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长征路上的贺龙经常掏出用手帕包着的几块碎骨，眼含热泪无限深情地告诉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官兵们：“这就是贺炳炎右臂的骨头，硬是没有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我们共产党人，胜过关公一千倍！”

　　1935年12月，时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的贺炳炎，随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在云南瓦屋塘同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右臂不幸中弹打断。贺彪医生为了保全贺炳炎的生命，要对其手术截肢。但苦于没有手术器械，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木锯替代。等手术完成，贺炳炎含在口中的毛巾都咬烂了。

　　时任红六师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的余秋里，得知贺炳炎失去了右臂，心里格外地沉痛。因为贺炳炎曾是红十八团的老团长。但更为意外的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余秋里也失去了左臂。

　　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黔西北乌蒙山，开始了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乌蒙山回旋战。敌人在战斗打响后缩进了一道山沟，余秋里所在的第十八团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团长成本新冒着雨点般的飞弹准备率先冲锋，余秋里一把将他拉回，就在这时，余秋里刚伸出的左臂被敌机枪子弹击中，喷涌的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衣衫。余秋里的伤势十分严重，左手腕关节，次骨、臂骨之间被击碎，左臂神经已坏死。由于连续作战、行军得不到治疗，伤口很快溃烂，并生了蛆。后来与贺炳炎一样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只能用木锯将伤臂锯下。

　　颇为巧合的是，到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在八路军第三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当时的冀中大地，人们亲切地称这两位一左一右的独臂将军为“一把手”。

先如今咸海废弃船只随处可见(点击观看组图)

1989年与2008年对比(点击观看组图)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29日消息，在沙漠中绿色植物极为罕见，更不用说水源，但近日在乌兹别克的沙漠中，竟然发现了多艘废旧的渔船。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科研人员在乌兹别克的中部沙漠发现了不少废弃的渔船，根据介绍，这个地方曾经为乌兹别克的咸海，是一个水产丰富的地区，然而仅仅几年的光景，海水便干涸，这里变成了另外的景象。

　　根据地理学家介绍，咸海实际上是一个湖泊，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之一，这也是被成为海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苏联政府希望用这里的湖水来灌溉国内一些地方，使湖水分流严重。

　　此后这里浪费水现象极为严重，到了20世纪60年代，每年水位开始下降约8英寸，80年代下降更是达到了每年35英寸。曾经蓬勃发展捕鱼业的咸海几乎变成了荒漠，而随后的工业污染更是使这里变成了“鬼城”。

　　直到2005年，随着生态意识的提高，这里开始逐渐恢复，水位逐渐提高，野生动物也开始回归。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经表示：“这里是人类破坏环境最好的例子。”

　　(科学网kexue.com 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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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四：玛雅人认为2012年是世界末日

　　不要再向阿波利纳里奥-皮克顿询问世界末日是否会在2012年到来这样的问题了。这位玛雅印第安长老向外界表示，他已被这个问题烦透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玛雅历法并没有结束于2012年，玛雅人也从来没有将这一年看作是世界的末日。不过，2012年12月21日确实是玛雅人的一个重要日子。玛雅文化研究专家、美国科尔盖特大学考古天文学家安东尼-阿凡尼介绍说，“根据玛雅历法，1872000天算是一个轮回，即5125.37年。在玛雅文化的鼎盛时期，玛雅人发明了所谓的长历法，这种历法把最初的计算时间一直追溯到玛雅文化的起源时间。根据长历法，到2012年冬至时，就意味着当前时代的时间结束，即完成了一个轮回，然后重新从零天开始计算一个新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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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谣言称，太阳将于2012年产生强大、致命的太阳耀斑，对地球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太阳活动的强弱变化周期大约为11年。剧烈的太阳耀斑确实会对地球上的通信及其他系统造成破坏。但是，科学家们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太阳活动产生的风暴不会强大到足以把地球烤焦的程度。莫里森表示，“事实证明，太阳的活动并非总是无规律。我们认为，这一周期可能不会在2012年达到顶峰，可能会在一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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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六：玛雅图画预言世界末日场景

　　如果玛雅人确实没有预言2012年为世界末日，那么他们究竟在预言什么呢？一些致力于玛雅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玛雅人并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记录预言2012年将会发生某种特定的事件。不过玛雅人确实留传下一幅关于世界末日假想的图画。这幅未标明日期的图画出现于著名的《德雷斯顿抄本》的首页，它描述了一个被洪水毁灭的世界。这种场景在许多文化中都曾经出现过，都曾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末日的可能性。阿凡尼认为，《德雷斯顿抄本》中的假想场景，不能只理解表面的意思，要从中读懂人类的行为。他从长历法联系到人类的新年，并表示，“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必将伴随着许多狂热的活动和巨大的压力，随后则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许多人重新开始更美好的生活。”(彬彬)

白岩松 央视主持人

书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给千百个答案，我选择两个，一个是生命前行的推动力；一个是生命回望的坐标。

1968 《新华字典》影响一生

在食指写下《相信未来》的1968年，我出生了，上世纪60年代剩下的那两年在文字上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刚来到这个世界。当我拉开7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从生命坐标中拿出呢？确切地说，在70年代我没有书架，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很多人问过我，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哪本书或哪个人对你影响最大？我的标准答案：书，是《新华字典》，人，就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它的博大精深，让我从文化意义上开始一步步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新华字典》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中，《新华字典》始终伴随着一斤猪肉，非常奇妙。

1957年，《新华字典》1块钱一本，当时的猪肉是9毛4一斤，到了1998年，《新华字典》是11块钱一本，而猪肉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新华字典》有很多版本，但大致平均下来是20块钱一本，而猪肉居然也达到了20块钱的标准。我们很难说一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跟它同样价值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中国人。对于我同样如此。

1980 《朦胧诗选》激发独立思维

当我拉开8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抽出来呢？我印象太深，那是1986年的一个春天，我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半年，来到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天堂，在那儿我找到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朦胧诗选，当我打开书，扑面而来的是两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我读到了这两句诗，以及书里那么多诗之后，才真正从草原上来的年轻人变成了北京人，从中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变成了开始思考中国各种问题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中国人。

1990 《曾国藩》读多元曾国藩

90年代中期，我走进了《东方时空》，20多岁成为《东方之子》主持人。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历程里当然是没有这样的底气的，因此要不断去学。阅读在帮助我，其中有一套厚厚的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浩明《曾国藩》，唐浩明和曾国藩家书打了多年交道，最后变成了三卷本小说。

我幸运地走进了《东方之子》世界，始终在阅读这一套书，最初的阅读非常快，因为书太好了，当快要读完的时候我恋恋不舍。我永远记得那一个秋日的下午，在我租来的地下室里头，墙上斑驳的光影一寸寸移动，这本书我也一页页地看完了，每个喜欢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你真的喜欢一本书，并且被深深地打动，告别是一件依依不舍的事情，但是终究要告别。

当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始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摄像机前的《东方之子》，为什么？因为在这套书里头我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竟然如此复杂，让我对人，对人性开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2000 《道德经》里的中国智慧

新世纪这10年，如果在书架中让我抽出一本记忆中的书会是什么呢？那当然就要回到老祖宗那儿了，我们远没有老祖宗聪明，人家没有读万卷书，也没有行万里路，但是像老子就写出了5000多字的《道德经》，当你有机会重头去翻开这本书时你发现，老祖宗几乎把今天的什么都写入其中。书一打开，可能中国人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别这么读，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你换一种方法读，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一件事儿，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这个解读也许是错的，但它却开启了我的思维，原来有很多问题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道德经》在我快进入到中年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想得开很多事情，比如说它会告诉你杯子如果满了，就把它倒掉，否则再也装不进去任何东西，于是我就在2003年把我三个制片人全部辞掉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不管你运作多大的数都要把前面的运作复零，然后才可以重新开始，是《道德经》帮助了我。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五个字让我对其中很多的事情豁然开朗，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正做到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这是与人生有关的。

今天我们谈到读书，不妨把这五个字转化一下，无私为大私，转化成无用为大用，回头看我过去提出的众多书籍中，有四个坐标和四个代表，其中可能只有《新华字典》是真正被人们认为叫有用的书，是工具书。后来的三本书，一本诗集，诗有什么用呢？有人会开玩笑说，诗没有用。可小说有什么用呢？老祖宗的《道德经》都泛黄了，在现今的中国人一心为钱，一心为名，一心为权的时候，只去相信有用的学说，于是你到书店里会发现迎面而来的都是有用的书，考级、考试要用的，养生健康、还有工具书，无用的书则显得很寂寞，卖不出多少本，在各处摆放着。一个只为钱，为名，为权而阅读的民族，终究有一天会没钱的，也会有恶名的，更重要的是会失去推动人类进步的权力。当初牛顿要不是有无用的时间，闲散地躺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会有万有引力吗？现今的中国人有谁会像牛顿那样躺在树下呢？因为大家认为那没有用。当我们只读有用的书，有可能就会把读书变成苦役。要知道，在很多无用的书里却有真正的大用，这个民族要向更大的梦想去前进，每一个成员应该多读一些看似无用的书，在无用的书里有思想，有哲学，更重要的是有乐趣。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日子里，我相信，富起来的中国人，吃饱了穿暖了的中国人，不会天天只是卡拉OK的，不会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物质的获得上，我们已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也许很快，一个真正与精神，灵魂，信仰有关的、中国人追求的时代会开始。所以当好多人沮丧地说，在中国读书的好时代过去了，我想说：不！它可能才刚刚开始。

昨天，记者从民政部获悉，从去年开始的全国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首次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据统计，全国现有散葬烈士墓61万多座，今年将完成30万座散葬烈士墓以及2000座烈士纪念设施的迁移、修缮工作。

烈士纪念设施包括烈士纪念墓、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等。从去年开始，我国开始对散葬烈士墓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迁移、整合、修缮，并建立长效管理保护机制。数据显示，全国各级烈士纪念设施每年接待瞻仰祭奠人数达1.5亿人次。

据介绍，对散葬烈士墓的抢救保护，中央财政每座将补助5000元，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抢救保护，原则上每座补助20万元。全部抢修工作计划在2014年完成。

“冬天花败，春天花开，有人离开，有人归来。”此前因被方舟子的“代笔论”弄得不爽的韩寒，昨天正式重启微博，并把自己的第一篇长微博献给逝世9周年的张国荣。

韩寒微博

早在2010年4月，韩寒就曾经在新浪开通微博，当时只发了一个简单的“喂”字转发就达十几万，但随后没几天便将其删除，并关闭了微博账号。去年11月，韩寒还曾专门发表博文《这事儿都过气了》表达了不开微博的理由和担忧。今年年初，韩寒好友马尼拉爆料，韩寒曾经以“鹿子野”作为马甲发布微博，在被人发现后该微博立刻被关闭。

对于这次重开新浪微博，并且把阵地扩张到腾讯微博，韩寒解释为“2012年，有了长微博，我决定重启这个地方。第一篇献给我的偶像”。在这篇名为《写给张国荣》的长微博中，韩寒透露，直到9年前张国荣去世时，自己才真正地开始了解张国荣。他说：“那些岁月里，我是一个轻狂气傲的无知少年，对所谓港台巨星嗤之以鼻，这也让我错过了你。”韩寒称，了解张国荣后的9年里，他陪伴自己度过很多困难的时光，可惜那些激励韩寒的歌并没能激励张国荣自己。在博文最后，韩寒幻想如果日后能与张国荣相见，他想为张国荣写一段歌词。

得知韩寒开通微博的消息后，许多网友开始转发这条微博，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微博在新浪的转发量已达25万，而韩寒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粉丝量也一路攀升。韩寒微博头像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有网友称其“很萌，很可爱”。

对于韩寒的第一篇长微博，方舟子依旧穷追不舍，他说：“憋了两个月，发之前不知是否有人润色过，却还是语文不及格。”方舟子表示接下来将写文章分析韩寒的《写给张国荣》，并称有重大发现。 (记者田超）

生于1956年的隋建国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1980年代的文化热至1990年代的商业转向。在他心中，他所经历的一切将伴随他一生，无法摆脱。所以他用作品记录下自己的反思。

一块块坚硬的石头被锈迹斑驳的钢筋网包裹着，散落一地。看起来像冷兵器时代的弹射弹药或者残酷的刑具。这是隋建国的雕塑作品《地》。

他站在旁边，配合摄影师的要求，略显拘谨地摆出各种动作，态度温和而耐心。拍摄快结束的时候，他轻声给了个建议：站在作品的最后面拍一张，突出作品，不要强调人，“这样效果也许会不错？”这是典型的隋建国，谦逊内敛得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尤其在这个充满戾气的跋扈时代。

佩斯北京画廊为他做了这个大型回顾展，刚刚开幕，他每天都抽时间来展厅转转，陪朋友聊天，和颜悦色地同观众交流。这些沉重而庞大的雕塑，不光是对艺术家个人的回溯，它更像中国当代精神史的一次侧写——无论怎样的形式，作品实际上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他坦言，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会伴他一生。“我想，我逃不掉了。”他嗓音低沉地说道。

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中山装

一件庞大的中山装兀自站立在那——那是一座铸铝材质的雕塑。它坚硬、嚣张、鼓鼓囊囊，却只是一件衣服，穿着它的人被彻底抽空，只剩这件紧系风纪扣的衣服色厉内荏地立正，2.5米高，几乎占据一个展厅。不时有观众走到它面前合影，有人想伸手触摸巨大的纽扣，画廊工作人员疾步上前想制止。“没关系，问题不大，”隋建国和蔼地对他摆手。

这是个戏谑的瞬间。象征威严的中山装可以被穿着时尚的年轻人随意触碰。这或许是隋建国心底隐秘的欲望，怂恿任何人帮助自己解构曾经存在的威权。

这件《衣钵》是隋建国的成名作，创作于1997年，是艺术家“反思现实”的结果。那一年，香港回归，反思中国百年近代史的热潮再次兴起。与1980年代群体性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不同，这一次更加个人化。作为艺术家，隋建国开始思考自己与社会制度、精神领袖的关系，也在琢磨用怎样的方式呈现这一切。“中山装”成为了最后的选项。

在他心中，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件看不见的、笼罩在精神上的“中山装”。于是，他以“零度叙事”的态度，冷冰冰地用雕塑做出了那件衣服，并让这件作品成为承载百年中国革命文化精神的“衣钵”。它渗透了艺术家早期所受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精神困惑。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这种困惑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已融入血脉，无法摆脱。

隋建国也终于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舒服的风格。混杂了杜尚的“现成品”意识和劳森伯格的波普特征，同时，也如此“写实”。对于中国艺术界来说，“写实”二字是被污染过的名字，一度意味着某种必须陈述的谎言。以致于在1980年代，很多反叛的艺术家纷纷逃避写实。而隋建国也在逃避之后，开始回归，为写实正名，并且发现“自己的写实功底还不错。”从那之后，“中山装”成为隋建国的符号。直到现在的回顾展，它仍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艺术家自己看来，选择现在做这样一个回顾展“是时候了”，“想把它当一段历史给大家看看”。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在中国，雕塑没有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习欧洲学院派，改造中国传统文化；1949年后，独尊苏联美学；1980年代之后又开始转向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但真正消化了舶来理论，并敢于以雕塑作品介入现实、表达自我的艺术家寥寥无几。更多雕塑圈里的人，把这项艺术当做了工程和“活儿”。隋建国没忙着找各地政府接中心公园的项目，而是自己做一些“古怪”的东西，反倒拧巴着成就了风格。

“我也不满于很多现状，我想摆脱它，但又不想像别人一样出国，那么只有慢慢地走，我的作品就是把这个挣扎记录下来。”隋建国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自己创作的初衷。

“北京太风云激荡了”

因为介入现实的决心，所以隋建国的作品看起来总有些“危险”，听听那些名字就知道，比如《睡觉的毛主席》。他被批评家栗宪庭称为“在观念上走得最早也最远的中国雕塑家”。但实际上，他并非像作品呈现出的那样锋芒毕露。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并且连任12年，还兼着一系列其他“官方”头衔。“体制内”和“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对话，就像他作品中的主题：禁锢与挣扎。

朋友们和他聊天时，也经常会自觉避谈这个尴尬的身份问题。但在他自己看来，这或许没那么纠结。“这些头衔没有增加什么，因此也不会减掉我什么。”隋建国顿了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我比不在体制内的人多一份经验，多一份能去理解和思考的心”。

这种经验让隋建国的作品里到处有批判的棱角，但毫无戾气。他自己承认，做那些“危险”的作品，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敢于去做”，为了对抗内心的懦弱。这是没办法的事，成名之前，他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在青岛国棉一厂当工人。时值文革，日子扭曲、单调、枯燥。

直到有一天他摔断了胳膊，在去换药或者报销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常常看到工厂的退休老人们围在一起讲述过去的经历。隋建国被触动了，“我的人生也要这样吗？”他开始学国画。外界一片大批判的革命氛围，隋建国躲在屋里临摹元代的《富山春居图》。还有比这个画面更绝望也更富有希望的事吗？这成了18岁的隋建国逃避俗世生活的路径。但他的精神毕竟无法真的远离时代的禁锢。1976年，隋建国的第一幅原创作品名叫《愚公移山山河变》。画面没有愧对这个饱含共产主义决心的名字，他画了崂山的一座水库，还为它添上了招展的红旗。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他又被告知，他画面中歌颂的那一切都是假象。他开始求学，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学雕塑，进而去央美读研究生。1980年代的北京对隋建国来说，“太风云激荡了。”1980年代中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隋建国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读萨特，考虑存在主义。在文化热的浮躁与深刻之间，他感到焦虑，开始做一些表现主义的作品，比如《平衡器系列》，坚决与学院派雕塑分庭抗礼。一切都在摸索、实验和焦躁中度过。直到1989年秋天，隋建国离开让他伤心的北京，躲在蓟县的山里，感到幻灭。也在这时，他重新发现了石头，这种最笨拙的、沉默的、坚固的物质。他把石头引入作品，每天敲打，越打不动越要使劲，这是自发的劳改，用自残抵御精神创伤。后来，这些石头成就了隋建国的又一批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地》。

“有些事情经历过了，

你不承认，它还是存在的”

现在，隋建国早就过了年轻时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刻。从世俗意义上讲，他功成名就，作品价格高企不下，评论界又赞誉有加。做着充满隐喻的作品，却也能在体制内获得安稳。但他仍然有困惑。这是知识分子摆脱不掉的“病症”。

对他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惑或许是时间。这次回顾展的展厅里，有一件作品名叫《时间的形状》。从2006年开始，隋建国每天都用同一根铁棍在油漆桶里粘一下，日日如此，从无间断。棍子粘了油漆的一端，从最初的2毫米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直径20多厘米的球状。展出时的作品是隋建国重复这个动作第1893天的样子，“你看不到第1892天，但它就在里边，以前的每一天都无比真实的存在着。”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东西并不是眼见为实。”在展览现场，面对观众的怀疑，他一遍遍地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的确就在里面”。

隋建国说，他已向别人许诺，这个作品要一直做下去，直到他死去为止。

对于时间的焦虑或许与他人过中年有关，或许与中国一直以来急速向前狂奔的脚步有关。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不是流动的过程，它像被压缩过的物体，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奔向目的，永远在追赶，以求挽回曾经失去的年华。与《时间的形状》差不多同时，隋建国完成了一个录像装置《大提速》。他用数台摄像机记录了工作室周围一条铁路上提速实验的过程。那是狂奔的现场，唤起了他有关“时代列车”和“进步”的记忆，他借此反省“现代化”的神话。那时，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两列提速后的高速列车会彼此相撞。这是想超越时间的、狂奔的代价。

现在，隋建国仍然乐于关照现实。在他看来，如果按百分计算，他对社会的不满大概有七八十分，但剩下的二三十分却已经能让他无法放下。所以他不能像有些人那样选择潇洒地离开，只能做一个“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他说。他也羡慕那些只关心内心不考虑外界的同行，但自己做不到。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注定会与这个国家的当下搅拌在一起。他想用作品记录下他所经历过的、这个国家的真实过往。

展览现场有一个表皮锈迹斑斑的铁箱，名叫《封存的记忆》。隋建国说里面封存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位观众围着它走了几圈，一脸质疑的表情。“你不相信里面有石头吗？”隋建国饶有兴致地笑了。这件作品最初创作于1994年，但是当时放在院子里被人当垃圾收走了。2006年他在一间废铁收购站看到这个几乎一幕一样的铁箱，于是就买了回去。“就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有些事情经历过了，你不承认，不说，它还是存在的，”他指指铁箱子对记者说，“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它确实就在里面。”★

早前的报纸上说，英国名校有个新玩意，加入“幸福课程”，教学生如何做个开心快乐人。

“幸福课程”教学生如何积极地面对挫折或恐惧、寂寞和羞愧的情绪。名与利并不代表快乐，是种社会科学。香港的社会也是愈富裕愈不快乐，也应该开设这一科，乘早教育年轻人怎么寻找快乐。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懂得开心比伤心好的道理，一生人往追求快乐的道路上走，有点心得，虽然没有文凭。

一切烦恼，都是由贪心开始。

年轻人最喜欢问的是：A君和B君，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要选哪一个？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的话，就是代表爱得不够深。爱得深，何须选择？贪心的人，两个都想要，就有困扰。这种情形，最好两个都不要，找C君、D君、E君、F君，或者GHIJK几个一齐来好了。

计算机的原则，也是由一加一等于二开始的，把最复杂的数字，变为加或者减，答案就算出来。

悲哀的事，总会过去，一过就笑了。我再次重复：考试、爱情、金钱的苦恼，大家都经过，一经过就笑。那么为什么不先把笑借来用用？让哀愁慢慢地分期付款清还？

对得起自己最重要，现在能吃，就吃多一点，等到牙齿咬不动，想吃也没办法。

虽说爱情伟大，但还是没有比花钱更快乐的事。教你节省的有父母，有学校的先生，很少有人教你怎么花钱。我是一个专家，花钱的本领大过赚钱的，先教你一个花钱的办法：一有额外的收入，像在股票上有所斩获，或得到花红，就拿出来花。花得干干净净，尽快地花完，才有快感。如果你不知道赚钱赚来干什么，快请我去当助教吧。 新浪博客

蔡澜（作家）

　　
竞逐开始 罗阿尔· 阿蒙森带领的一队挪威人于1911 年1 月14 日抵达南极洲的鲸鱼湾。他们赶着一群群雪橇犬，准备抢在英国人前面赶到南极点。阿蒙森所乘的“前进号”是跟北极探险名家弗里乔夫· 南森借的，是那个时代第一等的极地航船。

　　
阿蒙森身披因纽特式的狼皮大氅，在挪威离家不远处的雪地中拄杖远眺。这张豪气充溢的照片被用在他日后的回忆录和巡讲中，是他最喜欢的一张宣传

　　斯科特的队伍 英国人的探险队（罗伯特· 福尔肯· 斯科特居中）穿的是羊毛线衣，外加拉雪橇时穿的防风套衫。但凭此不足以在极地生存。阿蒙森指出：“我认为任何探险行为……如果没有准备毛皮衣裤，都属于装备欠缺。”

　　第斯科特来说，狗群会破坏雪橇的“光辉形象”，应该是男人们拖着自己的装备物资。然而他并不介意尝试机动雪橇，由于事先没有经过充分测试，很快废掉了。而阿蒙森越来越发现到狗的好处，对它们的信心也越来越强。这些雪橇犬更喜欢结成格陵兰式的扇形队伍，而跑不惯阿蒙森一开始选择的阿拉斯加式，即两只一组排成纵队

　　撰文：卡罗琳·亚历山大 Caroline Alexander

　　翻译：王晓波

　　9月12日——星期二。可见度不高。讨厌的轻微南风。零下52摄氏度。狗群显然冷得够呛。队员们的身子跟衣服一样冻得硬邦邦的，在冰霜里歇过一夜后多少振作了些……天气不大有转好的迹象。”

　　执笔者是罗阿尔· 阿蒙森，在写下这段扼要日记时，这位挪威探险家早已扬名立万：他于五年前率先走通了北冰洋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从大西洋抵达太平洋。此时他又到了世界另一端的南极洲，瞄准探险者世界里仅余的附有最高荣耀的目标——南极点。这趟大胆的远征既经过精细的策划，体现着阿蒙森享有盛誉的审慎性格，同时也有机缘巧合的促成。距此两年前，正当阿蒙森满怀热情地沉浸在拓伸北冰洋之旅、直抵北极点的计划中，却传来了美国人罗伯特·皮尔里已宣布到达北极点的消息。他回忆道，在那一刻，“我决定改换阵地，掉头向南”。他料想，如果能抢先拿下南极点，那么自身声名大噪、未来探险找赞助都不成问题了。于是他明面上准备北伐，暗地里却策划南征。

　　然而，要做踏足南极点的第一人，并非想到就能做到的事。声势轰轰烈烈的英国南极探险队在海军上校罗伯特· 福尔肯· 斯科特的指挥下，也正准备冲向南极。这个强劲对手令阿蒙森十分戒惧。此行可能会输给斯科特的念头让他寝食难安，以至于仓促出动，在极地尚未开春的时候便顶着恶劣无常的天气动身。结果，宝贵的雪橇犬纷纷倒毙，手下的队员冻坏了脚，阿蒙森只好急匆匆赶回大本营，途中还丢下了两名同伴，二人比他多花一天时间才挣扎回营。“我看你这趟不能叫探险，该叫现眼。”队员中极地经验最老到的亚尔马· 约翰森对他说。阿蒙森被这刻薄话气得七窍生烟，最后带队去往南极点的时候竟不带约翰森了。

　　这些扎眼的失误是值得玩味的，这倒不是为了挑阿蒙森的刺儿，而是为了打破一个长久以来围绕着他的不实传言：他拿下南极点凭的是全无激情的专家手腕和冰冷的争胜之心，因此他本人是个没什么人格色彩的职业高手。这样的性格描述正反衬出斯科特在世人眼中的光华：他带着一队无畏的英国壮士，浑身豪迈之气，艰苦卓绝地走过每一里路，然后葬身冰雪，成就悲剧英雄的功业。

　　
斯科特乘的“新大地号”船上载着西伯利亚狗和中国矮种马，这些马匹的食量很大，又需要人悉心照料。踏上冰雪大地以后，套上了北欧藤条雪鞋的马走的还好，那些没有雪鞋的马每走一步就会踩进齐膝的深雪中，大为不利。

对两支探险队来说，一旦旅程开始，沿路设置的极地主食储备点就成了生存的关键。

　　
阿蒙森和他的四名伙伴都是滑雪高手，于1911年12月14日抵达目标，它们花了三天来“圈定极点”，通过观测来确定南极的精确位置。斯科特的五人队于34天后到达，再最后几公里路程中发现了挪威人的足迹。他们有些垂头丧气，知道一路辛苦“没能得到胜出的回报”

　　
在南纬80度的地方，阿蒙森记述到：“队伍停步，设下一个储备点 存了12箱喂狗的饼干，约30斤海豹肉排，50公斤荤油，一包20块装的巧克力。另外还有一盒人造黄油、两盒极地饼干”

　　1911年9月这次出师未捷的经历提醒人们，在危机四伏的极地探险事业中，没有“理所当然的结果”这回事。阿蒙森为人干练精细，但一样有着万丈雄心，他所追逐的危险的梦想和冲动，与所有在荒野地带搏命的探险家并无二致。阿蒙森的伟大之处不在于缺少激情与冲动，而在于他能够驾驭它们——有后来的日记为证。在仓促动身赶了四天路之后，阿蒙森冷静考量了队伍的状态，便下定决心“速速回返，等待春天。如果固执推进，置人员牲畜于险地，非我所愿。如果我们要胜出，所有要素都必须到位。一步走错则可能全盘皆输”。直通梦想的路途最易使人迷狂，而在这情境下还能重拾并保持理性的判断，则是尤为可贵的品质。像其他伟大探险家一样，阿蒙森懂得何时回头。

　　罗阿尔·阿蒙森在挑战南极点之前，已然有份闪闪发光的履历。他生于1872年，家族有钱有船，做着航海的营生。25岁时，他作为“比利时号”的二副，赴南极洲参与科学考察；船困在了浮冰里，于是一船人都始料不及地被扣上了“史上第一批在南极过冬的人类”这顶高帽。船员们灰心丧气，健康欠佳，还好随船医生弗雷德里克·库克和阿蒙森稳住了士气。阿蒙森那段时间的日记反映出对周遭情况全神贯注的观察。“帐篷的形状和大小可保舒适，却禁不起大风。”他在1898年2月写道。后来的岁月中，他对极地装备做了不少独具匠心的改进。

　　自打阿蒙森在孩提时代读到约翰· 富兰克林的故事，就一直为这位英国探险家不得善终的西北航道之旅而着迷。在从事职业航海生涯的过程中，他开始为北极探险作准备。1903年，他乘坐“约阿号”向北航行，只带了六个船员，实在算是很小的阵容(富兰克林当年带了129人)。此行旨在寻找“西北航道”；另外，也许是为了赢得在科考界的声望，地球北磁极的位置也是搜寻的对象。他在北冰洋工作、生活，度过了三个寒冬，最终曲曲折折地穿过加属北极群岛中的礁石、浅滩和冰块，走通了一条先抵达波弗特、继而通向白令海的航道——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西北航道走完了，”阿蒙森在1905年8月26日写道，“童年梦想在那一刻圆满实现。有种奇怪的感觉在喉咙中酝聚；我有些过度操劳，精神委顿——却感觉到眼中涌起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