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范曾与收藏家郭庆祥的名誉权官司引起公众和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提起打官司，旧时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你说它是恐惧也好，厌恶也罢，反正是很少有人诉诸法律，争个是非曲直的。今日中国打官司者则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这种法律公正意识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个经过反复才能渐次提高的过程。像当下一些文化官司，就有个对界限的认识不清问题，如诽谤与批评的界限，再者亦牵涉到艺术的理论、政策与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是某条笼统的法律条文便能圆满和妥善解决的。就范与郭的这场官司而言，其胜诉抑或败诉，它对中国美术评论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少有识之士所为之关切的。因为，兹事体大，关乎到文艺发展的走向，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流水线作业”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绵软乏力不无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而现在文艺批评的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美术批评处于“死水微澜没有学术争鸣的温吞水状态”，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君不见，不痛不痒、溢美隐恶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像是个“跟班儿”的。批评家成了表扬家，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吹鼓手”，而生怕得罪了谁，以至于对咄咄之怪事居然鲜有人以为怪。由此看来，批评的环境若继续恶化下去，追求高品位艺术境界的艺术精英必将日渐稀少。惟其如此，像郭庆祥这种有文化担当之责、敢于“亮剑”、针砭时弊的批评家方愈显难能可贵。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就应当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眼里不揉沙子”，哪怕是面对“大师”也照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这样的坚守。

文化的规训力量来自有根有据有见解的深度批评。其实，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范曾与郭庆祥对簿公堂，若能在法庭的公平秤上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那么，这场官司对文坛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追求真善美境界者便可能成了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那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当代文学艺术深入骨髓的悲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及时的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必将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而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也必将于滚滚红尘中彰显其生命力，经得起恒久时间的检验。

2011年春季艺术品拍卖即将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拉开帷幕。欲知新一轮艺拍行情，看看各大拍卖公司征集而来的拍品规格便可略窥一二。由苏州过云楼旧藏并收入《过云楼书画续记》的“元四家”之王蒙《稚川移居图》即将亮相北京保利2011春拍，高达2亿元的拍前估价惹来遐想纷纷。要知道，去年以4.3亿元开启中国艺术品“亿元时代”的黄庭坚书法《砥柱铭》，拍前估价也不过8000万元而已。

不想近日海外多家媒体披露了的一则消息却为近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火热势头浇了一盆冷水：去年11月在英国以5.5亿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的那只乾隆瓷瓶一直未付款。疯狂的拍卖成交金额背后，诚信危机仿若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可能吞噬眼前的美好。

拍而不付酿笑话

去年11月11日，英国班布里奇拍卖行接受私人遗产小拍，一只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被一干中国人哄抬到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可惜，这桩令人亢奋的大生意竟然在几个月后跑了单。自今年2月起至今，英国《金融时报》、英国《每日邮报》、美国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拍下天价花瓶的买家未付款，花瓶仍在库中保管，并面临着二次上拍的命运。

“好大一个笑话！”“让他们留个坏名声去！”……这是记者在海外网站上看到人们对这则报道给出的评价。竞拍而不付款，天价瓷瓶的遭遇也不是第一次，类似事件对中国买家在国际拍卖场上的形象落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诚信危机怎么解

“中国买家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屡见不鲜的阔绰出手背后，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又有多少争面子的冲动？”上海书画院前院长、艺术家江宏感叹。

回放天价瓷瓶的竞买过程，看得人瞠目结舌：“一时间房间挤满了几百人，绝大部分是华人，不少人是‘打飞的’赶过来的。其间，拍卖槌被拍卖师敲碎，委托人之一曾一度因休克被抬出拍卖现场。”世界对于中国买家更近一些的印象来自3月下旬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一件估价仅为800-1000美元的民国仿乾隆粉彩瓶最终以180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亿元)成交，成交价是估价的22500倍。

收藏家马未都在博客中描述：“拍卖现场挤满了热情奔放的中国人，所有委托竞拍的电话线都占上了，能抢上一部现场电话都算幸福。拍卖一开始，加价都以百万美元计，大呼小叫，老外们马上没了声响，只剩下中国人英勇奋战。”“鲁莽”、“不差钱”、“匪夷所思”……近年来这些词汇怎么成了某些中国买家的代名词？

“海外拍卖场上但凡出现中国艺术品，价格都像坐上火箭般一路狂飙，但事实上，很多拍品根本值不了这个价。于是，当买家事后感觉拍得贵了，索性一走了之，不付账就是。”江宏告诉记者。

江宏解释道，这种出尔反尔的过家家心态或许来自海外拍卖的“零风险”，支撑交易的不是保证金，而是信用。“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场上赢得了惊叹，却丢失了敬佩！他们自以为钻了空子，保住了真金白银，诚信危机却在制造一个更大的黑洞。”

据了解，在国外，商业诚信是普遍共识，作用举足轻重，一套行之有效的“黑名单”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买家一旦违约，个人的诚信将受到怀疑，由此波及的可能是你全部的事业和生活。一家国际大拍卖行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一位买家竞得一件艺术品后因经济问题无法按时付款，最后连保险、银行等都拒绝为他提供服务，导致此人自杀身亡。

在江宏看来，艺拍时的竞价应该理性，对拍品要有一定的了解，对价位心中也要有一杆秤，否则不是成了冤大头，就是以损害诚信作为代价。

中国人为什么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这种思维惯性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口号，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创造力缺乏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文化发展之道。无论是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各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造层面，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和“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配合，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较快地摆脱了文化“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面向大众的、健康向上、繁荣活泼的文化艺术事业格局，对我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具有经典意义和跨时代价值。这句话本身没有排他性：它并没有要求古人没做过的我们不能探索，洋人没做过的我们也不能探索。但是，在思维惯性和创作惰性的促使下，某些人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产生了误读，似乎中国文化艺术只能是古人或洋人“成品”的二次开发和解读，或者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不模仿借鉴古人、洋人，就无法独立创作、探索各类艺术规律、进行原创性创造，并实现“中为洋用”。

这种误读也渗透到了我们的艺术教育当中。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影视领域的远发性创作，固然在知识修养的积累上必须向古人学习，向洋人学习，需要挖掘、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生产、创造。但是，“掉书袋”和“唯洋是尊”成为各艺术行业几乎固化的思维模式，“泥古”和“泥洋”严重制约了文化艺术的创造力，而对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原创性探索、研究的成果则较少。这样的结果延续到我们的教学中。教师要不搬运外国的，要不就搬用古代的，几乎没有以“学术原创”引领教学，以“原创思维”培养学生进行学科前沿性探索的概念。

改造古人、改造洋人，操作上相对来说简单，效果也明显，因此大家纷纷寻求“古代”或“舶来”的思维创造拐杖，忽略了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门类都是潜在的艺术创造规律的某个时代特定显现样式，相对于未发现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它们无论多么辉煌，影响多么巨大，也只是沧海一粟。人类的文明历史已经行进了几千年，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毕其一生发现并以某种形式锻造成文化成品面世，这个队伍无论如何庞大，成果无论如何繁多，相对于广袤无边的宇宙时空，它们都是极微小的流沙，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发现”。也可以预言，随着人类历史不断行进，潜在的艺术的规律，未被发现的创造可能性（样式、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品）会不断被发现、提取并转化为产品、作品。这广袤无边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隐蔽在迷茫大千世界背后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也是一块等待发现的处女地，是“古”和“洋”所不能涵盖的。

长期“泥古”“泥洋”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的习惯性依赖，对原创文化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这种思维惯性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进入21世纪，我们既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成为世界文化引领国家，中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否创造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样式（这些样式应该是秉承了中国文化精神和灵魂，但融入了“全球化”时代元素并具备世界意义，而不是古代的“原装”再版或时下“改版”），为中国文化史创造新的辉煌，并在世界传播，成为世界流行样式，实现文化上“中为洋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文化战略。

组织力量投入对“古人”、“洋人”未涉足、未开垦文化艺术“极荒世界”的研究、探索、开拓，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中国文化的样式，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接续已延绵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之链，形成和“汉风”、“唐风”并驾齐驱的国风和文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如果我们继续承袭非古即洋的思维模式，一国之文化精英仍迷恋于“改造”、“加工”、“模仿”，那么我们的文化势必永远沦为文化艺术的侏儒，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清 乾隆 白玉龙纹宝盒

　　5月14日，荣宝南京分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将在南京盛大开槌，本次拍卖汇聚了中国书画、古董珍玩、云锦紫砂等近千件艺术品，总估价近亿元。在古董文玩专场中，海外回流古董珍玩精品成为本次拍卖最大的亮点，其档次规格之高也创下南方古玩拍卖专场之最。据悉，本次拍卖的预展时间为2011年5月12至13日，拍卖时间为5月14至15日，地点均在南京图书馆。此外，5月1日至3日还将会在无锡市崇安区文化馆，5月6日至8日在苏州南园宾馆东门举行拍前巡展。

　　即将上拍的“清乾隆白玉龙纹宝盒”昨日在南京媒体前惊艳亮相。此白玉龙纹宝盒，是乾隆帝的御用宝爱之物。玉盒选用一流的和田白玉籽料，致密温润，纯洁无瑕。整器分四层，由大小六个盒子组成。构思极巧，每两个盒子均能如俄罗斯方块般自由组合相套，扣合严密，间不容发。雕工亦极精，盒盖上浅浮雕方折夔龙纹，第二、第三层均为小盒，盒盖上亦浅浮雕方折夔龙纹，第四层亦即底盒。整器造型别致，工艺精巧，抛光明亮。外底阳刻“乾隆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据悉该件拍品的起拍价就在480万元，成交价有望攀升到千万元。

2011年1月26日，中国美术馆拉开了“50年捐赠作品大展”的序幕，展厅醒目位置摆放的是邓拓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捐赠的国画精品——苏轼的《潇湘竹石图》，这幅画成为整个展览的重头戏。大文豪苏轼的绘画作品，如今传世的仅存两幅，《枯木怪石图》在抗战时流入日本，《潇湘竹石图》是国内孤本，弥足珍贵。

林语堂曾经评价苏轼的画作是中国艺术的印象派。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美术馆珍藏的这幅苏轼孤本价值连城。现在艺术品市场上，宋代书法就拍出了几个亿，如果《潇湘竹石图》现身拍卖行，起价就会超过4个亿。”

金陵李家秘藏两百年

这幅《潇湘竹石图》为绢本，纵28厘米，横105.6厘米。画作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湖南省零陵县西潇、湘二水合流处遥接洞庭的苍茫景色。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

除了艺术上的不凡造诣，《潇湘竹石图》最难能可贵的，是其流传有序的身世，画作上包含了元明的26家，共计3000多字的题跋，这些题跋有的叙事，有的赏析，有的仅是发表赞叹之情。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保存至今，历代书画鉴赏家功不可没。

26家题跋始于元代，止于明嘉靖年间，图卷曾秘藏于金陵李家近两个世纪未曾流出，今天我们所知的画作流传历史也是从这些题跋中所得。

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湖南书画收藏家杨元祥在画作上第一个留下了题跋，十五年前，杨元祥在湘中故家见过苏轼此画，现在湘中故家欲将其出售，杨元祥便引荐南京人杜德甫购之，并作题记，至于湘中故家如何得之并未交代。

明洪武初年（1370年），李秉中从杜氏手中购得此卷，如获至宝，由李秉中之子李从善重新装裱后藏于家中，李从善从此继承父亲意愿，对此卷“珍藏愈固”。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金陵李家的传人李甲峰携此卷来到江阳（今四川泸州），在这里偶遇了年近七十、乞老归故途经此处的明代文学家杨慎，席间杨慎在画作上留下了一篇赏析的七言跋文，杨慎的墨宝对《潇湘竹石图》无疑增色不少，而跋文本身也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杨慎因为明代的“大礼议”事件，曾被皇帝流放三十年，就在他题东坡画卷时，云南巡抚又奉密谕追捕他，翌年七月，杨慎死于永昌(今云南保山)。

从明洪武初年李秉中购得此画，传与其子从善，到嘉靖年间李甲峰时已有八代，金陵李家得此画卷，代代相传，视为绝世珍宝，其间近两百年历史，而后画作如何流入市井，又有谁有幸见到了这幅古画，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

邓拓慧眼识珠天价收购

到了近代，《潇湘竹石图》的私人收藏者有两位，第一位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白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二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一个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潇湘竹石图》成为国内唯一的苏东坡画作。

1961年，白坚夫经济困难，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他曾专程到上海，却没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他的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看，但是鉴定过程中有专家认定这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558年，杨慎在四川泸州（江阳）除了为《潇湘竹石图》题跋之外，还曾经为另一幅元人临摹东坡壁画的《风雨竹枝图》题跋。两幅画作都下落不明，一些学者误认为这两幅图卷为同一幅画卷，否认《潇湘竹石图》为东坡真迹。白坚夫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铠先生在京开会便找到杨，杨仁铠就推荐他去找邓拓。

巧的是邓拓也正在急急寻找这位白先生的下落。一次邓拓从外地出差回来，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告诉他，前几天一位四川来的老先生曾拿着一幅苏东坡的手卷《潇湘竹石图》来荣宝斋询问价格。由于客人要价较高，荣宝斋一时难以筹措到钱，那位客人走了。邓拓于是拜托许麟庐打听这位客人的去向。

《潇湘竹石图》在圈子内引起不小轰动，但是画作的真伪却一时成为难题。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邓拓认为，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立刻赶到周家，一边仔细端详这张不足一尺见方的印刷品，一边听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

这一天，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找到邓拓。白坚夫的历史背景特殊，鉴于当时的特殊年代，许麟庐只介绍画，并不介绍卖画的主人。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它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囊中羞涩，老先生你准备要多少钱？”

白坚夫看到邓拓对这幅画十分看重，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于是价钱很快谈妥，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也有说是3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答应当即付给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邓拓成为《潇湘竹石图》的最后一位私人藏家。

捐给国家没有任何仪式

收藏了这幅画后，凡是可能和苏东坡的画有关的东西，邓拓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准确判断画作的真伪，他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一起研究和辨别。

可能是因为树大招风，1963年秋天，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随即，北京市委组成调查组查处此事，所幸很快就弄清了邓拓买画的风波。

1964年邓拓请许麟庐帮忙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4件佳品，经过仔细斟酌，小心盖上他的收藏印后，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平静，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纸证书。

邓拓捐赠的这批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都是出自名家手笔，包括徐文长、八大山人、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件件都堪称无价之宝。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著名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

佳音/文 摘自《文史参考》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花鼓戏《老表轶事》——湖南省花鼓戏院。

今年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30周年，为进一步促进繁荣中国舞台美术创作和学术交流，一场名为“乘光如歌，对语正平”的舞台灯光艺术研讨会4月3日至6日在杭州举行。这是国内第一次以戏剧舞台灯光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

40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以展示、讨论的方式，不仅对舞美灯光设计家周正平的个人创作及风格进行梳理、探讨，还就国内戏剧舞台灯光设计创作、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业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梳理舞美灯光发展脉络

周正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灯光设计，在近30年的工作时间里，他的作品涉及京剧、昆剧、越剧、川剧、秦腔、豫剧、评剧、粤剧、花鼓戏、曲剧等40多个戏曲剧种以及话剧、歌剧等舞台领域，参与设计作品250多部，几乎拿遍了国内舞台灯光设计的最高奖项。他的灯光设计体现出戏曲婉约的古典气韵，使现代化的灯光与中国古老戏曲相融，形成“以光代景，以光传情”的诗化艺术风格，被誉为“灯光诗人”。周正平作为中国当代具有重要地位的舞美灯光设计家之一，他的个人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探讨周正平作品，能够清晰地触摸到国内舞台美术的发展脉络。

做为研讨会的首位发言人，著名导演杨小青回顾了她和周正平自1986年以来合作的作品，认为周正平从《大观园》起步，由《陆游与唐婉》露峥嵘，到《西厢记》成熟，为提升越剧现代审美，树立诗化写意的舞台美学做出了贡献。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季国平表示：“周正平的灯光艺术探索和创作的过程，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年代，伴随着现代舞台科技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我国当代戏剧艺术新的繁荣。作为当代颇具代表性的灯光艺术家，研讨周正平的灯光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研讨当代中国的舞台灯光艺术，研讨当代戏剧演出舞美的发展历史。”

巧用科技 理性创作

研讨会上，当下舞台灯光设计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成为焦点之一。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蔡体良总结道：“国内目前70%的舞台灯光还没有进入艺术创作层面；70%的现代设备和器具还停留在照明的功能上；70%的舞台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地、艺术地运用。”

而奢侈豪华的“晚会化”舞台亦被专家诟病。季国平指出，无节制的大制作令人对舞台美术失去好感，甚至演员表演水平的下降也与当前的舞台美术风气有很大关系。如何把技术性很强的灯光设计与艺术性极高的舞台创造相结合，把灯光技术转化为戏剧艺术的创作手段，特别是如何运用到民族戏曲艺术上，是要有大智慧的，如果忽略了戏曲的特性和剧目的实际，过度使用舞台技术手段未见得是什么好事，有时大制作反而使人对舞美失去好感。季国平举例说：“现在青年戏曲演员表演水平的下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原因之一，与演员对舞台技术的过分依赖或舞台技术不节制的干扰是否有关？值得我们深思。”

对此，蔡体良也深有体会，当前舞台美术创作的态势五花八门，有摇旗呐喊的，有占山为王的，有摆弄包装的，而循入“晚会化”的泥潭或走“豪门”的路径等等，心态浮躁，少了点理性思考。

在此背景下，周正平的“巧用”“惜用”灯光无疑凸显其重要的研讨价值。蔡体良指出周正平在替代颜料画的布景创作历程中，用“墨”愈来愈惜墨如金，用“色”愈来愈纯情，表述的语言也愈来愈简练、深沉。周正平自己总结说，“设计者要有导演意识，要有整体思维”“要用光如泼，又要惜光如金”“摆对灯光在戏剧中的位置和作用，该繁则繁，该简则简”。

同时，业内专家发出呼吁，目前国内尚无与当今舞台灯光创作相匹配的理论作品，希望业内同行为新时期新剧目的舞台灯光尽早进行理论总结。

带领中国舞台灯光走出国门

由于这些年在灯光设计上取得的骄人成绩，周正平的作品频频在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舞台上得以展现。他多次参加世界舞美界的奥林匹克——布拉格国际舞美展以及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世界舞台设计展，向世界舞美界展示中国当代舞美艺术的独特风采。

而此次举办的周正平灯光艺术作品研讨会同样引起了国际舞美专家的关注，现任国际舞美组织主席路易斯·詹森（荷兰），前任主席迈克尔·伦瑟（美国）以及来自瑞士、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专家代表参与了会议。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戏剧系教授的迈克尔·伦瑟认为，周正平“拥有艺术和技术的才能”，设计出的是“富有想象力的灯光”，能让“观众更加愉悦地享受演出和理解演出”。迈克尔对于周正平两部灯光作品专著予以高度评价，他说：“专门介绍灯光设计的书籍目前不够多，我们有幸看到周正平的灯光设计实录，为这一学科的文献增添了非同寻常的新品。”

最近国际舞美组织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向周正平发出邀请，周正平将作为中国灯光设计师携作品参加今年的“布拉格国际舞美展”。

 核心提示：最近韩国SBS电视台热播中的周末剧集《新妓生传》，本月10日播出的《新妓生传》收视率为19。2%。妓生指的是朝鲜半岛古代为朝鲜国王，两班等提供歌舞表演的艺妓，最早出现在高丽王朝时期，其社会地位在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时期属贱民。而艺妓是一种在日本从事表演艺术的女性工作者。工作内容除为客人服侍餐饮外，很大一部份是在宴席上以舞蹈、乐曲、乐器等表演助兴。18世纪中叶，艺妓职业渐渐被女性取代，这一传统也一直沿袭至今。艺妓并非妓女，她们的交易是满足男人们的梦想——享乐、浪漫和占有欲。通常与她们交易的，都是上层社会有钱有势的男人。

新妓生传

韩国SBS电视台热播中的周末剧集《新妓生传》，本月10日播出的《新妓生传》收视率为19.2%。

韩剧新妓生传剧情介绍：妓生指的是朝鲜半岛古代为朝鲜国王，两班等提供歌舞表演的艺妓。韩剧《新妓生传》是以伦理亲情为主线的一部剧，由林秀香、金惠善、成勋等主演，主要讲述的是现代韩国的妓生如何在新时代下生存的故事。

丹丝兰是艺术学院学古典舞的，为了补贴家用偶尔到有钱人家去跳舞，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为亚多模奶奶跳舞，她的舞姿把亚多模深深的迷住了;在离开的瞬间坏掉的发夹成立定情的开始，与同学在咖啡厅聊天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女人给了她一张芙蓉阁的名片，邀请她去那里教古典舞，同学们都在猜芙蓉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原来“芙蓉阁”是只接待VIP的烟花之地……

妓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最早出现在高丽王朝时期，其社会地位在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时期属贱民。妓生都接受过相关培训，许多妓生有很高的艺术造化，有些更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大多数妓生的名字已被人们遗忘，只有很少量的妓生名字被流传下来。

同时除了民间的妓生外，朝鲜还有官妓。朝鲜历史上第一位被废的君王燕山君就曾带着官妓四处出游，并被每个进谏的大臣，施以酷刑。

韩国电视剧《黄真伊》，讲述的就是韩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官妓，她让无数男人为之折腰、俯首称臣，并称为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堪称韩国的“小凤仙”。

本报讯 （实习生 许光耀 记者 李峥）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传承京剧——京沪港名师名票联袂演出”21日至24日将在香港新光戏院举行。前昨两日，即将赴港演出的京沪优秀教师举行了汇报预演。

为发现并造就更多优秀中青年教师，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了两届 “全国艺术院校京剧表演专业中青年教师教学交流展示”活动。此次沪、港演出的中国京剧艺术团演出阵容由参加过2008年、2010年该活动的部分获奖教师组成。在沪演出形式包括教师演出、学生演出、教师教学等。在港演出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香港“振兴”京剧票房的票友演出，如《龙凤呈祥》《遇皇后、打龙袍》《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

 悲鸿《奔马图》

廖静文写鉴定证书。

从北京回来后,南京藏家方先生这几天仍然沉浸在兴奋中。4月1日,本来是愚人节,可就在这个日子,他真真切切见到了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先生,真真切切地听廖先生确认了他刚刚收藏的“悲鸿马”的真实性。廖先生甚至对他说:你赚了,赚了几百万了。

一幅画勾起老人尘封记忆

当从朋友处听说有人手上有幅徐悲鸿的《奔马图》愿意出让时,对名家精品向来敏感的方先生立即产生了浓厚兴趣。展开画的一瞬间,这扬蹄奔跑、脚下生烟、鬃毛高扬,充满昂扬斗志的奔马立即以满纸的精、气、神打动了方先生。还好,买家的开价尚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于是,爽快成交。

4月1日,朋友帮他约好了廖静文先生。谁也没有想到,打开画纸后,老人原来平静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话语速也明显快了起来:“这是真的,这么多天了、一个多礼拜了,总算看到一幅真迹,现在假的东西太多了”。她一边细细审画,一边回忆:“这幅画我知道的,是在盘溪给叶浅予画的,不但是真迹,还是精品,因为是给道长画的嘛。那时候条件困难,纸张不好,这是高丽纸。”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酣畅淋漓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浓淡枯湿之间,一派浑然天成。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强,前伸的双腿劲挺有力,整匹马似乎要冲破纸面跑出来。

她又问方先生:“这幅画哪来的?”“买的”,方先生恭敬地回答。“多少钱买的?”“180万”,方先生坦率相告。“喔,那你赚了,赚了几百万了”。因为,2010年秋拍,同样一幅徐悲鸿赠给叶浅予的“白马图”,在京城拍场上拍了1680万。随后,廖老亲手慎重地给方先生写下了鉴定证书,又欣然答应与这幅“悲鸿马”合影。并嘱咐助手到资料室给这幅画拍个照片,给徐悲鸿纪念馆做个资料,存个档案。

画作见证徐悲鸿叶浅予深厚友情

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兴起,徐悲鸿的马便以绝对主导的势头,进入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拍卖会中,引领着近现代绘画的整体市场行情,成为拍卖市场的风向标。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在拍场的“真马”“假马”岂止上千。真是铺天盖地,鱼目混珠。难怪廖静文先生要感慨:难得见到一幅真迹!

此幅奔马图上有款识:浅予道长雅教。此画浮出水面的背后,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徐悲鸿与第一任国画系主任叶浅予的深厚友谊。徐悲鸿与叶浅予的关系甚笃,1944年。叶浅予于重庆举办“旅印画展”,徐悲鸿兴奋不已,当场定购叶两幅舞蹈人物画,撰文称“国画中如此高手,五百年来,仅有仇十洲、吴友如两人而已”;“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对艺术家的最高赞许溢于言表。1947年,北平发生“倒徐运动”时,叶浅予站出来支持徐悲鸿。在那个指鹿为马的年代,友情的最高境界也无非如此。两人书画往来的背后,当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而方先生的收藏经也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能够淘到这样的精品,需要眼力也需要胆量。再三追问之下,“深藏不露”的他透露了自己的收藏经:盯名家精品,一旦看准,就不惜代价。2000年的时候,他甚至把自己的一套别墅卖了96万元,转而买进了《石渠宝笈》著录的一件精品。当然,不惜重金的同时,也需要不断练眼力，数十年来,他一直把精力花在研究中国传统书画上。　 本报记者 冯秋红

阿城（左一）为侯孝贤（中）、刘小东捧场。

新京报 （记者牛萌）3月16日，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携团队来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与200多名粉丝一同分享了围绕画家刘小东拍摄的纪录片《金城小子》。这部时长72分钟的纪录片以刘小东回到故乡金城作画，筹备名为《金城小子》的画展为背景，客观呈现了刘小东的创作历程和返乡情思。放映结束后，侯孝贤、刘小东等主创一同上台与观众互动交流。侯孝贤感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金城。”

许多观众冲着侯孝贤的名声来欣赏纪录片《金城小子》，但事实上侯孝贤的真正身份是《金城小子》的监制，亲手操刀上阵的是侯孝贤的爱徒、台湾知名青年广告片导演姚宏易。据悉，侯孝贤表示姚宏易和刘小东的交情接近20年，他个人也很欣赏刘小东的绘画。去年刘小东准备筹办《金城小子》画展时，与侯孝贤团队一起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构想，“小姚已经是很成熟的导演，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让他担任现场执行导演兼摄影。”

据侯孝贤现场“爆料”，《金城小子》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老朋友、作家阿城的点子，而侯孝贤在拍摄过程中探过两次班，与金城的父老乡亲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悠闲时光，还在片中献唱了一回KTV。

《金城小子》是刘小东继与贾樟柯合作之后，第二次以创作者的形象进入著名导演的镜头视野。据悉，从3月19日至4月9日期间，UCCA艺术影院将于每周六独家放映《金城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