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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词早已从词形和词义上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被看作一事两名。依此，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1960）中将1917到1921这五年笼统称作“五四时代”，并划为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一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全力以他们的思想来感召学生和青年。在第二个阶段，学生们便成为主力，发动对中国某些传统和守旧主义的全面攻击。于是活动范围超出纯粹思想界以外。”如此，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成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溢出“文化”容器而向“政治”领域的漫溢，新文化导师们的思想变成了其年轻弟子们的行动。

可“有些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没有多少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了‘五四运动’的推行，而‘五四运动’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的加强和扩展”；“另有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却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持这种看法的，主要包括胡适及其他某些学者。基本上，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爱国运动，但他强调当时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是那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他采纳孙文的看法，认为‘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针对上述观点，周策纵重申“‘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

他只引述了胡适早年的看法，而晚年的胡适则直言不讳：“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视角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若“转变”一词还暗示某种精神连续性，那他紧接着又用了“中断”：“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看——我们那时可能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它最终不幸被政治所阻扰而中断了！”周策纵在上面没提到陈独秀，而陈氏早在1921年就指责有人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说“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这两类事底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袖（他们是这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变迁史的深刻见证者）都反对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且胡适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后来的撰史者为何将它们强拧一起，说它们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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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文化和政治的领域之分而区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却站不住脚。新文化运动既然志在“以文化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而新文化派在文化和政治之间频繁穿梭时也从未感到有一道界线。对他们来说，文化与政治是一体的。陈独秀1917年写道：“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他显然将新文化运动看作他所理解的“共和政治”工程的文化方面。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决非一个纯粹的政治运动，它也有自己的文化诉求，只是它的文化诉求对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诉求。

新文化领袖“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决非因为他们不赞成政治行动主义，而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在冲突。作为新文化领袖，他们不可能领导或支持这一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南辕北辙的事业。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等于假定两个运动在精神上具有同一性，也就等于假定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一定反对五四运动。这一假定不可靠。与新文化领袖们“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不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反对者却公开支持五四运动。林纾1919年8月发表小说《某生》，借其中人物之口驳当时流行的学生不该“出位”之说，谓“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而一直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并在1919年初出版的《孙文学说》中对新文化派“全盘西化”（如废灭汉字）的主张颇有微词的孙文则声明“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愿其“再接再厉，唤醒国魂”。

以“国”字打头的词（“国魂”、“国粹”、“国性”、“国情”）像祈祷语一样密集出现于文化民族主义者笔下，而这些词恰为信奉“世界主义”的新文化派所不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性”，热情跟从任何以“世界”或“欧西”打头的词（如“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世界语”、“欧西学说”）。陈独秀认定“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之障”，断言“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钱玄同则把“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的观点讥为“屁话”，奉劝“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说“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他们的“世界主义”只是“西方主义”的婉词。

如果要分别为这两种自清末以来就一直形影相随并相互缠斗的“精神”命名，那么，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可称作“世界主义”，而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则可称作“民族主义”。新文化派的一切文化政治工程均在“世界主义”框架中展开，而其反对者则以“民族主义”为其文化政治诉求。在1919年5月前，“世界主义”占了上风，民族主义则被污名化；1919年5月之后，民族主义渐渐获得新生，而“世界主义”则越来越被看作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

谁也不否认“‘五四’学生运动与当时的文学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引导他们的行动的未必就是新文化派向他们传达的“世界主义”，未必就不是新文化派的反对者坚守的“民族主义”。参加五四学生运动的并不只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生，以北大为例，几乎全体学生都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保守的学生”。此外，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当初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学生，当他们走上街头的那一刻，实际已脱离新文化导师们的“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逻辑上说，不是信奉“世界主义”并视“国魂国性”为“进化之障”的新文化派，而是他们的反对者，那些视“国魂国性”为国之根基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与这场运动有着更多精神契合。

正因如此，两个运动决不能分而论之，它们“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整体”不等于“主流”。“主流”已暗示两场运动的精神同一性。两个运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但并未一起形成“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主流”。两个运动各有各的“精神”的源与流，而“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正是这两种互为对方存在条件的“精神”在这一历史时期相互缠斗、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

继前段时间德国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因博士论文涉嫌抄袭而被迫下台后，来自自民党的女政治家西尔瓦纳·考赫-梅林也被指责抄袭博士论文。与前者百般为自己辩解、企图挽回自己的政治生命相反，有“美女政治家”之称的梅林干脆地承认了一部分博士论文的确是抄袭的，并辞去了包括欧盟议会自民党团主席﹑副议长以及自民党主席团成员在内的所有职务。

政治接班人的陨落

如果没有抄袭丑闻，这两位“70后”的德国政坛新星与同为“70后”的新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斯勒（38岁）以及卫生部长巴尔（34岁）在数年后便将成为德国政坛的领军人物。

尤其是古藤贝格，出任经济部长时年方37岁，甚至被认为是未来德国总理的不二人选，在民间其声望之高，尚在总理默克尔之上。

《世界博览》记者曾与这位“政坛帅哥”有过一面之缘。去年初，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率中国政府采购团来德，在柏林德国工业联合会内与德国企业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为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德国经济送上一份大礼。陪同陈德铭部长出席签约仪式的就是时任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的古藤贝格。当时，记者近距离聆听了古式热情洋溢的致辞。这位意气风发、充满自信的贵族政治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信这位政坛新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大放光芒。

然而，天不遂人愿，仅仅一年之后，这颗新星便如此迅速地从德国政坛的星空陨落……

或许不应该把古藤贝格们的意外夭折视为天意，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古藤贝格等的行径触及了被德国学术界和知识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术道德的逆鳞，所以，只能黯然离去……

德国对抄袭“零容忍”

简单回顾一下古氏博士论文抄袭事件的全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德国社会对于触犯道德行为的“零容忍”有个初步的认识：

今年2月，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雷斯卡诺在准备给古藤贝格的博士论文撰写书评时，意外发现该论文有多处内容系引自他人著作却没有注明来源。愤怒的雷斯卡诺教授随即于2月16日在《南德意志日报》发表了他的发现。

文章指出，在古藤贝格的400多页的博士论文中，有19名其他作者的论文被摘引，但都没有正确标明出处，而其中50多页的内容完全或者仅作少量修改便全文摘抄。

之后，更多学者对古氏论文是否有剽窃嫌疑产生兴趣，于是网上出现了一个“古藤剽窃数据库”网页，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对他的论文的核查，结果在论文3/5的页数上找出他没有标注的引用语。在事实面前，一开始尚称此事纯属无稽之谈的古藤贝格只好辩称写论文时工作家事忙，无暇顾及繁琐的标注细节，犯了技术性错误，为弥补错误愿意放弃博士头衔。

但古氏无疑小看了人们对于这种学术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学术界、政治界和舆论界均认为这种学术剽窃并非小事或技术性错误，涉及的是诚信这个根本价值问题。反对党更是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古氏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奥珀曼在议会上厉声喝斥：“古藤贝格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系统地使用外人文章而不标明出处。这是有意识的剽窃行为，是不可宽恕的。”

他还指出，任何一个士兵、学生犯了性质类似的错误都须承担严重后果，如果一个说了谎的部长仍然能留在内阁里，那其后果是德国的民主体制将会发生变化，因为政府部长在德国是不允许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的。

该事件的另一受害者、古氏的母校拜罗伊特大学也因剽窃事件声誉受损。该校对自己的得意门生倒也丝毫不予袒护，当即按巴伐利亚州行政法规收回了古氏的博士头衔。拜伊罗特大学发表声明：经过调查，古藤贝格在他的论文写作中蓄意抄袭，从而明显的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损害了科学实践的标准。调查报告显示，在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中存在着抄袭的地方。特别是他抄袭了联邦议会科学工作组的研究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从而证明，古藤贝格在论文写作中蓄意抄袭，并且严重损害了科学实践的标准。

调查小组还证实，古藤贝格在博士论文中不正当地侵害他人的著作权，通过对原始文章进行改变表达方式，改变句子结构，使用近义词和省略等方式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切都说明，古滕贝格在博士论文写作中蓄意抄袭。

至此，古藤贝格大势已去，不得不主动辞去国防部长一职，黯然离开自己钟爱的工作岗位。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它给不同年代的人们留下不同的概念和记忆。

1918年，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大力推介下，“五一”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工业城市，第一次举办了庆祝“五一”的群众活动，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这标志着“五一”观念在中国生根发芽。

有趣的是，我们所理解的“五一”与“五一”初衷，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

“五一”源于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它与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平等政治表达等具体要求紧密相连，而在中国，则以“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等政治理想为内核。

90多年弹指一挥间，“五一”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中：对于6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神圣；对于5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节日；对于4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活动；对于30多岁的人而言，它是长假……

这本观念史的大书，写尽了时代变迁的苍凉与感慨，让我们难以释手。

学者高巍：

“五一”为何没能融入民俗

“五一”尚未融入民俗，因为它是个政治性节日，而非民俗节日。民俗节日源于人们本能的需求，自下而上发展而成，而政治性节日往往自上而下，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容易随时代潮流的变迁而变迁。

以我姑姑为例，她十一二岁不得不去学徒，没受到良好的教育，解放后，她进了北京针织总厂，刚去时吓了一跳，厂里有宽大的林阴道、工人图书馆、哺乳室、休息室等，“五一”对她来说，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而到我工作时，印象中每到“五一”，街道的大爷大妈便开始巡逻，所以我观念中的“五一”，和父辈完全不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可这些体制外的人很难参与到“五一”活动中，更别说得劳动奖章了，所有人乐意参与才是民俗，“五一”离自由职业者们越来越远，这使其更难民俗化。

为什么在国外，“五一”能融入民俗呢？

“五一”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等，在今天，这些目标都已实现，但作为人类争取平等权利、建设美好政治的里程碑，“五一”已深深地嵌入其文化之中。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天然有拓展自由之路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看，“五一”精神永存，对于权利被侵害、被忽视的人们来说，它仍有意义。

相比之下，我们尚未找到这样的立足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的“五一”观念一直在变迁。在今天，“五一”有融入民俗的契机，即倡导“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这既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也适应时代需要。

但问题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能否经得起现实考验？毕竟，还有少数腐败分子不劳而获，还有既得利益者靠垄断盘剥，还有投机者利用价格波动得到收益。如果炒买炒卖赚的钱比努力工作多，如果埋头打工却看不清方向，那么，这个观念就不易被接受。

“五一”没能融入民俗，很多人认为是缺乏好的形式，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形式不是万能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好的形式。只强调形式，不调整生产关系，意义不大。而调整生产关系，就要从制度设计入手。

“五一”要融入民俗，必须和人性的根本需求结合起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一代人都无法完成，这需要一切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们的共同努力。

陈辉/文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梁启超仍然在海外。但他始终都是“被团结”的对象，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地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或许是这些信件起了作用，或许是国内形势风起云涌的变化，让梁启超终于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梁启超一向是重视并且善于引导舆论的人物，他向袁世凯作出了这样的建议：“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

梁启超所言不虚，这都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实际上，就在他说这些话之前，1911年的春天，梁启超带着朋友和女儿从日本去了台湾，在那个被日本殖民的地方，召见了一些可能认同自己理念的“遗民”，并做了有效的舆论引导。

前行：备受阻挠

1911年2月23日，梁启超抵达台湾。此行的目的，一是要考察，二是要“筹款”。本年以来，梁启超与同仁便有在北京、上海创办两大日报的计划。

梁启超到台湾去的愿望由来已久，自从1898年戊戌革命失败之后，他便逃亡到了日本。居住日本的那些年，他看到，日本的报刊杂志再三夸耀自己治理台湾的成绩，令他心中愀然：“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人之所得，乃如是也。”但奇怪的是，他结交的一些台湾遗老们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能去分辨？

1905年之后，他屡次想要申请赴台，却屡遭日本人的拒绝，一拖便是5年，如今终于成行。2月28日，他们乘坐的船只抵达鸡笼山，警察居然数次过来盘问。总督府的日本警察前来与梁启超握手，热心地为他择选旅社，实际上是监视梁启超。

所幸的是，来台湾之前，梁启超到东京领取了一封介绍信，否则很有可能被遣返，这令梁启超深感窘迫愤忧。

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得到了台湾遗老们的欢迎。船只抵达鸡笼山时，来迎船的人有十几位。下船改乘汽车进入台北，路两旁又站了几十位前来迎接的人。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在日本居住了10年之久，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会禁止我华人同胞入境，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再看看这些留在台湾的遗民，他们对故国眷念之深，此番对比，更让人心生愤懑。

旅途：莫不失望

台湾的遗老们热烈地表达了他们对梁启超的敬爱。3月3日，一百多个人在台北荟芳楼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虽然现场特务林立，梁启超还是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讲，并即席赋诗曰：“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使站到了悬崖边缘的菅直人内阁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日本此次地震的主要破坏区虽然在相对不发达的东北地区和人口密度较小的农渔业地区，但海啸涉及了广大的地域，依然会对日本经济产生深刻的打击，对日本政局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诚如很多政治观察家认为的那样，“3·11”大地震在某种程度上使菅直人内阁的政治危机暂时得以喘息。因为进入2011年以来，在日本各大媒体进行的内阁支持率的调查上，对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不足20%，而且持续恶化，按日本的政治文化这已是到了倒阁前夜的危险水域。再加上菅直人在日本执政党民主党内部是少数派领袖，在“政治和金钱问题”以及增税路线上和民主党多数派小泽一郎派关系僵持，更使菅直人内阁的前景岌岌可危。

就在“3·11”大地震的前一周，菅直人内阁内部有3名阁僚接连爆出政治献金丑闻，外务大臣前原诚司也因为接受一位旅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约不到2万元人民币）的政治献金而不得不辞去外相职务，因为根据日本法律，政治家不得接受外国人和企业的政治献金。紧接着菅直人自身也爆出了同类丑闻，但菅直人推说并不知道接受的是外国国籍居民的政治献金，并拒绝辞职。但在日本的大众和媒体的眼里，这分明是一种推却政治责任的说辞，给日本在野党以攻击的理由。前原诚司的辞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菅直人统率力的低下。

历年3月都是日本政坛的敏感时段，因为在这一个月中，新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必须得到参众两院的批准和通过，围绕着这一项工作，日本的主要政治势力将进行反复的斗争、妥协。由于民主党政权是“跛足政权”，它在参议院中没有过半席位，本来顺利通过预算案的表决已经相当困难，再加上菅直人内阁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小泽派的牵制，绝大部分的政治观察家都认为其几乎不可能顺利完成通过预算的政治任务。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既震惊了世界，也同样打乱了上述政局走向的预定，在某种意义上使站到了悬崖边缘的菅直人内阁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现在日本的朝野一致把目光投向抗震救灾的急务上，在野党主动打电话给民主党希望政治休战，媒体也显然降低了对政局的关注度。据笔者在地震后阅读的几大日本媒体及其网站对菅直人内阁在抗震救灾中的初步反应来看，几乎没有微词，对菅直人在接到地震警报后仅4分钟就成立救灾指挥中心这一迅敏的反应以及最大限度调动自卫队赶赴灾区的决定来看，媒体还是觉得无可批判。可以认为菅直人内阁在震灾后的第一步是过关了。

倘若这次菅直人能够带领日本人民度过灾后危机，菅直人无疑将会重新获得空前的人气，从而保证他在预定的下月下旬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可能会推迟）中重组民主党，有让他成为强势首相的可能性。

然而，灾情瞬息万变，灾民心情的焦虑也非平日可比，菅直人内阁稍有对应不慎，也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民怨，从而导致倒阁，使日本政局重新变得混沌。

3月5日的早晨，春寒料峭，86岁的李蓼源站在自家大门口，衣着整洁，白发纹丝不乱。看到我出现，他伸出手笑着说：“怕你找不到，在门口迎接你。”

意外受到这样的礼遇，让我心中又感动又温暖。

歉意就更深重了，因为今天我要采访的是老人最痛苦的一段人生经历。

老人带我到书房坐定，“我这一生怕宣传，就是一个小人物，不愿意出头露面。”

他可不是什么小人物，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山西省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退休前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还有个最令人称奇的身份——曾是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的侍从秘书，现在大陆只此一人。我说：“李老，我一直以为您是山西人，这两天查资料，才知道您是河南人。”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山西人，可我是山西女婿。”说话间，他的夫人赵爱萱亲自给我倒了杯水，放下水壶，静静地退出书房。房间里，只有李蓼源缓慢的声音，将人带回到旧时光——

1　1941年，我给阎锡山当了秘书

接着你的话说，1925年我生在河南淮阳，你们报道时爱说我出身诗书门第、官吏世家。1938年我在淮阳读师范，家里面父母都去世了，我跟着学生运动从河南、武汉，流亡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到延安去。

结果在西安，偶遇父亲的老朋友、蒙藏委员会的陈树人先生。他说小蓼源啊你那么小，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娃娃就不必跑到那么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一样抗日。他给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了封信。

赵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安排我先到中央宪校太原分校法律专修科学习，学校当时在陕西宜川，阎锡山兼任校长。

1941年，我毕业后，被通知去见阎锡山。当时他在吉县克难坡，住窑洞。我进去后行了个鞠躬礼。阎锡山盘腿坐在炕上小木桌旁，含笑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我的简历。可能经赵戴文介绍，又觉得我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就直接安排我“你在侍秘室工作吧”。

我去的时候，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有两个主要秘书，还有两个处理文书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的讲话稿，编印成册，代收阎的信件，每天有二三十封。1945年我们到了孝义，日本人投降后，回到太原。

2　为阎印书时出了“政治差错”

1945年10月，阎锡山过62岁生日，让我负责编印《革命动力》，选了十几篇他的长文来祝寿。太原海子边那儿有个《复兴日报》社，我带着几个编辑去印。

那天我正审稿，有两个牺盟会的朋友去看我。他们看到阎锡山有篇文章写道“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就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

我上中小学时，校长都是共产党人，包括陕西秋林时代，脑子里的思想都受共产党影响。我边聊天，边顺手拿起笔来，在旁边写了一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道叙”了半天，我们就离开了。我原想着下午再过来，结果下午有会，就把这个事放下了。

我走了以后，助编取稿子送去排版，就把我写的那行字给排印出来了，校对发现后，赶紧毁版重印。

3　被阎锡山亲自下令秘密处死

阎锡山过了生日以后，有人向他密告此事。

怎么我过生日他提共产党的主张？阎很震怒：我跟前这个人是不是个伪装分子，共产党派进来的潜伏人员？他立刻令政卫师长贾宣宗，将我逮捕并要秘密处死。

我从办公室被带走，一辆黑色小轿车，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夹着我坐在后排，开出了省政府大门。贾宣宗平时和我熟惯，在车上就对我说：“蓼源，我不能挽救你了！”

我没理解他的话，没有意识到大难来临。

车一直开到中涧河荒郊，已经挖好墓坑。就到那一刻，我都不以为这就是埋我的地方。

贾师长在墓坑周围来回走，自言自语：“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大概有一刻钟时间，他跺了跺脚说：“走！”

车开到中涧河村，把我单独关到一个窑洞里，监押了起来。

事后我听说，贾师长直接去了骑兵军部，找沈瑞军长一起商量我的事，都觉得我这么年轻，又有才华，处死太可惜了，都主张再找找阎锡山。

贾师长连夜回省政府，侍从长说阎长官已经睡下了，有再要紧的事也得等到明天。

4　七天七夜酷刑不停

贾师长等了一夜。

凌晨五点，阎起床后，贾进去汇报，说李蓼源的问题，他只承认是笔误，我们的意见是否问问口供再做处理？

阎锡山一听就拍了桌子，训斥道：“贾宣宗，我知道你处理不了这类问题，你把杨贞吉给我叫来！”

杨贞吉是警务处长，当时山西的特务头子。他赶来后，阎在他的小炕桌上写了个手令交给他，上书两个字：熬刑。

第二天，杨贞吉带特务警察组搜查了我的住所，寻找我是“伪装分子”的蛛丝马迹。

在中涧河村，一个老百姓家的院子，作为审讯之地，开始给我上刑。

七天七夜审讯不停，动用种种非刑，坐老虎凳，上电刑，压杠子，开始几天还因为年轻，咬牙扛过来了，最后一天，上了杠子，我就昏迷过去了（中国旧时特有的酷刑，除刑讯作用外，双腿的刑伤会使受刑者难以越狱）。

特务警察们还准备给我上竹签，钉手指。

这院的房东老太太在窗户上看了看我，跟他们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昏昏沉沉中，我只听见窗户底下哗啦一声，那是竹签撂下的声音。

七天七夜过去，他们没得到我一句话的口供。

5　五姑娘说了情，我才获保释

当时，阎锡山被蒋介石电召去重庆开会，我的事就暂缓了，开始了秘密监禁生涯。1946年初我被转到亲贤村原日本窒素厂（日军掠夺山西的石膏，制成化学肥料后运往日本的工厂），1947年又转移到五福庵囚禁，现在这个地方还在。

这期间社会上传说很多，一说李蓼源泄露了上党战役军事机密，一说李蓼源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还有一些牺盟会的朋友，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以为我已经被处死了，还写了祭诗：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

1948年，我的事慢慢传开了，人们知道我还活着，地下党开始积极营救，各界人士多方奔走保我。一些将领去找阎锡山，被拒绝：这是政治上的事，你们带兵的不懂。后来他们找到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世人口中的五妹子），五姑娘说情才将我保释出来。

1948年夏，地下党、我的好友赵宗复（赵戴文之子）两次去看我，督促我尽早离开山西。其实当时他的处境比我更危险，他给我写了介绍信。10月，我和山西大学撤离太原的学生一起，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北平。

最让我意外的是，省政府警务处一课长突然到机场为我送行，把我拉到僻静处说：“你要去那边（意指解放区），我有朋友可以帮你。”飞机已经发动，我解释说：“我只是去北平看病。”就匆匆登梯进舱，心里惊疑不定。

人乎？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