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洋局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0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和《2010年中国海平面公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副主任于福江表示，我国建立的海啸预警机制，近海发生海啸，两分钟可发出预警；远海发生海啸，15分钟内可发出预警。

　　远海海啸15分钟内预警

　　于福江表示，在海啸预警方面，国家海洋局有专门负责海啸预警的部门，目前有10个工作人员在昼夜24小时值班，监视海啸情况，及时发出预警。同时，也有自主研发的海啸预报、传播时间的数值预报模型，通过26万亿次的大型计算机分析预报海啸。从此次日本海啸到达我国的时间和波高上看，计算预报准确。

　　“如果近海发生的地震，两分钟内就可以发出预警。而远海发生的地震，可以在15分钟内发出预警。”于福江说，15分钟的预警时间已经足够，因为远海地震引起的海啸，如马尼拉海沟如果地震，引发海啸会在3小时到达我国沿海，日本地震海啸，到达我国台湾东部沿海是4个小时，到达我国大陆沿海则是七八个小时。

　　此外，我国还在南海地区新建一套更先进的海啸预警系统，如果这一地区发生海啸，1分钟内就可以发出预警。

　　我国沿海分为海啸四类地区

　　于福江透露，日本海啸发生后，我国研究评估出海啸会到达的地区和被淹没地区，这被称为“海啸疏散图”，目前正在制订。

　　按照影响程度从高到低，分为四类地区。台湾省东部沿海，是可能受海啸影响最严重地区；江苏省南部沿海到福建省北部沿海，珠江口地区，台湾省西部沿海地区，是可能较大影响地区；山东省南部沿海、福建省海峡西岸地区、广东省其他沿海地区、北部湾地区，是第三类地区；渤海湾周边地区、海南岛西部地区，是第四类地区。

　　相关：沿海大建高楼等催海平面上升快

　　国家海洋局昨天发布的公报显示，近3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海平面1.7毫米/年的上升速率，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洋灾害的发生。

　　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比常年高67毫米，与2009年海平面基本持平，渤海、黄海2月份海平面和南海10月份海平面均为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产品研发部主任刘克修表示，全球气候变暖是造成我国海平面上升的主因。此外，地下水开采、沿海地区大建高楼大厦等活动造成的地面沉降，也是造成海平面相对上升的重要因素。

日本地震给人类带来强烈震撼

　　3月11日，9级大地震袭击日本，震撼世界。日本抗震技术世界第一，但在自然的咆哮面前，先进的技术，依然没能挽救至少1.3万国民的生命。在大多数人看来，地震并非人力所能影响或控制，但是，最近的报告却显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也可能加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这对因利益之争而进展艰难的联合国气候谈判，能否敲响警钟？

　　气候谈判的新“黑色注解”

　　如果说地震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可能很多人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最近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气候变化可能引起板块运动，进而增大产生地震的可能性。

　　这一研究报告13日经媒体披露，三国科学家称，长期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引起地球板块运动，从而刺激地震的发生。媒体称，这是科学研究第一次将气候变化与地壳运动相联系。之前科学界公认的模式是，地震引发的地壳运动会对气候变化带来影响。

　　三国科学家认为，地壳活动和气候变化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人类长期持续的气候活动也可能诱发地壳变动，带来能给人类以重创的大地震。

　　三国科学家主要是以印度洋季风对印度洋板块的影响为例，来解释地震和气候变化的关系。根据他们制作电脑模型分析的结果，印度洋季风在1000多万年的时间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地壳印度洋板块的活动。季风使得该板块活动加速大约20%，每年多移动约1厘米左右的距离。

　　但科学家们也强调，虽然板块运动可能会导致地震出现，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非突发性的事件。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否会导致更大规模地震的发生，还没有得到相关证据的证实。

　　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报告依然引发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它也给目前进展并不乐观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增添了又一个“黑色的注解”。

　　成果寥寥的“曼谷长谈”

　　就在澳法德三国科学家有关“气候变化与地震关系”研究报告出台的同月，4月3日至4月8日，联合国也再次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气候变化会议，但结果并不令人乐观。

　　“失败的曼谷会议”

　　这是4年来在曼谷举行的第三次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这次会议需要将去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细化，同时为今年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新一届气候变化大会提供议题。

　　坎昆气候大会通过两份决议，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减排决心，要求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决议还决定成立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此次大会只是就这些问题达成原则共识，具体如何操作还需要进一步磋商。这也是作为气候大会“附属会议”的曼谷气候会议的主要目标。

　　曼谷气候变化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二：一是有关气候变化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的议程重置；二是对《京都议定书》是否延长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马拉松般开了6天的会议后，与会各国代表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协议。

　　“与其说这次会议失败，倒不如说看好这次会议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多。”英国《每日电讯报》说。

　　联合国方面也承认，此次会议“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讨论《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各国减排目标，但会议没有就此问题进行有效安排。”

　　争论的依旧是责任

　　作为国际社会最重要减排协议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在2012年底失效。围绕该议定书是否该继续的问题，也成了曼谷气候会议的焦点。实际上，这也是此前所有气候会议的焦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占据了曼谷会议的大部分议程。

　　发达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的减排规定严格，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却没有那么严格，所以需要对《京都议定书》进行修改，反对原封不动地延长《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条款。不少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京都议定书》经过全球讨论，且被实践证明有效，因此应该继续在2013年之后延长。

　　对于目前的僵局，联合国方面忧心忡忡，“如果《京都议定书》失效，又没有达成新的全球协议，那国际减排领域有可能出现真空。”

　　现实利益与未来危机，孰重

　　人类过多地排放温室气体，将引发人类自身的危机。这在数十年前，便已成为共识。为此，各种国际会议在最近几年也十分频繁。

　　“协商多，协议少”

　　从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至今，国际社会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全会”，今年年底在南非德班则将举行第三次气候变化大会。

　　在三次气候大会期间，通常都会有3-4次小规模的附属会议，曼谷会议正是如此。因为涉及具体的减排内容谈判，这些小会议，实际上比“全会“更为激烈，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舌战场”。

　　对于气候变化，不能说各国政府不予重视，数年来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多轮会谈。但关注多，分歧也多，大大小小的会议，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并不多，大部分的会谈都以“共识”、“声明”等形式结束。结束之后又开始下一轮讨论，主题几乎相似，长期的马拉松式讨论令国际媒体也疲惫不堪。

　　英国媒体认为，国际气候谈判之所以陷入“协商多，协议少”的困境，最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

　　两者核心的争议之一，是《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认为，与制定《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相比，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很大变化，发达国家已经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力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在减排方面，就不能按照15年前的模式。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上负有“历史责任”，因此应该更多履行减排任务，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谈减排，更是谈利益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强调“现实”还是强调“历史”，核心就在于减排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气候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利益的谈判。此外，对“看得见的发展利益”与“看不见的未来危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疑“颇费思量”。

　　面对气候谈判背后的利益诉求冲突，有观察人士预言，国际气候谈判今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上月震撼世界的日本大地震，以及科学界“地震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能否给“执着”于现实利益的各国真正敲响警钟，从而推动德班气候大会取得实质性成果？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张乐 综合报道

“20年前，老师问8岁的我：你想学什么行当？我说：武生！老师又问：你不怕苦？武生很辛苦。我说：怕苦就不学了……如今，和我一起坚守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改行的改行，头脑活泛的就干着别的，以副养戏。我总在夜深人静时不断反思：我就是干一辈子也不可能有前辈大师的修养与造诣，那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有时，我愿意自己糊涂点，这样烦恼会少一点……”

北京京剧院武生演员詹磊的烦恼，几乎是现在所有京剧武戏演员的心病。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一身本领难得施展；数个月的摸爬滚打、协调磨合，却只能换来远远难抵付出的酬劳。这样下去，谁来传承京剧武戏？

盔头勒得人呕吐

“京剧演员一般从10岁左右开始培养，初学时，都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这基本功的核心是武功，包括腿功、腰功、把子功等。”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龙说，所有的京剧演员都是从“压腿”“撕腿”开始的。

但，仅仅是这入门时的基本功，就已经吓跑了不少独生子女的家长。“我没让孩子学戏，太苦了。”虽然孩子也喜欢京剧，但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王旭东没舍得。

基本功练成，选择工文戏的演员将更多的工夫用于学唱腔、记唱词等方面，而武戏演员则要受更多的“皮肉之苦”。舞台上每一个漂亮的翻转腾挪，每一个惊险的武打场面，背后都是汗水甚至血泪。

“武戏演员的服装有好多层，厚厚地裹在身上；脸上涂的油彩把所有毛孔都堵住了；为了怕在剧烈的动作中掉下来，头上的盔头要勒得紧紧的，有时候勒得太紧，演员就会有剧烈头痛甚至呕吐。光扮上戏，就已经很难受了，何况还要在舞台上又唱又舞。”王旭东说，武戏演员只能通过平时不断训练，“让难受变享受”。

“2008年，我参加第六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决赛的时候我选了一出《界牌关》。这出戏里有个绝活儿，走40个旋子。老师说台下要练出60个，才能保证台上成功，可我当时只能走20个。于是，老师就带着我练了两个半月。那真是非人的折磨，我练得直哭，有时候都想着，能一下走死我就解脱了。”不过，这让詹磊现在还后怕的训练，也为他赢得了荣誉，在那次比赛中，他获得了金奖。

更多的武戏演员远没有詹磊幸运。他们每天不间断地练功，却往往只能在台上翻几个跟头，或者做龙套去走阵式。而即使是这样“翻跟头”的年月，也不能长久，年龄大了，翻不动了，就只能转行。

武戏难以承受“思想之重”

京剧武生名家张云溪曾说：“京剧危机，首当其冲是武戏。”

其实，在学校里，演出武戏的比例远远大过文戏。“看学生演出，就是要看武戏，看他们的基本功的扎实程度。而文戏更多的是看角儿，学生很难挑梁。”周龙介绍。

在专业的京剧院团中，却又是另外的景象。最近几年，国内各大京剧院团复排的传统剧目中，武戏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新编剧目中，则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戏。

为了讲究“戏以载道”“深刻内涵”，各个剧院的新编剧目往往都是文戏，那些注重在舞台上翻、扑、跌、打的武戏，似乎难以承受“思想之重”，而只能沦为文戏的点缀。

“现在的观众，特别是不太懂京剧的观众，看戏还是通过台词看故事情节、看戏剧冲突。相比文戏，武戏更写意也就更吃亏。”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说，武戏渐少是受演出市场生态变化的影响。“近些年，有许多别的艺术门类的导演被请来‘复苏’京剧，但他们往往不了解京剧的本体，所以不可能导演武戏。”

不仅仅是各个剧团的大戏演出中鲜有武戏，各种戏曲晚会、文艺会演，也是文戏一统天下。“文戏演员出去演出，只要带着伴奏带就行。武戏演员演出一次，至少要带七八个人——锣鼓点要根据场地的大小进行调整，所以必须带着乐队；演武戏必须要扮戏，就得带着服装、化妆；如果需要几个人配合的演出，还得带着助演，这样算下来，成本太高。”北京京剧院副院长刘宇宸说。

王璐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2010年他登台的次数不足10次——《大闹天宫》演出3场，在国家京剧院小剧场“畅和园”演出折子戏一场，青研班汇报演出一场，其他时间偶尔在文戏中的武戏片段中“客串”。

由于北京京剧院在梨园剧场有驻场演出，所以詹磊登台的机会比王璐多一些。但是由于梨园剧场的演出是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所以演出的剧目也只局限在神怪戏，刻画“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无戏可演，失去了训练的目标，一些武戏演员不再勤奋练功，等到剧院有戏演的时候，武功已经荒废，原本的好苗子就这样葬送了。

武戏演员“伤不起”

演出机会少，对演出费占工资大部分的武戏演员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问题。

“我的师哥就在剧院对面的饺子馆结的婚。我总说我占了挺大的便宜，因为家在北京，不用租房子，要不真活不下去。买房子对我来说，只是个梦想。”几乎每隔不久，詹磊都会听到有同行改行，有很多人改行之后还小有成绩，每到这时，他心里也会有波动，“我有时候真的在想，这么守着，值吗？我只能鼓励自己，人总得有点理想吧。”

若问武戏演员最怕的是什么，十有八九会说是伤病。高强度、高难度的武打动作，伤病在所难免，但大家确实“伤不起”。虽然有医疗保险，但这也仅能支付演员受伤后的一部分治疗费用。不能演出，就只能拿基本工资，而这些钱往往“连吃饭都不够”。“磕一下碰一下的，那都是正常。打上绷带能上场的，就不算受伤。”王璐说。

“武戏演员为了短暂的艺术生命付出了很多，理应通过国家政策给予适当的补贴，但现在的补贴额度真的是杯水车薪。”据宋官林介绍，现在国家发放的武戏补贴是每个月115元，这个数目自1994年起，17年没有变过。

“不仅经济上的奖励机制缺乏，武戏演员业务上的奖励机制同样缺少标准。业务上得不到认可，有时候比少拿钱更让人心寒啊！”詹磊说。

南非总统祖马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13日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中新网4月14日电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今日将在海南三亚举行，会晤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领导人应邀与会。南非领导人作为新成员首次参加会晤。

“展望未来、共享繁荣”

据介绍，本次会晤主题是“展望未来、共享繁荣”，议题包括国际形势、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发展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会晤主要活动包括：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五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胡锦涛主席为与会各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午宴。

在本次领导人会晤中，胡锦涛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充分阐述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展望金砖国家合作的前景，并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

在会晤正式举行前，密集的双边会见已经展开。12日，胡锦涛在北京与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了会谈；13日，胡锦涛在三亚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祖马。

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和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也13日在三亚举行。

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希望此次会晤在四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一是希望会晤能在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方面凝聚共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贡献。

——二是加强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三是进一步深化和扩大金砖国家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四是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间双边关系发展。归纳起来，就是“凝聚共识，加强协调，深化合作”。

聚焦本次峰会的三大看点

作为世界上主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在这次峰会上将集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将推出什么样的合作举措，为各方所期待。

第一，作为金砖国家新成员，南非将为峰会带来什么？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南非在金砖国家机制中不仅代表自身，而且代表非洲大陆。南非加入后，世界主要大洲在这一机制中都有了代表。正因如此，有学者称，南非作为金砖国家“新成员”首次亮相，使三亚峰会具有特殊意义。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如何与南非互动，将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看点。

第二，金砖国家的未来形态及发展前景？经过两次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集团已经由经济学家的一个概念演变成了有相当影响力的多边合作机制。形式虽然松散，但四国在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力量。此前有舆论担心，如果金砖国家集团进一步机制化，逐步演化成一个正式的国际集团组织，可能成为一股新的难以估计的力量，挑战现存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但也有观点认为，五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在贸易自由化、汇率制度、安理会改革、大宗商品价格等问题上，具体的利益诉求和侧重点并不相同。各国对金砖集团未来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组织形式也未形成一致意见，因此，能否最终成为一个有章程有约束的集团组织，前景并不明朗。此次峰会是否会对逐步走向机制化进行探索仍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第三，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将发挥何种作用？经济的快速崛起使中国迅速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有国外媒体认为，中国有意借助“金砖”平台提高国际影响力，寻求更多话语权，并进一步按照本国利益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作为金砖五国首次峰会的东道主，在此次峰会上将强调哪些议题、淡化哪些议题，促成什么样的领导人声明，都将是外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评论称“金砖”助中国运筹大国关系

评论指出，金砖国家峰会标志着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的又一重大新进展。香港《文汇报》13日刊文说，金砖国家的兴起，改变了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此外，金砖国家这一多边外交机制，有利于中国凭借这一平台，运筹大国关系，推行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文章称，一个力量日趋均衡的新的世界格局雏形已经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二三百年来主宰世界政治经济的局面即将成为历史。金砖国家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展示了强大的活力。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保持了较高增速，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分析指出，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总面积约占世界的3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8%，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外汇储备目前占全球的7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50%。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而且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桥梁。

文章强调，金砖国家是群体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自发组建的、协调解决全球问题的机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以“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为主题的三亚峰会的召开，将为金砖国家在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加快世界经济复苏中继续发挥火车头作用，在实现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崇高目标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进一步夯实基础，成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进程中的里程碑。

小资料：“金砖国家”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2009年6月，四国领导人首次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

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会后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就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阐述了看法和立场，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至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初步形成。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会议在首尔举行，南非在此次会议上申请加入“金砖四国”。

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即将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2010年9月，亚美尼亚米沙摩尔核电站上方冒出一股水汽

　　亚拉拉特山(Mount Ararat)是亚美尼亚人钟爱的国家象征。在她的山脚下，有一座拥有31年历史的核电站，这也是一种象征，或是一种诅咒。

　　亚美尼亚的米沙摩尔(Metsamor)核电站是许多早期建造的，没有主安全壳的核电站之一。这全部5座苏联时代建造的第一代核电站都已经接近当年的设计使用年限。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亚美尼亚的这座核电站和其他4座在俄罗斯的同类核电站被隔离开了。更要命的是，米沙摩尔核电站的所在地位于地震频发的地带。

　　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之后，亚美尼亚政府正面临更大的安全质疑。由于米沙摩尔核电站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以及所处地理位置的不理想，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核电站之一。

　　7年前，曾有欧盟官员警告称这座核电站是“对整个地区安全的威胁”，并提出由欧盟提供2亿欧元的援助资金，用于这一老旧核电站的关停。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亚美尼亚政府的拒绝。而美国政府同样称这一核电站是“老旧并且危险的”，并敦促亚美尼亚政府尽快进行关停并建造新型核电站。

　　目前，在2016年之后关闭米沙摩尔核电站并在同一地区新建核电站的方案正在制定中。但在此之前，亚美尼亚政府别无选择，只得继续保持这一核电站的运转。因为亚美尼亚偏僻的地理位置，它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能源，这座核电站提供了这个国家近40%的所需电力。在历史上，它也曾经历过关停米沙摩尔核电站之后导致的刺骨寒冷和无边黑暗，因此关停它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安雅·塔德沃斯杨(Ara Tadevosyan)是Mediamax 的主管，这是亚美尼亚国内的主要新闻机构之一。他说：“人们在关停这座核电站的问题上，会再三权衡继续运行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关闭它可能导致的能源短缺之间的利害关系。 有了历史上的教训，人们会更倾向于保留核电站，并让自己相信不会有地震损坏它。”

　　对核能的依赖

　　亚美尼亚位于高加索山区，深居内陆，位置偏僻。全国300万人口非常依赖这做老旧的核电站提供的能源。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非常罕见的。由于历史原因，亚美尼亚从苏联分离出来，由于这里复杂的民族冲突，亚美尼亚和邻国的关系都不太好。

　　东边的阿塞拜疆和西边的土耳其都关闭了他们和亚美尼亚的边界，这让油气管道的通过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的事实性封锁，给这个偏僻小国的经济雪上加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发生战争，这导致了将近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随后，苏联将这个小共和国的西部部分领土割让给土耳其。连亚美尼亚民族的圣山亚拉拉特山，人们心目中诺亚方舟所在的那个山头，现在都已经位于土耳其的境内。

　　米沙摩尔核电站距离土耳其边境仅大约16公里，这里属于阿拉斯河流域，农业发达。距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也仅有大约36公里的距离，那里生活着全国1/3的人口。但这里也位于地震带上，这条地震带从土耳其过来，一直延伸到靠近印度的阿拉伯海。

　　1988年12月10日，这里发生一次里氏6.8级地震，造成2.5万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当时，位于震中大约100公里之外的米沙摩尔核电站已经有两台机组建成运转。事后根据亚美尼亚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组织的核查，在那次地震中，核电站并未受损。但由于这次地震引发的对于这一核电站的担忧，苏联政府随后下令关闭了这一设施。

　　塔德沃斯杨说，在关闭核电站之后的6年半之间，当地人对于这座核电站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冬天的时候，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能源危机，每天只有1小时的供电，但有时候整整一周也没有电。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可是非常寒冷的冬天啊。”

　　1993年，该国修建了一条从俄罗斯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但必须途经北边的格鲁吉亚共和国。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一项目后来不得不终止了，因为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进行的破坏实在非常严重。

　　1995年，当时已经独立的亚美尼亚政府决定重启两个反应堆中较新的那个。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核物理教授理查德·威尔森(Richard Wilson)曾作为援助亚美尼亚国际专家组的成员之一前往该国工作。他记得当俄罗斯专家们从机场出发前往核电站进行重启工作时，人们在路边欢呼庆祝。

　　塔德沃斯杨说，当核电站最终重启之后，它成了亚美尼亚的电力来源，也成了亚美尼亚国家的希望。他说：“这是一个标志，黑暗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又有电了。时至今日，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改变。”

　　对核电站的升级

　　亚美尼亚官员表示，在过去15年间不断进行的改进措施已经增强了核电站的安全系数。在重启核电站之前，亚美尼亚政府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运来近500吨各类物资用来进行升级改造工作。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在重启之后的多年间，亚美尼亚政府已经对这一核电站进行了多达1400项技术改进工作，其中包括抗震设计，备用电源，建筑加固和冷却系统升级等。美国方面为这些升级工作提供了技术和设备帮助。出于对火灾隐患的担忧，核电站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防火改造工作，加装了140多扇新的防火隔离门。

　　这样做的结果，根据当地官员们的说法，是比当初服役时的设计指标安全得多的核电站。当这座核电站于1969年开始建造时，它属于VVER 440, 230型压水堆，这是最陈旧的核电站设计技术之一，是苏联在1956年至1970年之间开发的技术。它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不同，采用水来作为核裂变反应的减速剂，而非后者所采用的固体石墨。但是也正是这些固体石墨，后来成了切尔诺贝利灾难中非常重要的危险源头。现在，采用几乎同样设计的核电站还有11座正在俄罗斯国内运行。

　　作为对比，VVER 440型核电站采用水作为缓释剂和冷却剂，这和西方的做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根据国际原子能安全计划办公室的评估，采用了多路冷却水管的VVER系统被认为比西方的方案更加“容许失误”。这个计划是美国能源部实施的，旨在帮助苏联改善其核电站安全水平的项目。VVER 440的设计技术将允许核电站在失去电力供应后保持比西方核电站更长时间的自我冷却，因为它储存有更大容量的冷却水。

　　可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设计，在日本核危机爆发之后，亚美尼亚国家核安全委员会主席阿肖特·马蒂罗森(Ashot Martirosian)告诉自由欧洲电台记者，称“这样的事故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核工程专家罗伯特·卡兰塔里(Robert Kalantari)时常为美国和加拿大的核能安全机构提供咨询。他说，米沙摩尔核电站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一样，同样能应对一些突发的事件，尽管其设计技术上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米沙摩尔核电站并不比任何其他运行中的核电站更不安全，亚美尼亚作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离开了这个核电站将无法生存。因此必须确保这一核电站是安全的，运行正常的，能为国家提供可靠能源保障的设施。”(晨风)

　　1. 塔西利-恩-阿耶国家公园

塔西利-恩-阿耶国家公园

　　塔西利-恩-阿耶国家公园位于阿尔及利亚东南部，占地大约7.2万平方公里。阿耶国家公园是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当地气候极为干燥，雨量极少。不过，那里的环境与撒哈拉沙丘有所不同。相反，那是一片被周围沙海包围的岩质高原。由于地质地形复杂，人文历史丰富，阿耶国家公园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 澳大利亚洪水

澳大利亚洪水

　　2011年3月，在仅仅6天多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河道地区的地形地貌呈现出戏剧性变化。澳大利亚河道地区是澳大利亚内陆的一个地区，主要位于昆士兰州境内，也有部分位于南澳大利亚、北领地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境内。雨水充满了遍布于该地区的条条河道，在昆士兰州西南部地区尤其明显。每年这个时候，河道地区的洪水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但是，2010-11的这个夏季是澳大利亚有史记录以来最潮湿的季节之一，导致了持续的大洪水。据报道，这个夏季该地区平均降水量比正常值要高出70%。
 

　　3.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

　　本图显示了伊朗(上)的东南部和阿拉伯半岛。两个中东国家最接近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中)，霍尔木兹海峡连接了波斯湾(左)、阿曼湾(右上)和阿拉伯海(右下)。半岛上的许多国家都可看见，如阿联酋(左上)、阿曼(右下)和沙特(最左和底部)。
 

　　4. 米兰市区

米兰市区

　　灯火辉煌的意大利米兰市区好似发光的拼图。图中，明亮的白色灯光区表明那里是该市的历史中心米兰大教堂所在地。米兰是意大利最大的都市，也是欧盟第五大城市。
 

　　5. 黎巴嫩山脉积雪

黎巴嫩山脉积雪

　　3月17日，冬末的积雪覆盖着黎巴嫩和土耳其境内的山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给海岸地区带来了凉爽、潮湿的冬季，然而在更高海拔地区，气温常常下降到冰点以下，甚至时有暴雪。暴雪为当地冬季娱乐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黎巴嫩有6处滑雪胜地，而土耳其境内有12处。本图中，黎巴嫩位于海岸地区的中部，塞浦路斯岛位于西方的地中海中。黎巴嫩境内的积雪呈两条带状与海岸线平行。

几个月前，应届生小琳在网上看到了北京某局级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在连续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和公示环节后，小琳将正式成为4000万“事业人”之一。

自2002年开始，像小琳这样通过应聘进入事业单位已渐成常态。人社部年初表示，目前全国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签订率已达90%。但在人事制度等单项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仍制约着事业单位改革整体进展。权威人士日前透露，国务院已下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这将是我国第一个统领事业单位改革进程的宏观部署。

“为什么现在需要聚焦顶层设计的指导意见?”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告诉人民网记者，由于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一些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市场化，如部分医院、学校出现乱收费现象，亟需国家在宏观层面予以规范，强化公共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只有当改革实现整体推进时，各单项变革才可能冲破现有利益格局，达成政策设计初衷。

改革改的是什么? 动力何来?

由于历史原因，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含混，出现政事不分、管办合一、事企融合，结果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在未来的改革方案中，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将成为主导理念。按照规划，行政性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剥离”过程将在5年内完成。

“过去的19年，主要推进了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改革，由政府包揽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事业单位并存;从业人员身份也实现由公职人员向职员的转化。”吴江认为，各地的基层改革已十分活跃，这些实践经验为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了丰富案例，所以现在才有把握推出指导意见。

汪玉凯指出，当不同的改革模式在各地遍地开花之时，如果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部署，有可能进一步忽视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提升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据吴江分析，事业单位改革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环境看，社会公众对于解决就业难、看病贵及提升社保水平等方面的现实诉求，迫使事业单位必须通过改革来满足公众;从内部机制看，事业单位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也希望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

在经营性事业单位改制方面，出版业已率先踏出了一条路。截至2010年底，177家中央经营性出版社中，除一家停退外，其余都换上了“企业身份证”。至此，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在内的全国所有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成为市场主体。

“由于出版社自身具有较强的经营目的，目前来看转制成效良好，可以成为接下来经营性事业单位实现‘剥离’的范例。”汪玉凯说。

改革动了谁的利益? 难点何在?

“工资虽然不高，但收入可以很高。”在小琳看来，除了一毕业就可以端起不会被打碎的“铁饭碗”外，事业单位最吸引她的，还有逢年过节的“灰色收入”。

2010年全面实施的绩效工资改革，其中一个目的即严肃事业单位分配纪律。从政策设计看，将津贴发放状态从无序状变为有序，符合社会对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管理的期待;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仍无法杜绝红包、购物卡等“后门收入”不绝的状况，这甚至成为吸引年轻人投奔事业单位的优势之一。

公立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变革也遇困境。2008年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出台，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开展试点，但由于该方案大幅下调相关人员的退休养老待遇，实施效果并不佳。

“现在多数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拿的是退休金，今后改革的方向是，事业单位人员要全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吴江介绍，中间会有一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的过渡期，保证“老人”养老待遇不下降，“新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除基本养老保险外，一些事业单位还可通过职业年金的方式加以补充，以解决目前备受诟病的退休待遇“双轨制”。

改革无疑牵动了4000万“事业人”的切身利益。除此之外，在分类改革逐步“剥离”非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过程中，也将有错综复杂的角力。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难在如何‘剥离’”。汪玉凯告诉记者，对于行政性事业单位而言，虽然内部反对被划入行政机构的声音几乎不存在，但划归行政系统的标准及如何避免造成行政机构臃肿化，却是改革难点所在;对于经营性事业单位来说，如何公平对待在工作期间面临改革的“中人”利益，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公平应对。

在“剥离”后被保留下来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中，仍然牵涉利益分配问题。“比如，一些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还在收取择校费，当被划归到纯公益性事业单位之后，还应不应该继续收取?这笔费用要如何处置?又如，对于准公益性事业单位，在允许其保留市场机制的同时，如何规范其整体非营利性定位，也亟待决策者厘清。” 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