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傍晚，河南安阳滑县城关镇贾固村的刘荣善再次来到村口的麦田中，眼前地表土层已经龟裂，但掘开表层，可以发现几厘米深的土壤仍含有较多的水分。因为天气冷，水分冻结，令土壤变得坚硬。刘荣善说，表层土壤的干裂，是浇水之后，又冷又干的天气造成的。他担忧今年干旱会造成小麦减产，原本每亩1000斤左右的产量，可能减产到600至800斤。

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遭遇数十年一遇严重旱灾(新闻配图)

　　当前，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遭遇数十年一遇严重旱灾，山东、河南尤为严重。山东省遭受60年一遇干旱，其中，菏泽、济宁的旱情已达200年一遇。截止到1月22日，山东全省小麦受旱面积已达3016万亩，约占全省小麦播种面积的55.9%。小麦重旱面积已达543万亩，比一周前增加60万亩。至26日，河南全省冬小麦受旱面积增至1796万亩，其中重旱181万亩，郑州、安阳等10地目前为中度干旱。而全国的受旱面积超过6000万亩。

　　根据干旱的学科分类，目前多个小麦产区遭受的干旱应属气象干旱。气象干旱是指某时段内，由于蒸发量和降水量的收支不平衡，水分支出大于水分收入而造成的水分短缺现象。气象干旱通常主要以降水的短缺作为指标。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在1月18日就曾表示，河南省今年旱情同2008年大旱相比，在有效降雨量方面类似，但今年的苗情好于往年，2008年在播种小麦时，土壤墒情明显不足，而今年在播种小麦时，墒情比较足，这主要归因于去年秋季河南境内普遍大量降雨。他还表示，如果2月份仍没有有效降雨，河南省将启动紧急抗旱预案。

　　面对长时间无有效降水，河南当地小麦主产区的主要应对措施是引黄河水或抽取地下水对农田进行灌溉。在天气转冷之前已经浇过一遍水的麦田，墒情（土壤湿度）尚可，而无水浇灌或浇灌成本太高的麦田则只能“靠天收”。

　　问题是，气象干旱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干旱背后是中国北方粮食主产区的根结性问题。

　　目前，河南各小麦主产区，甚至整个黄河流域的灌溉农业的症结在于，一方面，随着地下水位连年下降，黄河水量起伏不定，河南这种严重依赖深挖机井，开采地下水，维持粮食产量的农业生产模式，长期看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偏低，种植粮食收益微薄，与外出打工的收入差距悬殊，农户辛劳一年，也只能“落下一季秋”。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低，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打工，留下种粮食的只有“老的和女的”。只剩下政府为了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目的，力保粮食产量。

　　依赖传统灌溉的农业

　　根据韩洪云、赵连阁的论文《中国灌溉农业发展——问题与挑战》，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水而不是土地。中国耕地的81％分布在北方，自然降雨难以在数量和时间上满足作物生长需求。如果没有灌溉设施，大量的北方农业用地将难以耕种。极度的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中国农业过度依赖灌溉设施。而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平原覆盖了中国10％的土地面积，但只占有中国2％的水资源，水供给和潜在的水需求缺口达到降雨量的3/4。

长期遭受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粮食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灌溉(新闻配图)

　　而黄河流域的重要粮食大省河南和山东的粮食生产对传统灌溉的依赖十分明显。在整个华北地区降水量减少，长期遭受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粮食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灌溉。

　　安阳的水利设施大都建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水利大跃进”时期，建设时就存在种种问题，现在更是“使用年限到了，很多小渠道毁坏严重”，安阳市水利局建设管理科科长杜理平介绍，包产到户后，一家一户经营小块土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陷入停滞。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方降雨就减少，“十年九旱”，水利设施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凸显。但“历史欠账”却越积越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央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水利设施建设才获得了较大的投入。当前水利主要的投资方向还是在大中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和引水工程的建造维护上。

　　以河南受旱程度较为严重的安阳为例，常年粮食种植面积达800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积460万亩。国家大型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市正在经历严重的气象干旱，已经连续近百天没有有效降雨，且根据气象预测，近期降水可能性仍偏小，之所以能在如此大旱中做到“麦田墒情基本适宜”，法宝就是散布在麦田中的大量机井，通过用电或柴油带动抽水机来抽取地下水，进行灌溉。

　　在农业灌溉中，地表水远较地下水有优势。安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张海亮就说，地表水有便宜、省时间和效果好等好处，但安阳地表水资源有限，大部分麦田还不能“引黄（河水）灌溉”，绝大部分需要通过深挖机井，抽水浇灌。根据杜理平的介绍，豫北地区因为距离黄河较远，难以引水，所以建有大量的灌溉用机井，密度有“一般50亩一口”。

　　但在无水源灌溉或浇灌成本高昂的麦田，小麦生产就会受到影响。根据安阳市农业局1月份的资料，全市有76%的小麦已经浇越冬水，但仍有100余万亩未浇。还有20万亩小麦是纯旱地，根本浇不上水，只能靠天收。另有50万亩小麦浇水成本极高。

　　安阳市林州县，地形多丘陵，就因为无水可浇或成本过高，小麦受旱的情形更为严峻。在鹤壁市浚县，在有的地块，地表之下10至20厘米的土壤仍很干燥，而小麦汲取水分的根系大部分处于这一深度范围内。

　　资源性缺水

　　在面对气象干旱，长时间无雨，小麦命系地下水的同时，地下水位却在持续下降。根据安阳市滑县水务局提供的资料，由于多年持续干旱和大量开采地下水，在1972年到2010年间，滑县的全县地下水埋深（地表到地下水的距离）平均以每年0.45米的速度持续下降，39年间下降了13.16米，形成了以县城区为中心的巨大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区。

　　一方面地下水源在安阳的粮食生产供水结构占大部分，另一方面地下水位下降在整个安阳都很明显。用张海亮的话说，河南已经陷入了“资源性缺水”的困境。而杜理平也表示，“山东的情况也差不多”。

　　根据2009年度的《安阳市水资源公报》，安阳市2009年供用水总量为14.1698亿立方米，扣除因漳河用水量0.8913亿立方米和引黄河用水量0.5440亿立方米，区内年供用水量为12.7345亿立方米，而全市的水资源总量仅为9.7532亿立方米，不能满足供用水量的需求。在供水量中地下水源的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74.9%。而在用水量中，农业灌溉用水则占到69.8%。

　　安阳的“资源性缺水”在干旱中表露无遗。首先是地表水捉襟见肘。根据防汛抗旱办1月25日的一份资料，当前安阳全市9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只有8332万立方米，仅占总库容的四分之一，蓄水少；同时漳河无水可引，岳城水库蓄水较少，造成红旗、跃进、漳南三大灌区无水可引。

　　其次，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不少较浅机井已经抽不出水了，这就造成了单井控制的麦田面积过大，浇灌周期长。上世纪70年代的机井深度一般为30至40米，而近些年在滑县的新打机井一般有60米深，其他几个平原地区的县则有70至80米深。丘陵和山区的机井则更深。

　　机井挖得愈来愈深，浇灌耗费的电力越来越多，浇地成本也就越来越高，更加压缩了粮食种植的每亩净收益。例如在位于山区的林州，机井深达300米，“一亩地浇一次超过100块，弄不成，老百姓不干，浇不起。”张海亮说。

　　为解决地下水位下降，河南各地给出的应对方法无他，还是黄河。例如，滑县水务局就表示，通过近几年的引黄，地下水位有所回升。在临近黄河的开封市兰考县也同样是用渠引入黄河水灌溉和渗入地下来保持地下水位。

　　但杜理平认为这种办法不能让地下水位整体回升或停止下降，只能做到“降慢一点，控制下降的幅度”。张海亮也认为现有的“节、引、补”等手段都做不到令地下水位回升或不再下降，“主要是节水，其他没法儿”，既不能让地下水位不再下降，又要依赖地下水灌溉，“早晚会出事”。

　　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产区所采用的灌溉方式普遍是耗水量大、效率低的漫灌等方式。在面对天气转暖后，河南、山东等地的春灌造成的用水量“井喷”，将会给各大粮食产区可供水量造成巨大的压力。

　　种粮成为政治任务

　　一方面是主要粮食产区越来越依赖地下水和黄河水灌溉，成本上涨；另一方面却是，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薄，在农民的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农民种植粮食的意愿不断降低。

　　在地方政府方面，农业生产所能带来的财政收入也远不能和工业带来的财政收入相比。粮食生产已经变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的政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贾固村14队的村民刘荣善虽然认为当前的旱情会影响收成，造成减产，但并不十分在意。他家中承包有七八亩地，自己在北京打工，孩子在外上学，只有妻子一人在家中干农活。每年夏粮和秋粮的收成中，卖掉夏粮的收入大致能覆盖种子、肥料、农药、浇地和机械作业，一年的人工投入，也就是“落下一季秋（粮）”，作为一家人的口粮。而他在北京打工的收入每个月3000元左右，扣除四五百元的生活成本，大概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儿女上学。

　　对于刘荣善而言，即便今年的小麦亩产降低了20%至40%，对其家庭的口粮和收入造成的冲击也不是很大。对于眼前的干旱，他的打算就是天气转暖之后，再花钱浇一遍水。

　　在贾固村中，类似刘家的家庭很普遍，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行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不太会种植粮食了。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在很多时候，也雇人做打药和收割等农活，农民家庭对于粮食种植的意愿已经很低了，只是获取口粮而已。

　　根据安阳市农业局的资料，安阳市对2010年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的统计，全市每亩粮田年均产量为846.4公斤，亩收入为1682.3元，亩成本为614元，折合每亩净收益1068.3元。这一统计并未计入人工成本。

　　农民种植粮食的收益极其微薄，“农民是在为国家作贡献。”一位安阳市农业局的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