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13日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发射的火箭在发射数分钟后可能变成碎块并坠落。

　　他说，韩美情报当局目前判断，朝鲜的火箭发射以失败告终。

　　经核实，朝鲜13日上午已发射搭载“‘光明星3’号人造卫星”的远程火箭“银河3”号。

　　他说，韩美情报当局目前在核实发射是否成功。

　　另一位情报当局有关人士也表示，朝鲜已经发射远程火箭，目前韩国在跟踪火箭轨道。

　　虽然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主张，这枚火箭是将气象观测用卫星发射升空的助推器，但韩国、美国和日本等一直将此视为远程火箭运载核弹头的试验，并敦促朝鲜放弃发射计划。

　　韩国政府在掌握朝鲜发射火箭的消息后，向白翎岛居民紧急发出了避难令。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在Facebook中，辛苦维系关系、不断更新资料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充当了美国国家安全局、FBI安放在全球范围内的间谍。这个在全球拥有超过5亿人数的巨大“社交机器”，无形中也扮演着另一个惊人的身份———史上最大间谍机器。而受益者，则无疑是美国政府！

　　实际上，iPhone手机中泄露行踪的“漏洞”并不算可怕，因为其无法记录你的真实身份和朋友关系。但这到Facebook上，就完全不同了。Facebook不仅可能记录你每次登录的所在地IP，更保存了你随时更新的各种真实身份信息，包括住址、相片，甚至提供你周围朋友的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这些丰富的信息，多得可怕，它能让一个陌生人，对你从一无所知到“了解全部”。

　　更可怕的是，“Facebook还内置了供美国情报机关获取数据的界面”！由于“逐次向美国情报机关提供资料的成本太高”，因此这些公司干脆自动化相关程序———制作了这套直接供美国情报机关访问的界面。

　　维基解密创建者阿桑格，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Facebook是美国情报部门“最全面的数据库”，它能提供世界至少5亿人的各种隐私资料，包括他们的名字、地址、位置、个人及家庭关系。统统这些数据，都将可能进入美国情报局的监控。

　　实际上，阿桑格的话，并非夸张，在其评论Facebook之前，美国司法部曾向另一个社交性网站———Twitter发出一份法庭命令，要求Twitter提供与维基解密关系密切的几名激进分子的账户信息。

　　要知道，司法部发出的并非传统的法庭传票，而是直接的“命令”。这种法庭命令允许警方从某网站或网络服务供应商处强制提取与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的特定记录。借助这条法律，美国的情报部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取来自Facebook的信息。当美国情报局需要从Facebook中获取信息时，只需略微对其网站施加“法律和政治压力”，便可以任意搜索这分布在全球5亿人的各种隐私信息。

　　Facebook拥有史上最多的用户量———5亿，而其分布在全球数十个国家之中，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而据相关国外媒体报道，除了直接登录以外，即使是用户通过Facebook授权按钮，登录网站后的行踪，也会被跟踪记录。

　　据一份来自可视化公司Tableau的数据分析师制作的表格，全球Facebook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为香港、加拿大和英国，然后是美国，南美智利人对Facebook最着迷。

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俊男美女不适合情报斗争

从《暗算》播出开始，谍战剧成为了电视荧屏上的大热题材。近几年，不少受人关注的热播影视，都是以谍战作为背景的，包括《潜伏》、《风语》、《敌营十八年》、《黎明之前》等等，可谓是“谍谍不休”。近期各大卫视又在不约而同地播出一部谍战剧《借枪》。让谍战这个已经不太新鲜的题材继续保持着高曝光度。一部部谍战剧捧红了演员，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电视荧屏上到处充斥着“潜伏”、“地下党”、“假夫妻”、“暗杀”等戏码。而真实历史并非如此，记者专程电话采访了曾经著有《中国秘密站》一书的作家郝在今，请他解密历史上真实的谍战。 记者吴萍

地下党活动不等于“谍战”

在很多谍战剧中，主人公都有一个同样的身份——“地下党”。他们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潜伏在敌人中间，获取情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实际上，“地下党”参与情报工作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

著有《中国秘密站》的作家郝在今曾经采访过上百位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当中从事过中共情报工作的人物，也有机会查阅到第一手的资料文件，对于地下党参与谍战这件事，郝在今介绍说，谍战剧确实给观众带来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所谓的地下党，跟情报工作是两个概念。“从事情报工作的，当时叫做隐蔽战线，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从敌人那里获取情报，另外，还要防止敌人窃取我方的情报，也就是保卫工作。 ”

而地下党，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地下党主要从事一些地下工作，例如一些群众工作，组织一些秘密的学生集会学习，或者是工人罢工活动等等。当然，地下党并不是不做情报工作，但是很少参与，这并不是他们工作中的重点。 ”

对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这样总结说：“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秘密情报工作只是地下工作的一部分。

郝在今介绍说，按照规定，情报系统和当地党组织是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他们不允许搞公开活动，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纪律规定。他们被称为是“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

情报人员最好长相普通

在很多人看来，激烈的情报斗争，也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情报人员都是俊男美女，活跃在上流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无所不能。但是实际上，参与情报工作的人员都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选拔。“太漂亮或者太丑都不行，因为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太漂亮的话老是被人看肯定不行，如果太丑了，人家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也不行。 ”

郝在今把情报人员的选拔总结为三点，像战士一样勇敢，像学者一样智慧，像演员一样表演。既要有非常坚定的革命信仰，明确的历史背景，也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更要求情报人员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社会活动能力强。

另外，在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之前，要经过系统的培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授课，比如，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会给学员介绍日本情报机构，介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会介绍如何利用不同身份，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而刘鼎则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如何利用不同的道具伪装自己的身份。他举的例子很生动，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本特务识破了身份。

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员需要经过半年的训练，一个月的实习。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要求，会对学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如果学员毕业之后派往日军敌占区，培训一开始，学员就要学习一个月的日语。郝在今介绍说，训练班里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实习，两组人员一组是情报，一组是侦查，情报人员打扮成一个卖菜的小贩，横在路中间叫卖，而侦查人员出来巡查，看到小贩挡着路做生意，于是就以为他是特务，因为两组人员互相都不认识，所以搞出了笑话，出现了自己人抓到自己人的情况。

隐蔽战线工作不允许暗杀

在很多谍战剧里，主人公除了要获取情报，有时候还要从事暗杀任务，暗杀的对象有的是内部叛徒，有的是敌方的要员。对于这种情节，郝在今也进行了解释说明，“严格的说，共产党不搞暗杀，或者说禁止暗杀。在早期，中共中央特科有红队，专门铲除党内的叛徒，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连铲除叛徒也不允许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盲目去暗杀敌人，肯定会暴露自己，而且，共产国际也认为暗杀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不提倡。 ”

暗杀行为并不是没有，在中共中央特科当中，就有专门负责铲除叛徒的红队。红队最早开展的锄奸工作，是在1928年，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而叛徒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为了惩治叛徒，也为了避免组织有更大规模的暴露，红队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了叛徒的住所，将何家兴击毙。

而红队最为出名的一次锄奸行动，是在历史上有名的“霞飞路上的枪声”，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随后被杀害，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11月11日晚上，中央特科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附近设下埋伏，连开了90多枪，击毙了叛徒白鑫以及特务保镖共5人。这件事当时轰动上海滩，也被传为佳话。

经费不足要自己想办法

最近电视荧屏上有一部热播的谍战大戏《借枪》，比起其他的谍战剧，这里的主人公显得很“另类”，不但要为了生计发愁，还要为了暗杀行动而到处去借枪。这种情节在一般的谍战剧中，确实显得很另类，不过，郝在今说，这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普遍的状况。

“当时国民党是靠钱的，拿钱来收买人，或者是买情报什么的，相比起来，共产党就比较缺钱了，共产国际开始会给一部分费用，但是太少。 ”郝在今举了个例子，“当时中共特科管钱的负责人，他的女儿得了肺结核，要打一针十块钱的盘尼西林，连这钱筹得都很困难。可见他们的生活状况确实不好。 ”

因为经费不足，往往都要情报人员自己想办法，后来，在周恩来的提倡下，他们也开始在重庆做生意，一边负责筹集行动经费。所以，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人，平时一般不允许出入非常豪华的场合，也避免奢侈的生活。当时的叛徒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就是因为沉迷于上流社会奢华的生活，生活逐渐腐化，所以才被国民党收买，成了叛徒。

不但是经费有限，就连武器也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平时是不携带武器的，因为如果遇上检查，有武器，很容易暴露身份。”他们的武器，大多都是后方从敌方截获的，因为历经重重关卡盘查，只有当中极少数才能送到敌占区。“当时在上海营救彭湃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把武器送到，枪送到的时候黄油都没擦掉，根本不能用。 ”

敌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

在《借枪》中这样一个情节，为了获取日军的情报，熊阔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策反日本特务机关里一个名叫鬼井的人。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隐蔽战线确实也曾经有过这样策反日本情报人员的经历。

1905年，日本在上海开了一家东亚同文书院，实际上这里是一家间谍学校，当时的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就是这里的毕业生。他专门负责收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当时负责共产党上海情报工作的人是潘汉年。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个人曾经是中央特科的成员，但是后来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又经常给岩井英一搞情报，这个人叫袁殊。后来，袁殊与中央特科失去联系，转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来由日本关系营救出狱。

当时，为取得日本方面的情报，各方都在拉拢袁殊，尤其是戴笠、汪精卫方面，都亲自发来邀请，但是，袁殊还是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潘汉年对于袁殊的主动示好表示了接纳，在袁殊的引荐下，潘汉年化名为胡越明，与岩井英一会面，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就这样，潘汉年利用岩井英一的关系，用一些假情报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并且，将情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安排进了日本情报机关工作。其中有一个进步学生叫刘人寿，潘汉年假借为岩井工作，让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还专门掌管了一部电台。刘人寿每天负责抄收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他的隔壁房间就是个日本特务翻译组，遇到难字对方也来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也可以借机获得相关情报。

不过，这样的工作确实是险象环生的，刘人寿在帮日本翻译解答问题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这人常来吗？幸亏这个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这才没有引起岩井英一的怀疑。除了刘人寿，岩井英一身边还有很多的中共情报人员，而且，这些人都是爱好和平，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的日本人。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了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这些情报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很多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