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赵建华）中国社科院1日发布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指出，拒绝外来干预的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中国相信，具有同等智慧的世界人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高。黄皮书认为，这得益于“中国模式”。

黄皮书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二战后崛起的大国包括苏联和日本，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单一强国，苏联是一个军事强国，而日本只是在经济上称雄。但中国不仅仅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突飞猛进，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也大大增强”。

黄皮书说，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一边坚决拒绝外来干预，一边主动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经验；根据本国国情，提出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坚持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自己的制度，从而使世界上出现了非西方的发展成功经验。

中国模式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但它不会对世界各国普遍适用。黄皮书说，中国既不搞西方的私有化，也不搞纯粹的公有制；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

1日，中国社科院还发布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该书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执政的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

该书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共官员的腐败现象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缺乏真正的监督机制和切实的反腐措施。官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

该书表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机构、企业团体、农庄的官员，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容易、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奋力作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战胜了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一、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积极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五年。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十一五”前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06年增长12.7%，2007年加速到14.2%，增速仅次于改革开放后最高的1984年。2008年，受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经济增速陡然回落到9.6%。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迅速出台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我国经济增速在世界各国中实现率先回升，2009年经济增长9.2%，与世界经济下降0.6%形成鲜明对照。2010年经济增长进一步回升到10.3%，明显快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增速。2006-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2%，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而且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4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

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5年增长69.9%。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特别是2008年第三季度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面临负增长或停滞困境时，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并率先回升，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加。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创造价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初步预计，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748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5年增长65.7%，年均实际增长10.6%，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5个百分点。

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我国财政收入2007年超过5万亿，达到51322亿元；2008年超过6万亿，达到61330亿元；2010年超过8万亿，达到83080亿元，比2005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21.3%。“十一五”时期，我国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投入，增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能力等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我国外汇储备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达到23992亿美元。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28473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2.5倍，年均增长28.3%。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自2006年超过日本，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五年。

内需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扩大内需政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2006-2010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3.9%、81.9%、91.0%、138.9%和92.1%。2009年，在外需对经济增长为负贡献的条件下，国内需求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38.9%。与2005年相比，2010年我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5.2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持续改善。服务业发展加快，比重提高。2006-2010年，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9%，比“十五”时期加快1.4个百分点。2010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0%，比2005年提高2.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2005年的47.4%下降到2010年的46.8%，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2.1%下降到10.2%。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快速推进。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3.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市群迅速崛起，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显著增强。

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性增强的趋势。2010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3.0%，比2005年下降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9.7%、18.7%，分别比2005年提高0.9和1.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基本持平。2010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41.7%，比2005年下降9.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6%、22.2%和11.0%，分别比2005年提高4.4、2.3和2.4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迅速，薄弱环节和薄弱领域明显加强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缓解的五年。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入快速增加。“十一五”时期，城镇基础设施累计完成投资22.1万亿元，年均增长21.8%。其中，铁路运输业累计投资22688亿元，年均增长46.0%；城市公共交通业累计投资7543亿元，年均增长37.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累计投资6.9万亿元，年均增长28.7%。农业和能源等基础产业投资也保持较快增长。农林牧渔业累计投资12151亿元，年均增长37.7%；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累计投资12490亿元，年均增长26.7%。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十一五”时期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2006-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分别为49804万吨、50160万吨、52871万吨、53082万吨、54641万吨，年均增长2.5%，实现连续七年增产，连续四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2010年，油料产量3239万吨，比2005年增长5.2%；肉类产量7925万吨，比2005年增长14.2%；水产品产量5366万吨，比2005年增长21.4%。

能源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9.9亿吨标准煤，比2005年增长38.3%，年均增长6.7%。在主要能源中，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比2005年增长37.9%，年均增长6.6%；原油产量2.03亿吨，比2005年增长11.9%，年均增长2.3%；天然气产量967.6亿立方米，比2005年增长96.2%，年均增长14.4%；发电量42065亿千瓦小时，比2005年增长68.2%，年均增长11.0%。

交通运输能力持续增强。“十一五”时期，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2005年的7.5万公里增加至2010年的9.1万公里，年均增加0.31万公里；公路里程由2005年的335万公里增加至2010年的398万公里，年均增加12.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由2005年的4.1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7.4万公里，年均增加0.66万公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干线公路网初步形成。旅客周转量由2005年的17467亿人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27779亿人公里，年均增长9.7%；货物周转量由2005年的80258亿吨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137329亿吨公里，年均增长11.3%；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005年的29.3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54.3亿吨，年均增长13.1%。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十一五”时期，全国邮电业务总量年均增长21.7%。其中，邮政业务总量年均增长16.9%，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长22.0%。全国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2005年的48242万户增加到2010年的150518万户，年均增长25.6%；光缆线路长度由2005年的407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995万公里，年均增长19.6%。2010年，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339万户，比2005年增长55.1%；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85900万户，比2005年增长1.18倍，其中3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705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4.57亿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4.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

四、对外经济与对外贸易水平提升，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

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与国际市场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1.09倍，年均增长15.9%。其中，出口总额15779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1.07倍，年均增长15.7%；进口总额13948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11倍，年均增长16.1%。进出口贸易总额近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其中货物出口额在2009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保持轻工、纺织等传统行业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家电、信息等产业的竞争力也明显提高。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分别为9334和4924亿美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1.2和1.3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2%和31.2%，比2005年分别提高3.2个和2.6个百分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持续增长，大宗资源能源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分别达到6603和4127亿美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0.9倍和1.1倍；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油进口量分别为61863万吨、23931万吨，分别比2005年增长1.2倍和0.9倍。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06-2010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260亿美元，年均增长11.9%，是“十五”时期的1.6倍。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连续18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对外投资迅速发展。“十一五”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增长强劲。2010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90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3.8倍，年均增长36.9%。“十一五”期间，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1865亿美元。

五、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保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五年。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我国城乡就业人数从2005年末的75825万人增加到2009年末的77995万人，增加了2170万人，年均增加54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从27331万人增加到31120万人，增加了3789万人，年均增加947万人；乡村就业人员从48494万人减少到46875万人，减少了1619万人，年均减少405万人。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城镇就业增长持续高于全国，其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5年末的36.0%增加到2009年末的39.9%。城镇就业岗位快速增加，新增就业人数持续保持在1100万人以上。大量乡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2010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4223万人。

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5年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2005年增长81.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9%。其中，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3.1个百分点，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为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随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471元，比2005年增长了69.6%，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382元，比2005年增长71.5%，年均增长11.4%。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方向转变。一是食品支出比重持续下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比重为35.7%和41.1%，分别比2005年降低了1.0和4.4个百分点。二是交通通讯支出大幅增加。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为1984元，比2005年增长99.0%，年均增长14.8%；农村居民人均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为461元，比2005年增长88.2%，年均增长13.5%。三是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成倍增长。2010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3.1辆，比2005年底增长2.9倍；拥有移动电话188.9部，增长37.9%；拥有家用电脑71.2台，增长71.6%；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45.2台，增长1.1倍；拥有移动电话136.5部，增长1.3倍；拥有家用计算机10.4台，增长3.2倍。2010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86.5部/百人，比2005年提高51.2%。

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推进。“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基本确立，城乡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项社会保险覆盖人群迅速增长。2010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5673万人，比2005年末增加8185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3206万人，增加2942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3376万人，增加2728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16173万人，增加7695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12306万人，增加6898万人。2010年，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人；2311.1万城市居民和5228.4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六、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增强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坚持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的五年。

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十一五”期间，我国全面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5年增加到9年以上。职业教育快速发展。2010年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68.1万人，在校生2231.8万人，毕业生659.2万人，比2005年分别增加212.4、631.8和241万人。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61.8万人，在校生2231.8万人，毕业生575.4万人，比2005年分别增加157.3、670.0和268.6万人。

科技事业成果丰硕。“十一五”期间，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1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6980亿元，比2005年增长1.8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5%，比2005年提高0.43个百分点。2010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122.2万件，受理境内外发明专利申请39.1万件，授予专利权81.5万件，授予发明专利权13.5万件，分别比2005年增加了74.6、21.8、60.1和8.2万件。2010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3906亿元，比2005年增长1.52倍。“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卫星成功发射。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第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等重大科技工程成果丰硕。

公共卫生事业稳步推进。“十一五”期间，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2010年底，全国共有卫生机构93.9万个，比2005年底增加5.7万个。全国共有卫生技术人员584万人，比2005年底增加了127.6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37万人，注册护士205万人，分别增加32.8万人和70.0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437万张，增加100万张。2009年4月，新一轮医改大幕拉开，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从2009年开始，我国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文化事业进一步加强。“十一五”期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速、稳定的重要发展期，文化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极。2010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比2005年底增加98个；文化馆3258个，增加479个；有线电视用户18730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8798万户，增加5858和8401万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8%，提高2.3个百分点；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6%，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各项指标均位居世界前列。2010年共生产电视剧436部14685集，动画电视221456分钟；生产故事影片526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95部；出版各类报纸448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74亿册（张）。

“十一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极大地扩大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七、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得到空前重视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五年。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0年，七大水系的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9.6%，比2005年提高18.6个百分点。在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的城市占监测城市数的82.7%，比2005年提高22.4个百分点。2010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0262万立方米，比2005年末增长79.2%；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6.9%，提高24.9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工作进展顺利。“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和各地区节能降耗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各项政策措施逐步深入落实，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2006-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基本完成“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明显下降。“十一五”期间，单位铜冶炼综合能耗下降35.9%，单位烧碱生产综合能耗下降34.8%，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28.6%，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下降28.4%，电厂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16.1%，吨钢综合能耗下降12.1%，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12.0%，单位乙烯生产综合能耗下降11.5%。

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据初步测算，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12%左右，二氧化硫下降14%左右，双双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减排任务。淘汰高排放的落后产能成效突出。“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淘汰炼铁落后产能约11172万吨，炼钢落后产能约6683万吨，焦炭落后产能约10538万吨，铁合金落后产能约663万吨。

总之，“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重大挑战和考验，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同时，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失调，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创新驱动作用不明显；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农业基础薄弱，粮食安全面临挑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群众对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和住房难意见较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等。尽管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依然较多，但我们坚信，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坚持科学发展，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I北京报道

2010年中国GDP毫无悬念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50年前中国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时，曾被国际上认为是“天方夜谭”。

值得关注的是，从政府到民间，面对这样的成绩却似乎“无动于衷”，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不值得炫耀、自夸，甚至被普遍认为 “意义不大”。

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仍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和日本GDP总量相加，远低于美国的2010年14.66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124位。此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

事实上，除了人均指标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仍比较落后。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

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毫无疑问，在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衡量发展成果的指标也应顺时而变。

GDP高速

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

2005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

从多省区市的情况看，GDP超万亿(人民币)的省份迅速增加，有些省份“富可敌国”，甚至赶超当年的“亚洲四小龙”。

在2009年14个省(市、区)GDP总量超万亿元后，2010年“万亿俱乐部”新增加3名成员，达到17个。其中，东部的广东、山东已经超过4万亿，中西部地区增长也十分强劲：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迈入“万亿俱乐部”，辽宁和四川超过上海跃居第七位和第八位。

在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尽管为“规划”定调的中共中央有关建议明显淡化了GDP指标，但多个省市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

重庆市确定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长目标为12.5%，在2010年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

安徽省力争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DP破2万亿元，主要指标增速位居中部前列。

广西也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目标，力争“十二五”期末实现翻一番。

黑龙江省规划：到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该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时期。

其他如福建、贵州等省区也提出GDP总量实现翻一番，甚至连地处较为偏远的西藏亦确定年均增长要达到12%以上。

地级、县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毫不逊色”。如昆明提出的“十二五”目标是：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珠海提出的是：“十二五”期间GDP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超过两万美元。

“失衡”的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公开数据显示，1978－2007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

与此同时，1978-2007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8%。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还低于消费支出增速。

正是由于这个比重的不断下降，才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

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20年来，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到10%，而税收和行政费用的开支增长速度都在20%～30%。

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受“唯GDP论”影响，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既影响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制造了财政饥渴，还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拉高财政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结果使居民收入赶不上GDP， 更赶不上财政收入迅猛的增长。

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增速超过10%，而财政收入年均在2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认为，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此种GDP对公众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资源、环境、体制、科技等方方面面‘瓶颈’因素的制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吕本富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先后采取了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内需拉动居民消费、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措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但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比较粗放的，靠拼资源、大量消耗土地、搞人海战术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吕本富强调。

中国需要“人性化的GDP”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提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个词。

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包含“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深意的新概念，这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在“调整、酝酿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平正义体现核心价值、调节个税缩小贫富差距、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实现“共同治理”、扩大内需重在引导居民消费等几大方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五大目标，其中居民收入较快增加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居民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居民收入预期指标的设计，在“十二五”规划中肯定有具体明确的指标，特别是要根据建议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要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步这一重要原则，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制定具体目标。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而正如学者所言，从“藏富于国”到“还利于民”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而从长远来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也是今后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内生力的最原始的助推点。

因而，有评论认为，“重视GDP的增速的同时，不忘提高居民收入、提升民众‘幸福感’，只有这样‘人性化的GDP’，才会被最广泛的民众所接受和喜爱。反哺民生，让大众尽享发展红利之举，这种人性化的GDP，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才是人们幸福感的坚实保障。”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使我们改善民生、增加投入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今后如何以GDP的增长来推高民众的幸福指数，让民众收入、幸福感与GDP的增速获得同步提升，检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吕本富指出。

也有学者强调，纠正GDP崇拜并非意味着中国会完全放弃这一经济指标，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和发展方式。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不会以放弃经济增长为代价，而是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并解决积累问题，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地健康发展。

GDP含金量：上海、北京、安徽位列前三

上海连续两年最高

那么，用什么来衡量GDP的含金量呢？

程恩富认为，“GDP含金量”、“人性化的GDP”与“幸福指数”、“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都是“提高居民收入”。

怎样才能计算出GDP的含金量，体现“人性化的GDP”呢？

对此，继本刊2010年3月8日首次推出“2009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之后，《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专家调研、统计、计算，绘制出了“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又将如何计算出呢？统计学专家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据杨开忠提供的计算公式，从全国各省、区、市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绘制出了“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通过该表格显示，2010年31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

上海、北京、安徽、贵州、广西、海南、江西、云南、重庆、浙江、广东、黑龙江、福建、四川、湖南、天津、吉林、湖北、山西、宁夏、辽宁、甘肃、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

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10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11位、第23位、第27位、第10位、第24位。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贵州的GDP总量排第26位，其GDP含金量却为第4位。

与去年各省GDP含金量相比较，排名前两位的上海、北京没有变化，而西部地区提升较为明显，次位提升最大的是贵州、广西，由2009年的第11、12位升至2010年的第4位和第5位；贵州、广西、云南首次进入GDP含金量的前10名；此外，天津、四川、河南名次也有明显提升；而黑龙江、浙江、海南等出现名次下滑。

中国社科院28日在京发布《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2009～2010)》，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主编之一李闽榕教授表示，我国部分省市经济指标排位已进入中游位置，超过部分发达国家。

李闽榕在发布会上指出，从反映经济总量的GDP来看，中国部分省市经济指标排位已进入中游位置，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3个省份的GDP均进入前20位，分别排在第14、15和第17位，超过了比利时、波兰、瑞典、奥地利等其他19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其他省市的GDP也有超过一些国家，10个省市中GDP总量最少的天津，也超过了斯洛伐克、卢森堡、斯洛文尼亚和冰岛4个国家。当然这4个国家都是小国家，可比性也不是很足。报告显示，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各省市的指标更为明显，其排位全部进入前30位，特别是山东和江苏分别位列第19和第10，超过了大部分OECD成员国的投资规模。

从消费支出规模来看，各省市区的排位则比较偏后，只有江苏的政府消费支出和广东的居民消费支出排位进入前20位。从进出口总额来看，各省市区的排位相对比较靠前，特别是广东进出口总额位居第7，江苏和上海分别位居第13和第14，说明中国沿海多个省份的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了世界上很多经济发达国家。

但是从反映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指标来看，中国各省份人均GDP排位都比较落后，只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超过少数几个国家，其中上海的人均GDP超过了OECD成员国中的波兰、智利、土耳其和墨西哥4国，北京排在智利之后，天津排在土耳其之前，说明这3个较发达的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数据统计，上海和北京人均GDP都已经超过1万美元。

李闽榕表示，“我们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不能简单地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但是通过这项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的经济结构发展要振奋信心，还要加倍努力，进一步加快发展。”

近年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镇住房快速发展，人民群众住房条件显著改善。房地产业逐渐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做出了突出贡献。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深化住房长期制度改革，坚持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改善人民群众住房条件的作用。

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平方米

这几年，身边越来越多的家庭搬进了新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住房条件得到显著改善。1998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为居民改善住房条件提供了更多、更优质的选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家庭住房自由率达到80%以上。

不仅面积大了，住房的功能也更完善、质量更牢靠、环境更优美。房子越建越漂亮，小区里绿草茵茵，各种服务、娱乐设施齐全，物业管理服务让生活更加安全便捷舒适。

在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过程中，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支持职工基本住房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0年10月底，住房公积金实际缴存职工8112.9万人，缴存总额3.12万亿元，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330万笔，贷款总额1.28万亿元，贷款余额1.04万亿元。

在我国北方，一些老旧楼房由于不节能，冬天屋里温度较低，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快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此外，还对新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对大型公共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广绿色建筑。截至2010年10月，北方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共完成1.67亿平方米，超额完成“十一五”期间改造任务。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发展尤为迅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2005年到201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约32.0%。商品住房销售量屡创新高，2005年到2010年，全国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约19%。住房二级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稳步发展，成为满足居民住房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产业化取得积极进展，推动了住房质量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住房消费和房地产业的迅速增长，也拉动了建筑施工、装修装饰、家具、家电等上下游行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以住宅产业为主的房地产业，为拉动投资、消费、解决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房地产调控继续坚持和强化

“十一五”期间，内外因素作用下，我国房地产市场、房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针对不同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不同矛盾，我国灵活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针对房价上涨过快，2006、2007年着力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2007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房价上涨势头得到暂时遏制。

2008年10月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市场低迷，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住房消费和投资的措施，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2009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城市再次出现房价过高、上涨过快、投机性购房活跃等现象，为此，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2010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公布了落实国务院文件的“五项措施”。2011年1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公布被称为最严厉调控政策的“国八条”。

这些调控政策，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增加供应，遏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同时，不断强调政策落实，强化地方政府在调控中的主要责任。

近几年，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房价继续上涨的压力仍将很大。政府将继续加强和改善房地产调控，采取长效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继续增加住房有效供应。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积极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

同时，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强化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管理，加强房屋拆迁市场监管。

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运行呈现积极变化，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仍需继续严格落实政策，巩固调控成果。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做好政策储备，随时准备出台新的调控措施。

继续深化住房长期制度改革

1月28日，上海和重庆正式开始试点征收房产税。

以房地产税试点为代表，“十二五”期间，在根据市场变化形势及时出台措施、继续坚持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基础上，我国将深入推进一系列住房长期制度的改革。

首先是继续坚持住房市场化改革方向。我国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提高了住房生产效率、带来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改进。

未来住房政策和调控政策，将进一步明确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致力于为住房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规范住房市场秩序，加强对房地产行业主体的管理，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开发、经纪服务和物业管理活动。

同时，引导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通过推进新建住房市场、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的协同发展，发挥住房市场过滤机制，引导群众树立“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的理性住房消费模式。

据了解，“十二五”住房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后，我国还将通过继续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扩大房产税试点等手段，进一步探索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房地产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扎实开展基础性工作，加快推进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并加快完善房地产法律法规。从而稳定房价，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后中），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后右二）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后左二），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后右一）在发布会上介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新华网北京2月28日电（记者周玮、璩静）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十一五”时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空前繁荣，硕果累累、亮点频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2月28日，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四部门负责人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十一五”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介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举措，并就各界关心的问题做出解答。

“十一五”时期：文化建设“创新发展期”

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说，“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体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其中，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取得决定性进展。“十一五”时期，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行业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据初步统计，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72000多名，中央直属单位就核销了近20000名，全国共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改革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超过或接近百亿元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与此同时，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不断深化。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形成。此外，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成效显著。新闻出版和广电系统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换，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十来个省市全面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84％的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组建了综合执法机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设立国有文化企业资产管理机构，管人、管事、管资产有机统一，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一是政府投入显著增加。“十一五”期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大幅度增加，2006年文化方面支出685亿元，2010年达到1528亿元，年均增长22．2％。国家发改委累计安排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超过200亿元，其中用于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是“十五”时期的8倍。二是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前完成“十一五”目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前完成覆盖全部已通电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一五”时期建成各级服务点83万个，覆盖90％的行政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十一五”期间实现了数字化，年放映达800万场，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公益服务目标；农家书屋工程“十一五”期间从无到有，建成近40万家，覆盖50％的行政村。在农村基层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明显改善。三是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快推进。全国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有1743家已向社会免费开放。2008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免费开放专项资金52亿元。到2012年底，将实现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四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共享、综合利用和社会化、多元化。

第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整体规模和实力快速提升。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是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望达到1万亿元。二是文化市场空前繁荣。我国电影产量由2003年的100部以下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电影票房增速连续6年保持30％以上，改变了进口大片主导我国电影市场的格局。影视动画产量从2005年的4．2万分钟增加到2010年的22万分钟，扭转了进口片占主导的局面。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印刷业翻了两番。三是国际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明显改观。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逆差逐步减少。2010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9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总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图书版权输出引进比从2005年1：7．2缩小至2010年的1：3。去年的深圳文博会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是5年前第一届的3倍。四是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更加完善。出台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专项政策，推动文化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2010年，文化产业中长期贷款累计新增276亿元，中央和各地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达52亿元。到目前为止，7个省市成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或投资公司，资金总规模达到185亿元。26家文化企业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上市，仅去年就实现融资额104亿元。

孙志军说，文化体制改革进展平稳，推进有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做到“两手抓、两加强”。二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三是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把维护职工权益摆在突出位置，妥善解决社会保障衔接、人员分流安置等问题，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支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文化系统体制改革成效日益明显

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说，近年来，文化部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改革成效也日益明显。

一是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到2010年底，全国有461家国有院团已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并组建了46家演艺集团公司。转为企业的国有院团中，除了歌舞、杂技之外，还有许多是话剧、地方戏曲和交响乐等院团。

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全国各地的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事业单位，都先后实行了人事、分配、社保等方面的改革，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绩效考核评价的机制，使工作效率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改善、运营成本逐步下降。同时，创新了投入方式，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不断增加。另外，一些地方还探索了流动博物馆、自助图书馆等新模式，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三是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改革不断推进。机关精简办事程序、增加服务内容，下放审批权限；六家直属事业单位实行了转企改制，组建了各类文化集团公司，同时还有五家文化部系统的出版社，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工作，预计今年内可以完成。

四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果不断扩大。目前全国已有10个省市完成了综合执法的改革任务，其余省市的大部分地级市和区县也都组建了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使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明显加大、执法效率显著提升、执法成本大幅下降，为净化文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按中央要求，这项改革任务将在今年内全面完成。

“十一五”时期广播影视改革力度大、发展速度快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表示，过去的5年，是广播影视改革力度大、发展速度快、成效明显的5年。

电台电视台改革深入推进，广播电视舆论引导力、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建立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创造性地开展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直播报道；推动网络新媒体发展，各级电台电视台开办了10家网络广播电视台和63个互联网视听网站；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明显加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61种语言对外播出，中央电视台初步建立覆盖全球的新闻采编播发网络，国际频道海外用户超过1．6亿。

广播影视产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产业发展呈强劲态势。一是着力培育广播影视新型市场主体。全国有35家电影制片厂、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等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9家广播影视企业重组上市，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等一批影视、动漫产业基地已建成。二是影视产品创作生产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2010年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26部，进入世界前三名。三是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十一五”期间，广播电视收入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2010年达到2238亿元。2010年的国内电影票房从2005年的20亿元增加到102亿。影视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仅2010年影视剧、动画片等出口就超过43亿元。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仅中央财政就分别为村村通、西新和农村电影放映三大惠民工程安排专项资金96亿、110亿和27亿元，基本解决了农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难的问题。

广播影视数字化全面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明显加快。全国电台电视台节目采集、制作、播出已基本实现数字化。全国数字电视用户数超过1亿，其中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8799万户，直播卫星数字电视用户达1350万户，自主创新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用户近1000万户。手机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正在成为人民群众收看电视的新途径。

“十二五”新闻出版业发展目标确定：实现总产出2．94万亿元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蒋建国介绍，“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发展的时期。与“十五”时期末相比，全行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都翻了一番，印刷业翻了两番。2010年增加值占到国内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的60％多。5年累计生产图书135．8万种、338亿册，是“十五”时期的2倍。到“十一五”时期末，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日报总发行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电子出版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年产值已居世界第三位。我国报刊发行已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书和期刊等出版物已进入193个国家和地区，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从2005年的7．2：1转变为2010年的3：1。

经过改革，到目前，全国10多万家国有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完成转企改制；581家图书出版单位中，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出版单位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和高校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已有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和注册为企业法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100多家报刊集团和出版传媒企业集团。与此同时，积极引导非公有资本包括外资有序进入政策许可的新闻出版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在印刷复制和出版物发行行业均占到了80％左右。特别是组织实施了打造精品力作的重点出版工程、服务农民的农家书屋工程、满足少数民族群众需求的民文出版工程、提升国民素质的全民阅读工程、净化出版物市场的文化环保工程等惠民工程，其中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已累计投入资金60多亿元，建成各类农家书屋近40万家，惠及几亿农民群众。

“十二五”时期，是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此，我们制定了“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各项任务、目标和措施，提出到“十二五”时期末实现总产出2．94万亿元。为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要着重抓好六件事，这就是指导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全面启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继续推动新闻出版企业联合重组，积极引导和规范非国有文化企业有序参与新闻出版活动，大力实施新闻出版系列惠民工程特别是抓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不断深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