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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力维)昨天下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举办成立大会,高满堂当选首任会长,邹静之、姜伟、王宛平、海岩、彭三源等当选为常务副会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编剧行会组织,已有200余名编剧报名加入。

会长高满堂介绍,编剧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的具体工作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团结编剧,表彰优秀作品,每年评选出最佳编剧、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新人三项奖;对剧本进行评估,帮助投资者论证投资风险;定期举办培训,解剖热播剧目、提携年轻人等。协会还和全国十余家影视专业机构、电视台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会员提供和电视剧制作、播出方对接的平台。编剧委员会设立了会员准入门槛,凡有两部电视剧在省级以上的电视台播出,才有资格加入到编剧委员会。

对普通编剧而言,这一组织成立的最大意义无疑是令他们找到了“被重视”的感觉。一直以来,编剧们都自视是艺术创作中的弱势群体,被拖欠稿酬、抄袭创意,霸王合同所侵害,作品被演员、导演改得面目全非无力维权,初级从业者甚至连署名权、著作权都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情况,编剧委员会特别聘请了法律顾问,为弱势的编剧解决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同时,会长高满堂也指出,维权工作是重中之重,但自律的任务更重。他解释:“编剧行业内,原创少是个大问题,抄袭、跟风现象严重,市场化带来太多浮躁之气。”

事实上,除了一线知名编剧,对大多数普通从业者来说,“个人表达不被认可”是比挣钱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刚毕业的最初级编剧,按市价可以拿到一集1万元的稿酬,一年一部戏30万的收入,比起其他行业,也算“高薪”了。有十年年资的编剧冯媛就表示,最让编剧难受的是想写的题材不能写,市场主导的创作空间太窄,编剧成了码字机器,干的活儿都是命题作文,她希望编剧委员会能为编剧搭建一个提供机会的平台。

会后,《士兵突击》制片人张谦在微博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注意到横幅上写的是‘电视剧编剧委员会’,莫非还有个‘电影编剧组委会’?还是大腕编剧们只写电视剧了?想了想,没搞懂,国情?”就此,记者采访了编剧委员会秘书长张华,他解释,虽然编剧很少固定只写电影或电视剧,但由于广电总局的电影、电视剧管理体系是分开的,所以,电影编剧还另有“中国电影文学会”。如此一说,编剧们其实有两个家,两套家长。J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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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杭州5月4日电 (记者 夏毅)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台湾动漫大师蔡志忠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来到杭州,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拍出一个很成功的动漫电影,走向国际。

“我要帮助中国的动漫推向全世界。”在蔡志忠看来,动漫作品要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就是要选择世界性的题材。“以我将和少林寺合拍的《禅舞少林》为例,就很好地契合了中国动漫要保持中国元素及世界性题材这两个要素。“禅、功夫、少林寺这些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都是世界性的题材,我相信这部动漫会很受欢迎。”

据蔡志忠介绍,不同于中国,动漫在邻国日本是一个产业,并且采取的是企业化的经营模式。“我建议请全球最大的漫画出版集团日本集英社退休的编辑过来当顾问,这样是最快的方法,中国要学习他们,如何把动漫卖到全世界。”

“中国的漫画家很多,但真正能光靠漫画维持生计的只是少数,成功率在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在蔡志忠看来,中国动漫要进行产业化发展,并有自己的盈利模式。

然而,蔡志忠也指出,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仍将是中国漫画家最主要的战场。“我画庄子,就先通过了解他,再让自己变成庄子,方才执笔创作,”他说,身为中国漫画家,要站在读者的立场去选择题材,此外还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并沉淀,再通过自己的体悟,画出读者想要看的东西。

回顾蔡志忠以往的作品,很大部分都能对人生产生很大的启迪。据悉,他的佛经系列一共有十八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还会有禅宗系列面世。“我的微积分很好,如果我还在的话,还要画数学系列。”

“我生于台湾,但会老死于杭州,”蔡志忠笑着告诉记者,要将后半身托付给杭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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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研究人员在一项通过大规模基因重测序分析稻米进化史的研究中确认,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最早可能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

  亚洲栽培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物种之一。此前曾有研究认为,亚洲栽培稻有两个起源地——印度和中国。但2日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一项新研究说:“分子学证据表明(亚洲)栽培稻只有单一起源……最早出现在中国长江流域。”

  亚洲栽培稻具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主要亚种,其起源相应也出现两种理论,其中一种为单一起源理论,即籼稻和粳稻均由野生稻栽培而来;而另一种多起源理论认为,籼稻和粳稻在亚洲不同地点分别栽培而来。近年来,由于科学界观测到籼稻和粳稻更多的遗传差异性,多起源理论稍占上风。

  美国纽约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此前已公布的数据库以及更先进的计算机运算规则,重新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进化史。他们的结论是,籼稻和粳稻具有同一起源,因为二者尽管具有诸多遗传差异性,但彼此间的遗传关系仍比与印度或中国发现的任何野生稻种类的遗传关系都要近。

  他们还对栽培稻和野生稻染色体上630个基因片段进行了重测序,结果也是基因测序数据与单起源理论更一致。

  研究人员利用稻米基因的分子钟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进化时间。他们认为,亚洲栽培稻大约8200年前开始出现,而籼稻和粳稻在大约3900年前开始分离。

  这一结论与考古学发现相一致。考古学家发现,中国长江流域8000年至9000年前出现了栽培稻,而印度恒河流域大约4000年前才开始出现栽培稻。

  参与研究的纽约大学生物学家迈克尔普鲁加南说:“随着栽培稻通过商人以及农民由中国传入印度,它很可能与当地野生稻进行了大范围杂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认为栽培稻可能起源于印度,但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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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网北京5月1日消息(记者赵巍)据经济之声报道,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间第一个同时免签证的环形跨国旅游项目正式运营。专家认为,这标志着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的合作实现新突破,同时成为我国边境游的新亮点。

  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环形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也是中国第一条环形跨国旅游线路。由于三国间彻底简化了签证等手续,因此大大节约了旅游时间,游客只需在出团前两天,将护照和身份证的复印件传真到旅行社,就可以在4天内游览3个东北亚国家。吉林省珲春市旅游局副局长李文杰介绍,旅行团从珲春口岸出发,先后游览俄罗斯斯拉夫扬卡、符拉迪沃斯托克、哈桑、朝鲜豆满江和罗先,最后返回珲春。

  李文杰:我们首发团是4月26日在长春,首发团成员是17个人,从长春出发到珲春,27日国境,30日回国,形成非常圆满。现在的情况,涉及到俄罗斯和朝鲜国际列车的通行时间,目前还是每周三发团,五一期间,合作社还在接这个业务,还在继续。

  从2000年到2010年,东北亚地区国际旅游年均增长率达到7.7%,有超过1亿人在区域内跨境旅游。自2010年3月开始,珲春市运作开辟了中、俄、朝三国跨国环形旅游线路,随后,三方旅游机构代表签署了《环形跨国旅游线路合作协议》。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刘思敏认为,这意味着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的合作实现新突破,同时成为了我国边境游的新亮点。

  刘思敏:通常来说跨境旅游吸引力就比较大了,跨三国的话神秘感就更强。很可能会成为中国边境旅游的亮点。他的区位在传统眼光看来没有优势,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偏远反倒成为了资源,客流和人流会引来信息流和物资流,旅游的发展可以带动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冯维江表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目前存在着从中日韩之向北移动的趋势。这趋势主要表现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旅游的背后有着物流的发展和人员的往来,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切实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东北亚各国合作仍存在一些需要破解的课题。

  冯维江:相对于以前是一种进步,但是仅凭这一个项目的话,可能后续的可拓展性应该进一步加强,除了旅游之外,配套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合作。甚至基础设施建设、共同的口岸建设这一块应该是进一步扩展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编辑:SN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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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时隔30年,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与20亿电视观众再一次见证英国王室迎娶“平民王妃”典礼。在王权不彰的21世纪,威廉王子的大婚,依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祝福。全世界的娱乐媒体和网站,都在用各种形式,直播威廉王子大婚的种种细节,这种待遇,让任何明星都自愧弗如,关注背后的民众心理与国家商机究竟是怎样的呢?

中国民众关注威廉王子大婚 媒体、商家齐上阵

29日,威尔士威廉王子殿下与凯瑟琳·米德尔顿小姐在千年历史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婚礼仪式,以及随后在白金汉宫露台的拥吻,已通过电视与网络直播,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掀起浪漫情结。“婚礼是爱、承诺和家庭的庆典,是一个特殊的仪式,而王室婚礼则是更为特殊的庆典。”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宴请中外宾客致辞时说。

29日,吴思田在北京官邸举办威廉王子大婚的庆祝仪式,外交部副部长、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作为贵宾受邀出席。参加庆祝仪式的还有3名来自云南省的孤儿,他们曾写信给皇家这对新人,表示希望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婚礼。

与此同时,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在庆祝威廉王子大婚的招待酒会为宾客准备精美的婚礼蛋糕。在拥有“女鞋之都”美誉的成都,一些企业为威廉大婚在当地的庆祝活动制作了名为“百年好合”的精美鞋子。

庆祝活动外,威廉王子大婚也吸引了中国的微博、视频网站、电视台纷纷加入直播行列,满足亿万受众与伦敦“同步分享浪漫”的需求。

一段段讲述威廉王子与凯特小姐爱情故事的视频正在中国“优酷”等几大视频网站接力传递。这些视频多带有中文字幕,内容涉及从相识过程到婚后住所等中国网友青睐的王室“爱情细节”。

新浪网开设“2011英国王室婚礼”、“婚车游行路线攻略”、“皇室大婚风俗考”等专题,并向全球网友发布“随手拍威廉王子大婚”的网络召集令。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英国旅游局都纷纷用微博向中国网民直播婚礼盛况。

新浪微博用户“亲爱的Miffy小兔”写到:“我和老妈四点就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威廉王子和凯特的婚礼直播,威廉王子驱车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我特别激动,这场世纪婚礼真的是太拉风了。”

据了解,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凤凰卫视等媒体电视直播婚礼。目睹“平民王妃”的灰姑娘传奇、对王室生活的好奇、对戴妃的怀念、婚车途经景点成为电视直播的看点。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电视新闻中心副主任、东方卫视副总监陶秋实表示,威廉王子大婚是颇受关注的王室婚礼,在电视直播领域堪称盛事;此外,凯特延续了戴安娜的“平民王妃”称号,必然受到喜爱戴妃的中国受众关注。

“SMG的直播信号美联社转英国天空广播公司(SkyTV)的信号,直播频道东方卫视和上海外语频道(ICS)都是SMG旗下具有直播国际新闻事件经验的频道。”陶秋实说。

威廉王子大婚除给中国创造点击率、收视率外,还为中国商家创造难得商机。

在“蓝宝石戒指”被确认为订婚戒指后,一时间中国一些珠宝店的蓝宝石戒指变得抢手。在“淘宝网”键入关键词“威廉戒指”,“铺天盖地”的几百家商户正在出售仿制的“蓝宝石模样”的威廉王子订婚戒指,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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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29 4月 2011 19:29

中国人为什么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这种思维惯性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口号,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创造力缺乏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文化发展之道。无论是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各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造层面,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和“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配合,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较快地摆脱了文化“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面向大众的、健康向上、繁荣活泼的文化艺术事业格局,对我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具有经典意义和跨时代价值。这句话本身没有排他性:它并没有要求古人没做过的我们不能探索,洋人没做过的我们也不能探索。但是,在思维惯性和创作惰性的促使下,某些人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产生了误读,似乎中国文化艺术只能是古人或洋人“成品”的二次开发和解读,或者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不模仿借鉴古人、洋人,就无法独立创作、探索各类艺术规律、进行原创性创造,并实现“中为洋用”。

这种误读也渗透到了我们的艺术教育当中。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影视领域的远发性创作,固然在知识修养的积累上必须向古人学习,向洋人学习,需要挖掘、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生产、创造。但是,“掉书袋”和“唯洋是尊”成为各艺术行业几乎固化的思维模式,“泥古”和“泥洋”严重制约了文化艺术的创造力,而对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原创性探索、研究的成果则较少。这样的结果延续到我们的教学中。教师要不搬运外国的,要不就搬用古代的,几乎没有以“学术原创”引领教学,以“原创思维”培养学生进行学科前沿性探索的概念。

改造古人、改造洋人,操作上相对来说简单,效果也明显,因此大家纷纷寻求“古代”或“舶来”的思维创造拐杖,忽略了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门类都是潜在的艺术创造规律的某个时代特定显现样式,相对于未发现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它们无论多么辉煌,影响多么巨大,也只是沧海一粟。人类的文明历史已经行进了几千年,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毕其一生发现并以某种形式锻造成文化成品面世,这个队伍无论如何庞大,成果无论如何繁多,相对于广袤无边的宇宙时空,它们都是极微小的流沙,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发现”。也可以预言,随着人类历史不断行进,潜在的艺术的规律,未被发现的创造可能性(样式、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品)会不断被发现、提取并转化为产品、作品。这广袤无边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隐蔽在迷茫大千世界背后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也是一块等待发现的处女地,是“古”和“洋”所不能涵盖的。

长期“泥古”“泥洋”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的习惯性依赖,对原创文化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很多人只会当“二道贩子”。在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这种思维惯性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

进入21世纪,我们既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成为世界文化引领国家,中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否创造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样式(这些样式应该是秉承了中国文化精神和灵魂,但融入了“全球化”时代元素并具备世界意义,而不是古代的“原装”再版或时下“改版”),为中国文化史创造新的辉煌,并在世界传播,成为世界流行样式,实现文化上“中为洋用”,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文化战略。

组织力量投入对“古人”、“洋人”未涉足、未开垦文化艺术“极荒世界”的研究、探索、开拓,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中国文化的样式,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接续已延绵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之链,形成和“汉风”、“唐风”并驾齐驱的国风和文风,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如果我们继续承袭非古即洋的思维模式,一国之文化精英仍迷恋于“改造”、“加工”、“模仿”,那么我们的文化势必永远沦为文化艺术的侏儒,建设世界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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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8 4月 2011 18:23

胡翌霖:SCI与学术公正


 
□胡翌霖
去年中国SCI论文数跃居世界第二,EI(工程索引)论文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不过,论文的品质一直是令人忧虑的。例如中国SCI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仍然在一百名开外。许多论文只是追随学界热点的跟风之作,有些论文则是一篇拆成几篇发表。令人堪忧的是,SCI在西方只是一个衡量标准之一,用到中国来却几乎成为唯一标准。
这种情况类似于三聚氰胺的出现:我们用氮含量作为指标可以来检测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如果大家都是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检测手段,这个手段一般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本身没啥坏处。但是如果是大家都为了追求指标而追求指标,而不是为了蛋白质而提升指标,怪现象就出来了,三聚氰胺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国出现。
又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要减肥,那么有一把秤时时来帮他衡量体重状况就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看到秤上的数值变小”,那么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而想方设法在秤上做手脚去了,即便说难以在秤上作弊,也总可能有其他异化的手段,例如你可以干脆剁掉一条腿,保证读数降低,但这和健美身体的初衷就南辕北辙了。
SCI和GDP等衡量指标也是类似的道理,西方人看重它,根本目的是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引文数据,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而不是GDP增长率。所以在西方对衡量方法的重视从来没有异化到中国这样的情况,即衡量辅助手段反过来变成了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本身倒成了手段了。
因此,且不说重大的基础科学成果出得不多,即便出了这样的成果,我们必然会主动第一时间把它发到SCI上,从而为全人类共享,最终从中开发出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多半是西方或日本。结果是,即便论文数量数一数二,“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依然达50%以上(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日本则仅有5%左右)”。
事实上,理论突破只是科技创新的第一个环节,理论成果只有经过了复制、转化、推广和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环节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次“创新”。后续的这些环节需要更大的投入,但并不要求发表论文,在中国始终缺乏足够的重视。
当然,学术的追求本来应该是纯粹的、超功利的,但是大量发表SCI论文的并不是那些真的淡泊功利、超越国界的人,事实上那些拼命发表论文的人大多都是被逼的,为了追求(个人的、学校的、国家的)名声和利益才要发表SCI的。
既然要讲功利,那么就该算清楚这笔账——在不重视二次研发和市场开发的情况下,为了英语读者发表大量原创性SCI,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除了是打肿脸充胖子之外毫无益处。
当然,对“唯SCI主义”的反省和批评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就是扭转不了呢?因为SCI在中国扮演着一个对学者的水平进行衡量的尺度。要公平公正地衡量学者的科研能力,用精确而客观的数据是再好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SCI指标就像高考制度那样,虽然饱受诟病,但仍然不得不贯彻坚持,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它所保证的“公平”二字。
但是为什么那些同样讲究公平和法制的西方国家,却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那么看重类似的衡量指标呢?
首先或许是中西方关于公平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中国人往往把公平看做一个结果、一个标签,或者一个最终输出的数值。但西方人更看重的是循之达到结果的“程序”。中国人做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好的,那么手段变通一些、取巧一些、强硬一些都可以,但西方的法制就更讲究程序正义,再好的事情也得通过一定的流程办才行。国内高校的一些运转程序始终都不明晰,而又要保证评审的公正,就只能引入一个外部的标签了。
其次,学术界在西方历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学术界内部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学者的地位在学界内部就会受到足够的考验和评判。这种学界内部的远不只是指匿名的“同行评议”,更包括公开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任何人的学术成果都会摆在明处让同行随时去“攻击”,优秀的成果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广泛和自由的学术交流环境下,优秀的学者自然会崭露头角,鱼目混珠的人自然也会最终身败名裂。
而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中国人并不关注学术交流的过程,还是只关心最终的学术地位。如果某个领域国内的同行太少,交流不起来,那么当然可以用英语发表论文和国际同行交流,但是如果始终只面向英语读者发表文章,那么即便国内的“同行”再多,也难以形成一个健全的交流环境了。
当然,当务之急并不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类似于SCI的评价系统,人文学科已然有了这样一系列国内的“核心期刊”。但如果人们的根本目的始终只是为了SCI数值而去发文章,那么即便是用母语发表也不会多大地促进学术交流。发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力,而不是在于获得一个衡量数值。
只有端正了目的才可能改变科研环境。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根本取消SCI或类似SCI的评估方式,选拔和任用时的评估工作让各院校和机构的学者进行自治表决就可以了。只要学术圈拥有足够的自治权,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又得以持久和充分地展开,学术评价的公正性最终还是会得到维持。学术环境最需要的并不是抽象的公平,而是自由和交流。不要让“公平”成为止步不前的借口。(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8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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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英国牛津大学化学系教授Dermot O’Hare来北京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尽管早已习惯了满世界飞的生活,但这次中国之行,还是让O’Hare感到很新奇。
原来,这次研讨会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交流活动。O’Hare刚刚获得由英国皇家化学会(RSC)颁发的2010年Ludwig Mond奖,以表彰他利用合成和物理的方法研究固相和分子无机化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研究水热反应动力学过程中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除了对个人科研成就的认可和奖励外,Ludwig Mond奖同RSC其他众多奖项一样,还会资助获奖人到各地演讲,宣传自己的科研成果。
只不过这次是RSC第一次资助获奖人到英国本土之外的地方演讲。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中国。
 
一位驻华代表的“私心”
把O’Hare拉来中国作报告,RSC驻中国首席代表郑春晓其实有一点“私心”。除了介绍O’Hare的学术成果外,她还想向中国化学界推介RSC的各种奖励和基金。
RSC设有大大小小的奖励60余种,涵盖了包括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工业及化学企业在内几乎所有与化学相关的领域。而几乎全部的奖项都面向全球,对申请者没有国籍限制,甚至有些还特别规定英国公民不允许申请。
除了奖励,RSC还有各种形式的基金。“RSC的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会员专业技能的发展。”郑春晓说。
例如,RSC有专门支持会员创新的基金,数额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有支持学生会员参加国际交流会议的,甚至还有专门用于帮助会员渡过生活难关的慈善基金。
有些基金申请的成功率相当高。比如有一项旅行基金,只要过去5年中在RSC出版的期刊上发表3篇或以上的论文,就有资格申请。“这项基金的数额最高可达2.5万元人民币,而且成功率在90%以上。”郑春晓希望这样的“内部消息”能为更多的人所知道。
郑春晓的这番“别有用心”,是因为中国化学家的“不明真相”。2008年,郑春晓去RSC英国总部培训的时候,碰到了基金和奖励部的同事。郑春晓问他有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获奖者,那名同事很快地回答:No。
“我当时特别失落,也感到很不好意思。”郑春晓对《科学时报》记者说,“那个同事看我这个样子,就笑着告诉我,中国大陆没有人获奖,不代表没有人有资格获奖,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这样的现状,让RSC北京分会主席David Evans也感到分外遗憾:“我盼望今后会有来自中国的化学工作者申请这些奖项,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获奖人站上领奖台。”
 
奖励遇冷为哪般?
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十一五”期间产出的专利和论文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俨然已跻身世界科技大国的行列。
在众多学科门类里,化学的表现十分抢眼。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1月~2010年6月,中国化学家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2位。
拥有30多种享誉全球的化学类期刊,RSC满以为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会很顺利。可眼看3年过去了,中国化学家RSC奖励基金“零申请”的怪现象,让这个“洋”NGO困惑不已。
郑春晓坦承,这件事情和RSC的宣传渠道有关。RSC实行会员制,因此对于这些奖金的宣传也主要是在全球46000余名会员内部口口相传。
RSC的会员认证制度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初级会员、普通会员和会士。在欧洲和美国,化学家对RSC会员的称号十分重视。许多大学的化学系都会拿自己拥有多少RSC会士说事儿;而对那些化学系教授来说,除了荣誉以外,成为会员的实惠还会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条上。
中国香港也不例外。由于历史的潜移默化,香港化学家也以加入RSC为荣。这块弹丸之地上共有300多名RSC会员,也有一些人获得过RSC的奖励和基金,许多人更是乐于将这份荣耀写进自己的简历中。
可在国际上受人追捧的RSC会员称号,到了中国大陆却没什么人“买账”。在另一套评价体制的影响下,整个中国大陆只有寥寥100多名RSC会员。
这样悬殊的比例不免有些令人尴尬,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传播渠道的缺失。郑春晓说,中国大陆的RSC会员大多是两院院士,他们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很熟悉,但对RSC的基金,却“因为没有先例,不清楚要什么水平才有资格申请,担心白费力气”。
然而,传播空间的有限恐怕还不是最主要原因。这60多种奖项和基金明明白白地挂在RSC的官网上,英国人看得到,美国人看得到,怎么会偏偏没有被中国人注意到呢?
“中国化学家太注重发表文章了,注意力都在发论文上。”郑春晓说,“一想到RSC,就会想到它的出版社;一登陆RSC网站,就会轻车熟路地去点击‘publish’,其他内容都不看,对RSC的公益事业也不关心。”
长期以来,“论文本位”的思想培养出了这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行为,而国人的习惯思维也让这个英国老牌非营利机构有些水土不服。“我们在国内不太愿意大力宣传,因为怕人说我们作广告、拉收入。”郑春晓坦言。显然,RSC每年100英镑的会费对中国化学家来说,还有些不适应。
“我们没有年底分红”
RSC成立于184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欧洲最大的化学学会,拥有国际化的出版社、30多种比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和严格的会员认证制度。作为专业的学术组织,RSC的工作还涉及到支持、参与政府制定与化学相关的政策,支持教育,组织学术交流等活动。
不过最让郑春晓感到骄傲的,还并不是这些傲人的成绩,而是160年来RSC倾其所有推动化学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春晓逢人就说:“我们是个非营利的慈善团体,我们的员工年底没有分红,所有的收入都要通过基金、奖励等公益形式回馈给社会,以促进化学事业的发展。”
别说分红,Evans连工资都没有。这个大个子英国人的全职工作是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对一个老外来说,在中国生活并不容易。不过2008年RSC进驻中国后,他还是心甘情愿地将大把精力花在了RSC的工作上。
RSC在中国开展的工作也围绕着“公益”这一主题展开。比如,RSC会组织英国化学家到中国比较偏远的高校进行中短期访问,为这些高校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并探讨中英之间未来可能的合作。
另外,由于中国是出产化学论文的大国,郑春晓等人还要为RSC的期刊做部分调研工作,并为英国总部推荐来自中国的作者、审稿人以及期刊编委等。
不过,这些工作还不能让郑春晓满意,她一直思考着,能不能为国人再做点什么。
“中国科学家都知道诺贝尔奖,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郑春晓最后说。看来,RSC和中国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摸透彼此的脾气。而摆在中国化学家面前的机会,或许能带来一场耐人寻味的变革。
《科学时报》 (2011-04-28 A1 要闻)
发表在栏目: 科学
2011年4月26日上午,中国大坝协会在京举办了“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设立仪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水利部原部长、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出席了设奖仪式并为汪闻韶院士遗孀严素秋女士颁发了捐赠证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闻韶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他终生恪守“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准则,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奋斗了一生,在土的地震液化,土石坝及地基的抗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汪闻韶院士一生生活俭朴、淡泊名利,除读书做学问之外,从不贪图其他的生活享受。他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
为宣传汪闻韶院士献身水利水电事业的崇高精神,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根据“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奖励办法,“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评选条件为:
一是国内外期刊正式发表的水利水电科技论文;
二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观点明确,创新性强;
三是论文内容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四是论文在评审年12月31日前三年内正式发表;
五是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未满45周岁。
优秀论文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奖金分配由论文作者协商自行确定,论文前三名作者可获奖励证书。
第一届“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评选工作已经开始,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6月16日-17日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发布及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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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北道虎沟化石层发现的一件新的化石(如上图)表明,一种名为大金蛛(Nephila jurassica)的现代蜘蛛早在1.6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便已出现在地球上。
这是一只雌蜘蛛的化石,如果现代蜘蛛能够提供任何借鉴的话,它可能要比雄蜘蛛大得多。研究人员在4月19日的《生物学快报》网络版上报告说,伴随着15公分的腿跨度,它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蜘蛛化石。看得出它与相同大小的现代织网Nephila蜘蛛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同时位于化石腹部的保存完好的吐丝器表明它也能够织出永久性的大网:这件“军备竞赛”中的武器会对被其捕获的昆虫和小鸟的进化产生影响。(来源:科学时报 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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