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 ～ 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撰文：梁文道

　　摄影：王寅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交通堵塞也是印度大城市的特色之一，交通洪流的组成部分可能包括：小摩托、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牛、马、流浪狗。

那烂陀源自梵文“莲花(nalam)”。莲花在古印度是知识的象征，因此，那烂陀的意思就是“知识的给予者”。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古代高等学府，那烂陀当时的规模与今日全世界的任何大学相比，都堪称雄奇壮阔，美轮美奂。

公元7世纪，正值笈多王朝佛教美术的顶峰时期，那烂陀寺发展至全盛阶段，成为全印度最大的寺院、学府、佛教中心。整座大寺之中，一切建筑无不雕梁画栋，精美异常。

.即使在浴场中，印度也是一副人声鼎沸的样子。王舍城外毕跋罗山下的温泉浴场，从佛陀时代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印度，活色生香、百无禁忌。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 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 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 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师乃越南智顺比丘尼，60岁的人了，却活力充沛，不显老态。她告诉我，当年她奉师命从美国奔来，面对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墙泡软、使房顶塌陷的天气，无水无电，就一个人四处筹钱，披荆斩棘，才把这座汉传寺院修整成现在这般舒适宜居(顺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汉传为主)。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工地上指挥一座更大的计划，那是寺里头学校的新校舍，专从贫困乡间领来一些家里养不起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弥，等到18岁英语电脑全会了，再自行决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还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镇里头盖了好几座学校，让那些对佛教不感兴趣的家庭也有让小孩念书的机会。至于那群小沙弥，我必须说，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一脸善良，眼神单纯，我忍了好久才终于没摸他们的头：在家众摸出家人的头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岁。

　　几个月后，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大陆某寺院刚刚在蓝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庙宇，乃“海外第一座中华寺”，上头有人专程致贺，全国佛教界则允为盛举云云。怎么会呢？别说“海外”有多少汉传道场，光是源始圣地，光是拘尸那罗，便有这么一座没有国力支撑的小小“中华双林寺”吧。

　　其实，早在14个世纪以前，印度就已经有过“中华寺”了。根据文献记载，那烂陀寺以东50里有汉寺一座，是不少汉人留学生寄居的处所。而在芸芸汉人留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玄奘法师了。重读当年那群僧人的著录，最有趣的是他们那大胆创新的世界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余四方尽皆戎鬼蛮夷。偏偏佛徒不是这么看，他们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说法，把人类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国，归属“四天子”；而“中国”的皇帝只不过是这四天子之一罢了，并且管的主要是东方那一块，并非中央。广东学者何方耀教授专门研究过这题目，他发现，到了晋唐，许多僧人日益不满所学之芜杂矛盾，怀疑自己读的经翻译有误，于是兴起学梵文西取经之念。在这种心态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土”，把中国做“边疆”的意识。

尼连禅河边，一位老人在静思。大菩提塔矗立在河对岸。佛陀成道前曾于其中沐浴的这条著名河流，如今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涸的模样。

“生老病死、每天上演”，是瓦拉纳西恒河之畔的真实写照。印度人自古对生死轮回就有着独特的认识。2500年前，佛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鹿野苑距离繁华喧嚣的瓦拉纳西仅有十几公里路程，这里是佛陀成道后初次说法（初转法轮）的地点。

金色卧佛安详地躺在拘尸那罗的大涅槃寺中已逾千年。这里是佛陀进入般涅槃之地，信徒们来此，除去怀缅先师，也为了体悟非生非死、不住不灭的境界。

　　天下观吊诡在不与民族挂钩，谁是文化正统谁就是天下的中心，谁握住了道统谁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满人入关也能渐得士心，日本却觉得明清易帜男子留辫，故信天下东移到他们那里去了。在晋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显然该以佛法来处为正中才是。法显便说：“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转引自何方耀《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请注意，这段话里道整法师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印度，“边地”倒是中国。玄奘大法师更在瞻仰过圣地遗迹后叹道：“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同见前引书)在《大唐西域记》里头，玄把印度说得好到不行，称赞彼邦国民温文尔雅，懂得用树枝刷牙，爱好清洁，大概也有终于见识到上国风范的感慨。

　　问题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树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传的宝地，还是全面超越任何国家的先进文明，俗尘繁嚣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游记》，玄奘法师亲身去过的那个真实天竺竟被描划成云雾缭绕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响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圣地一一视为印度各大名胜的翻版。我们当然晓得真实的印度不是这个样子，可什么才是真实的印度呢？听说它是举世知名的IT大国，全球遥距服务业的中心；听说印度理工学院向美国硅谷输出的工程师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学院还多；听说它是金砖四国之一，未来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国一较长短了。但我们的经历却比较接近另一个版本的传闻。在那个版本里面，印度的交通凌乱不堪，大巴顶上坐满了抱着杂货的乘客，横行霸道的大货车任意奔驰，机动三轮车与蚁群般的摩托车则会把所有的空隙塞满；当然，在连北京也都望尘莫及的车阵之中，还有传奇性的牛、马以及旅游书里不知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们的悠闲与周遭由喇叭齐鸣所造成的音墙恰成对比。

　　很难在街上看出这里是一个预言中有可能要压过中国的强大经济体，乃至于我怀疑两者的差别或许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见这一点。就拿德里来说吧，它不是没有宏大的地标与宽广的大道，但中国人一定会问他们难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筑的外墙洗刷得干净一些，将那些路面上的坑补得好看一点吗？没错，我们都知道“无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价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数荣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国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马、狗甚至猪集中到一个比较隐蔽点的地方呢？

　　我记得旅程开始的第一天上午，摄影师要为他那部相机找一块市面罕见的电池，权充导游的当地法师遂引我们去他们心目中全德里电子设备最集中、高科产业最发达的地区。抵达之前，我们都把那地方想象成中关村，没想到一下车就是一滩泥水，往前几步则是一条高低不平砖块乱堆的巷道，道旁是几家被苍蝇围绕的小吃贩子。我们辗转来到一家灯光明暗不定的商场，经过一处交易外币的黑市旅行社，一堆从垃圾桶里挤爆出来的废纸和吃剩的食物，终于看到那家相机制造商的德里经销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闪烁。

　　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刚刚举办过英联邦运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曾经投诉选手村里的房间有蛇。你能想象北京奥运会出这样的事吗？奥运期间，北京就连菜刀都不准卖呢。

　　那天我们还走过一条满街地摊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说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国人在一座被空气污染成灰色的大楼门外乖乖排队，集中接受童乞们那永不厌止的疲劳轰炸。再凑近一瞧，赫然发现门牌上清楚写着这栋大楼属于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这条路就是印度的长安街？还好，后来我上网查过，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办公楼。我不想非常极端、非常东方主义地把印度描述成一个视观瞻如无物的国度，他们的媒体照样以英联邦运动会的洋相为耻；可是这个国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还大的中国确实不同。前阵子读到一篇印度知名学者的谈话，他说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记者都要问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穷人，他却反过来纳闷，在中国的大都市里为什么看不到贫民：“你们的穷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离开德里，原以为当晚就会抵达朝圣之旅的首站——舍卫城。结果全靠那位刚毅寡言同时还路盲的司机，我们在北方邦的乡野间漫游了两天，如果不是手机里的导航系统帮忙，到了最后可能会连一个圣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础建设的确不够，60公里的行程我们往往得走上两三小时，那些道路又窄又弯，几乎没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气淹漫而至，令人难辨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导航地图上看见前方不远就有“国家高速公路”，很是惊喜，没想到真走上去之后才发现，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两旁多了店家人烟，以及散步的动物，路灯照样缺席。但这手机移动信号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断，于是大家感叹：“印度真不愧是IT大国呀。”

　　那两天晚上，在赶路赶至绝望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择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时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别有趣，它标榜自己是“豪华而经济的旅馆”，所有房间都具备了空调、网络、彩电，以及24小时源源不绝的热水，它的餐厅更齐全了“北印、南印、中国和欧陆等地”的美食。我们都晓得这不是真的，如此一间两层楼高的简陋公路旅舍不可能这么完美。只是我们想不到那房间里的铁架床铺会脏成这样，枕头和床单上洒落了不知来历的污迹(有点像干掉了的血)，夜半还能感到几只细小的昆虫在身上跳跃。那位信奉锡克教的老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诚恳——“是的，我们有热水”，眼神狡黠——“怎么会呢？再等一下热水就来了”，像个成功生意人。果然，我们晚上11点上楼的时候，大堂的餐厅还是绿色的；第二天4点下来，它的天花和墙壁却已刷成粉红；那位老板督导工人装修了一整个通宵。我既惊讶又熟悉，这种速度，这种营商手法确实是我所知道的“金砖四国”。

　　天气很冷，正好碰上了当地罕见的寒流，气温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听说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200人。我们一日颠簸十来个小时，大腿贴着薄薄的小巴车皮，寒气由外而内，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买来的毛披风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这么冷。所以我们总是在下车舒展的时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们表情漠然，但会自动腾出空位，给我们接近那些冒着白烟的旧轮胎的机会。嗅着轮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杂志社的编辑说起了陈丹青，因为他本来也想参加这一趟。“嘿嘿！还好他没来，光是凌晨三点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伙拿丹青开了一点玩笑之后，编辑忽然感叹：“这才叫朝圣呀！不吃点小苦，一路舒服怎么行？”

　　朝圣让我们想到的总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着草鞋缓缓登上尖石满布的山丘，在沙土尘暴里不断礼拜、全身贴到地面好从至卑微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的虔敬藏人，当然还有那位背着沉重竹笈顶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亚山区走去的三藏法师。朝圣总该是要吃苦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要挑战朝圣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终于抵达圣地之前做好净化自己的准备？它不该是一般的旅行，不是无痛舒适地度过旅程，然后直达目的猎影观光；它不切割目的地与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反而把后者视为整趟经验的有机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宽敞的大巴里享受空调，一觉醒来发现圣地已至，然后急忙下车感受感受圣地的氛围。然而旅行又真和朝圣有这么巨大的区别吗？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旅者都会告诉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点永远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里”。

　　但是抵达目的之独特愉悦仍然不可否认。就像那天清晨，经过漫长的迷途，我们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舍卫城，佛陀一生停驻最久之地，古印度至为繁盛的大都。大伙一一下车，面对两列树木夹护的道路伸向远方晨雾，早上六点的北印农村静得只闻鸟啼，阳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个时代。也许2500年前，佛陀和圣弟子们就曾赤足行过我们脚下的这条土路，道旁一样没有电线杆，一样只有刚刚升起炊烟的茅舍……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经里最常见的那句开头呢：“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

　　宁静缅昔的时光只有一刹那，我们老是迅速被丢掷回印度旅行的紧凑现实。带领我们的法护尊者是我的师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马来文和僧伽罗语，精通梵文与巴利文，就连日文及泰文也略晓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僧。虽然大可在象牙塔里一展拳脚，但他更想用现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来，他矛盾的地方是尽管有志于打进这个纷杂急乱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却又天真得可以。就说这趟朝圣行程的规划吧，他总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涵盖最广大的范围，“景点”之密集堪比最广价的旅行团。有时我忍不住抱怨：“尊者，这简直就是观光了，朝圣不是该放松一点吗？”可他还真不急：每至一处，他都会忽然很振奋地说：“对了，前面还有一个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后兴致勃勃地领着大伙慢慢踱去。好像着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一边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预定地点，一边怕他落在后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带着孩子气的眼神叹问：“是吗？要走了吗？但我好想去看XXX哟。不用这么着急吧？”

　　要是真在一个圣地待久点，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法护尊者和同行的两位印度法师一定会跪下来诵经，可我乃疏懒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华夏地理一直没学好巴利经文。他们念诵，我跟一两段

　　就要断线。在灵鹫山顶如是，在菩提迦耶复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后还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经文吧。除了坐禅，念诵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几乎觉得自己是白来了。

　　法护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兰卡上学时的学长，法号“法光”，现为那烂陀佛教大学教授。我们去那烂陀寺遗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头。一如既往，我们又遇上了交通问题，法光尊者最初为我们准备的午饭渐渐等成了晚饭。当我们凌晨一点终于驶进以大学而言有点迷你但还算舒适的现代那烂陀时，那桌饭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还碰上了印度常见如便饭的断电，大伙只好摸黑上楼，就着烛火手电搬抬行李布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了法光尊者：个头不高，身躯微胖，圆圆的笑脸，年纪不算太大可又让人觉得像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于是适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实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间给我们，要给我们翻热饭菜，要设法修理电路，还要下楼看看路盲司机有没有睡觉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码不显急乱，一路喃喃说话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来，微微低着头晃来踱去。不知怎的，这情景我好像见过；后来才想起是电影《星球大战》里卢克初遇尤达大师那一段。对了，深藏不露的尤达大师在准备晚饭给年轻的卢克时，就是这般笑嘻嘻的模样。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间有暖风机的房间给我们四个在家人，但断电了他也没辙。只有一张薄毯要盖住四个身子，这天晚上实在冷得难受，难受到同行号称要吃苦的编辑都黑脸了。房间全分给我们了，那法光法师他自己呢？老教授说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发现他和另外两位法师原来整宿就和着僧袍睡在客厅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给了路盲司机。他准备了带点香辣的汤面做早餐，说是中国风味，大概合我们胃口。吃面的时候，我才算看清楚了这间教授楼。日光照出一室白墙，朴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帧相片随意摆在一排书上。那是老法师年轻时的留影，背景是个乡村广场，几十个小孩包围着他。法护尊者也凑过来看，他解释：“小孩都喜欢他，那时他一有空就下乡看孩子，每回都带一堆糖。”

　　到达那烂陀寺的遗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师昔日的心情了。入口处像是公园，绿野广阔，走过正中长达一里的林道，迎面而来便是一堵有两层楼高的石墙。再穿过城门般的巷口，便有砖阶引人自然登行。拾级而上，西向的太阳就在此渐次展开平铺在地平线上一座座栉比鳞次的伽蓝殿宇。那烂陀，中古世界最伟大的大学；佛学、哲学、数学、天文、建筑、医术、艺术，凡你能想象的一切科目；学生不分宗派，来自整个亚洲。极盛时它容纳师生万名，藏书九百万卷，占地是今日挖掘所获的十倍。其学风崇尚自由思辨，上课以研讨为主，有点像今天藏传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辩经”。除了玄奘，和它有关的名人还包括了龙树、无著、世亲、护法、戒贤、陈那、月称等一众佛教大德。要进这家学校得先过“守门人”这一关，藏传佛教徒特别尊崇的那洛巴大师便曾是它北门的守门人，他们负责考验入门学子，应付不了他们的问难便休想入学。当年入门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师曾经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烂陀：“庭亭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加以流水逶迤，青莲菡萏，晖焕其间，庵没罗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

　　俱往矣。如今的那烂陀只余废墟，纵犹壮阔可观能发思古之幽情，但毕竟是有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坏空的规律呢？虽然印度建国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发起了“新佛教”运动，使百万计的贱民阶层皈依众生平等的佛法，但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经离那个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头的问题，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觉得没有必要朝圣的原因：反正都成废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兴盛之地了，我们还去那里做什么？再说就连一般不学佛的人大概都能凭着电视剧里学来的“常识”挑战你：你们佛教徒不是喜欢讲空吗？不是喜欢教人不执着吗？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够了，何必花钱花时间那么执着跑去所谓的“圣地”呢？就连说法说得特别透彻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圣》里说：“严格地讲，我们并不需要寻求外在的圣地或圣人；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忆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他的教法生起忆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刹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会成为‘神圣’之地。”

荣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

欧阳江河

原名江河，生于1956年，四川泸州人。著名诗人，诗学、音乐及文化批评家，知识分子写作倡导者。

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不久到军队服役。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代表作有长诗《悬棺》、《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和《傍晚穿过广场》等。

欧阳江河已出版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诗作及诗学文论集《谁去谁留》、文论及随笔集《站在虚构这边》、诗集《事物的眼泪》等多种。他还主编有《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

“文学奖的一个深刻困惑在于，你永远也不可能把奖颁给第一名，因为第一永远是个空缺。而把奖颁给第二名，和颁给第五十名，这之间的差别显然无关绝对性。”

停笔十年，著名诗人欧阳江河2009年开写长诗《泰姬陵之泪》，还未写完，节选发表在去年的《花城》杂志上。他因该诗作荣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发表上述感言时谦逊地表达获奖的感受。

虽然时代变了，但欧阳江河一如当年，认为诗歌与灵魂相关，特别呼吁读者保持读诗的习惯。5月7日，在获奖的当晚，他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对我来说，诗歌是感知我存在生命的方式。”

■印度之行成就《泰姬陵之泪》

欧阳江河回忆说，“2009年3月，我和北岛、西川、格非、翟永明、李陀等十人受邀到印度参加一次中印作家交流活动，对话的主题是东方文明和诗歌。这也是近百年前泰戈尔到中国交流后，中印之间最好的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之间的对话。”在行程结束前一天，中方一行人到泰姬陵参观。

欧阳江河说，“我参观前没有思想准备，以为就是一般旅游项目。但到现场一看，很震撼。它全部用纯白色大理石建筑，在不同时间段，因光线不同，颜色都不一样。导游带我们进去用手电筒照墙壁，看到里面有很多镶嵌着宝石、玛瑙、翡翠。当时我就想到泰戈尔的诗‘宝石是时间的串珠之泪’，北岛还把它背了出来”。

在回到住处的路上，欧阳江河说，在近两小时的车程中，一向喜欢说话的他没说什么话，很沉默。“我知道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了纪念他已故皇后阿姬曼·芭奴而建，也知道他们的故事。参观完，我很感慨。”

在回国一个月之后，欧阳江河开始写作《泰姬陵之泪》，至今没有写完，“《花城》发表了350行，我还有200多行，加起来近600行。”这几乎是他写诗三十年来最长的诗歌。他说，“人类写眼泪的诗歌不少，但像我这样，整首长诗来写它，算是第一个。”

虽然《泰姬陵之泪》写的是泰姬陵和泪，但欧阳江河告诉记者：“写诗其实是找一个对应物，写自己的感受。比如这个‘泪’在诗中有五种形态：作为鸟类（鹰和燕），寓意诗歌的想像力；作为河水（恒河、黄河），象征时间和不同的文明；作为陵墓（大理石、宝石），象征爱情的永恒；作为菩提树，对应印度佛教的形象；作为天使的身体，对应的则是基督教的形象。”

所以，虽然写的是眼泪，欧阳江河却说：“这不是经验的眼泪，而是观念的眼泪。我的主题是复调的：既有爱情的共通性，也有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性的努力。”

■十年停笔为了避免“词写词”

虽然曾被国际诗歌界誉为“最好的中国诗人”，但欧阳江河此次获2010年度诗人，也算是一个“意外”。据主办方披露，欧阳江河是增补进“年度诗人”提名名单的。在“年度诗人”提名讨论中，评委们认为，此前的提名过度看重正式出版的诗集，无形中忽略了一些在杂志上发表的重要诗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主任谢有顺则认为，要等欧阳江河出诗集可能要许多年，但读到他的单首新作，却很容易，而他这首诗并不比一些人的诗集差。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欧阳江河主动提到这一“插曲”，加之作品还未完成，“因此我在深感荣幸之余，也感到某种忐忑”。据他透露，“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歌，除了十多年前与十位同行共同获得过刘丽安诗歌奖，我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获奖”。

欧阳江河透露，1996年前在美国待了四年半，后到德国大半年，1997年9月回京后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不为挣钱。2005年，他歇下来，开始写书法，自称在日本、美国卖得不错，足以过日子。与此同时，他开始从事美术策展工作和主持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5月8日至18日，“士者如斯：何多苓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欧阳江河是策展人。

回首过往十年，欧阳江河说，“我有十年硬性命令自己停笔，不再写诗。之所以有意识停笔，是因为担心一些惯性的东西，比如已经掌握了技法，有一些感受，不停写都没问题，但越写就会出现‘词写词’现象，与经验和心灵脱节”。他说，“从1997年从德国回来，我就在北京生活着，偶尔写艺术评论，但十年里只写了十首短诗”。

因为是处女座，欧阳江河说可能自己确有追求完美的冲动。这两年，他又开始恢复写作，“写了十首诗，有好几首长诗。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计划出一本诗集”。

这么多年，欧阳江河并未像一些著名诗人一样在诗歌界离场。他告诉记者，“我不愿说，诗歌是我赖以生存的信仰，但诗歌写作会让我们产生定力和深度，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是需要一个对应物来证明存在的。写诗对我来说，像一个承诺，显示自己的存在感。这是我感知存在生命的方式”。

■诗歌的坚守光靠诗人不行

在物质主义的狂潮中，过诗意的生活或通过创作、阅读诗歌感受诗意，很多时候都成为一种奢侈。在欧阳江河看来，对诗歌的坚守，并非只是诗人的事情。

在欧阳江河看来，“对诗歌的坚守，可以有写作角度，那就是诗歌不能在诗歌里写诗歌，也就是必须在两个平行过程中发生联系：心灵世界的感受，包括疼痛、黑暗、感动和眼泪等；另一个是现实世界。无论消费时代多么汹涌，对诗意的坚持没有更多伤害。”他对新诗人的创作建议也是如此，“诗歌一定要跟身边具体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是向外；不要跟灵魂联系起来，也就是向内。不然，诗歌就会成为自娱自乐”。此外，他还建议新诗人们，“写作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急功近利。对语言的热爱就是对生命的热爱，理解了语言，就理解了生命，理解了世界。”

在欧阳江河看来，还是有很大一批年轻人热爱诗歌，“只不过诗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精神上奢侈的享受”。他的忧虑在于，“年轻人不喜欢诗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身处网络时代，对文字的体验与感受和我们这批中年人都不一样。而现在的年轻人写诗，格局小一些，特别自我，特别具体，主要是经验意义上的自己，也就是围绕‘小我’，更多的是‘本我’。中年诗人则更多地超越了经验自我的一面”。

除创作方面外，欧阳江河也坦言，“诗歌的坚守光靠诗人的写作是完成不了的。它与阅读、传播、批评的向度共生、同构。所以我特别呼吁读者要保持读诗歌的习惯。毕竟中国是一个注重诗乐教化的古老国度。总不能人人都赤裸裸地追求物质。作为一种准宗教，诗歌不能丢，如果一个国家丢了它，是很悲惨的”。

对近年来出现的车延高“羊羔体”、赵丽华“梨花体”现象，欧阳江河也有清醒的认识，“全世界都是这样：大众媒体喜欢传播简化的、关键词似的新闻信息，对传播带有丑闻或负面事件有传播的热情。这实际为了满足大众娱乐消费的心态。而诗歌迎合了大众传播技术的一些特征，就成为了恶搞的对象。我们不能怪诗歌，也不能怪媒体，只能怪大众恶搞的心态”。

泰姬陵之泪（节选）

10

在印度，有一百种方式可以擦亮泪水，

但只有一种方式保存它。你可以选择玛瑙，

也可以选择冰雪，选择古物，选择夕照。但会不会

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悠悠干旱，

美的，至善的，低法和高法的干旱，

一眼望去，此生无涯的干旱，

是神的选择。是神为保存泪水

而作出的，弃绝的选择？

13

泰姬陵是一个活建筑，一个踉跄

就足以让它回魂。泪水从圆到方

堆砌在一起，仿佛泪之门是大理石做的，

词是它的窗子，它的拱顶，它的器物

和深深的迷醉。而在词的内心深处，肉身的火树银花从圆到尖

上升到灰烬顶点：这众泪的最初一滴泪。

诗歌登上了这颗泪滴的至高

和绝对，并将它从星空摘取下来，

写成三段论的、手写体的波浪。

泪之花潮起潮落，催开泪之树上的海景，星象，

以及树身的刻痕。古老印度的眼界和身高

少年般，刻在一棵菩提树上。

树并无嘴唇，但感到亘古以来的深渴。

恒河与黄河相互生长，相互磨损，

给诗的脖子留下深深的勒痕。

那么，泰戈尔，恒河这滴眼泪想流你就流吧。

　　美国研究人员在一项通过大规模基因重测序分析稻米进化史的研究中确认，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最早可能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

　　亚洲栽培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物种之一。此前曾有研究认为，亚洲栽培稻有两个起源地——印度和中国。但2日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一项新研究说：“分子学证据表明(亚洲)栽培稻只有单一起源……最早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

　　亚洲栽培稻具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主要亚种，其起源相应也出现两种理论，其中一种为单一起源理论，即籼稻和粳稻均由野生稻栽培而来；而另一种多起源理论认为，籼稻和粳稻在亚洲不同地点分别栽培而来。近年来，由于科学界观测到籼稻和粳稻更多的遗传差异性，多起源理论稍占上风。

　　美国纽约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此前已公布的数据库以及更先进的计算机运算规则，重新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进化史。他们的结论是，籼稻和粳稻具有同一起源，因为二者尽管具有诸多遗传差异性，但彼此间的遗传关系仍比与印度或中国发现的任何野生稻种类的遗传关系都要近。

　　他们还对栽培稻和野生稻染色体上630个基因片段进行了重测序，结果也是基因测序数据与单起源理论更一致。

　　研究人员利用稻米基因的分子钟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进化时间。他们认为，亚洲栽培稻大约8200年前开始出现，而籼稻和粳稻在大约3900年前开始分离。

　　这一结论与考古学发现相一致。考古学家发现，中国长江流域8000年至9000年前出现了栽培稻，而印度恒河流域大约4000年前才开始出现栽培稻。

　　参与研究的纽约大学生物学家迈克尔普鲁加南说：“随着栽培稻通过商人以及农民由中国传入印度，它很可能与当地野生稻进行了大范围杂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认为栽培稻可能起源于印度，但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

长期气候转变可能会影响地球板块变化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4月19日消息，近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显示，长期气候的转变可能会影响地球板块运动变化。通过与德国及法国科研人员的合作，他们建立起模型，将过去1000万年间印度板块运动和印度洋季风联系起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科学系的加姆皮罗-埃法达诺(GiampieroI affaldano)博士称：季风带来的降雨量逐年上升，这使印度板块运动也随之加快。科学家们计算出过去1000万年内季风如何对喜马拉雅山东部进行侵蚀。结果显示喜马拉雅山东部被侵蚀的岩石量非常惊人，这些改变足以解释印度板块发生的运动，改变幅度甚至可达每年1厘米。

　　埃法达诺博士说：“这项研究意义在于它首次确认长期气候变化对板块运动施加影响，我们知道很多地质现象由板块运动引起，如大陆的漂移，大洋的闭合，及山脉形成。但我们找到了相反的规律：长期尺度上气候改变同样会对地质作用产生影响。”科学家们希望此项研究提出的新观点有助于预测如此次日本大地震那样的大规模地震活动。

风导致印度板块运动变化幅度可能达到每年1厘米

　　埃法达诺博士说：“当板块边界之间存在应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地震，而为了更好理解地震诱发因素，你必须全面了解所有相关应力元素。而研究显示，长期的气候改变可能也属于因素之一，在之前工作中是没有考虑到的。”

　　早些时候科学家们宣称，由于板块相互靠近，欧洲正在逐渐潜入非洲大陆下，地中海将消失。地质学家表示，如果板块之间运动突然出现了减速或停止，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种运动即将改变。

　　(KT)

蚂蚁咬住一片巨大的黄色花瓣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4月13日消息，蚂蚁个头虽小，但却拥有着不容小窥的力量。近日，印度尼西亚摄影师安迪雅恩-鲁特菲拍摄到一只红色蚂蚁"大力士"。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照片中的蚂蚁咬住一片巨大的黄色花瓣，后腿支撑着身体重心控制平衡。这只蚂蚁只有1厘米长，但花瓣体积是蚂蚁的数倍。现年36岁的印度尼西亚摄影师鲁特菲在自家附近的一棵芒果树下为蚂蚁准备了许多食物和花朵，并观察蚂蚁日常生活。

　　鲁特菲说：“在芒果树下，我几乎每天都能观测到蚂蚁的惊人行为，我喜欢拍摄蚂蚁，照片显示出它们如何与众不同。它们既懂得团队协作也会单独作业。图片中一只雄蚂蚁咬住了一朵黄色花瓣，并吃力地将花瓣搬回巢穴。这些事情一般都是由雄蚁来做，雌性或女王通常只会呆在巢穴。这种红蚂蚁经常集体生活，每一只蚂蚁都有自己的岗位。对于蚂蚁来说，群体非常重要，许多蚂蚁可以牺牲自我来保护巢穴。”

　　(KT)

　　令人闻之色变的“超级细菌”其实并不是指某些特定种类的细菌。

　　事实上，超级细菌和一个叫做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的耐药基因有关。凡是携带这个超级耐药基因的细菌就成为超级细菌，而且这个耐药基因会随超级细菌遗传、传播。

　　目前，已确定有11种细菌能够携带这种基因，其中包括能够引起严重传染病的痢疾杆菌和霍乱弧菌。

　　“超级细菌”从去年夏天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NDM-1细菌感染的报道，其中很多感染者曾在印度接受过医疗服务。研究人员据此怀疑NDM-1耐药基因会在环境中传播。不过现在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NDM-1通过粪口途径传播。

　　在此之前，人们还认为超级细菌局限在医院内，如在美国多家医院发现的“超级细菌之王”CRKP就是携带NDM-1基因的肺炎克雷伯杆菌。CRKP释放一种水解抗生素的酶，常用于治疗耐药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杀手”（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它也束手无策。

　　最近，科学家们在印度新德里的饮用水里发现了携带NDM-1耐药基因的细菌，研究报告发表在最近的《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本文主要作者就是在2008年首次鉴定出NDM-1基因的提摩太·沃尔什博士。他说这次的新发现是一个公众卫生紧急事件。

　　研究人员从去年9月份开始对印度新德里自来水进行水质检查，结果显示：供新德里市民饮用、清洁和其他家庭用途的自来水里经常可以检出霍乱弧菌、痢疾杆菌和其他致病菌。研究人员同时发现部分细菌携带NDM-1基因。结论令人震惊：一旦这些细菌出现大规模感染，很难找到能够有效控制疫情的抗生素。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NDM-1基因在30摄氏度时的传播速度最快，是25摄氏度和37摄氏度时传播速度的100万倍。而新德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环境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耐药基因比适应人体环境更加适应印度的自然环境，在自然界中能够生成更多的超级细菌。如果发生洪涝灾害，超级细菌将四处蔓延。

　　印度糟糕的卫生状况增大了这种危险———印度13亿人口中一半还在使用露天厕所，首都新德里的市政排污系统只能满足60%市民的要求。

　　而抗生素滥用、稠密的人口和肮脏的环境很可能成为滋生超级细菌的温床。然后这些超级细菌会通过交通工具和人群流动传播到世界各地。

　　世界卫生组织正致力于与耐药细菌的斗争，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声明说：“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保护措施，世界正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很多常见的感染将无药可治，很多人将会死于这些常见感染。”

　　也许，人类与细菌的生存之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