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

——从讲话精神看当下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成就不菲，但是相比于高歌猛进的经济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力透纸背、影响深远的经典大家与旷世力作。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缺少伟大的作品？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评的文化创作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经典与大家，是衡量一个国家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准。今天，人们置身丰富至极的文学作品中，却有些四顾茫然：经典与大家，在哪里？

一方面文艺作品名类繁多、创作踊跃，长篇小说创作甚至呈井喷之势，但另一方面提供给读者、观众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能够震撼心灵、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更是缺乏。同时，随着一些文艺大家的先后辞世，人们在感叹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近年来虽然涌现一批年轻的优秀文艺人才，但他们尚不足以担当重任。

1949年至1966年，全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二百多种，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书目就达千种，加上网络上的新作，更是数不胜数。但这些作品，有多少能够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作品那样家喻户晓？著名作家王蒙说：“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

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伟大作品有几个标准：第一，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第二，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第三，要影响深远，不是一部电影一时轰动取得高票房然后就完了，也不是一幅画卖得好价钱就行了，“你问老百姓，近年对哪幅美术作品印象深刻？基本上没有一部作品，老百姓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卖高价画家的名字。”

冯骥才说，如果一部作品，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国家灵魂的凝聚力，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创新力的表现，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仰视的、崇敬的对象，“那最后它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浮躁的“文艺生态”下能诞生经典名家吗？

文艺界人士在分析阻碍经典大家诞生的客观原因时表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文艺界同样出现“GDP至上”，助长拜金主义与浮躁之风；网络等新媒体对传统文学冲击严重，年轻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兴趣发生较大变化；缺乏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红包评论”等现象正在侵蚀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此外，文艺创作中的“官本位”等弊病依然存在，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文化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性。

来自于网络、影视传媒等的冲击，使今天的文学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年“全国同读一本书”的盛况已很难发生，传统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分流严重。《萌芽》主编赵长天说，以年轻读者为主的《萌芽》受的冲击尤其大，年轻人都到网上去看小说了。

不少人对文艺界“以经济效益论英雄”的现象忧心忡忡，“码洋至上”、“收视率至上”、“上座率至上”，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哪怕庸俗、低俗、媚俗，也不遗余力炒作，这样势必造成文艺生产中“劣币驱逐良币”。

上海作家丁宝德经过长达13年的深入生活与艰苦写作，完成90万字的长篇小说《龙家故事》，将人的命运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既感人肺腑，又昂扬向上。但是这部作品被全国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原因是“现在市场不看好工人题材”。丁宝德认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背后，是思想与艺术的贫乏，正在蚕食我们健康的文化，使我们的价值观和正常的审美情趣发生可怕逆转。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近年来积极倡导“科学出版观”，他说：一些出版社编辑缺乏鉴赏力，要么重版经典，要么追捧已成名作家，“希望每出一本书都赚钱的心态，其实害了出版界。”

不接地气，出何大作？

文学界人士认为，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经典、大家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创作生态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文艺创作的心态问题，比较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创作理念混乱，价值观缺失，甚至人格萎缩；创作态度浮躁，缺少虔诚，或高高在上，或闭门造车，生活积累少；个人素养不足，缺乏观察世界的胸怀，即使艺术表现能力高超，也因为缺乏思想深度而无法成为精品力作。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王纪人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涌现出鲁迅等一批伟大的作家，这些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既有扎实的国学根底，又有海外留学经历，一些大作家同时还是翻译家，因此他们既有中国情怀，又有世界眼光，当前的中国作家群里很难找到这样学贯中西的人了。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认为，现在作家辈出，但难见大家，首先是中国当代作家缺少与伟大时代相称的博大或宽阔的胸怀，其次是一些作家生活和体验社会的方式不对，此外，有些作家缺失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深刻性的大情爱。

不少人忧心忡忡：“快餐文化”“娱乐至上”正在侵蚀作家，传统文学赖以生存和吸引读者的重要审美原则正被消解或颠覆。

何建明说，与前辈作家相比，今天一些作家在创作动机、态度和方法上都出现了异变，“一些作家以为在家里看看网络、报纸，加上自己的‘睿智’的目光就足以了解时代、了解生活，其实，这样只是过着‘二手’、‘三手’的生活。作家一定要贴近生活‘接地气’。”(记者肖春飞、刘旸辉、孙丽萍)

图为王澍与他的代表作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普利兹克奖评审辞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获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王 澍

我“恨”死象山校区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学生

“为何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因为对于中国糟糕的建筑和新城市建设，专业建筑师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生产了大量的垃圾建筑。既然这样，那我干脆当一个业余的好了。”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上如此“放炮”。

一天后，5月25日，这位“业余建筑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

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美誉的普利兹克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而王澍，是首位获得该项“世界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建筑师。

该奖的评审辞称“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面对质疑，他相信，时间能帮助人们认清优劣，愿意自称“业余”

折桂普利兹克建筑奖，意味着王澍与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伍重、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等，一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

在颁奖典礼上，49岁的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衣，发表了获奖感言：“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个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些他多年“孤独地坚持”的段子，近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生时代便宣称没有老师可以教他、曾与建筑工人一起做工、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只做过一个商业项目、从不跟风西方潮流、热衷于文化保护……有媒体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他：“异类的胜利”。

对于这个“异类”的胜利，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的评价是：“在他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价值，扎根中国传统和文化，他的建筑语言如同其他伟大的建筑体系，指引我们的内心。”

2011年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张永和则称“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旧砖弃瓦中“悠然见南山”；宁波历史博物馆的瓦爿墙，引得一位老太太4次前往追忆“家的痕迹”；唯一的商业作品“垂直院宅”，希望让困在钢筋混凝土牢笼里的都市人寻回邻里温情……凭借东方的一砖一瓦，王澍用现代建筑这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的传统与当下交汇所迸发的精彩。

“在全球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多是对于西方建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盲从。很多外国学者比我们自己还关心中国是否有本土的新建筑。”于是，王澍一直有意识地远离“主流”。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这份“非主流”：宁波历史博物馆使用瓦爿墙，曾引来甲方一阵“怒吼”；不少杭州市民觉得“垂直院宅”长得很丑、楼里的公共小院落无人使用……但帕伦博勋爵说，“所有伟大的建筑一开始都伴随着质疑声成长，但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它们是否伟大”。

王澍的胜利不仅在于获奖，更在于“如果以10年的期限来看，很难发现哪个中国建筑师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总跟随西方建筑风格的潮流而变化。而我有着自己的作品脉络、独特的探索。”

面对潮流，他认为，对传统的破坏，让人们看不清未来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王澍这样解读他的坚持源自何方。

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引发争议，是因为触动了社会的两根神经：一是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后，文化能否自然地“被发展”。显然，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延伸出一个“新世界”。

在建筑之外的“新世界”里，王澍看到北京城1900年的老照片，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北京那些有记忆的建筑已经拆到不可再拆了”；他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你去复制别人，别人不会觉得有意义，他们想看到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提出“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去追寻其他模式”；他更警醒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对传统过度破坏，就看不清未来”。

谈起中国的当代建筑，王澍认为，“现在，大量的建筑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包括乡村文化。应该相信，多条文化线索并存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他从乡村中受益匪浅，于是在城市中重筑乡村建筑。中国美院的一位学生来到象山校区，一下子愣住了，“我‘恨’死这个校园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王澍说，更生态的或者是更平民化的、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在城市化最大的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世界具有某种样本意义：如何既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将本年度的大奖颁给王澍，则表现了评委会对于王澍建筑思想的认可。

建筑界“诺贝尔奖”首次将颁奖地点设在中国，也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来传播建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会是世界建筑界最重要的地点。”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王澍获奖是众望所归，他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帕伦博勋爵的这句话让不少人为之一振。

获得普利兹克奖，王澍成为年轻建筑师心目中的榜样。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结束后，他被很多年轻人围住，签名、合影、提问……“比我做几个作品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些青年建筑师看到，用我的方式还能生存。”这位“孤独的”建筑师已经听到很多后辈表达了像他一样进行探索的心声，他的一个学生，无偿给客户做设计，甚至垫付材料费，只因为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思路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这样的“王澍效应”，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或许比首位中国人获奖本身，更值得惊喜。

制图：蔡华伟

美女作家刘闻雯

近日，在某卫视节目中，微博中贴有“作家，湖北作协会员，足球宝贝，体育娱乐主持人，广告模特，自由撰稿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武汉市委会会员”等认证信息的刘闻雯，回答问题：“请问‘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一句是什么？”时，竟然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答案让人大出意外，主持人提示这两句不是同一首诗词时，20秒的限时内刘闻雯还是无法回答出正确答案。

此事立刻引起网友们的众议纷纭。歌戈鱼虞说：“现在凭一张脸就能进作协了？还是现在的作家基本的文学常识都不用有了？”这条微博评论迅速被转发上千次！更有微博网友调侃：“看来真是一江‘作家’向东流啦！”

刘闻雯也不予示弱，以“不读书论”为自己开脱，宣称“向那些生活在条框中的封建残余思想继承者们宣战”，甚至在微博上爆粗口。有网友因此质疑：“现在凭一张脸就能进作协了？”

“美女作家”爆粗口是一个偶发事件？或暴露了一种普遍的倾向？甚至是一次炒作？

佘宗明:

答错名句 无可厚责

这场对垒，极易失焦：舆论的聚焦点，动辄脱离“答错名句”本身，转向对作家群像的概全式评判，抑或作家门槛上来。这般虚蹈宏大的阐释，本就不大靠谱。到头来，或许又是一场“无聊的不虞之毁”。

平心而论，答错名句，无可厚责。你的“文学常识”，未必是我的专攻。不能熟记名句，也不意味肚子里没墨水。作家能“坐在浴缸里横渡大西洋”，也可“把死记硬背的统统格式化”。强求作家都“博闻强识”，牢记名句，是固守“完人逻辑”不放；在知识积累上“以己度人”，也难逃“学识绑架”之嫌。

再者，聚光灯下，临场发挥好坏，与心理素质攸关。紧张之下，知识储存再多，也难免“暂时性遗忘”。就像我们应试时，容易“头脑突然一片空白”一样。咱又不是复读机，摁下“记忆按钮”，就能一字不落地背诵。

在此情情境下，炮轰刘闻雯“犯常识性错误”，有些苛刻。丫又不是“百度”，凭啥要把名句当爱情密语，铭刻于心？作家的身份符号，固然该承接起“高智识”的期许，可他们的履历层次，总不能任由他者设计。更何况，在头衔通胀的当下，我们把“作家含量几何”编入“十万个为什么”，也颇为不宜。

质疑归质疑，在解构通行的年代，这是公众人物避不开的“路障”。刘闻雯的多面身份———模特、主持、作家等，难免跟潜规则搅在一起，衍生出“凭一张脸通吃”的负面想象。而背不出名句的“低级失误”，引发学识不厚的猜疑，也难以避免。此时，没有颗“大心脏”，显然没法在江湖漂。

很可惜，刘同学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连串脏口，将网民诟病“火上浇油”，也坐实“素质欠奉”的论调。不恭之辞，跟某滑稽演员的“骂人秀”有得拼。这下可好，口诛笔伐升级。骂战还祸及作家群体，刘闻雯的“无知”，仿佛升级成“文学式微”的注脚。

滨兵:

“爆粗口”可能

是一种炒作

作家在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心目中是神圣的，能够成为作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不仅其作品让人敬仰，而且其人品和学问更让人高看，不过，那只是以前的“作家”，也仅限于大作家。现在只要能够加入到作家协会，也就能够自称为“作家”了，更可以自诩为“著名作家”了。

刘闻雯长得很漂亮，但在学问方面却实在不敢恭维，连小学生都答得出来的名句，她竟然不知道，这显然不能用“紧张”两个字来解释，真的答不出来，当然也没有什么，但却用“爆粗口”来回应网友的质疑，却有失作家身份，也有失文明人的身份。很难想象，一个美女“爆粗口”的猥琐情态。

是否作家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你能够写出一部让读得赞不绝口的作品，哪怕你一生只写了这一部，也是公认的作家，如《飘》的作者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她惟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便成了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你能说她不是作家吗？可刘闻雯据说出版了两部作品，但似乎并不出名，显然与我们心目中的作家差距很大。

不必计较于刘闻雯的作家身份，无妨看看其作品是否够格。或许刘闻雯故意答不出名句或是“爆粗口”都是一种炒作，可能我们都上当了。

作家速成也必速朽

关东客:

作家速成也必速朽

如果单凭对不上一句唐诗就完全否定刘闻雯，将其一棒子打死，当然有失公允。但我却不得不说，如今的作家无论是阅历还是知识储备上都无法与老一辈的作家们相提并论。过去要想成为一名作家，可能需要写上10年、20年，需要有自己风格的代表作品才能成功。可现在呢，只要你会码字，阿猫阿狗都可以称为作家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公众质疑的不只是刘闻雯一人，而是整个中国作家群体的素质和水平。

刘闻雯称，最好的作家其实不爱看书，全靠天赋。相信持有这样心态的作家并非还有刘闻雯一人。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又有几个仅凭天赋就能成功呢？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虽然现在作家的地位大不如从前，但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做人的底线。你虽然不能学富五车，可总要比普通人多一些知识储备和文学素养吧。

人人称作家，可真正的作家又有几个？作家要想赢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就应该表现出其“文绉绉”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却没有“酸”起来的资本。孔乙己尚且知道“茴香”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我们的作家为何连一句唐诗名句都记不住呢？作家速成的时代，必定也是一个作家速朽的时代。

姜伯静：

作协竟成“保护伞”

刘闻雯14日做客某网站回答网友提问，宣称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作家，绝不是大家想象的“刘美美”。她说：“我觉得自己称得上作家，不因为别的，因为作品。另外我的作协身份是通过作协审批正规程序而来的。”

看来这位前“足球宝贝”、现任“作家”对自己的“作家”实力还是蛮自信的，想必是她也知道了路金波的力挺———“这个姑娘曾经给我们投过稿，后来还寄了本书到办公室。我翻了几页，倒是比想象的好很多。书里有些句子有才气。足球宝贝出身，这么爱写作，值得嘉奖。而且，这书的广告，得是多有使人取阅的欲望啊。”

虽然之前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刘闻雯究竟是个什么水准的作家，但经过这番折腾，估计记住这个名字的人肯定要翻上不知多少倍。虽然我不敢确定这是否是一种炒作，可路金波等职业出版人的介入和对刘闻雯的认可却让我始终怀疑这场闹剧的“纯洁性”，这多像一场炒作啊！不过我还是很佩服刘闻雯的，在这个“作家”身份越来越贬值的今天，她还敢大张旗鼓地捍卫自己的“作家”身份，真是难能可贵！

作家，在几十年前是何等荣耀的称呼；而作协，曾经又是何等高贵的殿堂。但如今，作协几乎成了衙门，作协里的作家和官僚一样分成了等级森严的三五九等，作协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官员写作、官员获奖、官员出书、作家抄袭以及《大伦书法作品集》、《岁月如诗》这样的权力腐败畸形产物频生等等怪现状让作家和作协的分量大打折扣。一时之间，很多东西寄居到作家的名头上了，作协俨然成了一只寄居蟹。在这样的作协里，这些个作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在为人民写作、在为正义写作、在为读者写作？我很是怀疑。

而刘闻雯竟然把作协当作自己的“保护伞”，把作协当成自己与网友论战的“力量源泉”，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有句经典台词，“其实，我是个演员”，大概刘闻雯也想演出这样的效果。

叶开炮轰语文教材，发现名家作品被篡改和肢解得面目全非

“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需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为此，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于日前发表文章———《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无独有偶，作家叶开也遇到了“标准答案”的尴尬，并认为小学教材中多篇文章是对文学作品的篡改和删减，于是便撰写新书——《对抗语文》。

丁武

核心提示：作为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唐朝”的主唱，在音乐生涯开始前，丁武曾是一个画家及美术教师。近年，他重新恢复了绘画创作。但这批绘画的画面中，出现的不是音乐及当代生活，而是关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成长前史。

艺术品并非奢侈品

凤凰文化：看了这些作品，有一个挺直接的问题——现在市场方面怎么样？

丁武：这是多复杂的一件事啊，我只能回答你，我作品的当代性不强。这个市场在中国美术界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这样，包括有些藏家，包括有些领军人物，包括一些画展、画商，他们带给艺术家很多不好的一些信息，让他们用这样的技法去表现。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画好卖，它没有内容空洞，没有内涵的艺术品只能用技法，这种技法表现出的是什么，是一种工艺品是一种复制的工艺品，复制的工艺品适合放在什么地方，适合摆在家里或者是配合沙发的场景去奢侈，人人产生一种奢侈感。艺术品不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艺术品，艺术品应该是给你一个震撼让你去思索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就把它放在仓库里，时不时的你拿出来看一眼，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变成一个奢侈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整个市场现在大家左右不了的东西，就是普遍会认为艺术品就是应该是奢侈品，或者应该用技法去表现。

凤凰文化：市场某些条件下肯定是劣币逐良币，从你的角度来讲讲？

丁武：会影响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80后他想挤进这个市场，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背道而驰。

凤凰文化：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么多评论家，也不能说人家是恶意的，肯定善意的提醒说丁武你就怎么怎么画吧，然后我帮你卖出去？

丁武：特别多，但我不能这么复制我的东西，音乐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复制我的作品，我觉得作品是不能复制的，这个年代表现的这个主题，唐朝他们表现的是另一个年代的主题，我不能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还梦回唐朝，那不符合那个事情。

凤凰文化：复制是最方便的？

丁武：这个童年这张画好卖，过两年我有这张画复制一百张，你不就是画钱嘛，但是你的灵魂怎么就不想想说，我们这么画是不是就不行呢，其实是可以的，是吧，你不能想得太局限了，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些牺牲和尝试性。另外，乐观的想，其实买家他也存在有些是比较好的。有些买家是出于商业目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

凤凰文化：前两天蒙克的那张画又飙出高价了，我知道你个人被他作品刺激过？

丁武：我倒不能对人家怎么说，因为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而论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看那张画我紧张。我现在看也紧张，生理上的反应，紧张然后心慌，然后躁动。

凤凰文化：你会挺正经的、然后跟画商谈资本运作之类的？

丁武：有些时候你就会，我不是一个主动去提这个谈这个事情的人，我不太喜欢谈这些东西，有些人比较善于谈这些东西，我不太善于表达，我还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比较好，有些人可能他出于学术方面，他有这个责任于己任的话，以责任去评估一些是好事，需要这样的评论家和批判家，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说作为一个画家，或者说画画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你做好你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行了，你有非常鲜明的观点，当别人问起你的观点你可以这么说。你也可以去表达你对某些方面认知的理解，影响这个市场，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有时候我也会，去阐明我的观点吧，说我的一些观点，我阐明观点目的是什么，仅仅是阐明我自己。

雷峰夕照图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即使豁达如斯的东坡先生，也难免对人世的离合悲欢难以释怀。而事实上，不仅人事有悲欢离合，物事亦如此，圆明园十二兽首至今不得团圆；书画亦复如此，以“天下第一山水卷”闻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经短暂的合璧后仍隔海相望。其他此类，不知凡几。不过，堪与《富春山居图卷》故事媲美的则甚寥寥，而即将于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中上拍的董邦达《西湖十景》大概是其中最为仿佛的了。

“西湖十景”为所谓曲院风荷、雷峰夕照、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苏堤春晓、南屏晚钟、双峰插云、平湖秋月、断桥残雪十景的习称。以此入画，南宋已有，如叶肖岩《西湖十景》等；至于后来，湖以画名，画以湖名，湖与画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融合的整体，不可或分。逮于清代，西湖十景大量入画，其中以董邦达诸人所作最为高标，成为有清一代西湖十景题材作品的巅峰。史载董邦达绘西湖十景极多，形式不拘，册页、手卷、立轴多见，并将之作为至礼进御乾隆或馈赠王公重臣。

《石渠宝笈续编》收录的董邦达《西湖十景》轴亦为进御之作，系应乾隆在康雍朝基础上继续扩大圆明园规模之需所制，圆明园最著名的四十景中，即有仿西湖十景之景，如“平湖秋月”、“两峰插云”等。正因为有兼用为“设计稿”的考虑，董邦达此套作品的规制异常大，每幅的尺寸竟达127×66cm之巨，当是西湖十景题材作品尺幅之最；乾隆似乎也独对此套作品别有钟爱，不仅装裱形制与一般作品不同，更于每幅上亲题七言律诗一首，再加钤其宝玺七枚，显示了极为隆重的“天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据著名中国古代书画专家朱绍良先生等人的考证，目前所见乾隆题诗，九成以上为乾隆朝词臣张照等人代笔，出其亲笔的极为少见；而董邦达此套西湖十景作品上题诗均为乾隆亲题，万不一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董邦达此套西湖十景作品，也未能逃过《富春山居图卷》一样被一水分隔的命运。除了此幅《雷峰夕照》尚在大陆艺术市场流通外，其余九景目前已在台北故宫聚首——至少从目前看，“十姐妹”的团圆仍是一个不可期的奢望。但与《富春山居图卷》不一样的是，董邦达《西湖十景》十姐妹虽然规制同一，且均为浅设色画，但每件却又都是可独立的个体和审美存在。

此幅《雷峰夕照》为该套作品的第六幅，绘西湖十景中最富传奇色彩的雷峰塔景。全幅以浅绛敷色，示夕阳笼罩之意；杂花、山树则辅以青红之色，勾勒皴擦晕染，无所不用其极；山间则多处留白，像江南山水黄昏时水气氤氲迷蒙之景，足见画家体物察情之细、之工，至为难见。

有趣的是，乾隆题诗后加钤的“化工四气为全施”印，是乾隆极少施用的闲章。乾隆的许多印章，均为发抒胸中意气之作，大多为表现他富有四海、勤政爱民之心，如“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读书”、“犹日孜孜”等；或为表现个人情操、心志之类的，如“爱竹学心虚”等。尽管与此同为闲章，但“化工四气为全施”却是极为少见的乾隆阐发书画议论的印章，几乎可当一篇精到简赅的画论。记者傅晓燕

画家刘岳林与美术爱好者交谈

画家刘岳林哈密瓜作品

“哈密瓜不仅好吃好看，还有甜蜜多子之意，更能象征民族的团结，两岸的统一”，画家刘岳林娓娓道来，细数哈密瓜的美好意义。在“艺术北京2012”艺术博览会，刘岳林的十余幅哈密瓜主题水墨画前，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浏览。“最初画哈密瓜是因为前人很少涉足，后来逐渐爱上了它。”

上世纪70年代末去新疆，刘岳林的创作灵感被哈密瓜牵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后，他每年都会赴新疆考察，记录哈密瓜的色泽纹路、花瓣花蕊，了解哈密瓜的各个品种，名字，亩产多少斤，甚至自己种植。“只有深入了解，才会喜欢，只有满腔热情，作品才会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岳林如是说。

刘岳林的哈密瓜作品，多与题字相结合，展出的作品中，就有“锦绣前程”“禅心佛果”“手足情深”等字样。“中国画的灵魂，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这是西方国家无论如何学不来的”，刘岳林说，“比如一个哈密瓜，可以代表甜蜜一生；两个哈密瓜，代表相依相伴。”而哈密瓜又是少数民族的代表，作为一种无声的宣传，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有助于巩固各民族团结。

谈到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时，刘岳林表示，是在一次文化部赴台湾的活动中，带去的一幅画。“画的是两个在一根藤上的哈密瓜，代表着‘本是同根生’。”刘岳林认为，“大陆和台湾本是同根同祖国同文化，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作品受到了两岸政要的一致好评。

对于社会上流传的“中国画不行了”的说法，刘岳林不以为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中医、戏剧，都不可能‘不行了’。”刘岳林强调，“中国画的根在中国。外国人也在学习我们的笔墨韵味，但是终究无法超越。但我们却可以吸收国外的东西，为我们所用。”

刘岳林的哈密瓜，藤、叶采用传统中国画的写意技巧，注重运用水分，浓淡干湿相宜，使画面水墨淋漓，神韵丰沛。而瓜则吸收西方油画的技巧，注重光影和质感，画面中的哈密瓜纹理清晰，色彩明快。刘岳林独特的画风成就了诸多特色精品，被公认为画哈密瓜国手。“只有不断吸收，融合，中国画才能发展，前进。”

德国汉学家顾彬

3月，广东汕头大学聘任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讲座教授仪式在科学报告厅隆重举行。汕头大学副校长乌兰哈斯教授、文学院院长Terry Bodenhorn教授等人出席了本次仪式。仪式后，顾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金庸作品的现代性不足

好的文学应该有一种标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应该是作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即要有好文笔。中国当代文学的奇怪现象却是，重视作品内容而不看重文笔。但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特有的，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现代文学应当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而传统文学是作为政治工具存在的。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在德国，成功的作品不一定是语言很优美的，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并且善与恶不会分得太清。但是金庸的小说有故事性，跟中国的明清小说关系很密切，他主张传统道德，善恶观念分明。金庸在中国受读者欢迎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代表了中国的传统精神，为中国所需要，并制造了一种中国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民族最优秀文化的美好愿望，他的作品令读者们感到充满自信。

金庸的作品在德国没有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也不多，原因是他的作品太注重娱乐读者，故事性太强，造成了现代性不足的问题。德国真正的现当代作家不会讲真正的故事，即不会有情节、主人公和内容，最重要的是语言；作家们通过语言创造自己的世界和主人公。

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

我原来认为好的文学是谁都想看的文学，但是现在开始质疑，好的文学不一定是谁都想看。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应该对个人的阅读偏好持宽容态度。

什么称之为好的文学呢？德国评论家会把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种：雅文学、上层俗文学和下层俗文学。英语国家的观点则是分为两种：雅文学和俗文学，但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德国雅文学和俗文学分得很清，很多人不喜欢看雅文学而喜欢读俗文学。在德语国家，金庸的作品是属于俗文学的。

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讲故事的问题，同时也是道德宣扬的问题。在现在的德语国家，由于传统道德的日渐消失，很多作家已不想通过写作来宣扬道德层面的理念。而金庸代表的是传统道德，主张的是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观点，例如正义、荣誉、真理、善恶的争斗，但这些道德并不一定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金庸的小说情节的设置都有雷同之处，看一部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

“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吸引读者

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这些所谓的“美女作家”本身没有什么文学素养，语言能力也很差，以“用身体写作”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德国的畅销书同样可能有语言水平很差的问题，但读者关注的只是作品能否带来娱乐，能否有轰动效应。

群众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群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通过影视图像、商业广告、消费娱乐方式以及畅销书等传达给读者，是媒体的一个产物。金庸的成功得益于媒体的大力推动，金庸热也是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如此成功，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作家，确切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

可以从金庸现象来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1、美学的精疲力竭。到1972年后，金庸只是修订和改写了自己以前的一部分著作，基本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很多中国作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发生，在其他 国家也有很多同样的情形。2、大部头的问题。金庸的作品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可以被称为“砖头”。出于销量的考虑，出版商知道成功的小说必须是厚重而且吸引眼球的，他们也懂得如何引导雅文学和俗文学的不同读者去购买这类型的书。大部头的畅销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写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出版商成功的销售策略。3、为赚钱而写，为卖作品而写。 文字整理/陈玲 摄影/叶楠楠

　　江弱水教授近影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编者按

港台图书一直是大陆出版界、读书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近些年来，受大陆读者追捧的港台作者更是层出不穷。以其地利之便，不少港台作者具有独到的传承、视野、思想，往往能为大陆读者提供别具风格的汉语写作。但潮流滚滚，不免泥沙俱下。最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江弱水接连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台湾作家蒋勋的几本图书进行了文本细读式批评，指陈其中许多错误。对于港台图书到底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拿来”态度？

台湾瞎吹大陆乱捧成“大师”

羊城晚报：您怎么会发现蒋勋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的？蒋勋的作品中存在多处硬伤，但这样的书却在读者中很受欢迎，您认为原因何在？

江弱水：名字听多了，书又印多了，免不了买一本回来看看，一看大吃一惊，所以不辞劳累，写了系列文章，为这样的文字消毒，结果我知道，我伤了蒋勋大师很多粉丝的心。至于蒋勋硬伤累累的演讲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原因我想引用我在台湾大学里的朋友的来信解释一下吧：“蒋勋的东西一向如此，他在台湾的主力读者是不太读书的，偏偏他们很担心自己跟不上，就喜欢去听听蒋勋演讲，教学生买他的书，这样就懂得美了，懂得艺术了。台湾瞎吹大陆乱捧，蒋勋就这样成了美学大师。他是被营销出来的，也许富而好礼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人。有了蒋勋，证明了国人心中对美和艺术有多向往，纵然那是被歪曲颠倒过的。”

羊城晚报：像蒋勋这样的例子在风行于大陆的港台作品中是个别现象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您的阅读所见，还有哪些港台作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江弱水：不多，也不少，按比例跟大陆比也差不多吧。南怀瑾不也受到很多质疑么，多少荒腔走板的地方啊。还有龙应台。我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看到她说要跳到铁轨上，俯身去听一听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矫情得让人掷书长叹。台湾的文化很成熟，但里面却有不少滥情的因素，动不动就好感动耶。他们东西做得好，可是太爱惜那个好，把这个好放大到了不得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遮蔽。就像我写过一本《陆客台湾》，里面有一篇，讲到以永康街为代表的好与自以为好。永康街是好，但是太恋物，太自恋。我说得很拗口：“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令人不胜低徊，于是自身也有意低徊而不能自已。蔽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不去理会别人的历史现实形成的感受，一种让人讨厌的优等生腔调。但是话说回来，龙应台也没蒋勋那么多硬伤。那就叫她“软伤”吧。

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

羊城晚报：也有观点认为，蒋勋的作品本身就不是学术书，就不该以学术书的规范来要求，您认为呢？

江弱水：普及读物怎么能犯常识性错误呢？说蒋勋的作品是启蒙读物，我不同意，他自己还蒙查查呢！古语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能？非学术著作在基本知识的对与错上并没有豁免权。请蒋勋用饱满的错误把大家忽悠到美的历程上，然后你自己摸索一条正路，我们需要这样的不择手段吗？先污染，后治理，是不是？

羊城晚报：港台作家的作品在大陆流行是否与近两年港台地区与内地交流日益增多，大众对“港台”持一定的陌生化想象有关？

江弱水：既然交流日益增多，对港台的陌生化想象就愈发减少。台湾的文学30年来滋养了大陆的无数作者，香港的电影30年来愉悦了大陆的海量观众，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对港台还存在多少神秘感。

羊城晚报：抛开作品本身内容不看，近两年来港台作品在内地受到热捧，是否也与媒体或整个出版界的热炒有关？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弱水：包装，营销，我对粗糙的精神产品的这一类炒作方式不耐也无奈。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你可以这样归咎于读者。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又得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我们出版界的职责。

仍须提倡鲁迅的“拿来主义”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相同时期、相同领域、相同体裁）进行比较，港台学者、作家是否优于大陆学者、作家？

江弱水：我没有资格评判。但总体印象是有的。1949年后，前30年流行的作家，港台比大陆优秀得多；后30年流行的作家，各有各精彩。你说的港台许多作家我看过不少，也良莠不齐。蒋勋不说了，蔡澜好在哪里？陶杰的专栏文章切肤甚至入骨，但是内地出版社能给他不加删汰地出版么？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无论是纯文学作品、史学论著还是综合性作品，港台作家受到的禁锢较少，相较之下大陆的作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这是否造成大陆读者认为港台作品优于大陆作家的原因？

江弱水：我不认为存在多少外在的限制，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自律或者内心的禁锢是另一回事。港台学者的史学论著热卖，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吧。我们读港台作家，大抵上都是想了解对同样一个对象，用另外一种视角会怎么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提供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叙述，真令人感慨万千。

羊城晚报：您认为，在大陆出版界引入港台作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读者在选择港台作品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江弱水：港台自有连城璧，争奈我们识碔砆。碔砆像玉，其实是石头。这就要求我们在拿来的时候，像鲁迅先生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读者如果珠玉满前，他选择石头的机会就小得多。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