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呼吸杂志》刊登荷兰一项新研究发现,与不吃母乳的孩子相比,纯母乳喂养超过6个月的孩子在儿童时期更少出现哮喘症状。
虽然早期研究发现,母乳喂养与儿童期哮喘发病率降低有关联,但是荷兰鹿特丹Erasmus医学中心科学家完成的这项新研究进一步明确母乳喂养的时间长短与降低哮喘危险有关。比如,母乳喂养时间短,或者不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到4岁时更可能出现哮喘症状。
这项涉及5000多儿童的新研究调查了这些孩子出生后第一年的喂养方式、是否母乳喂养、吃母乳多长时间、是否及何时添加牛奶和固体食物等。另外还调查了这些孩子1岁至4岁时出现哮喘症状情况。结果发现,与母乳喂养至少6个月的孩子相比,从来不吃母乳的孩子4岁前出现哮喘、气短、干咳或多痰的几率明显更高,仅哮喘和多痰发病率就高出1.5倍。另外,与纯母乳喂养的孩子相比,4个月大之前添加牛奶的孩子日后出现哮喘、气短、干咳和多痰的几率也更高。
新研究负责人阿格尼斯·索伦斯奇恩·沃尔特博士表示,“母乳喂养时间长短以及是否纯母乳喂养与哮喘症状发生几率的关联性”这一结论,独立于与感染性或遗传性过敏性疾病。这项研究也为近来提倡的“母乳喂养至少6个月”健康政策提供了更确凿的科学依据。
美国内华达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医学期刊《药理学》上报告说,常喝咖啡可能提高女性不孕风险。因为咖啡因会降低输卵管细胞的活动能力,从而影响受精卵进入子宫腔。
正常情况下,卵子和精子结合后,会从输卵管迁移到子宫腔,然后在那儿“安家落户”,慢慢发育成胎儿。在“迁移”过程中,输卵管壁上一种特殊的细胞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研究人员在对实验鼠的研究中发现,咖啡因会减弱这种细胞的活动能力,导致输卵管难以将受精卵送入子宫腔。
参与研究的生理学教授肖恩·沃德说,新发现或许可解释为何那些大量饮用咖啡的女性更难怀孕,这或许能帮助某些受孕困难的女性,也让医生更有效地采取相应措施。(记者高原)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20日在美国学术刊物《科学转化医学》上报告说,名为DEFB126的基因发生突变可能与男性不育有关。
DEFB126基因能指导合成名为β-防御素126的蛋白质,后者覆盖在精子表面并帮助精子穿过女性的子宫颈黏液。研究小组对509名新婚夫妇进行研究后发现,DEFB126基因突变的男性缺乏β-防御素126,这使得精子游动穿过子宫颈黏液并最终与卵子结合变得困难,其妻子怀孕生育的概率降低30%。
领导研究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助理教授西奥多托尔纳说,很多男性不育无法用精子数量和质量来解释,这项研究或许有助于揭开这一谜团,并带来筛查和治疗不育症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下一步希望与美国大型不育项目合作,进一步探索DEFB126基因突变在男性不育过程中的作用。(记者任海军)
6头、11头、42头、84头、411头、637头……这组呈递增序列的数字,不是小学数学里的“找规律”,而是近期接连曝光的受放射性物质污染肉牛在日本上市的数量。至7月21日,发现已经上市的“辐牛”总数达到了1485头。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目前除鸟取和冲绳两县暂时幸免于难外,其余各地均已宣布“中标”。
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也真可谓“神速”——在核事故发生了4个多月、“辐牛”之害严重到如此地步之后,这才出面宣布禁止福岛的肉牛上市,并准备收购所有已经或可能遭受放射性污染的肉牛进行销毁。
“辐牛便当”上了新干线
据“JR东海”公司20日宣布,该社相关饮食公司6月16日到27日从东京都品川区的肉食经销商处买入了福岛县浅川町上市的牛肉,这批牛食用了高浓度的核污染稻草饲料,因此牛肉很可能也被污染。据悉,这些牛肉被制成1.1万个快餐便当和602个牛肉饭团,在东海道新干线的列车及主要站点内早已销售一空。虽然“专家”宣称食用少数核污染牛肉不会给健康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曾经在新干线上使用过牛肉便当的乘客依然感到担心。
“JR东海”公司表示,今后将加强对来自灾区的肉类进行核辐射检测,以防止混入污染食品。
“松阪牛”变成了“核牛”
“松阪牛”是黑毛和牛里的超级品牌,与“神户牛”、“米泽牛”并称日本的“三大和牛”。“松阪牛”素以饲养过程繁杂和味道鲜美著称,它们平时要听音乐、喝啤酒,还有人负责按摩,被誉为和牛中的贵族。可惜,再贵族的和牛吃了被污染的稻草也会变成“核牛”。
22日,三重县宣布在该县大纪町的一家养殖农户的稻草饲料中,发现浓度为每公斤5909贝克勒尔的放射性铯,超过国家标准(每公斤300贝克勒尔)近20倍。据该农户称,稻草饲料购自与福岛县毗邻的宫城县,他已经售出70头喂养过这些毒饲料的 “松阪牛”。
虽然在一家肉食店里对尚未卖出的11头肉牛没有检测出放射物质超标,但三重县还是要求该农户对所有稻草饲料隔离保管,并要求食用这些饲料的439头“松阪牛”自律上市。
迟来的禁令
针对相继曝光的养殖农户给食用肉牛喂食核污染稻草一事,日本政府原子能灾害对策总部19日根据《原子能灾害特别措施法》,向福岛县政府下达了全县食用肉牛停止上市的指示。
不过,政府同时制定了解除禁令恢复上市的条件:避难区域、紧急避难准备区域和已经发现超标肉牛上市的农户,所有肉牛须解体并进行放射物检测;其他区域农户的肉牛在第一次上市时至少要对一头牛进行解体检测;在检测结果不超标且今后实行定期检测的条件下,方可解除禁令允许上市。
政府决定高价回购问题牛肉
日本农林水产省21日宣布,政府将回购被检出放射性铯超标的牛肉并进行焚烧销毁。这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回购辐射超标食品。
此外,对于食用肉牛,日本政府还考虑扩大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范围,希望借此消除消费者的恐慌。
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21日晚表示:“重要的是避免辐射牛肉流入市场。将考虑参考疯牛病时期(回购牛肉)的措施。”该省副大臣筒井信隆就回购价格表示,考虑以核事故导致跌价之前的价格为基准,而非目前的市价。
由于受“辐牛”事件影响,目前日本各地的和牛批发价格已经暴跌了一半。
日本的食品还安全吗
有批评意见认为,在发现口蹄疫和疯牛病疫情后,日本政府都会采取非常及时的处理措施:戒严、消毒、防止上市流通、大范围回购销毁。可针对此次核事故,政府的做法令人感到难以理解。
也许日本政府是为了不在灾区农户的“伤口上撒盐”,也许是为了对内外标榜“日本的食品依然安全”,在“切尔诺贝利”级别的核事故发生后,在缺乏足够缜密的检测措施的情况下,作为事故核心区域的福岛县及周边各地的农畜产品却纷纷上市。东京都等地的超市、百货店出于“支援灾区”的大义,大范围地出售福岛及周边各县的产品。消费者则多抱着“政府允许上市的食品必然安全”的想法而购买食用。只是,这次“辐牛”事件的曝光,令消费者对上市灾区食品的安全信任度大打折扣。
本报记者 张蕾 本报北京7月22日电
零下196摄氏度的超低温可以让精子无论保存多久都安然无恙(点击观看组图)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7月22日消息,对任何物种来说,传宗接代都是“进化”场合里面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人类而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当部分男性即便遇到生理的问题无法正常繁衍后代,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达到目的,比如说人工受精,当然一个有保障的精子库肯定少不了。
据光明网报道,世界5大精子库有4个设在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国。1964年美国就建立了精子库,自精子库在美国诞生以来,在其帮助下出生的孩子已达15万左右。如今全美的精子库已有上百家,其中以加州精子库和费尔法克斯精子库为最大,无论是精子成交量还是营业收入都在美国并列第一。
淘汰率高达97%─98%他们对献精者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主要有:年龄必须在18岁到39岁之间;身高1.78米以下不受欢迎;至少受过大学教育;家族三代不能有任何基因遗传疾病和传染病。献精申请者本人将接受严格的基因测试和全面体检。
另外,每毫升精液中活动精子的数量不得低于2000万个,精子活力必须达到规定水平,精子必须具有较强的抗冷冻能力。所有献精申请者还将接受面试,考官将对所有申请者进行从容貌到气质再到个性的全面考察。
耶格说,只有以上6个方面都达标的申请者才能够成为最后的献精者,整个过程淘汰率高达97%─98%,所以他们提供的是“全世界质量最高”的精子!他们经常在因特网、广播和大学的报纸上做广告,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捐献。精子库对献精者的国籍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捐精者符合条件,就要跟精子库签一份合同,写明:献精者本人没有成为未来孩子合法父亲的意图和愿望,完全放弃因捐献导致的任何父亲权利。无论接受本人精子的已婚或者未婚女性为何地居民,本人都同意放弃以上权利。签好合同后,献精者就可以到精子库捐精了。
献精时间为6个月,根据个人身体状况的不同,平均每周献精一到三次。为保证精子的数量和质量,每次献精前两到三天禁止一切性活动。献精当天,献精者走进精液采集室,通过手淫将精液射进精子库提供的容器里。精液经过处理,被放置到标准的样本小管中。
工作人员把这些小管放到充满液态氮的罐子里,罐子均达到零下196摄氏度的超低温。科学网(kexue.com)了解到,这样的低温,可以让精子无论保存多久都安然无恙。耶格说,每献一次精,献精者都会得到100到130美元的补偿。
精液经过处理被放置到样本小管中,献精者还会得到每小管(大约0.7毫升)10美元的补偿。如果献精者正在攻读或已经拥有博士学位,如果捐精者是医生、律师或是正在攻读医学和法律专业的学生,都可得到每小管20美元的补偿。因为消费者对这几种人的精子需求量更高。
哪些人能够购买精子库的精子呢?耶格的回答很干脆:“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购买!”当前到费尔法克斯精子库来购精的客户遍及美国50个州,英国、以色列、墨西哥等国也有很多买家。当前,精子库的主要买家一半是想要孩子的单身女性和同性恋夫妇,一半是丈夫有生育障碍的已婚妇女。
当然,一般情况下,买精人不会只购买精液,她们会选择一个“套餐”,以便更全面了解这位永不露面的“神秘丈夫”。(林达)
图为西班牙收藏家展示的短片截图。
据外电报道,国际电影收藏家拍卖会的发起人巴尔萨(Mikel Barsa)周三表示,美国性感女星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生前拍摄的性爱短片将于今年8月对外拍卖,低价为50万美元。
这部仅6分钟长的黑白短片拍摄于1946年,记录了梦露与一位不知名的男子翻云覆雨。当时梦露尚未更名,仍使用原名诺玛-简-贝克(Norma Jeane Baker)。
据悉,这部短片将于8月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Borges文化中心进行拍卖。巴尔萨表示,估计这部短片能轻易拍出数百万美元的价格。
梦露的这部短片原为西班牙一名电影收藏家所有,但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决定将其出售。
这部性爱短片在1997年首次公诸于众,引发公众对片中女主角的热烈讨论。最终,美国电影学会鉴定认为,如果片中的女子不是梦露,那也是梦露的孪生姐妹。
2008年,梦露的另一部15分钟长无声性爱短片曾以150万美元高价成交。
希望是一种偏离现实的非理性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孜孜以求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们眼中的未来总是绚烂缤纷如玫瑰花般美好,是因为我们戴着一副与生俱来的“玫瑰眼镜”?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无视所有的负面影响,把天平朝着积极的那一头倾斜呢?英国研究人员塔利·夏洛特给你一个科学的解释。
如果我们的大脑神经机制中没有这么一种偏离现实的乐观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脑都会出现轻度抑郁。
人类自认为是理性的生物。我们会小心提防一切,我们遇事会权衡利弊,我们还会未雨绸繆。但是,无论是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表明,我们的乐观超越了现实。
一般来说,希望总是比现实更美好。人们往往低估离婚、失去工作或被确诊患癌的可能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常怀望子成龙之心;人们想象自己有一天会比周围的同事都更成功;人们还可能高估自己的寿命,有时想象的寿命比实际上多出20年甚至更多。据美国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活到一百岁,但实际上,美国百岁老人所占的比例仅为0.02%。
相信未来会比过去和现在更好,被称为乐观倾向。人们在小时候都做过许多“当我长大后要如何如何”的梦,表现出很强的乐观倾向,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
人们可能会认为,暴力冲突、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龙卷风、洪水,以及人生所面对的所有威胁和所经历的挫折失败,冲击着人们的世界观。在这过程中,乐观精神会渐渐被侵蚀和消磨掉。以人类全体而言,我们的悲观情绪在增长,比如对国家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犯罪现象的信心,但对于我们个人未来的看法,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充满了弹性。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人认为这一代人不如自己的父辈那么成功,但76%的受访者都对自己家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过分乐观的设想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比如,它会阻碍我们适时地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忽略使用防晒霜,甚至有可能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但同时,这种乐观的偏向性也在保护和激励着我们,它让我们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这种乐观倾向,我们的祖先可能就不会冒险远离自己的部落去开辟新的天地,我们至今仍然可能还是穴居人,蜷缩在洞穴中,梦想着光明和温暖。
为了发展,我们需要能够想象另一种现实,更好的现实。我们需要相信,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这种信念有助于激励我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一般来说,乐观之人工作时间更长,挣钱也更多。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乐观的人甚至更节俭。虽然他们的离婚率不见得更低,但他们再婚的可能性却更大,希望战胜了曾经的不幸经历。
虽然更美好的未来往往只是一种幻想,但乐观情绪在眼前来说却是有利的。希望让我们放松大脑,舒缓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研究人员在对心脏疾病患者进行研究时发现,与不乐观患者相比,乐观患者更有可能多服用维生素、多吃低脂肪饮食和加强锻炼,从而降低其发病危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的这种乐观倾向可能在进化中已经固定在我们的大脑中,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反应。对于乐观倾向的科学研究,是研究人类意识的一个新的窗口,它所显示的一切有可能燃起一场心理学上的革命,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不仅印着过去的记忆,还不断地受着未来想象的影响。
选择性忘记过去
本文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维康基金会神经成像中心的研究员塔利·夏洛特对研究人类天性中的乐观倾向感兴趣源自于一次偶然。9·11事件之后,夏洛特开始调查恐怖袭击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记忆,令他感到好奇的是,在事件发生11个月后的调查发现,人们对当时发生事情的回忆,与他们最初的叙述只有63%是相符的,他们不太能想起一些细节,如航班的名称等。大脑记忆的失误从何而来?
研究记忆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记忆很容易产生错误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负责记忆过去发生事情片断的神经并不单独为记忆而存在,相反,记忆系统的核心功能实际上是想象未来,让我们能为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准备。研究人员称,记忆系统回放过去事件的设计并非完美,却是为我们的大脑灵活地构建未来情景而设计的。因此,记忆作为一个重建过程,细节与其他插入的信息偶尔会被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夏洛特决定观察志愿者在想象未来时的脑部活动,不是像9·11这种大事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将观察结果与自愿者回忆过去事件时的大脑模式进行比较。令夏洛特意想不到的是,一旦人们开始想象未来,即使是最平凡的生活事件似乎在未来也会向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平凡的场景被罩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彩,一些细节犹如精心打造的好莱坞剧本。
你可能会觉得,想象未来的一次剪发行动是非常沉闷无聊的,事实并不尽然。以下是一位自愿者对未来一次剪发的想象:“我准备将头发剪了捐赠给“青丝之爱”慈善机构,让因化疗失去头发的年轻癌症患者能重新拥有一头时尚假发,需要很多年我才会重新长出这样一头秀发,我的朋友们和我相聚在一起,庆祝我的这一善举,我们去了我最喜欢的理发店,然后又去了我们最喜欢的餐馆吃饭。”
另一位自愿者想象乘坐飞机的情景:“我想象着飞机起飞的那一刻,那将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八小时的航程我可以打个长长的盹,最后当飞机降落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时,我们为驾驶员鼓掌,感谢他将我们安全送到终点。”在她的想象中,没有停机误点,没有尖声哭闹的婴儿,在想象的世界里,一切都那么美好。
如果所有的自愿者在想象未来时都有这种乐观倾向,那么这种偏向性是否与大脑结构有关呢?
大脑中的时间机器
积极乐观地想象未来,我们必须首先想象的是未来的自己。想象未来是人类最为非凡的能力,心理上的时间旅行,在想象的时空中来回飘移,尽情畅游。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种能力觉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对不同时空的想象能力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种能力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它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在预见到未来有可能到来的艰难生活时,就提前做好保存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准备,它还让我们能够预测我们目前的行为将会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不能想象百年或百年以后的世界,我们会关注全球变暖吗?我们会努力争取更健康的生活吗?甚至我们会生育孩子来延续人类吗?
虽然心理上的时间旅行在生存上明显占有优势,这种意识上的预见性也让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死亡在等待着我们。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学家阿吉特·瓦尔基认为,意识到人终有一死会将进化引向绝路,这种绝望会干扰我们的日常功能,停止一切生存所需要的活动。人类的心理时间旅行得以在进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是唯一可能就是,与非理性的乐观倾向携起手来,于是,对死亡的认知与想象美好光明未来的能力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了。
构想未来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脑里的海马状突触,对于记忆来说,海马是大脑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脑海马部位受损的患者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构建未来的详细图景,他们的思维似乎被静止地定在了现在。而我们其他人的意识则不断地在时空中来回移动,我们的思维可能一时会想起昨天夫妇间的谈话,下一刻却突然飘移到今晚的晚餐计划。
人的大脑中有两个特殊的区域——杏核体和rACC,掌控着我们的“乐观神经”,我们的积极心态都来源于此。
但大脑的时间旅行并不以随机方式进行,它往往涉及某种特定类型的想法。我们想象我们的孩子如何过得更好,我们想象如何获得一个好工作,如何攒到足够的钱买套像样的房子,如何找到完美的爱情,我们想象我们的球队会赢得一场关键性的比赛,我们想象如何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想象自己如何在牌桌上连连获胜。当然,我们也会想象如果失去亲人怎么办,工作失败怎么办,我们还会想象是否会死在一场可怕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但研究表明,我们大多数人花在想象乐观未来的心思要比花在想象不幸后果上的心思多得多。当我们想象失败和不幸时,我们往往还会将重点放在如何避免之上。
夏洛特在几年前与杰出神经学家伊丽莎白·费尔普斯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引导我们乐观地想象未来的是前额叶皮质与大脑深处皮质下区域沟通的结果。前额叶皮质是人类大脑中最近进化的部分,人类大脑这一部分比其他灵长类动物都要发达得多,是人类大脑拥有许多复杂功能的关键,如语言能力和和目标设定能力等。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记录志愿者想象未来特定事件时的大脑活动,包括高兴的事(如某个重要的日子或赢了一大笔钱),或不愉快的事(如丢失钱包或恋爱关系结束),根据志愿者们的叙述,对高兴之事的想象图景显然比不愉快事情的想象图景来得更丰富更生动。
这一结果与对大脑另外两个关键区域的观察结果相符合,一个是大脑的杏核体,也叫脑扁桃体,是大脑深处处理情绪的一个小结构,另一个是前扣带回皮质喙部(rACC),是前额叶皮层中调节情绪和动机的一个区域。rACC就像一位交通指挥员,调动和强化大脑中的乐观情绪,越是乐观的人在想象未来时,这些区域的活动越是活跃,这两个大脑结构之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这一发现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两个区域,杏核体和rACC,是抑郁症患者大脑内活动异常的地方。健康的人对未来的预期总是往好的方面想,而严重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却往往偏向于悲观,他们的预期比实际情况更糟,而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对未来的预测却相对比较接近现实,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大脑神经机制中没有这么一种偏离现实的乐观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脑都会出现轻度抑郁。
乐观如何改变现实
临床抑郁症患者的问题是,他们有可能改变未来,消极的预期以负面的方式造成不良的后果。那么预期是如何改变现实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家莎拉·本特松,设计了一个实验,她安排学生进行积极预期和消极预期的实验,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并要求他们完成一些认知测试任务。为了诱导学生产生成功的期望,在他们进行认知测试任务之前,用一些诸如聪明、智慧和伶俐之类的话语鼓励他们,为了诱导学生产生失败的期望,她用愚蠢和无知之类的话刺激他们,得到她肯定的学生测试成绩显然更好。
对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本特松发现,学生在测试中出现错误时大脑不同的反应,取决于得到肯定的鼓励还是否定的刺激。她观察到,得到肯定鼓励的学生在出现错误时,前额叶皮层负责反思和回忆的部分活动增强,而受到否定话语刺激的学生,在测试出现错误时,这部分大脑活动并未增强。显然,大脑预期的结果本来就不会太好,出现错误与大脑预期结果并无冲突,所以大脑不会因惊讶而活跃起来。
没有良好期望的大脑不会发出“注意,答案出错!”这样的信号,这样的大脑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步。通过改变我们的表现和行动,期望起到一种自我完善的作用,最终影响到未来发生的事情。然而在通常情况下,期望只是单纯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并没有改变世界本身。
夏洛特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准备到奥地利滑雪度假的朋友从希思罗机场给他打来电话,由于目的地暴雪成灾,航班被推迟三天,他的朋友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我想这是一件坏事,但也是一件好事,”他说。滞留机场确实不那么愉快,但他最后却说,今天的大雪意味着明天更理想的滑雪条件,他的大脑将滞留机场的不愉快与对滑雪胜地的期盼有趣地联系在了一起。
航班取消算不上什么悲剧性的事件,但即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变故降临到我们身上时,大脑也会自动寻找证据来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从来不会去预期失去工作、生病或离婚,当这些事件真的发生时,我们也会往乐观的方面去想,在经历不幸的过程中,我们日渐成熟,比如,可能因此而拥有更多的工作体验,或在未来建立一个更理想更稳定的家庭。以这种方式解读不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乐观的期望是正确的,毕竟事情最后还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即使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变故降临到我们身上,大脑也会自动寻找证据来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点石成金”的本领
如何透过暴风雨的层层黑云看到一丝光亮?夏洛特和他的同事、著名神经科学家雷·多兰和塔玛拉·夏纳做的一项实验中,让志愿者想象一系列病症,从骨折到阿尔茨海默症,并想象生了这些病以后会多么痛苦,生活会变得多糟糕,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然后夏洛特问他们:如果你不得不忍受其中一种疾病的痛苦,你会选择哪一样?断腿还是手臂骨折?胃疼还是哮喘?于是他们重新衡量这些病症哪个相对好受些。几分钟后,许多人都从众多疾病中选择了一种特定的疾病,志愿者们突然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疾病实际上并不那么太可怕,比如说断腿,在做出选择之前认定它“很可怕”,但是选择了它的自愿者会从断腿的痛苦中发现一线曙光:“如果我的腿断了,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了。”
我们的大脑似乎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能将不利转变为有利,将不幸转变为幸福。大脑天生会对我们经历的事情赋予更高的价值,并对作出的选择充满信心。在不利情况下被迫作出选择时是如此,在一些理想条件中作出选择时也是如此。想象一下你要在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中作出选择。选择决定也许很难,但一旦有所决定,奇迹就会发生。你会像大多数人那样,突然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其他未被你选中的却未必有多么好。据社会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所说,选择后的重新评估是为了舒缓在做决定时因难以取舍而产生的压力。
在2009年的一次实验中,自愿者要求想象一次度假,并对80个不同的目的地进行评估打分,然后要求他们从得分相同的两个目的地二选一,比如,你会选择巴西还是巴黎?在选定了某个度假目的地几秒钟后,再要求他们对所有的目的地重新评估,结果自愿者对自己选定的目标评估得分比之前要高,而对放弃的那个目的地的评估得分却比之前更低。
脑成像数据显示,变化发生在尾状核,一个主管奖励机制并发出预期信号的神经细胞群,如果我们知道即将发薪水或吃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时,尾状核就像一个播音员,将信息广播到大脑的其他部分,“好事即将到来,准备接收。”当我们收到奖励时,评估价值迅速更新,比如,要是蛋糕令人失望,它的价值下降,下一次我们对蛋糕的预期值就会降低。
在实验中,两个目的地的选择一旦作出,尾状核迅速更新了其信号。在选择之前,想象希腊和泰国为目的地时,发出的信号可能会是“都不错”,而在选择了希腊之后,它播出的关于希腊的信号变成了“太棒了”,而关于泰国的信号则变成了“还行”。
有时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也是事实,我们的选择最后带来失望。但总的来说,当你做出了一个决定,即使它只是一个假想的选择,你也会赋予它更高的期望价值,并希望这种期望给你带来快乐。
对所作决定的肯定可以帮助我们从自己的选择中获得更多的快乐,虽然实际上可能很寻常。没有这种肯定,我们的生活很可能会充满犹疑:我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我是否要改变主意?然后,我们就会故步自封,犹豫不决,甚至无法再前进一步。
谜一样的乐观倾向
过去几年里,对乐观现象的神经科学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仍然有一个久而未决的谜。为什么即使在相关信息与乐观期望值明显相左的情况下,人们仍然抱有这种乐观倾向?直到最近,科学家才破解了这个令人困惑的谜,在一项实验中,对同时处理积极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大脑进行扫描时的发现令人惊讶:当人们在学习新东西时,大脑神经元对积极信息忠实地编码储存,以提高乐观偏向性,但对于不在期望范围内的负面信息,则未能成功纳入。举例来说,当我们听到被人们冠以“盖茨第二”美誉的马克·扎克伯格的成功故事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这种想法:我们有一天也有可能会成为和他一样的巨富,但在听到离婚率几乎高达一半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却不认为自己也有可能步入婚姻失败者的行列中。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会这样?一个很令人诱惑的猜测就是,进化选择了乐观,因为总的来说,积极的期望可提高生存几率。研究发现,乐观者更长寿更健康,事实也表明,大多数人天生具备乐观倾向,一些新的数据资料表明,乐观精神与特定的基因有关,所有这些都强烈地支持了这一假设。然而,乐观倾向是非理性的,并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好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保持乐观,从乐观中获益,同时警惕盲目乐观可能带来的隐患。我们相信,明天会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但若要出远门,还是要记得带上一把伞。
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值,往往要比现实来得美好。
10% 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活到100岁,但实际上,美国百岁老人所占的比例仅为0.02%。
0% 一项对去申领结婚证的情侣的调查显示,没有人认为他们有一天会离婚。
76% 70% 尽管有70%的人认为自己这代人不如父辈那么成功,但76%的人都对自己家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93% 这一百分比所代表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自身所拥有的能力处在人群整体的前50%。
袁国勇(左)表示,猩红热致病的甲类链球菌,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比率由过去的1至3成急增至6成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猩红热肆虐香港,今年至今已累积564宗个案,5间学校爆发疫情,夺去两名幼童的性命。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系主任袁国勇日前指出,港大解构引致猩红热的甲类链球菌后发现,病菌的抗药性比率上升1倍达60%,令抗生素失药效,而且变种
猩红热抗药性急增
袁国勇昨日表示,今年是香港猩红热4年一次的高发期,但疫情十分不寻常。引致猩红热的甲类链球菌,呈抗药性的比率由过往10%至30%,急增至60%,即60%甲类链球菌对抗生素失效,变得更难医治。
他又表示,香港以往的猩红热个案以M1型及M12型占20%至30%,今年M12型却占一半。早前病逝的两名幼童也分别患M1型及M12型病菌。
袁国勇指出,港大解构细菌的基因图谱后,发现出现基因“洗牌”,M12型甲类链球菌有3%基因排序已经改变,导致细菌更易传播。他表示,在1900万个基因组别中,有64万个已经改变,是导致抗药性的主因,另外表面细菌抗原改变,亦令细菌更易在人类皮肤表层或喉咙繁殖,而且更易黏附器官,传播得更快,加重今年疫情。
疲倦发烧征 状类似流感
细菌变种与滥用抗生素有莫大关系,袁国勇呼吁医生及市民不要滥用抗生素,由于猩红热和流感的征状非常相似,例如发烧、疲倦征状,都是流感与猩红热的共同征状,但如果发烧加上出疹,就有可能是猩红热。
袁国勇还建议医生先观察病人是否持续高烧、喉咙是否发红,倘没有有关病征便不应处方抗生素,“若病人求诊时已发高烧,可以做测试,检查喉咙有没有甲类链球菌抗原,有的话才处方抗生素”。
针对猩红热疫情,香港医管局已由前日起,对出现皮肤及喉咙感染等征状的病人抽取样本化验,加强监控病菌散布和变种情况。
日本生产陶瓷马桶最大厂家TOTO,针对男生的小便意识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许多日本男生,对于坐着小便并没有太大的抵抗,约每3名男生中就有1人是坐着尿。
TOTO的调查说,最近日本的男性,在洋式的抽水马桶上坐着小便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TOTO说,2004年的调查时,只有23.7%的男性会坐着小便,到2009年时已经增加到了33.4%,近年来更大幅增加,几乎每三人,就有一名是“坐”派。
被问到为什么坐着小便的理由时,69.5%的男子说“这样比较不会尿液到处喷洒”,45.5%的人说“坐着尿比较舒服”,43.3%的人说“清洁会比较容易”。
这些爱坐着小便的男性,以50岁左右的男子居多,占了41.0%左右。有日本男性说,站着尿并不代表就有男性雄风,但至少是坐着尿而不是蹲着,坐着比较舒服。
德国研究人员23日在英国《柳叶刀传染病》期刊上报告说,本次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致病菌的菌株是10年前仅在德国现身过的一种大肠杆菌的克隆变种。这种病菌结合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和肠聚集性大肠杆菌的基因特性,因此具有更大危害性。
明斯特大学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该校医学院卫生研究所所长卡希领导的研究小组分析了从德国17个城市共80名患者排泄物中分离出的菌株的遗传物质特性,发现所有这些菌株都属于血清型O104:H4型、序列型678型大肠杆菌。与此非常类似的大肠杆菌以往仅于2001年在德国两名患者身上出现过,这次却出人意料地在德国造成大流行。
研究小组还指出,本次暴发菌株都有与不同毒性相关的13个编码基因,包括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常见的志贺毒素2的编码基因和与出血性腹泻相关的基因,还有与病菌黏附性相关的菌毛和黏附蛋白。
本次暴发菌株与2001年的分离菌株相比差别微小,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抗生素耐药基因,同时又缺少了肠道聚集黏附大肠杆菌耐热肠毒素1基因。卡希认为,上述基因的增减是病原性大肠杆菌变异的常见现象。
卡希说,与肠聚集性大肠杆菌类似,本次暴发菌进入肠道后会成群聚集黏附在肠细胞上,形态如同“砖墙”一般。这时候病菌排出的志贺毒素往往会以迄今尚不明了的机理进入血液循环,并优先选择肾细胞和脑内皮细胞附着,造成肾和脑损坏,从而导致严重的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甚至使患者死亡。
卡希强调,目前这种病菌尚有许多未解之谜:是否仅仅是因为几种致病因素结合就使其有如此强的进攻性?到底需要多少病菌能造成感染?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免疫能力是否是因为这种几乎是无中生有的病菌以前从未与人接触过?入侵人体之前,这种病菌又在何种群落生境中生存?
据德国负责汇总疫情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3日公布的最新疫情通报,德国一个月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病例累计达3688例,其中患溶血性尿毒综合征的重症病例所占比例超过22%,远高于以往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流行中不到10%的重症患者比例。截至22日,德国累计死亡患者已达42人。不过近两周来德国新增病例已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