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戒备森严的库房里收藏着40件元青花，其中不乏举世孤品，在收藏界声名远播

　　牡丹纹梅瓶。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这对梅瓶即采用这种幽静深沉的蓝釉，用肥硕的笔触描画出瓶身主体上的牡丹以及多层纹饰。元代这种色尚的变化，应该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陶瓷固有的审美趣味。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托普卡帕皇宫收藏的元青花有明确的传承记录，而且这些元青花中有多件为世界孤品，马未都先生正在仔细研究其中的一件八方葫芦瓶

　　撰文：马未都

　　摄影：杨大洲

　　元青花在陶瓷界是个让人兴奋的话题，以价值而论它曾长时间保持高不可攀的世界纪录。

　　2005年夏天，一个画着传统谋士故事的元青花大罐，从荷兰一个军官后裔家中的阁楼上搬下来，放在了佳士得的伦敦拍卖场上，几番搏杀，创下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当时购买这只罐子花去的钱在伦敦黄金市场可以购得整整两吨黄金。这个价位，至今仍令人咋舌。

　　当这样的高价横空出世，元青花已超出收藏界、文物界、陶瓷界的范畴，甚至吸引了许多与之无关的人。现代媒体在立体、平面、虚拟三大空间都极尽渲染之能事，把元青花说得神乎其神，而元青花的确在国内长久地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从未有人彻底揭开它。

　　这段历史悬案并非老生常谈。至少在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零星文字记载，所有的传统认为青花是明朝永乐年间创烧，由郑和下西洋把青花料带回，开天辟地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的审美，让它一支独大。

　　即便到了民国初年，所有的古董商依然坚守这一理论，以致那对今天闻名全世界的“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出现时，眼力最好的古董商们都对它嗤之以鼻，认定这是一对假古董，最终导致这对国宝级的元青花大瓶被卖到国外。很长一段时间内，民国的古董高手们仍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件“假古董”如何蒙蔽了洋人的浊眼。

　　其实那时的洋人也的确不知元青花的前世今生，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人约翰·亚力山大· 波普博士以此为标准，深入研究，才渐渐拉开了厚重的历史幕布。这一拉开，舞台上灯光由弱及强，元青花以其颠覆的形象光芒四射，让世人刮目相看。

　　元青花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中国陶瓷，凡一新品种诞生，其身份明确，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脉络清晰；但元青花没有幼年，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当你看见它时它俨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让人甚至怀疑它的身份。

　　没人相信它诞生于元朝，以明朝人的眼光，蒙古人只知扩张，不知建设，善武而不善文；在他们看来，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出自蒙古人之手太不可思议。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游牧四方，打打杀杀，哪来的这副雅兴？他们与青白相间的青花瓷实在看不出因果。

　　中国文化讲究因果，具体到陶瓷之上，明显能看出地域文化的影响。例如同为宋代青瓷，北方耀州青瓷与南方龙泉青瓷各自凸显性格，耀州青瓷呈橄榄绿，强调深沉；龙泉青瓷呈梅子青，表现柔婉；演绎各自地方性格特点，色泽即可见一斑。

　　元青花出现之前，蓝色并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色调。我们习惯的颜色中，蓝色不具吉祥。唐三彩以黄绿白为主，偶见蓝色。在中国陶瓷文明进程中，蓝釉出现得最迟，唐代之前未见其蛛丝马迹。入唐之后，在唐三彩这支队伍中，隐约可见蓝釉作品，其呈色剂为钴，与后世之青花并无二致。但这种饱和的蓝色几乎都以色块作为表现形式，或通体或局部，鲜有纹饰意识。

　　入宋，这种深沉的蓝釉戛然而止。宋人的美学并不宽容，不给这种幽静深沉之蓝让出空间。宋之蓝都属天青色，大名鼎鼎的汝窑及钧窑都注重天青这一要素，“雨过天青云破处”，宋釉追求的都是自然属性的色泽。

　　而元代蓝釉，是钴料呈色的天地，色块与纹饰双管齐下，既有宝石蓝的釉色，亦有千文万华的纹饰。元青花在此空间中，将蓝釉推至前台，扮成主角，独挑一场空前的大戏，这场大戏一演就是七百年，期间从未有人撼动它一哥的霸主地位。

　　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一件元青花传承有绪。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那对著名的“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颠沛流离，在1929年由英国人霍布逊在北京古董商手中发现并购买后运往欧洲，几经转手，最终被幸运的大维德爵士买下，在这之前，尽管瓶颈上有详尽文字说明其身世，但随后身世空白，如何辗转落入古董商之手已成历史无解的谜团。

　　中国大陆收藏有众多的元青花，基本都是建国之后出土的，最著名的有1964年的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的江西高安窖藏，零星的出土不胜枚举。有明确记载的传世收藏，明清两代皇宫未见，民间就更加不可能了。

　　但远在土耳其的皇宫——托普卡帕皇宫中存有大量的精美元青花，且品种多样，保存状况良好。重要的是它有明确的记录，在1453年后这批元青花瓷器就开始入藏托普卡帕皇宫，至今已逾550年。虽然入藏时间距烧造时间尚有百年，但这毕竟是全世界范围内距历史最近的一批元青花作品。凡致力于研究收藏元青花者，无不以目睹芳容为乐事。

　　几经周折，带着疑问，我踏上朝拜元青花之路。

　　土耳其及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人羡慕。它脚踩两只船，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享受如此地域文化特权的恐怕只有土耳其了，伊斯坦布尔连接欧亚的大桥似乎在无言展示过去两洲相交的历史。

　　在海洋文化发迹之前，陆路交通是沟通两地的必由之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土耳其，欧亚贸易在此中转。至少两千年前，当驼队迈着疲备的步伐，飘着悠扬的驼铃声到达此地时，东方货物连同文化创造着令人羡慕的文明。

　　伊斯坦布尔古称君士坦丁堡，从公元4世纪开始，拜占庭、东罗马、奥斯曼帝国都在此创造过辉煌。

　　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已逾百万，这在当时的欧州，无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欧亚的货物在此云集交易，这座“沟通东方与西方的黄金桥梁”(马克思语)是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无奇不有，中古时期，君士坦丁堡一直保持着首富地位直至13世纪。

　　这一历史遗风保持到今天。伊斯坦布尔的巴扎之大、物品之丰，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知。我曾去过这个巴扎，离开以后长久地津津乐道。这次故地重游，特地安排了充裕的时间逛巴扎，但到最后仍意犹未尽。

　　我实际上最注意的是土耳其文化。这是一个多种文化杂交的地区，处处传达着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蔚蓝色的地中海松石，与中国内地的绿松石相比，其色抢眼，让人不断回忆镶嵌在古中国文物上的点滴，以资比较。我买的手杖、盒子，从色泽到纹饰都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土耳其文化信息，让人兴奋。

　　伊斯兰文化最吉祥的主色调是蓝色。蓝色的清真寺原名叫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几乎是每一位游客必到之处，名称的通俗性亦说明蓝色在伊斯兰文化中的重要性，而我们朝拜的元青花就是一个蓝色的精灵。

　　托普卡帕皇宫

　　托普卡帕的原意是“大炮之门”，由此可以想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态度。天下政权打下的为多，奥斯曼早在13世纪末就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利用地理及文化的优势，奥斯曼帝国有六百年的时间掌握东西方的陆路交流，直接后果是，有学者认为由于它的存在，使得东西方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由此可见此地的重要性。

　　托普卡帕皇宫把住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及马尔马拉海的交汇处，居高临下，不论心胸多么狭窄的人站在这里也会霍然开朗。海之蓝色充满了诱惑和魅力，我站在高处，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几百年来这里的和睦与争斗之间、温情与绝情之间的道理。人类的文明史上充斥着许许多多不文明的现象，统治者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维持帝国的昌盛，而不关心这以外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托普卡帕皇宫尽管辉煌，但也仅是那段文明的痕迹。

　　1453年对这座皇宫是一个起点。帝国的统治者在伊斯坦布尔市区选址兴建了第一座皇宫，可能由于仓促行事，使得苏丹不满意，随后又另选这块风水宝地，开始兴建第二座皇宫，从地势到面积，新宫明显优于旧宫，西门高耸的伊斯兰风格石塔表明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1924年，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这座神秘高贵的奥斯曼宫殿辟为永久性博物馆，才让世人有机会进来一睹芳容。

　　我曾经来过托普卡帕皇宫，虽说只有一次，但也有轻车熟路的感觉。托普卡帕皇宫和北京的故宫比起来，更像一座公园，一进门是大面积的草坪和参天的大树。皇宫的建筑与这座城市的宗教建筑比起来显得渺小，不像中国的宫殿一定是那个时代最高大的建筑。看惯了中国的宫殿架构布局，托普卡帕皇宫稍显随意，苏丹的各种用途的房间也不够庞大，特别实用。

　　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反倒是托普卡帕皇宫最不起眼的厨房，它在大院右手侧，呈回廊状，稍不留意可能会忽略它。这两道排房，烟囱林立，是皇宫厨房所在地，内分甜食房、奶酪房、餐具房、酒窖等，如今酒窖已改为档案馆，其他则用做中国瓷器的展出。可惜此展厅已修缮多年，目前还未开放。

　　所有的元青花早已神秘地入藏戒备森严的库房。我们去的第一天，主人仅捧出两件让我上手观看，并告之宝物取之如何不易。对于我，以及我们那些陶瓷前辈，无不以上手托普卡帕皇宫全部元青花为幸事。已故的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终生没有机会上手看这批瑰宝；已故汪庆正先生等一行十余人在十年前曾轮番上手观摩，在业界让人羡慕。

　　托普卡帕皇宫之所以在中国古陶瓷界声名远播，是因为它藏有自13世纪起至19世纪末的中国陶瓷10358件，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40件元青花，其中不少举世孤品，诱惑着所有喜欢它们的人。

　　可惜它深藏不露。自从土耳其人知道了元青花的地位，他们连公开展览也取消了，那排厨房一修就是数年。所有的元青花都成为传说，全世界上手看过它们的人寥寥无几。

　　去土耳其前我被告知可以上手观看这批国宝，我也事前与土耳其文化部长会面，相谈甚欢。他听说我上次去土耳其仅看了一两件元青花，马上告诉我他会安排，邀请我再次远赴土耳其。可能是翻译中的误解，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我准备了元龙泉瓷器，明永乐宣德青花，让我在欣喜中纠结。

　　后宫

　　经过反复努力，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为我单独又安排了一天，做好充分准备的我，在一个明朗和煦的早晨，走进了托普卡帕皇宫从不让人参观的后宫。为我们充当导游与翻译的米娜对我说，她做导游十多年，也是第一次踏进后宫。

　　任何一座皇宫的后宫总是充满了故事与神奇，各国文化历朝历代都对后宫抱有窥视欲。后宫的神秘不仅仅在这座皇宫闪烁，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任何对公众封闭的最高权力者的私生活都构成极强的公众诱惑。

　　我在双重的诱惑下踏入托普卡帕后宫。说实在的，这里比想象的要小，感觉建筑布局随意性大，路径不直，房间不整，但土耳其的文化风格强烈，尤其是后宫的浴室让人浮想联翩。

　　后宫中门禁森严，过去任何能进入后宫的人也是到处受禁行约束。后宫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苏丹，根据祖制，他可以娶四位妻子，为此还专门有挑选后妃的场所，苏丹居高临下，让待选的女子在院中随意走动，苏丹凭兴趣挑选备用。

　　后宫的创建者苏丹苏立曼一世(1520年～ 1566年)拥有300名女奴为之服务，这比中国后宫的“三千佳丽”真可谓小巫见大巫。苏丹的婚嫁制度受伊斯兰教影响，可以拥有四位妻室，实际上历史上有多位苏丹妻室大大超越这一数量。

　　我知道，我与梦寐以求的元青花近在咫尺，心跳加快。当工作人员引领我走下一道深邃的楼梯时，我知道幸福马上来临。这时，一缕阳光从高处斜射进来，洒满一地，让后宫密室凸显神秘，也凸显温暖。

　　这是一处当年不遇特殊情况连后宫任何人都不能到的地方。托普卡帕皇宫的工作人员再三嘱咐不能向外公布细节。除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外人到过这里。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又因为只有我一人上手，所以破例将我领至后宫之后宫，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我知道我那亲人已向我走来。

　　苏德沼泽区内一场野火留下的灰烬被大象的脚步踢得滚滚飞扬。野火常常是务农者烧荒所致，对野生动物造成了新的威胁：栖息地丧失。偷猎更是无时不在的危险。

　　在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的一架调查机投落的黑影中，成千上万只白耳水羚竞逐于博尔东边的公园区。苏丹南部动物的季节性迁徙是一大奇观，足可媲美塞伦盖蒂平原万兽奔腾的气象。

　　苏丹的内战在2005 年结束了。和平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发现：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仍拥有阵容浩大的被视为非洲标志的野生动物。

　　苏丹的内战在2005 年结束了。和平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发现：这个国家的南部地区仍拥有阵容浩大的被视为非洲标志的野生动物。

　　撰文：马修 · 蒂格 Matthew Teague

　　摄影：乔治 · 斯坦梅茨 George Steinmetz

　　翻译：王晓波

　　不久前，在朱巴的一栋墙壁开裂、供电时断时续的老旧建筑里，两名退役军人——弗雷瑟· 东恩中将和菲利普· 肖尔 · 马亚克少将——正在解说当下的状况。

　　“有组织的黑帮，大概50个人，骑在马上闯了进来。”东恩说，“他们打的是大象和大型有蹄类动物的主意。射杀动物后，他们把肉晾干，取下象牙，放在骆驼背上运走。”

　　东恩在半自治、以朱巴为首府的苏丹南部担任着管理野生动物的副部长工作，马亚克是业内老手，任野生动物管理实地指挥官，他在苏丹最后一场内战(始于1983年)中带领的部队凭借肩扛式火箭炮击落多架米格战斗机，因而声名大噪。五年前，一份停火协定终结了内战，但马亚克现在正打着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动物，”他说。

　　他的声音里有种急迫感。他和苏丹南部的同胞们对自己土地上的野生动物有着深切的亲情，这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无法想象的，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里有两样“货物”是外国入侵者无餍掠取的：奴隶和象牙。土著和大象命运相系，两者几乎成了同义词，被一起驱赶聚拢，一起装船运走。

　　内战时，这种牵系更强。当炮弹和地雷炸响时，没逃入临近国家的人就躲进丛林。大象和其他迁徙性的野兽也躲进来了，有些被猎户杀死，但也有许多在人类难至的险僻处安然躲过了枪炮。在苏丹南部人心里，它们变成了与自己共患难的战争流民。比较喜欢固守一地的动物——水牛、狷羚、长颈鹿——几乎被赶尽杀绝。士兵猎杀动物食用，但他们也有原则：不杀雄兽，并尽量避免使任何动物灭种。

　　战火经久不熄。等到停战的时候，没人知道还有多少动物存留故土，多少将会返回。

　　两年后，三个男人——负责野生动物保护学会(WCS)苏丹南部项目的美国生物学家保罗· 埃尔肯，同在WCS工作的迈克· 费伊，还有来自苏丹南部、在马萨诸塞大学读博士的马利克 · 马里安——乘一架小飞机从上空交叉巡视，进行该地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动物统计。“太惊人了，”埃尔肯告诉我，“75万只水羚，近30万只红额瞪羚，超过15万只提昂牛羚，6000头大象。这可以说是非洲最难得的野生栖息地！”

　　自那时起，WCS的空中调查范围已扩展，对苏丹南部大片地区的野生动物、家畜和人类活动进行监控。埃尔肯最近开着他的小飞机去了朱巴以北，白尼罗河沿线，又向东驶入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地域。我们一连几个小时飞过无人侵扰的大地，这里的河流在雨季会自发暴涨，而干燥时节的野火亦肆虐无忌。“这是非洲现存完好草原中最大的一片，”他说。

　　他驾驶飞机向一群白耳水羚俯冲过去，它们正成千上万只聚结起来向北行进。有些物种已近乎绝迹——斑马被无度猎杀，可能只剩7头了——但在飞机投下的暗影中，一头母狮在伏击羚羊；片片圆形泥板是大象的足迹，一直延伸向地平线。

　　我们来到埃塞俄比亚边境附近的尼亚特，在一条泥土跑道上着了陆。这一带的村落首领们曾齐集听取WCS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埃尔肯带来一个消息：苏丹南部的政府已下令禁猎。一名长者举手发问：“吃的怎么办？”

　　埃尔肯回答说，家里的男子清早拿根长矛离开窝棚去打猎——此地的人们已这样做了几千年——跟职业猎户或北方来的偷猎者端着自动步枪狂喷子弹，这里面的分别很大。巡逻员也许可以忽略保护区(包括野生动物迁徙的主要通道)之外人们为糊口而打猎的行为，但商业性的猎杀必须停止。

　　WCS和美国政府目前正与苏丹南部政府合作设立一个特区，占地近20万平方公里。它将容纳两个国家公园，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多处特许开采油田，以及多块社区土地。埃尔肯解释说，如果管理完善、安保周全，这片充满野生动物的巨大区域将引来游客，创造就业和财政收入。他恳请各位首领把这消息散播出去。

　　首领们点头了。苏丹南部人打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来赢得独立，如今动物——与他们患难之交的幸存者——也该拥有自己的和平。

一头牛的石刻画

　　近日，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在苏丹北部的百卢达沙漠(Bayuda Desert)里，即尼罗河29公里外的一个干燥的山谷中发现了几十幅石刻画。据考古学家推断，石刻画历史在1000年前至5000年前，其中含有很多科学家也无法解释的神秘图案。与以前在苏丹邻近的国家埃及发现的石刻画是否有联系呢？或许若干年后考古学家会给出答案。

　　有些神秘图案科学家无法解释

　　德国考古研究小组在尼罗河29公里外的一个干燥的山谷中，找到15处新的考古遗址，其中许多石刻画没有用任何颜料，完全是刻出来的。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研究员蒂姆-凯格说，有些遗址仅有单一的石刻画，而其他遗址有的多达30种。我们问过当地人关于石刻艺术的事，他们说这些石刻艺术非常古老，在他们祖父辈之前就有。

　　很多石刻画上刻的是十字架和教堂，这暗示着这些石刻画的历史要追溯到大约1500年前基督教在苏丹传播时期。其中一幅石刻画描述的是邻近的古代修道院。凯格说：“还有一幅让人深刻的石刻画，上面刻着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拿着长矛和盾牌，画上的这个骑士暗指善于屠龙的传奇骑士圣-乔治。”圣-乔治骑士石刻画在苏丹历史有过文字记载，而且历史记载还证实了努比亚基督教的圣人和圣徒都广受欢迎。

　　除了这些有记载的历史之外，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批至少有5000年历史的神秘石刻艺术品，画上刻的是混合几何图案，如螺旋形图案。那时非洲气候还比较潮湿，苏丹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原，人们都以畜牧业和农耕为生。研究人员不完全明白这些石刻画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推断，这些石刻画与天文或者数学有关。“规则的螺旋体可能就是人们最早产生数学概念的图像之一。”凯格说。

　　凯格表示，第二组几何图画没有螺旋图案年代久远，图案上包括了一些不规则无循环的“网”。没有证据表明5000年前人们在此处钓鱼，因此排除渔网的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不规则的“网”是动物皮，因为专家在乌干达发现了类似的石刻画，并确定画上刻的是鳄鱼或者其他动物的皮。

　　研究小组还发现了一些“石锣”，这些“石锣”实际上就是大块巨石，他们用小石头通过敲打“石锣”来制造声音，凯格表示，敲打“石锣”并不是把巨石当成乐器，而是通过不同声音传递信息，这已持续了几百上千年了。

　　埃及石刻画与此次发现相关？

　　10年前，英国的考古学家在尼罗河东部的沙漠发现了30处遗址，其中也刻有各种各样的石刻画。这些石刻画长达6000年之久，比在苏丹发现的混合几何图案还要早，描绘了各种牲畜、使用工具和人像。历史悠久的埃及石刻画正是埃及文明及其渊源的见证。

　　当时发现这些石刻的剑桥考古学家汤比-威尔金森认为，雕刻者应该是一支当地的游牧民族，他们赶着牛群随季节而迁徙。当土地变得干涸，他们就得迁往别处。

　　此外，他还认为埃及的疆域并不只限于尼罗河谷，还应包括河谷两边曾经适于生存的广阔地带。这些人们迁离了大草原在尼罗河谷定居下来，从而开始了埃及的文明。

　　而此次德国考古研究小组在发现遗址的山谷的其他点也发现了精细的牲畜画像，专家推测这些画像来自3000多年前的铜器时代晚期。在那时，苏丹的北部地区已经被埃及帝国所占领。

　　苏丹北部百卢达沙漠和埃及东部都发现一些石刻牲畜画，而且当时苏丹北部处于埃及统治下，那么，这两处发现的石刻画是否有联系呢？考古研究组表示，对百卢达沙漠石刻艺术的研究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