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考古学学生研究了一个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以东露天煤矿发现的猛犸象残骸。考古学家说他们在这个地区发现至少5头巨型长毛猛犸象的残骸。

辛苦工作：费米拉孔考古公园负责人克拉奇(左)和考古学家同事们19日在塞尔维亚的一个露天煤矿挖掘一根长毛猛犸象牙。

猛犸象墓地：克拉奇(左)爬上科斯托拉茨煤矿的一个陡坡。他和同事们在这里发现生活在几万年前的至少5头猛犸象的残骸。

收获丰富：考古学家在一个靠近长毛猛犸象残骸遗址的地方发现罗马时代的墓穴。

关注：这些考古学家在挖掘数千年前灭绝的长毛猛犸象残骸时意外发现罗马时代的墓穴，于是专门拿出时间来进行挖掘工作。

　　庞大工作量：塞尔维亚考古学家邀请法国和德国同行前来相助，共同挖掘一个考古遗址的长毛猛犸象骨骼。他们预计这项艰巨任务要持续至少6个月。

历史：电视节目《长毛猛犸象：冰河时代的秘密》展示了这种在约一万年前大部分灭绝的巨兽的样子。

　　北京时间6月25日消息，考古学家近日发现一个罕见的长毛猛犸象墓地，里面至少有5头巨型猛犸象残骸。这些专家认为几万年前这种和现代大象有血缘关系的巨大动物生活在塞尔维亚地区。

　　上周他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的科斯托拉茨煤矿获得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而且这是该地区首次发现长毛猛犸象。塞尔维亚考古研究所的米奥米尔-克拉奇表示该发现可能为了解冰河时代的巴尔干半岛情况提供重要线索。他说：“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头猛犸象残骸，但被考古发现的却很少。一个猛犸象墓地可能提供惊人信息，呈现出冰河时代这些地区的生物面貌。”

　　考古学家在一个下沉到地下约20米处的露天煤矿进行挖掘时意外发现了这些猛犸象残骸。克拉奇表示这个猛犸象墓地在沙地上延伸了20多英亩。2009年，考古学家在同一地点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更古老猛犸象的骨骼。后来，这个雌猛犸的骨骼被命名为“维卡”，可追溯到100万年前，属于一个名为南方猛犸的少毛品种。

　　塞尔维亚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猛犸象专家桑加-阿拉布瑞奇表示，5月份发现的这些骨骼属于长毛猛犸象，它们在约一万年前灭绝。阿拉布瑞奇说：“这个发现令人关注，因为在一个地方发现那么多猛犸象骨骼是非常罕见的。它们或许是由奔流的大水带到那里的。”

　　克拉奇表示，塞尔维亚考古学家已联系法国和德国同行，邀请他们共同开展挖掘任务。他说：“需要至少6个月的大量工作，才能挖掘所有骨骼。”

　　考古学家1996年在塞尔维亚北部发现另一头猛犸象骨骼。它属于一头生活在约50万年前的雌猛犸象，现在已被匈牙利边境附近城镇基金达展出。(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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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

——从讲话精神看当下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旷世力作。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的文化创作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经典与大家，是衡量一个国家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准。今天，人们置身丰富至极的文学作品中，却有些四顾茫然：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一方面文艺作品名类繁多、创作踊跃，长篇小说创作甚至呈井喷之势，但另一方面提供给读者、观众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能够震撼心灵、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更是缺乏。同时，随着一些文艺大家的先后辞世，人们在感叹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近年来虽然涌现一批年轻的优秀文艺人才，但他们尚不足以担当重任。

1949年至1966年，全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二百多种，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书目就达千种，加上网络上的新作，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作品，有多少能够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作品那样家喻户晓？著名作家王蒙说：“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

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伟大作品有几个标准：第一，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第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第三，要影响深远，不是一部电影一时轰动取得高票房然后就完了，也不是一幅画卖得好价钱就行了，“你问老百姓，近年对哪幅美术作品印象深刻？基本上没有一部作品，老百姓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卖高价画家的名字。”

冯骥才说，如果一部作品，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国家灵魂的凝聚力，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创新力的表现，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仰视的、崇敬的对象，“那最后它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浮躁的“文艺生态”下能诞生经典名家吗？

文艺界人士在分析阻碍经典大家诞生的客观原因时表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文艺界同样出现“GDP至上”，助长拜金主义与浮躁之风；网络等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冲击严重，年轻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兴趣发生较大变化；缺乏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红包评论”等现象正在侵蚀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此外，文艺创作中的“官本位”等弊病依然存在，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文化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性。

来自于网络、影视传媒等的冲击，使今天的文学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全国同读一本书”的盛况已很难发生，传统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分流严重。《萌芽》主编赵长天说，以年轻读者为主的《萌芽》受的冲击尤其大，年轻人都到网上去看小说了。

不少人对文艺界“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现象忧心忡忡，“码洋至上”、“收视率至上”、“上座率至上”，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哪怕庸俗、低俗、媚俗，也不遗余力炒作，这样势必造成文艺生产中“劣币驱逐良币”。

上海作家丁宝德经过长达13年的深入生活与艰苦写作，完成90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家故事》，将人的命运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既感人肺腑，又昂扬向上。但是这部作品被全国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原因是“现在市场不看好工人题材”。丁宝德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后，是思想与艺术的贫乏，正在蚕食我们健康的文化，使我们的价值观和正常的审美情趣发生可怕逆转。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近年来积极倡导“科学出版观”，他说：一些出版社编辑缺乏鉴赏力，要么重版经典，要么追捧已成名作家，“希望每出一本书都赚钱的心态，其实害了出版界。”

不接地气，出何大作？

文学界人士认为，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经典、大家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创作生态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文艺创作的心态问题，比较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创作理念混乱，价值观缺失，甚至人格萎缩；创作态度浮躁，缺少虔诚，或高高在上，或闭门造车，生活积累少；个人素养不足，缺乏观察世界的胸怀，即使艺术表现能力高超，也因为缺乏思想深度而无法成为精品力作。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王纪人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涌现出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这些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又有海外留学经历，一些大作家同时还是翻译家，因此他们既有中国情怀，又有世界眼光，当前的中国作家群里很难找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认为，现在作家辈出，但难见大家，首先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或宽阔的胸怀，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体验社会的方式不对，此外，有些作家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

不少人忧心忡忡：“快餐文化”“娱乐至上”正在侵蚀作家，传统文学赖以生存和吸引读者的重要审美原则正被消解或颠覆。

何建明说，与前辈作家相比，今天一些作家在创作动机、态度和方法上都出现了异变，“一些作家以为在家里看看网络、报纸，加上自己的‘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时代、了解生活，其实，这样只是过着‘二手’、‘三手’的生活。作家一定要贴近生活‘接地气’。”(记者肖春飞、刘旸辉、孙丽萍)

　　中新网西安5月23日电(记者 冽玮)记者23日从西安市文物部门获悉，位于该市东郊的西安理工大学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两座汉墓，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典型的陶器组合，为研究东郊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据了解，西安理工大学生活区2＃楼考古工地位于西安市东二环南段西安理工大学家属院2＃楼基槽内，北临长兴路，南临爱学路，西临东二环和理工大学教学区。该项目工程用地原为理工大学家属区老式住宅楼，因为学校规划建新的高层住宅楼而进行的基建工程。

　　本次考古发掘从2012年5月17日至5月19日，历时3天，共清理古墓葬2座，均为汉代。

　　M1为一座长斜坡墓道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封门、前室和后室组成。砖砌墓道、甬道，方向90度，墓道位置偏南，条砖封门；前室和后室均为长方形，墓室拱形顶，前室带有南、北两个侧室，规模较大。该墓曾被盗掘，但出土物仍较为丰富，主要以陶器为主，如：陶罐、陶碟、陶钵、陶奁、陶狗、陶猪、陶灶、陶釜、陶仓、陶案、陶耳杯、陶勺等，釉陶为次，如绿釉陶仓、绿釉陶壶等，还出土有铜镜和铜钱等，共计60余件文物。

　　M2为一座竖穴墓道砖室墓，墓道朝西，方向270度，墓室内置一棺床，墓主人仰身直肢，头西脚东。由于曾被盗掘，故仅出土小铜刀(残)1件。

　　西安文物专家称，根据墓葬形制和发掘出土的典型器物可以推断M1的时代为东汉，M2的时代为西汉。(完)

纪晓岚

乾隆时期的京城造假诈骗成风

造假似乎是与时代一起往前行的，造假者巧夺天工之妙让人防不胜防，却无法产生赞叹：看上去是胶囊，吃下去的却是你穿的皮鞋；看那葱儿韭菜儿青嫩可人，却据说是蓝矾喷出来的；再远一点说，看车窗外山丘青绿养眼，却是“刷”出来的。

凡此种种，不免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其实，古又如何？古人就不造假？

夜来翻阅大才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满纸神鬼言，说的却多是实话，那后人仰慕不已的乾隆盛世，却也是神神鬼鬼，造假诈骗接连而来，精明如纪大才子也不免中招，真可谓“饶你精似鬼，也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青年老黄历”微博发起晒体潮

“青年老黄历”微博发起晒体潮

“青年老黄历”微博发起晒体潮

今日宜什么？文身还是裸腿

记者陈宇浩

让美女心甘情愿地给你看大腿，放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微博的出现，让一切俗约都成了炮灰。最近，微博上兴起了“晒体”潮，在“青年老黄历”等名博主的号召之下，数百名网友勇敢亮出了自己的文身和大腿。昨天，情感专家、心理分析师罗俊勇告诉记者，这种从众式的集体展示，是互联网时代的特有产物：“想秀出自我，但又不想暴露过多隐私，微博正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

“青年老黄历”，是北京一个著名的博主，坐拥30多万粉丝。他的微博签名是“青年每日生活指导，邪恶枪版人间指南”，其在微博上开设的“青年问答”、“黄历小贴士”等多个栏目，一直受到网友们的追捧。

前天，“青年老黄历”在微博上“占卦”，其中提到一条“今日宜即兴文身”，当天就被转发了600多次，而各种稀奇古怪的文身，也汹涌@了过来。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国，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4月初，其新著《<存在与时间>释义》即将上市，一百多万字，写了8年。

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觑的。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iPad、触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那时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呵。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小学生时代他就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对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当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在学生时代，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如今的高晓松正不再慌张。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身为中国“校园民谣”的旗手之一，高晓松创作的《同桌的你》《恋恋风尘》等歌曲早已与人们记忆中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融在了一起。如今，已过不惑的他仍然精力充沛，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开演唱会、出新书、主持脱口秀……近日，高晓松做客京华茶馆，畅谈自己的心路与近况，他说，“我曾经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

□谈演唱会

用木吉他唱点成长

16年前，高晓松曾在南京举办过一场个人作品演唱会，用他的话说，“那一次是用荷尔蒙举办的演唱会”。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高晓松说自己越发怀念从前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4月28日，他将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为自己的作品全国巡回演唱会拉开帷幕。高晓松自己做主持，刘欢、小柯、老狼、叶蓓、郑钧、谭维维、萨顶顶等歌手登台演唱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高晓松认为，这个时代比16年前更需要一点安静的音乐。“16年前，整个社会很安静，我们却是一群喧嚣的孩子，弹琴、谈恋爱、叛逆、流浪。所以我说我们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现在这个时代很喧嚣，听不见铃声、钟声，甚至人家说爱你，你可能都听不见。所以我反而想开一场安静的音乐会，用木吉他，不喧嚣地唱点成长，让大家从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走失两个小时，静下来，听一听自己内心久违的声音。”

□谈过去

我的青春也很慌张

高晓松说，到了不惑之年，自己至少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明白的事情就是我能明白的，我不能明白的事情我也不用明白。但年轻人不是这样。年轻人的慌张来自于你想明白每件事，但你永远不能明白这个世界到底真的是什么样。”他说，慌张是年轻最重要的标志，现在能够回想起来的青春几乎都是慌张的，而且跟得到了什么没关系。“我家庭环境也不错，读的是最好的学校，22岁就发财了，23岁就开林肯了，24岁就出名了，拿着三万块的大哥大了。但我就觉得这是一场戏，肯定有落幕的时候。”

在新书《如丧》里，他给1988年时的自己写了一篇文章。“1988年我刚上大学，那是我和北京共同最好的时光。在这篇小说里，我遇见了那一年的我，我告诉他后来发生的好多事情，告诉他我怎么把他的理想都没实现，钢铁就这样没被炼成。”说到这里，高晓松一直飞扬自信的脸上滑过一丝失落。“我有时想，那时的我如果真的遇见现在的我，真得哭死。胖了吧唧、满脸横肉、非常市侩、能应付所有的事情，也不再坚持什么东西，他肯定很生气。”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马原画作《老婆是个狗东西》。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盛世，中国内地文坛涌现出众多闪亮的名字，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汉语写作的景观和骨架。三十年过去，这些当初以“作家”之名出现的人，被社会脉动、经济流变裹挟，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碎片生存中的模型或面具，他们变成了商人、电影人、音乐人……有的人还是作家。

“作家访谈录”着眼于这些身份发生裂变的作家，试图从他们身上，梳理和展现曾经的时代书写者的个体命运和时代痕迹，而这无疑也是文学的命运。我们该如何看待刚过去的几十年中的文学和中国？他们与文学并肩同行或渐行渐远的三十年，会给今天以怎样的启示？

与马原谈话是一件比想象中简单的事情，他没把自己当作公众人物，并不拿起架子。只是对谈时，他心思倏忽间就飘走了，开始在空中指点划写，默念某个汉字。

他坐在沙发里，眼看手指的划写，然后猛醒一下。“我从少年时期写小说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定。我知道小说有训诫的作用，但我不会去这么做，”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个现象论者，只说表，不说里。”

然后分神，继续在空气里写字。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马原对形式和表象的迷恋形成了一系列被称为“先锋小说”的作品，比如《冈底斯的诱惑》等。这给他带来了名誉、粉丝，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待遇。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潮和他的理想不再是一回事，同行和朋友纷纷进入主流以后，他停笔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断尝试在小说上自我突破，始终失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节目《60分钟》的前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7日晚去世，终年93岁。他曾采访过马丁·路德·金、肯尼迪、阿拉法特、霍梅尼等一系列风云人物，并曾先后专访邓小平和江泽民。他是记者，自撰墓志铭说：他粗鲁但公正。

93岁高龄的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尔·华莱士在美国去世了，对于新闻从业者和教育者来说，这是一种新闻情结的结束。

坦率说，国内大多数读者和观众，并没有看过华莱士的采访和新闻报道。即便有，也只是在一些中美关系的纪录片中偶尔看到他采访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身影。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华莱士这个名字，意味着从调查到追问，意味着新闻的传奇。

坦率说，华莱士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记者的象征，他更像是20世纪60、70年代那些传统记者的行头。他的头发永远向后梳，穿着得体的西服，即便在科索沃战场上，也保持绅士风度。他毫不吝啬尖锐直率的追问，甚至直接指出被采访的高层是个“胆小鬼”、“暴君”什么的，但是他也从来不吝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回应。当然，如果你不回应或者拂袖而去，你丝毫无法影响华莱士的新闻名声。

但正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人，给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华莱士和他的《60分钟》在其中是一个相对后来者，之前如爱德华·默罗的《现在请看》，同时代如克朗凯特的“晚间新闻”，共同的特点是“硬”——新闻内容硬，采访风格硬，调查功夫硬，观点表达硬。这种硬的背后，是对真相的不懈追求，用职业锻造一个新闻时代。在他的同时代，我们还看到了报道水门事件的伍德沃德，报道白宫新闻的海伦·托马斯，采访萨达姆的丹·拉瑟。

对华莱士的赞誉，实际上是对一种新闻职业精神的赞誉。而也正因为如此，观众赋予了华莱士超长的职业生命。他一直工作到88岁。2006年，我们才从屏幕上告别这位看不出年龄的著名记者。这种职业生命，实际上是这个世界对于事实的追问需求，这个年长的新闻人群体也被美国民众誉为“最值得信任的人”。其实今天世界尽管变化多样，但是从政治经济结构上不变的依然是事实性的基础，舆论监督和追问，创造了公众维护社会秩序的机会。

我记得在华莱士的回忆录《你我之间》一书中，即便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他也是充满了写故事的激情。这不是一个自己生涯的回顾，而是一个自己报道故事的全记录。公众对历史的需求创造了华莱士的辉煌。这也是60分钟一直坚持做电视新闻杂志，拉里·金坚持长时间对话，绝不屈服于140个字的原因。

设想一下，假如历史没有在1918年创造迈克尔·华莱士，或者在1968年没有创造CBS的金牌栏目《60分钟》，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历史永远会创造的，是电视镜头对事实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告别华莱士，却无法告别人们心底对华莱士们的渴望。

孙皓晖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