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喜剧小说”，就是喜剧的小说形式，或者说是小说形式的喜剧。喜剧的概念能成立，喜剧电影、喜剧小品、喜剧诗、甚至喜剧建筑的概念都能成立，喜剧小说恐怕也可以成立吧。

在我看来，中国的“喜剧小说”应包括《儒林外史》《围城》《阿Q正传》《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在国外，“喜剧小说”则应包括《堂吉诃德》《好兵帅克》《死魂灵》《傲慢与偏见》《变色龙》等等。

这一概念虽然实指无二，但叫法上却比较混乱，有的叫“喜剧小说”，有的叫“讽刺小说”，有的叫“幽默小说”。

然而，使用“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的人，并不一定就反对使用“喜剧小说”。比如鲁迅，公开见到先生使用的是“讽刺小说”，但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如果把这话运用于小说，那么鲁迅的意思就是：讽刺小说不过是喜剧小说的变简的一支流。

鲁迅的这句“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给“喜剧”和“讽刺”的关系定了位，运用到小说领域，或许可以说，“喜剧小说”是总概念，“讽刺小说”是分概念；它还有一个分概念，就是“幽默小说”。那么，“喜剧小说”只有“讽刺小说”和“幽默小说”两个分支吗？它应该有多少分支呢？我们先借鉴一下“喜剧”的理论。喜剧的分支，国外的分法比较混乱，国内也有不同分法，最值得借鉴的是“二陈”：搞喜剧美学研究的陈孝英与搞戏剧理论研究的陈瘦竹。按陈孝英的理论，喜剧美学的范畴包含的分范畴有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揶揄、怪诞、荒诞等，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种现象罗列显得有些复杂和零乱，所以我更倾向于陈瘦竹与沈蔚德比较简捷、明晰、有理的三分法，即“讽刺喜剧”、“幽默喜剧”、“赞美喜剧”。

按黑格尔的说法，“喜剧”就是“理性的幽默”。这里的“幽默”是大概念，包括“喜剧”的全部内涵。然而，“幽默”自身是中性的，既非否定也非肯定，它向两边发展，从“中性幽默”向一端发展到“否定性幽默”；向另一端发展到“肯定性幽默”，便成了“赞美性幽默”。这样一来，它就完整了，因为它已经包括了事物的“否定”、“肯定”和“非否定非肯定”三个方面。

“否定性幽默”就是“讽刺”，“肯定性幽默”就是“赞美”，所以我说陈瘦竹的“讽刺喜剧”、“幽默喜剧”、“赞美喜剧”就是喜剧领域的“陆、海、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借鉴到小说领域，完整的“喜剧小说”体系就应该包括“讽刺性喜剧小说”、“幽默性喜剧小说”、“赞美性喜剧小说”三个方面。这就是我说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简捷、明晰、有理”的原因。

其实，陈孝英罗列的七大项也完全可以包含在这三分法之中，陈孝英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喜剧美学论纲》中就把“讽刺”、“揶揄”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讽刺”(否定)；把“幽默”、“荒诞”、“怪诞”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幽默”(非否定非肯定)；把“滑稽”、“机智”列为一组，这相当于陈瘦竹与沈蔚德的“赞美”(肯定)。但让“滑稽”跻身其中，我觉得稍稍有点勉强。

如此看来，陈孝英罗列的七大项，更像是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的细分，所以，要说分支，还是以陈瘦竹、沈蔚德的比较妥当，若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细分，则可以以陈孝英的罗列为参考。但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陈瘦竹、沈蔚德的三分法有简捷、明晰、有理的好处，但作为一项命名，“赞美性喜剧”却有个让人遗憾的缺点。

单独来看，“赞美性喜剧”的命名是合理的，移植到小说中来，称此类小说为“赞美性喜剧小说”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但如果把它和“讽刺性喜剧小说”和“幽默性喜剧小说”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后二者简化为“讽刺小说”和“幽默小说”，不会引起误会，因为“讽刺”和“幽默”都有一词二意的特点：“讽刺”的内涵是“否定性”的，却又有“喜剧”的特质；“幽默”的内涵是“非否定非肯定”，也有“喜剧”的特质；但“赞美性喜剧小说”一旦简化为“赞美小说”，肯定性的内涵仍在，但“喜剧”的特质却没有了，是“喜剧”性赞美呢，还是悲剧性或正剧性赞美呢，仅从字面上就不大容易看得出来了。这就让人感觉到，“赞美性喜剧小说”与“讽刺性喜剧小说”和“幽默性喜剧小说”同班站立有点勉强，可不可以找到同样具有一词二意特点的词语呢？

思来想去，“戏赞”二字跳进了脑海中。“戏”是喜剧的精神，这是朱光潜一直强调的，“赞”是“肯定”，“戏赞小说”叫人一看就知道是“肯定性喜剧小说”，完全可以与“讽刺小说”、“幽默小说”并立了。那么，完整的“喜剧小说体系”就应该包括“讽刺性喜剧小说”、“幽默性喜剧小说”、“戏赞性喜剧小说”三个方面，简称“讽刺小说”、“幽默小说”、“戏赞小说”。

早在1986年，阎纲就亮出了“幽默小说”的牌子，却还不敢亮“讽刺小说”的牌子，因为担心“讽刺有非政之嫌”，然而，我们今天却没有这么多顾忌了，说明时代确实在进步。麦里狄斯说：“喜剧观念和喜剧的繁荣是一国文明的标志。”“喜剧小说”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说明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在加速，这就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幸事了。(南台)

如果連約會的時間都不願預想給個承諾，這樣的情人是很自私的。 

因为他非常忙碌，约会时间很不固定，有时连一星期都不见得能够和她见上一面。每次相聚，要离开之前，她都会怯怯地问：“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而他总会给出一个连自己都不确定的暗暗：“再看看吧！我会给你电话。”

接着，她就必须回去被动地等待他来约她。朋友听了他们的交往模式，觉得不可思议，好心劝她：“不要把他当皇帝，能拿到还真的要等他召见？”

“下次， 什么时候再见面？”是情人之间，很悲惨的一句对白，让人完全看不清楚未来。

大时代的悲剧，有时候来自占地烽火的儿女情，有时候来自于父母碍于门当户对地意见，情感深厚的两个恋人，好不容易见面了，离别的时候，总要“相见时难别亦难”地问上一句：“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而即使两个人都给对方很确定的答案，却很可能事与愿违，徒留“来生再见”的感叹。

只有当外在的环境很不确定，但相爱的两个人意志很坚决时，“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才会呈现悲伤的美感，成为互相许诺之后，依依难舍的语言。否则，在太平盛世中，问对方：“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真的是很讽刺的一句话，表示他在在乎自己一时的方便和自由，根本不想给出具体的承诺。如果连约会的时间都不愿预先规划，这样的情人是很自私的。

很有意思的是，当感情路上外在波折很多的时候，相爱的两个人，比较容易同心协力、信心坚定地想要客服万难，相遇再见。

反而是恋爱谈得顺顺当当的情侣，比较不肯给对方承诺，宁可给对方很多不确定性的答案，也绝不轻易为承诺负责。

“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问这问题的人，很可怜。始终不回答的人，很可恶。

偏偏，这个可怜的人，离不开这个可恶的人，所以才一问再问……

幸福宣言

彼此愿意用尽一切心力，

去换一次前世今生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