地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推论,即随着科技群体密度的大幅增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学场域内会出现道德密度快速降低的趋势,由竞争导致的生存压力也在快速加大,此时自律机制开始动摇,甚至开始崩溃,此时如果没有有效的他律措施保障,自律会崩溃,直到群体密度下降到正常水平,道德密度才会恢复到均衡水平,此时自律才会重新出现。
最后说一点,肖兄在博文中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可以感觉得到,肖君很喜欢这句话,我承认这句话的结构很有力,我也喜欢,不过,伯尔曼说错了。法律不管你信仰不信仰它,它都会发生作用。先不论信仰与否,即便一个不懂法的人,只要违法了,法律也不会坐视不管。
肖兄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与肖兄讨论这些问题还是很有趣的。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能够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引向深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6-13 A3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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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重发君撰文《自律他律协同工作 社会机制才能运转——兼与李侠老师商榷》,仔细看了两遍,觉得肖君几乎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也许根本不是误解,只是核心观点不可通约而已,看来老问题也并不是都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我那篇小文章本是说,在中国当下提倡自律是不现实的。就如同今天的食品添加剂泛滥,再简单地强调自律能够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科技界也是如此。至于肖君文中说,“李侠把‘他律’的标签归到饶施的名下,把‘自律’的标签归到蒲慕明的名下,并且认为蒲先生强调了自律,所以就完全排斥他律”,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加在我的头上了,对上述诸公我都不认识,因此也不存在在内心预先进行画圈的游戏,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我记得自己在(博客)回复肖君的留言中曾提到:蒲先生在处理纠纷的时候最后也是采用他律的方式。蒲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以蒲先生的学识和经历岂能不知他律的重要性?我怎么可能会认为蒲先生完全排斥他律呢?至于肖君认为:蒲先生的文章是在饶施之后的“接着说”,在这点上我发生了误解。其实,说话的时间先后顺序与问题本身关系不大,不论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自律与他律都以某种方式在共同体中发生作用,区别只在于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不同。或许每个人在内心中都会把二者的重要性进行不同排序倒是有可能的。就个人经验来说,当一个人面对无法扭转的局面时,如果他还在坚守自己的理想,可能的出路也只有退回到内心,尽量做到不同流合污而已。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无奈境况下守望理想的一种令人钦佩的情怀而已。
肖博士特意提到李宁教授的观点,即大家都不遵守规则,那么规则就是一个摆设。客观地说,这也是当下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痼疾。早些年我也对此很困惑,为什么会如此呢?照理说,中国人在出道之前都经过了多年的修齐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编者注)的内心操守训练,至于能否平天下暂且不论,何至于集体失范呢?借着回复之机,也把自己的一些思考说出来。为此特意搬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两个概念作为文章标题。依在下之见,由于中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即使2010年,我国的R&D占GDP的比例也刚刚达到1.7%,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平均2.5%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我国的全时R&D研究人员却已是世界第一,达230万人。我国科研人员的人均R&D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现在的情形是,研究人员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经费的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其内在的竞争激烈程度越发加大。换成涂尔干的说法就是群体密度在快速增加。一些人为了获得资助,不惜铤而走险(当下没有风险,只有双赢),打破规则,由此导致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这种行为对于其他参与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而这种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他律措施惩罚,导致打破规则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成本,由此,那些靠自律维系的规则就沦落为“公地悲剧”的命运,最后规则被彻底毁掉。在违规成本极低甚至为零的状态下,那些遵守规则的行为就成为不经济的行为,没有人想输在起跑线上。这就是自律基础崩溃的深层原因,由此可知,强调他律优先的必要性。
至于肖老师说:他律与自律是可以和谐的,那是更高的要求,短期内很难达到。要维持这种和谐,需要有强大的、正常运转的他律的存在,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也在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国外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出现相对和谐的局面,是因为自律背后有着强大的他律在威慑着那些潜在的违规者,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这些他律措施运转正常,而我国的他律措施几乎处于失灵状态,反观这些年来,国内有哪几个重要的学术不端事件得到了他律措施明确有力的处理?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还能天真地相信自律吗?恍然想到《晏子春秋》中的故事:“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种境况,我们何止熟悉,简直耳熟能详。
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自律是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但是它的存在也是脆弱的,很容易被破坏,为了固化那些有利于种族延续的道德等原则,我们人为设计了制度化的措施(如他律等)来保护那些容易遭到破坏的规则,以此来巩固人类文明的成果。从这里可以知道,自律的存在一刻也离不开他律的支持。就如同靠自觉来维持交通秩序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聊几句关于中国科技共同体的话题。
肖君提到国内科学共同体的科研水平太差的问题,对此我同意一半,的确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这是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以前也曾多次撰文,为何中国人在国内就水平差,一到国外水平就上升了,如果不仔细梳理就会进入循环论证,因为国内水平差,所以人才的水平比较低。以前也曾被这个说法迷惑,后来发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按照默顿的说法就是:国内缺乏自我实现预言的环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定见了,只要是国内的就很差,被低估与被高估都是对人的不尊重。看看今天中国的博士已经基本上按照白菜的价格出售了,各种机会已经没有多少是留给国内学人的(只要看看国内的各类计划,如果没有海外经历,你已经被明确禁止入内),久而久之,中国人才市场就出现了柠檬市场的境况,然后在国内就造成了劣势的累积效应。这就是当下中国学界的现实。肖君认为中国科技共同体整体水平低是出现自律失灵的原因,其实,肖君没有看到,如果科技共同体的整体水平都高,同样会出现自律失灵现象。自律的维系,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关系不大,而与他律是否正常运转有直接关系。换言之,高水平的人也有贪心,无他,人同此心。记得维也纳学派的大牛纽拉特曾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比喻:知识航船。他的大意是说,人类的知识大厦就如同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航船,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重新回到港口进行大修,只能边航行边从海里捡拾起漂来的木头,边修理边航行。今天中国的科技事业也如同这艘航船,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材料边修补边前进。推倒重来的代价我们付不起。
坦率地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推论,即随着科技群体密度的大幅增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学场域内会出现道德密度快速降低的趋势,由竞争导致的生存压力也在快速加大,此时自律机制开始动摇,甚至开始崩溃,此时如果没有有效的他律措施保障,自律会崩溃,直到群体密度下降到正常水平,道德密度才会恢复到均衡水平,此时自律才会重新出现。
最后说一点,肖兄在博文中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可以感觉得到,肖君很喜欢这句话,我承认这句话的结构很有力,我也喜欢,不过,伯尔曼说错了。法律不管你信仰不信仰它,它都会发生作用。先不论信仰与否,即便一个不懂法的人,只要违法了,法律也不会坐视不管。
肖兄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与肖兄讨论这些问题还是很有趣的。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能够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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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饶彬彬):也门总统萨利赫在遭爆炸袭击后,目前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受治疗,萨利赫目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也门目前的国内局势又如何?本网连线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中东记者饶彬彬,介绍萨利赫的伤情恢复情况,另外,也门国内目前状况又是怎样?

  记者:7号,也门官方通讯社援引也门副总统曼苏尔·哈迪的讲话称,被炸伤的也门总统萨利赫目前伤情恢复良好,并有可能就在最近几天内返回也门首都萨那。有报道说,5号,萨利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所军医院内接受了两次手术,医生分别在他的胸部和颈部取出了弹片,另外,由于面部皮肤遭受二级烧伤,萨利赫还在6号当天接受了面部的整容手术,手术均获成功,萨利赫现在正处于术后恢复阶段。

  不过,纽约时报7号报道说,一名也门官员和一名西方外交官当天向媒体透露,萨利赫的伤情比先前报道的要严重得多。先前报道的是他的脸部、颈部和手臂等处烧伤。但据消息人士7号说,萨利赫的背部也被烧伤,而且伤情严重,不像他的助手描述的那样。先前报道说,也门总统府内一座清真寺遭火箭弹击中,1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据透露,随着调查的继续,人们认为当时在清真寺内布道的台子下面可能藏了一枚或多枚爆炸装置。而且炸弹里可能含有助燃剂,能产生大火,而爆炸发生时萨利赫正在做弯腰低头的动作,因此被火焰烧到。不过,透露消息的也门官员和西方官员都认为,萨利赫的烧伤并不会威胁到生命,但由于疼痛,萨利赫需要使用强烈的镇静剂。虽然萨利赫的烧伤将会痊愈,但需要3至4个月的时间恢复。此外,有报道说,爆炸产生的木头碎片击中了萨利赫的胸部,刺中了一个肺叶。这也需要较长时间恢复。也就是说,根据这些情况,萨利赫短期内不可能回到也门。

  与此同时,也门国内局势并没有由于萨利赫的出国就医而有所好转。在首都萨那,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庆祝萨利赫离开也门,反对派多次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萨利赫回国。在沙特方面斡旋下而再次实现的停火协议也始终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事实上,6号当天,政府军便向反对派阵营的“哈希德”部族武装成员开火,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另外,一名部落领袖在7号表示,反对派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第二大城市塔伊兹及周边多数地区,6名政府军士兵在交火中丧生。火上浇油的是,在南部省份阿比扬省津吉巴尔市,疑似是“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开枪打死了7名政府军士兵,并造成12人受伤。

  主持人: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也门的局势又会怎么发展呢?

  记者:事实上,现在谁也无法确定萨利赫究竟在什么时候返回国内,或者还会不会回国了。英国广播公司在7号地报道中分析说,沙特可能会提出一个让也门冲突双方均有所让步的折中方案,即将萨利赫滞留在沙特并保护其安全,前提是萨利赫同意移交权利。不过,沙特在这一问题上也同样进退维谷。因为,沙特既希望萨利赫主动下台,从而实现此前海合会积极倡导的和平斡旋,但与此同时,沙特也担心也门反对派是否会得寸进尺,因为这将进一步煽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热潮。

  而在也门国内,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博弈已经展开。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萨利赫不回国,那么以令其下台为诉求的反对派联盟将会从内部开始分化,展开权力斗争。而且,长久以来困扰也门的政治、部族、宗派、恐怖势力以及外部压力等各种复杂情况并不会因为萨利赫一个人的离开而烟消云散,这些因素将会使得也门的未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另外,即便萨利赫身处国外,但他的亲信仍在军队和其他要害部门任职,也就是说萨利赫家族依然手握实权,这样一来,武装冲突必然还将继续下去。

  主持人:除了沙特之外,其他各方目前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记者: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阿什顿也在7号敦促萨利赫尽快移交权力,“做出对他的人民最有益的选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再次呼吁萨利赫应尽快下台。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抓紧进行从也门大规模撤侨前的准备,此前有消息说,英国方面已决定派遣舰船及至少80名海军士兵,整装待命,准备在也门局势突然恶化的情况下赶赴也门。7号,英国国防部确认了该国在也门水域附近部署“军事设施”的消息,但拒绝透露细节,并表示这是英国的“常规部署”。

  中国外交部在上周紧急通知,建议在也门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驻也门使馆也再三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时不要前往也门,在也门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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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30日电 据外电报道,德国环境部长30日宣布,德国将于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的核电站。德国将成为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

  受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影响,瑞士政府25日表示,瑞士现有5座核电站将于2019年至2034年陆续达到最高使用年限。之后,瑞士将不再重建或更新核电站。目前瑞士电能近四成来自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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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棉签在口腔内蘸取唾液后,在试剂盒中加入几种不同的检测试剂,30分钟就可快速检验出是否感染艾滋病。5月4日,记者从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获悉,国内首个艾滋病唾液检测试剂已获批上市。
早在2009年,在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成功研制出“HIV(1+2型)口腔黏膜渗出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这款艾滋病唾液检测试剂采用先进的免疫渗滤法,操作简便,采样时无痛,不会对受试者皮肤造成针刺损伤,极大降低了被检测者和医护人员受感染的风险。
这种唾液检测试剂,还适用于一些不宜使用静脉采血的人群,比如儿童、肥胖者、静脉萎缩者等,便于医疗条件较差、采血困难的边远地区以及大规模人群初筛使用。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除了血液外,他们的尿液、口腔黏膜渗出液、精液及泪液中均含有HIV抗体。当前,利用人体的唾液、尿液标本进行艾滋病检测排查,再结合常规的血液标本检测,已成为全球HIV监测的发展趋势。
此前,该试剂已分别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系统权威的临床研究,并在全国范围的高危人群中采集了1271份唾液样本。最终的临床考核显示,该试剂与进口的HIV抗体酶联免疫试剂阳性符合率达99.09%,阴性符合率99.79%,总符合率99.61%。
“目前,这款试剂每人份售价在百元左右,不属于非处方药物范畴,药店买不到,只适用于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北京万泰药业总经理邱子欣说,由于唾液的收集简便易行,该试剂同时也可用于医院对HIV感染的辅助诊断。“未来,它也有望进入家庭,成为人们自我检测艾滋病的一种方式。”
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种HIV诊断试剂均针对血液标本,需要进行侵袭性采样,难以满足人群监测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风险。此外,我国前两代艾滋病检测试剂都属于批量检测试剂,其特有的96孔板不适用于个体检验,且须在专业检测仪器的辅助下才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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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发展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第三代艾滋病诊断试剂依赖进口,国产试剂还停留在第二代的水平。1999年,万泰公司和厦门大学科研人员共同研制出国内唯一一个能完全满足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生产要求的艾滋病毒重组抗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此后,双方研制出了国内第一个第三代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质量与国际一流产品水平一致,与国产第二代产品相比,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2000年获得国家二类新药证书,结束了外国公司的垄断。同时,将科研成果迅速转让给占我国HIV诊断试剂市场75%以上的科华、华美、新创、金豪等十余家主要诊断试剂厂商和临床单位,使国产艾滋病毒诊断试剂盒在2001年实现全面更新换代,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至2006年,北京承担了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艾滋病毒重组抗原与抗体诊断试剂产业化”项目;2008年,万泰公司推出国内首家上市的国产HIV第四代诊断试剂,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艾滋病诊断能力,使国产试剂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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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23

胡翌霖:SCI与学术公正


 
□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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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听西方摇滚乐是在1991年,不算最早,但也算是较早接触到这种胆敢歌颂个人负面情绪的歌曲类型的国内青年。那一年鲍勃·迪伦整50岁,从他发行第一张唱片算起,已过去了29个年头。现在则又过去了20年。可喜可贺,熬了70年,他终于熬到要来中国演出了。而我也没闲着,这20年来,我不仅兢兢业业地听,而且还一笔一划地评述着西方摇滚乐—眼下既然要写一篇以“鲍勃·迪伦的中国影响力”为中心的文章,心想不如记一笔我和他这些年来的流水账,试着以此作一个阐述此力的视角,哪怕偏颇,却笃定踏实,绝不虚头八脑。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摇滚乐的主流是重金属,于是盗版磁带里皆是“枪与玫瑰”、“金属”、“极端”这样的乐队,国内与之对应的则是长发飘逸、动辄嘶叫的“唐朝”和“黑豹”。那时中国青年乐迷对摇滚乐的普遍判断是,越重越吵越狠,越好。尽管通过读一些一鳞半爪的西方摇滚乐介绍,鲍勃·迪伦之名业已如雷贯耳,但他的唱片却遍寻不得,打口行业里的情形亦是同样。直到1992年,才好不容易从打口里买到一盘“旅行者威尔伯利兄弟”乐队的唱片《第三辑》,这支乐队在1988年,由鲍勃·迪伦、前“披头士”的乔治·哈里森、“心碎者”乐队灵魂人物汤姆·佩蒂等超级大腕们即兴组合而成,他们都是唱歌的好手,在专辑里你唱一首、我唱一句,不时还和个声什么的,而磁带内页印出的只言片语却连哪首歌由谁来演唱都没有标明,尽管唱片听了几遍,却依旧不知哪首由鲍勃·迪伦领衔,所以还是不能确定他的嗓音和风范究竟怎样。

其实,就算我当时知道哪首歌由他所唱,想必他老人家也无法令我满意,因为我正是追求更重更吵更狠的中国摇滚青年中的模范,认为只要不是吼着唱出来的都配不上摇滚乐这个称号,而这张《第三辑》属于标准的以情歌为主的流行摇滚乐—几个中老年男人操着哑嗓子意淫小姑娘,有意思吗?瞧,鲍勃·迪伦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有多糟。但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在1994或1995年,中唱不知为何突发奇想引进出版了他两张一套的《30周年纪念演唱会》专辑,录音自1992年10月,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了庆祝他在其旗下已录制发行了30年唱片这件喜事而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内容由主办方邀请来的传统的或主流的音乐名人对迪伦名曲的翻唱构成,所以这更像是一张致敬专辑,尽管多达29首的曲目里,确实有两首是由本尊亲自演唱的。但是,整张专辑难听无比倒也算了,要命的是本尊演唱的那两首尤其难听。

不知中唱有没有从这套唱片里赚到钱,我记得但凡听摇滚的都人手买了一套,当菩萨供着,勤拂拭,却连一遍都没有听完—这是对鲍勃·迪伦在中国处境的一种恰当写意。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国内唯一正版引进的迪伦唱片,若它曾令中唱赚到钱的话,为什么不继续引进呢?迄今他可结结实实出版了33张录音室唱片哪,中唱,为何不再赚点?其实他并没有知识分子们说的那么反动,他的同行里比他凶狠暴躁的多了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个搞文艺的就都在反战,都在为民权长吁短叹,这种勇气和主见不值一提,关键看你吁叹得如何有乐有怒、恰到好处。他被知识分子们反复炫耀的深刻被衬托在温和感性的背景之上,就算木吉他换成电吉他,电吉他再插上效果器,喋喋不休地在台上说道理依旧是他唯一在做的事,当然,还扑闪着那双忧伤含情的大眼睛。这些境况令知识分子们感同身受,不禁眼眶一热。我不清楚在西方迷恋他的多是些什么人,反正在我们这里,我认识的成百上千的乐迷里搜集他唱片的人几近于零,而动辄要谈论他的人,若不是来自媒体,若不是诗人,那他边上一定坐着一个或几个扑闪着忧伤含情的大眼睛的文艺姑娘。

继续说音乐本身。回头想,我一直以来难以接受他的音乐,确实主要因为我是从重金属、Grunge开始受到西方摇滚乐蛊惑的,就算后来不听这么热闹的,开始往回听“平克·弗洛伊德”、“地下丝绒”、“披头士”……这些也都被安在布鲁斯的派系里,深受美国黑人音乐的恩惠。而迪伦的音乐根源则是白人民谣,完全处于另一个美学范畴。这是他跟“猫王”、“滚石”、“披头士”音乐上质的区别,也是我及多数国内乐迷难以接受其音乐的根源所在。西方摇滚乐,特别是美国摇滚乐当然是黑皮肤的,但也略微透着一点白,迪伦的风格恰相反,他首先是白皮肤的,但也略微透着一点黑。他最近一张唱片,2009年的《一生在一起》却是他最黑的一张,浓郁正宗的布鲁斯味道洋溢摇摆,也就顺理成章地超越他60年代发行的所有经典唱片,成为我最喜欢的一张。

大概10年前,我曾一咬牙花50元一张的“高价”买到他最早的六张唱片—人们现在但凡提到他哪首经典歌曲或歌词,多是出自这六张—却怎么也听不下去,一次喝多了统统送给了左小祖咒。祖咒在他歌曲《尊敬》里唱道:“当嘲笑你的人开始为你念诗: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到蓝天?你即刻学会说套用的蹩脚诗:一个人要哭多少次才能感到不委屈。”这是向迪伦名曲《随风而去》致意。所以,也不能说他对中国的影响是零,也不仅限于歌词,在祖咒《北京画报》的唱腔里,以及不知大家记不记得曾有一位叫杨一的民谣歌手的唱腔里,似能听出一丝丝他那种唉声叹气、满含嘲弄的尾声和口气。

他自传中译本《像一块滚石》的出版是一个奇迹—有这么一个国家,你可以买到一位音乐家的传记,却买不到他一张唱片,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传记中他毫不造作地对自己被神话的命运表示了不解和愤慨,令人不禁一乐:“……辍学者与嗑药者纷涌而至,……我家门口总聚集着希望我带领他们去炸掉白宫的革命者,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理,当他找到时,真理摧毁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

我不会去看他的演出,因为我几乎不听他的音乐。他的歌词比他的音乐更重要,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却也不觉得他的歌词有多了不起—崔健的歌词也比他的音乐更重要。说白了,鲍勃·迪伦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开启“伊甸园之门”的人,他可有可无,但他无处不在。最近一次遇到他是在一部名为《色欲世代》的日本电影里,电影很平庸,几个少年跑到海岛一个旅馆里寻找“FreeSex”,属于励志青春片,片中主角狂迷迪伦,因旅店店主拿出一张迪伦的唱片而将之视为知己。影片结束时,内向胆怯的主角在毕业典礼上放开手脚,以迪伦的咿呀腔调唱了一首歌,技惊四座,令女同学们刮目相看。故事发生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的日本中学生可以被迪伦影响,那时的中国中学生正被什么东西影响呢?当迪伦真的来了,我相信那位日本中学生的激动发狂是真诚的,而此时此刻,哭爹喊娘的中国中学生啊,你们这股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劲头又是源于何方呢?

其实,我在10年前花300元买他六张唱片时已深知自己不喜欢他的音乐,但心想没有无缘无故的名气,何况这么大的名气,或许是因为自己心性不够、年纪不到才不爱听,不如先买着放下,兴许过几年就喜欢了。这叫什么?诸位,这就叫贼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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