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航员们拆卸下了勘测者-3号的相机和几件其他部件运回地球进行分析

这是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任务后被送回地球的勘测者-3号着陆器相机设备

这是一帧当年的16毫米胶卷中的图像

今天的美国宇航局太空取样返回计划样本分析小组

　　一个一直以来流传的关于月球细菌的谜团最近终于得到了澄清。当年美国执行阿波罗-12号月球着陆任务时，其选择的着陆点距离之前降落在月面上的勘测者-3号飞船(Surveyor 3)很近。

　　1969年11月19日，阿波罗-12号宇航员彼得•康拉德(Pete Conrad)和阿兰•比恩(Alan Bean)在月面风暴洋(Oceanus Procellarum)一处平坦地点精确降落。这一地区距离勘测者-3号残骸仅有区区163米。他们很轻易就抵达了现场。勘测者-3号是美国在实施阿波罗计划之前进行的一系列月面详细勘察任务之一，于1967年4月20日在月球表面软着陆，并发回了6315张电视图像。

　　宇航员们拆下了勘测者-3号的相机并在无菌状态下带回了地球。当地面的科学家们对这一样品进行分析时，他们惊讶的在相机的内部检测出了微生物有机成分。

　　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个缓症链球菌(Streptococcus Mitis)菌落在相机内部存活了下来。

　　科学家们据此推测，大约有50~100个细菌个体在经过火箭发射，太空真空，将近3年暴露于月面辐射环境，以及月面零下253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考验之后仍然生存了下来。另外还要考虑到在这期间它们没有任何食物，水或其他任何能量来源。

　　美国宇航局的肮脏小秘密？

　　时间很快就到了现在。一个勤奋的科学家小组对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他们查阅了宇航局的历史文档，甚至调阅了阿波罗时代的16毫米胶卷，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清真相。

　　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当年阿波罗计划中进行分析时，无菌室的除菌条件非常有问题。

　　约翰•拉米尔(John Rummel)是太空研究委员会(COSPAR)行星保护分会的主席，他说：“那些宣称有微生物挺过了2.5年的月面环境暴露的说法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即便从当时的标准来看也是这样。这一说法从未经过同行评议，但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媒体和互联网上并大肆传播。”

　　勘测者-3号的相机检测小组宣称他们发现了细菌菌落，但拉米尔告诉太空网的记者说：“其实他们只是检测到了自己导致的污染。”

　　拉米尔曾经担任美国宇航局行星防护方面的官员，他现在还在美国东卡罗林纳大学海岸科学和政策研究所任职。

　　拉米尔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自美国宇航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朱迪斯•埃尔顿(Judith Allton)以及前宇航局月球样品接收部门官员唐•莫里森(Don Morrison)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月面上的细菌？关于勘测者-3号及其对我们未来太空取样返回任务的启示》

　　糟糕的分析环境

　　他们的这一结论是在“太阳系取样返回任务对行星防护的未来”会议上进行宣读的。这一会议由美国宇航局行星科学部门以及月球和行星研究所资助，在德克萨斯州伍德兰德(Woodlands)召开。

　　他们形容当年对勘测者-3号的分析时说：“如果像‘美国偶像’大赛那样来评选当年的那种检测，那帮人早就出局了。”或者更加具体的说，正如论文合著者莫里森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情况是不能排除出现污染的情形。”

　　比如，根据埃尔顿的报告，当年参与检测的分析人员竟然穿的是短袖的手术外罩，这样他们的双臂就是暴露的。另外，他们外罩的下摆高出手术台，这样一来衣服里面的各种微粒就很容易散播出去。

　　其他的防护措施也没有到位。总之，认为在勘测者-3号的细菌检测过程中发生了污染情况的推测是非常有依据的。

　　敲响警钟

　　一方面，拉米尔也强调我们现在的检测标准和方法相比当年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勘测者-3号检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拉米尔表示：“我们必须要比当年的勘测者-3号检测小组在细菌污染控制方面更加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不那样做，我们就有可能污染未来取回的火星样品，那样我们就没办法检测出来可能存在的火星生命迹象。”他强调说：“我们可以，也必须在火星样品取样返回计划中表现的更好。”(晨风)

　　在医院里，在社区中，耐药性越来越强的各种“超级细菌”频繁出现。日前，由北京市卫生局和法国梅里埃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法抗菌素耐药和医院感染防控论坛上，巴黎South-Paris医学院临床微生物教授、Bicetre医院细菌病毒学的主要负责人PatriceNordmann表达了深深的忧虑：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正在迅速传播。与前一年相比，2010年竟增长了两倍，而2011年的增长幅度预计会进一步放大到2—3倍。

　　耐药菌的历史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当你头疼脑热，随手拿起一粒感冒药吞下时，你很可能就已吃下了抗生素；当你喉咙发炎，抓起几粒消炎药吞下，你也是吃下了抗生素；当你病好了到市场买只鸡补补身子，你还是可能吃下了抗生素，因为一些大型饲养场圈养的鸡，都得吃抗生素防病。抗生素的频繁使用，促进了细菌的进化——耐药。

　　当细菌演变为耐药菌，就构成了和抗菌药之间与生俱来的矛盾关系。耐药菌的历史也同样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菌和素谁战胜了谁

　　抗生素与细菌之间的战争始于1929年弗莱明的伟大发现——青霉素。

　　1943年，发现了链霉素，并在1947年投入了市场。人类战胜了结核病。

　　抗生素日益发展，建立了庞大的抗菌素制药工业。在1971年至1975年达至巅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但形势随之逆转，从1980年代开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一方面的原因是开发新抗生素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则是细菌快速形成的耐药性。

　　细菌对抗生素形成耐药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被选择”。在数量惊人庞大的细菌群体中，细菌个体并不完全相同，彼此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突变。突变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一直就存在，只是偶然，一些突变改变了细菌的基因，使之获得了耐药性。

　　在抗生素出现之前，这些产生耐药性的突变会在细菌群体中逐渐消失。但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突变有了新的意义。抗生素对细菌进行了“选择”，没有耐药性的细菌被杀灭了，而有耐药性的基因生存了下来，菌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耐药菌越来越少，耐药菌越来越多。

　　耐药性对于抗生素如影相随，只要使用抗生素就会形成耐药性，使用抗生素越多，形成耐药性也就越快。

　　“零宽容”能否遏制耐药菌传播？

　　事实上，超级病菌的最大感染途径是医院。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其中外科患者使用比例更是高达97%。但是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超过2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王杉教授介绍，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医院中病原体来源广泛，且医院中流行的菌株大多具有较强耐药性，因此，控制院内感染是控制耐药菌传播，也是遏制细菌进一步耐药的重要途径。

　　王杉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医院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医院感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感染却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就是控制可控制的感染，使可控感染的发生率逐渐下降，直至为零。这也就是所谓的“零宽容”理念。

　　据了解，2007年6月，美国第34届感染控制年会上，美国感染控制和流行病学专业协会发出呼吁，要求对医院感染“零宽容”。研究显示，至少50%—75%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50%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和50%的手术部位感染可以预防；60%—90%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医院感染可以预防。

　　医院感染控制“零宽容”理念，意味着不再接受最低标准，目标是零感染。对待每一个医院感染的病例，都要认为是不该发生的，仔细调查根本原因，让类似的感染事件不再发生。

　　医生把关或可真正制止耐药菌

　　“另外，多学科协作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的重要医学模式，针对目前医院感染控制的严峻形势，采取多学科协作的医院感染控制模式能够大大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效果。”王杉教授认为，强化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协作同样适用于医院感染管理领域。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更需要深入贯彻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间的合作。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绝不仅仅是抗菌药物的使用问题。耐药菌产生和扩散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30%—40%通过医院工作人员的手，20%来源不明，如环境污染，工作人员携带等，因此，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需要临床、抗感染及医院感染管理等专家的共同协作。”

　　此外，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导致和加速了细菌耐药性产生，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主要责任在于医生。但是，怎么才能将合理用药的方法、制度、机制等落在实处？

　　对此，王杉教授说，针对院内感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院内感染预警机制。“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目标性监测的及时发现与诊断，为医院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王杉教授解释说，一方面，医院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制度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预警机制。同时严格按照权限开处方，联合用药以及使用万古霉素、广谱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等必须严格掌握用药指征。避免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而导致耐药菌的产生。

　　————延伸阅读————

　　我国抗生素滥用严重

　　据报道，我国的抗生素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上，都远高于欧美国家。在每年生产的21万吨抗生素原料中，大约3万吨用于出口，18万吨都是在国内使用。

　　“抗生素滥用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指出，在一些地方，抗生素往往被人们奉为“万能药”、“快效药”。抗生素快速杀菌的特性迎合了人们治疗求快求特的心理，使得被选择使用的几率大大增加。很多人大多时候只是病毒感染，并不需要抗生素。但有人迷信高级的、广谱的抗生素，结果人为地加速了细菌的耐药。  

　　据不完全统计，所用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各类抗生素就占了半壁江山。而在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细菌感染性仅占全部疾病的18%—21%，即仅两成疾病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然而抗生素却俨然成为大众眼中的常用药。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细菌整体耐药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肖永红称，中国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量仅约占20%；中国的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是美国的10倍。

　　令人闻之色变的“超级细菌”其实并不是指某些特定种类的细菌。

　　事实上，超级细菌和一个叫做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的耐药基因有关。凡是携带这个超级耐药基因的细菌就成为超级细菌，而且这个耐药基因会随超级细菌遗传、传播。

　　目前，已确定有11种细菌能够携带这种基因，其中包括能够引起严重传染病的痢疾杆菌和霍乱弧菌。

　　“超级细菌”从去年夏天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NDM-1细菌感染的报道，其中很多感染者曾在印度接受过医疗服务。研究人员据此怀疑NDM-1耐药基因会在环境中传播。不过现在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NDM-1通过粪口途径传播。

　　在此之前，人们还认为超级细菌局限在医院内，如在美国多家医院发现的“超级细菌之王”CRKP就是携带NDM-1基因的肺炎克雷伯杆菌。CRKP释放一种水解抗生素的酶，常用于治疗耐药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杀手”（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它也束手无策。

　　最近，科学家们在印度新德里的饮用水里发现了携带NDM-1耐药基因的细菌，研究报告发表在最近的《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本文主要作者就是在2008年首次鉴定出NDM-1基因的提摩太·沃尔什博士。他说这次的新发现是一个公众卫生紧急事件。

　　研究人员从去年9月份开始对印度新德里自来水进行水质检查，结果显示：供新德里市民饮用、清洁和其他家庭用途的自来水里经常可以检出霍乱弧菌、痢疾杆菌和其他致病菌。研究人员同时发现部分细菌携带NDM-1基因。结论令人震惊：一旦这些细菌出现大规模感染，很难找到能够有效控制疫情的抗生素。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NDM-1基因在30摄氏度时的传播速度最快，是25摄氏度和37摄氏度时传播速度的100万倍。而新德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环境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耐药基因比适应人体环境更加适应印度的自然环境，在自然界中能够生成更多的超级细菌。如果发生洪涝灾害，超级细菌将四处蔓延。

　　印度糟糕的卫生状况增大了这种危险———印度13亿人口中一半还在使用露天厕所，首都新德里的市政排污系统只能满足60%市民的要求。

　　而抗生素滥用、稠密的人口和肮脏的环境很可能成为滋生超级细菌的温床。然后这些超级细菌会通过交通工具和人群流动传播到世界各地。

　　世界卫生组织正致力于与耐药细菌的斗争，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声明说：“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保护措施，世界正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很多常见的感染将无药可治，很多人将会死于这些常见感染。”

　　也许，人类与细菌的生存之战才刚刚开始。

     中新社旧金山3月9日电 日益高涨的油价令美国人头疼。过去两年中普通汽油全美平均价每加仑从1.9美元直升到3.5美元，加州更是突破4美元，人们对新型绿色燃料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的愿望越发迫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助理教授张嘉瑜(Michelle Chang)和她的研究团队，用基因转换和替代酶的方式从大肠杆菌中获取可替代汽油和柴油的生物燃料丁醇。这个突破性发现令人们有望从加油站购买到低成本绿色生物燃料。

    广泛分布在土壤中的梭菌会自然产生一种化学物丁醇，它是继乙醇后被称为第二代的新型生物燃料。张嘉瑜对中新社记者表示，通过细菌基因改造获取生物燃料为传统化学研究赋予新的含义。许多学者，包括一些生物燃料公司，已经通过基因改变梭菌的方法来增强其获取丁醇的能力，还有的将外源基因植入酵母菌或大肠杆菌中产生丁醇。目前的研究方法是将梭菌合成丁醇的5个酶植入上述菌内，但因为无法克服因中间体不稳定返回原料的瓶颈问题，一公升细菌培养液获取丁醇不足 0.5克，远不够人们对生物燃料的大量需求。

     张嘉瑜的突破性发现是将梭菌合成丁醇的5种酶中的2个用来源于其他细菌具有相似功能的酶取代，并植入大肠杆菌中，替换后的酶大幅度降低了中间体的逆反应速度，避免丁醇在获取过程中因中间体不稳定导致产量低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可以在每公升大肠杆菌培养液中获取5克丁醇，是目前最高获取能力的10倍”，张嘉瑜说。这个极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刊登在上周的《自然化学生物》杂志上。

    与从粮食中获取的乙醇相比，丁醇更具优点。张嘉瑜实验室的博士后温淼对记者表示，目前美国汽油的乙醇添加量占10%左右，但丁醇较乙醇更接近汽油，能量含量高，挥发性小。相比乙醇需要汽车运输，丁醇使用管道便可节省成本。

   张嘉瑜和她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进行产量提高的研究。她说，“如果再做一些必要的改进，我们会做得更好，丁醇的获取量将提高2-3倍，有望进入规模生产。”

    出生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张嘉瑜是第二代华裔，父母来自台湾。张嘉瑜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生化和法国文学学士，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她曾经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2008年以对细菌获取燃料的研究获美国35岁以下青年发明家奖。
(刘丹)
 

　　科学家认为，这种纳米膜或可解决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全球健康问题：如何将细菌从饮用水中隔离开。该研究发表在《纳米快报》杂志上。
 

　　水分子和细菌非常微小，人的裸眼无法看到，科学家一般以纳米为单位来标注其大小。但在显微镜下，水分子和细菌的大小则迥然不同。单个水分子的直径远远小于1纳米，而大多数细菌的大小则有几百纳米。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化学家扎维德·罗扎耶夫领导的研究小组，使用嵌段共聚物合成出一种新式纳米膜，该纳米膜含有直径约为55纳米的孔隙， 这种孔隙的大小足以让水分子成为“漏网之鱼”，但细菌却无法通过；而且，嵌段共聚物拥有的特殊属性能让孔隙平均分布于该纳米膜上。
 

　　罗扎耶夫表示，商用膜在孔隙密度或孔隙大小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局限，但新式纳米膜上的孔隙分布均匀，孔隙的大小也整齐划一，该膜可作过滤膜使 用。并且，这个直径为55纳米的孔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使用嵌段共聚物制造出的最大的孔隙。增大孔隙会增加水流、降低成本、节省时间。另外，直径为50纳米 到100纳米的孔隙也足够小，任何细菌都无法通过。
 

　　新纳米膜拥有的特殊属性要归功于其原始材料嵌段共聚物。嵌段共聚物由化学结构不同且较短的聚合物交替构成。这两个聚合物会相互排斥，但在另一端 会紧紧依附在一起形成一个聚合物。当许多嵌段共聚物混杂在一起时，它们之间的相互排斥力会让它们采用一种有规则的、交替的模式集合在一起。这个自我组装过 程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由两类不同聚合物组成的固体纳米膜。
 

　　为了让该纳米膜上的孔隙平均分布，罗扎耶夫团队移除了其中的一种聚合物。孔隙相对较大是因为组成原初嵌段共聚物的分子具有类似于试管刷状的独特结构。

前天，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检测网负责人肖永红在做客城市管理广播时透露，在我国的药物不良反应报告中，至少有1/3以上是和抗菌药有关。近日卫生部将出台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用量超标严重的医院，甚至将从三级降为二级。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8万人死于过度使用抗生素；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高达30万人；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为11.7%，普通感染的病死率只有5.4%。

肖永红介绍，随着超级细菌横空出世，日益加剧的抗生素滥用现象越来越引起重视。卫生部2004年曾出台过一些技术法规，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但作为技术指导，这些规定只要求医生在患者患有某种疾病时使用某种药物，而对于更多的管理规定并没有跟上。

“目前，卫生部正在制定抗生素相关使用标准，其中对于医院、医生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肖永红透露，比如针对现在医院抗菌药使用比例过高的不合理现象，将对医生抗生素使用水平进行调查，总量不能超过一定标准。如果超标，医院在未来的评审中，质量管理方面不能达标，甚至还会与医院评级挂钩，如果一家三级医院滥用抗生素，就会被降到二级。“这对于我国公立医院来说，应该是比较有约束力的，对医院也可以形成压力。”

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抗生素主要是青霉素、头孢、红霉素等，而医院门诊的抗生素大概有30种左右。在滥用抗生素现象中，最普遍的莫过于人们感冒发烧时自己吃的消炎药。对此，肖永红表示，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感冒更多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抗生素的作用是抗菌，当没有细菌时，吃这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表示，一般来说，感冒完全没必要吃消炎药，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当休息、多喝水。“是药三分毒，滥用抗生素不仅能导致耳聋、耐药性，还可能会引起人体菌群失调，对未来的影响更是难以估计的。”

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源性疾病及吃药引起的疾病，这当中40%是死于抗菌药的滥用。目前我国使用量、销售量在前15位的药品当中，有10种是抗菌药物，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国外一般在15%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