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生于1963年的建筑师王澍获得这项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

这个奖项或许能让一向有诺奖情结的一些人稍感慰藉。但王澍接下来对中国当代建筑以及城市化的批评，却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他说，原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这些美丽被一些人破坏了，然后这些人告诉你说，这就是现代都市；他说，在30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千城一面”；他还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客观地说，王澍批评的“千城一面”并非一人之感受，此前很多人都发表过类似意见，其中不乏国家住建部官员。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遏制这种情形的蔓延？

当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决策者都在豪情满怀忙着“城市化”的时候，王澍的批评实在微弱得很。他那些批评，意思诚然不错，但若说还能改变些什么，推动些什么，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城市建筑能不能接续历史传统？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栖居？这些问题回答起来恐怕都不是那么轻松。

王澍批评了，却也早已行动了。王澍设计的“钱江时代”居民社区，垂直的塔楼开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希望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样的努力用心良苦，但这样的传统回归却并不容易，不仅讲究“容积率”的地产商不认同，那些习惯了邻居相见不相识的住户对此也缺乏认同。

但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但他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那种一味大拆特拆的思路是多么愚笨。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建筑师的个体努力，或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地方的小环境，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建筑师的无奈、无力、无助则更显而易见。王澍自己说，北京面目全非，可他又何尝认识自己一直生活的杭州？在拆迁飓风席卷之下，中国哪个城市又能够独善其身？

据说王澍十几次去巴黎，每次都要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王澍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其实，传统并不神秘，也许就是一种人与环境相互尊重的氛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只是这种变迁比较平稳，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性的过程。然而，我们眼下大大小小城市正在进行的，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记忆毁灭行动。

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这样评价王澍：“王澍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创意，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与自然和谐共融。”也有人认为，王澍的获奖恰好暴露了中国建筑的问题，他获得的认可越多，就越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环境是多么令人不满。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王澍的获奖，最起码的一层意义，是促动更多人去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之于中国城市的未来，一个王澍，远远不够。

　　5月23日，甘肃省卫生厅官网挂出“甘肃省医务人员练真气 40余人打通任督二脉”的消息，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5月25日，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再次通过微博，表达支持真气运行学在甘肃全省推广的决心，称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换来”甘肃中医的发展和患者受益。

　　任督二脉究竟在人体中有什么作用？究竟“打通任督二脉”一说如何而来，对人体健康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5月26日），记者采访了我国研究督脉26年的针灸科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张建斌。

　　人体存在“任督二脉”吗

　　甘肃卫生厅的通稿称：“经过9天的培训，学员们……感受了真气在任督二脉中运行的经过，体验了中医博大精深的神奇，证明了经络学说的存在，对中医产生了信心。”

　　那么人体存不存在“任督二脉”？张建斌说，任脉和督脉都是古代医者对人体一定认识的表述。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任脉和督脉的理论就建立了。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好几个地方提到了“任督二脉”。确切地说，最初的督脉是人们对脊柱的认识，任脉是对女性怀孕以后一些生理变化的认识，最终逐渐演绎到男性。比如为什么男性长胡子，女性不长胡子，古代医者用男女之间任脉气血的差别来阐释。这种理论所蕴含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现代临床事实，只不过表述的方法不一样，所应用的语言和术语不同。

　　可以说，古人对任脉和督脉的认识有着深厚的临床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化之后，任督二脉的概念逐渐抽象。督脉变成了人体背后的一条正中线，一共有29个穴位，任脉则成为人体前面的正中线，包括着24个穴位。

　　“任脉”最初是指“妊”

　　张建斌介绍，从文字方面来说，“督脉”除了正中以外还涉及到两边，比如“督查”这个词，也暗合着“督脉”的意思，就是站在正中间，往两边看的意思。古代医者把“督脉”脊柱当做最重要的组织器官，有具体的内涵。

　　“在很久以前，古人在认识‘督脉’的时候，还并不知道有动脉、静脉等这些西医术语，他们只是认识到了‘督脉’的功能。比如，督脉中间部分出现问题之后，脊柱会出现疼痛、不灵便，督脉的下端出了问题后会引起大小便的异常；督脉的上端异常，会引起头痛头晕。这些病候都和脊柱及其周围的肌肉、神经、血管等组织功能或结构异常有关系。”张建斌说。

　　“任脉”最初是“妊”这个字，指的是女性怀孕之后人体前正中线会出现色素沉着，不仅是怀孕，月经周期的变化，人体正中线的色素颜色也会有变化。当时古人很仔细地观察到了这种细微的改变。在古代临床积累中，逐渐理论化，构建了“任脉”。

　　张建斌认为，现代人不能苛求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把这些“任督二脉”的解剖知识分析得很详细。其实，放在两千多年前，这套理论是非常高明的学问和智慧。

　　运用“任督二脉”如何治病

　　“任督二脉”也是中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几乎每个中医在看病时都要运用到。在日常的看病中，张建斌就特别关注脊柱的“走向”。几乎每一个病人的督脉，他都会详细地记录。在他的临诊记录单中，有一张特别的病历——《督脉临床应用研究病例分析简表》，每张病历上都印着人体的脊柱正、侧位图，通过传统的手摸心会方法，摸出每个病人脊柱的变化，并与现代影像学检查相比较、相印证。

　　“比如说这位38岁的女患者，她患有睡眠障碍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入睡很好，但有早醒的现象，一般凌晨两三点钟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同时还伴有月经周期提前。我在给这位患者检查‘督脉’的时候，发现她很多穴位上有压痛和反应，这种压痛不止是局部疼痛，还反射到四肢。对于这个病人采取的治疗方式，选择督脉上的穴位为主，进行针灸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睡眠得到改善，月经周期也在逐渐改善。”古人的“任督二脉”理论，对临床疾病诊断和治疗是个强大的支撑，特别是“督脉”有很大的启发。

　　打通是指“坐如钟站如松”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卫生厅如今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也是源于“有41名学员打通了任督二脉”这种说法。在张建斌的“中医词典”中如何理解“打通”？张建斌说，在传统的中医书方面，没有见过“打通任督二脉”这个说法。只在金庸的小说中才有，只能说把中医的理论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这种处理，通俗易懂，老百姓能明白。

　　中医中所谓的“打通”应当怎么解释？张建斌的理解是脊柱的“中正”。“坐如钟、站如松”这不仅仅是礼仪问题，这其实是身体健康的需求。后面的督脉中正了，前面的任脉也就正了。人体的前部是软组织，就像房子一样，房子顶梁柱直了，管道就直了。

　　张建斌说，临床发现，现在很多人的脊柱都不够中正。尤其是现如今很多白领年纪轻轻就出现颈椎、腰椎等问题。从中医角度解释就是，“督脉”出问题了。在平时的生活中进行改变姿势，以“坐如钟、站如松”的尺度来要求自己，通俗地说，就是督脉气血通畅。在纠正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感觉异常，如局部疼痛、麻木、发热、蚂蚁走的感觉等等。在临床上用针灸、拔罐、整脊这些方法治疗的时候，患者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话

　　皇帝的龙椅设计暗合“任督二脉”

　　现代快报：“打通任督二脉”究竟是中医的博大精深还是一种伪科学？

　　张建斌：这既不属于中医，也无法证明是伪科学。只能说“打通任督二脉”中医上没有这个说法，如果说用科普的语言来推广知识那是可以的，但用科普的语言来追求科学的数据是不对的。但这种科普的语言，是很难进行明确的学术界定的。

　　现代快报：“任督二脉”出现问题，用通俗的语言怎么解释？

　　张建斌：只要打个比方老百姓就能明白了。假如一个人第4、5节腰椎间盘突出了，是整个脊柱的问题，还是脊柱的某一段、某一节的问题？假如仅仅将目光盯在第4、5节腰椎间盘的突出上，可能会忽略许多相关的临床征候。如腰椎间盘突出后三四个月，患者会引起偏头痛。如何解释？我们会检查发现“督脉”上腰阳关等穴位出现问题了。因为“督脉”的整体性，会导致脊柱的上下都产生影响，用传统语言来说，影响了督脉上的气血运行。用现代生物学分析，就是脊柱的生物力学发生了改变，影响到脊柱的整体，出现颈部的肌肉发生继发性紧张，患者会引起偏头痛。两者都对同一临床现象进行了解释，所用语言、术语、方式等不同，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现代快报：为何中医、武术、气功锻炼中都有“任督二脉”这个说法？

　　张建斌：很多时候，武术和气功锻炼也借用中医的语言和术语，来阐述一些现象。太极拳、八卦掌等与道家有关的武术，都离不开这个理论。就连古代皇帝的龙椅、太师椅的设计都是和“督脉”的生理曲度是暗合的。可以说“督脉”在中医理论中更加重要。

　　延伸

　　气功与“任督二脉”

　　在甘肃省卫生厅的网站上也特别提到了“真气运行法”，也就是所谓的气功。张建斌告诉记者，在中国传统气功锻炼方法中，还讲究意念，一种心理和意识方面。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可以说，中医和气功有渊源，同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气功和中医都在传承，不过传承的人群和方式有差别。从传统的中医养生来说，形体和心理都讲究。

　　中医和气功有交叉的部分。在明代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取自于两部分的素材，一部分是临床医疗实践，另一部分就是气功养身锻炼的体验。

　　在气功中也借鉴着中医的语言和术语，以“任督二脉”为例，气功锻炼和中医都用到了这个术语，气功也要求人的形体上保持脊柱中正。

　　即便气功中有“任督二脉”这个概念。但张建斌还认为，中医中的“任督二脉”更加具体，两者有着明显的分界点。在中医临床诊断疾病的时候，医生更容易把“任督二脉”具体化，具体到每个患者的症候中。张建斌举例说，比如患者任脉上的“中脘”穴出了问题，可以追踪到胃是否有问题，这是很具体的，可以说出来，患者也能够体会到。

　　而气功锻炼，面对的是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很难把这些具体的现象客观表现出来，只能说是锻炼者自身的感觉。这就不容易被旁人所理解和接受。这种感觉有时候显得太抽象、概念化了，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经络学与“任督二脉”

　　这几天，很多网友也从讨论“打通任督二脉”的问题转移到对中医传统理论——经络。也有网友质疑，人体是由肌肉、骨骼、血管、神经等组成的，在迄今为止的解剖学研究中，没有找到任何被称之为经络的东西。古人描绘的经络图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血管、神经的分布都不符合。那会不会是因为目前技术手段还不够发达，发现不了实际上存在的经络呢？

　　张建斌对于网友的看法进行了解释，经络其实是一种中医理论，是对人的生理、病理现象的概括的表述方式。经络的具体内涵是存在的。比如“督脉”中包含脊柱，这就是经络的一种展现方式。可以说经络从一开始就不是解剖的概念，是从疾病的表现，人体各个部位病症的相关性，从很多具体的病症表现中提炼出来的。古代临床医生都比较关注“经脉病候”，就是身体不同部位病症和症候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这也是中医整体观的实践基础；倒是当代的“科学”研究，试图去找“经络线”，按着这种思维和思路，估计一万年以后，还是没有答案的。古人描绘的经络图，其实是概念图、示意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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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可发出火焰式光芒

未开电源恢复木头本色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猛地一看它好像是一个被雕刻得像一个灯泡的木块，但通过打开电源开关，这个木头灯泡赋予了新的生命，能够释放出炽热的火焰光线。

　　这种木头灯泡是由日本设计师Ryosuke Fukusada使用一种远古技术“Rokuro”制造的，它采用非常纤薄的木头层，可以使灯光穿透，从而产生木头被燃烧的幻觉效应。

　　这个木头灯泡中放置着LED灯泡，可以照亮木头纹理，从而形成一种独特效应。日本设计师称，他们希望将现代设计与日本传统工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木头灯泡还采用传统铝质材料基础来实现这种梦幻效应，目前木头灯泡仅是一个手工原型，但现已赢得了享有声望的京都复兴设计大奖，设计师希望能够尽快批量生产销售。

　　设计师Ryosuke Fukusada说：“这种灯泡使用传统工艺技术成为现代人的新宠，并拓展了它的新价值领域。”

　　之前设计师Ryosuke Fukusada曾在日本夏普公司工作，此外还从事柳条花盆设计和专为年轻人制造的安乐椅。（卡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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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历史博物馆是王澍的代表作品

中新网北京5月24日电 据BBC中文网消息，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星期五(5月25日)在北京举行，获奖建筑师王澍在颁奖仪式举行前夕通过电话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他表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如何能让传统延续和再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

普利兹克建筑奖1979年由美国普利兹克家族在芝加哥创立，每年颁奖一次，表彰一位在世的杰出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被认为是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甚至有人称其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其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香山校园。他是自普利兹克奖设立三十多年来首次获奖的中国人，尽管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在1983年获奖。

负责评奖的凯悦基金会主席普利兹克曾在今年2月份获奖人选公布时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把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现年49岁的王澍在星期三(5月23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他自己还很年轻，对获奖感到非常惊喜。他说，建筑师是个老人行业，一般40岁起步，60岁出成果，自己不到50岁就获奖了，感到惊喜。

传统和未来的矛盾

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曾表示，王澍的建筑设计表现出聪明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并超越传统和未来的矛盾，成为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对BBC说，他对如何能让传统延续下去，能够让她在几乎结束的状态下再生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这就是生活。

他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自信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筑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文化在快速地变化，国家在快速地发展，所以使得建筑师能在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在在中国做建筑师，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判断，而不只是用设计做简单的服务就可以了。”

王澍说，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人工的东西和自然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探讨到底做什么样的建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

　　在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波坎贝夫村，阿兹姆和埃比克兄弟梦想延续自己家族的金雕狩猎传统。图中阿兹姆正尝试训练金雕，这是自然界最凶猛的猛禽之一

兄弟俩的父亲塔尔贾贝克正放飞手中的金雕，他的一个儿子正在一旁观看学习

　　他们的父亲塔尔贾贝克从7岁起就开始利用老鹰狩猎，并很自豪地准备将他的绝技传授给自己年轻的孩子

左栏：看到小猎隼停在自己头顶，阿兹姆显得很开心；右栏：孩子们的父亲给金雕喝水

他们家共有两只金雕和一只猎隼，这让两个孩子有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波洛特（Bolot）是家族里上了年纪的老人，照片中他正坐在他的猎鹰旁。在吉尔吉斯斯坦，使用金雕和猎隼狩猎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传统。

　　北京时间5月23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俗话说子承父业，但是对于这一对兄弟而言，天空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追寻梦想，他们的恐惧并非来自失败，而是对于自己会受伤的担忧——他们将要训练世界上最凶猛的捕食动物之一。这就是阿兹姆和埃比克兄弟。他们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波坎贝夫村(Bokonbaevo)。他们两个希望自己能延续父辈的传统，利用金雕狩猎。

　　这张照片中，阿兹姆正尝试训练金雕，这种猛禽是自然界中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尽管身材尚显矮小，面对这样一只巨型猛禽时他看上去信心满满。金雕以猎杀狐狸，山羊和小鹿著称。

　　阿兹姆的父亲塔尔贾贝克(Talgarbek) 从7岁起就开始利用老鹰狩猎，并很自豪地准备将他的绝技传授给自己年轻的孩子。他们家共有两只金雕和一只猎隼，这让两个孩子有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在吉尔吉斯斯坦，使用金雕和猎隼狩猎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传统。这个国家的职业猎手将这种活动称作“berkutchy”，在哈萨克语中则被称作“kusbeguy”。这项职业是终生制的，猎手和猎鹰之间会培养起一种牢固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亲密无间会最终转化为一种终生延续的互相信任。猎手人即便在山里劳作时也会带着他们的鹰，还会带着自己的猎鹰参加名为“萨尔布伦”(Salburun)的狩猎节。

　　金雕分布于欧亚大陆，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它们利用自身的敏捷性和速度优势，配合强大的利爪捕获猎物。它们一般会在高高的悬崖上或很高的树上筑巢。(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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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其实一直希望与当代艺术这个系统保持距离。 本报记者郭杨摄

本报记者张润芝发自北京

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天书》至今仍然给人们深刻的印象：那些看似汉字的笔画组合，其实每个都不是汉字，作品好像可以阅读，但是无法进入。

今年，徐冰将自己的另一个作品《地书》出版成为一本书。《天书》都是再创造，《地书》却是只搜集没有创造，全部是符号、网络表情组合而成的。《天书》是看似可以读其实无法阅读的，《地书》则是看似混乱却真的在讲故事的，100多页的书里却没有一个传统文字——徐冰用符号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白领的24小时。无论身处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是有当代生活经验的人，就可以读懂这本书。

看起来很“90后”

《地书》的创意来自十年前。徐冰有一次看到口香糖上的小图标，发现这些图标其实讲了一个故事：“用这五个标志可以讲一个故事，那一定可以用成千上万的标志讲一个长篇小说出来，这在逻辑上是一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野心，一定要写一本书，这本书没有传统文字，什么人都可以阅读，包括文盲，这个时候知识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就被拉平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徐冰和助手们开始搜集全球的符号，整个过程已经花了十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符号进行比较，找到这个符号的共同之处。比如说咖啡这个标志有好几百种，这好几百种之间，经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共同的部分，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咖啡这个标志最核心的、最可认知的、最可靠的一种视觉的信息。到后面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中成为比较标准化的，类似符号和文字性的东西。”他尤其强调自己的工作是搜集不是创造：“这些符号是生活中的人们创造的，我不创造，我只搜集、整理、规范化。”2005年徐冰开始在德国做《地书》的展览。这一次出版的《地书》则是一个白领的24小时经历的所有过程，整本书翻译成文字有一万五千多字。

搜集符号的过程中，徐冰对“读图时代”来势汹汹更有体会：“有很多领域已经在普遍使用符号的表达，比如说给病人看病、弱智孩子的教育。奥巴马团队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把信息转换成图像给他看，因为奥巴马要看的太多太累，要转换成图像比较便捷。我在台湾做展览，有个女孩的工作就是在讲演的时候画图的，转换讲话内容。符号其实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徐冰做《地书》的思路，现在看来和网上流行的表达方式很接近：用符号和网络表情表示一个事件的进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网络表情公交图、网络表情说泰坦尼克号这种网友原创的小玩意。甚至有人翻开《地书》会觉得：“这不就是90后吗？”书中出现的很多符号，年轻人会觉得很熟悉，例如兔子耳朵的手机套、北京地铁的标志、亚马逊的快递包裹。有人很快读进去了，有人觉得完全看不懂。徐冰觉得，看懂与否不取决于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对当代生活的了解：“《地书》的这种语言，原则上来讲它是不需要学习的，它重新界定了文化的范围。对《地书》阅读的能力不取决于你属于哪个文化范围和教育程度高低，它只取决于这个人是否介入当代生活，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概念。”

徐冰的探索也引起了研究领域的兴趣，香港科技大学一直希望和徐冰一起合作，搞一个工作室，带着学生和老师，围绕《地书》这个概念延伸出来的各个新领域做研究。

《地书》想表达未来的趋势

时代周报：为什么想到搜集符号来表达一个故事？

徐冰：首先说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在企图超越传统文字，因为这个传统文字在全球化的交流和语境方式中受到了限制，反而符号组成了一些谁都可以读的象形的东西。

有了微博、手机，我们的语言一方面向文言的方面发展和转换，更短更简洁；另一方面就向符号化、视觉的、简洁的、方便的方式转换，包括我们见到很多的手语、表情图。最后年轻人连打字都不打了，做表演，拍一段视频，他女朋友也收到了，这些行为就向传统语言的不方便提出了挑战。

时代周报：我把这本书给不同的人看，感觉是小孩、女性特别能读进去，成人男性反而读不进去，理解不了。

徐冰：成人男性一定是有更强的概念定式，他们的思维应该是更理性更固定化。这里面也有想象力的问题，聪明的人，对事情有感觉的人，对《地书》的概念特别有感觉，读起来就更有兴趣。 其实对《地书》阅读的能力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没有网络经验的人不容易读懂这个文章，比如说一个教授，如果他不介入当代生活，他没法读这个书。

近日，在“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南宁赛区启动仪式现场，15年前打造《快乐大本营》、被誉为“快女之父”的著名电视人汪炳文表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在这个定位下，包括周杰伦的《青花瓷》，也可以被归入“民歌”。

汪炳文先生是与湖南卫视变成中国最强娱乐频道的过程息息相关的大佬级人物，尽管我非常仰慕他，然而，作为一个对民间文化研究略具基本常识的学子，不能不说，对他关于“民歌”的这种定位，我实在无法苟同。

在我看来，《青花瓷》充其量不过是“流行歌曲”罢了，根本算不是什么“民歌”。为何有此一说呢？顾名思义，所谓“民歌”，是指产生于民间的歌曲，而非流行于民间的歌曲——有些歌曲可能在民间很流行，但却不能称之为“民歌”，而有些歌曲在民间可能并不那么流行，却是不折不扣的民歌。

从历史上看，古代有流行歌曲吗？大约是没有的罢，至少没有严格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古代有民歌，有时调，但似乎还称不上是“流行歌曲”。《诗经》里的“国风”是民歌，那是在民间自然地生成的东西，不过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主要功能在于“言志”或抒情，虽然并不排除其中有娱乐的成分。很多民歌是民间诗人的即兴创作，不像现代的歌星，大都是唱别人作词作曲的歌，甚至演唱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导演的。那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电影与电视，既便诗人有心想让自己的声音“流行”起来，恐怕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做得到。至于“时调”，似乎是流行歌曲了，然而并非如此。现在所能看到的明代市民社会流行的“山歌”、“挂枝儿”、“银绞丝”、“打枣竿”之类，跟现代的流行歌曲确乎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如果比较一下他们的内容，你会发现明清的时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现代的流行歌曲的词，大多是“意义抽空”的，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只是字词的编码与组合，而与现实生活未必有多大的关联。

在很大程度上，流行歌曲是现代商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传媒及现代都市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流行歌曲的功能在于“消费”与“娱乐”，而不是抒情言志，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意义”。流行歌曲的产生并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与流行歌曲相比，民歌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由于它来自民间“草根”阶层个体或集体的创作，往往很难追溯到其原创者的真实姓名，不像流行歌曲一般都会注上作词何人，作曲何人——民歌是情感驱动的。此外，民歌往往地域性很强，在现代传媒产生以前，一般不会大范围流行。而流行歌曲虽有词作者与曲作者，或出版发行商，但却超越了地域的概念，往往会产生大范围流行——如果一首流行歌曲不能大范围流行，换言之，没有很好地完成其商业使命，那就是一首失败的流行歌曲，甚至称不上流行歌曲。

随着农业文明的渐行渐远与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民歌的社会现实条件已不复存在，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不可能产生新的民歌。民歌是民族文化之瑰宝，因此，对目前还流传于民间的民歌的收集、纪录与抢救的工作，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汪炳文先生认为，“民歌”是指“歌词、谱曲、意境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所有歌曲，只要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文化”或“传统元素”是多元的，异质的，包罗万象——“民歌”拥有“传统元素”，可以归属于“中国文化”，但并非凡歌里有传统元素的都是“民歌”。如古代的宫廷歌曲，或由文人创作的，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乐，就不能算是民歌。至于《青花瓷》，不过是一些古典意象的拼凑罢了，其词空洞、做作、华而不实，若也算是民歌，简直就是对民歌的亵渎。

鉴于上述理由，我觉得，既然是民歌大赛，就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民歌大赛对于参赛歌曲应该有严格的规定——至少在决赛阶段，所谓的“新民歌”，换句话说，就是“伪民歌”，以及《青花瓷》这类流行歌曲，我看就免了罢。

天价羊被卖出1200万

天价羊被卖出1200万

　　近日，新疆英吉沙县的一只具有阿富汗血统的羊被开出了1200万元的天价，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只羊。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只羊，能卖出1200万元的天价。

　　在英吉沙县芒辛乡3村看到，这只学名叫做纯种瓦格吉尔羊，身材魁梧健壮犹如一头小牛犊，体长约1.7米，高1.4米，全身雪白，四肢健壮有力，硕大的鹰钩鼻子高高隆起、宽大的的耳朵，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

　　羊的主人帕尔哈提说：“这只羊是去年是3月份买的，现在11个月了。这个品种纯得很，耳朵40公分以上，宽度20公分，白是白、黑是黑，这种羊可以说是一等的彩色的纯白，这个羊的净毛率是60以上，每个羊长胖可以长到130到140公斤在4岁到6岁时候。”

　　这只羊是帕尔哈提去年3月份从阿富汗买进来的纯种瓦格吉尔羊，目前纯种数量很少，在国内目前只有他家有这样的纯种瓦格吉尔羊。前两天，一位库尔勒的客商专门赶来，想出价1200万元购买，但帕尔哈提考虑到羊即将进入配种期，就谢绝了。

　　帕尔哈提说：“这只羊我也想卖，但是我想的这个品种全中国就我家有，再别的地方不好有的。他们现在一只羊500到1000块钱，杂交这个羊了以后，最少也要10万以上，我们农民都喜欢喂羊，就是每家配一下，杂交一下，免费的帮助他们，对英吉沙农民来说有好处。

　　在新疆南疆地区，历史上有着养殖刀郎羊的传统，近些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群众不在局限于养殖传统的普通羊，血统纯正、出身名门的刀郎羊也被炒作了起来。现在，在南疆很多刀郎羊养殖区，朋友见面不是问“你吃了没有？”，也不是问“你有几间房、几辆车、多少存款？”而是问“你家里有几只纯种的刀郎羊？”

　　之所以有人开价1200万购买刀郎羊，一方面是因为刀郎羊非常稀少，据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也只有1000多只刀郎羊，再加上当地火的一塌糊涂的刀郎羊交易市场，一只纯种的、出身名门、用来配种的刀郎羊售价超过百万元在当地并不稀罕，而20万、30万的刀郎羊，更是常见。去年的6月7号，新疆阿克苏地区6只刀郎羊的成交额达到了200多万元，平均每只33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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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在京公布。调查显示，由于受数字媒体的冲击，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与阅读率均有所下降，而手机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增长迅猛，特别是手机阅读，呈现出学历越低，阅读率越高的趋势。针对这一情况，有专家解释说，这与阅读内容有关，手机阅读主要是网络小说、穿越小说等大众化的内容，所以读者多集中在年轻人和学历较低的群体中。但也有值得高兴的新气象，即纸质图书的阅读率和阅读量双双上升，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但至少也说明，传统阅读方式在广大群众中仍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且有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多举办一些阅读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由此看来，对于阅读，公众们终于有了自觉意识。

重视阅读是城市乃至国家的一种正确抉择。有人讲，阅读关乎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关乎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话或许说得有点大，但文化的传承，又多一半是靠文字或者说阅读来完成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国人，基本是在阅读纸质媒介中长大的，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多半跟着电视一道成长，而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则与电子文本和电子游戏更加亲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经典，几乎多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延续的，而文字与视觉对受众的内心浸染毕竟是两码事儿，疏远了阅读，若干年后，我们的文化是否会再次出现断裂？近些年来，我也接触过很多大中学生，不客气地讲，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每况愈下，知识结构也很单薄，遇到搞不懂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到网上查找，假若网上没有，就只好瞪着眼睛抓耳挠腮了。网络搜索这样的“捷径”，方便是很方便，但它也极易摧毁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是创造能力。

现如今，已经有了网上图书馆，经典也已被数字化，一些新出版的纸质图书也有电子文本等，电子阅读已成为一种大趋势和新工具。关键是我们是否会充分地去利用这个新工具。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正是借助了各个历史时期全新的科学成果。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搞清楚，也即根与花的关系。没有根，花是开不了的，更不会结出果实。我们当然可以“移花接木”，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嫁接到先进的形式上。

几年前，在下从拥挤嘈杂的黄山溜下，穿行于山野之中，行走于古村小巷之间，鸟在飞，雀在叫，同时伴着远处传来的朗朗书声。有位白发老农，还把他写的“书”送给我，并说，一天读10页，少了些，但天天读，就积下了。从那天起，我就认为，真正能把书读懂了的人，或许真的不在城市，而在乡间。

本报记者朱玲自伦敦报道　早在2008年，Waterstones与索尼公司宣称合作电子阅读器时，传统出版商就在“警觉”上有了共识——他们唯恐自己被作者和销售渠道“完全绕过”。现在，揪心了好几年的传统出版商，已经从图书数字版权上获得了经济收益。18日闭幕的伦敦书展，也俨然成为了欧洲最大的版权贸易中心。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个新兴的个人出版市场正在逐渐形成，并且正不动声色地改变着出版产业链。

■数字出版，不是“纸质图书”数字化

在数字展区，纸质书出版一遍一遍地被强调是“传统出版”——这在有的出版人看来带有些许“贬义”。

乔治·罗赛斯出版科技公司，一个提供数字化的门户网站和销售渠道，认为不少出版商对数字出版依然“不解风情”。“不是说他们没这个必要，而是他们没有对数字出版敞开怀抱。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已经让他们眼花缭乱，以至于他们不考虑可以做什么样的数字内容。”他说， “他们只是在Kindle上对书进行简单的数字化。”

“快速印刷”出版公司的西蒙·波特表示：“也许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觉得出版是个夕阳产业，那是他们墨守成规。也许他们不想承认世道变了，也许他们不想世界改变。”

“我们也谈着不少生意。没有一个人提到‘危机’。”一位文学代理人对记者说， “所有的美国出版商都在这儿，他们都热衷于购买。他们聚会、寒暄、觥筹交错，也谈点正事儿，第二天早上，他们再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