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德国近一半的黄金储备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一座金库里。这些黄金价值数百亿美元，象征着战后的地缘政治历史。为确保安全，这些黄金存放在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下面。

现在德国的中央银行大笔一挥，要取走300吨黄金。

Frank Rumpenhorst/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周三，德国央行员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展示金条。

Frank Rumpenhorst/DP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德国近期对其储备在外国银行的金条进行了盘点。

周三，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宣布，要开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回国，德国的黄金储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该银行称，此举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德国半数以上的黄金转移到位于法兰克福的央行金库中，目前这里贮藏的黄金储备略低于总量的三分之一。

出于安全考虑，德国央行理事卡尔-路德维希·蒂勒(Carl-Ludwig Thiele)拒绝透露将如何进行这次转移，也不愿估计转移的成本。但他表示德国央行有多次转移大笔资金的经验。

冷战时期，西德执行的一项政策是，将黄金存储在尽可能靠西的地方，以防苏联入侵。虽然那种顾虑已不存在，但依然有人认为应当将部分黄金存储在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黄金是唯一一种全世界都认可的货币，一旦出现货币危机，可以将它快速投入金融市场以恢复信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存放德国的黄金不收取费用，原因是外国黄金的存在，可以支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对此做出评论。

在德国央行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去年德国议会发生了一场争执，焦点是德国央行的所有黄金是否都下落明确。之后公众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在为将马克兑换成欧元的那一天而感伤，对他们来说，至少还有一个安慰。如果单一货币行不通，德国依然拥有大笔最坚挺的通货：黄金。

但是，很多人是在去年才第一次得知，德国没有多少黄金，至少没有多少存放在德国国内。

德国有价值1370亿欧元（约合1.1万亿元人民币）的黄金储备位于国外，存储在纽约、巴黎和伦敦的金库里，占其总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次的新政策将包括，从巴黎的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全部取出在那里储存的374吨德国黄金，这占德国海外黄金储存总量11%。德国央行官员急切地表示，这一决定并不反映法国的可信度。而是因 为法国和德国现在都使用欧元，没有必要用黄金储备作为预防货币危机的保障。

然而，周二转移计划一经传出，依然在金融圈内引起一些非议。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和董事总经理威廉姆·H·格罗斯(William H. Gross)在Twitter上发问，“难道各国央行相互不信任吗？”

蒂勒否认有任何不信任因素。“我们对其他国家央行的操守没有任何怀疑，”他说，“我们没有发现过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蒂勒承认，德国人对他们的黄金可能有些情绪化，但他坚称德国央行收回这笔财富的决定，是独立做出的，而并不是迫于去年有报道暗示德国黄金储备下落不明之后，公众表达的愤怒。

德国政府的审计机构，德国联邦审计院(Bundesrechnungshof)在一封提交给议会的报告中，要求德国央行官员对成千上万条存放在国外金库中的金条进行盘点。

蒂勒称，他和其他德国央行官员曾亲自查看过存放在国外的德国黄金，它们完好无损，他感到很满意。

周三，在一场座无虚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央行官员在荷枪实弹的安全警卫在场的情况下，演示了如何检测这些金条的质量和真伪。任何两个金条的重量和纯度都不尽相同，所以每一条都必须经过单独测量。

即便德国在2020年底之前完成了这部分金条的转移，德国仍有一半的黄金存在国外，纽约的存量约占其中的37%。德国央行没有计划转移出存在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任何黄金，那里的存量占总量的13%。

埃及艳后复原头像

　　过去数十年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这尊高约5.5厘米的头像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肯纳顿。但德国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勒本说，从雕塑原料上看，这尊头像展现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女性。另外，雕像耳部的细节也显示，已经部分破损的头像先前配有王冠。因此，这个雕塑应该是妮菲蒂蒂的头像，而非她的夫君。

　　在古埃及历史上，妮菲蒂蒂声名仅次于“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这位出身显赫家族的女王在第十八王朝的影响力甚至超越她的丈夫阿肯纳顿。

　　这尊微型头像已定于6月6日至10日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特别文物展上展出。其介绍说明中将刊出勒本的最新发现。按照勒本的说法，这尊头像的大小和品质足以产生“轰动性影响”。

　　妮菲蒂蒂已有一座著名的半身像存世，是1912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的，目前陈列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内。这尊以石灰石等原材料雕成的彩绘人像已有3000多年历史，却依旧栩栩如生。埃及此前曾要求德国归还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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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是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翻译家、作家、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汉学家。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我对他的访谈是从武汉正在打造全国首座“读书之城”开始的，谈读书谈武汉谈人生。他的中国话讲得不错，因此也聊得轻松。访谈结束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抓紧路上的时间备课，第二天回北京在大学还有一个讲座。

这时的他又还原成来时路上那个安静的独自沉思的顾彬。

李白的诗意浪漫和德国神学的虔诚严谨，就这样在他身上严丝合缝。

读书之城？很好的创意！拥有了众多喜欢阅读修炼内心的市民，它会对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精神有很好的提升。

记者：你能谈谈你的读书故事吗？

顾彬：我是从十八岁开始读书的。之前学校指定的教科书，和别人提供我读的书，都不算。当自己独立地选择了一本书的时候，才是真正开始读书。

德国人是喜欢读书的，二战结束后城市重建中很注重图书馆的建设，每个村镇都有图书馆。读书不但让你成为一个人，还会让你成为一个有思考的人，不盲从。

记者：阅读生涯中哪本书让你至今难忘？

顾彬：二战时期我们家很穷没有钱买书，十八岁那年，我和弟弟骑着单车带上帐蓬从德国北部出发，骑行二千公里历经两个星期，最终到达母亲的家乡维也纳。亲戚给了我一毛钱，十八岁之前我还没有过一毛钱。它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我用它买了一本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的诗集。很多年过去了，我保存着它。昨天在饭桌上我朗诵的就是这本诗集中的一首诗。

记者：书籍常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给人影响，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三十岁时受到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这首诗的吸引，改变了人生走向。它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顾彬：它不仅仅在叙说两个人的友情。重点在“惟见长江天际流”，体现了对万物时空一种超然的态度和见识，和孔子叹“逝者如斯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当你来到武汉，真正身处李白曾经登临的黄鹤楼时，是一种怎样的心绪？

顾彬：惆怅。李白曾经在这里感叹朋友远去了，孤帆消失了，惟有长江水奔流不息。我如今站在这里，李白没有了，黄鹤楼也不是当年的那座楼，孤帆变轮船，岸边都是高楼，太现代化了，眼前只有江水依旧，很失落。我也在黄鹤楼上写了一首诗。

记者：人本质上都有孤独感，会渴望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世上便有了“知音”一说。你知道武汉有座闻名的古琴台，就与此有关。你怎么理解这个非常动人甚至带点决绝意味的知音故事？

顾彬：我很早就知道古琴台，还写过一本研究“知己”的书。武汉的朋友也带我去过古琴台，我有感而发写了好几首诗。说到知己，举个例子，我是诗人北岛的诗集在德国的翻译者，有一次，我告诉北岛，在德国举行的他的诗歌朗诵会要来四十个读者，北岛说“太多了，只来两三个人才对”。

记者：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顾彬：我很欣赏，一般人难以理解。可我也是矛盾的。真正的作家，读者不会很多，多了便不正常。但我又是他作品的翻译，如果他的诗集没有人读，卖不出去，出版商会亏本，还会说是我翻译得不好的原因。在德国，诗集能卖到300本就算成功，而他的诗集能卖到1000本。

记者：呵呵，北岛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作者写作和市场之间的矛盾都是难以调和的。

德国汉学家顾彬

3月，广东汕头大学聘任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讲座教授仪式在科学报告厅隆重举行。汕头大学副校长乌兰哈斯教授、文学院院长Terry Bodenhorn教授等人出席了本次仪式。仪式后，顾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金庸作品的现代性不足

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而传统文学是作为政治工具存在的。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是语言很优美的，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中国所需要，并制造了一种中国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美好愿望，他的作品令读者们感到充满自信。

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造成了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会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们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

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

我原来认为好的文学是谁都想看的文学，但是现在开始质疑，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对个人的阅读偏好持宽容态度。

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英语国家的观点则是分为两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但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是属于俗文学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讲故事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宣扬的问题。在现在的德语国家，由于传统道德的日渐消失，很多作家已不想通过写作来宣扬道德层面的理念。而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主张的是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但这些道德并不一定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金庸的小说情节的设置都有雷同之处，看一部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

“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吸引读者

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本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语言能力也很差，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德国的畅销书同样可能有语言水平很差的问题，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能否带来娱乐，能否有轰动效应。

群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群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读者，是媒体的一个产物。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可以从金庸现象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1、美学的精疲力竭。到1972年后，金庸只是修订和改写了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著作，基本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很多中国作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其他 国家也有很多同样的情形。2、大部头的问题。金庸的作品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可以被称为“砖头”。出于销量的考虑，出版商知道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而且吸引眼球的，他们也懂得如何引导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读者去购买这类型的书。大部头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写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出版商成功的销售策略。3、为赚钱而写，为卖作品而写。 文字整理/陈玲 摄影/叶楠楠

　　你叫谁丑八怪？鹦鹉雏鸟纳尔逊在德国Bergzoo动物园出生后就被父母抛弃，不过现在它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

　　不知所措：纳尔逊对镜子里它的与众不同的外貌感到疑惑，据说它看起来像是外星人和烤鸡杂交产生的后代

易受攻击：纳尔逊是它母亲产的三枚卵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现在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照顾

不再丑陋：纳尔逊最终将会蜕变成像这样一只美丽的啄羊鹦鹉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德国Bergzoo动物园上个月出生的一只鹦鹉雏鸟，据说看起来像是外星人和烤鸡杂交产生的后代，它无疑可以争夺世界最丑鸟头衔。这只名叫纳尔逊的丑陋雏鸟的脸，就连它的父母也无法忍受，它孵化出来不久后就被父母抛弃。

　　然而，知道自己有一天将会长成一只魅力十足的啄羊鹦鹉(Kea)，至少这会令它得到一些安慰。纳尔逊是它母亲产的3枚卵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和被孵化出来的，但是刚刚出生的它就被父母无情地抛弃了。现在这个小可怜由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精心照料着，前4周它将在孵育器中度过。

　　啄羊鹦鹉是新西兰高山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大型鹦鹉，它们以其聪明智慧和极强的好奇心而著称。成年鹦鹉的毛色以橄榄绿为主，翅膀下面泛着亮橙色光芒。(秋凌)

1832年3月22日，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在魏玛去世。这个180年前去世的德国人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姑且不论在这个崇尚140字简短信息的微博时代，有多少人还会捧读大部头文学作品，即便是文艺青年，想必也会对那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最后竟因为得不到一个女人而自杀的维特感到厌烦。至于浮士德博士，在我们这个出门离不开的石油不断涨价，钱包也因为物价上涨渐渐被掏空……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还会去关心他与魔鬼梅菲斯特之间的交易，谁又会去在意他的灵魂最终归了谁？歌德以及与他相关的一切都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即便是德国人也在慢慢地对他们的大文豪失去兴趣。

尽管现实已经快要完全挤占我们心灵的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夜晚的时间，还有做梦的自由，那么，就应该为歌德留下一席之地，也应该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向180年前逝去的伟大诗人致以敬礼。

如今，遍布全球的歌德学院和孔子学院是分别由德、中两国为推动各自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而由官方举办的文化机构。然而在此之前，早在18、19世纪之交，歌德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孔夫子。此后，他更是通过小说、诗歌等接触了中国文学。而歌德逝世后的100年内，他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玛的孔夫子”

德国人把歌德称为“魏玛的孔夫子”（Hans Ewers：《Goethe-der Konfuzius von Weimar》），主要是为了说明歌德的伟大及其对后世影响的深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借此说法以表明歌德与中国之间不可忽视的渊源。

歌德之所以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与欧洲在启蒙运动前后兴起“中国热”这一背景密不可分。在16、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海上航路的开辟，使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儒家“四书”以及多种中国戏剧、小说、诗歌被介绍到欧洲。

歌德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书，一类是游记和报道，如《马可·波罗游记》，另一类则是中国的哲学作品，主要是儒家经典。根据歌德日记的某些记录，有学者猜测，歌德年轻的时候，在斯特拉斯堡曾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虽还不欣赏，但对儒家的教育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其晚年，则明白无误地对孔子倡导的孝道表示赞赏。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指出，中国道德的出发点和歌德的人类教育的出发点是相同的，特别表现在歌德开启成长小说先河的《威廉·迈斯特》中。

对歌德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国书籍则是文学作品。他在创作中明显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有两部作品，一是在1781年将《赵氏孤儿》改编为悲剧《哀兰伯诺》，但这个悲剧只写了两幕，未完成；二是在1827年，歌德在读《花笺记》和《玉娇梨》两部小说以及《百美新咏》中的一些诗歌的同时，写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对歌德影响深刻的文学作品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反，却是一些可以说不入流的“戏曲”、“小说”等。歌德曾对清代长篇小说《好逑传》大加赞赏。他的秘书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记载了歌德在1927年1月31日提及他阅读《好逑传》的感受：“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通过对一部中国三流小说的解读所发现的中国社会状况与其说是歌德对中国的理解，不如说是晚年歌德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状况。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的感受，歌德进而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1827年是歌德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最多的一年，也是他最频繁地谈论“世界文学”的一年，可见中国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是歌德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其实是在他“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框架下进行的，不一定是对中国文学本身有特别的兴趣。

歌德译介热

据钱锺书考证，在中国文字里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关于歌德的记述，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出版的《使德日记》中，提到了“德国学士巨擘”和“诗伯”果次（即歌德）及其小说《完舍》（即《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李凤苞对歌德的生平介绍，存在一些事实上的差错，更谈不上对这位德国“诗伯”有多少了解了。第一个真正懂得一点歌德的中国人是曾做过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他曾将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解释为中国的“自强不息”精神，并以此作为“中西一辙”的证据。

第一个将歌德作品翻译成中文的，是清末民初学者、政治活动家、诗人马君武。1902-1903年之间，马君武选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主人公所读的爱尔兰诗人莪相的诗歌。此后，诗人、作家苏曼殊翻译了歌德的诗歌《沙恭达罗》。

在歌德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有人开始介绍歌德本人。1903年上海作新社印行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中就对歌德做了详细介绍。1904年，王国维在他写的《红楼梦评传》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鲁迅也在其介绍浪漫派文学的《摩罗诗力说》（1907）中把歌德称为“日耳曼诗宗”和“德诗宗”，并提到了他的《浮士德》。

中国介绍和研究歌德的高潮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始于田汉、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这本集子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1月至3月间的数十封通信，他们在里面交换了关于歌德的看法和评价，并对自己热心阅读歌德并为之倾倒的情形给予了描述。而随着1922年，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文坛上正式掀起了“歌德热”，并在1932年、歌德逝世100周年纪念时达到高潮。“歌德热”在中国的兴起，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涌现的书信体小说。而在茅盾创作于19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子夜》中还出现了与“维特”相关的场景。

牧羊犬与小山猫成为朋友

　　据外电报道，猫与狗之间的仇恨似乎与生俱来，可谓是动物界一对“冤家”。然而，在斯洛伐克的一个国家野生动物园，一只德国牧羊犬却与3只山猫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成为当地一段佳话。

　　它们之间的相遇来自于斯洛伐克启动的一项野生山猫放归计划。当时，3只刚5个星期大的山猫被放归到一个野生动物园，它们面对野外似乎十分陌生和恐惧，幸运的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发现了这些可怜的家伙，并开始教授它们捕食之类的生存技能。

　　该动物园的一名环保主义者称，“我们通过追踪拍摄发现，如今牧羊犬与这3只山猫犹如‘密友’一样，它们形影相随，一起玩耍，牧羊犬还教它们如何适应野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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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甲虫：发现于德国曼塞尔化石坑，年代大约为4700万年前

　　叶甲虫（发现于德国曼塞尔化石坑）标本显微图：利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观察甲虫外壳。箭头指向的是一个小孔。

叶甲虫：发现于德国曼塞尔化石坑，年代大约为4700万年前。

　　北京时间9月3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耶鲁大学地质学家玛丽亚-麦克纳玛拉近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辑》发表研究文章称，她的研究团队近期发现了许多1500万年到4700万前的甲虫化石，这些奇特的甲虫化石最惊人之处在于它们不仅仅身体结构和形状保存完好，甚至连外壳的颜色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好像活甲虫一样。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甲虫化石之所以能够保持原始的颜色，要归功于它们的结构性着色现象。色素的颜色是来自从化学物上反射的光线。与色素的原理不同，结构色是由光与纳米尺寸的表面几何图形交互作用产生。如果有纹理特别细密的沉积物取代了死亡甲虫腐烂的身体，那么形成的化石也会复制它原始的色彩。

　　美国耶鲁大学地质学家玛丽亚-麦克纳玛拉介绍说，“结构色根本不需要化学物。我们希望发现的是，化石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产生颜色？如今我们在化石中看到的这些颜色是否与数千万年前它们活着的时候一样的颜色。”玛丽亚的研究团队从这些化石的表面提取了大约0.00008毫米的样本用于研究。这样大小的样本太小以致于无法用肉眼单独看到它，但在显微镜下足以看到明确的形状和细节。根据这些形状，研究人员利用根据现代甲虫外壳制造的模型进行计算，推断这些化石最初究竟是何模样。不过，预计与现实并不完全匹配。根据研究人员的计算，这些化石似乎比它们本来的颜色要稍微红一些。这些化石并没有完全复制甲虫最原始的甲壳，但也只是轻微地改变了光线的折射率。

　　玛丽亚表示，“这些化石非常迷人。但我需要搞明白，这么小的身体为什么能够保存如此完好。”(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