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生于1963年的建筑师王澍获得这项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

这个奖项或许能让一向有诺奖情结的一些人稍感慰藉。但王澍接下来对中国当代建筑以及城市化的批评，却可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他说，原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但这些美丽被一些人破坏了，然后这些人告诉你说，这就是现代都市；他说，在30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千城一面”；他还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客观地说，王澍批评的“千城一面”并非一人之感受，此前很多人都发表过类似意见，其中不乏国家住建部官员。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遏制这种情形的蔓延？

当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决策者都在豪情满怀忙着“城市化”的时候，王澍的批评实在微弱得很。他那些批评，意思诚然不错，但若说还能改变些什么，推动些什么，似乎并没那么简单。城市建筑能不能接续历史传统？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栖居？这些问题回答起来恐怕都不是那么轻松。

王澍批评了，却也早已行动了。王澍设计的“钱江时代”居民社区，垂直的塔楼开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希望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样的努力用心良苦，但这样的传统回归却并不容易，不仅讲究“容积率”的地产商不认同，那些习惯了邻居相见不相识的住户对此也缺乏认同。

但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但他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那种一味大拆特拆的思路是多么愚笨。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建筑师的个体努力，或可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地方的小环境，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建筑师的无奈、无力、无助则更显而易见。王澍自己说，北京面目全非，可他又何尝认识自己一直生活的杭州？在拆迁飓风席卷之下，中国哪个城市又能够独善其身？

据说王澍十几次去巴黎，每次都要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王澍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其实，传统并不神秘，也许就是一种人与环境相互尊重的氛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只是这种变迁比较平稳，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性的过程。然而，我们眼下大大小小城市正在进行的，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记忆毁灭行动。

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这样评价王澍：“王澍证明了中国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创意，几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与自然和谐共融。”也有人认为，王澍的获奖恰好暴露了中国建筑的问题，他获得的认可越多，就越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环境是多么令人不满。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王澍的获奖，最起码的一层意义，是促动更多人去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之于中国城市的未来，一个王澍，远远不够。

听到“中心内爆”和“相对位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宇宙天体物理学论述的高能粒子的撞击，还是大陆漂浮学说讲座？其实，这是一篇文化批评中一个句子的用语。你是不是有点惊诧，觉得有点“妖”？

这里，不妨再摘引一句以饷同好：“文化在一次全社会的文化解码间完成着若干现代性话语之大叙述的编码，在一场意识形态的祛魅式中布下重重新的雾障……这是‘中国’魔环内循环历史（非历史）的终结，是加入‘人类’线性进步历史的全新开端……”不要说列位读者读得累，我抄得也很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要读懂还是要颇费脑筋。

因为各种新的文化力量和处于艺术与社会交界处的新的文化现象，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批评应运而生成为近年的一门显学，热闹非凡。但是恕我直言，这些文化批评和研究大都发表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局限在所谓的学院里，困囿于越来越狭隘的学者圈子里，对于真正的文化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介入和推动作用。

我认为，文化批评的搁浅现象，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言说方式。文化批评要脱下学者“高贵”的冠冕，用寻常百姓的身份和话语，同芸芸众生用真心、诚心、热心去交流。

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象牙塔里的经院哲学，不是被术语包裹得严严实实或者云遮雾罩的高头讲章，因为它面对的是大众日常生活困惑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大众释疑解惑的良师益友。文化批评要说的不是简单直白搬用意识形态用语的官话，不是藻辞华丽排比连连的套话，也不是诸如“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一类正确的废话，也不是漫无边际却甜得发腻没有方向瞎抚慰的“心灵鸡汤”，比如对生活失望者说永远不变的“明天会更好”。文化批评提供的不只是希望而是生活的意志和勇气。文化批评要说出实实在在、结结实实的“人话”。每一个文化批评从业者，要坚守高尚的职业操守，把蕴含着真善美的价值，用最亲切、最感性、最直通人心的表述，送抵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深处。

文学批评研究面临重大考验

说起文学批评，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在多数，而大多也将它归入到“中文系”专业的专属名词，其实，从古至今，文学批评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最近几十年也在不断拓宽边界，向国外学习，就连我们平日读到的小说，也与文学批评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而近几年，文学批评也渐渐成为辽宁文化宣传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了推动辽宁文艺事业的发展，形成更浓郁的文化氛围，3月20日、21日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高端论坛，旨在推动“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这次论坛吸引了格非、陈众议、范小青、王尧、吴俊、孙郁六位学者和知名作家，畅谈自己心中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以及该如何的重建。在现场，记者发现，不仅有专家和学校的老师，还有不少研究生和大学生。他们告诉记者，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老师们的演讲很精彩，他们也从作家、学者们的分享中，体会到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独特光彩。

陈众议：重建首先要做自我批评

在论坛的第一天，陈众议谈到了重建，他说到：“重建就有很多问题，首先我们要做自我批评，今天我是来做自我批评的。 ”此话刚一落下，就引来了一片笑声，但笑过后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思考起了“重建”这个严肃而又棘手的问题。“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当然不是截然分家的，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确实是没有完全肩负起它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职责。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文学批评一直在引领着时代，担当时代文化理论的先锋。中国古代也是这样，我们看成就最大的非孔子莫属，孔子的《论语》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于丹、余秋雨的文章。

在今天谈‘重建’，其实我们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第一，无论国学是热还是冷，现在大家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很多书籍触手可及。第二，这30年，受西洋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基本摸清了一些路数和脉络，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无论是心智上的准备，还是学术上的建构。 ”陈众议说。

陈众议表示，重现建构就必然会有所突破，也就会打破一定的传统，这些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的选择。他希望得到大家认同的观点是：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一切文学理论也都是当代的文学理论。今天，学习古典文学，也是在现有的状况下再去研究，这其实既有它的当代性，也有难点藏于其中。曾经认为对的很多理论，多年过去之后，它们就应当是被辩证的来看，重建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陈众议，中国知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代表作品有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等。

范小青：当下是文学创作最好的资源

“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一直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他明明生活在当代，但是他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的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这种作家我觉得是非常有天赋的，他非常有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从我个人来讲我就不是这样一个作家。 ”知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这样说道。

她说：“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所以说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来讲，我是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我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词，作家的库存，作家有一个仓库，他仓库里的存量有多少，有的作家长期的坐在书斋里面，他的库存就会减少。 ”

谈到这里时，范小青对我们生活的年代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说：“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辆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80、90后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车上，成长了20年，始终在这个车上快速的前进。但是我们这代人就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个牛车上长大的，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个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太快的火车我们就会晕眩，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

范小青总结了她眼中当下社会的一些特点：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事情多，另外一个就是利和义的关系。“在这样几个特点之下的文学创作是面临着一个既好又坏的一个时代，正是因为既好又坏，它才会成为最好的资源。 ”这种资源有着它的双面性，就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和使用，在创作是发挥哪一面，这对于当下的作家是一种考验，对读者是一种考验，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更是一种不可小视的考验。

范小青，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裤裆巷风流记》、《个体部落记事》、《采莲浜苦情录》、《老岸》、《费家有女》、《城市民谣》、《城市之光》、《女同志》等。

格非：中国迄今只有三部好小说

格非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一些想法，就在他与朋友交谈时，也会提及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性，所以，在本次的演讲中，格非可谓是说出了“心里话”。“中国的批评或者文学理论需要某种变化、变革，但却很少有人真正的、切实地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文学批评从文学研究的学科门类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是在整个20世纪，文学批评的领域之大让今天的人吃惊，它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比如说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门类。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文学批评，它不仅仅跟文学有关，它也涉及各个方面。所以有人说19世纪是一个小说的世纪，20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世纪。 ”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文学批评，格非从最熟悉却也最陌生的准文本说起了。“什么叫准文本，大家看一本书，除了正文以外，书里边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信息，比如封面、插图、腰封、封面上会有文字等等，所有这些非正文的信息，附着在一本书里面的信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准文本，它不是正式的文本，但是它非常重要。要讨论小说评点也必须要从它这入手。 ”

其实对小说的评点，毫无疑问它也是准文本，但想要跳过去却又不可能，如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小说评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带有某种强制性。也正是有了这种评点，影响了读者，影响了作者的写作内容，让很多流传下来的内容受到了删减或增加。

格非说：“中国这么多年发展下来，用张爱玲的话说只有三部小说是好的，《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我的看法跟张爱玲一样，这个‘三部’也是经过很多的文人不断修改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评点出现的作用功能不仅仅是指导读者，它本身也是作者的一个部分，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个创作的工作。 ”

格非，本名刘勇，生于1964年，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今年的茅盾文学奖结果出来了，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成为新科茅奖作品。

对于茅奖，批评回回有，今年还真不算特别多，不仅不多，批评里面连靠谱的都不多。比如初选结果出来时，前10名中有8名作协主席或副主席，对于媒体和网络而言，这是最好的新闻点，于是茅盾文学奖迎来了第一波批评浪潮，质疑茅盾文学奖成了茅盾文学主席奖。再比如，以程永新和张颐武为代表，矛头集中在对张炜《你在高原》的450万字上，认为这么长超出了理解能力，评委根本没时间看完，所以评奖不负责任。

除了主席身份和超长字数外，人们再提不出批评意见，这届茅奖倒是近几期受到质疑最少的一届。实事求是地讲，正面肯定的意见还是挺多的，莫言、刘震云、毕飞宇这三位入选，无论文坛地位、作品实力还是公众知名度都属众望所归。尤其是莫言，每次都是热门，每次都落选，成为茅奖历史上标志性的悲情人物，也成为公众质疑茅奖最有力的理由。在一次次“陪太子读书”之后，跟上届的贾平凹一样，莫言终于得到茅奖的正式“追认”，沉冤昭雪。但人们还是不满意，又好像说不出来，不满意在哪里呢？

总体看来，我对这届茅奖印象还不错。以往茅奖遭人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评奖程序不透明，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二是有些作品被当做任务硬性获奖。由于今年实行了评委实名制，评委人数也大大增加，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减少，暗箱成了玻璃箱，评奖过程走向透明，所以，往年对评奖程序的质疑基本消失。这是本届茅奖最大的一个进步，批评者围观者是能够看在眼里的。第二，获奖的五部作品总体上靠谱，获奖者也都是文坛一流好手，政治化的色彩比较弱，这一点值得肯定。唯一引起争议的《你在高原》，还是因为它的长度（可以断定，批评者没读过那部作品，包括我自己），张炜作为反世俗的代表作家，还是受到尊敬的。

这两点进步，再加上连续两届对贾平凹、莫言进行承认，使我对茅奖高看一眼。抛开“出身论”，一些民间奖项与它相比并不占优势。它更无疑比“兄弟奖项”鲁迅文学奖要靠谱得多。

至于有人不满意，我想一个原因是跟获奖作品的分量有关系，相对茅奖历史上的一些大作品，这次的获奖者的作品整体有些“小”，分量有些轻。而且作家得到肯定的，往往不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如莫言的《蛙》，跟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比起来逊色不少，毕飞宇的《推拿》也是如此，他们的本次获奖，就难免有“迟来的正义”之憾。

但是，我们还是要批评茅奖，这些程序和技术上的进步，遮盖不了茅奖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茅奖自身的问题。

茅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听到这个问题，人们都会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拿出来说话，这说明大家对茅奖的取向是有直觉上感知的，大致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的、民族性的等等，当然，首先是政治立场没问题的。而贾平凹的《废都》没戏，很颓废，不健康；莫言的《丰乳肥臀》看名字就没戏，低俗……

在茅奖那里根本没戏的好作品，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在本来就土壤贫瘠的文坛，茅奖只取了不违背官方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瓢水，如何能浇出百花齐放、植物风貌的文学大森林？茅奖通过对入选标准的把关、评奖程序的设计，通过对获奖作品的过滤，通过使一类作品获奖，淘汰其他类型的作品，来掌握着中国文学的走向，用一根指挥棒操纵着中国文学的旋律，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掌握。很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依然被当做一种工具、一种武器，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

本届茅奖初选的时候，前10名中有8名作协主席和副主席，这说出了一个公开秘密。因为这么一条“规定”，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资格当上省级的作协主席，通过这种对遵“茅”学“茅”并表现优秀者的奖赏，实现了对整个中国主流文坛的掌握。所以我们知道了，茅盾文学奖是一种文学独大的地方，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是“现实主义杰作”频出的地方。但我们想看到的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学呢？

美术要坚守底线

7月29日，中国美协组织知名美术家、评论家与美术机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与吴长江、潘公凯、刘健、张旭光、邵大箴、薛永年、张晓凌、梁江、胡伟、袁武、丁宁、谢志高、杨飞云等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当前美术创作存在的恶俗现象，以及如何加强文艺批评促进美术事业健康发展展开深入讨论。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必然会伴随大量的恶俗现象，美术界也不能避免。然而，美术批评本身确实存在问题，有思想价值的批评难以形成，批评无标准、无目标的现象，广泛存在于美术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指出了美术批评界的顽疾。

与呼吁美术创作出现精品力作一样，美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反省如何通过文艺批评促进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可说者众多，局面改观不大。事实上，伴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批评界形成了写人的多、写问题的少，配合展览的多、独立思考的少，肯定的多、批评的少的局面。而这一切，与美术界的惯性模式化操作——办展览、开研讨会、上拍市“三段式”以及金融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后给美术创作带来的固有格局改变密切相关。

与会者指出，当前美术界的乱象也是各种各样，应予以关注。比如，美术品进入金融操作、股票炒作，古代和已故名家作品尚可接受，当代画家未有定论，以股市运作将给大众股民带来大风险。这是有悖于艺术规律的。比如，美术品成为送礼用品，成为权力寻租的手段和助长腐败的恶俗。再如，公共殿堂悬挂美术作品，缺乏选择标准，有损艺术形象。美术展览参差不齐，对外展览以次充好，美术“大师”遍地都是。

在此背景下，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提出，美术批评家要加强理论学习，通过素质和学养的提高，建立起更为专业的评价标准。

职业操守和学术底线美术批评要始终坚守，这是与会者的共识。然而，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我们批评什么？怎么批评？这些才是面对如今多元化的美术格局需要美术家认真思考的。

与会者指出，严肃性、学术性的批评和市场化、时尚化的言论在当下的美术界并存，甚至后者的影响力要超过前者。人情稿、软广告等充斥在各种展览画册、报刊中，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发自内心的良知声音，兼具专业判断、独到发现的“真批评”才更为可贵。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美协等美术组织在抓创作、办展览中长期坚持的，而为文艺批评创造宽松环境以及形成独立严肃的学术氛围却需要方方面面通力合作、共同营造。

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表示，如果我们观察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不难发现，文化在其中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可实际情况是，如果在文化上的投入不够，一旦资本介入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很难保证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的平衡发展。

与会者一致呼吁，希望从完善机制和政策支持两方面入手。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表示，国家只要投入不多的资金，办好严肃的学术期刊其实并不难。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表示，如果批评只是建立在市场起主导的美术世界中，批评的规范和批评的良性运作架构很难建立。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各方面通盘考虑、合力完成。

媒体的良知和责任或许也是解决这个尴尬的一个途径，而这也是与会者一再强调和强烈表达的。新媒体改变了原有大众传媒的格局，习惯于在传统纸媒发声的美术批评界，已经感到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具有的强大传播力。不少美术家也为很多有价值的评论得不到广泛传播而苦恼、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严肃美术批评发声微弱的现状。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表示，当前美术创作局面的繁荣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美协要继续加强服务，采取具体措施服务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服务美术家出好作品，服务中青年美术家以利于人才成长，服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段泽林)

7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加强文学批评、积极引导创作”座谈会。与会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和作协领导，对当前“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脱节现象”以及文学批评声音的弱化，或多或少表达了各自的忧虑。

回首近30年的光景，有人感慨“当下的报告文学好作品不少，但社会影响比起上世纪80年代有所减弱”。同样让人感到惋惜的还有诗歌，“诗歌应该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现在基本被歌词和短信取代了。”

其实，与30年前相比，这依旧是一个在急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本身依旧层出不穷地在给每一个创作者和记录者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其中有些素材的精彩程度甚至远远超越了创作者本人的想象力。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些素材并未进入一些创作者的视野，他们宁愿选择躺在时代的怀抱里装睡，清醒地闭着眼睛，自然便对这些素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那些能够取代诗歌的歌词或短信，无非是从生活中取材，触摸到了人们真实的情绪，才能表达世人共同的心声。它们从现实生活中来，然后到人们的内心中去；让醒着的人会心一笑，释放心中的快乐或缓解内心的无奈；让淡漠的人不至于在麻木中昏昏睡去，误以为眼下的世事与自己的生活无关。

一部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其功用则远胜于这些，甚至可以跨越历史和种族的隔阂，消除现实的敌意，弥合时间的伤痕。有作家在会上做了这样的对比：美国人创作出的《辛德勒名单》和《美丽心灵》等作品，深深地感动了德国人，但“我们的抗战题材作品，没有一部能打动日本人。”

这多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也理应促使这个时代的创作者警醒。当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面对那些飞扬的尘土和深浅的车辙，一个有良知的创作者不应无动于衷，亦不应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文字。

漠视现实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在重大事件中每个卑微个体的焦虑、痛苦、无奈、失望甚至是绝望，在需要为公平和道义呐喊时，作家及其作品佯装出一副睡眼惺忪的状态——这样，如果是这样——文学乃至文艺便失去了在现实中存在的最重大的意义。这样的创作，甚至可能辱没作家在社会中尚存的名分。

毕竟“作家”这两个字，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被寄予了记录时代、反映世态、抚慰人心的使命。

作家和作品，不仅不应自己装睡，而且有责任唤醒那些昏昏欲睡或装睡之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责任和使命。

同样不该睡去的，还有围绕着创作者和作品而进行的文艺批评。有多位评论家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当下一些座谈会上，更容易听到的是一团和气的溢美之词。在真心批评与假意奉承之间，不少人选择了后者。殊不知，有勇气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认真研究了创作者和研读了作品的人，这样的阅读和批评才是对创作者和作品本身最大的尊重。

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该唤醒那些装睡的创作者，提醒他们如果一味地无视时代最真实的喜怒哀乐，只是乖巧地躺在时代的臂弯里做熟睡状，写一些梦呓般的文字，一旦他“醒”来，会发现自己已被抛弃。迎合某些短暂的幻象，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文学，或者说文艺的价值，用专家学者的话说，在于“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即便不能实现作品这种“扬善去恶”的价值，至少也应该做到“扬善述恶”。因为对善的忽视，便是冷漠；对恶的回避，某种程度上便是参与恶。

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甚至是读者，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谁都不应躺在时代的怀里装睡。面对那些装睡的人，需要给他们的是上满发条的闹钟，而非深情献唱的催眠曲。

唯如此，文艺方能自重，创作者和作品也才可能赢得尊重。

中新网上海8月1日电 (记者 应妮)以“文艺批评、学术争鸣和名誉侵权的界限”为主题的研讨会1日在此间举行，来自沪上的报人、法律界及文艺评论家人士齐聚一堂，以此前范曾诉郭庆祥及文汇报侵害名誉权案为由头进行讨论，其间有艺术评论家称范曾的流水线画作应该是商品而不是艺术品。

沪上著名老报人丁法章认为，现在的文艺界、新闻界，不少研讨会基本上都是唱赞歌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形成非常不好的一种风气。而中央高层也就目前文艺批评界的状况作过批示，认为倡导文艺批评，是文化界自我教育、遏制低俗、推陈出新、健康发展的追求机制。近期《人民日报》也明确提出“要提倡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多写中肯的逆耳忠言，少写浮夸的褒扬”。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品收藏家打破成见，敢于撰文，不点名批评了范曾这名画家对文艺创作的不负责任、不讲质量的表现；文汇报在学术专版发表这样一篇争鸣文章，可谓正当其时，“这种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南京《金陵晚报》副总编丁邦杰表示：文汇报刊载郭庆祥不点名批评范曾流水作业的文章被告上法庭，这件诉讼一度被新闻界传为笑柄，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北京昌平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文汇报对刊载文章没有进行严格审查而败诉，创下了一个打击正当媒体批评的恶例。

他指，范曾是国内外知名的公众人物，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名誉权往往和社会的舆论监督权、普通公众的知情权等互为消长。他引用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的话：“媒体是否构成对被报道对象的侵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对象感到其名誉受到了伤害，更应考虑记者及编辑在处理报道的过程中是否故意违反了新闻业者的基本伦理准则和正常工作程序。如果没有违反，或并非故意违反，则不应追究媒体责任。可以构成名誉权纠纷或诽谤罪的，只能是新闻报道，而不可以是评论性的文字。”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文艺批评权和名誉权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就是针对作品还是人品。从判决来看，首先法院已经认定一个事实，即郭庆祥所批评的对象是范曾的画、诗、书法以及作画方式，这个属于作品的范畴，也就属于文艺批评权的范围；文中涉及的“才能平平”、“逞能”等词，实际针对的是一种文风，而不是人风。因此该案不应属于名誉侵权。

在文艺评论家毛时安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创作者把这件作品当作作品在创作，要有很大的想象、投入和独创。从这个角度来说，范曾的这些流水线作品属于“商品”，更多具有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稍有不同的是写了两个字——“范曾”，但其本质仍是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篇文章不是文艺批评。

他坦言，齐白石晚年也做了很多商品，商品不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同时中国画也是个很复杂的体系。“我个人觉得，范曾这几年在弘扬民族文化上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的心态也扩张和膨胀起来了，这造成了他今天这个反应。”他认为，范曾的心态表明了当前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的基本心态，包括整个民族的基本心态，就是狂躁。这样下去，对整个社会的健康风气的形成，是很不利的。现在其实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完

据权威消息，目前，电视在中国内地的覆盖率为97%，公众平均每人每天收看电视节目将近3小时，其中看电视剧、综艺娱乐等文艺节目的时间占一大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认为，从传播渠道上说，这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学艺术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愿望。但是，尹鸿认为，当前缺乏客观公正的电视文艺批评，而且，“新的媒介环境和教育环境使批评家这样由专业人士承担的行业，今天已经变得门槛非常模糊，现在人人都可能是、可以是批评家，把他的批评传播给广大的受众。”

日前，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9周年，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电视文艺批评的当下思考”研讨会。

坚持批评中的真诚原则，提倡现实主义传统

“我认为中国电视批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回到起码的真诚：学术真诚、艺术创作真诚和说话者本身应该坚持的真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说。

这个观点在嘉宾中引发了共鸣。尹鸿说，诚实的态度在今天确实是电视文艺批评中首先需要的。当年鲁迅就批评过中国文艺批评中的“棒杀”和“捧杀”，采用哪种是根据批评者的主观好恶或跟自己有无共同利益来决定的。“诚实本来是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我们目前‘人情化’的泛滥，尤其不良风气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把底线当成要坚持的理想。”

时统宇还认为，当前还必须坚持电视文艺从创作到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因为目前影视创作的现实是“惩罚了、放弃了、淡化了、解构了、颠覆了现实主义倾向”。他痛心地指出，即使对我们最应该尊重的四大古典名著，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中，也出现了曹操变“愤青”、林黛玉“裸死”、关云长吃“春药”等情节，“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感到忧虑的现实”。

反对轻视收视率，也反对“唯收视率”

“将近70年过去了，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很多探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想说，要用文艺在人民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最终的标准，这一点肯定没有过时。”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这就对电视文艺批评标准的设立产生了有益的启示：要承认社会效果也是检验文艺作品的标准。

由此，他同时反对两种倾向：首先是轻视收视率和票房，因为收视率越高、票房越高，社会效果也就越大；但同时，他也反对把收视率、票房等同于社会效果。“无论多么好的作品、思想多么精深、艺术多么精湛、多么有创新能力，如果一张票也卖不出去，收视率等于零，那社会效果将无从谈起。但，在社会大众中所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不等于收视率，不等于票房。那些电影大片，看的人很多、看完了乱骂，这不能算作是一个好的社会效果。”

电视文艺应该不仅养眼更要养心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失语”，“引领”的作用缺失。某电视台以倡导中华民族亲情孝道为宗旨的优秀栏目《天下父母》，走过7年艰辛历程，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近年来众多地方电视台对西方电视栏目的照搬却此起彼伏，“选秀”、“相亲”节目大批上马。“电视文艺批评要防止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走出来，又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他说，“我们不能让电视文艺节目仅仅满足于养眼，优秀的艺术应该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更不能‘花眼’、‘乱心’。”

近来，冠名“幸福”的一系列电视剧《幸福在哪里》、《幸福密码》、《幸福还有多远》、《老大的幸福生活》等热播一时，其中不乏金钱、财富在百姓中间引发的各种纠葛。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由于我们过去一度强调政治斗争，忽略物质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物质生活的繁荣与幸福成了公众最重视的，成了电视艺术经常表达的对象，电视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坠入物化的空间，而是要坚持以心导物，心物互渗”。他说，电视艺术家应该发挥中国古典美学所强调的“兴味蕴藉”传统，把艺术家倡导的价值取向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而不是直接告诉公众，“仅靠简单地在电视上废除广告，大唱‘红歌’，不能达到目的。”

大众批评素养提高之时才是电视批评提高的光明之日

今天，电视文艺批评的渠道发生了重大改变，互联网论坛、博客、微博上都有大量与传统批评家的批评方式、工具不一样的批评者，很多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单位也已经习惯于在这些平台上观看观众的反响和意见，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创作。

尹鸿说，“我们在讨论当下的文艺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如何适应当下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找到新的批评渠道。”他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好的成长空间和成长环境，但大多数人还是缺乏批评的训练，缺乏艺术的灵感，必须提高自己的批评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候，只有大众的批评素养提高了，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电视艺术的水平才能够真正提高。”

上周，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揭晓，备受关注的作家韩寒凭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获得“年度小说家”提名，最终无缘奖项。去年，他的博客杂文集《可爱的洪水猛兽》同样获得提名，空手而归。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该文学奖创办人之一、评委团团员谢有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肯定不是对他（韩寒）这个人或作品有偏见，反而我觉得他的《1988》非常好。我自己也很意外，我自己是投了他的票的。”

以“独立、公正、创造”、“反抗遮蔽”为原则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迄今仍被认为是当今国内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项之一，评委集合了国内文学界有分量的评论家、文学研究者与文学编辑。所评对象或为大家，或为被遮蔽的新人新作。同时，这也是惟一一个把评奖过程对媒体与公正人员开放的文学大奖。按理说，任何一个奖项，只要坚持稳定、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就是“公正”的，即使有作家数度被提名又落选，也不至招来“阴谋论”的揣度，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评奖的价值标准是不是真的明晰？也就是说，既然被提名，那么得奖与落选的原因最好有个说法。

翻查了网络旧闻，发现去年关于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报道中有一则写道：“本届文学传媒大奖的评委分析韩寒杂文与该奖失之交臂的原因时表示，韩寒在文章里敢说，如果在网络上进行浅阅读可能还可以，但是作为纸质媒体出版，里面的观点和行文还需要打磨，提炼得更精深才行。与梁文道这类作家相比，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差别，文字深度不够。”这位评委具体是谁，在报道中隐去了。

两条新闻引起的联想是，好像有一种现象，很少看到某个人对韩寒的直言批评，无论在哪个领域里。毋庸置疑，韩寒的博客直言社会问题，言辞幽默，观点犀利，曾有人把他比作童话故事《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小孩，说了别人都看到但却没胆子说的话。他拥趸者众，乃至在挑剔的文化知识界，也尽得褒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寒各个方面都只能被夸赞，也不意味着他就此被剥夺了受“批评”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对一个年轻作家，严肃、中肯的批评指正显然比泛滥的夸赞更有帮助，大家仿佛都觉得这是个触霉头的事。

稍有人生阅历的人都懂得“批评”的价值，绝不是单向“负面”的，至少表明一个人受到重视，不然谁会浪费时间来琢磨你呢。但另一方面，我们阶级斗争的文化思想余留至今，又让人很容易‘歪曲’批评的善意。上周看导演冯小刚的微博，得此启发，他写：“陈光标做慈善有点高调，引起一些人的批评甚至还被一些媒体讨伐。行善的人接二连三被肆意攻击，被审查被逼着晒发票，捐了钱却像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真是比窦娥还冤。”你看，在愤怒的情绪里，“批评”很容易被穿上马甲，叫“讨伐”、叫“攻击”，变得很不“善良”，如此“面目可憎”，怎敢枉自出门？J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