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周二, 21 6月 2011 20:29
"卡拉瓦乔作品"再现世 属于英国某私人收藏(图)
近日发现的卡拉瓦乔作品《圣·奥古斯丁》画像。（资料图片）
卡拉瓦乔是一位改变了西方艺术进程的艺术家，他对光和形式的把握是前所未有的。他38岁离开人世，留下了约50多件作品，但现在，有学者声称他们最近又发现了一幅卡拉瓦乔的作品，这件一直都寂寂无闻的作品属于英国的一个私人收藏。
这是一件极富表现力的成熟作品，创作时间约是1600年前后，画布上描绘是圣·奥古斯丁。卡拉瓦乔画这件作品的时候大约是28岁。
维也纳大学艺术史教授Sebastian Schütze说：“这件作品从来没有被出版过。看起来像是17世纪某位画家的匿名作品，在给画面做完修复工作之后，作品的原貌显示出来，画面的特质揭示了它出自谁人之手。”
发现这件作品之后，学者们又重新查阅了卡拉瓦乔的相关资料，在卡拉瓦乔当时最大的主顾——罗马人Vincenzo Giustiniani的收藏目录中找到了一件作品和这件作品几乎吻合，记录中一件尺幅为120cmx99cm的作品应该就是这件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圣·奥古斯丁画像。
另外一位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David Franklin说：“和其他卡拉瓦乔的作品相比，这幅画相当保守含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之前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这也显示了卡拉瓦乔安静的一面。”
据了解，这件作品将出现在耶鲁大学下个月将要出版的一本卡拉瓦乔的画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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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20 6月 2011 19:46
华中科大毕业晚会“根叔”含泪献诗《未来》
6月19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成为万人欢腾的海洋……该校2011届“同歌同行”毕业晚会规模空前，不但毕业生、老师、家长齐坐镇，还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校友。校长李培根院士再次献诗一首，由其作词、著名音乐人小柯作曲的《记忆中》由校友、星光国际传媒集团董事长王喆现场演唱。
19日晚，李校长和广大学子一样，穿着华中科大的文化衫走进体育馆，他刚一出现，便引来如潮欢呼：“根叔！根叔！”李校长在去年“同歌同行”晚会所作诗篇《记忆中》，被谱成歌曲，在现场被唱响。
李校长出现在舞台中央，他再次用一首原创诗歌《未来》和大家一起展望：“幻想着，天高海阔摘星揽月。期盼着，老当何为儿孙在怀。感叹着，壮心不已成功安在？”诵到情深处，“根叔”已是泪光闪闪。“如今，当华中科大的校友们被问到是哪一届时，都这样回答：我是听‘根叔’唱《我的太阳》那一届的！我是听‘根叔’念《记忆中》的……”晚会主持人、大四学生陈超感慨，“根叔”给每一届毕业学子都留下不同凡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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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20 6月 2011 19:08
新发现蛋白可用于预测鼻咽癌转移扩散
来自中山大学、南华大学、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新加坡中央医院、美国文·安德尔研究所（Van Andel Research Institute，VARI )以及美国宾州Wistar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展开协作，在新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可用于预测鼻咽癌（NPC）转移扩散的关键蛋白serglycin，这一研究发现将推动科学家们开发出抑制鼻咽癌转移扩散的新治疗策略。相关研究论文在线发表在近期的《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杂志上。
领导这一研究的是中山大学癌症中心的钱朝南教授，其早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后曾在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及美国文安德尔研究所接受博士后培训。2004年开始在美国文安德尔研究所担任研究专员，2006年受聘于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兼职资深研究员。2007年作为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鼻咽科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8年被中国卫生部聘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专家。2008年开始担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院长助理，2009年底开始担任《癌症》杂志副主编。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鼻咽癌远处转移的分子机制和临床诊断、实体瘤血管生成与淋巴管生成的机制研究、恶性肿瘤的动物模型研究。擅长鼻咽癌早期诊断及综合治疗。目前已在SCI收录的期刊发表论文34篇。
鼻咽癌是一种发生于鼻咽粘膜的恶性肿瘤，中国的南方及东南亚地区为鼻咽癌的多发区。其恶性程度较高，且具有极高的癌细胞转移率。一般鼻咽癌患者确诊时癌细胞常常已扩散至颈部淋巴结甚至肝脏等远处器官。
在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serglycin蛋白可作为鼻咽癌转移的一个标记分子。高水平的serglycin与鼻咽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及鼻咽癌转移呈紧密相关性。鼻咽癌细胞系的比较基因组表达谱分析的结果表明具有高转移潜能的鼻咽癌细胞中serglycin呈高水平表达。当利用RNAi阻断鼻咽癌细胞中serglycin分泌时，研究人员发现鼻咽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受到显著抑制，这表明serglycin亦可作为终止鼻咽癌扩散的一个重要靶标。此外，研究人员还证实Serglycin表达抑制导致了上皮间质转化相关的vimentin蛋白表达显著抑制。在进一步的临床样本分析中，研究人员获得了与鼻咽癌细胞系一致的实验结果。
“这项研究不仅发现了一个鼻咽癌转移的重要分子标记，并详细解析了与这一分子相关的重要细胞进程，从而为制定出高效抑制癌症转移的治疗策略指明了新方向。”M.D.安德森癌症中心张微教授（音译，Wei Zhang）说。
钱朝南教授指出除了Serglycin，还有许多的其他因子在鼻咽癌的转移中起重要的作用。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他计划更深入地发掘与Serglycin协同作用参与鼻咽癌转移的相关基因，从而为鼻咽癌的治疗找到一条高效的综合性治疗策略。（来源：生物通 何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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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13 6月 2011 21:24
重庆14支演唱队在清华大学举办红歌表演
新华网北京6月13日电(记者廖翊、高玉叶)12日，清华大学大礼堂别样“红火”：大红舞台上，上演着一个个红色经典曲目。来自重庆的14支群众演唱队，继11日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为首都各界群众成功进行红歌表演后，又将感奋人心的红歌带到了清华园。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大刀进行曲》《解放区的天》……重庆北碚区缙云之声合唱团的歌声嘹亮唱响，写照伟大历史的歌曲，抒发壮志豪情的旋律，感动着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
这一刻，重庆与北京在红歌中共振，在激情中相拥。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的员工与清华大学重庆籍学生共同合唱《清华大学老校歌》，在激情中平添了一份温情。
合唱、联唱、诵读、歌舞、演奏……重庆的演唱队以各种艺术形式将经典红歌的精彩、丰富、魅力一一呈现在首都师生面前。
利落下腰，连贯空翻……少儿歌舞《红星歌》中那些可爱的“小红军”一出场，便赢得满堂喝彩。演出中，全场掌声和着“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的拍子响起。
重庆大学演出队带来的诵读掀起了全场的高潮，“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铿锵宣言振奋了在场的每一位青年学子，以手中小国旗呼应，场面蔚为壮观。
“看到孩子们演出，我感觉很亲切。”坐在礼堂最后一排80岁的蒋毅君颇有感触。这位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教师告诉记者，她自己曾经是地下党，从17岁到现在一直参加合唱团，无论是对党还是对红歌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次她是被女儿推着轮椅走了近半小时来到现场的。
现场800多位观众中，有一位学生很是特殊，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三学生于海量。去年暑假，他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奔赴重庆对“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了为其一周的调研。
“这是我第二次观看红歌表演。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所有演员的表演都是本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于海量说。
第一次走进清华园的重庆学子心情激动。四川外语学院学生赵鹏飞说：“能代表重庆75万大学生来北京汇报表演，我觉得很光荣。能以传唱红歌的形式与首都人民近距离接触，特别是与清华大学学生面对面交流，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重庆红歌表演来自于基层，扎根于群众，找到了和时代结合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这使得表演更具有生命力。‘唱读讲传’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更代表了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在演出结束后对新华社记者说，“清华大学有着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这跟重庆‘唱读讲传’活动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我们非常欢迎并感谢重庆把宝贵的精神食粮送进清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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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周一, 13 6月 2011 19:48
北大教授陈平原：中国大学走向国际不代表迈向一流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陈平原
当今中国，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了官员、民众、校长以及教授们念兹在兹的热门话题。面对铺天盖地且绝对“政治正确”的国际化论述，我倒想泼一泼冷水——“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二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社会科学的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曾听一位著名中国大学的校长说：美国有汉学系，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不少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唯哈佛、耶鲁等马首是瞻。具体到大学校园，大清早，你到清华园或未名湖边走走，书声琅琅，全都是英语，目标很明确——毕业后赴美留学。这就难怪，家长们恨不得从小学、中学起，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海龟”与“土鳖”，本就各有各的强项；可目前的制度设计，明显偏向于英语水平以及舶来的学问。至于是否洞察中国国情、能否贴着大地思考、有无介入社会改革的意愿与能力，很难一眼就分辨出来，也显得不太重要。于是乎，号称“精英”的北大、清华毕业生，纷纷打起铺盖，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院“深造”为首选。
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最好的学生留在国内，最好的教授也在国内——找工作时，美国博士一点都不占便宜。中国的大学，有此自信吗？恕我直言，改革开放30年，今日中国学界，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
与其像目前这样鼓励出国念学位，还不如像北大校长宣称的——筹集经费，让每个在校大学生、研究生都有出国访问、短期进修或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如果连清华、北大都无法创造条件，留下自己的好学生，期望中国大学挺直腰杆，那是很不现实的。我的感慨是：中国人借鉴西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已经一百多年了，应该追求教育独立、学术创新，而不是回到“留美预备学校”的境地。对于大学，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本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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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13 6月 2011 19:29
【科学时报】被“疏远”的书院
端午节期间，笔者到山西玩。三晋大地沐浴在初夏的和风细雨之中。长期以来，高耸的太行山和吕梁山一定程度上在东西两面阻隔了人口流动和物资往来，使得山西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异域”，方言、习俗、文物保留得相对完整。
在山西榆次，笔者参观了“凤鸣书院”。榆次凤鸣书院是清代榆次县学，是古代山西榆次的最高学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称凤鸣书院，占地2700平方米，呈园林式布局，虽然是近年来按照古代建筑格局旧址的复建，但也能够看到当年书院的盛况。
回程的路上，途经山西财经大学榆次校区，现代建筑林立。想及寥落的“凤鸣书院”，今昔对比分明。同为传承人类文明、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机构，为什么在两者之间有如此的鸿沟？
想起有着800年校史的剑桥牛津，有着近400年校史的哈佛，中国现代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关联——我们的现代大学里面没有有名有号的建筑来标榜大学的古老，稀落的古代书院遗迹中没有青春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
一千多年的书院为什么没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中国完成转型成为现代大学，而在滚滚东来的西学大潮面前急流勇退？或许，这与书院教育的内容主体和西学的巨大差异有关，也与书院教育的办学主体大多来自民间和地方有关，更与中国近代以来激荡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推倒重来的革命逻辑有关。
19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书院去留这一问题上，曾有着巨大争议。废科举，开学堂，育人才——这几乎是晚清志士的共同看法，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具体策略，尤其是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无法生产坚船利炮、培养科技人才的书院，其教学宗旨及培养方案，非改不可。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是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二是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三是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1901年清政府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标志着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四年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形成新式学堂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书院制度和书院精神陷入长期的沉寂。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
书院教育的特点，在教育模式上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教学内容上是心性修养的完善，在教育制度上是民间自主与官方管制的结合。胡适曾说，“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它和学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注重自修，后者注重讲授；前者提倡自动地研究，后者奉行“被动地注射”。章太炎指出：当年以学校取代书院，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人们著书立说、标新立异的权利。
早在1925年，留美归来的陈哲衡、任鸿隽就主张将欧美诸国的大学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合二为一，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不谋而合。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从三个方面挖掘传统书院制度的现代价值：教育体制方面，应考虑私立大学和民间学会的贡献；教育理念方面，应重视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并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教学方法方面，应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师生之间的互动。无疑，上述三个方面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这种对中国大学改造的理想并未得以真正实践。时至今日，书院教育的现代意义仍然未受到广泛重视。书院的精神已经远去。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与传统书院格格不入。近年来虽有多所著名大学试图将书院传统引入现代大学，但似乎效果并不明显，成效并不显著。失去书院传统的现代大学，除了教会人们资以生存和工作的专业技能，在心性修养、文化传承方面的功用已大打折扣。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书院在转型年代的命运与晋商及其山西票号的命运如出一辙，完成了他们各自的历史使命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百年后的今天供人们参观和谈论。
我们心中的纠结在于，书院和票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大变革中无法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而成为现代大学和银行机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各类机构，在不断变迁中的环境，能否与时代保持同步？如果不能，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当书院逐渐被“疏远”并在推倒而后复建为现代社会的旅游栖息地时，游客拖着匆忙而疲惫的脚步，除了在“文昌阁”下小憩，没有心思认真研读镌刻在墙壁上的《论语》《孟子》，人们也不再可能在“藏书楼”下闻到书香。
历史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榆次老城里人影稀疏的书院，是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中科院北京分院）
《科学时报》 (2011-06-13 A3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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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13 6月 2011 19:26
孙路回首清华往事：为学之道在于严 为人之道在于德
回首往事，在电机系的五年学习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五年寒窗，留给我们最为骄傲的就是面对人生时可以自豪地宣告：青春无悔！
当我们刚刚从中学毕业，面临人生第一次选择时，正值祖国结束十年动乱不久，百废待兴，长期的闭关锁国，“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大学、对教育的回归正统颇有些陌生。我们这些初涉人世便在“阶级斗争”“反潮流，交白卷”中成长的少年更是不知如何选择自己的志向。
记得高考前填写志愿时，长辈以一种坚定的口吻告诉我：填清华大学。填清华的电机系，因为清华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的电机系是中国最好的电机系。于是我以一种庄严的心情填下了第一志愿，把自己的理想交托给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每当我见到当年的老同学，都忍不住要问：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入清华园时，从南校门一直延伸进来的那条笔直的白杨树林荫道曾让我们年轻的心快乐地在蓝天放飞；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上主楼西侧系馆门前的台阶时，那种神圣感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扛起丁字尺在清华学堂做第一道制图题时，心中是何等的兴奋，是怎样地憧憬在“振兴中华”的口号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曾记否，当年在一号楼楼道里围着唯一的一台电视机观看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那么的激动；
曾记否，在实习途中，蜷曲在长途列车的地板上小睡时，我们这些刚入社会的大学生是如何地装扮着成熟；
曾记否，毕业前夕，当我们相聚在往日熟悉的食堂聚餐畅饮时，我们是那么像亲人分别般的伤感，像开赴前线的战友般相互叮嘱！
我时常翻开五年大学生活记下的十几本日记，每翻开一页，我几乎能把那每一天的故事都回忆起来，仿佛又看到二十多年前，在清华园，在电机系，我们的青春之旗在高高地飘扬。
每一位在电机系就学的同学都会有共同的和自己的感受，清华园里那种严谨的作风，那种自强不息的氛围是所有清华学子受益终身的。电机系五年的光阴，留给我一生的教诲就是：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
在那五个三百六十天的熏陶中，我懂得了只有“清芬挺秀”才能“华夏增辉”；只有“从我做起”，自己才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当年虽然物质生活还十分匮乏，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都有着十分富足的精神生活；当年虽然在教学、实验手段上还十分落后，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却都从老师、课堂、书本上学到了扎实的基础课程，奠定了日后为祖国工作的知识基础。
那个时候由于经济拮据，同学们常常只是在暑假才回家探亲，寒假留校的同学较多。于是你可以看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二教的教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不少同学还在伏案读书。你还可以看到，同学们尽情地享受假期集体宿舍不熄灯的“优待”，忘我地通宵学习。那种校风，那种对知识如干海绵般的渴求，的确是今生都不能忘怀的经历，是今天刻苦工作的习惯发端。
记得有一年的专业课考试，由于那个阶段自己的社会工作较多，没有认真学习、复习，结果成了班里唯一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自己当时的羞愧委实无法形容。但辅导老师王宝玲先生不是用严厉的批评对待我、训斥我，而是整整一个暑假，在教室里一对一地辅导补习。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下午，夕阳的余辉斜射进教室，当假期的校园里只有蝉鸣，我敬爱的王老师仍在面对她唯一的学生孜孜不倦地讲课、解答。那门专业课是我一生中学过的最重要的课程。王老师以她的为师之道教给了我为学之道。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改革开放启动的时代。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在泛动，比如校园的民主竞选，关于“人是自私的”公开讨论，“伤痕文学”、西方哲学思潮等。这些对我们刚刚踏入社会，思想尚未定型又长时期受僵化模式教育的大学生来说，确实是眼花缭乱。面对共和国的历史转型，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迷茫、困惑、彷徨、怀疑，直到激进。我自己就是属于当时思想比较活跃而又迷失了方向的大学生，一度在西方的思潮中沉浮。
198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真实的阐述。此时，系学生组长李凤玲老师第一个找到了我，在系馆旁的草地上促膝长谈，细心地为我讲解了各种思想的困顿，鼓励我以积极的态度做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
1982年初春，我随电机系一批同学奔赴燕山脚下的200号（核研院）参加党课学习。正是这次燕山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选择了一个青年人应走的道路。在学习班里，白天听理论课，晚上系里的辅导老师和我谈心，特别解析了我头脑中的“三信”（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使我消除了疑惑、回归了真理。从学习班回来，我以平静而严肃的心情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自己的人生航道上设立了一盏不熄的明灯。至今我也无悔当初对信仰、对追求的选择。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9级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6-13 A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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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一, 13 6月 2011 19:24
教育部水利部共建清华大学等八所高校
6月10日，教育部和水利部在京举行签字仪式，共建河海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8所高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水利部部长陈雷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并讲话。
根据共建协议，教育部和水利部将支持8所高校在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科技咨询与科技合作、学科与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并建立定期磋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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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13 6月 2011 19:23
南昌大学青年教师刘勇：一位“80后”科研人的“春天里”
他是三十而立却满载荣誉的“80后”。他皮肤偏黑，一张娃娃脸上架着一副大大的椭圆形细框眼镜，显得成熟稳重。他说话干练、字句朴实无华却又体现出严谨的科研精神，他学历丰富，先后在南昌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浙江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就是现任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刘勇。
漫漫求学路 浓浓科研情
2011年2月25日，南昌天气回潮，狭长幽暗的走廊里一片湿漉漉。在南昌大学机电楼四楼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刘勇正在研究自己的项目。
“材料是所有工业的基础，只有材料性能提高，才可能为工业方方面面技术的提高提供支撑。而且当我们做出一种新材料时，会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
“我经常在想，我们总是在寻求改进非晶材料组织结构和物理性能的方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非晶材料本身作为增强物质呢？”2010年9月，刘勇申报的“非晶增强铜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及成形机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21万元的资助。
据了解，这个立项选题新颖，全世界只有3个研究团队在做类似的方向，分别在法国、韩国和中国。它属于非晶材料的应用范畴，主要利用非晶的超塑性变形与传统铜合金结合，并进一步增强传统铜合金。其实，这项课题是刘勇在法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产生的想法。
硕士期间，勤奋好学、颇具科研潜力的刘勇受到导师杨湘杰的重视。惜才的导师劝导他要坚持考博士。带着导师的殷殷期盼，2004年，刘勇不负众望，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公费读博的资格。
在博士期间，刘勇采用了一种新的成分设计和合金强化的思路：原位自生准晶增强镁合金，研究了合金成分对准晶相形成的影响规律，确定了准晶相（I-phase）形成的合金成分范围，研究了不同准晶含量对Mg-Zn-Gd系合金铸态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最终获得了挤压和热处理工艺优化参数，阐明了准晶增强镁合金的强化机制和变形机制。刘勇因此在2007年获得亚洲镁合金论坛Best Poster Award、Du-Bang Scholarship、全国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源于对科研的热忱，2008年5月，刘勇来到浙江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
“当时想换一个领域拓展自己的事业，进行全新的思考。当时用非晶增强镁合金，跟现在用非晶增强铜合金是相关的。”刘勇对新型镁基大块非晶复合材料展开潜心研究，设法引入第二相粒子增韧镁基大块非晶。最终，这项研究，申请到1项国家发明专利——“非晶颗粒增强镁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工艺”。
正是由于非晶增强镁合金这一课题，法国最高科研机构、全球三大科研机构之一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2008年在全球招聘一位博士后（postdoc fellow）时，选择了当时年仅27岁的刘勇。
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刘勇主要从事新型大块非晶复合材料设计及制备。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受到合作导师的高度评价，并已在第16届亚稳、非晶、纳米结构材料国际论坛（ISMANAM 2009）进行报道。
这些杰出的工作成果，使他至今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相关学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签订了国际合作协议，还获得江西省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
真真向上心 事事主动为
刘勇在法国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他体会最深的是，凡事要主动交流。刚去法国，刘勇由于语言不通闹出了很多笑话。去法国的第一天，在房东家里要上厕所，灯没开。刘勇只能指指客厅的灯，再指指卫生间的灯，打手语解决问题。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要先上网查好要说什么，写单词递给他。他回答我，我听不懂，就让别人也写出来。然后再上网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刘勇忍俊不禁地说起当时的窘迫。
后来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看书，跟同事主动交流。为了学语言，他还利用周末在一些老年俱乐部做义工，“他们会定期举行一些party，我想让他们教我说话。看到不会说的东西，就问怎么说”。
“在最后一次作课题报告时，我用法语做开场白，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刘勇绘声绘色地说起当时的情景。
法国人认真、严谨的态度让刘勇感触良多。“在法国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都要靠自己，要不断地学习。任何一个课题，方向迟早都会过时，只有把握国际前沿动态，跟别人合作沟通，才能不落后。”
从法国学习结束后，刘勇又回到了南昌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工作。
刘勇目前在南昌大学协助指导硕士生3名和博士生1名。他说：“我对自己什么要求，对学生也是什么要求。我们几乎每天见面，他们随时可以和我讨论，汇报课题进展。”对于学生来说，刘勇亦师亦友。机电工程学院2009级研究生张丽说，刘老师经常加班到晚上十点多，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谈到自己的理想时，刘勇笑着说：“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初中理想是出国留学，现在的理想是希望把这个材料做得更好。”
南昌的春天已经悄然离去，倾心于科研的刘勇，却刚走进了自己的春天里，那是充满希望与阳光的春天……
刘勇, 1980年2月出生，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法国CNRS博士后。主要从事先进镁合金设计及成型、非晶复合材料的设计及制备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西省教育厅科学基金、江西省国际合作项目等10余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32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3篇，EI收录4篇，已被SCI收录论文引用48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研究成果获得2007年亚洲镁合金论坛Best Poster Award、2010年中国材料研讨会青年优秀论文奖等奖励。现担任国际知名期刊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审稿人，在国内镁合金、准晶和非晶复合材料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
《科学时报》 (2011-06-13 A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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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周六, 11 6月 2011 20:58
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谈大学筹建：惟“一步一步去做”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14岁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留学，为物理学专家。1983年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先后委任吴家玮为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提起南方科技大学，很容易会想到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将香港科技大学视为自己的创校模板和标杆。2011年5月23日，新出炉的QS亚洲大学排名中，建校20年的香港科大已经超过香港大学位居亚洲第一。复制香港科大的成功，想必是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的期望。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作为深圳市政府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建议。而今，相比南方科大创校至今陷入的困局，吴家玮总结自己的创校经验，惟“一步一步去做”，“我对自己没很大信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因此只敢一步一步去做。”
已卸任的吴家玮至今仍每天于办公室工作。在他看来，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一样，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与香港科大不尽相同。就他回忆，香港科大筹建时期，殖民政府相当坚硬死板，而他们采取的对策，则是靠着智囊团队，主动制作科学详尽的办学方案，让对方看到可行性。以将近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吴家玮表示，他曾向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建议，组织智囊团队，解决与政府沟通等问题。而朱清时也表示，他在今年4月访美时，除了招聘教授，也在物色智囊团队成员。
“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东方早报：你作为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南方科大创建过程中提供了怎样的建议？
吴家玮：十几年来我都在推动深圳市建立新的大学，1400万人的一个市，怎么可能就一所深圳大学呢？之所以最后确定要建设一所科技大学，可能是领导考虑深圳是以科技起家的。
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的会的。也一直有说法说，南方科技大学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是照科大的模式办的。但我需要澄清的是，其实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的模式。南方科大可能参考了香港科大模式，但并没有按照香港科大模式，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
“南科大校长就算全球招聘，限制也很厉害”
东方早报：遴选委员会唯一的那次会议是什么情况？
吴家玮：现在一直说南科大校长是全球招聘，几百个候选人，因为我不是猎头公司，所以对这里面的过程不是很了解。但就算是全球招聘，限制也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大陆跟香港情况不同，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据我了解，必须是中国公民，而在海外待了很多年的人，一般都入了当地国籍的。
国外就算找猎头公司遴选校长，也不是让猎头公司确定人选，是遴选委员会主导，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对学界的情况会更内行，而猎头公司是负责后勤的，比如在确定人选后，搜集情报、处理文件等等。学界还是比较透明的，如果被原单位知道你在候选名单上，候选人十之八九都是会退出的。所以要靠猎头公司去打听，做文件工作，并且严格保密。我们开的那次会，就是猎头公司提了6个人名字，但很明显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对这些候选人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高于猎头公司。
东方早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朱清时任校长的？
吴家玮：我跟朱校长认得也有20多年，我们都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的成员。我挺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敢言，有理想，有改革决心，也肯出来讲话。不过我们还没有机会在学术方面探讨，也没有谈过他怎么管理中科大的经验（朱清时曾任中科大校长）。
“筹建香港科大时常争得面红耳赤”
东方早报：当时筹建香港科大的时候，你仍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筹建过程是否特别辛苦？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之前的10个月，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准备就靠回家以后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好在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做这个事情，都是有志之士，做义务的顾问。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核心的有十多个人。
东方早报：这些朋友主要在哪些方面协助了你？
吴家玮：开始港英政府给科大定下理、工、工商管理三个学院，一个人文通识教育中心，经过我们强烈要求，最后人文中心也成为人文学院，总共四个学院。但我是念理论物理的，对电子、化学、金融什么的并不了解，人文也就自己看看书，怎么设置专业，点将教书？所以就在自己的人际网络里，找朋友帮忙。比如说每个系多大，收多少学生，配多少教师，能不能找到学科的领军人物，找到领军人物我们养不养得起，建一个专业实验室要多少钱，特别贵的设备哪些必须买哪些可以不买……就是这样一群朋友，贡献各自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等。那时候还没有email，大家都在夜里互相传真讨论。核心的十来个朋友，都是正教授，有三分之二的人把工作停了来参加科大的筹建。这是我回香港之前的准备。
东方早报：你能提供一些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中的可借鉴之处吗？
吴家玮：回来之后三年，我们把学校规章制度全建立起来了，我们这批人都是老海归，除了我年龄大一点，很多人都是台湾的留学生，学问很成功，民族意识也很强，但是一直没有贡献自己的机会。筹建科大的时候，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很多人就来了。这批人对国外大学的规章制度了解相当清楚，但香港的情况跟国外不一样，常常得做修改，比如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很多东西一开始就得定好，比如根据专业设置，要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都得事前规划好，不能先造再拆。你得根据专业告诉建筑师怎么去设计，这些是学校需要自己进行的准备工作，跟政府、跟教育部没关系的。
然后就是找人，找到合适的人很关键。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每个系、每个专业怎么找人，找什么人，就是靠人际网络里的推荐，研究型大学里好的教授肯定是推荐来的，申请的不算数。推荐了，我们还要考虑，人好不好，学术前景如何，有没有心——1997年对香港人来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这就需要很多懂行的专家。
政府本来给我们7年时间准备，因为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整笔钱来，后来马会愿意承担一部分建设校园的费用，所以最后改成三年。时间缩短这么多，非常紧张，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相当于每个月都要增加10位教师，压力非常大。我跑美国去招聘，开车从哈佛到哥伦比亚，7天去了9个地方，都有那边的朋友给安排好接机、路线、交通……都是靠人际网络。
有一种说法是，有学问有成就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都去找过了，如果没找到你就是你还不够资格。而且招人也不是一招就来的，我们要招的，都是有学问，也有心的人，我跟他们讲香港的前途，讲我们的做法。
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做了3年，加上之前近一年，4年之后，我们开始招第一批学生，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还跟工作人员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第一年学生几百个人，吃饭就靠外卖，运动场没有，就在户外停车场装2个篮球架子，师生打篮球比赛。我们是觉得都准备好了，不会对不起学生，才开始招生的。
香港科大开办经费总数约40亿港元，与有些报道所说的“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数字上差了十几倍。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大学建立过基金会。
“我们挑选最有用的规章制度给朱校长参考”
东方早报：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向南方科大传授过？
吴家玮：有啊，主要是给朱校长吧。朱校长找我，我们就介绍相关的人跟他谈。比如学校的规章制度，香港科大是用英文写的，这么多年也有改动，20年所有的文件都在一个光碟里，我们就推荐一个负责这方面的，也是参与创校的美国人，挑选最新的最有用的规章制度，找人翻译，让朱校长当参考。
香港科大的几位教授，有理科的有工科的，也给他写过不少学科建设上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采用到南科大的课程设置当中去。但我们一直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我曾经给他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我们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当然我认为教育部也该鼓励南科大尽早招生。
“自主招生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
东方早报：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即对目前的教育体制、考试制度不满，因此大家对教育方面的改革还是充满了期待。
吴家玮：对高考、对现有的考试制度，人人都抱怨。中国人就是考试多，香港学生也抱怨一进入预科就几乎学不到新东西，还要再考一次，但是高考有它的必要性，不进行高考，全部自主招生，那走后门的人可能太多了。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校长，都想自主招生，都想进行改革，都有教育的理想。但其实，如果没有准备好必要的规章制度，突然就允许自主招生了，你也可能交不出什么东西。比如一些大学，已经有扎实的基础，很强的专业队伍，那可以办个学院，拿出一部分的资源进行实验，尝试自主招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教育部支持的，已经有大学开始做的。但如果准备了哪些东西都没有公布，就说要自主招生，你是教育部你敢不敢？
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内地对高考的现状不满意，其实香港人也不满意自己的考试，美国也不满意他们的SAT，但不是几个人出的题就能胜过这么多年的专家班子。出错了怎么办？高考出错了大家都在网上骂，但是（自主招生）这样的选拔方式，进不来的人是不是也会骂？如果今年先暂时招一批学生，明年换个办法，后年再换个办法，是不是不公平？
大家的心态，我也是很理解的。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比国家、社会要着急。如果我有孩子到了高三，我也会急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应该在透明公平的情况下，一起寻找教育的出路。
对任何单位来说，还是得先制定出一套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在政府很紧的规章里面，先把能自主的做到最好。不满意的地方，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不是照死规矩做，大家一起商量，把大学办好，一定能找到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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