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注释：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1〕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5）泰山：山名，在山东省。古人以泰山为高山的代表，常用来比喻敬仰的人和重大的、有价值的事物。

（6）鸿毛：大雁的毛，比喻事物微不足道。

（7）精兵简政：缩小机构，精简人员。

（8）五湖四海：泛指全国各地。联系上下文，可理解为革命队伍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9）死得其所：形容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10）追悼：指的是怀念死者，表示哀悼的意思。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毛泽东主席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人民服务》是一篇演讲稿，属论说文范畴。文章论点鲜明，论述缜密，层层深入。语言通俗、自然、朴实。

文章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然后结合当前的实际，从三个方面说明怎样才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一是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生死观；二是正确对待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三是搞好团结、克服困难、提高勇气、互相爱护，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3月5日的早晨，春寒料峭，86岁的李蓼源站在自家大门口，衣着整洁，白发纹丝不乱。看到我出现，他伸出手笑着说：“怕你找不到，在门口迎接你。”

意外受到这样的礼遇，让我心中又感动又温暖。

歉意就更深重了，因为今天我要采访的是老人最痛苦的一段人生经历。

老人带我到书房坐定，“我这一生怕宣传，就是一个小人物，不愿意出头露面。”

他可不是什么小人物，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山西省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山西文史资料》主编，退休前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还有个最令人称奇的身份——曾是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的侍从秘书，现在大陆只此一人。我说：“李老，我一直以为您是山西人，这两天查资料，才知道您是河南人。”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山西人，可我是山西女婿。”说话间，他的夫人赵爱萱亲自给我倒了杯水，放下水壶，静静地退出书房。房间里，只有李蓼源缓慢的声音，将人带回到旧时光——

1　1941年，我给阎锡山当了秘书

接着你的话说，1925年我生在河南淮阳，你们报道时爱说我出身诗书门第、官吏世家。1938年我在淮阳读师范，家里面父母都去世了，我跟着学生运动从河南、武汉，流亡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到延安去。

结果在西安，偶遇父亲的老朋友、蒙藏委员会的陈树人先生。他说小蓼源啊你那么小，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娃娃就不必跑到那么远，过了黄河就是山西，一样抗日。他给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了封信。

赵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安排我先到中央宪校太原分校法律专修科学习，学校当时在陕西宜川，阎锡山兼任校长。

1941年，我毕业后，被通知去见阎锡山。当时他在吉县克难坡，住窑洞。我进去后行了个鞠躬礼。阎锡山盘腿坐在炕上小木桌旁，含笑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我的简历。可能经赵戴文介绍，又觉得我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就直接安排我“你在侍秘室工作吧”。

我去的时候，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有两个主要秘书，还有两个处理文书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的讲话稿，编印成册，代收阎的信件，每天有二三十封。1945年我们到了孝义，日本人投降后，回到太原。

2　为阎印书时出了“政治差错”

1945年10月，阎锡山过62岁生日，让我负责编印《革命动力》，选了十几篇他的长文来祝寿。太原海子边那儿有个《复兴日报》社，我带着几个编辑去印。

那天我正审稿，有两个牺盟会的朋友去看我。他们看到阎锡山有篇文章写道“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就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

我上中小学时，校长都是共产党人，包括陕西秋林时代，脑子里的思想都受共产党影响。我边聊天，边顺手拿起笔来，在旁边写了一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道叙”了半天，我们就离开了。我原想着下午再过来，结果下午有会，就把这个事放下了。

我走了以后，助编取稿子送去排版，就把我写的那行字给排印出来了，校对发现后，赶紧毁版重印。

3　被阎锡山亲自下令秘密处死

阎锡山过了生日以后，有人向他密告此事。

怎么我过生日他提共产党的主张？阎很震怒：我跟前这个人是不是个伪装分子，共产党派进来的潜伏人员？他立刻令政卫师长贾宣宗，将我逮捕并要秘密处死。

我从办公室被带走，一辆黑色小轿车，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夹着我坐在后排，开出了省政府大门。贾宣宗平时和我熟惯，在车上就对我说：“蓼源，我不能挽救你了！”

我没理解他的话，没有意识到大难来临。

车一直开到中涧河荒郊，已经挖好墓坑。就到那一刻，我都不以为这就是埋我的地方。

贾师长在墓坑周围来回走，自言自语：“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大概有一刻钟时间，他跺了跺脚说：“走！”

车开到中涧河村，把我单独关到一个窑洞里，监押了起来。

事后我听说，贾师长直接去了骑兵军部，找沈瑞军长一起商量我的事，都觉得我这么年轻，又有才华，处死太可惜了，都主张再找找阎锡山。

贾师长连夜回省政府，侍从长说阎长官已经睡下了，有再要紧的事也得等到明天。

4　七天七夜酷刑不停

贾师长等了一夜。

凌晨五点，阎起床后，贾进去汇报，说李蓼源的问题，他只承认是笔误，我们的意见是否问问口供再做处理？

阎锡山一听就拍了桌子，训斥道：“贾宣宗，我知道你处理不了这类问题，你把杨贞吉给我叫来！”

杨贞吉是警务处长，当时山西的特务头子。他赶来后，阎在他的小炕桌上写了个手令交给他，上书两个字：熬刑。

第二天，杨贞吉带特务警察组搜查了我的住所，寻找我是“伪装分子”的蛛丝马迹。

在中涧河村，一个老百姓家的院子，作为审讯之地，开始给我上刑。

七天七夜审讯不停，动用种种非刑，坐老虎凳，上电刑，压杠子，开始几天还因为年轻，咬牙扛过来了，最后一天，上了杠子，我就昏迷过去了（中国旧时特有的酷刑，除刑讯作用外，双腿的刑伤会使受刑者难以越狱）。

特务警察们还准备给我上竹签，钉手指。

这院的房东老太太在窗户上看了看我，跟他们说：那个人已经死了。

昏昏沉沉中，我只听见窗户底下哗啦一声，那是竹签撂下的声音。

七天七夜过去，他们没得到我一句话的口供。

5　五姑娘说了情，我才获保释

当时，阎锡山被蒋介石电召去重庆开会，我的事就暂缓了，开始了秘密监禁生涯。1946年初我被转到亲贤村原日本窒素厂（日军掠夺山西的石膏，制成化学肥料后运往日本的工厂），1947年又转移到五福庵囚禁，现在这个地方还在。

这期间社会上传说很多，一说李蓼源泄露了上党战役军事机密，一说李蓼源是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还有一些牺盟会的朋友，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以为我已经被处死了，还写了祭诗：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

1948年，我的事慢慢传开了，人们知道我还活着，地下党开始积极营救，各界人士多方奔走保我。一些将领去找阎锡山，被拒绝：这是政治上的事，你们带兵的不懂。后来他们找到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世人口中的五妹子），五姑娘说情才将我保释出来。

1948年夏，地下党、我的好友赵宗复（赵戴文之子）两次去看我，督促我尽早离开山西。其实当时他的处境比我更危险，他给我写了介绍信。10月，我和山西大学撤离太原的学生一起，搭上了最后一班飞机飞往北平。

最让我意外的是，省政府警务处一课长突然到机场为我送行，把我拉到僻静处说：“你要去那边（意指解放区），我有朋友可以帮你。”飞机已经发动，我解释说：“我只是去北平看病。”就匆匆登梯进舱，心里惊疑不定。

人乎？鬼乎？

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党员、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一首气吞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河南省扶沟县人，1895年生。1913年入冯玉祥部。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他任改编后的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同年11月，该部被蒋介石调遣参加“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不愿打内战，对“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消极、反感，并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准备秘密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所部高级军官被蒋介石分化、收买，使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月，他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其携眷出国“考察”。

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坚决要求参加抗战，被蛮横拒绝，无奈含泪出国游历。期间，他心系祖国安危，沿途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呼吁全中国人民在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国家处于生死危难之际，皆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牺牲一切，坚决抗日，并呼吁国际社会声援中国人民。

吉鸿昌：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欧美之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炮声中，于2月底回到祖国。他当即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变卖家产6万多元购买枪械，组织抗日武装。期间，他还同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工作。他还面见自己的老上级冯玉祥，向冯玉祥陈述自己的抗日决心，并希望冯玉祥再次诚心诚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图抗日救国。1932年秋，吉鸿昌在北平由党的北方政治保卫局（即特科）秘密接收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失败后，吉鸿昌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先后与在天津的中共秘密党员联系，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宣传抗日。这一时期，按照党的要求，他与中共秘密党组织的同志一起，奔波于平津及华北各地，联络各方，策反旧部，训练骨干，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吉鸿昌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敌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1934年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张云逸：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张光东少将眼中的父亲

　　口述 张光东  撰文 周海滨 

　　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

　　———他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

　　———工资高，是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资历老，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  

　　———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1　　险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

　　1892年，张云逸出生在海南文昌县头苑区上僚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几岁的时候得到一双布鞋，经常舍不得穿。1908年，16岁的张云逸来到广州，在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家里当勤杂工。当年春天，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次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1年4月，张云逸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800人组成的先锋队(敢死队)里，张云逸任炸弹队队长。

　　1911年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大半天后寡不敌众，被迫退到街巷去与清军展开巷战。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为严密，即便化装也无法出城。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挎起竹篮，假装去买菜，上街寻找突围的路口。再折返回来时，民宅被清军闯入，所有起义军同仁均被枪杀，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人血染街头。张云逸藏在围观的路人中，加上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张云逸曾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2　　“胜之旅”

　　1914年，张云逸以优异成绩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在速成班，张云逸与叶挺、薛岳是同学，薛岳还是他的同桌。张云逸被派到海南岛的龙济光军阀部队中就职，身负革命党的秘密任务。 

　　龙济光是袁世凯的亲信，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明令“反对袁世凯者，格杀勿论”。当时张云逸任排长，接管的是一支军纪涣散的队伍。队伍里有不得已扛枪吃粮的穷苦人，被强行抓来的壮丁，游手好闲的兵痞，还有龙济光的外甥和小舅子。

　　张云逸在操练中训斥了龙济光外甥，用皮带抽打了龙济光小舅子。两人跑到龙济光家里告状，但张云逸并未因此受罚。

　　从此，张云逸这个排，军纪严明，成为全营尖刀排。两个月后，龙济光到营盘视察部队，“尖刀排”表现出色，赢得了龙济光的赞赏，张云逸被升为连长。1921年，张云逸调离海南岛，进入粤军陈炯明部任营长。

　　张云逸很早就展现出军事指挥才能，1924年成功地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时，他在许崇智建国粤军中任旅长，他率领的旅被称为“胜之旅”。“胜之”是张云逸的别号。

　　3　　少将参谋长秘密入党

　　东征陈炯明期间，张云逸调入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独立旅当参谋长。在部队遇到困难的关口，他屡屡妙计获胜。

　　蒋介石闻说，便想给张发奎换一个参谋长，意欲重用张云逸。张发奎听说，急得跟蒋介石嚷嚷道：“总司令，你不要拆我的台呀，你就是拿一个师来换胜之，我也不干！”从此，“张云逸是老蒋拿一个师也换不去的旅参谋长”便传开了。 

　　1926年北伐时，张云逸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这年10月，张云逸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 

　　张光东说：“中苏论战的时候，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入党，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太小，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父亲说参加革命不是人逼的，他是自觉自愿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放弃优厚的一切。‘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他一生！”张云逸也曾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仍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积极支持和掩护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73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中央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到苏联留学还是留在国内搞兵运工作。虽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他还是毅然选择了留在国内。”

　　4　　红七军军长

　　1929年7月，张云逸被中央派往南宁。通过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举荐，他利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声望，打入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中，被任命为军官教导总队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在前往百色的途中第一次碰面。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城中升起。张云逸被任命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后来，红七军被迫离开了右江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任八军团参谋长。年底，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央政治局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张云逸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渡江时，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

　　5　　组建新四军

　　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考虑到新四军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军长的人选一直悬而未决。”张光东说：“父亲在北伐战争中与叶挺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便主动去找叶挺，邀其复出参加抗战。” 

　　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就是10年。张云逸化装成阔佬，到澳门找到叶挺。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挂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父亲主持新四军工作那段时期，后来被评价为新四军发展最快，执行党中央决定最好的一段时期。半塔创造了反摩擦战役的模式。”中共七大期间，陈毅去了延安，张云逸代理新四军军长。但在代军长时期，他都是以副军长的名义下命令，从来没有用过代军长的名义。

　　淮海战役中，张云逸等人组织出动了民工543万人，他们不仅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只有20万左右的后勤兵。淮海战役已作为经典战役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案，美国人至今还在分析：共产党60万部队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军的80万人？

　　6　　毛泽东也抽他的“飞马”烟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战士们常常用树叶、麻叶来代替香烟。张云逸时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二师师长，他开会时看到有战士从地上捡烟蒂吸，大受触动。他与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商量说：“能否办个烟厂，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与当地烟草公司合资入股，一来解决资金短缺，二来扶持破产企业。1943年3月，供给部部办烟厂开始生产卷烟。张云逸先是派人把这家濒于破产的烟厂盘活，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并另建了一个烟厂，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变成一个股份公司。从此有了新群烟草公司(山东青州卷烟厂的前身)，并将原来的“神龙”香烟易名“飞马”。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马牌香烟。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抽飞马烟。

　　为了将香烟销往敌占区，张云逸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盒，装上飞马牌香烟运出去。此外，敌占区规定不许购买飞马牌香烟，人们还用白纸包起来买卖。这种烟被称为“四爷的烟”。“四爷”指的是新四军。新四军因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药品、钢材等我军急需物品。

　　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徐州等烟厂均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名牌“飞马”烟，现在还在生产。

　　7　　李宗仁立正鞠躬

　　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张云逸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当年他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做参谋时，蒋介石也是参谋。“父亲比蒋介石小一些，由于是同盟会的元老，资历摆在这，所以谈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1965年，李宗仁回国，张云逸专门去机场接机，李宗仁也专程看望了张云逸。

　　“李宗仁要来我家，父亲特意换了一套新家具。当时我因为在学校上学，没有亲眼见到李宗仁。但听警卫员讲，李宗仁便服来到我家，走进门，面对迎出的父亲，当时一个立正，深深地给父亲鞠了一躬。”张光东说：“父亲和李宗仁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张云逸与李宗仁是老相识。1937年5月，他从延安被派往香港进行统战工作。那时，蒋介石操纵纸票，令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宗仁、白崇禧正苦于无法应付，得知张云逸抵港后，即诚邀他入桂。那段时间，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会面。

　　1938年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位于津浦铁路南段的张云逸部新四军和位于北段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不断袭击日军，从战略和战役上配合了台儿庄作战。

　　8　　为广西要来出海口

　　“父亲凡事有自己的思考，并且总是坚持实事求是。”张光东说，“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毛主席问他用的什么招数？汪东兴说是游击战，红大的时候张云逸给讲的。毛主席感叹道，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2月14日，广西全境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指挥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消灭土匪11万多人。

　　当时，他还被称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广西工业基础差不多等于零，连最基本的蜡烛、钉子都不能生产。初到广西的张云逸写信给陈毅和饶漱石，从上海把一批工业和企业搬迁到广西，技术、设备、人员、管理整体“连根拔起”。于是，大批上海人在广西安了家。一名广西报纸的编辑曾对张光东说：“就是你们家老头子把我们这一家子搬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广西一块海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内陆省区。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向叶帅从广东要了一块海，就是北部湾区域，孙中山曾经计划要在此建设民主中国的一个深水港。如今，张云逸要来的出海口，令广西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9　　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有次客人来访，警卫员隔着门问话，张云逸知道了对他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他到山东农村做调查，老乡拿出大瓷碗，抹布往碗里一擦，准备倒水招待。警卫参谋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张云逸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

　　出门后，张云逸说：“人家请你坐下，倒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我们打仗的时候，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1946年，张云逸54岁的时候，张光东才出生。哥哥张远之比他大20岁。“我父亲和母亲，从百色起义到国共二次合作，差不多10年一直没有联系。1937年父亲出来做统战工作，通过地下党才知道母亲在做地下工作”。

　　“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张云逸到北京工作，张光东从外地转学来京。有人提出让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张云逸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这样离家也近。”

　　张光东和不少普通家庭的孩子交了朋友，“同学来家里，父亲叫警卫员不拦着，直接进来。”小学到高中，张光东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母亲的名字。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关于履历表家长那一栏，父子有过一次对话。

　　父亲说：“你填你母亲，不要填我。”我问：“人家都填父亲，为什么我不填父亲？”父亲说：“妈妈也是家长，这没什么问题。”我又问：“人家问我父亲呢，那我怎么办？”父亲支招说：“那你说你父亲出差了，不在这儿，不经常在北京”。

　　小学毕业，张光东考入北京男四中。“我是实打实考进去的，两门课满分200分，我考了198分。当时干部子弟都分到俄语班，我却搞了‘特殊’，分到英语班，为的还是要我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

　　10　　你能回来吗？

　　张云逸经常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儿子写信，开头都是“吾儿”，但是突然来了一封信，称“光东同志”，让张光东很是震惊。“我入党后，他写信，把平时的‘吾儿’改成了‘光东同志’。父亲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这封信我印象特别深！”

　　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四川山区的研究所去搞计算机，一去就是四年。“毕业分配的事情，父亲没有讲过一句话。”

　　1973年，张光东调回北京工作。“我到301医院去看他，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时候父亲病很重，我们已经没法去交流了。”

　　1974年，是张云逸生命的最后一年。11月初，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到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目送邓小平缓慢退出病房。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性格爽朗和善的张光东直率坦然，他说：“父亲那一代老革命家很少讲自己的故事，从不表自己的功劳，所以我当时对父亲的了解并不深。”

　　张云逸去世后，“要筹划拍父亲的文献片，我和几十个老同志交流了很多。今天，我再去看父亲做过的那些事情，才真正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父亲那一代人非常好地完成了那一代人的使命。”

1936年7月的一天，一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骑着一匹被称为“瘦狗”的老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的保安。这位洋人就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因为是第一位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从此闻名于世，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中国广为流传。

有关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采访经历和他的精彩报道，曾经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这些在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斯诺对世人给予他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准确地按到了时代的脉搏，并从此站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沿。

在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共与国际社会的直接接触被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将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是基本上被消灭的、剩下的只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国际社会无从知晓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只是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间或看到一些诸如“所谓共产党匪帮”、“土匪与共产党骚动”一类的报道。于是，中国共产党人被想象成“留着长胡子”、“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等等的江洋大盗。面对这种现实，中国共产党人要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首先就必须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共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特别是由此树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形象。斯诺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外政策正经历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实现了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步骤。

斯诺经过直接采访和观察后所作的栩栩如生的报道，第一次打破了国民党长达十年的新闻封锁，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核心的真实面貌，了解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蒋介石和一群腐败的达官显宦外，还存在着一支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政治力量，而且它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不仅如此，斯诺的报道和著作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从斯诺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共的情况及其纲领和政策。

斯诺的西北之行得到国际舆论的极高赞誉，被称为是“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的标志，是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杰克贝尔登著，邱应党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第9页。)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斯诺的西北之行在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影响之大之深远，或许是当时中共领导人所难以想象的。

实际上，斯诺在表明希望访问陕北根据地后，他的行动受到中共的欢迎，并得到中共北方局的介绍与安排。当时斯诺从北平地下党得到的见毛泽东的介绍信，是由柯庆施起草，并得到刘少奇的直接批准的。如果没有斯诺的西北之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至少将被推迟。继斯诺之后，又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掀起了一股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热潮。他们的介绍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肯尼斯休梅克著，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明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在直接影响和改变各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方面，包括斯诺在内的西方记者很难说起了多少直接的作用。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大门终于敞开，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由此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牛军)内容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从延安走向世界》一书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