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首席评论

□晏 扬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巡视员李小鲁日前做客中国网,在谈及备受争议的高考加分政策时,直言“高考加分很公平”,并称如果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将会导致人才培育“千人一面”。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不少网友的热议。(9月20日《羊城晚报》)

李副厅长称“高考加分很公平”,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自有一套逻辑:高考唯“裸分”录取是一种绝对化的平等,却未必是一种“真公平”,因为高考成绩并不能充分反映一名考生的综合素质或特长,这就需要加以弥补———在高考录取时辅以素质加分、特长加分,以免那些综合素质较好或有某种特长的考生“吃亏”,所以,高考加分体现了一种“真公平”、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不仅可以避免人才被埋没,而且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

李副厅长的这套逻辑其实并不新鲜,因为这套逻辑正是高考加分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高考加分的初衷所在。但要命的问题在于,这套逻辑只是理论正确,纸上谈兵可以,一旦付诸实践,就被现实扭曲得面目全非。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是人情关系泛滥,是规则意识缺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不透明,是行政监管不力、民众监督式微,是“拼爹”、“拼钱”之风盛行……整个社会大环境如此,高考加分不管多么理论正确,一放到这个“大染缸”里,就会被染得乌七八糟、面目可憎———事实也正是如此。

高考加分本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平,但它导致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甚至给腐败提供了寄生的温床,如此,不仅更高层次的公平如同镜花水月,而且连唯“裸分”录取的低层次公平都被破坏;高考加分本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但很多加分项目的实际导向作用恰恰是强化了应试教育,比如疯狂的奥数,正如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所言,这种重在解难题、怪题的“数学杂技”和高强度的集中训练,对学生摧残之烈,远甚于黄、赌、毒,说它祸国殃民毫不过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打着“公平”旗号的高考加分,实际上在加大城乡教育鸿沟,加剧城乡教育不公。因为,目前的高考加分项目以城市学生为本位,什么唱歌、跳舞、弹琴、绘画、三模三电之类,这些城市学生的强项可以获得加分,而农村学生的强项呢?比如会种地、会养猪、能吃苦,这些“素质”从来不加分,北京理工大学一名教授就曾在微博质疑说:“钢琴弹得好加分,杀猪杀得好凭什么不加分?”近年来,高等院校尤其是名牌学府里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固然很多,但高考加分无疑是“罪魁”之一。若真要追求公平,我认为反而是农村学生应该获得高考加分,因为他们是在较差的条件下读完小学、中学的。

其实,人们呼吁取消高考加分或尽可能减少高考加分项目,是基于利弊权衡和“两害相权取其轻”,高考加分虽然有利,但当其弊大于其利时,就没必要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高考加分政策实行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素质教育搞得怎么样?人才培养是否“千人一面”?那些获得高考加分的学生都成人才了吗?

晏 扬

发表在栏目: 文化
周四, 28 4月 2011 18:23

胡翌霖:SCI与学术公正


 
□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发表在栏目: 科学

 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众多社会研究分析机构均把目光对准了丹麦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这里夏天日照稀少,冬天寒风呼啸,资源并不丰富,征税还高得吓人。但就是这个小国,却拥有全世界最清廉的公务员系统和最幸福的国民。“世界第一清廉国”是怎样炼成的?日前,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秘诀”。

    最近半年,欧洲童话之国连续摘了两个“世界冠军”,一个是7月份公布的盖洛普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2005年至2009年,在全球155个被调查国家中,丹麦当选为最幸福国家,国民综合幸福指数高达82.二是10月份,“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年度“世界最清廉国家”。政府清廉,国民幸福,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梦寐以求的目标,丹麦到底有什么秘诀?

    “我们就没有腐败传统”

    丹麦刑法典里对腐败这样解释:“滥用权力以牟取个人私利”。刑法规定,向丹麦官员行贿是一种犯罪行为。2000年,该国刑法还把犯罪范围扩大到行贿外国官员。

    对于官员收受贿赂,刑法典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立法并不完全是丹麦反腐的关键。“我们的司法体系和我们的邻居,其他的北欧国家很相似,”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表示,他认为丹麦之所以能获得“最清廉国家”的称号,还因为丹麦没有腐败的理念和文化,丹麦人认为,没有腐败才是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他反复强调丹麦的“幸运”,因为丹麦的文化、社会里就没有腐败问题,“甚至在历史传统上,我们也没有腐败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抗击腐败或避免腐败。这是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我们的文化不相信贿赂、敲诈和腐败。”也有说法称,在丹麦,反腐意识已经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

    此外,丹麦政府每年还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培训丹麦企业,加深它们对腐败的认识,以避免他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向官员行贿。

    当然,丹麦的公务员、公共雇员的酬劳都非常高,相对很多国家来说,丹麦的工资标准要高得多,可谓是高薪养廉。这得益于丹麦经济的高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丹麦的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这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丹麦为什么没有腐败。“我们很幸运,我们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都阻止了腐败在丹麦滋生。”

    “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

    此外,完善的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也是丹麦零腐败的原因。丹麦的税务部门负责统计丹麦全体个人和公司的财产,并对其经济价值作出评估,因此税务部门对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在内的所有丹麦民众和公司的财产状况了如指掌。丹麦有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征收体系,税额很高,每个人都必须如实申报以保证税款的征收。

    但如何监督这种个人申报,保证没有漏报、瞒报呢?裴德盛表示,在丹麦,人们的住房、财产、土地都是经过所有者注册的,财产登记部门不会允许任何瞒报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你要想隐瞒你的某处财产、土地或其他资产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官员们想要获取任何便利或得到区别对待都非常困难。在丹麦,法律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反腐败也体现在对公共开支的监督上。所有的公共部门都必须公开他们的预算和开支情况,丹麦有一个独立的机构———国家审计局,负责对这些预算和开支进行调查、研究,检察是否有违规和滥用的情况发生,并把相应情况上报给丹麦议会。此外,在每年的年度预算白皮书中,每个市民都可以看到所有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所有的公共开支信息也会在互联网上公布,以供民众监督。

    “全球最公平分配制度”

    丹麦有句俗谚,“不要认为你有什么特殊———你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这种平等的精神在丹麦社会体现得非常透彻。

    裴德盛表示,丹麦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财产分配制度,高额税收就是用来重新分配财产和收入的一种手段,用以保证社会公平。

    丹麦国民通过交税可以获得免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尽管税额很高,几乎达到个人收入的50%,但裴德盛表示,丹麦人民乐意交税。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交的税物有所值。

    而丹麦之所以能成为最幸福国家,裴德盛表示,第一,丹麦人觉得很有安全感。丹麦的社会福利体系保证了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相对高的生活水准上,尽管人们可能会失业,但他们依然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失业津贴等福利,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准。

    第二,丹麦的社会非常有活力,人们在丹麦从事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赚钱多的工作。在很多国家,许多人工作“向钱看”,追逐高薪工作,但在丹麦,人们却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做最让自己“快乐”的工作。人们想做律师、牙医都只是因为兴趣。因为人们知道税收很高,你很难在这种社会中真正成为大富翁,因为不论你赚多少,高税收都会“均贫富”。因此,金钱的诱惑减少了,人们就更趋向于做他们感兴趣的工作,这也使得丹麦的社会非常有创新精神和活力。

    但裴德盛也说,丹麦的成功,也部分归因于它的小。“丹麦仅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这使得在丹麦推行反腐和司法制度都相对容易,但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国,政府治理和成功的方式就会更复杂。”裴德盛说。

发表在栏目: 生活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