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遵义归来，虽然身体已脱离那片土地，但心依旧处在那个特殊的、不同于京城的氛围里。她叮嘱着我，警示着我，让我不安和奋进。作为一名文学老兵，我用红色的历史和革命诉求，一再审视、打量自己，今后该怎么写？文化传统乃至诗歌传统该怎样继承？又如何创新？才会使我们笔下的诗跟上时代的节拍，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成为激励心灵、抚慰心灵的良药，这些是我当下的思考。

首先我想到，文学只创造一种营养，叫高尚。只此一种，别无二致。文学的高尚品格，我以为是一个千古不衰的传统。这个高尚品格所涵盖的引领精神、启悟精神、真善美精神及正义、怜悯、博爱、施善……都是非常好的传统。我们不论身处何种时代，只要有人类生存，文学的这种营养不可缺失。即便在当下，物质丰富了，生活现代化了，但不应有“神马都是浮云”的消极和不屑，更不应该被物欲横流所俘虏。让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充满希望地生活，奋发地生活，这也许是文学的责任。

诗人有四种精神不能丢。骨气：主正义，伸正气；品格：品正乃格高，品高乃诗高，慈悲善怀；超越：舍小我，张大我，融入社会主流，天人合一；担当：诗人不是救世主，但他是大众的眼睛，诗人用个性话语营造形象，展示意境，指点迷津，导向光明。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上，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切记脚下的土地。

诗人有三种营养不能缺。铁：铁是正气、骨气，铁是尊严、自重。钙：钙是生活。是饱含辛酸苦乐年华的民众心态，是强烈的时代精神下的生活氛围，是时代特色的油盐酱醋茶背后的未来意义指向。乳：乳是传统，是中华文化之根。缺母乳的孩子不健康，拒绝传统的诗人是不健全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生活。拥有浓厚的生活，这是一切文学作品应有的传统。作为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生活，不是抓一把就是，而是提炼后的精彩，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有的诗人误以为“我”即生活，不出高楼就有生活，所以，门把、衣扣、内衣、胸罩，都可以写成诗推向社会，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我们，一定要深入生活，而且深入火热的生活，熟悉人、熟悉历史，熟悉风俗习惯，做一位有出息的文艺家。道理很简单，生活是文学之母、创作之根。我呼吁“让诗下楼，接地气”，让诗人充实起来，让诗坚挺起来。

童真童趣童心童言

（续）

□丁慈矿 卢赞汪 供文

编者按：5月7日，本版刊登了《重读民国小学生作文》一文，之后不少读者给我们来电和来信，表达他们对这些充满孩童质朴而真诚情感的老作文的喜爱。

佛山读者冯桂军来信说，真是喜欢这些老作文！如果我即将步入小学的女儿今后也能写出这样充满童趣的作文就好了。希望出版社将这些老作文重印出来，让现在的孩子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写作文的。广州读者卢赞汪则主动提供他珍藏多年的民国作文集让我们参考。

在六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从民国出版的小学生模范作文中再精选一批，让大家分享。

《夏 雨》

不听见檐下的滴声了，只残留着片片的白云，浮泛于天空之中，来往自如。

我疲倦了，出去散步，走到高的石，低的洼，积着秽水的街道里，更加了我的烦闷。

街的尽头，就是乡村的一角。瞧呀！弯弯的溪流，袅袅的杨柳，丛绿深阴之中，列着几座茅舍。旁边的池塘，承受着溪之流水。这地方，我仿佛前日来过吧，但是没有这样清幽。

溪流添了潺潺的汩汩之声，池塘的水，更深澈而澄清了。滨水的杨柳，也柔媚青葱了许多。地上的花儿，在这番新雨之后，莫不娇嫩活泼，生意盎然，愈形可爱，因为它们都受了雨的沐浴。所以绿杨丛中的鸟儿，忙得穿梭也似的飞来飞去，整理他们的被雨之巢。

瞧呀！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致呵！幸福的人儿，都来赏玩吧！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一个小学生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辞藻，并且能够如此娴熟地驾驭文字，这真令我这个七十年后的小学语文教师感到汗颜！

《灵岩游记》

江耐涵（五年级）

当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良辰，我校举行了远足，我们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二十一日的清晨，我们齐集绿茵场，由汪先生指挥出发，到胥门上船，不久便启碇。我们在船上并不感到寂寞，时而唱歌，时而谈笑，整个的船上充满了快乐的歌声。

沿途的美景决不是笔墨所能描写尽的。两岸金黄色的稻布满了大地，远远的山峰迷糊地好像是沉浸在浓雾中；悠悠的河水平静得如一面镜子。因船身的震动而激起了无数的银纹。呵！这是一幅自然的美画，使我的身心怡然，快乐逍遥。

船行三时，已停泊在木渎镇，我们便弃船登陆，慢慢地步行着。不久，那巍峨的灵岩山已屹立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便振作了精神，和疲劳与障碍奋斗，努力地向上奔。爬到半山，我们已气喘汗流，疲倦不堪，又是口渴，但我们回首后顾，觉得自己的身体立在云中。于是又振作起了精神，仍努力向上奔。结果，我们终究是战胜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最高峰。这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愉快，大家休息着，吃着所带的干粮，休息了一会，恢复原有的精神，向各地去游赏。

当我站在山巅俯视山麓，只见那一块块黄金色的稻田小得竟和砚台一般，一座座的房屋和我们的玩具一般。凑合起来，真好像一张图案画。再远望太湖，在万山之中，显露着一半，很像一面半月形的镜子。我们在山巅上，玩赏了一会，便回到灵岩寺，去看二口大井，只因它含的矿质很多，所以我们把铜元掷下去的时候，会在水中旋转着，慢慢地落到水底。后来我们又去玩了琴台等许多的名胜。

这样游了许久，我们仍旧照着原路下山。在山下我们整了队，回到船上。进城时已是群鸦归巢，日落西山，暮色苍茫，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小学作文读本》，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

卢冠六原评：记出游的经过，必须能有选择。因为走过的地方很多，看见的情景不少，其势不能把所到所见尽情写出，并也不需完全写出，因为有的无记载价值。必须能选择最幽美的情景，最值得留恋的提笔来记，来做一种描写，那就够了。

《养蟋蟀》

今年热得那么久长的日子，直到现在方秋风送凉，清爽的秋意飘到人间，这秋天的当儿，有一件玩意儿也许是小朋友们不少是喜欢的，就是养蟋蟀。

记得我在幼年的时候，到了秋天，便很起劲地捉蟋蟀，毒虫也不怕了。那时我捉蟋蟀的本领，自知并不高明，因为：一则要听清所要捉的那只蟋蟀，在哪堆瓦砾里鸣叫；二则要以敏捷的手段，耐心而又细心，不能碰伤它，轻轻地捉住。我时常捉到的，是一只断了须，或折了腿的蟋蟀，因此我常求别人代捉，我在一旁帮忙。捉了回来，当然便举行蟋蟀的决斗了，看哪个凶，哪个弱，怪有味的。

年纪渐长，我觉得让蟋蟀去自相残杀，弄得断头折腿，未免不忍。因此捉来了，便养在天井中的水缸底下，到晚间听它清越的鸣声。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这篇作文不仅可以读出童趣，更可以看到成长。从捉蟋蟀、斗蟋蟀到听蟋蟀的鸣声，一个少年拥有了善良的心性，这种成长是多么可贵。

有一次，一群朋友慷慨激昂地在谈文学，旁边正好有位做生意的朋友，他后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些什么，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作家是干什么的，那些作品还有谁在看？更不明白这样(无聊的)问题，你们怎么居然当做天底下头等大事说得津津有味？！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抢白了几句，讽刺他平生只关心两件事情：投资和回收投资。甚至想起“商人重利轻别离”，觉得他们都是无“心”无“情”的人。其实，这位老兄并非酒色财气的暴发户，相反，他算一位喜欢阅读的人，除了投资学、管理学、成功学之外，酒酣耳热之际，他也会大谈老庄，倒背李杜，痛批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刘心武等等。当然也难免有几分自负，对于当代文学，他感到陌生又提不起兴趣，阅读仅限《国画》、《蜗居》之类，翻过《废都》，觉得“不过如此”；翻过《兄弟》，认为“写得太简单”。与现实挨近的作品，他认为都写得简单、幼稚、不真实；远一点的，统统斥为无病呻吟、胡编乱造……

我没有精英心态，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世界和位置，虽然与他无法对话，但我清楚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是一两个人。我没有把他的话尽当妄语，有时反倒认为这也是打量当代文学的另一副眼光，毕竟他们也算当代文学的一类读者。还有更多人，在他的一生时光中接触到的当代文学都寥寥无几。这与我们张口莫言，闭口余华恰成对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都有喜怒哀乐，甚至共同组成了当代的精神图景。那么，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除了关心花坛中的那些花草之外，该怎么看花坛之外的那么大一片荒原？坐井观天，我们眼里那点事情就是世界的核心、世界上最重要的，但跳出这口井，再看它，尤其是认识到它仅仅是世界上很不起眼的一部分时，再高谈“发现……”、“创造……”、“具有……”、“标志……”时，你是不是有些羞于出口呢？

用这副眼光下来反思写作实质意义和价值会更理性。几位同好坐在一起，也会谈论：当代文学作品都没有几个人看，还会有谁看你的文学评论呢？我也会调侃，至少有一个忠实读者，一个被动读者。前者是你评论的对象，经验证明越是声称从不看评论的作家，看得越仔细，甚至都过目成诵；后者是编发你文章的责任编辑，为了不扣工资，还不得不读上三遍。(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是苦笑着说出，但不完全是开玩笑，现实往往就是如此。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羽毛，但对于那些为了一个字反复折腾编辑的朋友，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也遇到有人说读过我的什么文章，是很喜欢，证实了这不是客套后，我不是感激涕零，而是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人？因为连很多做批评的同行都不大相互读对方的文章，甲兄前年的高论，被乙兄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兴致勃勃地讲着。请相信良心，乙兄绝对不是剽窃，他连看甲的文章都没看，哪里去剽啊？！这也是我们的现实和处境。

文学在当今已是夕阳的一抹余晖，连很多靠他吃饭的人都提不起热情。巴黎上层社会的沙龙中都在谈论着一本书，贵夫人们把某作家当成座上宾追捧的事情，早已成为传说。今天，少男少女们追捧的是影星、歌星，每个搞文学的人看看那股疯狂劲儿，一定会灰心丧气。还不仅仅是歌星们的粉丝数量，而是他们的虔诚度，是他们对这个歌星的作品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常常是前奏响起，台下已经是一片跟唱声。如今的文学爱好者，对他喜欢的作家能达到这样吗？曾经——那不是传说——提起某一首诗，举座同诵；还有很多名著的片段，很多人也倒背如流。过去是衣食不足，以精神充饥；现在是丰衣足食，打不起精神。文学土壤的墒情不断受到破坏，比如只有细嚼慢咽、不计功利，文学才会水气丰沛、精神饱满，但文学的产业化、作家的职业化岂容这样的慢吞吞？

诗歌的处境就是最好的例子，当代诗歌比小说、散文更能纯粹地体现文学精神，但读诗的越来越少，为人熟悉的作品就更少，诗真正成为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其实，单纯从创作而言，这没有什么，但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诗歌所要求的阅读状态与当代读者相去甚远，他们连翻一遍的耐心都没有，更别指望味之再三。诗人纵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工夫也都白费了。

精致的文学莫不需要悠闲的心境和品读的耐心，匆匆浏览永远也领略不到优美的风景，当“好读”成为一条文学标准时，那就意味着高傲的作家开始放下身段，小媳妇一样看着读者的脸色过日子了，文学在这种迎合中浑然不觉地粗糙起来。——这愈发给了很多人鄙视文学的理由。

我不想跟经商的朋友争论什么，倒想扪心自问：在文化粗鄙化的浪潮中，我扮演了什么角色？重读自己写过的文字，唯一安慰的是，匆匆时光中，我没有写那种应付、应酬的随意文字。文学批评在当下颜面尽失，在很多人眼里，它不过是研讨会上的唾沫星子、图书公司的宣传广告，或者是高校中评职称的香火。我觉得这倒也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毕竟还有很多为它付出心血的人：我常常告诫自己，它越是不招人待见，我们越要有自尊和自爱，这是批评家最后的底线。让那些有雄才大略的人去高高的讲台上指点江山吧，我唯愿青灯下静静地读着自己喜爱的作品，兴尽之余，抒发一点小小的感想而已。

现代社会已达成了基本共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自由、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存在是天然合法的，是不容任何权力和个人来侵犯的，这种权利的获得，需要建设一个公正、有序、积极的公众社会。

程序正义破解“被精神病”

享用安全食品的权利、受教育权、生存权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公民权，而与之同样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5月5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的文章，（5月5日《华尔街日报》）迅即，作者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国内引起热议，联想到最近国内发生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低智商社会”与“被精神病”究竟孰为因、孰为果，还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

5月6日，深圳市福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诉单位案件作出一审判决，郭俊梅胜诉，设置陷阱使其成为精神病患者的院方被判道歉、赔偿。（5月10日《京华时报》）这一事件与判决，让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热议并深感愤怒的“被精神病”现象看到一丝曙光，并更加坚定了媒体与一些人士开出的药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中国社会的“被精神病”问题。

而面对法院判决不彻底和此案中精神病医生的回避态度与相关医院的辩解，媒体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疾病判定者及其行业的职业伦理操守上面，拷问此类事件中精神病医生的滥权问题，追问这些医生的道德与法律责任，特别是为泛滥公权力凌虐个体背书之恶。更是提出要设立主诊医生回避、设置独立或第三方复核等措施。(5月11日《南方都市报》)如果再加上此前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救治立法、保护病人的司法救济权利，严格尊重亲属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对于律师介入救助也应当给予有力保障等改进对策，几乎已经为解决这一社会痼疾想尽了一切办法。

不过如果跳出来看看，这似乎是一场“游戏”。对阵双方都知道，无论护士还是消防员，实际上都是正常人，最多是过分较真，用“明规则”（法律）对抗“潜规则”，以个体之力对抗单位乃至政府的某些不义行为，执着于“讨个说法”，而所谓“精神病”云云不过是整人的手段。但是这些东西自然无法明言，于是，大家都围着精神病打转，用口水笔墨浇灌之。无论博弈结果如何，这次系列“被精神病”事件的曝光与讨论，显示出以程序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路径在当下有效，这于媒体和公众而言，恐怕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近年来，大众文化的雅俗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化学者李春青认为，大众文化无雅俗之分，它是人类追求审美平等的一种努力，对凝聚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对我们开阔思路、正确对待大众文化、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无裨益。现将此文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近年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大众文化的“雅”与“俗”成了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何为“雅俗”， 应该如何评判大众文化的功过是非？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雅俗之分的历史渊源

我们先来看看“雅俗”问题。人类文化原本没有“雅俗”这种价值尺度，也就是说，“雅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在中国漫长的远古原始社会，本没有“雅俗”之见，即使西周的贵族文化中也还没有“雅俗”的观念，因为那时贵族文化过于强势，贵族与平民之差异宛若鸿沟，贵族阶层无需借助“雅俗”来作为不同阶层身份差异的标志。贵族掌控的主流文化与政治上的贵族等级制紧密契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也就不能构成“雅”与“俗”的二元对立模式。

只是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产生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主体之后，“雅俗”才成了衡量文化艺术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人士大夫”是一个游走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具有“官”与“民”双重身份特征，他们为了使自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区隔”开来，于是极力打造一种“雅”的趣味，并且把产生民间的自然朴实的文化形式判定为“俗”。于是“雅”与“俗”就成为评价性的，具有重要阶级“区隔”功能的价值范畴。

“大众文化”超越雅俗

现在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雅俗”观念因此也还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是用“雅”与“俗”来评价大众文化是否恰当？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何为“大众文化”。综合中外学者的解释，我们可以说，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化形式即为大众文化。其一，技术上，大众文化主要载体是现代传媒，即电视、电影、广播、音响、网络等所谓大众传媒。其二，大众文化的生产动机是商业利润，即通过生产、制作、销售等资本运作过程，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其三，大众文化受众的接受目的是满足精神娱乐的需求。简言之，那种借助于现代科技，以满足大众精神娱乐需求为手段，以谋求资本利润为目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

那么何为“大众”呢？ “大众”不是指社会大多数，也不是指平民百姓，它不是一个阶级范畴，“大众”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是学者或官员，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一律属于“大众”范畴。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文化形式，它与传统的，或精英式的精神娱乐形式——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或者听古典音乐，读经典小说等等——分别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形态，因此，不应把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对立起来。

因此就基本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非俗非雅、亦俗亦雅的新型文化形式。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以商业利益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众文化必然力求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喜闻乐见。所以，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就必须尽量平衡、兼顾、综合各种不同趣味、各种价值取向以扩大受众面。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共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新型文化形式，它既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纯正血脉，也不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嫡传，它具有兼容并蓄、统合“雅”、“俗”的特点，它是“雅”的“俗”化，是“俗”的“雅”化。这就是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因素，无论雅俗，都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宝贵资源。

这是“大众文化”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由于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目前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就存在了两种类型的有悖于其“基本性质”的现象。一可名之曰孤芳自赏、故作高深型。有些怀揣精英主义意识的人，虽然从事的是大众文化的创作，却像古代文人吟诗作赋一样深陷自身的个人化情趣之中，以至于其产品根本不具备适应社会大众口味的质素，也许很精致，也许很深刻，却无法得到大众青睐。二可名之曰唯利是图，以丑为美型。一些从事大众文化制作的人员，大大低估了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准与审美能力，误以为只有凶杀、色情、能刺激耳目口腹欲望的东西才会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结果制造出一大批毫无艺术性的文化垃圾，为广大受众所不齿。这些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大众文化不是精英文化，也不是自生自灭、口无遮拦的流俗文化，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系统。其中最为基本的，或者说“准入”的标准是：在给人愉悦的基础上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娱乐也承担历史使命

从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引申出一个“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如何在获得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需要广大受众的自觉选择。如果没有或者很少受众，固然无“利”可图，而其“义”即社会效益也同样没有实现的可能。而娱乐性乃是“义”与“利”的共同基础，只有真正具有娱乐性的作品，才能“义”“利”双收，而欲真正具有娱乐性，除了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之外，切近社会大众之心理，发其所未发，言其所欲言才是根本。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影片，庶几近之。

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人文知识分子容易出现两种偏颇：一是站在传统的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持轻蔑态度，自以为高雅，视大众文化为低俗，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出对文化发展趋势缺乏历史的洞察，而且也表现出现实文化参与能力的孱弱，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二是全然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准则，把大众文化仅仅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看不到大众文化所承担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精英文化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流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大众文化同样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 首先，以娱乐的方式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由于大众文化容纳、综合了人类以往的各种文化因素，故而人们的轻松愉快的接受过程就可以接收到各种文化信息，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其次，在感性的或审美层面培养一种平等意识。人应该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无数的不平等现象。应该说人类追求平等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革命、政治改革等是在政治制度上寻求平等的努力，而大众文化则可以视为人类在娱乐与审美上寻求平等的一种努力。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精神娱乐方式的长期垄断，大大丰富了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出一种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在感性或审美层面上与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可以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培养起相近的审美趣味，进而培养起相近的道德感与共同体的认同意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给广大受众以精神愉悦，使他们在闲暇时间轻松自如地得到心理的和精神的快乐。最后，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大众文化还可以承担批判社会之丑陋，建构符合大众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绝对不是什么“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娱乐方式，大众文化是一种承担着重大历使命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其他文化形式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大众文化给予高度重视。

《岭上日移》

许钦松　作

近日，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推出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及其案例研究》“经典名家”系列画册与公众见面，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成为广东唯一入选的画家。该项目用了两三年时间，在国家层面上集中相关资源，对30名中国画艺术名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首次由我国文化主管部门立项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及经典艺术名家案例的研究项目。国内艺术品市场研究专家西沐提出，许钦松在岭南文化及传统绘画精神的指导下，展现出了一种“大化”山水的艺术气象。

中国山水画精神传统延绵千年不绝，不断推陈出新。21世纪的今天，中国山水画精神需要承载怎样新的内涵？艺术上如何创新？南方日报记者近日与致力于山水画研习创新数十年的画家许钦松展开了一场对话。

1.谈山水画精神

解放后，山水画被赋予表现新中国火热生活现实的命题，红旗、拖拉机等人们改造自然的景物或场面被纳入到山水画创新中

南方日报：画集里你明确提出“大化山水”的艺术理念，有怎样的内涵？

许钦松：从画30余年来，我一直努力创建自己的画风，并逐渐回到了对山水本真力量的追求上。山水蕴含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恒久精神，我想追寻自然界最原本的那种地老天荒、混沌初开的远古本真面目。山水的恒久精神恰恰提醒人类原始精神的缺失。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类与原本赤着脚、踏着土地从原始中走出来的本质相剥离，产生了各种违背自然的东西。人类开始自我封闭，一方面索取自然的各种资源，一方面与其相背离，人不再是自然一份子，而是站到了自然的对立面。所以，我的“大化山水”试图创造人对自然的“隔岸式”观望。

南方日报：从古至今，中国山水画精神内涵一直在演进，你怎么看待山水写实的传统？

许钦松：宋代大画家李成、范宽、郭熙等人，将中国山水画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他们大多是宫廷画家，画面很有力量，绝不可能只为了自我消遣而画画。好比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气势雄强，一条瀑布飞流直下，让人如闻水声。明清以后，山水画主要是文人解除胸中闷气的手段，有一定程度的消遣和娱乐成分，变成了一种相对狭窄的自我修行，弱化了山水画本应有的精神意义。实际上，岭南画派陪伴着国民革命包括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关注现实，注重写生，折衷中西。”这振臂一呼，将山水画家从关注自我的封闭状态中拉了回来。

几千年来中国的山水画精神传统，已形成一条关注现实生活、描绘真山真水的隐线。到了近代，特别是解放以后，山水画被赋予表现新中国火热生活现实的命题，红旗、拖拉机等一些人们改造自然的景物或场面被纳入到山水画创新中，比如关山月的《绿色长城》、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等，都强烈呼应现实生活，获得了成功。

但今天的时代，画家们不能再像前辈画家那样单纯关注写实，他们必须要承担更多精神层面的思考。我认为，当代山水画精神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具有现代审美，二是如何具备当代意识。这就要求我们这一辈人不单要简单地继承传统，还要回应现代人审美习惯的变化。

清华百年，比拼的不该是出了多少名人，更应该盘点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作出了多少学术贡献。此时此刻，争论胡适究竟是否清华毕业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有些不合时宜。

时值清华大学百年纪念，坊间出了本书《毕业生：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以清华人物为纲，缅怀清华历史，追述清华精神。这本书与阐发北大精神的《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一样，对当下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不过这本书也引起了一点争议。该书在腰封上引用胡适那句著名的“争自由”语录，并介绍称“他是胡适，他是清华毕业生。”由此引发了一些“胡适是不是清华毕业生”的争议。书评人柳已青认为，严格意义上说，胡适不是清华毕业生。他称，胡适于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资格，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创立于1911年。

胡适到底算不算清华人呢？我也认为，胡适确实算不得清华人，但应补充一点，胡适和清华却也并非一点渊源都没有。

说胡适不是清华人，理由如下：第一，正如上述，胡适考取庚款留美生之时还没有这个学校，何来清华毕业生之说？第二，今年正值学校百年校庆，就是说清华大学自己也把创校时间定于1911年。第三，胡适生前似乎未提及自己是清华人。

但胡适和清华确实也有一定渊源。清华学堂与游美学务处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即为清华学堂的前身。庚款项目启动后，胡适属于第二批留美学生，第三批留学生则直接从清华学堂学生中录取。可见，胡适和清华具有不可否认、难以割裂的内在关系。

尽管如此，把胡适说成清华人或清华毕业生仍然不合适。百年来，清华名流辈出，无论是对清华大学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是在清华执教过的，抑或从清华毕业的，胡适都不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胡适勉强可以说是从“清华的前身”出来的名人，试问，这样又将置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梅贻琦等人于何地？

《毕业生》这本书的本意或许是想借胡适来阐发清华大学的精神。就此而言，本书其实已经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和案例。例如，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经被定为清华校训；陈寅恪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留存于清华园内；至于老校长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早已传播海内外。这些精神遗产不仅是清华的宝贵财富，也已被许多学人奉为圭臬。

清华百年，比拼的不该是出了多少名人，更应该盘点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作出了多少学术贡献。这正如《毕业生》书中所写的：“清华大学百年之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就是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造就了新清华，也亲历了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禁想起，抗战期间国内大学艰难度日，但仍有大批学者专注于学术，作出不朽贡献。今日的教育和学术环境并不差，可钱学森却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此时此刻，争论胡适究竟是否清华毕业生，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或者说有些不合时宜。

相关报道见昨天A35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