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客最新设计中，乘客可以在机上打麻将

　　中国买家将成为购买天价公务机的主力军成员。6日，空客中国表示，未来5年，空客每年将在中国销售5~6架公务机，来自中国的订单已经占到了空客全球公务机销售的四分之一。

　　目前，中国地区运营的空客公务机已达6架，其中3架在中国内地注册。另外有2架即将投入运营。“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是公务机市场增长的基础。”空客中国副总裁陈菊明表示，2005年，空客向中国地区售出了第一架公务机。随后5年，空客在中国的销售量超过20架，平均每年4架。

　　陈菊明表示，空客公务机商务的重心已经慢慢向亚洲和中国转移。空客预测，未来5年，中国买家将每年购买5~6架空客公务机，总量将达到30架次。与之相对应的是，空客公务机交付能力是每年12架到24架，换言之，每年有四分之一的订单将供给中国。

　　为了迎合中国买家口味，今年，空客还专门推出了一款名为“凤凰”的设计，其中包括了设有一张可容纳6个座位的圆形桌，体现了传统家庭文化理念。这一圆桌还可以折叠成正方形，以便在飞行中还能打麻将。“凤凰”客舱还设有卡拉OK区，这是另一项在亚洲国家盛行的休闲活动。

　　空客介绍，A318精英型公务机售价为6500万美元、ACJ公务型售价为8000万美元、A320贵宾型公务机售价达到了8500万美元。

核心提示：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反之，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

两宋王朝对文化人的优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任职之崇、地位之隆、声名之炽，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图为毛泽东床边队满了书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1941年1月寄出第二批书时，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少年集团，泛指和岸英、岸青一起读书的中国学生。

毛泽东随信附了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上面写道：“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子不语》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笔记小说，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十卷，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包括神狐鬼怪、三教九流。《何典》是清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吴方言写的讽刺滑稽小说，通篇描绘了阴曹地府里的形形色色的鬼。毛泽东向儿子推荐《子不语》、《何典》这两种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如《小五义》、《续小五义》、《峨嵋剑侠传》。反观时下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推出的种种必读书目，谁会选入《子不语》、《何典》、《小五义》、《峨嵋剑侠传》、《薛刚反唐》等？这是胸襟所使然！ （摘自《中华读书报》）

新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左一）

新民党副主席张昭雄祭祖上香

核心提示：惠风和煦，万物复萌。河洛浩浩，溱洧清清。豫州亿众，意气腾腾。小康既现，黾勉攀登……2011年4月5日上午，在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人头攒动，接踵摩肩，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欢聚于此，共同祭拜中原祖先黄帝，就此将对祖国更繁荣昌盛的期待、对生活富足的愿望、对和谐生活的愿景表达。庆典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主持，河南省委副主席叶冬松出席，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也出席典礼。李谷一、金铁霖、胡松华等老艺术家共同在许愿树祈福。

2011年4月5日上午，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出席了黄帝故里祭祖大典。在进入大典会场之前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表示，他对本次黄帝故里拜祭大典的期待，和对两岸情感一统的期待。他说，他期待华夏能够一统，他提到2005年宋楚瑜曾来访大陆，曾说过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相处一家亲。

“今年我陆陆续续看到更多台湾人加入这个大典。”张昭雄说。从前台湾寻根于福建，现在则寻找到了河洛文化。典礼的意义非常深刻，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两岸，还在于中国子孙要团结一致，它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能贡献力量。“这6年期间，每一年河南都花费了很大的力量办这个大典。”张昭雄表达了对大典组织的赞扬。（凤凰网文化 陈书娣）

开栏语：马克思《资本论》中，只提到过一位中国人；《资本论》在近百年的翻译和传播中，却有多位学者苦苦考证这唯一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他怎样走进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的视野？有趣的是，其中多位学者又都与广州中山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巴拉第

德文版《资本论》

1 　　●万卯寅？王猛殷？王茂荫？

现行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在注释[83]说：“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这里的“王茂荫”，就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但《资本论》早期的翻译过程中，“王茂荫”是屡经折腾，才被“验明正身”的。

《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1930年，陈启修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时，将原文“Wan-mao-in”译为“万卯寅”。陈启修对这个译名并无把握，所以在万卯寅名字之后再做了一条说明：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

这是已知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在此之前，第一个提到《资本论》的中国人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1920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注释：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1〕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5）泰山：山名，在山东省。古人以泰山为高山的代表，常用来比喻敬仰的人和重大的、有价值的事物。

（6）鸿毛：大雁的毛，比喻事物微不足道。

（7）精兵简政：缩小机构，精简人员。

（8）五湖四海：泛指全国各地。联系上下文，可理解为革命队伍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9）死得其所：形容死得有意义，有价值。

（10）追悼：指的是怀念死者，表示哀悼的意思。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毛泽东主席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人民服务》是一篇演讲稿，属论说文范畴。文章论点鲜明，论述缜密，层层深入。语言通俗、自然、朴实。

文章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然后结合当前的实际，从三个方面说明怎样才能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一是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生死观；二是正确对待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三是搞好团结、克服困难、提高勇气、互相爱护，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图: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左起，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前排左二为张宗逊。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以长沙为攻击目标，三个团分途出击，沿途惩办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地主武装，声势浩大。我所在的第一团分两梯队，团部率第二、三营为第一梯队；师部率第一营为第二梯队。部队从修水出发后的第二天，我率十连为尖兵连，向平江县长寿街前进。部队进到金坪，由于刚收编不久的邱国轩部叛变而失利。以后我奉命带十连到龙门厂附近的天主教堂与主力会合，部队在那里进行整编，卢德铭就任起义总指挥，宣布起义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编时，把第一团受损失的二、三营和其他失散的人员合编为第一团第二营，我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党代表。第一团在天主教堂整顿三四天后，转向起义军第三团靠拢。第三团是由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占领东门镇后遭敌人反扑，因寡不敌众，被迫撤至上坪。起义军第二团一度占领醴陵县城，主动撤出后又攻占浏阳县城，因等待三团前来遭敌围攻而失败。鉴于三路进攻部队均受挫，毛泽东于9月17日下午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东南之文家市集中。19日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地。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集合，师长余洒度宣布:请毛泽东委员讲话！这个突然宣布，使我立即想起春天在武汉分校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情景，心情为之一振，不停地用敬仰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位群众爱戴的毛委员。只见他身穿蓝色粗布服装，面部消瘦，目光炯炯有神，脚蹬草鞋，健步走到队伍前面，热情地向部队讲话。他那种高瞻远瞩、催人奋进、鼓舞士气、指引方向的讲话，不断被起义军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我听得出了神，顿有久渴饮甘泉之感，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上午开完大会，下午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出发，24日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人员不足一千，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部队再次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意留队的人员，将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在起义部队中实行民主，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部队改编后，我调到团部任参谋。我看到改编后的部队，组织精干，连队充实，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更使我坚定了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的决心。

部队继续向南转移，10月3日进到宁冈县古城。我参加了前委在古城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起义部队在古城镇休整了一个星期，把伤病员安置在茅坪后继续前进，经过砻市、十都，抵达酃县城郊。这时，我调到住县城附近的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是曾士峨，党代表是罗荣桓。两天后，部队开到水口圩，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一天，我正在十分认真地教战士们练射击，毛委员走过来，微笑着问大家:“能打中敌人吗？”“能打中！”大家齐声回答说。又问:“能打中多远的敌人？”有的说:“能打中三百米。”有的说:“能打中四百米。”毛委员很高兴，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和战士们说:“很好！就这样练，把本事练好。”

10月21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圩前进。在行军路上大休息的时候，毛委员走到我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我坐到他身边。随后他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参加革命的。我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我感到心中特别豁亮，好像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10月22日，工农革命军主力攻占大汾圩。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先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新党员的情况，然后又指导罗荣桓召集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入党仪式就在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的楼阁上举行的，参加人除八名新党员外，有党员干部罗荣桓、曾士峨和我。阁楼上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一面红布做的党旗，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然后带领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纪，保守秘密，永不叛党。这次入党仪式时间虽短，但我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使我终生难忘。在此之后，我以毛委员为榜样，做了大量的建党工作，为使“支部建在连上”落到实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部队离开大汾圩之后，毛委员跟四连一道向井冈山前进。我奉命带一个排护卫毛委员。由于长途行军，毛委员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战士们要绑担架抬他，他坚决不肯，自己拄着竹棍子坚持步行。

10月24日，我护卫毛委员到达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我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出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中国大趋势》

《当中国统治世界》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