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航海图

　　达·芬奇设计的大炮

　　达·芬奇的齿轮(右）与中国最早齿轮对比

　　震惊世界的《1434》中文版即将面世，英国史学家孟席斯呼吁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史观：

　　记者昨日获悉，《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中文版即将在下月初面世。本文作者加文·孟席斯是一位备受争议的英国史学家，继《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提出中国人比哥伦布还要早70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他在书中再次爆出惊人观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应该归功于中国人！

　　书中声称，这支中国舰队曾携带了一批中国科技典籍到意大利，而文艺复兴中的巨匠达·芬奇的许多设计发明实际上是借鉴了这批科技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机器的设计，而非原创。

　　记者采访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硕士杨立新、社科院的研究员罗丽萍，与读者一起了解孟席斯的惊人观点。

　　中国人点燃文艺复兴？

　　6年前，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 这一观点让全世界为之震惊！6年后，孟席斯在这本《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扔出了更大的爆炸性观点。这次，他宣布文艺复兴也是中国人引发的。孟席斯梳理了大量中国史料，在每个细节上都力图严谨。本书展示了一些中国古代发明的机械的设计图，这些图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通过与达·芬奇等人的设计图对比，会发现达·芬奇等人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是从中国舰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许多机器设计图和中国古籍《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

　　孟席斯这一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再次激起历史学家们的批评声浪。而孟席斯却说：“当前历史教材中的理论才是彻头彻尾的垃圾，对这些垃圾执迷不悟的家伙并不是我这个‘幻想家’，而是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

　　证据1：郑和绘制了美洲地图

　　学界都认为是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事实是，早在哥伦布扬帆启航的18年前，他就已经得到了一张美洲地图，这在他的航海日志中有所记录。试问怎么能够说在你事先已经得到一张该地地图的情况下发现了那个地方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质疑麦哲伦。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是用这位伟大的葡萄牙探险家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是，麦哲伦是在一张航海图上看到这条海峡的，那为什么还要用他的名字来给这条海峡命名呢？这不合情理。

　　早在1507年，马丁·瓦尔特泽缪勒就出版了他的美洲地图和太平洋地图，比麦哲伦启航要早12年。而在1515年，也就是麦哲伦启航前4年，约翰内斯·肖纳尔出版了一张标明了据说是麦哲伦“发现”的这条海峡的地图。然而这两位制图者，一个是来自德国乡村的没有任何航海经历的牧师，一个是法国东部的制炮工匠，同样没有见过大海。那么，他们的地图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有条件绘制的，只有奉命出使各国的郑和了。

　　达·芬奇只是照着“画”？

　　孟席斯宣称，达·芬奇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也是从中国船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因为他的许多机器设计图都和《农书》等中国古籍内的机械设计图“惊人相似”！“达·芬奇基本上只是将中国人的机械设计图用三维立体方式重新画了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改进。”孟席斯说。

　　证据2：达·芬奇众多发明与《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

　　达·芬奇除了是著名的画家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凡的器械设计发明家。但通过展示中国古代发明的机械的设计图（这些图均出自于中国古籍，包括1313年问世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于15世纪3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古代书籍），并与达·芬奇等人的设计图对比，会发现达·芬奇等人震惊后世的许多机械发明设计图，其实是从中国舰队带去的古代科技典籍中获取的灵感，许多机器设计图和中国古籍《农书》里的图片“惊人相似”。也就是说，达·芬奇等人的很多发明，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使用了。

　　中国船队给意大利带去大米

　　孟席斯在《1434》中提到，1434年，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抵达意大利，带去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各项科技资料。这支船队只是中国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船队的一小部分。这支中国船队还派出特使从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市，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世界当时没有的世界地图、天体图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从而引发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

　　孟席斯举例称，出自达·芬奇的飞行器草图其实就是这支中国舰队带来的技术。他之前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有一支船队来到意大利，船上载有各种先进器物和世界上第一套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超过10万个实用发明由此传到欧洲。在达·芬奇的画册中，包含了降落伞、步枪等几百项发明，我认为那不是他发明的，而是他根据《永乐大典》中的图案，重新设计而已，只要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包括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提出来的，而是中国的郭守敬。”

　　他还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也吃大米，大米就是郑和船队带来的，中国的精耕农业和水利技术，让意大利成了欧洲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孟席斯在书中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多项具有革命性发明创造的国家，这些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火药、金属冶炼、复杂的水车灌溉系统以及嫁接技术等。

　　绝非哗众取宠之作

　　加文·孟席斯：英国皇家海军退伍军官。1937年生于伦敦，几个月后被父母带到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到英国。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皇家海军的服役期间，他曾率舰沿着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航线行遍世界。退伍之后，他曾多次走访中国与亚洲各国，专注于研究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先于欧洲航海家发现新大陆。

　　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硕士杨立新告诉记者，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但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的“虚构历史小说”，所以翻译起来还是颇费周折的。比如作者引用的许多关于中国史的内容是经过其他国外学者翻译，作者直接拿过来用的；因此常常出现只有引文，没有注明出处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史学著作可谓浩如烟海，要凭借仅有的几句英文，找出它们到底出自哪里，并不容易。“为此我也曾多方请教母校的老师，还有现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同学。”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罗丽萍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饱受国外专家的批评，但是《1434》绝不是一部哗众取宠之作。她说，写作本书之前，作者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他查阅了大量资料，跑了很多地方，并利用他已有的航海知识，以郑和远洋舰队为切入点，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就像研究达·芬奇的专家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马丁·坎普评价的那样，他认为孟席斯的观点“非常具启发性、非常有趣，但是仍需进行更艰苦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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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 央视主持人

书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给千百个答案，我选择两个，一个是生命前行的推动力；一个是生命回望的坐标。

1968 《新华字典》影响一生

在食指写下《相信未来》的1968年，我出生了，上世纪60年代剩下的那两年在文字上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刚来到这个世界。当我拉开7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从生命坐标中拿出呢？确切地说，在70年代我没有书架，只有一本《新华字典》。很多人问过我，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哪本书或哪个人对你影响最大？我的标准答案：书，是《新华字典》，人，就是我妈。没有我妈，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它的博大精深，让我从文化意义上开始一步步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新华字典》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昨天看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不知道是真是假——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中，《新华字典》始终伴随着一斤猪肉，非常奇妙。

1957年，《新华字典》1块钱一本，当时的猪肉是9毛4一斤，到了1998年，《新华字典》是11块钱一本，而猪肉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新华字典》有很多版本，但大致平均下来是20块钱一本，而猪肉居然也达到了20块钱的标准。我们很难说一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跟它同样价值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中国人。对于我同样如此。

1980 《朦胧诗选》激发独立思维

当我拉开80年代的书架，会把哪本书抽出来呢？我印象太深，那是1986年的一个春天，我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半年，来到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当时王府井新华书店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天堂，在那儿我找到一本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朦胧诗选，当我打开书，扑面而来的是两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我读到了这两句诗，以及书里那么多诗之后，才真正从草原上来的年轻人变成了北京人，从中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变成了开始思考中国各种问题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中国人。

1990 《曾国藩》读多元曾国藩

90年代中期，我走进了《东方时空》，20多岁成为《东方之子》主持人。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历程里当然是没有这样的底气的，因此要不断去学。阅读在帮助我，其中有一套厚厚的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浩明《曾国藩》，唐浩明和曾国藩家书打了多年交道，最后变成了三卷本小说。

我幸运地走进了《东方之子》世界，始终在阅读这一套书，最初的阅读非常快，因为书太好了，当快要读完的时候我恋恋不舍。我永远记得那一个秋日的下午，在我租来的地下室里头，墙上斑驳的光影一寸寸移动，这本书我也一页页地看完了，每个喜欢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你真的喜欢一本书，并且被深深地打动，告别是一件依依不舍的事情，但是终究要告别。

当合上最后一页时，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始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摄像机前的《东方之子》，为什么？因为在这套书里头我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竟然如此复杂，让我对人，对人性开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2000 《道德经》里的中国智慧

新世纪这10年，如果在书架中让我抽出一本记忆中的书会是什么呢？那当然就要回到老祖宗那儿了，我们远没有老祖宗聪明，人家没有读万卷书，也没有行万里路，但是像老子就写出了5000多字的《道德经》，当你有机会重头去翻开这本书时你发现，老祖宗几乎把今天的什么都写入其中。书一打开，可能中国人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但是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别这么读，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你换一种方法读，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一件事儿，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这个解读也许是错的，但它却开启了我的思维，原来有很多问题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道德经》在我快进入到中年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想得开很多事情，比如说它会告诉你杯子如果满了，就把它倒掉，否则再也装不进去任何东西，于是我就在2003年把我三个制片人全部辞掉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不管你运作多大的数都要把前面的运作复零，然后才可以重新开始，是《道德经》帮助了我。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五个字让我对其中很多的事情豁然开朗，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正做到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这是与人生有关的。

今天我们谈到读书，不妨把这五个字转化一下，无私为大私，转化成无用为大用，回头看我过去提出的众多书籍中，有四个坐标和四个代表，其中可能只有《新华字典》是真正被人们认为叫有用的书，是工具书。后来的三本书，一本诗集，诗有什么用呢？有人会开玩笑说，诗没有用。可小说有什么用呢？老祖宗的《道德经》都泛黄了，在现今的中国人一心为钱，一心为名，一心为权的时候，只去相信有用的学说，于是你到书店里会发现迎面而来的都是有用的书，考级、考试要用的，养生健康、还有工具书，无用的书则显得很寂寞，卖不出多少本，在各处摆放着。一个只为钱，为名，为权而阅读的民族，终究有一天会没钱的，也会有恶名的，更重要的是会失去推动人类进步的权力。当初牛顿要不是有无用的时间，闲散地躺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到，会有万有引力吗？现今的中国人有谁会像牛顿那样躺在树下呢？因为大家认为那没有用。当我们只读有用的书，有可能就会把读书变成苦役。要知道，在很多无用的书里却有真正的大用，这个民族要向更大的梦想去前进，每一个成员应该多读一些看似无用的书，在无用的书里有思想，有哲学，更重要的是有乐趣。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与读书有关的日子里，我相信，富起来的中国人，吃饱了穿暖了的中国人，不会天天只是卡拉OK的，不会把自己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物质的获得上，我们已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也许很快，一个真正与精神，灵魂，信仰有关的、中国人追求的时代会开始。所以当好多人沮丧地说，在中国读书的好时代过去了，我想说：不！它可能才刚刚开始。

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人们致富，如今却面临因不断加大的收入鸿沟引发的社会矛盾。官员们正在讨论确保财富分配更均衡，以及如何让富人们更低调。

北京的领导人把奢侈品视为赚钱的税收来源。为避税，许多中国人跑到香港或海外去购买奢侈品。于是，官员们争论是否要削减关税以鼓励消费者在国内购物。然而，中国政府不太愿被视为采取新措施来支持那些买得起名包豪车的人，已推迟了降低关税的决定。“政府面临两难，”世界奢侈品协会驻华代表欧阳•迈克说，“他们不想推广奢侈品，因为担心那些买不起的人看到广告。可是，他们又不想限制奢侈品，因为那对经济有好处。”

有钱人持续炫富显然对政府的这种困境毫无助益。许多人说，“郭美美丑闻”其实暴露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毫不掩饰的失控致富热：超级新富们炫耀自己多么有钱的趋势。经营一家二手名牌包的杨旭说：“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太快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在他的店里，爱马仕已比路易威登更受欢迎，原因很简单：更贵。

当欧美在停滞经济中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已成为奢侈品的最重要长期市场。去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增长了20%，且没有减慢的势头。专家说，炫富现象是个复合体，它根植于中国的长期贫苦和饥饿，以及昂贵财物能带来更高社会地位的感觉。炫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是很久，中国人的消费社会心理还不成熟。

炫富者更多是新富及“富二代”，或是有个有钱男友或情人的年轻女子。他们希望得到他人的仰视，希望人们知道有人爱他们、关心他们。在微博上，许多中国人公开质疑这个国家有关积累财富的新信条是否走得太远了。

2011年5月26日，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韩国、乌克兰、印度、新加坡七国的观众成为第一批看到《功夫熊猫2》的尝鲜者。第二天，《功夫熊猫2》登陆波兰、希腊和中国台湾。5月28日，中国大陆观众终于再次在大银幕上见到可爱的熊猫阿宝，据国内媒体报道，首映当天《功夫熊猫2》便收获近6000万人民币票房，远超之前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所创下的3790万元的首映票房纪录。两日内，《功夫熊猫2》轻松突破亿元票房，全面超越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盗梦空间》在中国大陆票房过亿的速度，收入1.25亿元。

鸭子爸爸的来历

《功夫熊猫2》的韩裔导演詹妮弗 于 内尔森在《功夫熊猫》时期的头衔要更多一些，她既是故事总监、动作场面总监，也是梦境场面总监，换句话说，她是面店小二、熊猫阿宝命运的决策者，当《功夫熊猫》在全球大卖，且“海外市场”远超北美市场后，她受命统领《功夫熊猫2》。《功夫熊猫2》的编剧乔纳森 阿贝尔和格伦 伯杰同样是第一集的老班底，他们抓住观众在看完第一集后的最大疑问“熊猫的爸爸为什么会是一只鸭子？”，在续集中为熊猫阿宝设计了一条“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旅”。

这个疑问其实有两个答案，《功夫熊猫2》中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凤凰城城主的儿子是一只骄傲的白孔雀，人称沈王爷，年轻时便发明了将烟花转化为火药的方法。因为凤凰城的羊仙姑预言他未来将被黑白相间的对手打败，沈王爷指挥他的野狼部队血洗了熊猫村庄，母亲带着幼小的阿宝逃离，最终只能将他隐藏在一个装满萝卜的篮子里。母亲吸引了追兵，阿宝随着萝卜篮子被一路带到了鸭子“父亲”平先生的面前，被可爱的阿宝打动的平先生决定一辈子守护这只可爱又可怜的熊猫。阿宝后来成为了“神龙大侠”，被父母逐出凤凰城的沈王爷重回故地，用巨大的火炮征服了凤凰城后还计划进军中原，两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对手。在同阴险强大的沈王爷不断斗争的过程中，阿宝逐渐记起了自己的身世，并获得了内心的平静。结局当然是邪不压正，神龙大侠战胜了对手并得到了“我是谁”这个亘古问题的答案，他回到平先生的面条店，抱住他说：“我是你的儿子，阿宝。”

真实的答案则有点无厘头。《功夫熊猫》的创作初期并非那么指向明确，中华文化也不是早早就划定好的进军标靶。《功夫熊猫2》的华人动画师韩雷“解密”说，最早的出发点其实只是想做个和拳击有关的动画片，当策划部门海阔天空地聊出了一只会拳击的熊猫后，关于中国功夫的联想也就顺其自然了。“鸭子父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的结果，最早的设定中，熊猫阿宝根本没有父母，当编剧想出了关于“父子情深”的桥段后，他们跑去问动画师手头上还有什么动物角色，最简单的逻辑当然是阿宝的爸爸是一只熊猫，但编剧乔纳森 阿贝尔和格伦 伯杰却“希望阿宝是片中唯一的熊猫”，他们最终从兔子、鸭子、鹅和猪中间选择了鸭子—于是熊猫阿宝就有了一个鸭子爸爸。格伦 伯杰说：“最后我们被迫做出不合理的决定，让平先生这只鸭子成为阿宝的爸爸，而且这个决定让整部电影变得更有趣。”

骨子里是好莱坞电影

故事发生在中国，但故事中的“人物”大多都不是西方人传统印象中的 “中国人”。有位影迷总结得好：“片中的主角熊猫形象，眉骨突出、牛气哄哄、浮肿的大脸，那都不是中国人的特征，而是美国人的特征。而那只鸭子的高鼻子及气质，则是典型的英国人。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许多动物的形象和性格，3D建模和模拟的原型都不是中国人，只有那个大反派孔雀沈王爷，才是典型的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留着两撇八字胡的清瘦傲慢中国师爷）”。在《功夫熊猫2》中的称呼从“Master”变成了“Shifu”的阿宝师傅，让人们联想到的更多的是《忍者神龟》或者是《七龙珠》中的角色。

“《功夫熊猫2》肯定不是一个中国的故事。”韩雷在面对中国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即便她不详加解释，我们也能发现《功夫熊猫2》中依旧围绕着“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传统命题。她说：“这是一个从内壳上寻找自我、在外壳上战胜别人的结构，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有中国观众对“沈王爷”因为一个预言而屠杀所有熊猫的举动不解，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父”宙斯的父亲就是因为一个不祥的预言而决定吞食所有子女，唯一逃脱被吞食命运的宙斯最终按照预言中所说的那样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在《功夫熊猫2》中，逃脱屠杀的阿宝最终证明了羊仙姑的预言准确，成为了沈王爷的终结者。

尽管骨子里还是一部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但《功夫熊猫2》在挖掘、展示中国元素上比《功夫熊猫》来得更得心应手。主创团队受邀实地感受到的中国远比google得来的印象更深刻立体，动画师盖诺登带领团队成员看了大量中国功夫片，甚至连《英雄》和《导火索》也不放过。动画总监鲁道夫 关诺登在设计大反派沈王爷的武术招式时借鉴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体操表演的动作，这是寻找中国元素外衣时聪明的招数。

“反对的话就不要去看”

2007年底，自称“中国唯一一个自始至终以熊猫作全部艺术线索的艺术家”的赵半狄在北京举办了一台“熊猫时装秀”，为二奶、三陪、白领、乞丐、同性恋、法官、警察等“身份”穿上熊猫时装，遭遇部分媒体关于其“亵渎国宝熊猫”的批评，他在博客上愤然回击：“我必须记住是谁剥夺我使用熊猫的权利。我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干涉我的艺术表现爱恨情仇，是谁用什么荒谬的伦理禁止我的艺术表达、调侃与讽刺，又是谁用霸王条款玩儿黑社会的规则挡住了艺术家通往自由的道路。”

2008年6月16日上午8点，距离《功夫熊猫》在中国大陆全面上映还只剩下4天时间。赵半狄带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功夫熊猫》滚回去！”的横幅和800份传单赶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门前。一天前，他以激进的口吻，署名“中国公民”给广电总局写了一封信：“本月20日，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如果如愿在中国院线上映，就是从死难同胞身上扒项链和手表！”此时，距离中国5·12大地震过去刚刚一个多月。

对于百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四不像”可说既是对经验也是对教训的绝好比喻。中国人文学术研究既在“四不像”认知中获得经验,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教训；遗留的教训则成为中国人当今的困惑。
    什么是“四不像”认知？主要是指一种自觉不自觉地,把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事例可信手拈来:将西语的“human　rights”理解为汉语的“人权”并加以论理,就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四不像”认知。“human　rights”派生于一个(像上帝的)超然外在主宰体的构想；汉语的“人权”则与上帝毫无关联。
    导致中国当代困惑的“四不像”认知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至少四百多年前的西方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经传教士的手,凡西方人要想知道中国人“天”的观念,都必然地将它当成基督教构想的与上帝同在的“天堂”那样去理解了。因此,中国“四不像”认知,首先来源于中国人文思想的基督教化。
    中国在“四不像”认知历史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恰恰是张之洞当年提出的“中体西用”。可以说,凡是经过中体西用实践的外国思想,在中国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客观说,成功的“中体西用”典型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体西用”的含义用今天语言说就是中国人文认知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西方与之相和的可以在中国人文结构中运用,不相和的则弃之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中体西用的典型经验,是因为它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结果。经过有意识的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历史性、人文认知结构性和思辨性,都在中国语境中变成与中国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相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带来混乱,反而加强了它,使得中国人文认知结构在与西方认知结构碰撞的现代人类历史之中,走向现代表述,成为中国传统认知体系的现代继承形式。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普遍“四不像”认知过程中实现了“中体西用”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表现了它是西方人文思想中最具有与中国人文认识结构相和可能的特点。这个相和可能性在于它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是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最弱的,因为它是一种无神论,西方在一神论构想基础上建立的强大认知结构,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遭到根本性削弱,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运动宇宙观和采用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的不再是超绝主义意义的规律,而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对西方认知结构的二元主义是个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与中国“一多不分”认知结构相和的根本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本身是普罗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构成了它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人民性的相和性。它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西方普遍社会灾难的情况下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上与中国传统认知结构相和造成了历史性的契机。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认知结构的相和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条件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获得了证明。人类历史上任何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都没有这样雷同情况,都没有可能经历如此广泛实践的证明。但应当意识到,即使是这样的相和性,在“四不像”认知局面的主流过程中,至今也仍然不是一种被觉悟的意识。
这种尚未被觉悟的意识从历史角度看无可指摘。不过当下的中国如果仍然还保留一种非觉悟性的意识,它会变成一种困惑。这个困惑将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认知结构和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四不像”认知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例如:将“human　rights”误解为是中文意义上的“人权”。中文意义上的“人权”是互系性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不仅注重自己的“权利”,同时需要设身处地注重和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西语的“human　rights”是单向单线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是要求自己的权利。自己如何也去注重和不伤害别人的“权利”,则不在这个人考虑之内；也即它是“一多二元”的认知结构,把个人看做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孤立个体。所以认为西方“human　rights”即中文意义的“人权”,实际上是把中国“一多不分”心场结构重叠到西方“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上去,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状态。
    “四不像”认知的第二表现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第二种情况一般与第一种情况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它更发生在当人们处于主观臆断,强迫推行这种西方概念的论理之中。中国本没有“人权”概念；“人权”是作为“human　rights”的翻译而出现的现代新词。尽管你是用中国的互系性思维来理解西方二元思维的,你也是仍然处于“四不像”认知之中。当你极力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同时又是将西方的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的互系思维传统。这样你就是在处于“四不像”认知状态下,实际上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
    “四不像”认知混乱局面的一个重大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就是多种话语的并行混杂。中国的重大话语体系,应该说有三种: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代表的传统思想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都各自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而是处在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四不像”认知的泛滥,制造出空前未有的思想意识困惑状态出来。
    矛盾混乱的“四不像”认知状态已成为中国的普遍困惑。最突出表现,就是本来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在“四不像”认知状态下都变成争执不休的问题,可以为媒体炒作提供吸人眼球的“看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范跑跑争论、普世价值争论、中国是否有哲学争论、尊孔与反孔争论,等等。
理解“四不像”、挣脱“四不像”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能够面对今天世界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如何摆脱?只有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而这必须通过学习中西比较人文传统的阐释学方法论,也就是把中国和西方思想意识现今重叠混杂的状态分解,让西方的概念回到西方的本体系中去,得到它原汁原味的本意；把中国的思想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学习中国传统的通变互系性思维,丢掉当今的“四不像”认知习惯,不要让两个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继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弄懂了西方,弄懂了中国。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核心提示：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约束力的。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事造英雄，英雄造时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

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传说，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实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国

“枪杆子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真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应该是枪杆子固然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

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在此之后，也没有一位皇帝这样说，所以，这个赵匡胤，了不起，你得给他竖大拇指。

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宋朝确实是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五千年来，中国人无信仰，无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是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灭，灭而重生；得以筚路蓝缕，走出绝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箝制得万马俱瘖，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反之，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

两宋王朝对文化人的优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任职之崇、地位之隆、声名之炽，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

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开栏语：马克思《资本论》中，只提到过一位中国人；《资本论》在近百年的翻译和传播中，却有多位学者苦苦考证这唯一的中国人究竟是谁？他怎样走进万里之外的马克思的视野？有趣的是，其中多位学者又都与广州中山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巴拉第

德文版《资本论》

1 　　●万卯寅？王猛殷？王茂荫？

现行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在注释[83]说：“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这里的“王茂荫”，就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但《资本论》早期的翻译过程中，“王茂荫”是屡经折腾，才被“验明正身”的。

《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1930年，陈启修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时，将原文“Wan-mao-in”译为“万卯寅”。陈启修对这个译名并无把握，所以在万卯寅名字之后再做了一条说明：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

这是已知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在此之前，第一个提到《资本论》的中国人是蔡尔康(1899年)，第一个介绍《资本论》的是朱执信(1906年)，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片断的是费天觉（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