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长超过5厘米的大蚂蚁化石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6日消息，近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生活在史前时代，体型较之现代蚂蚁如同“怪兽”般，身长超过5厘米的大蚂蚁化石。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家们将这种蚂蚁命名为“Titanomyrma lubei”，生活在距今约5千万年前，大小差不多相当于现代蜂鸟。这种生物的化石被发现在美国怀俄明州，成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蚁类物种之一。

这种蚂蚁大小差不多相当于蜂鸟

　　这种体型巨大的蚂蚁生活在炎热气候的地区，与之前曾在怀特岛和德国发现的蚁类来自同一时期，并且非常相似。5千万年前的始新世时期(Eocene period)，当时极地温度要高于现今，并且各大陆版块间彼此距离较近。据此研究人员推断这些蚂蚁当时可能在以上几个地区之间生活或者“迁徙”。

现金常见的大蚂蚁通常不超过1.6厘米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布鲁斯-阿奇博尔德(Bruce Archibald)博士表示，这一发现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体型巨大外在化石上还发现有翅膀的痕迹，但几乎没有其它信息能用来分析其如何生活的情况。研究人员们根据其分布区域，估计这种巨蚁或许是当时在欧洲和北美之间长途跋涉。

　　相关资料：

　　始新世(Eocene)：始新世是地质时代中古近纪（Paleogene）的第二个主要分期，大约开始于5780万年前，终于3660万年前，介于古新世（Paleocene）与渐新世（Oligocene）之间。始新世早期最令人受到注意的是，原始的现代哺乳动物的出现。始新世结束于一个被称作大置换的大型生物集群灭绝。此事件可能是一或数颗流星撞击西伯利亚及现在的切萨皮克湾所造成。

　　始新世的全球气候或许是新生代中区域变化幅度最小的；从赤道到极地的气温变化幅度只有今天的一半，而深海洋流则异常温暖。极地地区比现在温暖得多，接近于现今西北太平洋的温度；温带森林已经扩展到了极地地区，同时多雨的热带气候区则延伸至北纬45°地区。温带地区的气候与现在相比大有不同，而热带地区的气候则可能接近于今世。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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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工作人员用担架搬运一具雌性巨型鱿鱼尸体。（图片来源：Fernando Camino, Cover/Getty Images）

　　在大约10年前于西班牙沿岸发现巨型鱿鱼尸体时，科学家便怀疑来自船只的强大声脉冲将这种动物推向死亡。现在，他们发现了相关证据，证明这一推测。根据一项新研究，人类活动产生的低频声波不仅影响鲸鱼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同时也会影响鱿鱼以及其他头足类动物。长久以来，科学家便认为包括鲸鱼在内的海洋哺乳动物容易遭受声脉冲影响。

　　揭开巨鱿死亡之谜？

　　研究领导人、巴塞罗纳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海洋声学家米切尔·安德烈表示，研究发现显示海洋中的噪音污染对海洋动物的影响程度超过此前预计。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知道海洋中的噪音污染会严重影响海豚和鲸鱼，它们利用天然声纳进行导航和捕猎。这项研究第一次发现噪音污染也让无脊椎动物深受其害。无脊椎动物是一个规模更大的海洋动物种群，此前并未发现它们的生存也与声音关系密切。”

　　21世纪初，人们在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沿海发现巨型鱿鱼尸体。一些案例中，巨型鱿鱼尸体在当地船只使用气枪产生低频声脉冲后不久出现，另有一些案例则涉及石油和天然气钻探作业。在对巨型鱿鱼尸体进行研究时，科学家发现它们的身体遭受严重损伤，套膜变成浆状，触须青肿，平衡器也遭到损害。这些充满液体的器官位于鱿鱼眼后，帮助它们在水中保持平衡和位置。

　　海洋生物学家安格尔·古拉当时认为，勘探船产生的声音污染对头足类动物以及其他海洋动物的生存造成不利影响，但这一推测并未得到证实。这位西班牙海洋研究所的生物学家表示：“借助于这项研究，我们找到了证据，低频声波能够给头足类动物造成损伤。”古拉并没有参与此项新研究，研究论文将刊登在《生态学与环境疆域》杂志上。

　　损伤随时间加剧

　　研究过程中，研究小组对87只头足类动物暴露在低频声波环境下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87只头足类动物属于4个种群，分别是2种鱿鱼、1种章鱼和1种乌贼。2小时内，这些头足类动物一直暴露在声音强度157至175分贝的噪音环境下，噪音频率在50至400赫兹之间。安德烈在接受“国家地理新闻”采访时表示，这种强度和频率范围在很多人类海上活动产生的噪音中较为普遍，例如军方声纳测试或者测量海床下方物质特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结束噪音暴露之后，科学家屠宰了这些动物，有些立即屠宰，有些则在96小时之后。噪音暴露后立即屠宰的动物出现平衡器损伤迹象。平衡器细胞的微小毛发状结构消失，让这些动物变成跛子。头足类动物在水中游动时，微小毛发状结构会发生弯曲，帮助它们保持平衡。96小时后屠宰的动物遭受的损伤更为严重，平衡器出现明显大洞。

　　安德烈表示：“这是陆地哺乳动物和鸟类在急性噪音暴露后发生的典型过程。外部受损后又出现严重声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损伤日益加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受测的头足类动物只微微移动身体，它们不再游动、进食或者交配。

　　第二组受测的头足类动物共有大约100只，它们并未暴露在声脉冲环境下，身体保持健康状态，行为正常。分开前，两组头足类动物被放入同样的玻璃缸，所有动物在测试前均行为正常，这也就排除了圈养或人工喂养导致受测头足类动物出现机体损伤的可能性。

　　仍需进行更多研究

　　海洋研究所的古拉表示，虽然实验中的头足类动物体积远远小于巨型鱿鱼，但实验发现能够解释巨型鱿鱼遭受的损伤。受测动物是巨型鱿鱼的理想“替身”，他没有理由怀疑研究发现不适用于巨型鱿鱼。需要指出的是，受测动物与巨型鱿鱼遭受的损伤存在差异。古拉称，10年前发现的巨型鱿鱼出现的损伤比受测动物更为明显，说明它们受到多个声音源影响，所承受的噪音强度也要超过实验中的动物。

　　与受测的动物不同，巨型鱿鱼并不是受伤那么简单，而是丢掉性命。科学家表示，西班牙巨型鱿鱼遭受的命运说明，暴露在低频声波环境下可导致巨型鱿鱼走向死亡。古拉解释说：“发现巨型鱿鱼尸体时，我们认为它们的死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声波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是平衡器部分受损，导致鱿鱼无法辨别方向。失去方向感的巨型鱿鱼从深海游到海面，巨大的温差导致它们送命。”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海洋动物学家迈克尔·韦基奥内表示目前仍无法确定具体死因。韦基奥内并没有参与此项新研究。他指出：“虽然新研究发现了足够证据，证明巨型鱿鱼的死因，但仍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才能确定人类活动产生的噪音污染是否导致海洋动物普遍受到伤害。新研究发现的证据说明，古拉对巨型鱿鱼死因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孝文)

　　沧州几名村民在建筑工地挑拣砖块石料准备回家垒猪圈，从此路过的丁先生发现一块刻有“李鸿章”字样的石碑，觉得有可能是块“宝贝”，便花钱买了下来，雇叉车送到自家楼门口，放置在了绿化带内。5月3日，丁先生说，听说自己买的石碑确是文物，他便把这块“宝贝”上交给了文物部门。

    ■大块石碑“躺”在绿化带中

　　其上落款竟为李鸿章

　　沧州市华西小区有居民近日致电本报称，33号楼和34号楼间的绿化带中发现一块大型石碑，上面的落款竟是距今百余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记者在现场看到，石碑躺在绿化带中的泥地上，长约1米、宽约80厘米、厚约30厘米。有字的一面朝上，其上薄薄附着着一层尘土。虽然石碑顶部的一部分已经缺失不见，但密密麻麻刻在碑面上的近200个繁体字，仍依稀可辨。特别是文章最左边两列的落款十分吸引人眼球：保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兼管长芦……李鸿章记。

　　■专家分析石碑确为文物

　　可能来自附近包公祠

　　沧州市文物局有关专家从石碑的石质分析，这确实是块老碑，再从石碑发现地的位置推测，这块石碑可能来自附近的包公祠。文物专家介绍说，这个包公祠不是坐落在河南开封的那座。据民国《沧县志》记载，“包公祠，在小南门内，为宋代河北转运使包拯建。本在南关，后移朗吟楼下。清代乾隆七年运判史尚廉，又移分司署大门内左方。光绪二年乐军统领记名提督丁德昌重修。”专家表示，这块石碑应该就是在重修包公祠时，由李鸿章撰文再刻制的。

　　至于碑文的内容，文物专家连续几日翻阅县志、州志后均未查出。这几天，他们还要到北京查阅相关资料，以详细考究石碑的来历。

　　■珍贵石碑差点垒成猪圈

　　现已上交文物部门

　　5月3日，家住华西小区33号楼的丁先生说，去年7月底，他路过沧州市中心一处地方建筑工地，几个村民正在挑拣砖块石料，说是弄回家准备垒猪圈。丁先生恰好看到他们从砖块中扒出一块带有很多文字的石碑。他说，因为经常和懂文物常识的朋友在一起，他也学了点皮毛。仔细观察后发现石碑上刻着“李鸿章”三个字，丁先生眼前一亮觉得这应该是块“宝贝”。但由于这块石碑发现时就是残缺的，丁先生也说不上来它到底有多大价值，总之拿去垒猪圈是绝对不行。于是，他花几百元钱从村民手中买回了石碑，又雇了一辆叉车运到自家楼门前，放到了绿化带里。

　　听说这块“宝贝”被专家鉴定为文物，丁先生便联系文物部门表示愿意无偿捐献：“既然是文物，是国家的东西，就应该还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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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包公祠

　　沧州包公祠在城隍庙西侧，丁公祠南面，大门坐东朝西，门内有一宽敞院落，东房三大间，北面平房三大间，正北房包括两耳室为五大间，是重檐起脊古式建筑，这便是包公祠。殿内正中有包公塑像，前有供桌香案，两侧有侍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威武塑像。屋顶上方悬有“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两块金字蓝底匾额。中院东侧有过道可通后殿。殿中供奉一米多高的观世音菩萨铜像，不论朔望，香火极盛。

　　包公祠于每年四月初八至十五有春季庙会，延续五至七天。期间，均有商贾货物涌来，日用百货、烟酒糖茶等应有尽有。

　　辛亥革命后，包公祠内建立起了民众教育馆。馆内负责人段永庆带领工作人员举办了平民夜校。此校基本属于扫盲班性质。每晚8至10点上课，主要课程是国文、算术，并且对来求学者不收学费、书费。另外，还组织了沧州民众国术馆，有南川楼、白家口、菜市口、老东门、北门里等十多处拳社，遇有节日庆祝活动，便邀请他们在西北门外体育场进行比赛表演。

　　1947年沧州城解放，这里一度成为工商业者联合会办公场所，后逐步改为沧县工商联、沧州市工商联。1981年春，经批准，相关部门将原包公祠房屋殿宇全部拆除。至此，当年包公祠旧貌荡然无存。

奥地利居民后院发现皇室珠宝

　　在奥地利维也纳南部地区，一名男子在家中后院发现一批价值约15万美元的中世纪珠宝及一些珍贵物件，其中包括部分皇室珍品。

　　奥地利国家古董和科学院部门的官员表示，对于这些珠宝的出处和其他细节政府还在调查中。

　　据消息称，这批物件大概拥有650年历史，包括200多枚戒指、胸针、扣子、镀金银盘子和其他镶有珍珠、珊瑚石的小装饰物。

　　“这些物品有非常高的品质，拥有者应该是中世纪时中欧的最高阶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同时还展示了一件黑色天鹅绒织物。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称，这些物品可能价值15万美元。装珠宝的箱子在2007年就被发现，但发现的人一直没有报告政府，直到他在两年前打包准备买房子时打开地下室尘土覆盖的箱子。

　　政府没有公布该男子何时发现第一批珠宝，只是称对于珠宝的继续调查才刚刚开始，可能会持续4年。

　　他们认为这批珠宝可能是战利品或被商人埋藏于此，因为这个地点位于中世纪意大利和波兰商品交易路线上。

　　有时，足不出户的宅男也可以改变世界历史。比如，指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就是一生只在一座城市生活的克罗狄斯·托勒密。

　　1492年，当哥伦布从西班牙海岸出发，一路西行寻找遥远的东方时，他带着3艘帆船、87名水手，以及一本由托勒密编写的《地理学》。

　　尽管那时，距离这本著作诞生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但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它仍然是“对已知世界地理情况的最佳指南”。这本书齐集了托勒密费尽心思收集的8000多个地方的经纬度坐标，以及收集或绘制的26幅欧洲、亚洲、非洲等地的地图。

　　在没有望远镜、电脑或卫星的时代，难以想象古希腊人托勒密，究竟是怎样获得有关世界的信息的。据说，他曾担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一职。这个被视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太阳”的地方，也许给他提供了一些“更古老的地图”作为参考。

　　更多时候，他从喜欢聊天的水手那里获取资料，因此，他常常凭借猜测绘制大陆和海洋的形状。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地图专家戴维·金索普说：“当想到，他的绘制只能依靠海员和乘客的描述而进行，你就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不寻常。”

　　这一切真是神奇极了：“当时的技术那么有限，地图的显示却大体正确”。2004年，英国牛津郡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沃丁顿庄园，收藏在其中的一册托勒密地图集却完好无损。为了支付灾后巨额的修缮费用，沃丁顿家族不得不将地图集送进苏富比拍卖行。

　　最终，这册图集以213.6万英镑的天价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地图拍卖价。

　　不过，如同许多曾经被时间灰尘埋没的巨著一样，《地理学》在公元2世纪左右成书时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300多年后，探索未知大陆的热情开始在欧洲蔓延。一个走街串巷收集古籍的神父，意外在罗马都城发现了无人问津的《地理学》手稿。

　　书中，托勒密详细说明如何采用两种方法将球体的地球绘制到平面上，提出投影和比例尺问题，明确了地图应该“上北下南”。直到今天，这些理论仍然是地形图和世界地图绘制的标杆。

　　相比之下，作者本人的经历十分神秘。直到今天，人们也无法复原出他的生活轨迹，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哪一年出生，又在何时死亡。只有星象观测记录透露，这位学者常年生活在古希腊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

　　公元1406年，这部了不起的手稿被翻译成拉丁文。那正是航海梦涌动的时期，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地理学》被重新复制并印刷，“简直就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人心”。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打量，其中的地图并不精确。“北美大陆”那时还没有被发现，印度洋还是一片浩瀚而封闭的海洋。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赤道环线寸草不生。中国的面积被高估，世界却被描绘得太小。

　　但与中世纪地图相比，这本地图颇有先见之明。在公元7世纪，世界地图简单得就像一个“汽车方向盘”，亚洲、欧洲、非洲三分地球。仅仅因为《圣经》中圣奥古斯丁曾说过，亚洲是“最受上帝恩宠的”，地图上总是亚洲的面积最大。

　　大部分地图制作者是神职人员。因此，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中心，耶稣环抱整个地球，手脚分别成为南、北极。地图抄写员们对待这一工作也不太认真，有时会把亚洲和欧洲的名字张冠李戴。按照公元1300年德国《埃布斯托夫地图》的路线指引，人们甚至还能在路上遇见独角兽和精灵。

　　幸亏哥伦布选择正确。有学者们发现，这位航海发烧友在开始那次改变人类历史的航行之前，精心阅读了5本书，《地理学》正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前，各个大洲不过是封闭的大陆，每个国家都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对于一些历史学者来说，“公元1400年后的两百年间，欧洲绘图人开始绘制清晰的大陆地图，正是从那时起，割裂的大陆联系在了一起，真正的世界史开始了。”

　　相貌威严的哥伦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根据托勒密版本的世界地图，他将自己遇到的第一片陆地看作神秘的印度。一切正如后人熟知的那样，这个伟大的航海家迷了路，所谓的印度其实是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不过这事儿，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

温玉成教授左1拜访民间老人和高僧大德。根秋多吉 摄

温玉成教授在丹巴墨尔多寺庙考察。根秋多吉 摄

　　4月29日至5月1日，中国著名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和成都考古院研究员张雪芬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境内探寻成吉思汗陵墓之谜。通过实地考察后，温玉成透露了成吉思汗陵墓为什么可能在丹巴境内的种种迹象和考古成果。

　　据了解，2010年9月25日，温玉成在内蒙考察察嘎仙洞时，与呼伦贝尔市委统战部部长孟松林谈话间，孟松林提到成吉思汗陵可能在四川大金川、小金川之间的话题，并介绍了一位厨师说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陵在四川的故事。

　　回到北京后，温玉成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资料，分析成吉思汗的作战路线和策略。在查阅权威文献时发现，《元史》记载：1227年7月己丑日，崩于萨里川哈老徒(哈老图)之行宫，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而《蒙古黄金史纲》记载：1227年，67岁，7月12日宾天。在汗的大地，修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镇成吉思汗陵)。后葬不而罕·合勒敦山(在蒙古乌兰巴托东北约180公里处，东经109°北纬49°)。《草原帝国》记载：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遗体葬不而罕·合勒敦山。史书记载一片混乱，温玉成教授感到有些棘手。

　　“萨里川定位南辕北辙，成吉思汗陵墓疑案悬而难决。萨里川倘若在蒙古，成吉思汗驾崩于此，灵车怎么可能北行而走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镇，即现在的成吉思汗陵？”温玉成教授说。

　　又查阅《宋史》发现，成吉思汗6月驻军清水后，蒙古军(北兵)左右两军南下激战正酣，成吉思汗难道会在清水“避暑养病”？温玉成教授分析：“这期间成吉思汗真的在清水"避暑养病"，真的就没有干些什么吗？”

　　温玉成推理分析，如果从成吉思汗进驻清水至他驾崩，这段时间以30天计算的话，日行军约为39公里；若以40天计算，日行军约为29.5公里。前面作战，可能慢一些。无论怎么说，蒙古骑兵以这样的速度进发，是不在话下的。

　　根据种种迹象和记载分析，温玉成教授提出了成吉思汗陵墓在川西的说法，也成为国内第一个站出来从学术理论分析为什么成吉思汗陵墓在川西的学者。

　　在丹巴考察期间，听说有一位叫兰木克的神秘守山人，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据说他两年前去世了，现在他还有一个哑巴徒弟，温玉成怀疑：也许那位是守成吉思汗陵墓的当地人。

　　“这次丹巴考察，发现了墨尔多与鄂尔多有着一些关联，成吉思汗忌日和当地节日也有很多巧合之处。同时，丹巴和蒙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领钦寺找到的巴思八文写的对联是最有说服力的考古证据之一。当地活佛透露发现奇特人骨的说法也很有考古价值。这些考察资料为更进一步确认成吉思汗陵墓在丹巴境内的判断和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温玉成介绍。

　　在甘孜州丹巴县3天的考察期间，温玉成教授边走边看边问，拜访了大量的民间老人和高僧大德，分析了地理位置和地名，寻找收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查阅了地方一些文献资料等。“期待在丹巴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发现更多的奇迹。”温玉成说。

赵廷隐墓全景

赵廷隐墓内部结构示意图 制图杨仕成 姜宣凭

武士俑头像

墓志铭

王建墓和赵廷隐墓位置示意图

出土的伎乐俑

赵廷隐家庭成员示意图

仆人服侍主人微缩版陶俑

　　墓主赵廷隐官至太尉，位列“三公”；该墓系至今出土的五代时期第三大古墓

　　●墓室有270平方米，历千年，内壁仍见凤鸟、卷云等彩绘壁画

　　●10多件色彩鲜艳的伎乐俑组合，组成了一支完整的乐队

　　●近3000字的墓志铭，记载了赵廷隐的出生地、经历及生卒年份及家眷情况

　　●棺台摆放为南北朝向，可能是为了与3位夫人同葬，方便摆放

　　昨日，历经5个多月的考古发掘，一座坐落于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一组大型竖穴砖室墓，在沉睡千年后，重见天日。

　　该墓葬主体部分为一个长15米、宽18米的大型墓室，内壁全彩绘，至今仍可见凤鸟、卷云图案。出土文物中，除不少陶俑鎏金外，有10多件全彩绘的伎乐俑组合，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展现了达官贵人歌舞升平之乐。

　　考古人员说，这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质伎乐俑组合，堪称五代时期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

　　一份全新出土的近3000字的墓志铭，确定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五代后蜀宋王赵廷隐。

　　该古墓的出土，成为继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后，五代墓葬考古的第三大发现。

　　大将墓出土

　　墓室内壁全是彩绘壁画

　　2010年11月底，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一组，修路前的文物勘探工作正在进行。一座沉睡了千年的后蜀国(934-965年)古墓浮出水面。

　　5个月后，墓葬现场的考古挖掘进入尾声。一座坐西向东、占地面积近500平方米的大型地下古墓完整的展现在世人眼前。

　　“三室一厅”270平方米

　　昨日，华西都市报记者随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工作人员谢涛探墓。

　　一路下台阶，经过一条长20米的墓道后，一座高大的砖砌拱形墓门呈现在眼前。墓门上，依稀可见精美的卷云、草叶状彩绘纹饰。

　　穿过墓门，是长15米、宽18米(270平方米)的墓室，内壁全部着彩绘

　　壁画，虽历经千年，仍可辨凤鸟、鸳鸯、人物和卷云等装饰彩绘图。

　　该墓室为“三室一厅”格局，一主室陈列主人棺木；两耳室加一后室，陈列着大量神态各异的随葬品。主室中央，是一座长约7米、宽约3米的棺台。

　　50多件彩绘陶俑部分描金

　　右耳室门口，两侧各一个1.4米高的陶制武士俑。门右侧的武士，帽子褶皱处依稀有鎏金痕迹。与右耳室不同，左耳室的“把门”俑为一鸡一狗。

　　“100多件随葬品，大多在耳室和后室出土。”谢涛说，经过考古发掘，墓室出土了提梁壶等陶瓷器40多件。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50多件彩绘陶俑，各种文官俑、武士俑、伎乐俑，神怪俑大小不一，身高从0.5-1.4米不等，多数为彩绘品，部分还做了描金处理。

　　3000字墓志铭写出墓主身份

　　在主室与甬道台阶处，考古人员发现了1米长、宽的墓志。这一发现，让墓主人的神秘身份揭晓：后蜀宋王赵廷隐。

　　赵廷隐是后蜀国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作为孟知祥的一员猛将，他随孟知祥南下成都打天下。孟知祥建后蜀国后，赵廷隐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地位极高。

　　这份近3000字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赵廷隐的出生地、经历及生卒年份，以及其家眷情况。

　　从墓志铭上得知，他有3位夫人、3个儿子和7个女儿。其中，长子赵崇祚系将《花间集》集结成册的编著者。

　　“墓志铭的出土，为研究这位五代重要人物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填补了史载的某些空白。”谢涛说，墓志所记内容，多数内容与史籍吻合。

　　关于赵廷隐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记载，修正了史书上“河南开封人”一说，可补史载不足。

　　B两大考古发现

　　西南最精美陶质伎乐俑

　　“虽盗墓者多有光顾，但幸运的是，自北宋时第一次被盗后，墓室的十字穹顶便整体垮塌，大量随葬品得以留存。”谢涛说。

　　彩绘伎乐俑组成完整乐队在上百件随葬品中，10多个彩绘陶质伎乐俑手执各种乐器，在后室一字排开。

　　这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最为精美的陶质伎乐俑组合。“比起前蜀国王建墓出土的伎乐俑，的确要精美得多。”谢涛说。

　　身高约0.5米的一组陶俑各自独立。右起第二个，陶俑手中仍有完整乐器，呈吹叶形。

　　“每个陶俑均为彩绘，是价格不菲的订制品。个体独立的同时，组建成一个完整的乐队，展示了当时歌舞升平的达官贵人生活。”他指出，王建墓的乐伎均为棺床上的浮雕，与彩陶相比，无论是色彩还是工艺，都不可同日而语。

　　“堪称五代时期至今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之一。”谢涛说，部分陶俑穿着外域风格的服饰，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证。

　　微缩版庭院“主人”坐其中

　　在主室与后室间，有一个长1.2米、宽1米、高0.3米的微缩版陶质庭院。卧室、厢房等一应俱全，错落有致。

　　在庭院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墓主人的坐像。墓主人身着红色官服，神态自若，笑容可掬。在他周围，是5个站立的服侍俑。“这种格局，极有可能模仿墓主生前的居所制成。”

　　棺台摆放南北朝向有待破解

　　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的谢涛指出，该墓葬有一处奇特之处，至今仍未被考古人员破解。

　　“五代时的墓葬，包括王建墓在内，棺台摆放方向都与墓葬保持一致，但这一处却有所不同。”该墓葬为东西朝向，按墓葬习俗，棺台理应按东西方向摆放。然而，这个棺台却偏偏调转90度，为南北朝向。

　　据初步推测，这样的摆放朝向或许与其3位夫人有关。

　　“这是一个合葬墓，墓主最初的墓地并不在这里，后来该墓建好，他才迁墓至此。这样摆，有可能是为与3位夫人同葬，方便摆放。”谢涛说，此猜测还需专家进一步论证。

　　在四川地区，截至目前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五代墓不足10座。此次发掘的赵廷隐墓，是继前蜀王建墓、后蜀孟知祥墓后，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古墓，是四川五代墓葬考古的第三大发现。

　　较为完整、精美无比的重大发现，会不会在日后开放，让市民一览千年前达官贵人的大型墓葬？谢涛说，短时间内难以定论。

　　目前，考古发掘已步入尾声。下一步，文物专家将全力进行彩绘陶俑的修复工作。此后，将请专家多方会诊，就是否满足对外开放的条件进行科学论证。

　　华西都市报 见习记者 卢佳丽 摄影 杨涛

嵌有鲨鱼牙齿的菊石壳化石

　　法国雷恩大学古生物学家近日在一位业余古生物学爱好者的收藏品中发现了一个嵌有鲨鱼牙齿的菊石壳化石。古生物学家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大约1.5亿年前史前鲨鱼以菊石为食的首个直接证据。

　　菊石是一种已灭绝的海洋动物，也是现代鹦鹉螺的远亲。在此次发现的化石中，菊石的外壳上嵌着三颗鲨鱼牙齿，外壳被牙齿咬出了几个孔。此前，在其他的化石中也曾经发现过鲨鱼牙咬的迹象，比如鳄鱼尾部化石。但是由于菊石外壳坚硬，因此古生物学家此前一直无法确定鲨鱼是否曾以菊石为食，他们也无法排除其他海洋捕食者捕食过菊石。

菊石壳化石上内嵌的弓鲨牙齿特写

　　不过，法国雷恩大学古生物学家罗麦恩-乌罗认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将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建立起直接联系。我们甚至还可以给捕食者命名，这是一种名为‘Planohybodus’的弓鲨。”乌罗的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科学》杂志之上。

　　弓鲨身长接近7英尺(约合2.1米)，大约生存于2亿年前的远古海洋之中，在大约6500万年前随恐龙一起灭绝。在同一时代，菊石也漂浮于远古海洋中，随处可见。菊石直径大小不等，从数英寸到10英尺(约合3米)都有。菊石壳内的软组织是许多动物的美味佳肴。一些弓鲨物种拥有扁平的牙齿，因此它们可以咬碎菊石及其他有壳动物的坚硬外壳，但大多数物种被认为仅以鱼类为食。乌罗介绍说，“在此次发现之前，我们认为弓鲨由于拥有尖利的牙齿，它们可能只以鱼类为食。但是，此次发现的物种可能拥有更广泛的捕食对象，其中包括菊石。”

弓鲨的可能模样

　　乌罗是从一位古生物学爱好者朋友的收藏品中取得这一发现的。他确认能够将化石中的牙齿与弓鲨相匹配，其中一颗牙齿仍然嵌在化石中，另两颗已被收藏者取出。乌罗认为，如此尖利的牙齿先是将菊石外壳上的气囊咬破，而气囊则是动物保持平衡和运动的工具。菊石一旦失去控制，鲨鱼最终就有可能咬碎它。乌罗表示，“不可能判断当时菊石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认为它在死亡之间肯定被咬过，而且可能试图逃跑过。”

　　然而，为了进一步弄清楚鲨鱼与菊石之间的关系，乌罗表示他需要开始着手寻找相似的异常化石。乌罗认为，“一个完整的骨架，再带有内脏之类的标本，或者找到更多带壳的化石，这都将有助于对这种生态关系做出更好的结论。不幸的是，这种标本相当罕见。”不过，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古生物学家阿迪尔-克苏普马克认为，此类化石并非如同乌罗想像那样不寻常。(彬彬)

一名考古队员在进行大河口西周墓葬群的发掘工作。目前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仅剩下数十座小型墓葬尚未发掘、保护。新华社发

鸟 盉

漆木俑

　　4月25日，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墓地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墓葬内不仅首次发现了漆木俑、原始瓷器等国宝，而且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三足鼎式簋等珍稀青铜器，个别墓葬甚至发现有金器，三千年前的这些宝器将为我们揭开古代封国之谜。

　　“霸”国出现填补空白

　　如此丰厚的葬品到底出自怎样身份人物的墓群？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以东约6公里处一片两河交汇形成的三角洲高地，墓地年代横贯西周，晚期进入春秋初年。在试掘阶段，考古队就发现这是一个诸侯国君级别的墓——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壁龛内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从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确证，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国族名为 “霸”，“霸伯”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霸”国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较明显，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其人群应为狄人系统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群。相继的考古发现，“霸”国和周王室以及晋国、倗国、燕国等国关系密切。

　　“霸”国与晋国相邻。从墓地规模及随葬品推测，“霸”国应比晋国低一个档次，属于小国。在君主称谓方面，晋国的君主被封为晋侯，而“霸”国的君主则被称为霸伯。此外，两国的墓葬规模也相距甚远，晋国曲村墓地的墓葬多达20000多座，而“霸”国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仅有1500座左右，从这里也可反映出两国国都人口规模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大河口墓地的发现让人们有机会认识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西周“霸”国的历史及文化，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对西周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空白。

　　稀有漆木俑保留完好

　　墓葬二层台四壁有11个壁龛，一座墓葬内发现如此多的壁龛在西周考古上还是第一次，墓内随葬漆木俑可能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实物资料。

　　考古队在发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东边二层台上意外发掘出了重要宝物：两个一米多高的漆木俑双足站立于漆木龟上，双手作持物状，两俑前面及侧面放置漆木器，这在中原地区西周墓葬内也是首见。考古学家介绍，漆木器在两种环境下易于保存：一是十分湿润的环境，二是十分干燥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忽干忽湿的环境里，两个漆木俑经数千年还能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弥足珍贵。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谢尧亭介绍：“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礼制。古人朝会、狩猎、宴享、训练军队等活动都强调‘秩序’。我们推测这两个漆木俑与礼制和宗教有关系。”

　　考古专家历经两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遗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壶、牺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种类。

　　新器形鸟盉纠正“错误”

　　大河口墓葬还发掘出一个青铜鸟形器物，经鉴定是鸟盉(hé)。“这件器物可以说是大河口墓葬铜器中的瑰宝，它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谢尧亭说。

　　以往发现的鸟尊大多属于酒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鸟形的盛酒器，用来在各类祭祀活动中盛装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就发现了鸟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镇院之宝”。此次发现的青铜鸟形器物与北赵晋侯墓地发现的鸟尊有所不同，腹部没有管状流。专家认为，大河口这件鸟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谢尧亭说：“商周时期，盉多是一种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贵族礼仪，在祭祀、宴饮、典礼过程中，参与者要洗手盥洗。侍者用盉将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发现和传世器物中都未曾见过像大河口墓葬中这样的鸟形盉。”

　　鸟形盉的出现也意外纠正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鸟尊在发掘时尾巴已断，上海博物院将尾巴修复为朝里卷。此次发现的鸟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显示，鸟的尾巴是朝外卷的。(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