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安徽省审计厅进驻淮南，对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开展专项审计。此前有村民举报淮南潘集区虚报沉陷区安置人数，骗取补助资金。记者调查发现，潘集区向省里上报的安置人数和与采煤企业签订的安置人数，均多于实际人数，可多得大量补偿款。

　　潘集区沉治办对此予以承认，并称由于市政府和采煤企业签订的补偿标准太低，导致安置点公建资金缺口太大，还表示多余资金将用于安置点配套建设。目前淮南市和采煤企业协商，调高补偿。

　　在一些人看来，王怀光是个“不安分”的农民。

　　他17岁到福建打工，学过照相，懂计算机，回乡后，村庄开始搬迁。因发现安置小区存在问题，他带领村民上访，围堵区政府，并代表村民和政府谈判。此后，他因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检察院批捕，在看守所关押了2个月零11天后，被取保候审。

　　王怀光所在的村庄是安徽淮南市朱庄村。和淮南许多村子一样，那也是个安在煤层上的村庄，由于采煤沉陷，村子从2010年起实施搬迁。

　　搬迁过程中，王怀光和一些村民发现了造假行为：村支书之子和当地区政府均虚报搬迁人数，涉嫌套取补偿款。

　　他们开始举报。

　　举报对村支书的儿子很快起了作用，他得到了处罚。但对于区政府涉嫌骗取数百万元补偿款的举报，在近一年中，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应。

　　凭空添出的孙女

　　朱庄村搬迁，村民在公示榜上发现一个没人见过的村支书孙女，还发现区政府有虚报人数之嫌

　　现在的朱庄村，许多地方已大面积坍塌，积水将房屋、田地淹没，电线杆子间或在水面露出一小节。

　　对于此次沉陷区的村庄搬迁，淮南市实施的办法和以往不同，不再以实际房屋面积给予补偿，而是按实际人口，进行一定的房屋面积补偿。

　　王怀光家有4口人，每人获28平方米的补偿。最后分得的房屋会大于补偿面积，超出部分，村民以成本价购买。

　　朱庄村第一批搬迁人数，于2010年张榜公示，公示3次。王怀光已故的母亲，被列入第一次公示名单，第二次公示时，被拉下榜。这意味着王怀光少了28平方米的补偿面积。

　　同样，还有些村民的名字，在第三次公示榜上消失。

　　王斌家有4个名字下榜，2个是出嫁但未迁户口的女儿，另2个是他的外甥。村民王建友的女儿同样“落榜”，也是因出嫁但未迁户口。

　　对于哪些人可获补偿，淮南市做了细致规定，有7类人无法获取补偿，“外嫁但户口未迁出的”是其中一类。

　　而在三榜上，王怀光和村民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张晶晶”。

　　这个名字挂在村民张红杰户下，身份是张的女儿。

　　张红杰是朱庄村村支书张中利的儿子。而王怀光等人从未见过村支书的这个孙女。他们怀疑张红杰造假。

　　心细的王怀光还发现一件蹊跷事。

　　他拿到一个“绿本”，那是潘集区沉治办的《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手册》，上面记录着2009年和2010年计划搬迁的人数。

　　王怀光等人将其与公示名单比对，发现人数出入很大。

　　以朱庄村的前王小组为例，搬迁计划表上，2009年上半年计划迁出372人。而三榜公示的搬迁人数只有221人。

　　在公示榜单上，王株圩和朱庄小组的搬迁人数，分别为397人和586人；但在计划表上，两者的人数均为1200人。

　　王怀光会上网，他登录安徽省政府官方网站，发现网上的计划搬迁人数，和“绿本”上的一样，证明“绿本”上的数据是真实的。　王怀光他们怀疑，有人虚报人数，骗取补偿款。

　　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每人28平方米的补偿面积，折合成现金就是14560元，多报1000人，那就涉及上千万元资金。一个村多报这么多，那全市、全省会有多大的数字？

　　骗取补偿，被罚4万

　　村支书之子被查出办理假户口，以诈骗罪被起诉；村民向省国土厅举报区政府涉嫌虚报人口

　　王怀光等人的举报始于2010年5月。

　　他们先向潘集区计生办举报，张红杰涉嫌办理假户口，骗取安置补偿。

　　计生办很快派人前来调查。

　　调查发现，张红杰于2009年4月6日，看了办理假证的小广告，办了一张“出生医学证明”和一张“农村出生婴儿入户通知书”，共花费1000元；随后在2009年5月6日，为“张晶晶”入户。

　　调查过后，张红杰按市场价，退还潘集镇政府搬迁安置补偿款20160元(28㎡)。

　　2010年8月4日，张红杰到潘集派出所申请注销“张晶晶”户口。

　　也就在那一天，潘集镇纪委对张红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且，潘集区检察院还以诈骗罪起诉张红杰。

　　最终，张红杰被潘集区法院判处管制2年，并处罚金4万元。

　　2010年9月上旬，潘集区政法委书记到朱庄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当时在现场的一个村民代表回忆，区政法委书记现场宣布，朱庄村村支书张中利免职。

　　这名村民代表说，“区政法委书记还表示，张中利作为村支书，利用职务便利，办理空挂户口，套取国家搬迁安置补偿款，影响恶劣。”

　　在举报张红杰的同时，王怀光等村民还去潘集区政府，了解政府虚报搬迁人数一事。他们找了潘集区纪委书记，问村里没那么多人搬迁，多出来的补偿款，用到哪里去了？

　　王怀光说，他们当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不关你们的事。

　　2010年9月，王怀光等5个村民向安徽省国土厅实名举报，举报称地方“虚报人口骗取巨额搬迁补偿款”。同时，他们还将举报信寄至省信访局、省人大、省纪委等单位。

　　区政府承认“套取”补偿

　　省财政厅数据显示，省里按3600多人给潘集区发放补助；而该区实际搬迁人数为2200余人

　　淮南市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当地的淮南矿区，是一个亿吨煤基地，这样的煤基地在全国只有13个。而采煤和搬迁补偿的矛盾，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

　　在此前，当地的补偿办法都是“据实补偿”。这种补偿方式的弊端是，村民得知搬迁消息后，会进行“抢修”、“抢建”、“抢种”。

　　“据实补偿”的弊端在前些年愈演愈烈。淮南某个农村，最多的一户，一夜抢建1000多平方米房屋。

　　“三抢”造成“三难”，“丈量难”、“算账难”、“商谈协议难”，从而使搬迁工作举步维艰。

　　2009年7月1日，淮南市出台新的补偿办法，改“据实补偿”为“人口补偿”；并且还改变了搬迁的责任主体。以前的责任主体为采煤企业，如今改为区县政府。

　　区县政府负责兴建安置新居，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资金来源有两个途径。其一，区县政府向省、市上报搬迁人数，可获得“以奖代补”资金每人1200元，其中省“以奖代补”资金为600元。

　　其二，区县政府和采煤企业签订协议，确定搬迁人数，企业为每人支付2.2万元补偿费用。这笔钱是筹建安置新居的主要费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潘集区政府在向省、市上报的搬迁人数，和与企业签订的搬迁人数，均超出实际的搬迁人数。

　　潘集区朱庄村的安置点，在矿业公司西侧，叫潘北新村。

　　记者从潘集区沉治办获得的数据显示，潘北新村一期和二期，合计安置2200人左右。

　　2200人，这是该区实际搬迁的人数。

　　而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得数据显示，省财政厅发放“以奖代补”资金的人数为3606人，超过实际搬迁人数1400余人。

　　这些数据是来源于《安徽省2009年采煤沉陷区村庄搬迁“以奖代补”分配明细表》。

　　该明细表显示，潘北新村一期省、市、区三级“以奖代补”资金，人均合计1200元、按1830人的计划人数已拨款219.6万元，二期省“以奖代补”资金人均600元、按1803人的计划人数已拨款108.2万元。

　　对于计划搬迁人数的由来，淮南矿业集团和淮南市沉治办均这样告诉记者，煤矿集团将计划搬迁人数报于市政府，市政府令区县核对人数，核对后，市沉治办将人数报省里。

　　潘集区沉治办主任汤凯承认，省“以奖代补”资金，已在区财政账户上。

　　他强调，这些拨款，还一分未动，它们只能用于搬迁村民新村公用设施的建设。

　　公建经费紧缺之苦

　　区政府沉治办表示，市政府补偿标准太低，如今物价飞涨，安置区公建资金缺口1亿多元

　　淮南市的煤矿均由淮南矿业集团开采。

　　记者从该公司获得一份他们与潘集镇政府的协议，发现协议上的搬迁人数也超过实际人数。

　　协议显示，朱庄村的前王小组和瓦沟沿小组，搬迁人数为745人。

　　而贴在村里的第三榜公示名单显示，实际搬迁人数只有654人。

　　也就是说，潘集镇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协议人数，比实际多出91人。由于企业支付的人均补偿为2.2万元，企业将为此多支付200多万元。

　　陈德好是淮南矿业集团资环部征地拆迁科的科长。他很了解相关补偿细节。

　　他说，企业知道协议搬迁人数比实际要多。当时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搬迁中可能存在机动数，所以会比三榜公示人数略高，比如用于诸如“钉子户”等特殊的要求。

　　在潘集区沉治办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李庆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表示，机动数的余款，将用于新村建设各种资金缺口。

　　潘集区沉治办主任汤凯告诉记者，2009年、2010年，潘集全区应急搬迁安置工程项目，仅公建部分资金缺口在1.1亿~1.2亿元之间。

　　“主要是这两年物价涨幅高，建材价格上涨，土建招标价亦上扬。”汤凯说。

　　2010年，潘集区政府组织调研，曾形成一份《关于沉陷区搬迁安置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八大问题，集中于“补偿标准偏低”、“补偿面积过低”、“公建费用不足”等方面。

　　汤凯说，企业支付的公建费，目前仅够支付新村建设规划设计、勘测等前期费用。之后的道路、排水、绿化等建设无法保障。

　　“正是为解决公建费不足，安徽省、市、区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进行补助。”汤凯说。

　　淮南市原政协副主席魏彩华，也曾在2010年的提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案中说，2004年-2012年，淮南市采塌区村庄搬迁安置建设尚缺10.85亿元公建配套资金。

　　市政府无力提高补偿

　　淮南市官员表示当初想调高补偿，多次和采煤企业协调无果；企业方认为当时标准不低

　　淮南市出台的这一补偿标准，被地方政府和沉陷区村民抱怨补偿过低。对此，胡东辉显得有些无奈。他是原淮南市沉治办主任，曾参与制订补偿标准。

　　“关于补偿标准，市政府一家说了不算数。”胡东辉说，补偿标准是淮南矿业集团与淮南市政府签订的，市政府没有决定权。淮南矿业集团是省属企业，按省政府规定，制订标准时，必须与企业协商。

　　淮南市统计局曾公布，2008年底，该市农村居民平均住房面积30㎡。

　　胡东辉介绍，彼时，淮南市政府提出，按统计数据作人均补偿标准，但采煤企业不同意，认为有的村民人均面积不到30㎡，最后确定人均28㎡。

　　对于每平方米企业应支付多少钱，双方也有多次协商。

　　淮南市政府曾组织专家测算农村建筑成本，第一稿市政府提出的补偿标准为600元~620元/㎡。

　　胡东辉说，采煤企业不同意，他们要求与周边的淮北、阜阳标准相差不多，补偿标准400元/㎡。

　　后经双方协商妥协，确定520元/㎡的标准。

　　为制订补偿标准，矿业集团与淮南市政府曾赴安徽淮北、江苏徐州、河南永城等地调研，两家协商前后不下于30次。

　　苏多洵认同胡东辉的这种无奈。他是潘集镇纪委书记，同时兼任镇沉治办主任。

　　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和矿企的关系很微妙。

　　他说，“每次，地方领导到乡镇检查工作，都要求我们积极支持企业建设，‘支持企业就等于支持我们自己’。”

　　苏多洵告诉记者，淮南矿业集团旗下一个矿，一天就为潘集区财政贡献13万元。

　　淮南矿业集团在潘集区，拥有潘一、潘二、潘三、潘北四座特大型煤矿，并且还在建设3座煤矿。

　　淮南矿业集团的陈德好不完全认同地方政府的说法。

　　他说，其实当时制订的人均补偿2.2万元，在安徽全省采煤沉陷区中，是最高的补偿标准。

　　陈德好说，淮南市执行新的补偿标准后，两年搬迁沉陷区村民，近7万人，“这是历史上干得最好的时期，相当于过去10年的工作量。”

　　对于基层官员的抱怨，陈德好说，“地方政府也应该想想执行力的问题。”

　　审计厅人员抵达淮南

　　采煤企业表示，已和淮南市协调，调高补偿标准；并称审计厅工作组已到淮南开展审计

　　魏彩华如今是淮南市的人大副主任。她很早呼吁，要提高采煤沉陷区的补偿标准。她认为，“那些村民为国家的资源开采作了贡献。”

　　魏彩华说，“因资金不足，导致新建安置点公建配套设施不完备，居住环境差，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村民王斌已搬进潘北新村一年多。虽然住进楼房，但他正为小区的积水发愁。

　　因为新村基建至今没有完工，水排不出去，所以一下雨，整个小区被水淹，“必须光着脚才能出门。”

　　王德奖在淮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任搬迁安置科副科长。

　　他说，新补偿办法出台后，各地都反映，公建费补偿标准偏低。根据专业测算，公建费人均成本7000元左右，但按市里制订的标准，企业支付的公建费人均折合只有3640元。

　　在此背景下，省政府出台“以奖代补”政策。但因公建资金缺口过大，2011年，安徽省提高“以奖代补”标准，从人均600元增加到3000元。

　　淮南矿业集团的陈德好也承认，随着物价上涨，当初的标准确实低了。

　　他说，目前企业和政府有了新的协商结果。单位面积补偿标准从520元增加到650元；综合调节费比例从15%增加到25%。

　　新标准计划将在8月底出台，从今年7月1日起执行。

　　临近采访结束，陈德好透露说，8月8日，安徽省审计厅派出的工作组已抵达淮南，对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工作开展专项审计。

　　朱庄村一位村民说，即便公建费有缺口，也不应该通过虚报人数，获取资金。

　　省政府有文件规定，若提供虚假资料套取或者骗取‘以奖代补’资金，停止拨付并追回资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本报记者 刘刚 安徽淮南、合肥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韩宇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0日公布了2010年度社会保险状况统计：2010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额为23886亿元，但是其中近9成存放在财政专户，只有1400亿元的零头以债券，委托等方式进行运营。

　　目前我国已着手做实养老金空账，但是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却日益突出。专家认为，在高通胀背景下，社会保险基金如何保值增值，至少保证不贬值，应该出台相关办法。

　　近9成社保基金存银行

　　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达23886亿元，但是其中有20319亿元为财政专户存款，占到基金总数的85.1%，达到近9成。

　　此前参加过社保基金监督条例调研工作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存在专户的社保基金是按照一年期定存利率存放的。而他们曾对17省市的社保基金投资情况做过调研，发现其中竟有58%的省份社保基金是按活期利率存放的。目前一年期定存利率为3.5%，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CPI增幅已经达到了6.5%，几乎是一年期利率的两倍。在这种高通胀的背景下，近9成社保基金面临高负利率存放的风险。

　　社保基金投资方式单一

　　从此次人社部公布的数据看，仅有1400亿元社保基金在进行保值增值的运营。其中只有366亿元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营，其余则用于购买国债或者协议存款。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所主任郑秉文认为，目前投资运营方式还非常单一，而且规模极小，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办法，使其保值增值。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在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问题上，相关部门偏向保守稳健，因为这么庞大的基金数，没有人敢为其投资风险负责。这也导致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以及监督领域的办法草案，因各方争议不断，迟迟难以出台。

　　■ 热点

　　养老金做实空账两千亿

　　目前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等13个省份已经开展了做实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截至2010年底，做实空账有了一定的收益，共积累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2039亿元。

　　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养老金空账就已达7400亿元。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所主任郑秉文估计，目前空账已达1.3万亿元。这几乎是2010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的全部，社保基金总额的一半。

　　2010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比上年增长16.8%，但是支出比上年增长18.7%。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参保率已经很高，通过参保扩面扩大收入的空间已经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基金很可能入不敷出，加剧空账压力。

　　■ 相关新闻

　　去年5万人冒领社保

　　国家有望出台条例打击骗保

　　本报讯 (记者韩宇明)2010年全国查出5万人冒领社保待遇，另查出少缴社保费27亿元。目前人社部已经着手起草社保反欺诈的相关条例，年内有望上报国务院审批。

　　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累计实地稽核企业221万户次，涉及参保职工14185万人次，查出少报漏报人数676万人，少缴漏缴社会保险费27亿元，已督促补缴25亿元。在核查五项社会保险待遇享受人数6707万人时，查出5万人冒领待遇8154万元，已追回7977万元。此外，全国还清理收回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422亿元。

　　目前社保反欺诈相关法规不够健全。现行法规相对滞后，对社保欺诈单位和个人约束力较差。稽查时依据不充分，手段受限制，核准核实的难度也比较大。部门的联动机制也有待加强。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些情况，在地方省份先期的调研基础上，国家将着手出台社保反欺诈条例，打击骗保行为，规范社保缴费和待遇领取。该条例目前已在起草之中，有望年内上报国务院审批。

　　此外，到2010年底，全国已有29万人次实现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12万人次实现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两项社保转移资金超过33亿元。

　　8月1日，是吕杰与老战友聚会的日子，但今年他爽约了。

　　自2002年9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来，吕杰每年再忙都会出席8月1日晚的老战友聚会。半月前，这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原调研员，因犯受贿罪被该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此前，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及医务人员在药品采购中大肆收受贿赂而被举报案发，并由此最终引爆了重庆迄今最大的医保“窝案”。获刑的吕杰只是窝案中落马官员之一。

　　今年1月以来，除了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原处长蔡岩，重庆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王宏、副主任康晓晴，重庆市药品集中采购服务中心主任邓先碧等一众官员，先后被检方带走。

　　重庆一大批医药代理商亦陷入囹圄。知情者透露，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挖，估计还将有更多的官员和药商被牵扯进来。

　　近期，重庆医保“窝案”系列案件将陆续受审，曝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医药市场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药品从跻身医保目录到进入医院销售，每一环都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

　　医保系统“地震”

　　重庆医保“窝案”首位落马的医保官员是医保中心主任王宏。

　　王宏今年47岁，2009年9月被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任命为该局下属二级事业单位重庆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主任，负责该中心全面工作，并负责组织领导市级医疗保险统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工作。

　　2010年3月，重庆市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下称“医保目录”)调整工作。

　　对于药商们而言，医保目录是他们扩大市场的金字招牌，“生产或代理的药品一旦挤进目录，就意味着将获得大量、稳定的订单”。

　　医药行业公认的行规是，能进医院、并且好销的药品品种，一般在医保目录里。因此，药商都想方设法挤进国家或省市医保目录。因此，许多医药界人士坦言，进医保目录的公关费不亚于新药审批的腐败。

　　王宏是重庆“医保目录”调整工作领导小组联络员和办公室成员，自然成了重庆大批药商公关的热门对象。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3月，重庆泰宇医药公司总经理王德志、重庆乾元医药公司法人代表李宛若和重庆中豪药业公司总经理赵斌为了让自己公司代理的药品“血必净注射液”、“心脉隆注射液”、“氟氯西林注射液”等药品顺利进入“药品目录”，先后找到王宏，请其帮忙，并承诺事成后给予“感谢”。

　　随后，王宏利用参与“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职务便利，将上述药品写在小纸条上，交给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处长蔡岩，由蔡出面找到专家组组长史某，请其在评审时关照上述药品。

　　这些药品最终均通过了专家评审，上报国家人力社保部审批；同年10月，它们正式进入重庆医保目录并开始执行。

　　2010年7月，上述三家医药公司负责人共计送给王宏现金75万元。但几个月后，重庆泰宇医药公司总经理王德志在一起医院受贿窝案中，向检察机关交代了王宏受贿事实。

　　2011年1月14日，王宏因涉嫌受贿罪被重庆警方刑拘，不久后即被批捕。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原处长蔡岩亦受牵连落网。随后，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原调研员吕杰、重庆医保中心原副主任康晓晴应声落马。

　　今年43岁的吕杰，是2010年重庆医保目录调整工作的后勤保障(会议组织)人员。公诉机关指控，在重庆市召开三次医保药品评审专家会议期间，吕杰将专家名单和座次表都一一提供给重庆市衡世医药公司负责人蓝建洪。经过公关，蓝建洪代理的药品终于入围。2010年5月，吕杰笑纳蓝送上的贿赂现金10万元。

　　在医保目录调整过程中，吕杰还将手中评审专家名单提供给重庆市华烨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永健、重庆晟大医药公司负责人张兵，并收受贿赂。重庆江北区法院最近审理认定，吕杰先后接受以上三家药商的贿赂共计14万元。

　　重庆市医保中心原副主任康晓晴，亦被指控在去年重庆医保目录调整中受贿，为不法药商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位医保官员的落马，已在重庆医保系统引发“地震”。知情者称，随着案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重庆医保人员已受到查处，“现在整个医保系统谈案色变，人人自危”。

　　招标主任遭查

　　重庆医保窝案的查处来得并不突然。2011年1月5日重庆召开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在会上针对重庆区县发生的几起医保骗保案，当场批评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王姓领导，说“不要以为你就没责任”。

　　马正其随后表示，今年是重庆“社保资金监管强化年”，将对涉及医保等各类社保领域的违规违纪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领导责任。

　　就在马正其作以上严肃发言时，重庆医保系统知情者称他看到坐在前一排的医保中心主任王宏突然起身走出会场，脸色苍白，很久才回来，“我感觉他当时可能就预感要出事了”。

　　几天后，王宏被纪检部门带走。

　　医保系统“地震”还波及到了重庆市卫生系统。以上知情者称，与此同时，重庆市卫生局下属的药品集中采购服务中心主任邓先碧等人也被检方带走，同样因为涉嫌接受药商贿赂。

　　重庆市卫生局不愿具名的人士证实，邓先碧在今年初被检方带走，目前案件还在深挖和细查，“不知道卫生系统还有哪些人会受到牵连”。

　　2011年5月23日，重庆市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决定，免去邓先碧的重庆市卫生局副巡视员职务。

　　邓先碧曾任重庆市卫生局规财处处长，2000年重庆试点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后一直分管招标工作。

　　“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要顺利进入医院，还必须跨过集中招标采购这个门槛。因此，招标办、评标委员会成员、卫生部门等都是公关对象。”重庆医药界资深人士透露，每次药品招标，全国各大药厂老总都大包小包地提着公关所需费用，到处“勾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吃饭、拉关系、做工作。

　　“如果不公关，一般情况下药品很难中标，所以卫生系统官员因此落马，一点儿不稀奇。”以上人士说。

　　推行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的初衷，是在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挤掉中间“水分”、压低虚高药价，规范医疗机构的购药行为和药品流通秩序。但重庆华森制药董事长游洪涛、重庆康刻尔药业公司总经理陈国芳等人称，由于设计不合理和黑箱操作，该制度带来了新的利益集团寻租。

　　2010年重庆药品集中招标，刘群就质疑存在问题，致使自家企业部分高质低价的参选药品并未入围，而中标药品价反而比他投标的药品高。他愤然将重庆市卫生局推上被告席。刘群一审胜诉，卫生局不服提起上诉，但其后该局突然撤诉。

　　刘直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已异化为“腐败工程”：一个以卫生部门为主导，厂商、各级代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部门、医院参与，结成强势集团，形成了新的庞大利益链。

　　医院人员“逐利”

　　药品通过了集中招标环节，仅意味着该药品有权进入医院，因为医院拥有自行采购权，用不用还得医院说了算。

　　为此，医院便转而成为药商们最重要的公关目标：必须先打通医院院长、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这几个环节，然后还得拉拢掌握处方权的医生。

　　在重庆医保窝案中，药商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卫生局的集体招标后，向重庆市各大医院人员行贿以敲开医院大门。

　　这最终导致了重庆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受贿案发，而此亦是引爆重庆医保“窝案”的引信。

　　周荣福案起因在于2010年8月30日，重庆市江北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周涉嫌受贿。在“双规”期间，周荣福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2009年9月19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对周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依法逮捕。

　　随后，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左筠，内一科主任彭力也因涉嫌受贿被捕。但知情者称该院其他涉案人员包括许多医生因情节轻微，并未予移交司法处理。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行贿者均为药商或其代理人，这些人的证言都证实向周荣福三人行贿的目的，是为了能在药品销售上得到他们照顾，获得医院更多的药品配送额。

　　这些行贿者包括重庆泰宇医药公司、重庆海森医疗设备公司、重庆四环医药公司、重庆市医药股份公司、重庆浩瀚医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或代理者。他们每次行贿数额从1000元至20万元不等，行贿地点大部分在以上医院人员办公室，或他们所居住的小区。

　　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受贿窝案亦曝光了药品打进医院的“公关潜规则”：要让医院采购，首先要给院长“进门费”，然后再“公关”药剂科主任和科室主任。由科室主任向药剂科提用药计划，药剂科主任再转给院长后，药品就可进医院了。

　　在医疗界的回扣、贿赂，其实并非秘密。重庆市检察机关今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3-2010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医疗卫生系统涉嫌职务犯罪370人，其中受贿269人；全市40个区县中有38个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涉案，涉案人员多为医院领导、中层干部及一些药械、总务等重点岗位的人员，其中医院院长、副院长157人。

　　药商的囚徒困境

　　在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受贿窝案中，重庆泰宇医药公司老总王德志是最大的行贿者。

　　这位40多岁的女人，在2007年与人共同出资成立了重庆泰宇医药公司。同年8月至2010年8月，她和合伙人多次送给重庆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周荣福现金共计33万元。

　　周荣福案发后，王德志被抓，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称，她代理的药品从跻身医保目录到进入医院销售，每个环节都找了人送了钱。随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首先将重庆医保中心主任王宏揪出。

　　王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王德志的“来头”：2010年3月的一天，重庆市原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侯小川当面给王宏打招呼说有人要来找他帮忙使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请给予对方帮助，“我听了后没什么，就同意了”。

　　按王德志的说法，为了让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她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找到朋友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原总裁谢某，让他出面找侯小川帮忙，对她给予关照。

　　“侯给我打了招呼后，王德志到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忙让她的药品进入重庆市医保目录，事后会感谢我。后来，我找了医保处处长蔡岩，在评审会开前将王德志要进入目录的药品名称写在字条上交给了他，并告诉是侯局长委托的事。”王宏供称。

　　随后，王德志的药品一路绿灯，顺利入围重庆医保目录。

　　但随着医保窝案案发，王德志落网，重庆泰宇医药公司今年6月申请变更《药品经营许可证》，名字变更为重庆仁福医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企业负责人均由王德志变更为罗晓沙。

　　卷入重庆医保窝案的其他数家医药公司，受到查处后同样陷入困顿，经营和声誉均受到重创。

　　事实上，近年来的恶性竞争，让医药公司早已陷入囚徒困境。重庆一位医药公司负责人说，一方面担心别人搞商业贿赂而自己不搞，会使自己产品销售不出去；另一方面继续搞商业贿赂，既会越来越受制于人，不堪成本上升之重，又害怕违纪违法被查处。

　　“医药市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输送的黑色链条，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可能有多长。”重庆医药界一位资深人士说。

　　知情者举例称，重庆涉案药商蓝建洪等人总代理的头孢曲松他唑巴坦纳、五水头孢唑林纳、拉氧头孢、头孢硫脒等药品，被指价格每支原本只有几元，一旦进入医保目录后，每支价格则飙升至一百多元。

　　而在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群看来，医药行业的黑色利益链条问题，在于中国医改的失败，多年来没有破解医疗制度的本质问题，改革尚未触及到核心利益。

　　“医药企业在拿药号、跑医保、定物价、进目录、疏通招标……其中缺乏客观科学的标准，公开透明的机制。”刘群表示，当前药品生产制度运行无力，流通制度任意加价，使用制度竞争促销，医疗服务制度中缺乏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的机制，医保制度亦未得到很好改善。

　　重庆医保窝案中曝光的利益格局，无疑折射了医改之难。但该案水究竟有多深，谜底尚待进一步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