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3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日前公布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和丹麦牛奶中存在一种“超级细菌”的新变种,目前已经出现人类感染病例。尽管这种抗药细菌不太可能通过奶制品传播,但是与奶牛接触的工人有被感染的危险。

  剑桥大学兽医学高级讲师马克·霍尔莫斯发表在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示,这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细菌会对公众健康造成潜在威胁。虽然因为奶制品一般都消过毒,这种细菌通过食品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那些与奶牛接触的工人却可能被感染。

  这种细菌属于被称为“超级细菌”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的最新变种。MRSA被媒体称为“食肉菌”,它能够通过感染人体上的伤口致人死命,对全球的医疗机构来讲都是一种重大的威胁。

   霍尔莫斯称,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MRSA的新变种不能用传统遗传检测方式化验出来,可能导致病人被用错抗生素。霍尔莫斯的同事劳拉·埃尔瓦雷兹说,奶 牛场工人感染这种新细菌的可能性最高,但现在他们还不清楚这种细菌是否具有高危感染性。他们是在研究奶牛乳腺炎的时候,意外发现这种新细菌的。

  研究人员对正在医院接受MRSA感染治疗的病人进行检查后发现,已经有感染这种MRSA新变种的病例,其中苏格兰12例,英格兰15例,丹麦2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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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孔杰):我们继续来关注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继前几天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初现稳定迹象后,这两天情况再度恶化,很多患者呈现了罕见病状。本网连线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德国记者孔杰,介绍目前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蔓延的最新情况。

  记者:在上月底疫情传播出现略微缓和的势头后,从1号开始感染病例又再度迅猛上升。从1号到2号的一天时间内,德国全境的病毒感染者和疑似病例已经从1500例左右迅速上涨到了2000例以上。随着汉堡再次出现一名感染者死亡,本次德国因出血性大肠杆菌病毒致死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8人,其中16人为女性。北德地区仍然是此次疫情肆虐的重点地区,一天之间,汉堡的感染者和疑似病例人数增加了119例,目前感染者和疑似病例总人数为668人,而下萨克森地区的感染人数也增加了80人,总数增加到344人。来自德国北部城市基尔的教授昆泽多夫对目前病人发病的情况表示了担忧,因为已经有部分病人出现了神经类疾病的症状。昆泽多夫介绍说,目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石荷州)甚至出现了感染病人完全没有腹泻的症状,其发病时的症状和癫痫病人非常类似。还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目前专家还没有确认这种病毒会不会通过人际间直接传染,好在肠道病菌并不容易通过接触传染,所以只要人们注意卫生习惯,可以不用过于担心。

  另外,由于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感染的病例,感染者多数都是之前在德国停留过的人,因此欧盟负责健康事务的专员约翰·达力也督促德国尽快查出病毒的来源。

  主持人:那么德国目前在控制疫情方面有没有取得一些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记者: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在对抗出血性大肠杆菌病毒方面,科学家们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院细菌学家赫尔格·罗德介绍说,在来自德国汉堡和中国北京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出血性大肠杆菌病毒的遗传信息已被读出,这将有助于确认这种攻击性病毒的最终鉴定。

  据罗德介绍说,科学家们在病菌的遗传物质里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菌种。而这种新型的结合方式,使得这种病毒更容易依附在肠细胞上。因此,这种病毒比过去发现的出血性大肠杆菌停留在肠道内的时间要更久,给人体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德国和中国的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类病毒的抗药性十分强。这一新的结论虽然目前还不能直接帮助患者解除病症,但对于找到病源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主持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次的“黄瓜危机”已经让很多欧洲人对食用黄瓜心存余悸了,那么你在德国了解到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记者:此前关于西班牙黄瓜是真凶的言论目前已经被彻底击破,然而对于很多市民来说,由于不知道病毒源头来自何处,所以对于疫情的恐慌已经不再局限于黄瓜,而是扩展到了所有的瓜果蔬菜。在此次疫情比较集中的北部地区,超市里几乎已经看不到黄瓜、西红柿和生菜沙拉,即使是水果,也无人问津。因此根据媒体的报道,大批蔬菜和水果生产厂商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不过比起德国北部而言,其他地区的民众,相对来说对这种病毒以及疫情的蔓延并没有过分恐慌。以我所在的柏林为例,超市里依然还有黄瓜和西红柿在出售,而且在采访的过程中,很多民众也都表示会比过去更加注意洗涤和削皮这样的环节,但都没有到恐慌而不去食用的地步。

  而在欧盟方面,由于经过检测,发现西班牙黄瓜所携带的病毒和病人身上病毒类型并不一致,所以欧盟委员会也已经取消了曾经对西班牙黄瓜所发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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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卫生部门28日说,3名女子可能因食用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污染”的黄瓜死亡。如果确认死因,“毒”黄瓜在德国可能已致死10人。

  因感染致病性大肠杆菌,至少10名德国人死亡

  德国方面说,3名死者皆为女性,其中两人超过80岁,一人30多岁。死因可能是由大肠杆菌引发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HUS)。近几周来,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在欧洲一些国家暴发。法新社报道,截至28日,德国确认276例感染病例,为欧洲最多。按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截至28日,因感染致病性大肠杆菌,至少10名德国人死亡。

  另外,瑞典报告25例受大肠杆菌感染病例,其中10人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症状。丹麦、英国和荷兰分别报告3例、2例和1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先前发表公报,提醒各方警惕在德国出现的致病性大肠杆菌疫情,建议民众注意饮食卫生,有症状者及时就医。另外,这一组织提醒不要擅用止泻药或抗生素,因为可能会加重病情。

  怀疑疫情由被污染的黄瓜引起

  德国方面怀疑,大肠杆菌疫情由“毒”黄瓜引发。这些受大肠杆菌“污染”的黄瓜可能来自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和马拉加省的两家出口商。西班牙方面已暂停两家出口商相关生产与销售。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弗雷德里克·文森特28日确认,两家商家种植黄瓜的温室受到影响。文森特说,尚不清楚污染源来自何处,不知“是在(西班牙)生长地还是销售过程中”。他说,“另外,一批来自荷兰或者丹麦并在德国销售的黄瓜也在调查范围内。”

  法新社报道,两家商家的黄瓜样品已经送往一座实验室检验,定于30日得出结果。

  病菌引发肾脏衰竭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一些分析师说,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属于大肠杆菌中颇具攻击性一类,可能引发肾脏衰竭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欧洲疾病防控中心说,一般而言,由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引发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多出现在幼儿群体,但这轮疫情的感染者多为成年人。“这次暴发的疫情中,87%患者为成年人,其中女性居多,占总数的68%。”

  德国穆斯特尔学者黑尔格·卡奇警告,这轮疫情还没有结束。“这轮疫情中存在二次感染可能,”卡奇说,“这些二次感染通过人际传播,可以避免。因此,我们需要尽力保持个人卫生。”

  世卫组织先前说,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可通过人际、食物、水和接触动物等渠道直接传播,民众应注意经常洗手,特别是在接触食物前和如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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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厚生劳动省23日发布统计报告说,去年新发现艾滋病患者人数升至469人,为政府1984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厚生劳动省艾滋病趋势委员会报告说,这些新增患者中,男性450人,比例超过95%。这些患者在发病初期均未察觉自己患病。

  报告还说,2010年全国新发现1075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为开始统计以来第三高数字,感染者趋向年轻化。

  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中,49%经由同性性接触感染病毒,27.1%经由异性性接触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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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木蚁感染真菌行为大变似游走僵尸

  生活在泰国热带雨林的冠层里的木蚁在感染一种寄生真菌后,行为会大变,似游走的僵尸。现在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了这种蚂蚁被感染的方式,以及感染发展的进程。

  这种名为Ophiocordyceps的真菌会控制木蚁的神经系统,使其出现怪异行为,帮助这种真菌繁殖后代。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显微镜观察了蚂蚁内部受到的影响,并查看了感染的发展进程。该研究组发现,正在生长的真菌会慢慢充满蚂蚁的身体和大脑,导致蚂蚁的肌肉日渐萎缩,肌肉纤维分离。他们发现,从被感染到木蚁完全变成一具“行尸走肉”需要大约3到9天。被感染的蚂蚁最初仍会像正常的时候一样,居住在它们的巢穴里,与其他蚂蚁发生互动,甚至进食。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昆虫学家大卫·休斯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他说:“我认为它们是嵌合体:部分是蚂蚁,部分是真菌。随着时间推移,真菌部分逐渐增多,最终木蚁的行为不再受自己控制。”该研究还发现,这种真菌喜欢在正午时分杀死它的蚂蚁寄主,不过目前他们还不清楚确切原因。为了查看蚂蚁和真菌的这种互动行为,科学家已经对泰国木蚁进行了多年研究。例如在2009年的论文中,休斯及其同事描述了这种真菌对它的僵尸寄主的“引导”。

  正常木蚁很少迷路,而僵尸木蚁会漫无目地的游走,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被感染的蚂蚁会因为肌肉抽搐而从树冠上掉落下来。一旦落到地上,它们就无法重返树冠,只能在深林下层生活,这里比冠层温度更低、更潮湿,而且地面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树叶,非常适合真菌生长。几天后,真菌操纵蚂蚁紧紧咬住一片树叶。蚂蚁大脑里的真菌细胞不断繁殖,促使蚂蚁用来打开和闭合下颌骨的肌肉纤维分离。再过几天,真菌会以子实体的形式从蚂蚁的头顶长出来,释放出孢子,感染其他从这里路过的蚂蚁。从感染到释放孢子,整个过程需要大约2到3周时间。

  休斯表示,真菌什么时候操纵蚂蚁咬树叶,至少周围环境起到部分决定作用。如果林下叶层太干燥,真菌就会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2009年的研究发现的大部分长出真菌的蚂蚁,都是在湿度高达95%、温度在68华氏度到86华氏度(20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下找到的。最新研究使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曲折,该研究显示,真菌的致命一击往往发生在正午阳光最强的时候。也许它需要借助阳光进行最后阶段的感染,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

  该研究还指出,这种真菌不会直接攻击木蚁的大脑,而是通过分泌混合物来影响蚂蚁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休斯表示,这种混合物“可能会对运动神经元产生影响,但是目前这只是根据我们看到的现象进行的推测。”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成果最终会有实际用途,例如可以制出针对特定害虫的生物杀虫剂。多种木蚁喜欢在潮湿的木头里筑巢,这会对建筑物造成很大破坏。

  休斯说:“这将是我的科研组最感兴趣的。我们如何利用这一发现控制蚂蚁,以及哪些才是具有破坏性的害虫。”该研究成果发表在5月9日的《BMC生物学》杂志上。(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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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钟南山院士公布了他对60名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者的研究结果,结果显示有80%的被检人群感染了一种或者是多种的病原体,并且这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感染者感染了EB病毒(一种疱疹病毒)。对此,卫生部昨天回应称,钟南山院士的研究成果和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总体上一致,这个人群没有感染艾滋病,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毒或者未知的病毒。

  别再称之“阴滋病”

  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钟南山院士关于自述疑似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研究与卫生部此前公布的调查结果并不矛盾,而是互补。对于EB病毒是否是这个人群致病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卫生部希望钟南山院士和他的团队能够继续参与到这个研究当中来。

  对钟南山团队发布的所谓“阴滋病”人群的调查结果,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钟院士的研究成果和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总体上是一致的。这个人群没有感染艾滋病。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结果,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新的病毒或者未知的病毒,所以建议不要再用“阴滋病”这个表述。

  并非公共卫生问题

  邓海华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没有临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该人群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卫生部做的六个省市的科学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通过虚拟空间走到一起的人群,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会对其他人构成健康的危害。

  他说,这个人群每个个体都可能有这样那样身体上的不适,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也建议他们尽快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诊断和治疗,包括像钟院士这样权威的专家和他们的医院。

  EB病毒很常见

  针对钟南山的研究所提到的发现自述感染阴滋病人群EB病毒感染检测率达到55%的问题,邓海华说,长期从事EB病毒研究的权威专家曾毅院士认为,EB病毒是健康人群中很常见的一种病毒,三到五岁儿童的感染率达到90%以上,而且以后将终身携带,一般不会引起这个人群所说的病症。除EB病毒以外,健康人体中还存在一些其他常见的病毒或者细菌。微生物在人体内可以广泛存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致病。

  邓海华说,对于EB病毒是否是这个人群致病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需要病毒学、性病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等方面专家对此问题再做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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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棉签在口腔内蘸取唾液后,在试剂盒中加入几种不同的检测试剂,30分钟就可快速检验出是否感染艾滋病。5月4日,记者从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获悉,国内首个艾滋病唾液检测试剂已获批上市。
早在2009年,在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大学成功研制出“HIV(1+2型)口腔黏膜渗出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这款艾滋病唾液检测试剂采用先进的免疫渗滤法,操作简便,采样时无痛,不会对受试者皮肤造成针刺损伤,极大降低了被检测者和医护人员受感染的风险。
这种唾液检测试剂,还适用于一些不宜使用静脉采血的人群,比如儿童、肥胖者、静脉萎缩者等,便于医疗条件较差、采血困难的边远地区以及大规模人群初筛使用。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除了血液外,他们的尿液、口腔黏膜渗出液、精液及泪液中均含有HIV抗体。当前,利用人体的唾液、尿液标本进行艾滋病检测排查,再结合常规的血液标本检测,已成为全球HIV监测的发展趋势。
此前,该试剂已分别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系统权威的临床研究,并在全国范围的高危人群中采集了1271份唾液样本。最终的临床考核显示,该试剂与进口的HIV抗体酶联免疫试剂阳性符合率达99.09%,阴性符合率99.79%,总符合率99.61%。
“目前,这款试剂每人份售价在百元左右,不属于非处方药物范畴,药店买不到,只适用于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北京万泰药业总经理邱子欣说,由于唾液的收集简便易行,该试剂同时也可用于医院对HIV感染的辅助诊断。“未来,它也有望进入家庭,成为人们自我检测艾滋病的一种方式。”
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种HIV诊断试剂均针对血液标本,需要进行侵袭性采样,难以满足人群监测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采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风险。此外,我国前两代艾滋病检测试剂都属于批量检测试剂,其特有的96孔板不适用于个体检验,且须在专业检测仪器的辅助下才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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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发展史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第三代艾滋病诊断试剂依赖进口,国产试剂还停留在第二代的水平。1999年,万泰公司和厦门大学科研人员共同研制出国内唯一一个能完全满足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生产要求的艾滋病毒重组抗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此后,双方研制出了国内第一个第三代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质量与国际一流产品水平一致,与国产第二代产品相比,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2000年获得国家二类新药证书,结束了外国公司的垄断。同时,将科研成果迅速转让给占我国HIV诊断试剂市场75%以上的科华、华美、新创、金豪等十余家主要诊断试剂厂商和临床单位,使国产艾滋病毒诊断试剂盒在2001年实现全面更新换代,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3至2006年,北京承担了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艾滋病毒重组抗原与抗体诊断试剂产业化”项目;2008年,万泰公司推出国内首家上市的国产HIV第四代诊断试剂,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艾滋病诊断能力,使国产试剂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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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里,在社区中,耐药性越来越强的各种“超级细菌”频繁出现。日前,由北京市卫生局和法国梅里埃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法抗菌素耐药和医院感染防控论坛上,巴黎South-Paris医学院临床微生物教授、Bicetre医院细菌病毒学的主要负责人PatriceNordmann表达了深深的忧虑: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正在迅速传播。与前一年相比,2010年竟增长了两倍,而2011年的增长幅度预计会进一步放大到2—3倍。

  耐药菌的历史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当你头疼脑热,随手拿起一粒感冒药吞下时,你很可能就已吃下了抗生素;当你喉咙发炎,抓起几粒消炎药吞下,你也是吃下了抗生素;当你病好了到市场买只鸡补补身子,你还是可能吃下了抗生素,因为一些大型饲养场圈养的鸡,都得吃抗生素防病。抗生素的频繁使用,促进了细菌的进化——耐药。

  当细菌演变为耐药菌,就构成了和抗菌药之间与生俱来的矛盾关系。耐药菌的历史也同样伴随着抗菌药的更替而展开。

  菌和素谁战胜了谁

  抗生素与细菌之间的战争始于1929年弗莱明的伟大发现——青霉素。

  1943年,发现了链霉素,并在1947年投入了市场。人类战胜了结核病。

  抗生素日益发展,建立了庞大的抗菌素制药工业。在1971年至1975年达至巅峰,5年间共有52种新抗生素问世。

  但形势随之逆转,从1980年代开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递减。一方面的原因是开发新抗生素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则是细菌快速形成的耐药性。

  细菌对抗生素形成耐药性,实际上只是一种“被选择”。在数量惊人庞大的细菌群体中,细菌个体并不完全相同,彼此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突变。突变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一直就存在,只是偶然,一些突变改变了细菌的基因,使之获得了耐药性。

  在抗生素出现之前,这些产生耐药性的突变会在细菌群体中逐渐消失。但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突变有了新的意义。抗生素对细菌进行了“选择”,没有耐药性的细菌被杀灭了,而有耐药性的基因生存了下来,菌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耐药菌越来越少,耐药菌越来越多。

  耐药性对于抗生素如影相随,只要使用抗生素就会形成耐药性,使用抗生素越多,形成耐药性也就越快。

  “零宽容”能否遏制耐药菌传播?

  事实上,超级病菌的最大感染途径是医院。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其中外科患者使用比例更是高达97%。但是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超过2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王杉教授介绍,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医院中病原体来源广泛,且医院中流行的菌株大多具有较强耐药性,因此,控制院内感染是控制耐药菌传播,也是遏制细菌进一步耐药的重要途径。

  王杉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医院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医院感染,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感染却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就是控制可控制的感染,使可控感染的发生率逐渐下降,直至为零。这也就是所谓的“零宽容”理念。

  据了解,2007年6月,美国第34届感染控制年会上,美国感染控制和流行病学专业协会发出呼吁,要求对医院感染“零宽容”。研究显示,至少50%—75%的导管相关血流感染、50%的呼吸机相关肺炎和50%的手术部位感染可以预防;60%—90%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医院感染可以预防。

  医院感染控制“零宽容”理念,意味着不再接受最低标准,目标是零感染。对待每一个医院感染的病例,都要认为是不该发生的,仔细调查根本原因,让类似的感染事件不再发生。

  医生把关或可真正制止耐药菌

  “另外,多学科协作也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的重要医学模式,针对目前医院感染控制的严峻形势,采取多学科协作的医院感染控制模式能够大大提高医院感染控制效果。”王杉教授认为,强化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协作同样适用于医院感染管理领域。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更需要深入贯彻多学科协作理念,加强多学科间的合作。

  “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绝不仅仅是抗菌药物的使用问题。耐药菌产生和扩散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30%—40%通过医院工作人员的手,20%来源不明,如环境污染,工作人员携带等,因此,多重耐药菌医院感染控制需要临床、抗感染及医院感染管理等专家的共同协作。”

  此外,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导致和加速了细菌耐药性产生,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主要责任在于医生。但是,怎么才能将合理用药的方法、制度、机制等落在实处?

  对此,王杉教授说,针对院内感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院内感染预警机制。“医院感染管理科专职人员目标性监测的及时发现与诊断,为医院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王杉教授解释说,一方面,医院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制度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预警机制。同时严格按照权限开处方,联合用药以及使用万古霉素、广谱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等必须严格掌握用药指征。避免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而导致耐药菌的产生。

  ————延伸阅读————

  我国抗生素滥用严重

  据报道,我国的抗生素无论是生产还是使用上,都远高于欧美国家。在每年生产的21万吨抗生素原料中,大约3万吨用于出口,18万吨都是在国内使用。

  “抗生素滥用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指出,在一些地方,抗生素往往被人们奉为“万能药”、“快效药”。抗生素快速杀菌的特性迎合了人们治疗求快求特的心理,使得被选择使用的几率大大增加。很多人大多时候只是病毒感染,并不需要抗生素。但有人迷信高级的、广谱的抗生素,结果人为地加速了细菌的耐药。  

  据不完全统计,所用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各类抗生素就占了半壁江山。而在1995—2007年疾病分类调查中,细菌感染性仅占全部疾病的18%—21%,即仅两成疾病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然而抗生素却俨然成为大众眼中的常用药。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细菌整体耐药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肖永红称,中国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量仅约占20%;中国的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是美国的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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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生物膜会引起尿道炎、前列腺炎、肾结石、中耳炎、龋齿、牙周炎、口臭等多种疾病,它们往往会反复发作,极难彻底治愈。
“只要条件适宜,任何细菌均可形成生物膜,而至今尚无药物能有效防治此类感染。”近日,由华西口腔医学院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的“2011年国际微生物生物膜学术研讨会”召开,大会执行主席、微生物学家施文元接受了《科学时报》采访。
在自然条件下,细菌以浮游和生物膜两种生长状态存在。为抵抗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如抗生素的杀菌、过酸或过碱的环境、被宿主免疫细胞吞噬等,单一或多种细菌会聚集成团块,形成与单个游走态细胞对应的生物膜。
在细菌生物膜中,细菌本身只占不到1/3的体积,余下的空间则由细菌分泌的“胞外基质”的粘性物质占据。正是这些粘性物质将成千上万个细菌连接在一起。施文元将其比喻为一个国家“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
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估计,人类65%以上的细菌感染与细菌生物膜有关。施文元介绍,生物膜的形成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细菌先要粘附于人体组织或物体表面,然后通过“酰化同丝氨酸内酯”分子进行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引来同类细菌聚集。当酰化同丝氨酸内酯的浓度升高时,细菌体内的某些基因被激活,分泌出构成胞外基质的蛋白成分,从而形成完整的生物膜结构。
强生公司亚太地区研发部总监俞大鑫以蛀牙为例,描述细菌生物膜的致病原理。牙齿上的菌斑生物膜会产生大量的酸,酸溶解牙齿就会形成蛀牙。因此要控制蛀牙,首先需把菌斑生物膜控制住,以减少酸的产生。“只有把菌斑控制住,氟才能强化牙齿生长。这就是为什么防蛀牙膏里不但含有氟,还有一些杀菌成分。”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新型生物材料的应用日益增多,生物材料相关感染率逐年上升。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99%的机械通气患者气管插管处有细菌定植并反复感染,导尿管相关泌尿系统感染发生率为92%~93%。
“生物膜细菌对于抗菌药物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它的耐药机制与单个细菌迥然不同。”生物膜之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Bill Costerton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不携带耐药基因的敏感菌形成生物膜后,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会降低,但当细菌脱落为浮游菌后,又很快恢复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当感染部位的细菌或生物材料污染的细菌一旦形成生物膜,即使使用正常剂量成百倍甚至上千倍的药物也不易治愈。”
施文元认为,生物膜细菌强大的耐药性与生物膜的结构息息相关。如何应对生物膜细菌的耐药性?他给出了两种办法:一是研发新的抗生素;二是打碎生物膜,让细菌分割开来。“但无论哪种办法,都必须清楚了解生物膜的形成机理和结构。”
在最近的研究中,Bill Costerton正尝试向细菌群体发送错误信号,使其通过接受错误信号自动解离。他希望,通过阻断信号通道,破坏细菌生物膜结构。比如,放正负微电流在生物膜两端,让电流扰乱生物膜细菌。“当然,还可以再加入一些抗生素,这样才有去除生物膜的可能。”
《科学时报》 (2011-04-21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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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闻之色变的“超级细菌”其实并不是指某些特定种类的细菌。

  事实上,超级细菌和一个叫做NDM-1(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的耐药基因有关。凡是携带这个超级耐药基因的细菌就成为超级细菌,而且这个耐药基因会随超级细菌遗传、传播。

  目前,已确定有11种细菌能够携带这种基因,其中包括能够引起严重传染病的痢疾杆菌和霍乱弧菌。

  “超级细菌”从去年夏天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出现NDM-1细菌感染的报道,其中很多感染者曾在印度接受过医疗服务。研究人员据此怀疑NDM-1耐药基因会在环境中传播。不过现在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NDM-1通过粪口途径传播。

  在此之前,人们还认为超级细菌局限在医院内,如在美国多家医院发现的“超级细菌之王”CRKP就是携带NDM-1基因的肺炎克雷伯杆菌。CRKP释放一种水解抗生素的酶,常用于治疗耐药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杀手”(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它也束手无策。

  最近,科学家们在印度新德里的饮用水里发现了携带NDM-1耐药基因的细菌,研究报告发表在最近的《柳叶刀传染病》杂志上。本文主要作者就是在2008年首次鉴定出NDM-1基因的提摩太·沃尔什博士。他说这次的新发现是一个公众卫生紧急事件。

  研究人员从去年9月份开始对印度新德里自来水进行水质检查,结果显示:供新德里市民饮用、清洁和其他家庭用途的自来水里经常可以检出霍乱弧菌、痢疾杆菌和其他致病菌。研究人员同时发现部分细菌携带NDM-1基因。结论令人震惊:一旦这些细菌出现大规模感染,很难找到能够有效控制疫情的抗生素。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NDM-1基因在30摄氏度时的传播速度最快,是25摄氏度和37摄氏度时传播速度的100万倍。而新德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环境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耐药基因比适应人体环境更加适应印度的自然环境,在自然界中能够生成更多的超级细菌。如果发生洪涝灾害,超级细菌将四处蔓延。

  印度糟糕的卫生状况增大了这种危险———印度13亿人口中一半还在使用露天厕所,首都新德里的市政排污系统只能满足60%市民的要求。

  而抗生素滥用、稠密的人口和肮脏的环境很可能成为滋生超级细菌的温床。然后这些超级细菌会通过交通工具和人群流动传播到世界各地。

  世界卫生组织正致力于与耐药细菌的斗争,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声明说:“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保护措施,世界正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很多常见的感染将无药可治,很多人将会死于这些常见感染。”

  也许,人类与细菌的生存之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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