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年前拆除南门老楼引发争议后，北京大学欲再拆三栋老建筑。目前，北大南门建筑群中的16号-18号楼改建工程已启动，这三座楼均建于1952年，已有近60年历史。

如4年前北大拆迁南门建筑群的27号楼，遭到校友们质疑一样，这次三栋老建筑的拆除，也引起北大校友的关注。可以预计的是，这三栋老建筑的命运，不会因校友的关注而有所不同，还会重复27号楼的命运。事实上，北大已经拆掉了多座老楼，包括蒋家胡同、赵家胡同、书铺胡同内的一批清代四合院和康熙重臣佟国维的别业佟府3号。只有一次没有拆成功，就是2006年，为建设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北大准备拆除司徒雷登规划的全斋，并占用朗润园、镜春园旧址，但该方案上报北京市政府后被要求暂停。

从这一方面也反映出校友们的弱势。最近我参加哈佛中国论坛，在会议间隙，去参观了哈佛本科生宿舍，走进宿舍，楼道古老、陈旧——这里“最年轻”的宿舍已有至少八九十年历史，大一学生宿舍之一的MassachusettsHall更是建于1720年，是哈佛现存历史最悠久建筑。带领我参观的留学生告诉我，他三年级宿舍的隔壁，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住过，宿舍门对面的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的画像，每个宿舍的历史同学们都可上网查阅，知道自己的宿舍里曾经住过谁，比如比尔·盖茨。另一位在哈佛读研究生的同学告诉我，她本科在一所女子学院就读，自己住的宿舍墙壁上，刻满了曾经住过的同学的姓名。

毫无疑问，宿舍成为了哈佛凝聚校友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这里能找到很多大学生活的记忆，哈佛要求所有本科一年级学生都必须住校，二年级以上学生可以选择不住学校，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哈佛本科生也会觉得古老的宿舍，有一些缺点，包括有老鼠、没有电梯、通道比较狭窄，有的地方的门很低，但却对这里充满感情。尤其重要的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老宿舍只能在不改变外部结构的前提下进行整修，但哈佛校方却给学生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实用的生活环境，宿舍楼下就有宽敞的食堂，还有若干活动室、会议室，可方便地用来组织各种活动。

而就是以让学生生活得更舒适的整修，据说在哈佛，也很难轻易进行，改造寝室的计划，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审批通过。在我看来，这才是哈佛的古老建筑能得以保持至今、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在哈佛，校务领导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大学董事会，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这种治理机制，保证了在大学的办学决策中，校友的意见至关重要。

校友是大学办学的重要资源，在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达到48%，这是与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重视所有校友的办学传统分不开的，由此也形成了学校办学的良性循环、增强了校友对母校的认同与归属感。而在我国大学，校友受到重视的程度却不够，学校在长远维护校友网络的理念上还有一些遗憾。虽然校园面貌在日日更新，而大学的精神却在迷失。学校也许想拆出一个“新大学”，但拆除的却是学校的底蕴，拆得的只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也没有文化的现代建筑物。

被毁坏的戏楼

工人正在修复戏楼顶部

被拆除下来的木雕

岌岌可危的过殿外墙
本文照片均为本报通讯员郭垚、姚树林摄

4月9日，在陕西省宜川县新闻中心同志的指引和陪同下，记者从该县县城出发，驱车近两个小时，翻越老虎梁和五岭山两座大山，穿过老虎沟和阴凉沟两座深沟，一路惊险和曲折，终于来到了位于该县集义镇的石台寺村。在陕北延安地区，在苍老的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里，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遥远的古村落。

陕北的春天，姗姗来迟。从县城到石台寺村，沿途深山沟壑间那些墨绿的松柏、枯黄的灌木，以及早早盛开的一丛一丛的山桃花，不禁让人感慨：风景这边独好。而更让记者惊叹不已的，是在沿途村庄里看到的那一棵棵巨型的、树龄动辄有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古槐和古柳，写满了历史和沧桑。

在石台寺村的街道上，一些村民听说记者是来采访该村古庙被卖一事的，便热情地围上来，主动地给记者介绍情况，提供帮助。

　　提起甘肃，人们自然想到水，奢侈的水！

　　在甘肃中部，一处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接壤的地方，有一座有着400年历史的永泰古城，过往的400年，也是一部人类征战水荒与沙化的活剧本。

　　史料记载，永泰城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次年六月完工。历经400年后，这座历史古城走过繁华与衰败。

　　如今这里只有大漠荒烟，永泰古城里剩下的87户居民怎样生存？在生态资源频临恶化、耗尽的背后，这座镶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池又将如何存续？

　　记忆之城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将军李汶奉旨率军讨伐鞑 部落宾兔和阿赤兔等首领，双方在龙沙展开了一场数十日的大战之后，李汶击败了鞑 部落群首领，收复了大小松山，但这场大战也摧毁了这里原来的要塞。

　　此后，晋升为三边总督的李汶上奏朝廷，要求在永泰川修筑永泰城。彼时，春色不绝于四季的永泰，第一次成为通往青海、河套、新疆和西藏的咽喉之地，开始具有了政治、军事、外交、商业发展的多重要义。

　　这样的故事，在61岁的李崇仁口中述来，仿佛发生在昨天。李崇仁说，南依老虎山，东北接永泰川，西临大砂河的永泰古城，虽然一度为河西走廊东端门户，但最近几十年，已经濒临灭顶之灾。

　　1953年春天，只有17岁的闫致祥(后曾为景泰县电力工程局工会主席)第一次走出了故乡永泰城，进入景泰县工作。他回忆，当时国家开始大规模搞建设，后来又是破四旧立四新。到了1958年，全国开始大炼钢铁，永泰城里100多棵大树被尽数砍伐，城里明清时期的庙宇高楼，也被一拆而空。

　　“我们现在去古城，那里已经满目疮痍。”即便如此，闫致祥依然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去了他的故里。

　　从景泰县城出发，乘车大约45分钟后，依稀可见永泰城墙。沿途是茫茫的永泰川。尽管已经到了3月底，枯黄的土地上却没有一点生机，一阵大风过后，黄土卷起的烟尘弥漫在田野里。

　　“先有老虎城、永泰城和红水县，后来才有景泰城。”一路上，闫致祥滔滔不绝，他说景泰是历史上的边防重地，境内的古长城、古城池等遗迹很多。

　　说是古城，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村。

　　沿途依稀可见一些土墩台，据说这样的土墩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沿途共有七十二个，一直通向甘肃省城兰州。闫致祥说，这是明清时期用于防范的信息台(当地人称为烽火台)，如果发现有敌入侵，便从永泰城的第一个烽火台点火，依次传递，很快就将信号传入兰州。

　　“在永泰城东南部有一块占地面积为500亩地的平地，这里就是当年的练兵场。操场中间建有高两米的平台(现已拆毁)，台上建有三间坐北朝南的阅兵台，红漆明柱，雕梁画栋。”闫致祥说，这些古建筑后来全部都拆除了。今天，在离练兵场前约400米处，可以看到宽17米、高8米的射箭靶墙，墙上隐约可见箭簇留下的疤痕。

　　如今，由于连年干旱，生活在城里的居民为了谋求生计，都已经陆续搬迁离去，解放初期的1000户人家，已衰减为87户。往日“酒肆商行，旗幌昭然；茶亭饭馆，四时飘香”的繁华不复存在。

　　“连年干旱之后，村里的年轻人都搬到有水的地方去住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61岁的李崇仁是永泰小学的校长，他前几天刚刚退休，如今却当起了旅游宣传员。

　　李崇仁翻开留存已久的本子，指着上面的留名和电话号码说：去年从日本来的两个游客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目前已经接待了许多国内外的记者和游客。

　　在他身后，我们的目光穿过纵横交错的沙漠和连片干旱的黄土山丘，在那里，茫茫原野上已经很难见到树木，触目可及的荒凉，迫使更多的人向着黄河水源靠近。傍晚时分，整座城被呼啸而来的狂风包围。城内的牧羊人相继赶着羊群进城，由于外面没有水喝，几百只羊挤在城中的一口水井旁边喝水。

　　临时演员

　　历史已经过去，这座镶嵌在沙漠边缘上的古城，400年前是刀光剑影，如今还是刀光剑影，不过以前是古战场，如今是影视城。

　　诸如《大敦煌》、《神话》、《汗血宝马》、《花木兰》、《老柿子树》、《雪花那个飘》等34部大型影视剧都在永泰古城拍摄完成。

　　永泰城内有个村民唱社戏的大戏楼，这是包括李崇仁在内的370位古城居民的主要文化娱乐场地。随着影视摄制组的进城，如今这里却成为拍摄电影的主要场地，这也为城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收入。

　　李崇仁的弟弟李琉仁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演员。”

　　让永泰古城走进电影的动力，与这里的历史有关。史料称，当年巴掌大的古城内有驻军两千多人，马队500人，兵营、练兵场、火药场、武器库、草料场、马场等一应俱全。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4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城南北两侧分别指向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如此完备的设计，堪称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永泰城里的很多居民都做过群众演员。“跟着明星演员随便走走，一次能给30元钱。”李崇仁说，除了种地、养羊和做群众演员，这里的村民几乎再没有其他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残酷的水土流失与自然灾害，也迫使永泰城群众不得不去当群众演员。记者注意到，永泰古城周边的一马平川里，已经很难见到一方完整的黄土，而遍布四野的，都是沙尘。据当地农民介绍，受困于干旱肆虐、水利失修，为了保持土壤墒情，他们给所有田地里全部铺上了约3厘米厚的沙粒，他们的生活，也主要依靠于这些几乎常年不见雨的沙地耕作。

　　“几乎每家都有三四十亩沙地，但有些人还是没有口粮吃。”李崇仁说，他们的一亩地春天下10斤春小麦的种子，秋天收割时只能打50斤。

　　除此之外，永泰城居民的另一大经济收入是养羊。在永泰古城内，几乎每家都有养羊的习惯。“因为连年干旱，羊群没草吃，即使春草还没有长出来，城里人已经在野外开始放羊了。”一位老人说。

　　放眼永泰城周围广袤的原野，猛烈呼啸的西北风里，原野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木，广袤的田野上依稀可见羊群走动。

　　几乎同时，当地人赖以成为群众演员的道具——永泰古城墙，如今也摇摇欲坠。据村民讲，前几年城中村民为了取土方便，挖墙取土。而生活在永泰古城中的村民为了存放杂物，在城墙上挖了很多窑洞，用来存放车辆、圈养猪羊和堆放柴草等，如今的永泰古城墙上，有大大小小窑洞80多个。

　　拯救古城

　　如今的李崇仁，住在永泰城中央，他家的古宅是两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房子周围有高2米左右的院墙，院墙上开有一个大门，门板用木料做成，大门口设有香台。这和城内其他居民的房屋设施几乎完全一样，按照李崇仁的说法，这样的建筑方式是当地明清民居建筑的特点。

　　在李崇仁的卧室里，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永泰城彩色照片，其中两幅大型彩照是航拍而成。李崇仁指着自家客厅里的一幅大型彩图说，这些照片都是前来这里游玩或拍电影的朋友赠送的。因为自己没有设备，根本拍不出这样的效果。

　　毫无疑问，李崇仁已经将他的下半生与永泰古城紧紧捆绑在一起了。他说，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家里举办一个摄影展，内容全部是关于永泰古城。

　　李崇仁说，摄影展也是对永泰古城的历史文物保护的一个促进。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前几天刚种了一亩地的春小麦，剩下的20亩沙地不想种了，除了产量低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上了年纪种不动了。另一方面，永泰古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已经占去了李崇仁大量的生活空间。

　　与一心想举办一场永泰古城摄影展相比，李崇仁更看重的是，永泰古城如何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记者注意到，在文化部2006年公布的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永泰古城名列第一类古遗址第210号。

　　李崇仁认为，除了政府的保护之外，目前也有村民自发组织参与保护永泰古城遗址工作。而早在1971年武威地区开展文物普查时就设立了永泰古城文物保护小组。1980年，古城被景泰县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自此之后，永泰古城的破坏程度降低了。

　　城里75岁的老人闫致祥主编的《寿鹿文化考》一书，详细记录了永泰古城的兴衰过程。据介绍，永泰城1606年冬天破土开建，于1608年6月建成。其城墙周长为1600多米，城墙高12米，夯层厚12至18厘米，城基宽约6米，占地面积318亩，外筑甬门，外门叫“永宁门”，内门叫“永泰门”。

　　登上城池背后的老虎山鸟瞰永泰古城，整个城的形状为椭圆形，城门向南而开，门稍偏西。这个横卧于永泰川的古城池，极似一个海龟，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将此城称为永泰龟城(即永泰古城)。

　　春节前后，是永泰古城内最热闹的时候。3月5日这天，景泰县上万人赶往永泰古城扫墓祭拜。紧接着一年一度的庙会在永泰城内展开。城隍爷出府是永泰城内的民间祭拜活动，李崇仁说，这种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已经延续了400多年。在永泰城东北角方向，是清朝时期的官署，如今，这个原址建成了城隍庙。

　　另一方面，永泰古城的人为破坏也非常严重。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大量居民在城内开挖了多处地道，其中在西城墙中部最长的一个人工洞穴长17米、宽2.5米、高20米，可容纳100多只羊。

　　据介绍，沿永泰城墙底部一周有一条人为挖掘的长约1710米、宽约1.5米、高约2米左右的防空地道，成为永泰城最大的风险。

　　未来之困

　　人类何以为生，历史何以存续？显然，生活在永泰城中的百姓，在经历一次次与沙化和水荒的抗争之后，仍然对未来茫然无措。

　　3月的永泰城显得异常荒凉。令人更为忧心的是，如今的永泰古城已经陷入了生态恶化和异常缺水的艰难境地。

　　由于人口加速迁移，如今在永泰古城内生活的87户人家，每家的耕地面积多达30亩以上，即便如此，他们如果不去做群众演员，仍会面临缺乏口粮之虞。

　　随父辈在永泰城里生活了多年的闫致祥回忆，小的时候永泰城内水流潺潺，城里有很多大树名木。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这里就没有树了。

　　“以前这里雨水很好，我父亲种的南瓜像篮球一样大。”闫致祥用手比划着说，他记忆中永泰城后面的松山上还是大森林，当时人们还在山上砍柴。几乎最近20年时间，山上的树也被砍完了，后来由于连年干旱再也没有长起来。

　　记者获悉，永泰古城周围近几十年来生态恶化严重，主要表现为：水资源匮乏、土地沙化和盐渍化问题突出、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

　　“古代时水磨沟的水比较大，永泰古城的护城河水就是从老虎沟引来的，现在由于干旱水变的小多了。”李崇仁也颇为感触地说，小时候当地雨水好，村里种的庄稼能长一胳膊长。近年来这里几乎不见雨，种的庄稼只有一尺长。

　　在环境恶化的驱使下，永泰城中的居民不得不向外界转移。在黄河灌区工程完成之后，许多人都搬到有水的地方去了。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生活在永泰古城中的居民，主要依靠城中的两口井来取水。据李崇仁介绍说，清朝时期，祖籍在永泰城中的一代名将岳钟琪亲自领队，在城内东南西北和中央分别修有五口井，这五口井里的水是从城边的水磨沟引来的，水道全部用石块砌成，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夏天水旺之时还可以从井里取水。

　　李崇仁说，前几天白银市旅游局的安局长到过他家，认为永泰古城内的居民不能全部搬出去。即使以后进行旅游开发，城内也需要有人气。

　　三四月的永泰城，仍然一片萧条。郊外牧羊人用头巾将脸裹得很严实，只留出两只眼睛看羊。永泰城内370位居民何去何从的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希望通过对永泰古城的样本进行解读之后，能够再一次唤醒人们善待自然的良知。

核心提示：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画像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幕，30位幸存者的画像跃然墙上，每张画像右边是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20行小诗，再现了每位幸存者的血泪经历。

 4月5日，参观者观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素描画像。

幸存者夏淑琴老人看自己的画像。宋峤 摄

幸存者画像是南京艺术学院画家张玉彪教授创作的。此前，他曾经根据幸存者记忆的特征，参照亲人们的基本脸型，创作出33幅遇难者遗像，后来被纪念馆收藏。去年下半年，受纪念馆的委托，张玉彪为幸存者作画，为了更加形象逼真，还原幸存者历经磨难展现的心境，他历时8个月，收集资料，走访幸存者，终于在清明节前完成了这些作品。

李秀英、夏淑琴、程云、吴秀兰、常志强、穆喜福和李世珍夫妇……参观者们从30幅画作前慢慢走过，默念着这些世人熟悉的名字，表情凝重。朱成山为每一张幸存者画像配了20行散文诗，描述了幸存者的受害经历，把参观者的思绪拉回那个时空。　　

“画得很像，你看，就是我现在的样子。”91岁的幸存者，抗战老兵程云凝望着画像说。昨天，有10多位幸存者来到纪念馆，端详着画像，追索着记忆。令人唏嘘的是，也有12位画像上的幸存者已经故去，包括当年奋力反抗日军暴行的李秀英老人，以及本文开头中的陈德贵老人，《拉贝日记》中提到的、曾住在拉贝家躲过灾难的穆喜福老人。

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些年，随着年龄不断增大，不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开人世。截至目前，已知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00多人。这些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当年战争的受害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举办幸存者画像展览，旨在通过创新一种历史证人的表达方式，向世人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供世人纪念。”朱成山说，他们还将选取70位幸存者进行画像，以使幸存者的画像达到100幅。据悉，这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4日结束。　　

幸存者程云老人站在自己的画像前。

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为幸存者陈德贵配的诗

“您的名字叫大屠杀幸存者陈德贵

1937年冬日军侵占古城南京

大批难民

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

您当年只有十五岁呀

被日军搜捕出来

押到江边的煤炭港

关在一间挤满了人的大仓库内

次日分批赶出屠杀在河汊旁

您站在水里灵机一动

在鬼子枪响之时扎入水里……”

核心提示：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反之，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

两宋王朝对文化人的优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任职之崇、地位之隆、声名之炽，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日本当地时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北京时间11日下午1点46分)左右，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北部发生里氏9.0级特大地震。以下是日本历史上发生的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里氏7．9级地震，造成142807人死亡。

　　1927年3月7日，西部京都地区发生里氏7．3级地震，造成2925人死亡。

　　1933年3月3日，本州岛北部三陆发生里氏8．1级地震，造成3008人死亡。

　　1943年9月10日，西海岸鸟取县发生里氏7．2级地震，造成1083人死亡。

　　1944年12月7日，中部太平洋海岸发生里氏7．9级地震，造成998人死亡。

　　1945年1月13日，中部名古屋附近三川发生里氏6．8级地震，造成2306人死亡。

　　1946年12月21日，西部大面积地区发生里氏8．0级地震，造成1443人死亡。

　　1995年1月17日，西部神户及附近地区发生里氏7．3级地震，造成6437人死亡或失踪。

　　2004年10月23日，中部新潟发生里氏6．8级地震，造成67人死亡。

　　2007年7月16日，新潟海岸地区发生里氏6．8级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南京市政府接受市民“拯救梧桐树”提议优化地铁方案 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平衡话题掀波澜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月15日早晨，“老南京”王少明再次倔强地赶到南京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南京“自然之友”环保志愿者组织的一名成员，他连日来都在为即将因修建地铁而被迫移植的千棵梧桐树奔走呼号。他的愿望很简单：留住南京的“绿色之魂”！

　　3月初，因为修建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南京政府决定将长江路、太平北路等地铁沿线数个站点旁的梧桐树迁至别处。但这一做法，却引起很多南京市民的反对。

　　为此，3月15日，南京市市长信箱专门就市民“拯救梧桐树”的提议进行了回复，回信说：“梧桐树是南京的重要‘城市名片’，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是南京靓丽的风景，也是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归属的精神寄托……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明确要求平衡好地铁建设与大树保护的关系，尽量少移或不移植大树。”

　　一直以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让步城市发展，从而无奈牺牲的事件数见报端。此次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再次引发各界对如何平衡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矛盾的讨论和反思。

　　3月16日，南京东方商城负一楼咖夫卡咖啡厅，网友“暧昧猪”和同伴们一起，不停向市民们发放车标和绿丝带，半米多长的车标上，写着“爱我古都，保卫梧桐”几个大字，左边是一棵茂密的大树，右边则是一个禁止的图标打在白色的“砍”字上。

　　民间：过半网友宁愿地铁改线

　　根据南京当地的《金陵晚报》报道，长江路、太平北路两侧约50棵法国梧桐树，从3月3日开始被锯掉枝丫。随后几天，这些粗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堆在路边。而这一切，都是为给地铁大行宫换乘站的建设提供方便。

　　16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太平北路，南京市图书馆和江宁织造府遗址中间的这段太平北路上，不少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施工。市民吴欣告诉记者，就在这新修路面处，此前有一排茂密粗大的法国梧桐，“这里的梧桐树算是整个南京城最早的了，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砍掉真可惜，不过听说还会迁回来……”著名足球解说员、南京人黄健翔在微博上说：“离开南京25年了，但是，那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梧桐树是故乡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以后回去的，再也不是那个南京了。”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宣传处处长徐少林告诉本报记者：去年8月，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地铁部门的工作函，要求为地铁3号线、10号线迁移2600多棵行道树。后经各方协调，这一数量减少到了1100棵，其中约有200棵为法国梧桐，多为上世纪50年代初栽种的。

　　事实上，树与路之间的博弈，在南京已非首次上演。早在2006年，南京为地铁2号线建设移走190多株民国时期种的梧桐树。南京市城管局称，移植的梧桐树存活率在80%以上。而据当地媒体追踪报道，移植的这些梧桐树中，68棵已经确认死亡。

　　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孰重孰轻？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投票。本报记者查看结果发现，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我宁愿地铁改线”。

　　政府：优化方案骤减移植数量

　　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对“梧桐让路”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视。3月15日，南京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陆冰率领南京市地铁建设指挥部、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地铁3号线浮桥站、常府街站、夫子庙站等进行现场调研，重申了将尽量少移树的态度。

　　“政府正在积极优化地铁规划方案，特别是对大树古树的移植，从严、慎重地进行审批，以后所有相关的大树古树移植都会先行公示。”南京市政府新闻联络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如何尽可能少地移植大树？南京市政府称，地铁指挥部曾采用多方案研究，重点车站在选址上更是提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论证。同时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将地铁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实现少移树，相比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出站口，地铁三号线的站点会小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改动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小出站口将面临地铁大人流的压力。

　　随着各方的关注以及政府的重视，因地铁建设需移植的行道树数量正在骤减：根据目前的优化方案，地铁三号线浮桥站的站台设计，由原来的路西侧改为了路中间，这样一来需要移植的树一下子减少了188棵，需要移植的是西侧的水杉及东侧的薄荷山核桃，共142棵。常府街站建设，需迁移法国梧桐57棵，广玉兰2棵。而施工难度较小的夫子庙站，则只需移树八九棵。

　　“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态称，要尽可能让每一棵大树移植后都能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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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潘石屹动了复兴路的奶酪？

　　无独有偶，就在南京迁移梧桐树引发广泛争议之前不久，上海刚发生过一场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

　　2011年2月9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高调宣布：“在上海的复兴路SOHO开工了。”不料话音未落即遭遇质疑。

　　此前，潘石屹刚因在北京建造的项目受到了“点名批评”。知名艺人宋丹丹在微博上甚至还求潘石屹“以后别再盖楼了”。

　　就在此时，潘石屹在上海的项目开工，自然引发了“潘石屹在上海将会建造怎样一座大厦”、“会不会破坏周边和谐的历史风貌”等质疑。

　　据悉，复兴路向来被文化界视为上海市民文化的载体，至今其依然基本保持着梧桐蔽日的历史风貌，老建筑一路伸展开去：有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有当年达官显贵的城中别墅，更有文人、职员住过的旧式里弄，钱钟书就是在这条路上的亭子间里写小说《围城》。

　　建筑专家伍江指出：“我希望潘石屹不要把这块地看成是一张白纸，不要认为用推土机推掉以后，他可以无限发挥。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本来就非常好的一幅画，在这里加上更加有意思的新的亮点。潘石屹最好到这块地来，好好了解一些这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光是这个建筑是什么风格、什么立面，还有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小吃”。

　　知名作家陈丹燕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保留小店，你也可以保留那个教堂，你保留青石板，你什么都保留。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没有被保留下来，那街区也是死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这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葱油饼，整个南昌路上面，只有一个小店的葱油饼是上海味道，一直留到现在。每天早晨，我卧室的窗户是对着南昌路的，然后，葱的味道就开始上来了，大家都跑去排队买。我相信潘石屹可以把诸圣堂保留，但他不会保护这个阿大葱油饼”。

　　反思：历史保护和发展如何平衡？

　　事实上，城市历史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间争议和反思者可分成“保护派”、“发展派”两派。“保护派”声称，“一个城市如果罔顾历史，只顾眼前短浅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会变得一文不值”；而“发展派”则讥讽，“老建筑保护者通常都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欧宁说，自己从来不赞成“死硬”式的历史保护主义，“当我们讲到历史保护时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一种死硬派的历史保护主义思维模式里。有城市也的确是需要发展的，却往往被死硬派历史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忽略掉”。

　　他认为，政府应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要死死守护不肯丢手，那是幼稚的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更新中能触及多么复杂的细节”，“如今很多地方也具备历史保护意识，但依然极为有限，一般来说重点依然只是在单体建筑的保护，却往往忽略掉一个街道所具有的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群体的情感认同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政府决策的孔繁斌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南京梧桐树“移植”事件，“也许并不触及现行任何法律，但南京人热爱这些引以为豪的法国梧桐的情感，就是治理这座城市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或习俗法。”

　　矛盾的双方如何找到共赢的契合点？欧宁说，要把历史保护转化成新的发展，也许民间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像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早只是有人在中戏旁开了一个过客餐厅，因慢慢地做得很到位，小业主开始跟风性地进行小型投资，让那条街慢慢地活起来，这便是一种良好的民间的自我发展。它们自己摸索出一种最自然的商业模式，既能够保留历史的痕迹，又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来激活这个城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来自于这些民间智慧的凝集，从而展现出最优美的自然纹理式的多样性，而不是硬性规划下的枯槁和单调。”

中新社广州3月17日电 (杨薇)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项目总投资达2.26亿元人民币的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拟于今年10月10日建成开馆。

记者17日从广州市黄埔区了解到，为了提升该纪念馆的对外形象，黄埔区目前就该馆周边道路，对外公开征集路名。

据介绍，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活动打造出具有全国性题材的专题纪念馆。该馆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内，该岛正是黄埔军校的所在地，拥有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北伐纪念碑、长洲炮台等人文历史遗迹。辛亥革命纪念馆完工后将和长洲岛、黄花岗烈士陵园、广州起义旧址纪念馆等形成一个展示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历程的建筑群。

该纪念馆总建筑面积为18000平方米，包括陈列区1.32万平方米、藏品库区1000平方米、技术及业务用房1800平方米、观众服务及配套设施2000平方米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提升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形象，黄埔区目前就辛亥革命纪念馆东、西、南边道路，对外公开征集路名，并要求路名要体现辛亥革命历史、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和突出长洲岛的特色，富有个性。

此外，该馆文物征集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初步征集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文物，主题展览和专题展览的陈列提纲也基本完成。 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资料

清朝诸帝长相如何？他们怎样学习、生活和处理朝政？

清廷各衙门如何运作？有哪些职能？清朝皇帝圣旨、外交国书及“金榜题名”之“金榜”等文书，都是何等模样？

瑾妃丑吗？慈禧漂亮吗？

无论你欲窥探“清宫秘史”，还是想研究大清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问题，你或多或少会在这里寻找到相关原始资料或答案。

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这座五层琉璃顶仿古建筑，便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档”。它是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修建的，风格与紫禁城巍峨的宫殿相谐。馆藏清朝档案1000多万件，另有少量明代档案。

溥仪于1924年11月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中华民国于11月20日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该会清点、整理了清廷内阁大库积存了近300年的大量文件，包括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表章、历科殿试试卷等。鲁迅当年也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身份参与清理工作，并发出“公众的物品，不易保存”的感叹。他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说，其实“大内档案”中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内行”的“当局者”“偷完”，“外行”的“当局者”“糟完”。所存的残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

当初收藏这些“废纸”的机构，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建于1925年。今天“一档”所保存的，便是“大内档案”在被“偷”、被“糟”之余，“夹”着的一些堪称“国宝”的“好东西”。“一档”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级档案馆，正越来越大地发挥着独特作用。

回想前几年，本人有幸参观“中国一档”的一个陈列室，大开眼界，在李宏为馆员陪同指引下，算是看到了许多原装清宫真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康熙遗诏原件。长期流传于坊间的故事说，康熙遗诏上“传位十四子”，被什么人篡改为“传位于四子”，背后似乎隐藏着雍正的天大阴谋。这事在民间居然成了历史疑案。可我亲眼看到，边角已然残缺的康熙巨幅遗诏上面，“四子”二字之前，根本没有“于”字，更不见空当和任何涂改痕迹。而且即便有“于”字，也不是由“十”字改的，因为它应是繁体的“於”。一传十，十传百，讹传的力量，真大。

清朝自建国前之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开国世祖顺治帝等列祖列宗，直至溥仪那小儿，12幅帝王肖像并挂于墙壁，除溥仪是照片外，其他均为宫廷画家作品，都栩栩如生。其中光绪最英气逼人，如一介书生；道光尖嘴猴腮，了无帝王之相；大有作为的明主康熙，富富态态，像个忠厚长者。他们那威严、华贵而可笑的龙袍和顶戴“草帽”之上，仿佛叙写着300多年的历史烟云……忽见慈禧一幅70多岁时的画像，耷拉着脸，威风严厉如凶神恶煞。陪我参观的先生倒说，这是“老佛爷”最面善的一幅肖像。瑾妃则虚胖短颈，远非美人，又跟慈禧贴得挺近，难怪光绪不喜欢她，肯定是走了“老佛爷”的后门，才得以混进宫里。

“老佛爷”专权时的重臣翁同龢中状元的“大金榜”原件，也引起我浓厚兴趣，细看，发现是咸丰六年（1856年）放榜。这位光绪的老师，为人刚直，后为慈禧所弃，去职还乡郁郁而死，有《瓶庐诗稿》传世。“金榜题名”的“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又勾起我对他的几分敬重。

为了更好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一档”于1980年起实行对社会开放政策。成千上万来这里查阅资料的人，可不都像我似地只看热闹：

他们是历史学家，为编史修志在此探抉最幽微的佐证；

他们是文学艺术家，为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在这里搜集最可靠的素材；

他们是政府官员，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来此寻找答案；

而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民族、天文、地理、水利、气象、法律、医学、建筑、园林等领域的研究者，也都能在此找到外界绝无或罕见的相关宝贵资料。

“一档”时任馆长徐艺圃先生，是学法律出身的学者，他在一次讲话中透露过如下事例：

1992年初，三峡工程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前夕，有关方面举办三峡水利工程展览时，查用“一档”所存清代长江水患情况资料100多件，为这个议案的通过起了良好作用。

1992年6月，我国与韩国建交。与韩“断交”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欲出卖驻韩使馆。外交部官员来“一档”查了清廷外务部档案证实，此馆原为旅韩华侨商会会址，为华商所购，是祖国财产，台当局无权出售，从而使这个使馆升起了五星红旗。

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得力帮手荣禄，死后近90年，居然被牵扯到一桩遗产纠纷案中，有人声称是荣禄之后，要继承他在香港的遗产。荣禄遗嘱的代理律师只在“一档”查了“玉牒”（皇族家谱，荣属瓜尔佳氏）等档案，就证实了荣禄无子，数年未决的遗产纠纷，从而顺利结案。

还有一件有趣且有益的事。有中医专家通过对“一档”所藏清廷太医院和御药房的医案、配方的研究，挖掘出了一种宫中保健饮品，听说已投产并大批上市了。皇上是难伺候的，身体稍有不适便召太医。不用药，怎能治病？常用药，有害无益。太医机灵，也是无奈，于是配“保健茶”代药，有点药味，但其性偏于调理，给皇帝“进补”的同时去去心病。说是“服药”，实则与饮茶无异，龙体爽快了，便夸太医华佗再世。这么个凝聚着多少高明太医心血和智慧的宫廷饮品，被今人享用，正如国家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已故的胡昭衡先生为这种茶的题词所说，“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岂非好事？它可不是当今一些广告自称的这皇家、那贵族的“秘方”，而是真有所本，这个“本”就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只此一 家，别无分号。

“昔日深宫藏，如今民享之”，清廷档案真的为社会服务，为人民造福了。

“我可以参考这些档案吗？”我问徐馆员。徐馆员回答，凭工作证即可查阅。那次之后，总想再度饱览“一档”文物，因为那里的大多珍稀宝贝，我还无缘一睹。

“一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库，它所藏浩繁档案，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近年，档案的研究开发利用已见卓著成绩；而在尚未整理完毕的一些档案中，随时都可能有新的重大发现。这些成果当然也昭示着档案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鲁迅叹息过的“公众的物品，不易保存”，已成为历史。这么多“死物”变成了“活物”，为公众服务，老祖宗智慧荫及今人，真是咱们的福气。正如郭沫若先生1960年在《题赠档案馆》一诗中所诵：“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此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

有机会，我一定再赴“一档”，以览“上林”园里这株古老大树逢春滋荣，萌发新芽，万枝花红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