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生：

　　实行垃圾收费只是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大家更加自觉地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化效果取决于一系列综合因素，并不是在小区里或马路边设置几个分类垃圾桶那么简单。

　　何艳玲：

　　在和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广泛征询意见的过程这一程序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重建信任、分担责任，政府应走在前面，对政策进行更精细的设计。 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程序，很可能会发现重新收费或者加重收费并非是最佳的选择。

　　主持人：黄橙（本报记者）

　　嘉  宾：刘阳生（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何艳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对话背景——

　　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城市生活垃圾与人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些垃圾填埋场已经不得不压缩办公区域给垃圾腾空间，而全国各地纷纷上马的垃圾焚烧厂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除了在处理环节不断加大力度，还有什么能让垃圾增长的脚步放慢一些呢？

　　日前，国务院批转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中央宣传部16个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部分提出，要健全收费制度，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探索改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降低收费成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不得挪作他用。而正是这一条意见，引发了广大民众的热议。

　　收费是一种环境政策工具，要避免重复征收

　　刘阳生：意见中“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在新的垃圾收费制度建立、完善之前，原有的垃圾收费方式（如垃圾处理费包含在卫生费、物业费、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之中）还是应执行下去；在新的垃圾收费制度建立之后，那么原有的垃圾收费方式应自动转化为“制度性”垃圾收费方式，将原来的卫生费、物业费、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之中所包含的垃圾处理费部分扣除，以免重复收费。

　　应该界定清楚居民目前所交的卫生费、物业费、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之中包含了多少垃圾处理费。

　　何艳玲：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应该说是一种环境政策工具，也就是说它的本意不应该是收费,而是利用政策工具调节个体行为，比如尽量少扔垃圾。因此,是在收费之前，我们应该充分讨论：造成大量垃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又应该由谁来买单？尤其是像这样和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更需要这样的讨论。否则大家的第一反应难免是“啊？我又要出钱了？”“我重复出钱了！”

　　其实现在我们发动公众广泛参与讨论的成本已经越来越低了;而且,公众还是比较理性并不乏真知灼见的。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少数人，而不愿相信多数人呢？

　　承担责任政府要走在前面

　　何艳玲：我认为在和居民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广泛征询意见的过程这一程序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重建信任、分担责任，政府应走在前面，对政策进行更精细的设计。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程序，很可能会发现重新收费或者加重收费并非是最佳的选择。有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拥堵费，伦敦征收拥堵费，开始对于缓解交通拥挤问题起过作用，但后来就失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道路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再怎么收费也是无法缓解拥挤问题的。也就是说，交通拥挤的问题并非只是大家爱开车的问题，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道路不够。

　　建议设立分门别类的“垃圾梯级交费制度”

　　刘阳生：针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行收费，应该属于城市居民付费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收费体制应该公正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并最大化压缩管理成本。因此，垃圾收费的具体操作方式以及收费额度的确定，应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垃圾收费的操作方式。

　　垃圾收费应以户为单位，各户居民自付其费；按小区建立垃圾减量排行榜，制定奖惩制度，促进小区内居民之间互相监督。

　　何艳玲：我觉得如果真正实行收费制度，肯定要落实到个体（比如单个家庭或者企业），以防有的人搭便车。此外，是否一定要直接收费呢？考虑到直接收费的操作性问题，这方面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考虑。比如，国外有的城市规定采用专门的垃圾袋，把费用附着在垃圾袋购买费用上。比如，有的国家是把垃圾处理费含在地产税中，税则根据房屋面积大小征收。也就是说，收费方式可以因地制宜有更多方式选择。

　　刘阳生：我建议设立分门别类的“垃圾梯级交费制度”。对于企事业单位，按照人均每天垃圾量1kg之内交“基本处理费”，1—1.5kg缴纳1.5倍的基本处理费，人均每天垃圾量超过1.5kg以上时缴纳3倍的基本处理费。“基本处理费”是指按照垃圾收费制度制定的每公斤垃圾的处理费用。

　　对于居民，若人均每天垃圾产生量低于1kg时，该户居民只缴纳垃圾基本处理费的50%；若垃圾产生量超过1kg时，超额部门应缴纳基本费用的1.5倍。

　　目前，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垃圾进行计量比较容易实施，对于居民的垃圾进行计量比较困难。

　　解决垃圾围城关键是什么

　　刘阳生：实行垃圾收费只是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大家更加自觉地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化效果取决于一系列综合因素，包括分类投放设施和分类转运设备的配备、分类贮存设施、各项回收物资的资源化技术、资源化产品的技术标准、国家针对资源化企业的政策补贴、老百姓对资源化产品的接受程度、以及市政部门针对垃圾分类、收运、贮存与处理处置和利用的全过程管理措施的到位，最为重要的是公众源头分类的意识和主动性，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将影响到垃圾源头分类和减量化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在小区里或马路边设置几个分类垃圾桶那么简单。

　　何艳玲：我觉得一方面在于公众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与管制问题。在政府投入方面，不能单看投入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投入的有效监管和有效使用，避免政府投入过度转换成商业利润。在具体操作上，政府管制的主体更应该针对企业。因为相较公众而言，企业是更为明确的责任主体，政府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利用，比如制定包装标准，对过度包装课以重税等。显然，这些措施比从公众手上再强制回收包装要便利而有效得多。

　　刘阳生：关键在于选择适合于该城市的垃圾处理处置方法，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的方法。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土地奇缺的城市而言，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甚至禁止填埋原生垃圾）的垃圾处置方式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最现实方法。对于一些土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如中西部的城市），适宜于推广以卫生填埋为主的方法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

　　——延伸阅读——

　　生活中怎样让垃圾减量

　　刘阳生教授建议，在目前没有建立区域统一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情况下，对于居民而言可以按照废旧物资回收的思路进行垃圾分类，如分成纸张（含纸类包装物）、塑料（含塑料类包装物）、玻璃、金属，收集一段时间后分别打包，卖给那些废品回收人员。每个城市都有很多这类流动的回收人员，他们之间对于回收区域也是有分工的，每个月都会在某个时间出现在某个小区或附近。

　　对于居民家里产生的残羹冷炙，在倒入垃圾桶之前最好能挤掉其中的自由水分，这样可以明显减少城市垃圾的含水率，有利于垃圾卫生填埋或者焚烧处理。

　　还应该制定限制过度包装的政策。产品过度包装，与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密切相关，应引导公众绿色消费。限制包装物使用量占产品总重量的百分比，既可以保证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不会变质，也从源头控制了包装废物的产生。这是源头减少包装物产生量、节能资源和能源的最佳办法。

　　包装物一旦产生了，其回收过程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对于大型包装物而言（如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空调等），应该责成产品销售单位（如商场、超市）直接回收后再转交原来的产品生产单位。例如，小刘从沃尔玛超市购买了一台海尔冰箱，沃尔玛超市将冰箱送到小刘家以后，应将冰箱包装物回收带回沃尔玛超市，再由沃尔玛超市集中返回给海尔冰箱生产商进行回收利用。回收过程发生的成本由商场和企业分担。

生活在城市的鸟类必须要适应环境，因为这里并不是其天然的生存场所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4月29日消息，科学家们发现，生活在城市中的鸟类往往都拥有相对身体较大的大脑，因为它们必须更机智的在城市环境中寻找到更多的生存资源。

　　据国外媒体报道，生活在城市的鸟类必须要适应环境，因为这里并不是其天然的生存场所。它们必须开拓新的方式来养活自己。该研究首次提出，大脑的大小是决定鸟类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讲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生存环境

　　科学家们发现，比较适应城市生活的乌鸦，山雀和鹪鹩等鸟类，都来自于哪些有着大脑相对身体比例较大的种类。其它一些大脑相对较小的鸟类，如燕子虽然也在城市中活下来，但并没有很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亚历克斯-马克拉科夫(Alexei Maklakov)博士称：“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对于鸟类来讲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生存环境，其需要适应多样化的食物和觅食方法，另外还要想法在一些非标准的筑巢地点安家，不过恶劣的环境也能带来一些益处。”

在城市较好生存繁衍的鸟类，拥有着占身体比例较大的大脑

　　亚历克斯和瑞典乌普萨拉进化生物学中心(Evolutionary Biology Centre in Uppsala)及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多纳纳生物站(Donana Biological Station)的研究人员，一同对22科的82种鸟类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重点范围放在瑞士和法国的12个城市，以期望了解这里的鸟类大脑大小与其生存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在城市较好生存繁衍的鸟类，拥有着占身体比例较大的大脑。此外一些大脑相对较小的鸟类尽管也能在城市生存，但其可能只是很幸运的在城市中找到了与其自然栖息地比较接近的环境。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该项研究结果已经在《生物学快报》中发表。

　　(科学网-kexue.com 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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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围城”是长期困扰人们的一道难题。最近，一项叫作EMK垃圾自动分类机的技术在北京获得成功，使人们看到了垃圾分类处理新的前景。请关注——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会议提出，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目前，解决垃圾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于垃圾分类，而我国的垃圾分类起步晚，且受到居住面积、公众意识、运输及处理环节的局限，难以实现源头分类。记者最近了解到，如今这一难关已经借助一项叫做EMK垃圾自动分类机的技术在北京获得突破。有关专家表示，如果该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北京将成为运用科技设备进行垃圾分类的标杆性城市之一，“垃圾围城”将不再是难题，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化的梦想将得以实现。

　　人工垃圾分类效果不佳

　　再生资源是一种被重新发现的资源，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共识。如何合理搭建再生资源回收和再利用的有效平台，不仅关系到再生资源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实需求，也关系到城市的运营质量和形象。

　　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是再生资源的两大来源，其中又以生活垃圾为最主要源头，因此要解决再生资源回收难题，就必须高度重视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转变思维变废为宝。目前，垃圾分类是实现再生资源回收的最佳途径。

　　据了解，在我国主要是通过人工分选回收生活垃圾中的可回收物资。在输送带上靠人工手选可将有用物质捡出，这是较经济、简单的办法，但劳动量较大，且在人工分选过程中，进料系统不能实现自动进料，需要人工将废物从周转箱转移至料斗中，进料口达不到密封和负压状态，环境卫生问题比较突出。即使使用分类机，采取筛选法、磁选法、水选法等都是对单一物料的分类，不能将复杂的混合物料分离完整，解决不了我国垃圾含油、水、容易堵、挂、粘等难题。这些垃圾分类技术局限性较大，不仅工艺流程繁琐复杂，而且不能实现各类组分的有效分离，存在垃圾处理成本高、处理效率偏低，组分分离不彻底等瓶颈。

　　现在我国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认识不高，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要求居民将生活垃圾分类袋装，做到分类收集、分类运送、分类处理利用难度很大。当前垃圾处理的方法主要是卫生填埋、生物处理和焚烧，但是混合收集的垃圾，各种处理方式均有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且贻患后人。因此，垃圾分类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将成为“十二五”解决垃圾问题的当务之急。

　　垃圾分类实现自动化

　　记者了解到，北京依米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团队将自动化识别器引入研发理念，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研制出全国首个利用模糊识别控制模拟机械手手段实现垃圾分类的EMK垃圾分类机，已在北京市试点成功，攻克了现有垃圾分类技术的盲点，通过技术手段有效地解决了生活混合垃圾再分类这一世界性难题。

　　据北京依米康公司研发总经理曹东民介绍，该机不仅可同时具有破袋和分类两种功能，而且一台机器就可将塑料、织物、纸张等各类物品有效分离，且分离出的物品干净、完整，分离出的塑料和织物不缠绕、不粘连，分出的有机物组成纯粹、均匀、杂质含量低。该系列垃圾处理机不仅比同类设备处理成本低，而且有占地面积低的特点。以500t/d垃圾分选设备的占地面积为例：传统垃圾多级分选流程需占地73亩，垃圾水力+多级分选流程也需占地74亩，而EMK垃圾自动分类机占地仅100平方米。不仅如此，该分类机还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及垃圾处理量，研发出针对于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及陈腐垃圾三大类别的6种不同型号的20余款机器，使分类机可以适应不同处理量及不同类型的垃圾。

　　符合中国国情的垃圾分类机

　　在城市社区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了很大比例。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厨余垃圾的比例为32%、上海为42%，广州甚至高达47.86%，而在西方发达国，其厨余垃圾比例一般都在20%以内。也正因为存在着这个差异，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垃圾分类设备很难适应中国城市垃圾的组分结构要求，无法有效分离厨余垃圾，连续运行甚至会出现粘连现象。而EMK垃圾分类机适应我国国情，对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的含水率、油脂均无特殊要求，在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上的分离率达95%以上，与手工分选相差无几。

　　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1个人工，如果工作24小时，能分类出2吨的生活垃圾，用EMK垃圾分类机1小时能分类出50吨的生活垃圾，每吨成本不到3元，而人工成本1天却需要150元，成本效率显而易见。

　　北京市环保专家贺世群、孙吉民等在考察了EMK垃圾分类机情况之后，一致认为，EMK垃圾分类机的这一分离技术，从源头治理出发，设定的技术路线思路新颖，符合中国国情，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EMK垃圾分类机完全符合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后续产业化的要求，不仅实现了从人工到技术、单一到复合的垃圾分类突破，而且消解了垃圾分类过程中耗费人力最大的中间环节，为垃圾资源化生态处理奠定了基础。

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

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

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

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

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

　　为了净化纽约的空气，设计师安德鲁•特拉乌特和本•李提出了打造泡泡式结构Bubble Wrap的想法。这一想法并不是要清除所有毒害环境的有害物质，而是建造一个基础设施，将这些毒物用作“燃料”，进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借助于这个基础设施，受环境污染和糟糕的空气质量困扰的城市可变成一个充满活力并具有可持续性的公共空间。

　　Bubble Wrap专为纽约设计，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但污染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带有未来派色彩的Bubble Wrap项目将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改变这种现状。密集分布的“泡泡”彼此相连，利用一种独特的建筑材料打造公共生活空间。“泡泡”内的植物吸收受污染的空气，起到净化作用，而后在地面水平上释放清洁空气。来自地铁排气系统和街道的空气也经过净化，让这些“豆荚式”设施成为一个大规模空气净化器。

　　泡泡结构内的空间可用于举行文化和社区活动。想象一下，在空气清新的泡泡建筑内开设一家农贸市场，或者举办户外活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清新的空气，无需担心污染问题。设计师将这一想法称之为“天堂”，可利用纽约的多余能量和污染。这一想法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视为一种共生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为泡泡结构“供料”，城市则相应获得一个美丽的可以自由呼吸的公共空间，摆脱空气污染。(任秋凌)

摄于清末民初的原董子读书台,是惟一存留的原读书台

新董子读书台前的董仲舒像

新董子读书台正面

德州有个董子读书台,董子是指儒学大家董仲舒。

近日,在春寒料峭中,记者来到德州城区,试图寻访这位大师当年治学时的蛛丝马迹。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和历代的造城运动,原来的读书台已经不见踪影,而一座异地重建的全新读书台已在这座城市东部的经济开发区拔地而起,并正在成为这个城市新的文化坐标与象征。

　当年读书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董仲舒一生历经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朝。“文景之治”以后,西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重现,退避乡野的儒士逐渐活跃起来。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研习儒学道路的。

史料称,董仲舒青少年时代在广川研读儒学13载,而董子读书台,可能就是一个重要场所。

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梁国楹教授,是德州最具权威的董仲舒研究专家。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梁教授称,在汉代,德州属于广川。董仲舒在广川一带读书、教书、育人13年可考,但在德州待过多长时间不可考,有的说13年,有的说3年,但董子读书台建在德州是铁的事实,因为有碑为证。至于董子读书台始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因年代久远,资料欠缺。但据现有史料看,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就已经建成,明朝和清朝时期几次进行复建。

据了解,原来的董子读书台坐落于德州旧城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清末民初,有张读书台的老照片,现存于城市档案馆。读书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遗存,有些老人称,当年还上过这个台子。据《德县志》记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石一方,上刻“董子读书台”五字。《乾隆德州志》也有记载:“董子读书台,在州学内。正统间知州韦景元掘地得石刻,询其故址复焉。石白如玉,字画尤劲。盖隋碑也。万历间移西门外。”据此可推断,读书台遗址最初在州学院内,明正统间成废墟。就石碑为隋代刻石而言,说明韦景元所发现的读书台旧址是隋朝遗迹。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兴修董子祠。每年都要像“祭孔”一样,按时祭祀董子。到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董子祠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是,德州知州马明瑞,在董子台附近又重修董子祠。明世宗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南巡途经德州时,曾在董子读书台留下:“董生读书处,寂寂临高台。独有贤良策,人称王佑才”的诗句。

清康熙年间,山东督粮道朱廷桢在董子台附近的柳湖旁兴建了一座“醇儒书院”(又名柳湖书院)。明清时期,董子台附近既有祠堂,又有书院,一片楼台殿阁。柳湖岸上,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既是天然风景区,也是攻读经书的好地方。历代钦官巡按、文人墨客、赶考举子经过德州,无不到此一游。所谓:“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然而自民国以后,这座闻名遐迩的古迹,由于连年战乱,年久失修,逐渐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因市政建设而将土台拆除。

据了解,近代记载的董子读书台,占地面积3亩,正门为1间,南向。院南半部有东西厢房各3间,院内植古柏、古槐；北半部为台基,高3米许,正方形,有台阶12级,台周围砌青砖半截花墙。台上正殿3间,砖木结构,灰瓦盖顶；前抱厦系圆棚式,檐柱4根,前后统一安置棂门；殿内正面有木质神龛,龛内供木牌位“董子读书台”五字。正殿两侧各有小楼1座,系当年钟、鼓二楼。

　　南京市政府接受市民“拯救梧桐树”提议优化地铁方案 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平衡话题掀波澜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月15日早晨，“老南京”王少明再次倔强地赶到南京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南京“自然之友”环保志愿者组织的一名成员，他连日来都在为即将因修建地铁而被迫移植的千棵梧桐树奔走呼号。他的愿望很简单：留住南京的“绿色之魂”！

　　3月初，因为修建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南京政府决定将长江路、太平北路等地铁沿线数个站点旁的梧桐树迁至别处。但这一做法，却引起很多南京市民的反对。

　　为此，3月15日，南京市市长信箱专门就市民“拯救梧桐树”的提议进行了回复，回信说：“梧桐树是南京的重要‘城市名片’，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是南京靓丽的风景，也是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归属的精神寄托……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明确要求平衡好地铁建设与大树保护的关系，尽量少移或不移植大树。”

　　一直以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让步城市发展，从而无奈牺牲的事件数见报端。此次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再次引发各界对如何平衡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矛盾的讨论和反思。

　　3月16日，南京东方商城负一楼咖夫卡咖啡厅，网友“暧昧猪”和同伴们一起，不停向市民们发放车标和绿丝带，半米多长的车标上，写着“爱我古都，保卫梧桐”几个大字，左边是一棵茂密的大树，右边则是一个禁止的图标打在白色的“砍”字上。

　　民间：过半网友宁愿地铁改线

　　根据南京当地的《金陵晚报》报道，长江路、太平北路两侧约50棵法国梧桐树，从3月3日开始被锯掉枝丫。随后几天，这些粗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堆在路边。而这一切，都是为给地铁大行宫换乘站的建设提供方便。

　　16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太平北路，南京市图书馆和江宁织造府遗址中间的这段太平北路上，不少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施工。市民吴欣告诉记者，就在这新修路面处，此前有一排茂密粗大的法国梧桐，“这里的梧桐树算是整个南京城最早的了，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砍掉真可惜，不过听说还会迁回来……”著名足球解说员、南京人黄健翔在微博上说：“离开南京25年了，但是，那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梧桐树是故乡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以后回去的，再也不是那个南京了。”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宣传处处长徐少林告诉本报记者：去年8月，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地铁部门的工作函，要求为地铁3号线、10号线迁移2600多棵行道树。后经各方协调，这一数量减少到了1100棵，其中约有200棵为法国梧桐，多为上世纪50年代初栽种的。

　　事实上，树与路之间的博弈，在南京已非首次上演。早在2006年，南京为地铁2号线建设移走190多株民国时期种的梧桐树。南京市城管局称，移植的梧桐树存活率在80%以上。而据当地媒体追踪报道，移植的这些梧桐树中，68棵已经确认死亡。

　　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孰重孰轻？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投票。本报记者查看结果发现，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我宁愿地铁改线”。

　　政府：优化方案骤减移植数量

　　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对“梧桐让路”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视。3月15日，南京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陆冰率领南京市地铁建设指挥部、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地铁3号线浮桥站、常府街站、夫子庙站等进行现场调研，重申了将尽量少移树的态度。

　　“政府正在积极优化地铁规划方案，特别是对大树古树的移植，从严、慎重地进行审批，以后所有相关的大树古树移植都会先行公示。”南京市政府新闻联络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如何尽可能少地移植大树？南京市政府称，地铁指挥部曾采用多方案研究，重点车站在选址上更是提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论证。同时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将地铁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实现少移树，相比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出站口，地铁三号线的站点会小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改动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小出站口将面临地铁大人流的压力。

　　随着各方的关注以及政府的重视，因地铁建设需移植的行道树数量正在骤减：根据目前的优化方案，地铁三号线浮桥站的站台设计，由原来的路西侧改为了路中间，这样一来需要移植的树一下子减少了188棵，需要移植的是西侧的水杉及东侧的薄荷山核桃，共142棵。常府街站建设，需迁移法国梧桐57棵，广玉兰2棵。而施工难度较小的夫子庙站，则只需移树八九棵。

　　“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态称，要尽可能让每一棵大树移植后都能成活。

　　链接

　　上海：潘石屹动了复兴路的奶酪？

　　无独有偶，就在南京迁移梧桐树引发广泛争议之前不久，上海刚发生过一场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

　　2011年2月9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高调宣布：“在上海的复兴路SOHO开工了。”不料话音未落即遭遇质疑。

　　此前，潘石屹刚因在北京建造的项目受到了“点名批评”。知名艺人宋丹丹在微博上甚至还求潘石屹“以后别再盖楼了”。

　　就在此时，潘石屹在上海的项目开工，自然引发了“潘石屹在上海将会建造怎样一座大厦”、“会不会破坏周边和谐的历史风貌”等质疑。

　　据悉，复兴路向来被文化界视为上海市民文化的载体，至今其依然基本保持着梧桐蔽日的历史风貌，老建筑一路伸展开去：有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有当年达官显贵的城中别墅，更有文人、职员住过的旧式里弄，钱钟书就是在这条路上的亭子间里写小说《围城》。

　　建筑专家伍江指出：“我希望潘石屹不要把这块地看成是一张白纸，不要认为用推土机推掉以后，他可以无限发挥。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本来就非常好的一幅画，在这里加上更加有意思的新的亮点。潘石屹最好到这块地来，好好了解一些这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光是这个建筑是什么风格、什么立面，还有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小吃”。

　　知名作家陈丹燕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保留小店，你也可以保留那个教堂，你保留青石板，你什么都保留。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没有被保留下来，那街区也是死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这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葱油饼，整个南昌路上面，只有一个小店的葱油饼是上海味道，一直留到现在。每天早晨，我卧室的窗户是对着南昌路的，然后，葱的味道就开始上来了，大家都跑去排队买。我相信潘石屹可以把诸圣堂保留，但他不会保护这个阿大葱油饼”。

　　反思：历史保护和发展如何平衡？

　　事实上，城市历史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间争议和反思者可分成“保护派”、“发展派”两派。“保护派”声称，“一个城市如果罔顾历史，只顾眼前短浅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会变得一文不值”；而“发展派”则讥讽，“老建筑保护者通常都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欧宁说，自己从来不赞成“死硬”式的历史保护主义，“当我们讲到历史保护时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一种死硬派的历史保护主义思维模式里。有城市也的确是需要发展的，却往往被死硬派历史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忽略掉”。

　　他认为，政府应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要死死守护不肯丢手，那是幼稚的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更新中能触及多么复杂的细节”，“如今很多地方也具备历史保护意识，但依然极为有限，一般来说重点依然只是在单体建筑的保护，却往往忽略掉一个街道所具有的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群体的情感认同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政府决策的孔繁斌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南京梧桐树“移植”事件，“也许并不触及现行任何法律，但南京人热爱这些引以为豪的法国梧桐的情感，就是治理这座城市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或习俗法。”

　　矛盾的双方如何找到共赢的契合点？欧宁说，要把历史保护转化成新的发展，也许民间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像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早只是有人在中戏旁开了一个过客餐厅，因慢慢地做得很到位，小业主开始跟风性地进行小型投资，让那条街慢慢地活起来，这便是一种良好的民间的自我发展。它们自己摸索出一种最自然的商业模式，既能够保留历史的痕迹，又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来激活这个城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来自于这些民间智慧的凝集，从而展现出最优美的自然纹理式的多样性，而不是硬性规划下的枯槁和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