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药代表到药房医生再到开处方的大夫，药品回扣已经形成了一条龙，医院院长都很难查出来。”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肿瘤科主任医师李佩文说，人们都意识到药品回扣的严重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却很少能发现问题的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则大胆估算，药品回扣，除了占比较低的普药外，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药品回扣是药品零售价的20%～25%，即使按15%计算，全国一年也达450亿元之多，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小感冒要花上百元，许多老百姓对此已‘当怪不怪’，但是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董协良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究其原因，在于医生开药收受回扣的利益链未能真正斩断。”董协良委员直言，“尽管《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明确，医院如因不合理处方对患者造成损害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监管仍集中在医保处方领域，对单次处方的监管未能及时跟上，这为‘大处方’的产生留存了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赵平说，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医生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由于劳务技术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违背了价值规律，导致很多医生开“大处方”，从药品回扣中进行补偿。“让医生自己找食吃，难免不生出事情来。”

　　如何从根本上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董协良委员建议从4点着手：引入第三方监管，设立医院、患者之外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应由独立于医院的医政部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部门等第三方监督；通畅患者投诉渠道，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对规范处方亦起着关键作用；启动“阳光用药”监控体系建设，加大中间流通环节的监控，实现医疗机构药品采购、医生开方用药、药品使用的规范化、数据化和网络化，并通过电子监察系统，对医生用药情况进行实时在线跟踪监控；用“标准化治疗”遏制大处方。

　　陈重华委员也给出建议，各医院应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严惩行贿者。同时，应让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限期在各级医疗机构组建专门的医院药事与治疗委员会，负责制定和不断完善医院的药品处方集，以减少医生处方的随意裁量权，并配以主要药品以通用名处方等措施，给患者知情权，从技术上减少回扣的可能性。此外，在遏制回扣、控制费用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不可避免地会减少，这就需要财政、医保等多渠道有更多的补偿机制，比如，将医保从中获益的一部分用于对医院的补偿。

　　今年两会前夕，对全国各地民众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30.1%的受访者期待，通过“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明年家庭医生式服务将在全市普及。今年上半年，本市计划邀请一到两位英国全科家庭医生来京，深入社区带教。市卫生局昨天还透露，今年本市将再培养2万名家庭保健员。

　　国外家庭医生到社区支招

　　“我们计划邀请一到两位英国家庭医生来京开展工作交流，并深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带教。”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带教两周左右，希望他们将一些成熟的家庭医生经验带到北京，应用到社区卫生工作中来。

　　根据全市医改安排，到2012年底，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普及，通过签约的形式，一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最多可服务600户家庭。今年本市已经在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试点。

　　针对目前很多社区居民还不了解家庭医生式服务，市卫生局今年将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发动工作，使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家喻户晓，积极参与。

　　持证家庭保健员将达12万名

　　目前本市10万名慢性病患者家中有了可以指导科学饮食、运动的家庭保健员。为了增强居民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市卫生局昨天表示，今年将继续免费培训2万名家庭保健员。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从2007年开始，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开展了城八区慢性病防治万名“家庭保健员”计划，接受过培训的有的是儿女，有的是老伴儿。

　　今年，本市将启动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工程，除继续培养家庭保健员外，还将培养一批社区慢性病管理专家，制定选拔标准和培训方案，逐步为基层配备自助健康监测设备。

　　选定8个功能社区进行试点

　　北京被卫生部列为功能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地区。功能社区指的是写字楼、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学校等。

　　“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主要针对的还是住宅小区，辖区内功能社区的卫生服务相对欠缺。”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在辖区内的党政机关、学校、商业楼宇等逐步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未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等卫生机构的驻区单位，所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其需求和自身服务能力，定期派人到功能社区开展健康教育、适宜的疾病物理检查等工作，建立健康档案，了解健康信息，提供诊断报告和健康促进协议。

　　据了解，目前本市已经选择了8个功能社区进行试点，结合试点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召开市级启动会，适时开展效果评价，为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广提供借鉴。本报记者 方芳

　　本报讯 (记者 李秋萌)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全世界较低水平，愈演愈烈的医闹也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建议国家出台《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医卫界别的委员将联名向卫生部党组提交一份相关提案。

　　“医生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最后却命丧于此，‘医闹’已经到了必须根治的地步”，凌锋举出上海新华医院10名医务人员被患者家属刺伤的例子。她还说，医务人员子女从事医生的比例约为8%，而美国这个数字是84%，“作为人民生命的哨位，医生的社会地位空前的低，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凌锋表示，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少数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挂横幅、设灵堂甚至行凶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秩序，威胁到了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而公安人员根据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有双方发生身体冲突时方才出面处理。她建议制定《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医院内治安即引入公安力量。

　　对于凌锋的建议，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黄洁夫并不赞同，“各行各业都出台自己的治安管理条例，那法规就会越来越多了”。他表示，支持由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来解决医疗纠纷。他认为，真正的“医闹”毕竟是极少数，出现医疗纠纷说明医院自身可能也有问题。

　　昨晚，吴阶平医生离开人世，享年94岁。

　　有人称他是“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而他的个人经历一直为海内外传媒所关注。曾有媒体称其为“御医”——因为他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曾主持、参与过 许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会诊；还有媒体说他是中国“医务外交”的专家——因为他曾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

　　2002年11月30日，在吴阶平从医60周年之际，中国科技界和医学界专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高士其之子、高士其基金会秘书长高志其(吴阶平为高士其基金会会长)特撰写《大医赋》一文，称赞吴阶平的历史功绩与社会贡献，他不愧为令人敬仰的“国之大医”。

　　吴阶平拒绝了美国教授对他的挽留，他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吴阶平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他最自豪的头衔就是“医生”。

　　“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

　　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一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定乾坤，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1936年，19岁的他考入协和医学院。

　　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2年底，吴阶平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之时，在世界著名的华裔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

　　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一年多的进修使吴阶平学到了哈金斯教授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他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也令哈金斯十分赞赏。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得到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 美国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然而，让哈金斯没有想到的是，吴阶平拒绝了他的挽留。

　　回忆起这件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吴阶平的表情显得凝重了很多，他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所以我回来了。”

　　1982年《性医学》畅销

　　1982年，一本医学专著居然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其实，吴阶平很早就开始认识到性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被称为“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吴阶平说，要解除那个传统的观念——性是谈不得的。其实咱们中国人，老早就说“食色性也”，色就是夫妇情色，是人的本能。如何认识性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性教育实际上是自然的需要。青春期性教育最重要，因为这个时候青少年根本不懂，要教他们性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周总理当时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两张男女正面裸体图。书出了以后，我到学校里一看，那两张图都给撕掉了。周总理说你还要去帮助他们。青春期教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大家发动起来。”

　　周恩来：健康问题找吴氏兄弟

　　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与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向邓小平特别提到“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从50年代初到1976年，吴阶平与周恩来有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吴阶平说，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

　　最喜欢认真地做个好医生

　　吴阶平这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统计过。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的志愿一样。他最自豪的头衔还是“医生”。

　　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很少有人知道吴阶平曾动过大小手术6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

　　吴阶平简历

　　1917年1月生，江苏常州人。

　　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医学博士。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2年12月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主席。

　　1993年3月~1998年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7年11月至2002年12月任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文字据：《中华英才》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吴阶平泌尿外科医学中心网站

　　看病似打仗、挂号如春运、输液像是流水线……这是京城两大儿科医院看病的真实写照。

　　作为全国优势儿科资源较集中的两家医院，儿童医院和儿研所的门诊量已经超出预计承载能力的一倍多。多家医院的儿科也均已过劳，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家长喊难，挂号难、住院难、看专家难；医生也喊难，不停加号、24小时门急诊、双休日也要连轴转，但仍有看不完的病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几家医院的儿科如此负重不堪？在医疗机构百舸争流的局面下，多数医院的儿科为何却又急流勇退、日益萎缩？儿童的看病权利是否将得到保障？

　　专题动机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普天之下再明晰不过的共识。但在卫生服务领域，儿童医疗正陷入尴尬苦境——优质儿童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无数家庭心急如焚却无号可挂无医可求。

　　此种局面，概因北京医疗资源失衡的积弊，也因医院重医疗轻保健的现实惯性，同时还有卫生部门监督乏力，医疗机构未尽公共之义。

　　本报今起连续推出“儿科有疾——北京儿童医疗困局探因”专题报道，全方位呈现目前北京儿童医疗面临的严峻现实，调查、揭示其历史及现实成因，并寻求解决之道。

　　■问题

　　过劳症候一

　　门诊人次超标逾一倍

　　“什么？上午的专家号都没了，这刚几点啊”“这专家号也太少了吧”，上周五早晨7点半，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和泌尿外科的专家号就全部告罄，一时间，抱怨声四起，众多前来挂号的家长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盘算着改天早点来排队。

　　8岁的笑笑已经是第二次从洛阳来北京看病了，她患了脊柱侧弯，上个月，为了能挂到专家号，她愣是跟爸爸妈妈在医院连睡了3天地铺，这次来是为了住院做手术。尝到了看病难的苦头，笑笑爸爸特地带来两个亲戚当帮手，“挂号、排队、交费手续太复杂了，4个大人明确分工，才能保证孩子顺利看病”。

　　与笑笑一样，每天还有无数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到儿童医院看病的患儿和家长，多则七八千，少则四五千。院方统计数字显示，其日均就诊人次中，70%是外地患儿。

　　排队挂号的家长从医院门诊大厅一直排到了二环路边，近百米长的队伍蜿蜒了几道弯。每年夏季是儿童医院的就诊高峰。为了防止踩踏等事故，每天早晨，门诊大厅内外都有40多名保安专门维持秩序。

　　儿童医院副院长张建表示，目前，原本设计日接诊4000患儿的门诊楼，每天都有7000多患病的孩子来看病，最高峰时超过一万人次。

　　与此同时，北京另一大儿科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日子也不好过”，去年全年累计接诊人次近170万。2003年时，这个数字仅为80万，10年内翻了一番，而且正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过劳症候二

　　患儿云集急诊变慢诊

　　“孩子烧一直不退，但都快3个小时了，还没轮上打针，我能不急吗？”来自河北邯郸的顾先生在首都儿研所内，经历了排队、看病、等待的近3个小时后，孩子还是没能输上液，他这一声怒吼把正在哭闹的孩子们都吓得噤了声。

　　顾先生的急诊变慢诊的情况是京城几大医院儿科的缩影。除儿童医院、儿研所两所专科医院外，友谊医院、北大妇产医院、协和医院等综合医院的儿科也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就夜间急诊而言，仅一般腹泻、发烧等常见病的患儿，从排队挂号到看到专家，这些医院的平均耗时约两个小时左右，在顾先生在内的众多家长们看来，儿童急诊“一点都不急”。

　　严重超标的就诊人次不仅造成了看病难、挂号难，而且寻得一张床位更是难上加难。

　　儿童医院的1000张床位全年处于饱和状态，每天仍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儿亟待入院治疗。儿童医院负责人表示，在秋冬流感高发期，医院每日8000的就诊人群中，约有4000左右是看呼吸科的患儿，因儿童病情变化比较快，为方便救治，需要入院治疗的病情较重的患儿数量约在400人次左右，但因呼吸科仅有一个34张床位的病区，医院只得通过“内部扩容”和“请求外援”的方式，增加病床数量，“即使这样，全院多个科室和急救中心、新生儿病房都动员起来，增加的床位也不过百儿八十张”。

　　这意味着，4名需要入院治疗的肺炎患儿中，仅有一人能顺利入院。

　　过劳症候三

　　常见病患者舍近求远

　　上周五上午9点半，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的二楼输液室，大大小小的患儿在家长的怀里排队等候打点滴，电子提示器上显示已叫到213号。见6个输液室已全部满员，家长和患儿们只得“鸠占鹊巢”坐在输液候诊区内，连摆放着“禁止输液”标牌的过道上，或坐或站的也全是输液的病人。

　　在经历了早晨6点至8点的挂号高峰后，此时，医院又迎来了每天的第二个就诊高峰——输液高峰。护理人员平均每天要给2500名患儿输液，超出规定的1000人次的1.5倍。

　　记者从儿研所、友谊医院儿科等多家医院获悉，在其庞大的门诊人群中，多数是感冒、发热、腹泻等常见病，这个比例占到了近七成，而仅有三成左右是真正需要专家诊断的疑难杂症。“我们无权干涉患者的就医权利，而且患儿的病情变化快，需要认真诊治，但看腹泻、发热，大型综合医院的医生们都没有问题。”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崔红表示，患儿的扎堆就诊不仅会影响医疗资源的分布，而且可能造成院内感染。

　　过劳症候四

　　医生疲于应付难专注

　　“因为不能拒绝任何患者的就医权利，也无权进行分流和资源调控，只得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但人员的能动性已到了极限，每天都看100个患儿，哪个医生也吃不消。”儿童医院一位负责人说。

　　在友谊医院，医生们都要轮流值夜班，但门诊、病房加上夜间急诊，使得许多新手都感到吃不消，“不到两年时间，3个大夫一个护士，都是第一胎胎停育，随后流产，刚30岁的人，高血压、心律不齐等很常见。”而在儿童医院，有一年的体检中，仅急诊护士出现心律失常的就占了一半。

　　儿研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儿童专科医院就诊人数增多，医务人员不堪重负，疲于应对普通病人，必然对新技术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太少，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生就诊的专注程度，也影响其提高业务水平。

　　友谊医院儿科主任崔红则表示，医生们都发憷上夜班，工作热情也受到影响，“如果不增加人员分担压力，光靠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的话，谈何可持续发展”。

　　■探因

　　儿科成三级医院“针头线脑”

　　与两大专科儿童医院相比，部分综合医院的儿科门庭冷落。

　　市卫生局统计的103家设有儿科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1月20日共接诊患儿22619人次，北京儿童医院接诊5947人次，儿研所接诊4624人次，这两家医院的接诊人次约占儿科总接诊人次的47%。

　　记者对北京多家三级综合医院儿科了解发现，多数综合医院儿科就诊力量和条件参差不齐，大多只设有儿内科，且多没有儿科诊疗器械，未开设24小时急诊，未开设儿科病房，诊疗病种有限制等。

　　如作为南城较大的三级医院——博爱医院，既无儿科病房，也无儿科门诊；复兴医院仅有两名儿科医生，因此无法安排儿科急诊，周日亦无门诊；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急诊只到晚上10点……

　　多家三级医院均表示，其儿科发展难是由儿科特点决定的，相比于用药量大的内科、可开展手术项目多样化的外科、各类检查科室，儿科不仅赚钱少，而且最易产生医患纠纷，因此很多综合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如果将内外科等比作卖彩电冰箱的，那么儿科就是卖针头线脑的，哪个医院会放着利润高的科室不扶持，而把钱投到不盈利的儿科啊。”某三级医院相关负责人如此比喻。

　　■前景

　　新建儿科医院尚无实质进展

　　为缓解城北和城南患儿的看病难问题，目前，卫生部门已经确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为本市首批中医儿科诊疗中心，两家医院需提供24小时儿科急诊和全年无假日门诊，床位数20张，年门诊量计划达到10万人。

　　虽然此“缓兵之计”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但因其均为中医医院，孩子有了急重症时，家长还是会直奔更高水平的综合医院。

　　作为大城市的通病，儿科看病难在各地情况相似。

　　在本市，这个老大难问题也早已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去年年初，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曾表示，将在南城规划一所以诊疗儿科疾病为主的综合医院；同时，儿童医院搁浅了多年的血液肿瘤中心的建设也在加紧协调。但一年过去了，两项工作均无实质性进展的消息发布。

　　今年年初，本市十二五规划再度把新建儿科医院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新医院何时选址开建，何时能投入使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得而知。

　　本报记者李秋萌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张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