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家没有信仰，我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丧失了信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在尼山论坛的分论坛上亮出观点，引发了台上台下来自大陆、台湾等地华人学者的讨论。

面对“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个争论已久、却愈显“新”“锐”的问题，华人学者们说，“不能把信仰和宗教信仰划等号。”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李晨阳认为，有些人相信人类应该尽量避免苦难；有些人相信人性善，为了体现人性要做善事；儒家讲，人的一生要“立言、立德”，这都是信仰。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叶国良认为，儒家思想从知识的研究、袭承出发达到人生理想，不同于宗教通过信仰人格神实现。宗教讲“信(faith)、望(hope)、爱(love)”，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讲“望、爱”，但不求“信”。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对信仰路径的不同做出形象的讲解：厅堂里挂着忠、恕牌匾，逢初一、十五要祭天地、祭祖先、祭圣人。几千年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中，在开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中，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中国人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这样慢慢凝结、慢慢长大。郭齐勇认为，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国民间百姓的信仰所在。

信仰可以与上帝无关，但学者们相信，它一定与道德相依，并且发自内心。中文繁体“德”字是正直的“直”下边一个“心”，李晨阳说，“道德是发自内心的。”郭齐勇也记得母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将心比心。

这场有关“信仰”和“道德”的对话，并没有回避当下社会出现的乱象和人们对“道德信仰缺失”的热议。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忘掉了更根本的东西，脱离了历史语境去理解‘致富光荣’，甚至拿来作为一个人‘信仰’的全部、指导生活的全部，那是非常可怕的。”李晨阳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对人的信仰，也包括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信仰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多乱象。”郭齐勇说，但让我们看看中国的百姓：小悦悦事件中出手相救的扫街大妈、替过世兄长还钱的信义兄弟，他甚至回忆起“文革”期间自己在农村感受到的温情。中国百姓的信仰，他们的道德信念、做人目标、生活哲学，仍然是“孔仁孟义”。

中国历代“儒生”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参与、谏言都是“直截了当”的，郭齐勇说，至今我们仍保有忧患意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付出了生态和道德的代价。一定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复我们的信念和信仰。

“我认为这个弯子会转过来的”，李晨阳说，“我对中国充满信心。”

宁波历史博物馆是王澍的代表作品

中新网北京5月24日电 据BBC中文网消息，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星期五(5月25日)在北京举行，获奖建筑师王澍在颁奖仪式举行前夕通过电话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他表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如何能让传统延续和再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

普利兹克建筑奖1979年由美国普利兹克家族在芝加哥创立，每年颁奖一次，表彰一位在世的杰出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被认为是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甚至有人称其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其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香山校园。他是自普利兹克奖设立三十多年来首次获奖的中国人，尽管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在1983年获奖。

负责评奖的凯悦基金会主席普利兹克曾在今年2月份获奖人选公布时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把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现年49岁的王澍在星期三(5月23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他自己还很年轻，对获奖感到非常惊喜。他说，建筑师是个老人行业，一般40岁起步，60岁出成果，自己不到50岁就获奖了，感到惊喜。

传统和未来的矛盾

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曾表示，王澍的建筑设计表现出聪明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并超越传统和未来的矛盾，成为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对BBC说，他对如何能让传统延续下去，能够让她在几乎结束的状态下再生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这就是生活。

他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自信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筑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文化在快速地变化，国家在快速地发展，所以使得建筑师能在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在在中国做建筑师，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判断，而不只是用设计做简单的服务就可以了。”

王澍说，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人工的东西和自然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探讨到底做什么样的建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

北京交响乐团依据剧团管理规定及聘用合同相关约定，对在列车上向中国女乘客做出不文明行为的俄罗斯籍大提琴首席奥列格予以除名。团长谭利华表示，该团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文明使者，演职人员包括外籍演奏员，均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传统道德规范，遵守乐团各项规章制度。（《新京报》5月22日）

奥列格被除名，显然是咎由自取，因为其不雅行为与大提琴象征的美妙、高雅形成鲜明反差。当此之际更应反思，我们身边还有多少奥列格？

白岩松近日在《新闻1+1》中解读“三非”外国人群体问题时也提到，5月8日一名英国男子猥亵中国女子，而2008年，北京一位中国籍大学教授因阻止一名美国外教乱扔垃圾，被对方打得几乎失明。这些足以说明，一些“老外”在中国确实不够检点，有的甚至认为自己就该享受特权。前不久，在2012年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4决赛后，输球的著名球星奥沙利文竟叼着烟走进新闻发布厅，居然还说，“在英国是禁止在室内抽烟的，但在中国，我感觉好像可以随心所欲。”

应该厘清的是，无论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都应遵纪守法。可不少“老外”安然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教授向党接受央视采访时所称：“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比照中国公民，给了他们一些更加优惠的条件。这样，无形当中在客观上也培养了外国人一种优越感。”

给外国人所谓超国民待遇，只会惯坏他们，也会加剧本国国民的弱国心态和被剥夺感，我们的法律尊严更是无从保证。相关部门在处理外国人违法案件时，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借口是“外事无小事”、“涉外案件无小案”。外事确实无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在中国犯事就有豁免权。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外国人在中国的入境人数达2711万人次，而从2005年到2010年，各地清查“三非”外国人近12万人。“三非”外国人是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这在任何国家都属于打击对象。实际上，合法入境、合法居留和合法工作的外国人，也有可能违法，比如前文中提及的那名打伤中国教授的美国外教。在依法打击“三非”外国人的同时，那些合法入境、居留和工作的外国人只要违反中国法律，也要依法惩处。

今年两会上，《刑事诉讼法》中涉外案件管辖权，已从原来的地市级公安机关下放到区县级，而上世纪80年代制定并沿用至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也将与《中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合并为新的《出入境法》——我们将不再把外国人违法犯罪看成特别复杂、难办的案件，既不崇洋媚外，也不低看外国人一眼，只需依据法律、事实对待外国人。换言之，奥列格被除名，应成为重新审视“外事无小事”的起点，也应成为反思国民心态的契机。

当然，在华外国人中也有不少道德楷模，国人中也难免有道德败坏之徒，但谁都不能超越法律、享受特权。在依法惩处违法外国人的同时，也应力避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情绪，谨防过度放大外国人的身份标签。对外国人过于逢迎或过于敌视，都不是理性的大国国民心态。

“说儒家没有信仰，我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丧失了信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在尼山论坛的分论坛上亮出观点，引发了台上台下来自大陆、台湾等地华人学者的讨论。

面对“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个争论已久、却愈显“新”“锐”的问题，华人学者们说，“不能把信仰和宗教信仰划等号。”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李晨阳认为，有些人相信人类应该尽量避免苦难；有些人相信人性善，为了体现人性要做善事；儒家讲，人的一生要“立言、立德”，这都是信仰。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叶国良认为，儒家思想从知识的研究、袭承出发达到人生理想，不同于宗教通过信仰人格神实现。宗教讲“信(faith)、望(hope)、爱(love)”，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讲“望、爱”，但不求“信”。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对信仰路径的不同做出形象的讲解：厅堂里挂着忠、恕牌匾，逢初一、十五要祭天地、祭祖先、祭圣人。几千年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中，在开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中，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中国人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这样慢慢凝结、慢慢长大。郭齐勇认为，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国民间百姓的信仰所在。

信仰可以与上帝无关，但学者们相信，它一定与道德相依，并且发自内心。中文繁体“德”字是正直的“直”下边一个“心”，李晨阳说，“道德是发自内心的。”郭齐勇也记得母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将心比心。

这场有关“信仰”和“道德”的对话，并没有回避当下社会出现的乱象和人们对“道德信仰缺失”的热议。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忘掉了更根本的东西，脱离了历史语境去理解‘致富光荣’，甚至拿来作为一个人‘信仰’的全部、指导生活的全部，那是非常可怕的。”李晨阳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对人的信仰，也包括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信仰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多乱象。”郭齐勇说，但让我们看看中国的百姓：小悦悦事件中出手相救的扫街大妈、替过世兄长还钱的信义兄弟，他甚至回忆起“文革”期间自己在农村感受到的温情。中国百姓的信仰，他们的道德信念、做人目标、生活哲学，仍然是“孔仁孟义”。

中国历代“儒生”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参与、谏言都是“直截了当”的，郭齐勇说，至今我们仍保有忧患意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付出了生态和道德的代价。一定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复我们的信念和信仰。

“我认为这个弯子会转过来的”，李晨阳说，“我对中国充满信心。”

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近日风靡，让许多早已抛弃了电视的80后“吃货”们，纷纷锁定每天22：30的央视一套，坐等这部“吃货指南”。这部大半夜播出的美食片，以精巧细腻的高清画面，将大江南北的中华美食浓香扑鼻、闪闪发亮地摆到你面前，让正饿着的夜猫子们垂涎欲滴，有人在网上直呼“片子要把人看得欲火中烧、吃不着想骂娘、通宵失眠”。(5月21日《江西日报》)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我很认同众“吃货”对这部美食片毫无保留的赞美。当一部美食片能够“馋”到让人欲舔屏幕的地步，溢美在情理之中。不过，众多的赞美声中，有一种赞美让人无法接受——将这部“舌尖上的中国”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高度。如有评论称：《舌尖》是最佳爱国主义教育片，没有之一，更戳人心窝子的是把食物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传承结合在一起……摄制师的镜头赤裸裸地洋溢着中国式的勤劳、温馨、祥和和感动。

可当我们的舌尖被“空洞的说教欲望”征用后，当我们带着“爱国主义”的意义负担和价值符号来看这部美食片时，我们的味觉还有这样的快感吗？吃就是吃，无须跟爱国挂上钩，无须给我们的口舌快感，强加上一个妩媚却沉重的价值符号。无限拔高，这不是吃货的逻辑。“美食”本就是一种艺术、一种价值，它本身就值得你我关注、礼赞，而根本不需扯上其他元素。

《舌尖上的中国》确实拍得唯美和生活化，它真正聚焦在食物烹制上的时间不多，更多的画面是在展现劳动者如何捕猎、采掘、加工、制作这些自然馈赠的食材，其中夹杂着劳动者的汗与泪。这样的美食叙事，会让人们更加热爱生活：尤其在城市化的当下，食物加工过程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只能在终端消费美食，却很少关注到其制作过程，还有着一种妖魔化的想象——我们对美食生产过程的想象，太依赖于媒体对食品丑闻的碎片式曝光。正因此，那些劳动者制作美食的过程格外地打动我们。

爱美食，爱充满着美食的生活，爱美食的生产者——可是，由这些单纯之爱，哪还需要生硬拔高到“抽象的主义”层面？我实在找不出其中的逻辑。有些人推崇的“精神、主义”等，往往就是强加的说辞，它不仅在道德上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妄言说”，它更是不讲逻辑的。须知，真的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不经推理将事物与之作一简单挂钩，更不是将一顶高尚的帽子随意派发。

 

世界第一碗面。

　　如果不是4000年前某个晚上突发地震，也许世人也没有机会见到这碗面条，也无法证明最先发明面条的是咱中国人！这碗面条在近日“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上展出。

　　这碗面条属于细面，长约50厘米，直径约0.3厘米，看起来细细黄黄的，很像中国西北部小麦粉做成的拉面。由于陶碗倒扣而且被洪水物质覆盖，这碗4000年前的面条才得以保存下来。

　　当陶碗出土时，面条因为氧化而迅速化为齑粉。经科学分析，这碗面条是由小米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小米是没什么黏性的，怎么可能做成面条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什么样的手工艺能做出如此细长的面条，目前他们尚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考究。

加藤嘉一

1984年出生于日本的加藤嘉一，拥有许多头衔和称谓。譬如“在中国发展的知名度最高的日本80后”、“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的专栏作家”、“日本韩寒”等等。昨日携新书来到南京先锋书店开讲的他，给记者的名片上，对自己的定义是三个字——“研究员”。昨天听讲座的人相当多，多半是在校大学生，对28岁的加藤一脸崇拜。而加藤确实有过人之处，他开腔后给人的印象便是——中文真好，好到可以开各式各样的玩笑。

跑步比看“苍井空”重要

加藤嘉一个子很高，又瘦，站在那里尽情演讲的时候，仿佛一根高杆。他说，从小就因为太高，总是遭到其他孩子的排挤。“日本强调集体主义，排斥个性。”而曾被他认为未必会包容他的北大，成就了今天的他。加藤在上学期间都做了什么呢？他说：“第一，我读书，上学期间应该读经典，比如《资本论》、《理想国》；二，去打工，日本学生都打工；三，去跑步。跑步好啊！比关在屋子里看什么苍井空重要多了！”此言一出，全场哄笑。加藤则在“跑步”这个问题上大加发挥：“跑步对身体好。不会降低视力。视力不好，你看不清东西啊。”此刻，又有人喷了。加藤继续说：“反正我不玩电子游戏。我总是选择在夕阳西下时刻，在北大未名湖畔跑步。周围一堆恋人，我一个人跑步啊。有点孤独，但我需要这份孤独去清醒。”

我口才不比韩寒差

有不少人把加藤嘉一与韩寒相提并论。因为他早在大二时，便开始在凤凰卫视讲中日关系、中国青年的公共意识等等。因此，媒体也常在对他的访谈中涉及韩寒。而在新书《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中，加藤自己对这个问题作了多处阐释。甚至，开篇第一篇题目便叫做——“我很欣赏韩寒的风格和个性”。他自认，两人有一个相同点是——“我们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合格公民。”但他不承认是什么“日本韩寒”。加藤笑说，“我没有他那么有幽默感，但我不认为口才比他差，而且我用的是外语，他用的是自己的语言。”

的确，除了在语调上略微有那么点生硬，语法上，加藤的汉语相当棒。他调侃自己太拼命，说自己是“以至于没有过青春，没有青，也没有春。”而在记者眼里，他的现场演讲感其实比韩寒更强烈。从制度与观念哪个先行，一直聊到中国的女人看似比男人厉害，其实“特好哄”。记者 仲敏

于丹

昨天，于丹新作《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在北京图书大厦首发，这是她的首部古诗词鉴赏作品。现场，于丹与2000多名读者一起深情重温中国古诗词之美。签售结束，于丹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知道月球真相忽略了嫦娥

“今天很多人都在抱怨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们还能去赊一点月色。我有时候觉得科学某种程度上它带给我们文明的同时也助长了我们狂妄，甚至有的时候它也破坏了我们对于童话的那种信任。”于丹说，她十分欣赏诗人李白的天真，“我就特别喜欢他的奇思异想，买酒的钱都没有了，他还自得其乐，‘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我在洞庭湖边跟月亮商量先赊我点月光，我拿这点月光上白云边买酒喝。他是在天地之间享受快乐无极的心情。”

为何现代人不再问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于丹解释，那是人们都知道月球的真相了，“于是我们就忽略了嫦娥，忽略了它的碧海晴天夜夜新。”在她看来，理想的生活，就是一方面笃信科学，秉持着理性让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不放弃对诗意的信任，“我们让这些童话，让这些意象还活在我们心里，让中国最美的诗意跟今天的时代达到一个平衡。”在新书中，于丹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希望帮助当代人找回生命的诗意。

主流文化也应是大众文化

谈到今天的文学创作，为何没有了古代人那样的从容和真切？于丹认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被伪命题绑架，人为的设置了很多对立的前提，我们因此而烦恼不已。她强调，作家们要了解今天的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放下一些概念，然后去做一些实事。

于丹还推荐大家去读读《主流》这本书，因为它的副标题很好“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这是我们大家今天都关心的一个话题。《主流》这本书提出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主流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文化，这句话让我们突然间打开了一扇窗，过去我们经常把几种文化人为的区隔开来。比如说大众文化，比如说精英文化，比如说主流文化。不是说一提主流就人为的反弹，就排斥，也不是说主流一定是跟大众是对立的。”于丹认为，我们大家作为动词文化活着，这在当下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去做化的事情，能够化入民生也许这就是一种主流。”

最后，于丹引用孟浩然登蚬山诗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表达了她与读者相通的心情。　扬子晚报记者蔡震

中新网南京5月20日电 (记者 吴瞳)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缺乏自立性，总是希望别人来替自己做选择。”20日，身穿银灰色外套，系斑马斜纹领带的日本籍作家加藤嘉一在南京先锋书店为其新书《加藤嘉一：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举行签售时作上述表示表示。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现场观众的深思。

“中国的父母喜欢替自己的孩子做选择，喜欢帮他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这样其实干涉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空间，容易让孩子养成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加藤嘉一建议，应当给孩子营造一个独立的思想空间，管的越少越好。

“在日本的大学生，都会打工做兼职，这就是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的一种方式。而多年来我的观察发现，中国有不少大学生整天整天泡在宿舍里，打游戏、看电影，吃饭连楼也不下只叫外卖，大家似乎在比谁更宅。”听完加藤嘉一的叙述，现场观众发出一阵欢笑声。“我给你们三个建议：去打工、读经典书籍、进行跑步等体育锻炼。”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加藤嘉一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并于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此间加藤一直活跃于各大中日媒体、各种谈判场合，并撰写了《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日本的逻辑》《爱国贼》等一系列深受青年读者好评的图书。

在北大期间，加藤嘉一坚持到校外的肯德基打工。“虽然一小时只有8块钱，但我学会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现场不少观众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家里并没有太多家具与电器，电视有但是不经常看，各种书籍摆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为了不让自己分心，能够专注于中日关系研究，加藤嘉一刻意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国富论》、《资本论》这些经典书籍要在大学期间多读，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份孤独的力量，能让你在面对新事物、新思维的时候有一种饥饿的感觉。”

“跑步不需要同伴，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的加藤对体育锻炼情有独钟。“在北大的时候，每当夕阳西下时，我都独自一人会跑到未名湖边，在时代瞬息万变的今天，未名湖那一汪不变的湖水成为我静心思考的最佳去处。”

“你们只有增加自己自立根生的能力，将来才能在社会中有所担当，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加藤嘉一语毕，全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中国的“镀金时代”？NO，“中国藏家时代”

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