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上海报道

  “跟公务员相比,社会上有很多收入很低的群体,比如退休工人,他们的退休金工资水平是很低的。我们上海退休工人每月1800元,低于北京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1月中旬召开的上海两会上,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退休金问题再次引发了民众的热议。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已让上海的退休工人日常开销感到“吃力”。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人大作补充工作报告时明确表示:“要千方百计降低物价对群众生活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今年元旦起继续上调企业退休金,人均每月185元,春节发放到手。”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政府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上海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上海市政府的压力确实很大。”

  上海社保“咬着牙往上涨”

  富庶的上海为什么会在退休金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纠结?

  上海市财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2873.6亿元,增长13%,这样的财政收入水平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城市的前列。不过,上海财政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汇叫‘支出型贫困’,上海的账本也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看起来收了很多,但支出去的也不少,这个问题在社保基金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市老年基金协会副秘书长卢威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建议,上海在提高退休职工收入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但俞正声坦言:“社保是上海可持续发展中最头疼的一个大问题,现在不敢涨得太猛,请你们理解,是咬着牙往上涨。”

  “俞书记之所以说‘咬着牙往上涨’,是因为上海的社保基金年年有窟窿,而这个窟窿还不小,特别是这些年来,每年的亏空规模均在百亿元以上,收少支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上海财政局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也导致上海养老金的水平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不进则退,甚至出现了落后的局面。”

  在上海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供的一份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8月,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低于全国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这对于上海这一高消费的城市来说,令人无法理解。

  以广州为例,企业平均养老金2008年为1547元/月,比上海高46元,2009年三次调整后,广州企业平均养老金达2057元/月,比上海高386元。

  上海两会期间,俞正声书记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坦言:“当然这有历史原因,我们的退休金是现收现支,退休金的收入来源不够,是亏损的,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往里填。北京的退休结构,收大于支,不动用财政。”

  财政压力大或许是上海近年来都没有大幅度提高退休金的最主要原因。根据上海市财政局的预算报告,2011年,上海市本级财政预算将安排支出416.1亿元,用于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交通、文化和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民生事项。其中,社保基金和就业占大头,拟安排支出达到了167.7亿元,而伴随着上海老龄化高峰的到来,社保的亏空将不断放大,这就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土地、国企收益:社保基金新来源?

  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及,“促进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国资、财政和土地收益等多元投入的社保筹资机制”。

  上海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证实:“上海的确正在酝酿从国企收益和土地出让金当中提取一部分来充实上海的社保基金,从而改变目前仅通过财政支出来填补社保窟窿的局面。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牵头着手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这意味着土地收益和国企收益将作为“增量”投入社保之中。记者注意到,《上海市2010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预算草案》显示,2010年上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79亿元,较年初预算增加较多,但也有人认为,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用于“保障房”建设,而不应该挪作他用,因为保障房建设和前期征地和动拆迁的资金压力已经很大。

  根据2010年的安排情况来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575.3亿元,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23.9亿元,城市建设支出101.6亿元,安排城镇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16.5亿元。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刘海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加强保障房建设,上海一定会全力贯彻,不过目前的确存在一定的资金压力。”

  有房地产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上海市把土地收益作为社保基金重要来源并建立长效机制的话,政府就不会让土地价格下跌,并必须保证每年的土地收益能稳步增长来实现,这也将对上海地价、房价形成支撑。

  除了土地收入之外,地方国企收益进行上缴填补社保基金亏空也将逐步推进。上海国资委内部一位知情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的确正和上海人保部门一起在研究对国资企业持股部分的分红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投入到上海社保基金之中,究竟未来会投多少,这一比例还在研究之中,最早可能今年就会试行。”

  目前,上海国资委旗下掌管着企业约50家左右,市属经营性国资资产证券化率达30%以上,不少企业实现子公司或集团公司上市,包括上海汽车、上海电气、百联股份、申能股份、光明乳业、上海机场等公司,但仍然有相当部分国资没有实现证券化。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上海的确正着手通过国资证券化率提高到40%~50%,让国有退出的资产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的问题,而关于土地收益投入社保基金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说法。”

  俞正声:公务员工资增长应控制

  如果上海探索的国资、土地、财政三筹资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模式成立,这意味着社保基金这个蛋糕的体量会不断做大,并有可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不过,如何在开源做大社保基金蛋糕的同时做好结构分配,则更受到民众瞩目。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最近一份调研显示,全国平均退休养老金与在职收入比为0.64,上海市企业养老金与市平均工资五年间的平均数为0.449。通常标准是,退休养老金与在职收入比处于0.6时社会相对稳定,达到0.8时相对和谐。

  我国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双轨制”养老制度,企业退休养老金与在职收入差距明显,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往往是机关事业单位同类人员的1/2到1/3。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从1993年—2003年,上海市养老金调整增加额度按“本人养老金数额乘以相同的调整比例”计算。这一结果直接造成养老待遇越高的人加得越多,养老待遇越低的人加得越少。双轨制退休制度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从分配的角度看,退休工人比机关的退休人员收入低得多得多,”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两会期间坦言,“我听见有的同志不断地说,‘公务员的工资六七年没涨了,该涨了’,这是不是现实?是现实,但是实际上公务员在缩小收入差距中不是主攻方向,应该控制公务员工资的增长速度。”

  据记者了解,上海社保基金未来将从国企、土地、财政三方面获得资金的基础上,政策将倾斜于进一步提升企业退休员工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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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受到镉污染,可能引发骨痛病。昨天有媒体报道了这一内容,引发了市民的广泛关注。记者昨天采访了从事这一调查的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的教授潘根兴,他回应说,“不是市场上所有的大米都是这样的,江苏的样品就没啥问题,只能说我们抽查样品的10%存在镉超标,大家不必恐慌”。

  □快报记者 夏天 鹿伟

  【调查】

  抽样的10%存在镉超标

  2007年,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100多个,回来后他们专门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抽查样品的10%存在镉超标。2008年4月,潘根兴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样品的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

  无独有偶,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危害】

  镉超标米可能致骨痛病

  大米镉超标会有啥危害?潘根兴介绍说,镉是一种重金属,会抑制锌和硒的吸收,后两种正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微量元素。体内镉超标易患高血压、肺气肿、骨质疏松等病症。“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会导致可怕的骨痛病。”潘根兴说。此外,镉代替了钙、锌等元素,容易引起体内功能紊乱,影响身体代谢。

  据悉,国际卫生组织曾公布了上世纪8大公害事件,其中就有日本“镉米中毒”导致骨痛病事件。

  【提醒】

  江苏抽查样品没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米遭受镉污染,以致超标?潘根兴介绍说,土地遭受污染是一大原因,而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这些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潘根兴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重。

  据悉,去年江苏共种植水稻3350万亩,全省从南到北都有稻田。那么江苏是否也存在大米镉超标的问题?“从抽查看,江苏的样品没啥问题。”潘根兴解释说,江苏的土地大部分都不是酸性的,因此会避免这个问题。

  【解忧】

  城里人不用担心中毒

  有市民担心吃了镉超标的大米,容易引起镉中毒。对此,潘根兴表示,镉中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都市人目前大米的食用已经达不到中毒的量了。“其实,城里人不用担心,因为大家吃的是‘百家饭’。” 潘根兴告诉记者,像南京市场上的大米可能来自全国各地,一般百姓会在不同超市买不同牌子的大米。如果长期买一种品牌的大米的话,那么品质应该也有保障,“品牌大米一般都有自己的基地,对土地污染的监控比较严格。”

  他坦言,其实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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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赵鹏)今后,个人当月工资薪金加上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部分之和,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其超过部分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昨天,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补充规定的公告”,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即开始执行。

  公告明确,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当月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部分之和未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是,当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但加上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后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其超过部分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了。

  此外,公告还明确了以前年度企业缴费部分未扣缴税款的计算补税问题。首先,企业应将以前年度未扣缴税款的企业缴费累计额,按所属纳税年度分别计算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在此基础上汇总计算企业应扣缴税款合计数。企业应按照每一职工月平均工资额减去费用扣除标准后的差额确定职工个人适用税率,然后再按规定计算个人实际应补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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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名俄罗斯志愿者和一名意大利志愿者作为第一乘组模拟登陆火星。(视频截图)供图/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昨天,一名俄罗斯志愿者和一名意大利志愿者作为第一乘组模拟登陆火星。(视频截图)供图/俄罗斯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本报讯(记者李铁铮通讯员孙海荣) 昨天,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处研究中心,“火星-500”试验的一名俄罗斯志愿者和一名意大利志愿者走出登陆舱,成功实现在“火星”表面行走。这是人类首次成功模拟登陆火星。

  据了解,此次登陆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两名志愿者穿着质量32千克的太空服,踏上用沙子和石块模拟制作的“火星”表面,插下俄罗斯国旗、中国国旗和欧洲航天局旗帜。他们还用俄语和英语进行了演讲,并采集了土壤样本。

  2月12日,登陆舱已与主舱分离,并在“火星”表面着陆,包括王跃在内的3名志愿者将分批出舱,踏上“火星”表面开展科学研究。志愿者将分组模拟登陆火星,王跃和俄罗斯志愿者斯莫列耶夫斯基作为第二乘组,于18日模拟登陆火星。他们将身穿改装的俄罗斯“海鹰”航天服,打开登陆舱气闸,在火星表面开展作业。王跃将驾驶装有机械臂和摄像头的火星探测车,在火星表面采集岩石等。

  据悉,第三组志愿者于22日完成模拟登陆火星任务后,登陆舱将载着3名志愿者脱离“火星”表面,进入环火星轨道飞行,24日与主舱对接。3名志愿者将接受3天的隔离检疫,于27日打开对接舱门,同主舱的其他志愿者会合,开始返回地球。

  ■解读

  万里长征才走第一步

  正在莫斯科进行的“火星-500”试验,志愿者模拟登陆火星。这次试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验证真实的载人火星飞行?

  并未模拟失重环境

  “火星-500”试验中方项目负责人陈善广表示,“火星-500”试验模拟从地球飞向火星、登陆火星以及返回地球的全过程,总共520天飞行。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但仍然是部分模拟验证。它主要还是探索“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了解长期密闭环境下乘组的生理、心理问题及工作能力状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从航天医学的角度,部分地进行验证,获取相关数据等。试验没有模拟失重环境,并且是在地面静止的试验舱里进行,反映不了飞行动力学特征。因此,这次试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人类真正登陆火星之前,类似的试验还要做很多。

  人类极限难以承受

  陈善广认为,人类要实现飞往火星,除了工程上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最难的还是人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突破了载人航天器技术,但飞行过程中人行不行?这是很大的挑战。“火星-500”试验在地面还不能完全模拟这些状况,实际难度大得多。而人类往返火星,不但超出了目前为止人类太空停留的极限,还要完成登陆火星等很多复杂的工作,这对航天员生理、心理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陈善广表示,近地轨道飞行试验表明,长期飞行对人的心血管系统、骨骼肌肉系统都有很大影响。人类从离开地球、进入轨道、登陆火星表面,再到返回地球,要经历失重、超重、低重力等多种重力环境,饱受重力变化之苦。这些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目前还缺少研究。在这次“火星-500”试验中也没有相应模拟,但将来必须得到充分验证。另外,长期辐射效应也很明显。人每一次进入宇宙空间都有辐射的危险,虽然有飞行器、航天服和药物进行防护,但毕竟有限。尤其是太阳质子事件难以预测,对仪器和人的危害都很大。心理问题更不可忽视,长期处于狭小密闭的舱内、远离地球家园带来的孤独感会很严重,还有乘组成员之间的文化、习性以及个性相容性等都是考验。医学保障也是个大问题。飞行途中航天员生病了怎么办?比如得了阑尾炎怎么办?所以这次“火星-500”试验,要求志愿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因为地面支持非常有限。载人登月的通讯时滞是秒级水平,而火星飞行的通讯时滞达到20分钟,人或者仪器设备出现问题后,地面支持甚至无能为力,航天员要能够自主准确地处置。

  ■专访·中方项目负责人

  真正登陆火星不能用传统飞行器

  昨天,“火星-500”试验中方项目负责人陈善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月球应该作为登陆火星中继站,如果舍去载人登月,直接尝试载人登陆火星,将风险极大。陈善广还认为,将来真正进行星际探索时,传统的飞行器未必能派上用场。

  火星是人类登陆的理想选择

  记者:为什么大家对火星格外关注?

  陈善广:这首先是基于人们对地外生命的探索。人们想,地球上有高等生命,按此推理,其他星球会不会也存在高等生命?除了这种探索未知的好奇心理,探索火星对于理解地球生命起源乃至宇宙起源都有帮助。近些年来,人们发现,地球家园不再像以前那样美好。地球资源能够维持多久?能否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带着这种危机感,人们希望能够发现其他适宜生命孕育的星球,以延续人类文明,繁衍火种。火星是目前相对适宜人类移居的行星。在这些因素驱动下,人们把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火星。

  记者:为什么说火星相比其他行星,更适宜人类移居和改造?

  陈善广:首先环境因素比较相似。火星有1%的大气层,尽管比较稀薄,这对于人类生存繁衍非常关键,它对人体有保护作用。另外,火星的自转周期为24小时37分,与地球几乎一样长。它以与地球相近的姿势绕太阳公转,一年中有四季交替和变化的气候。不仅如此,火星探测器已证明火星上有水。这些都是有利于生命形成的环境因素。相比太阳系其他行星,火星是人类登陆比较理想的选择。

  登陆火星前必须先实现登月

  记者:我国启动了载人空间站工程,它对于火星探索有什么意义?载人登陆火星之前还有多长路要走?

  陈善广:载人空间站是天基试验的很好平台。我国载人空间站建成后,将提供长期失重平台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在真正载人登陆火星之前,载人登月和月表居留是重要的一步。将来登火星的一个目标是为了居留,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先把月球作为中继站,建立月球基地,探索星际飞行的规律,为建立火星基地打下基础。如果舍去载人登月这个环节,直接尝试载人登陆火星,风险极大,航天员可能有去无回。

  未来可能突破传统飞行器技术

  记者:你能否大胆设想一下,未来的载人登陆火星会是怎样的模式?

  陈善广:将来真正进行星际探索,目前的模式恐怕不行。传统的飞行器未必能派上用场,有人提出时光穿梭机,这听上去与现在的认识不符,人们认为所有物质难以超越光速,但随着人们对于宇宙认识的深化,将来有可能突破这一技术。包括“暗物质”的意义也不可小视,科学上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将来都会给星际航行带来全新的模式。当然,前提是一步步扎实地做。一切皆有可能。

  记者:如果人类真的在火星长期居留了,地球人是否会演变成新的物种?

  陈善广: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适应地球亿万年自然进化的结果。如果有一天地球人真的移居火星,适应新的火星环境,不排除产生新的生命样式的可能。我们在近地轨道飞行中也讨论过,失重环境下的人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失重环境下成长,功能会发生哪些变化?从科学意义上说,这些研究其实很有意义,但同时也涉及人类伦理学问题。

  飞往火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记者:人类40多年前就登上了月球,为什么登陆火星仍然看似遥遥无期?

  陈善广:载人登月现在炒得很热。1969年,美国人捷足先登,率先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足迹。现在很多国家都雄心勃勃提出登月的目标,但难度很大。相比之下,登火星的目标更加困难。飞行距离远得多,飞行时间显著延长。月球离地球大约38万公里,5到10天即可到达,一般2周可以执行一次往返任务。火星运行轨道形状为椭圆,离地球最近距离约5000万公里,最远距离则超过4亿公里。即使选择近地点往返,也要两年以上。

  记者: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

  陈善广:目前人类太空连续飞行最长时间为438天,这个纪录是俄罗斯航天员波利亚科夫创造的。目前航天界相关研究积累的时间长度就这么多。火星飞行需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带来各方面挑战。无论是从飞行器及燃料储量还是航天员需要的食品、饮料、氧气等物资都显著增加,不仅需要大大提高火箭推力,还要发展成熟的再生式生命保障技术以至受控生态生保技术,才能综合解决这一问题。

  火星的重力加速度是0.38g,比月球大一些,这种低重力也会对航天员操作产生影响。火星车、火星服的设计制造都要适应这种重力变化。另外,探月时发现月尘非常细微,容易吸入肺中,需要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类似问题在火星上也存在。这些环境对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认识,目前的研究积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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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网北京2月1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连日来泰国和柬埔寨军队陈兵两国边境处一所世纪古寺柏威夏寺的南北两侧,几度交火各有伤亡,冲突持续近十天以来两边的态度没有大幅度的缓和,各方军队依然是保持对峙。

  针对不断升级的柬泰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召集两国外长于当地时间2月14日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泰柬边界争端协调会议,本次会议是否会给两国带来持久和平呢?

  2月9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金边表示,最近柬埔寨和泰国之间发生的不是军事冲突,而是真正的战争。就洪森发表言论的同一天,泰国外长卡实表示:“泰国不怕与柬埔寨打仗”。柬泰双方如此放狠话,缘起于2月4日以来,双方在边境地区爆发的四次军事冲突。当地时间2月4日15时左右,柬埔寨和泰国军队在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柏威夏地区发生交火,双方动用了火箭炮、大炮等轻重武器。此次交火导致双方均有人员伤亡,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军人首先开枪。第二天,2月5日上午6点时,泰国和柬埔寨军队在该边境地区再度交火。2月6日上午,两国指挥官会谈90分钟,并达成停火协议。然而就在数小时后,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交火。2月7日,交火再次发生。这是自4日以来,两国军队在边境地区爆发的第四次武力冲突,柬泰边境争端再一次被推到风火浪尖。

  到9日下午柬泰双方在柏威夏寺南北两侧继续陈兵,此次发生冲突的柏威夏地区一直是柬泰边境最有争议的地区,位于此地的世纪遗产柏威夏寺更是双方争议的重点。

  再过十几个小时泰柬边界争端协调会议即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泰柬两国外长将会出席本次会议,对于国际社会的介入,柬埔寨的态度似乎更为积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际合作大臣赫南宏(音)11日在金边再次强调,柬方希望和平解决柬泰边界的争端但是现在双边机制已经无法解决柬泰两国的边界纠纷,必须由国际社会介入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泰国总理阿披实在13日的时候说,泰国将会向联合国表示不需要外界调和解决与柬埔寨的边界冲突问题,可见,在现阶段对于柬泰冲突的国际调解泰国和柬埔寨的态度是冷热不一。

  今天(14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调解会议究竟能否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呢?对此问题我们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宋颖慧。

  主持人:此次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专门的调解会议前景如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宋颖慧:我觉得安理会这个会议对避免柬泰进一步发生军事冲突或者说缓和双方矛盾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二次交火,其实双方军方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又发生了两次军事冲突,所以导致柬埔寨洪森政府表示说,柬方不再与泰方就边境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双方进入了僵局,虽然泰国一再反对说联合国和其他双方之外的国家和组织来介入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联合国这种介入或者说他的会议能够把激烈对质的双方拉开一定的距离,那么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就降低了。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是非常有必要或者说对局势缓和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上来讲,也就是说本质问题在于柬泰双方对于柏威夏寺及其周边的领土争议是矛盾的核心也就是根源,不管是联合国还是东盟,对于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主持人:目前有没有比较可行的方案彻底解决柬泰两国的领土争端呢?

  宋颖慧:目前来看比较难,因为双方的争议首先是领土主权的争议,应该说是制约他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所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都是比较高的,要轻易解决可能很难达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双方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度,将柏威夏寺这座古刹也是视作圣地,对它的重视程度也不言而喻,加重了解决问题的难度,目前双方设立了一个边境委员会,而且也经常会举行一些会议来处理边境问题。边境委员会是一个谈判或者说对话非常好的平台,但是目前就柏威夏寺和周边的争议地区的进展来看谈判进程还是比较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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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来就是宣传我的政策的!”2月13日上午,山东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在参加省政协教育界联组会议时这样说。话音刚落,在场的政协委员们便拍手称快,认为省长的话十分给力,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大学教育不能拿模子刻人”
2月13日上午,在听完省政协教育界联组会议几位委员的发言后,姜大明就高校该如何化解债务危机、搞好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教育模式、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做了重要发言。
姜大明表示,现在国家高度强调高校办学宗旨,学校怎么办、学生怎么培养、教师队伍怎么建设,都是高校应该思考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挖掘其潜力,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施展一技之长,培养专业人才。
“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教育学生就是拿模子刻人,这是不对的,学校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规划,真正培养出适合社会各领域发展的高、精、尖人才。”姜大明说。
大学要放开手脚多培养臧克家华罗庚这样的大师
姜大明强调,高校应充分发挥办学的自主权,围绕全省重点区域战略以及重点发展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增设和调整专业,而不是盲目跟风。一段时期内是热门专业,学生都招上来了,可四年后等学生毕业时,或许该领域人才就饱和了,又造成了就业难的问题。姜大明说:“我希望山东的大学能放开手脚,多培养诸如臧克家、华罗庚等大师级的人才。”
“科研经费不是用来评职称的”
在2月13日的会议上,不少教育界的政协委员都谈到了高校发展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姜大明表示,高校科研项目要与企业有效对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高校在抓好基础性专业教育的同时,更要把应用性研究排在前面。企业本身的发展需要应用性研究,那么应用研究的投入要以企业为主,所以二者要紧密联系。
“不能整天躲在象牙塔里搞应用研究,搞完以后就顺手放在仓库或是书架上接灰,而是必须要将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怎么转化生产力,就要与企业相结合,不能光是每年申报很多选题,拉起一批研究队伍,等待划拨科研经费。国家每年给高校划拨大量的科研经费从事研究工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的科研经费拿来是搞产业化的,而不是用来评职称的。你搞的科研项目真正转化为了生产力,评职称自然不成问题,名利双收;借此评了个职称却没有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这个职称一文不值。”姜大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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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进祥九年没有在单位上过一天班,工资却照发,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牛的公务员”。55岁的江进祥随后发出致网友和媒体的一封信,称自己是反映问题开罪了地方权势集团,从此开始漫无尽头的停职检查。

  最牛公务员事件始末 自称因举报被迫害

  被称为“最牛的公务员”的江进祥今天将上班。昨天江进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昨日已经到福建省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报到。江进祥同时说,上班并不代表他接受了对其反映问题的答复,他说:“现在这么多媒体和网友关注我反映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回避了,如果还不能解决,我只有退休了。”

  福建省龙岩市建设局在作出的处理决定中说明,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人事科曾多次联系江进祥,均联系不上。后与其妻子联系,要求江进祥到支队上班,其妻答复说江进祥身体不好,无法上班。

  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于2011年2月12日在《闽西日报》上发布公告,通知江进祥按期回单位上班。若逾期(超过15天)仍不回单位上班,将按照有关法规政策处理。当天下午江进祥到支队报到,江进祥称这是自己第一次被通知去上班,因为看到公告表示自己出了停职期。

  江进祥表示,2003年9月,有关部门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为江进祥办理了调离手续,他从未到城建监察支队报到,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通知其到支队上班,直到2008年5月,龙岩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专门行文通知其参加参公培训和考试时,江进祥才知道自己被调到城建监察支队。他说:“我这次看到公告就去报到上班,就是为了说明我不是故意不上班,只是没人通知。”

  江进祥在致网友和媒体的一封信中称自己是因为反映龙岩市人大代表视察中心城市时发现的质量问题,试图挽回人民的100多万元损失,开罪了地方权势集团,从此开始了非常人能想象的漫无尽头的停职检查。

  龙岩市建设局于12日作出的处理决定中表示,其反映龙岩市污水处理厂2K+830-2K+915段钢筋混凝土I级管发生裂纹的问题,事实存在。但事故主要责任应由施工单位承担,而非江进祥反映的涵管生产方。

  对此,江进祥并不认可。他认为施工单位是替人顶罪,并表示曾拿到过一份证据,但为了上百人的生计而归还。他表示去上班不会影响自己继续关注所反映的问题。

  龙岩有关部门:“最牛公务员”反映问题早有调查结论

  新华社电(记者郑良)2月12日晚间,福建省龙岩市有关部门就江进祥提出的市政工程地下涵管有严重质量问题及其背后的腐败问题,长期不上班是因为“被无限期停职检查”等社会关注焦点作出回应。

  龙岩市有关部门表示,对江进祥反映的涵管裂纹和设备质量问题,龙岩市纪委监察局及相关部门作过多次调查。龙岩市有关部门称,调查组的结论为:

  ——反映的龙岩市污水处理厂2K+830-2K+915段钢筋混凝土I级管发生裂纹的问题,事实存在,施工单位违反了施工技术规范,是造成地下涵管裂纹的主要原因。事故主要责任应由施工单位承担,而非江进祥反映的涵管生产方。

  ——监理单位和业主单位一些工作人员监督管理不力,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不当的施工行为,应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相关责任人员受到法纪、党政纪处理,涵管裂纹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污水厂的设备进口经龙岩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其型号、质量、重量等技术参数的严格检验,查验合格证后分别出具了报关单及检验检疫证照,安装调试完毕后,通过了省环保局和市建委组织的验收。污水厂投入运行至今,设备运行状况良好,经省、市环境监测部门监测,各项出水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连续达标排放。

  关于江进祥反映长期不上班是因为“被无限期停职检查”问题,龙岩市有关部门回应说,暂时停止职务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人事管理措施,其有效时间从组织作出决定时起至解除决定或者作出行政处分之日止。江进祥的停职检查,到市人大常委会2003年5月31日对其作出撤销科级职务决定之日,就已终止了。停职检查不能成为其长期不上班的理

  对话

  上班后还会关注自己反映的问题

  记者:为什么决定去上班了?

  江进祥:我反映的问题,媒体和网友都开始关注了,不能再回避了,问题解决已经开始进行了,完全解决还需要时间,先上班以后再等结论。而且我是接受停职检查,现在公告发出来了,安排了新的职务,说明停职检查结束了,我自然去上班了。而如果我不去上班,我一定会成为鱼肉,人家是刀俎。

  记者:到支队报到时气氛如何?

  江进祥:挺和谐的。支队长说他压力很大。其实他们挺无辜的,他们是在底层的,这个支队长才来了5年,说实话我对他们还是感觉有些愧疚的,为我的事情担责任。

  记者:是否想过上班后会遭到进一步的处罚?

  江进祥:对于这个我已经无所谓了,顺其自然了。

  记者:你每月工资是多少钱?

  江进祥:最早的时候是900多元。2008年“阳光工资”改革前是1200元,现在是2700元。

  记者:工资怎么花?

  江进祥:就是一个基本生活费用。

  记者:上班后还会继续关注反映的问题吗?江进祥:肯定的,上班不影响,如果上班后这件事不了了之,还没有解决的话,而且掩盖过去的话,我觉得很悲哀,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我马上退休,我现在有31年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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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监护人监督、国家监护、长效救助机制等制度的建立,这是关于“微博打拐”的争议所贡献的最大成就——令全社会关注儿童乞讨这一积弊,探讨助其生存之道,尽管我们深知,问题的彻底解决,也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春节前后,“微博打拐”成为报纸以及网络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对拐卖儿童这一丑恶现象深恶痛绝的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以“举手之劳”助一臂之力,充分显示着社会团结的力量,展现了人们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愿望,这种正义精神值得称道。

不过,在全民打拐的同时,也有人呼吁民众要理智释放自己的热情,别把打拐变成了“打乞丐”。

按照公安部以及专家的调查数据,很多流浪乞讨儿童并没有被拐卖、胁迫的情形,比如去年11月份,大连市“打拐办”协调民政等部门为流浪乞讨儿童建立DNA数据库,目前入库的182名流浪乞讨儿童中,还没有发现被拐儿童。

如此冰冷的事实,也许会让人们对“微博打拐”及其引申出的问题多一分冷静的思考。

面对生存和尊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大多数人无疑选择了前者,而乞讨行为就是这些底层人士牺牲太多尊严而寻求的一条生存之道,对此,社会必须予以足够的宽容,而不该以各种理由,来试图剥夺这部分人的生存空间,这已成基本共识。而关键问题在于,对于乞讨者中那些并非被拐卖的儿童,如何妥善安置?

我们理解很多人的理想主义畅想,理解诸如“微博打拐,让乞讨儿童在中国大地上绝迹”这样震撼人心口号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是,以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让乞讨儿童绝迹”的呼声显然过于超前。因为此前,各地也并非没有做过禁止儿童乞讨的努力,并对“狠心的”父母加以严厉惩罚,可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对乞讨儿童的父母进行刑拘等处罚,那些儿童如何安置?在大人连自己都难以养活、只能靠乞讨维持基本生存的情况下,又怎么会让孩子有安享生活乃至上学的机会呢!

所以,从“微博打拐”上升至“让乞讨儿童绝迹”的高度,绝不是喊句口号那么简单。如何能够给“被解救的乞讨儿童”以切实帮助?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与全社会都应认真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便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我们期待着监护人监督、国家监护、长效救助机制等制度的建立,这是关于“微博打拐”的争议所贡献的最大成就——令全社会关注儿童乞讨这一积弊,探讨助其生存之道,尽管我们深知,问题的彻底解决,也许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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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13 2月 2011 11:17

“著名商标”值多少钱?

本报讯(记者蔡爽 通讯员陈国方 阮鹏)“中国驰名商标”、“湖北著名商标”、“武汉著名商标”,分别值多少钱?别说企业自己了,工商局也说不清这个问题。有政协委员昨日提出,商标应该有个“明码标价”,方便企业万一要将商标“变现”。

政协委员杨胜龙提出,2009年,被我市工商局认定的武汉市著名商标有80个,其中被评为湖北省的著名商标有42个。但是这些企业一旦需要资金,能够拿出来抵押贷款的,还是得要房屋、土地。

“如果允许企业或团体用合法商标专用权作质押,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就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商标品牌的辐射、带动效应,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杨胜龙说。

他认为,目前商标质押的最大问题在于商标很难“定价”。他建议:划定若干“杠杠”,只要符合这些杠杠,就预估相应的价格。

这些杠杠包括:是否被评为“著名商标”,使用商标的产品的数量,商标注册的年限,商标知名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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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暖暖地洒在吐蕊绽放的水仙花上。1月25日下午,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温暖如春。会议室中央椭圆形的会议桌前,来自黑龙江省肇源县的农民刘宏伟正用他粗糙的双手翻看着几页讲稿。

  与刘宏伟同桌就座的还有10位基层群众,有工人、医生、街道干部,还有农民工……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座谈,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发表意见。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第一次面对温总理等国务院领导,还要就国家大政发表意见。虽然早有准备,但他们仍显得有些激动和紧张。

  15时,温总理大步迈进会议室,微笑着走向他们中间,热情地伸出双手:“欢迎你们!”温家宝与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而热烈起来。

  “今天请你们到中南海,是要听取最基层群众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希望你们畅所欲言。”落座后,温家宝的开场白直奔主题。

  温总理真诚地说:“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群众的意见使我们知道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知道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所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

  总理的一席话让在座的群众代表既感到温暖,又觉得肩上责任重大。

  北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的电焊工谢元立第一个发言。谢元立19岁参加工作,在生产一线一干就是22年。他迫不及待地向总理报喜:“前不久我们参与制造的高速列车,跑出了每小时487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他自豪的话语让围坐在桌前的所有人感到振奋,温家宝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你带来了什么意见?”温家宝问道。

  “我带来两条意见,但是看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后,觉得这些意见都写在报告里了。总理,还用说吗?”憨厚的谢元立腼腆地问道,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讲出来,看看我们报告的内容与你的要求有没有差距。”温家宝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

  谢元立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希望政府给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支持,给产业工人更多的关爱,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工人的良好氛围。还要注意多从基层选拔干部,在培训工人上多下功夫。”

  听到这里,温家宝关切地向谢元立询问了职工收入和培训情况,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他笑着对谢元立说:“你的发言很实在,我们的工作与你的要求还有差距。”

  总理的话让谢元立有些激动,他提高了嗓门:“我和工友们要更加努力让高速列车更快、更稳、更安全,让中国创造这张名片更亮、更灿烂。”

  温家宝一直对农民工怀有特殊的感情。董志平18岁就离开家乡到城市建筑工地上打工,如今是湖南省沙坪建筑公司的一名钢筋工,21年的风风雨雨让他深刻体会到农民工的酸甜苦辣。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地方口音,反映了农民工兄弟的问题:“一些企业怕花钱,不给农民工上工伤保险。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一旦在工地上受了重伤,整个家庭生活就难以为继。”

  从农民工社会保障到工资待遇,从住房困难到子女就学不易,董志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一连串向总理摆出了四个问题。一口气讲完后,董志平充满期待地望着总理。

  温家宝对他说:“很好,这些问题都很具体。”随后,总理对董志平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2003年实施了《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工作有进展,但今年还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不仅如此,我们正在着手解决《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130万老工伤人员的问题。企业的工资近几年有所提高,今后每年还要逐步提高……我们要让农民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让农民工的生活像他们建造的城市一样越来越美好。”

  听着总理的话,董志平连连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彩。

  “请刘宏伟同志发言。”温家宝将目光投向这位农民代表。刘宏伟是耕种着1万多亩耕地、有20多台农机的种粮大户。他的家乡在黑龙江大庆市肇源县。刘宏伟十分关心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问题,他对总理说:“俺们那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电闸一推,粮食一堆。靠天吃饭,减产一半。’没有农田水利设施,老天爷不下雨,老百姓一点招儿没有。”他提出:“希望政府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加大力度,达到井电配套,保障粮食产量。”

  接过刘宏伟的话题,温家宝说道:“你谈了一个中央关心的大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就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温家宝接着说:“今年我们要加大水利投资力度,努力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同时开始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不但要保障生活用电,还要解决好灌溉用电。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种粮不吃亏。”

  说完这些,温家宝望着刘宏伟问道:“你还想多种田吗?”

  刘宏伟不假思索地说:“报告中支持农业的部分写得很具体、很充分。听了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了,更想多种粮了。”

  基层群众代表说的是普通人的心愿,实实在在。温家宝讲的是政府的具体措施,明明白白。总理和基层群众代表们就像在聊家常,会议室内谈兴越来越浓,气氛越来越热烈。

  “总理,我发个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菜农张顺斋前一天晚上为准备发言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坐在会场,深深为会场气氛所感染,才知道根本不需要做准备,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行了。

  张顺斋是蔬菜种植大户。近几年,他领导的合作社从30户发展到1200户,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1.2万亩,还开了44个蔬菜直销门店。他向总理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生产的蔬菜,在销售上实行点对点服务,不但与超市对接,还与机关食堂、餐馆、社区对接,减少了流通环节,既有利于城市人买上便宜菜,又能让农民得实惠。是不是在蔬菜销售点对点服务上给予更多的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听了这话,杭州联华华商集团华商店店长姚杨宏也深有同感。他结合自己店里的情况,一连列举了农超对接对农民、经营者、消费者的三大好处。他说:“实行农超对接后,蔬菜损坏率从30%降低到10%。蔬菜产品丰富了,同类产品价格也下降17%,真是一举多得。不过农超对接,还存在着供货渠道不稳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问题,国家税费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倾斜。”

  温家宝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流通是薄弱环节。其中,农产品流通最薄弱。现代化物流建设才刚刚起步。农超对接是一个好做法,但解决好不容易。我们要在建立基地、稳定物流、解决保鲜冷藏、配备设施设备、制定鼓励政策上多想办法。”

  安徽省滁州市汊涧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陆登宏,从事基层医疗工作已有28年。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有深厚感情。陆登宏说道:“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新农合参保标准还要提高,我不禁拍手称好。”他提出,乡村医生对农民很重要,但是目前国家不给工资,也没有养老保险,需要解决他们的待遇和保障问题,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陆登宏的话,温家宝深有同感。此前,他曾到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白寺乡前岗村卫生所调研,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温家宝说:“浚县那里的‘赤脚医生’半农半医,生活没有保障。卫生所设备简陋,只有体温计和听诊器,医生只能为农民看个感冒、打个吊瓶。村一级的医疗建设需要下大力气。”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彭小波、沈阳华铁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由丽华、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毕业生袁金华、浙江省宁波市信访局副局长张素华,也分别就发展航天科技、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加强职业培训、进一步搞好城乡统筹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座谈会上,温家宝一边认真倾听,一边做着笔记。每位代表发言后,温家宝都会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回应。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民政科长刘京勇最后一个发言。这位从事了15年基层民政工作的干部,用一组组统计数据和身边的鲜活事例,反映了当前基层民政工作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规,解决民政救助对象资格核查难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提高相关工作人员待遇;加大对基层民政投入,解决当前人手紧、经费少的问题。”

  听完刘京勇的发言,温家宝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讲过,总理是中国最大的民政干部。民政工作,事关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要把民政工作的每一件事情办好。”

  三个多小时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窗外,暮色已经降临。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温家宝说,“你们的发言从不同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府工作大有帮助。”他还特意邀请基层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们这些普通人,被请进中南海,说了自己的家常话。总理耐心细致地听了,还认真想办法解决,让人感动。”刘宏伟说,“我要把自己的见闻带给乡亲们。我们农民要多种地、多打粮,多作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赵承张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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