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汉学家。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我对他的访谈是从武汉正在打造全国首座“读书之城”开始的，谈读书谈武汉谈人生。他的中国话讲得不错，因此也聊得轻松。访谈结束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抓紧路上的时间备课，第二天回北京在大学还有一个讲座。

这时的他又还原成来时路上那个安静的独自沉思的顾彬。

李白的诗意浪漫和德国神学的虔诚严谨，就这样在他身上严丝合缝。

读书之城？很好的创意！拥有了众多喜欢阅读修炼内心的市民，它会对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精神有很好的提升。

记者：你能谈谈你的读书故事吗？

顾彬：我是从十八岁开始读书的。之前学校指定的教科书，和别人提供我读的书，都不算。当自己独立地选择了一本书的时候，才是真正开始读书。

德国人是喜欢读书的，二战结束后城市重建中很注重图书馆的建设，每个村镇都有图书馆。读书不但让你成为一个人，还会让你成为一个有思考的人，不盲从。

记者：阅读生涯中哪本书让你至今难忘？

顾彬：二战时期我们家很穷没有钱买书，十八岁那年，我和弟弟骑着单车带上帐蓬从德国北部出发，骑行二千公里历经两个星期，最终到达母亲的家乡维也纳。亲戚给了我一毛钱，十八岁之前我还没有过一毛钱。它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我用它买了一本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的诗集。很多年过去了，我保存着它。昨天在饭桌上我朗诵的就是这本诗集中的一首诗。

记者：书籍常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人影响，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三十岁时受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这首诗的吸引，改变了人生走向。它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顾彬：它不仅仅在叙说两个人的友情。重点在“惟见长江天际流”，体现了对万物时空一种超然的态度和见识，和孔子叹“逝者如斯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当你来到武汉，真正身处李白曾经登临的黄鹤楼时，是一种怎样的心绪？

顾彬：惆怅。李白曾经在这里感叹朋友远去了，孤帆消失了，惟有长江水奔流不息。我如今站在这里，李白没有了，黄鹤楼也不是当年的那座楼，孤帆变轮船，岸边都是高楼，太现代化了，眼前只有江水依旧，很失落。我也在黄鹤楼上写了一首诗。

记者：人本质上都有孤独感，会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世上便有了“知音”一说。你知道武汉有座闻名的古琴台，就与此有关。你怎么理解这个非常动人甚至带点决绝意味的知音故事？

顾彬：我很早就知道古琴台，还写过一本研究“知己”的书。武汉的朋友也带我去过古琴台，我有感而发写了好几首诗。说到知己，举个例子，我是诗人北岛的诗集在德国的翻译者，有一次，我告诉北岛，在德国举行的他的诗歌朗诵会要来四十个读者，北岛说“太多了，只来两三个人才对”。

记者：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顾彬：我很欣赏，一般人难以理解。可我也是矛盾的。真正的作家，读者不会很多，多了便不正常。但我又是他作品的翻译，如果他的诗集没有人读，卖不出去，出版商会亏本，还会说是我翻译得不好的原因。在德国，诗集能卖到300本就算成功，而他的诗集能卖到1000本。

记者：呵呵，北岛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作者写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都是难以调和的。

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不足一成的人还自认为读书很多。更多的人不仅读书不多，而且恐怕也已经不拿读书多当作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来看待了。

读书很多的人，叫做饱学之士，在汉语中曾经有不少美好的形容，比如博学之儒、学富五车、腹笥丰赡等等，这样的词汇，如今日见稀少。稀少的原因不但是饱学之士已经成为稀有物种，而且词汇本身是否还受社会钟爱也值得怀疑。当VIP、身价、富豪、什么什么级、点击率成为社会的评价标准和追捧目标时，谁还会在乎“饱读”呢？

“饱读”需要社会的支撑。过去的那些个年代，文盲虽然占很大的比例，但崇尚读书是社会风气，一个人或许目不识丁，却能对读书心存一份温情与敬意。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不仅仅是他的诗通俗易懂，更在于那是个崇尚诗歌的时代。今天是个文盲与饱学之士同样稀少的时代，人人都能阅读，却不以“饱读”为荣，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只要你比较一下，在机场候机楼里的大众座椅中埋首阅读受人尊敬，还是昂首挺胸走进贵宾休息室靠在沙发上喝杯免费饮料更受注目？是挤在地铁车厢里捧一本书有意义，还是开辆宝马更具吸引力？便可看出个大概。

“饱读”是做学问的基石。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你能知道这是遍阅隋唐史料、反复考证的结果；读黄仁宇的明史研究著述，你可以发现这是仔细翻阅《明实录》后的一份厚重心得；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立誓通读三遍《二十四史》，虽然只及一半，却已是成就斐然；通读“前四史”是从前文人的基本，没有这样的根基就别做什么学问。可是现实中，我们的教学和著述都不需要“饱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每年出书的数字才是标准，而这些的背后与“饱读”又多半无关，涉嫌抄袭还是一大景观，连许多大学教授都未必读过“前四史”。

阅读还要经得起诱惑，是苦读经典名著有意思，还是每天晚上对着电视机傻看电视连续剧更带劲？是一字一句地细读清史著作有价值，还是欣赏明星表演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更有乐趣？而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盯着荧屏绝对培养不出饱学之士的。

“饱读”讲究潜心，然而，年年月月需要面对的职称、级别、住房、收入都不允许你潜心，不随波逐流就意味着清苦，在这样的环境中，“饱读”还有多少吸引力？饱学之士多半成不了富豪，“饱读”追求的是境界，这只是对个人而言，但对社会来讲，应该提倡阅读，鼓励阅读。为了让大家多读，就需要创造阅读的条件，至少不能让教师、研究者因“饱读”而贫而苦，保持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基础。他们只有“饱读”才有后劲，只有“饱读”才能培育人才、创造更高深的成就。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是第一位的，但如今的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的内容最多的是信息和娱乐。十多年前乘飞机，聊天和打牌的比较多，如今进了一大步，读报纸和时尚杂志的比较普遍，但在很多国家，飞机上、地铁里、休息室中，读书的更多一些。读信息、看娱乐与读书的结果根本不同，对人的精神培育完全不一样，如何提升国民的阅读层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历朝历代的饱学之士，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宝贵财富，“饱读”也曾经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今天，阅读的内容尽管可以改变，阅读的方式也不妨更新，但“饱读”仍然不能被遗弃。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里，阅读的多寡依然是多数人对生活质量的评判标准和人生境界的衡量尺度。有一年，我在厦门鼓浪屿游览，游客们都在海边嬉戏和餐馆享受美味，但就在一栋小房子前面的花园里，却坐着两位异国的男孩，十七八岁的模样，一人捧着一本书，沐浴着海风，静静阅读，那情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山西应县下马峪村的曹乃谦，现供职于大同市公安局。37岁(1986年)时开始写小说，作品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加拿大、德国、曰本、瑞典等国。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成瑞典文，于2005年出版，其中文版2007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书报：有国内媒体说，您是出口转内销，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这样的吗？

曹乃谦：我知道“出口转内销”这句话，好像是哪家的报纸的大标题是这么写的。我明白记者的意思，是指我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先是在瑞典出版，后返回内地出版。

我的小说早在1993、1994、1995年就先后被瑞典、日本、美国等国家发现并翻译过去了，于是，记者们就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说法。

读书报：马悦然是您的作品的瑞典文的翻译，他还在海外很多场合盛赞你的作品，他是怎么发现您的？

曹乃谦：1993年的春天，我收到山西作家协会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邮件，打开看，是四本32K书样的杂志。封面有五个外国人，都笑笑的，其中一个好像是斯大林。封底是目录，看看，里面有我名字的拼音“CaoNaiqian”。再翻看里面的内文，我的名字下面有七页文字。这一定是哪位翻译了我的作品，可谁也认不得书上的外文。但肯定不是英语也不是俄语。又过了几天，作协的那位朋友又给我寄来一个他们作协的那种大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小信封。是陈宁祖女士写给我的，看过信后才知道，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翻译了我的小说，并给我寄来了稿酬。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地址，把样刊和稿费寄到了山西省作协。

后来悦然跟李锐打听，才知道我是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那以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好几回我的小说，把样刊样报和稿酬寄给了我。我每回回信都是“收到”、“谢谢”之类的简短语。我怕说的多了，人家还得给你回信。悦然是世界人的悦然，我没有权利浪费人家的时间。因此我即使是收到了样报样刊，我一直没问过他都是从哪个报刊上看到的我的小说。2004年8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把我全部的30篇《温家窑风景》都要走，于2006年正式出版了由他翻译的瑞典文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读书报：您在海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诺奖评委马悦然的评价，怎么看马对您的评价？

曹乃谦：我很感激他。中国的作家那么多，光我们大同市作协会员就有近千人。在这么多的作家里他喜欢我的小说，说我的小说好，这太让我高兴了。我这个人相信命运，在我人生的命运之中，我遇到三个大贵人。第一个是我的养母，她使我从下马峪走向了大同。第二个是汪老，他使我从大同走向了北京。第三个是悦然，他使我从北京走向了斯德哥尔摩。

读书报：我也听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国内的这些质疑？还有另外一种质疑，就是觉得您的作品是因为暴露了中国的贫穷和丑陋，所以外国人很喜欢。受到这样指责的人也不只您一个，张艺谋，余华也曾被批评界这么批评过。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曹乃谦：我只是埋头写我的小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没听到过什么具体的质疑声。但我相信，质疑肯定是会有的。我认为，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作家现在还没有出世，要让所有的人都说好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

这是一种“用自己之心，去度他人之腹”的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把自己的理解和看法，说成是“外国人很喜欢”。至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怎么会有了如此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鲁迅先生有段话好像就是针对这种人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读书报：这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本土的东西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您觉得作为作家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除了马翻译您的作品外，还有哪些国家地区翻译出版过您的作品？国内媒体报道说您受到海外媒体的追捧，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对您很关注？

曹乃谦：就我本人来说，我从没思考过“中国本土的东西如何走出去”这样的问题。我想也没想起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这是那些有理想有报负的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我胸无大志，想的只是如何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

除了马悦然把我的小说翻译成瑞典文外，我的小说还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就我本人知道的，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南亚的一些媒体关注过我的写作情况。

读书报：您曾经被邀请到香港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他们邀请内地作家是根据作家的知名度吗？

曹乃谦：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邀请9位作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9位作家中有7位是外国作家，另两位是来自内地和台湾。他们邀请作家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打问过，我是个从来不好问这问那的人，人家请我去吃饭，吃就行了，我可不问你为啥请我。我是在2005年被邀请去的。2004年邀请的是蒋韵，2006年是迟子建。今年是谁我不知道。

读书报：很多人都在说您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您自己觉得呢？您作品在国内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和变故，您的《温家窑风景》写于上世纪90年代，而出版于21世纪，您有何感想？

曹乃谦：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是我想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想过也不去想这个问题。有记者套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回答说，难道不想当主席的公民就不是好公民吗？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想的应该是如何把小说写好。这就行了。想别的就出格儿了。

也不能说是曲折和变故，只不过是写书写了十年，而出书又等了十年。也就是说，是出书出得慢了些。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我多次回答过了。我打的比方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是我的女儿，十年前就该出嫁了，可没嫁出去。这不怨别人，这怨我。因为我自信优秀的女儿不愁嫁，所以就没有上赶着去找婆家，非得等人家主动上门来求亲才算。于是一等等了十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这书。我相信命，我认为这是个缘分问题。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资料显示，世界读书日的设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生活节奏加快、人类读书时间呈整体性下滑等现状，为鼓励人们多读书，自1995年起把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的。

尽管，自世界读书日设立以来，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逾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在这一天或前后一周、一个月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但在中国，不知道世界读书日的人还不是少数，有媒体曾调查发现，超过七成人不知道世界读书日。

实际上，旨在鼓励世人尤其是年轻人去发现阅读乐趣的世界读书日不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折射的正是中国全民阅读率不高的现状。

有报道显示，就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的4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1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较上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连续第四年增长。尽管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历史资料也表明，从1999年到2005年，国民阅读率从60.4％下降到了48.7％。也就是说，2011年的国民阅读率远低于12年前的上世纪末。社会向前高速发展了12年，国民阅读率却仍呈“倒退”态势，这让人忧心。

国民阅读率呈“倒退”态势，实则印证了“国人不读书成通病”的遗憾和无奈。

虽然“国人不读书成通病”有多方面原因，不可一概而论，但一个民族中若有很大的人口基数都不愿阅读，那肯定不是好事。因为不管到什么时候，人类都不应该放弃对知识、文明的渴求，不能让自己头脑丧失思考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修养、能力，更关系到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笔者看来，当前国人的读书生活中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不读书”。在“不读书”中，最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浅阅读和快餐化：内容上，以无厘头式的消解、解构为上，或只以感官的刺激为是，充满了游戏精神及荒诞不经的色彩；方式上则是以动漫、图像等为主，文字为辅——即所谓“碎片式的语言，拼盘式的内容，以‘知道’代替‘知识’”，这种快餐化的浅阅读必然会过滤掉文化营养。

二是“无书读”。虽然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数量和销售额逐年上升，但由于目前图书出版门槛太低，造成图书市场供大于求，且其中低端产品太多，平庸之书泛滥成灾。如现在的青春文学读物里究竟有多少是值得孩子们阅读的书？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少年写手，主要就是出版商在利益驱使下推波助澜，造成了“青春文学”一片“繁荣”的假象。

三是“读不起书”。当前书价几乎跟药价一样虚高了，动辄几十上百，让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望而却步。再看看图书馆，只有城里有，且小城市的图书馆又有哪个不是惨淡经营，即使大城市图书馆里也多是旧书、老书，因为买不起新书。这种事情发生在一向有唯有读书高传统的中国，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国家在强调科教兴国的同时，亟需有培植国民读书的物质及政策投入。

读不读书，固然是个人选择，但又不仅是个人的选择，因为关系到整个国民素质的大问题。因此，当前应该强化的是国民的阅读意识，而这也需要政府扶持。只有这样，在国民经济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才能同时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整体素质。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重要，因为它将为前者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马未都 收藏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畅销书作家。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

那些无书可读的日子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1966年的时候我11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1978年的时候，我23岁，改革开放开始，这人生中最该读书的黄金12年，我不上课，随着父母去干校劳动，回家待业，然后又去农村插队，最后回城当工人，完成了这样奇妙的人生旅程，这期间没有系统读过书。

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应该是系统地读书的，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去读书的，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本书，书是淡黄色的封面，写着三个大字，叫《天演论》，我拿起这本书懵懵懂懂地去读，也没读大明白，但是知道了作者叫赫胥黎，那一年我只有13岁。

从东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邻家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借给我一本书，你们知道那个年月是没有书可读的，她偷偷借给我的这本书叫《红楼梦》。 我那时才知道人生还有一种感情叫爱情，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一年我16岁。

后来我下乡，百无聊赖，心中苦闷，偶然在一个农民家里看到一本书，它是用来糊墙的，这书没有封面封底，甚至没有书脊，因此没有书名，我拿到这本书呢前后都缺很多页，拿回去之后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几个馒头，一壶热水，看了一天一夜，看完了很久，我才知道这本书就叫《简·爱》。那一年我只有19岁，今天读书的人不会体会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月没有书可读的苦衷的。

读书是人生中的必由之路

后来我就回城了，回城后相对比较宽松，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几岁，他带我去了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家，当时我大概20岁的样子，我跟他的孙子叶桑武混得很熟，他们家有一些书，我在他们那儿厚着脸皮借出来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本书扉页上，翻译家傅雷先生亲笔用毛笔写着圣陶先生校正，傅雷。那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读的最奢华的一本书，硬封面，精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序幕，巴尔扎克一生中写了将近百部小说，他描绘的是法国社会的宏大的生活画面，《高老头》这本书是序幕的开始。

这本书我后来借给了一个朋友，我看到书时非常兴奋，跟他炫耀，他就厚着脸皮从我这儿借走了。借走后，他夹在自行车后架上弄丢了，这个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从这以后，我就理解了古人为何永远在书架上写一行字，书与太太恕不借人，不能随便借，容易丢掉。

后来我到了航天工业部的工厂做工人，那个工厂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但是那个图书馆里是没有人的，我生活中能挤出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的。

再后来，我就调到了出版社，因为写小说，那时候全社会刚刚改革开放，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没有途径，只有靠手中的这一支笔，所以我写了小说，小说很快发表了，我就因此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它前身是太平书店，跟中国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并称为民国时期三大出版社，解放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到这个出版社去做编辑，那时书越来越多了，但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你有机会获得这个机会，你就知道，读书是你一生中最应该早做的事情。

读书是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是一个捷径，古人把自己的智慧通过书本流传下来，延续文明，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延续这种智慧，我们都试图在生活中，一个人独立于社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有高质量的生存，那么只有通过读书这个最经济的捷径，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生存的本领，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书本获得知识，另一个是靠经验去积累，经验一定是你自己积累的，别人告诉你的只是知识。

最美不过读书声

人生有两种乐趣，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物质的乐趣很容易填满，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一定是有边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边界在哪儿。

多好的饭，你吃完了后不想马上吃下一顿，物质空间非常容易填满，但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永远填不满，在学习当中就知道知识永远不够。中国文化浩如烟海，一个人在某领域中有所建树就非常不易，不要说在各个领域，读书一定是先苦后甜，当你能够感受到读书的甜度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进步。

古人过去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每个人听到这句话时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我小时候看书，坐半宿，躺着看半宿，一直到天亮，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敢拿书，只要拿起一本书，只要没读过，一定读到天亮，一读书就非常兴奋，不容易入睡，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想睡觉，读已经读过的书，就容易入睡。今天回忆起这些都成为遥远美好的记忆，今天拿起书来我估计读不到三十分钟就困了，就要睡了，但年轻时不是这个状态。

今天想想，凡是能够熟知，随手就说出来的事情，往往是年轻时读的书。

宋代一个大臣叫倪斯，关于读书有一段高论。他说自然的声音，人为的声音，都是很美妙的声音，但这其中，读书声为最。他最后总结，人间之事凡事都是利害相伴，有利就有害，只有读书，有全利而无一害。

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

古人对读书做过一种规划，就是人生读书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十年。第一个阶段就是你6岁到16岁，这个时候要诵读，你懂不懂都要背下来。第二个十年，16岁到26岁，这个时候读书要加进自己的研究，边读边要想。第三个十年，26岁到36岁，是涉猎，要广泛地去读书。

今天，不管你学什么，一定要读一些其他类型的书，如果你是学文科的，不妨读一些理论的书，多枯燥都要读，要弄懂它。如果是学理科的，也该去读一些文学书，建立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一个人今天要走向社会，有时候跟人家不沟通，或者觉得别人不跟你沟通，是为什么呢？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逻辑上，没法去沟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锻炼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这十年涉猎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走过人生读书的这三个规划后，再读书一切变得游刃有余，就会理解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人生只要有书相伴，你又愿意读它，就会知道你的人生道路，虽崎岖也平坦，即便你一生清贫，依然有乐趣相伴。

1989年秋天，翻译家蓝英年应邀到苏联讲学。其时，苏联正经历大解体的时代。他接触到许多与传统文学史截然不同的东西，便开始反思苏联文学。“当时，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看，了解很多情况，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我还有一个叫谢尔盖的好友，每一两个月就寄来大批俄语书报，让我及时掌握最新的一手资料。”

那时，蓝英年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此后不久，我看到很多报纸先后发起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完成教学任务后，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我就直奔图书馆。先在馆里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复印下来。”就这样，高尔基因何出国回国，法捷耶夫为何举枪自杀，马雅可夫斯基缘何自动离开人世……这一个个长期令他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有了愈来愈清晰的答案。

讲学结束，蓝英年带着一箱材料回国，并没想整理发表。“有一天，我和董乐山、舒展两位先生闲谈，偶然谈到了对苏联文学的新看法。两位先生强烈要我写出来，并向《读书》、《随笔》杂志推荐。”因了这一缘由，他在《读书》杂志开设“寻墓者说”专栏，以寻访苏联作家之墓的象征意蕴，撰写了一系列揭示苏联作家惊心动魄的身世和遭遇的文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并造成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此后，很多报刊杂志向他约稿，最多的时候，他曾同时执笔四个专栏。蓝英年谦称，他只是写了一些“读书笔记”和“读书杂感”，是广大读者的厚爱让他一不小心出了名。

事实上，此前蓝英年已因为翻译俄罗斯文学在业界内外享有声誉。这一系列随笔文章，一度淡化了他作为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但蓝英年深知，他能推开苏联文学沉重而又真实的大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毋须讳言，这方面，我是有先天优势的。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俄语专业，我搞过俄语文学翻译，能直接阅读俄语书刊报刊，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去俄罗斯踏访也不用担心迷路。”

尽管在高中时期，蓝英年就迷恋上了俄罗斯文学。但直到读了屠格涅夫等著的《回忆果戈理》，尤其是其中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甚至暗想有一天翻译果戈理的作品，才是他对翻译真正感到兴趣的开始。“某种意义上，这也影响了我1951年报考人民大学俄文系。但我没有翻译果戈理的作品，除没有机会外，也自觉没有翻译这个功力。1977年，在福州举行的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上，遇到老翻译家戈宝权，和他谈到这本书。他正好有原文版，回到北京就带来给我。在他的认可和鼓励下，我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然而，他最初接触翻译却是在“文革”后期。受一家出版社领导指派，他和另一个译者王燎合译了苏联作家尤里·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作为内部政治资料在1978年发表。“这部小说直到1983年才公开发行，当时据说是姚文元指定翻译的。小说写到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1976年在苏联发表后曾轰动一时。”

翻译《日瓦戈医生》的经历，同样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1958年秋，蓝英年在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山坡上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西蒙诺夫等人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反动小说”的长文。他惊讶于自己学过苏联文学史，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好奇心驱使他写信请侨居法国的叔叔寄来这本书。“那年冬天，我回北京休假，看到叔叔寄来的一捆书，打开一看，竟有一本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文革”期间我把这本书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摆在一起，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居然骗过红卫兵，保存了下来。”

1983年春的一天，他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去喝茶聊天，没想就聊到了这本书。“编辑冯南江说，《日瓦戈医生》根本没有原文本，西方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我说我见过，他不信。我说不仅见过，还有原著。在场的编辑都惊奇地望着我。第二天，我把原文本带去了出版社，他们看到后惊呆了。翻译家蒋路先生当场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有思想准备，并知道这本书难译，提出找个合作者，蒋路同意了。很不巧，碰到当时批判精神污染，翻译工作停顿了下来。直到一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家里找我，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这天交稿，我们才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四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

此后，蓝英年更多转向了随笔创作。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他没有再翻译过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翻译丧失了热情。近些年，他自己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塞纳河畔》、《邪恶势力》等书。而最重要的收获，则数引起较大反响的《捍卫记忆》。“我是在1989年苏联执教期间，才第一次听到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名字。后来读到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他定能懂得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其实，蓝英年早已期待将她的作品译入中国。“恰巧碰到有出版社想要出版利季娅作品，我就把它译了出来。”

而蓝英年之所以坚持翻译利季娅，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个女作家身上有着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她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理以来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对真相与真理，有一种偏执的热情。作为反思体制的先行者，她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

这也是蓝英年自己坚守的品格。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中国三少年”之一蓝公武的儿子，却一向回避谈父亲。“我之所以避免谈他，是因为我厌恶‘官本位’，不愿人知道我是‘官’的儿子。其次，先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别人会想当然以为我家学渊源深厚。”言及至此，他特别强调自己小时候与父亲很少生活在一起，更别说受什么影响。“我的童年是在沦陷的北京度过的，先父担心我受到奴化教育，不许我上学，家里也没人教我文化，直到晋察冀边区才上了小学。”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也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父亲，而只是想告诉读者事实真相。

对于翻译，他同样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尽管他敬重傅雷的翻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当下之所以出不了翻译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傅雷那样对待翻译的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因此讳言傅雷译文的不足。“傅雷译巴尔扎克，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他早先译的《贝姨》《邦斯舅舅》等语言非常流畅，但体现出来的还是他自己的行文风格。直到后来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才真正传达出了巴尔扎克原作的风格。”

蓝英年一向不主张重译名著，觉得已有珠玉在前，重译没什么意思。但他透露自己正在重译《日瓦戈医生》。因为，自觉这本书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原因，没译好，对不起读者和作者。事实上，就在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这部名著的全新译本。在接受采访时，蓝英年还没有读到。但可以想见，这是令他感到快慰的事。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永恒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吴江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长期从事俄语教学以及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译著有：《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塞纳河畔》等，随笔集有《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等。

（少女雕塑遭遇另类解读）

美术雕塑，给人的感觉是文化，是高雅。漳州财贸学校就有很多雕塑。但最近该校一座雕塑却被解读得不高雅，少女读书，手捧鸽子，被一些学生说成了“读书顶个鸟用”，甚至还上了微博，让校方很无语。

不过，有网友戏称，如此解读是不雅，但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有人突发奇想

这座雕塑坐落在礼堂旁边，造型是一名少女跪坐着，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外一只手则托起一只鸽子。昨日上午，该校学生小林告诉导报记者，一开始大家觉得这雕塑很平常，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前不久有人突发奇想，说这就像一个女孩在读书，并“顶起”一只鸟，就俏皮地开起玩笑，说雕塑的创意原来是“读书顶个鸟用”，没想到就这么传开了。

不过，几名学生对导报记者说，自己并没有听过这么一说，但是听完介绍，都笑了起来。一名学生连连说：“有创意，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蛮有想象力的”

这个段子上了微博后，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现阶段，“读书贵，就业难”，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流传了新 “读书无用论”，漳州财校学生之所以会传起这些话，可能是学生有厌学情绪，或者受这种论调影响。

“看到这么一个雕像，就联想起来，从一个侧面表明这些学生还是蛮有想象力的，这跟前些年有个雕像一只手托地球，被人家说成读书顶个球一样。”一位受访网友则如此说。

但也有网友对雕塑本身提出质疑，认为艺术给人宽广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当初也应该想到这一点，“总不能只允许艺术家这么创作，却不让学生这么发挥想象力吧”？

“怎么能说无用呢”

对于这个说法，漳州财校办公室陈主任很无语。陈主任介绍，这座雕塑是2000年左右，学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建起来的，其寓意是通过学习可以翱翔在自由的蓝天。学生如此解读，是受网络草根文化的影响，制造出一些歪话和疯话。

昨日下午，漳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导报记者，从这个雕像本身传出这么多疯话，可以见微知著，学校应该多辅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

“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教人学会如何生活，如何做人，怎么能说无用呢？”该教师最后说。

现在社会上流行快餐式、图片式的阅读……它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浮躁，所有的人最终都变成知道分子，这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低智商社会。

我记得我看的最难的一本书，是胡塞尔的一本现象学著作，它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你连第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时常三天才看完一页。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思维习惯，即在心智上看不起西方人，觉得西方人在科学上、理性思维上很厉害，但是在心智方面的研究很少。似乎什么都挑战不了中国人的心智。其实不然，比如胡塞尔，读他的书，一直都在挑战我，挑战我的阅读习惯，挑战我的知识系统，最重要的是挑战我的心智。

一本书如果读得很艰难，可能有人就不会读下去了，不过我倒觉得很有意思，不管懂不懂，能够把一本很难的书读完，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训练。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要读一点儿让自己很累的书，挑战一下自己的智慧和心智，不要总是为了休闲、轻松而读书。

现在社会上流行快餐式、图片式的阅读，我觉得这不好，它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浮躁，所有的人最终都变成知道分子，这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低智商社会。不肯挑战自己的智商，甚至不肯使用自己的智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事。一个社会，总要有能够沉静下来的人，总要有能让人沉静的书，全部都浮躁，都奔着功利而去，连读书就不能幸免的话，那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摄于清末民初的原董子读书台,是惟一存留的原读书台

新董子读书台前的董仲舒像

新董子读书台正面

德州有个董子读书台,董子是指儒学大家董仲舒。

近日,在春寒料峭中,记者来到德州城区,试图寻访这位大师当年治学时的蛛丝马迹。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和历代的造城运动,原来的读书台已经不见踪影,而一座异地重建的全新读书台已在这座城市东部的经济开发区拔地而起,并正在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文化坐标与象征。

　当年读书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董仲舒一生历经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朝。“文景之治”以后,西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重现,退避乡野的儒士逐渐活跃起来。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研习儒学道路的。

史料称,董仲舒青少年时代在广川研读儒学13载,而董子读书台,可能就是一个重要场所。

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梁国楹教授,是德州最具权威的董仲舒研究专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梁教授称,在汉代,德州属于广川。董仲舒在广川一带读书、教书、育人13年可考,但在德州待过多长时间不可考,有的说13年,有的说3年,但董子读书台建在德州是铁的事实,因为有碑为证。至于董子读书台始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因年代久远,资料欠缺。但据现有史料看,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就已经建成,明朝和清朝时期几次进行复建。

据了解,原来的董子读书台坐落于德州旧城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清末民初,有张读书台的老照片,现存于城市档案馆。读书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遗存,有些老人称,当年还上过这个台子。据《德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石一方,上刻“董子读书台”五字。《乾隆德州志》也有记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据此可推断,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州学院内,明正统间成废墟。就石碑为隋代刻石而言,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兴修董子祠。每年都要像“祭孔”一样,按时祭祀董子。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董子祠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是,德州知州马明瑞,在董子台附近又重修董子祠。明世宗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南巡途经德州时,曾在董子读书台留下:“董生读书处,寂寂临高台。独有贤良策,人称王佑才”的诗句。

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在董子台附近的柳湖旁兴建了一座“醇儒书院”(又名柳湖书院)。明清时期,董子台附近既有祠堂,又有书院,一片楼台殿阁。柳湖岸上,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既是天然风景区,也是攻读经书的好地方。历代钦官巡按、文人墨客、赶考举子经过德州,无不到此一游。所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然而自民国以后,这座闻名遐迩的古迹,由于连年战乱,年久失修,逐渐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因市政建设而将土台拆除。

据了解,近代记载的董子读书台,占地面积3亩,正门为1间,南向。院南半部有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植古柏、古槐；北半部为台基,高3米许,正方形,有台阶12级,台周围砌青砖半截花墙。台上正殿3间,砖木结构,灰瓦盖顶；前抱厦系圆棚式,檐柱4根,前后统一安置棂门；殿内正面有木质神龛,龛内供木牌位“董子读书台”五字。正殿两侧各有小楼1座,系当年钟、鼓二楼。

图为毛泽东床边队满了书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1941年1月寄出第二批书时，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少年集团，泛指和岸英、岸青一起读书的中国学生。

毛泽东随信附了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上面写道：“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子不语》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笔记小说，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十卷，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包括神狐鬼怪、三教九流。《何典》是清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吴方言写的讽刺滑稽小说，通篇描绘了阴曹地府里的形形色色的鬼。毛泽东向儿子推荐《子不语》、《何典》这两种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如《小五义》、《续小五义》、《峨嵋剑侠传》。反观时下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推出的种种必读书目，谁会选入《子不语》、《何典》、《小五义》、《峨嵋剑侠传》、《薛刚反唐》等？这是胸襟所使然！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