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家没有信仰，我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丧失了信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在尼山论坛的分论坛上亮出观点，引发了台上台下来自大陆、台湾等地华人学者的讨论。

面对“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个争论已久、却愈显“新”“锐”的问题，华人学者们说，“不能把信仰和宗教信仰划等号。”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李晨阳认为，有些人相信人类应该尽量避免苦难；有些人相信人性善，为了体现人性要做善事；儒家讲，人的一生要“立言、立德”，这都是信仰。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叶国良认为，儒家思想从知识的研究、袭承出发达到人生理想，不同于宗教通过信仰人格神实现。宗教讲“信(faith)、望(hope)、爱(love)”，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讲“望、爱”，但不求“信”。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对信仰路径的不同做出形象的讲解：厅堂里挂着忠、恕牌匾，逢初一、十五要祭天地、祭祖先、祭圣人。几千年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中，在开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中，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中国人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这样慢慢凝结、慢慢长大。郭齐勇认为，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国民间百姓的信仰所在。

信仰可以与上帝无关，但学者们相信，它一定与道德相依，并且发自内心。中文繁体“德”字是正直的“直”下边一个“心”，李晨阳说，“道德是发自内心的。”郭齐勇也记得母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将心比心。

这场有关“信仰”和“道德”的对话，并没有回避当下社会出现的乱象和人们对“道德信仰缺失”的热议。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忘掉了更根本的东西，脱离了历史语境去理解‘致富光荣’，甚至拿来作为一个人‘信仰’的全部、指导生活的全部，那是非常可怕的。”李晨阳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对人的信仰，也包括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信仰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多乱象。”郭齐勇说，但让我们看看中国的百姓：小悦悦事件中出手相救的扫街大妈、替过世兄长还钱的信义兄弟，他甚至回忆起“文革”期间自己在农村感受到的温情。中国百姓的信仰，他们的道德信念、做人目标、生活哲学，仍然是“孔仁孟义”。

中国历代“儒生”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参与、谏言都是“直截了当”的，郭齐勇说，至今我们仍保有忧患意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付出了生态和道德的代价。一定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复我们的信念和信仰。

“我认为这个弯子会转过来的”，李晨阳说，“我对中国充满信心。”

“说儒家没有信仰，我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社会丧失了信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主任李晨阳在尼山论坛的分论坛上亮出观点，引发了台上台下来自大陆、台湾等地华人学者的讨论。

面对“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个争论已久、却愈显“新”“锐”的问题，华人学者们说，“不能把信仰和宗教信仰划等号。”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李晨阳认为，有些人相信人类应该尽量避免苦难；有些人相信人性善，为了体现人性要做善事；儒家讲，人的一生要“立言、立德”，这都是信仰。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叶国良认为，儒家思想从知识的研究、袭承出发达到人生理想，不同于宗教通过信仰人格神实现。宗教讲“信(faith)、望(hope)、爱(love)”，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也讲“望、爱”，但不求“信”。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对信仰路径的不同做出形象的讲解：厅堂里挂着忠、恕牌匾，逢初一、十五要祭天地、祭祖先、祭圣人。几千年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中，在开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中，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中国人的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就这样慢慢凝结、慢慢长大。郭齐勇认为，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国民间百姓的信仰所在。

信仰可以与上帝无关，但学者们相信，它一定与道德相依，并且发自内心。中文繁体“德”字是正直的“直”下边一个“心”，李晨阳说，“道德是发自内心的。”郭齐勇也记得母亲对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将心比心。

这场有关“信仰”和“道德”的对话，并没有回避当下社会出现的乱象和人们对“道德信仰缺失”的热议。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忘掉了更根本的东西，脱离了历史语境去理解‘致富光荣’，甚至拿来作为一个人‘信仰’的全部、指导生活的全部，那是非常可怕的。”李晨阳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对人的信仰，也包括他这样的海外华人的信仰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多乱象。”郭齐勇说，但让我们看看中国的百姓：小悦悦事件中出手相救的扫街大妈、替过世兄长还钱的信义兄弟，他甚至回忆起“文革”期间自己在农村感受到的温情。中国百姓的信仰，他们的道德信念、做人目标、生活哲学，仍然是“孔仁孟义”。

中国历代“儒生”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参与、谏言都是“直截了当”的，郭齐勇说，至今我们仍保有忧患意识：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付出了生态和道德的代价。一定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复我们的信念和信仰。

“我认为这个弯子会转过来的”，李晨阳说，“我对中国充满信心。”

文化体制改革大趋势下，投资者誉为“中国官网第一股”的人民网遭遇市场疯狂追捧，上市三日股价比发行价上涨翻倍，并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两个第一。相比人民网，知音传媒则欲文化传媒领域创下“中国期刊第一股”的记录，但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走情感路线并坚持27年风格不变的知音引发了市场和舆论对其是否应该上市的争议、质疑，知音未来能否成功上市尚是未知数。

知音欲上交所上市

大众耳熟能详的《知音》杂志也有意登陆资本市场。据中国证监会网站4月27日公布的《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显示，湖北知音传媒目前真处于新股上市流程中的“初审中”阶段，其拟在上交所上市，保荐机构为长江证券，保荐代表人为王芳和何文熹。

据长江日报报道，我国内地现有1926种报纸、9490种杂志。如果知音传媒上市成功，它将成为国内期刊上市第一股。

中新网证券频道5月4日在湖北知音传媒网站看到，其介绍称，知音传媒集团前身是知音杂志社，1985年1月创办，2000年1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成立湖北知音期刊出版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8月经中宣部同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

网站披露资料显示，知音靠3万元起家，现总资产7.94亿元、净资产6.32亿元，2009年实现净利润1.098亿元、年创利税1.47亿元。集团下属9刊2报，刊报月发行总量1000余万份，核心产业《知音》杂志现月发行量达600余万份。旗下网站知音网自称为“中国第1情感门户”。

上市遭遇三大质疑被指缺乏道德底线

坚持27年风格不改和定价4.5元的《知音》杂志，尽管在国内掀起一阵“知音体”风潮，但近年来又因与名人对簿公堂，并衍生出媒体公信力的社会讨论而遭到了非议。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知音上市面临缺乏道德底线；内容灰色低俗；公信力充满危机三大质疑。

另据北京日报报道，《知音》通过大量复制悲惨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名人轶事，与精英文化形成对垒，占据广大农村市场。有业内人士认为，《知音》长期传播欲望故事并侵犯名人隐私，缺乏媒体的社会担当，不应该被批准上市。

报道称，著名作家毕淑敏认为，《知音》杂志缺乏道德底线，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作家的尊严，缺乏对作家的起码尊重。《知音》曾数次因侵害作家、明星的名誉权被告上法庭。比如，2009年，《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在《知音》面世，署名为毕淑敏。毕淑敏说“这完全是一篇伪作，肆意捏造了我的口吻来攻击我的儿子。”

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知音》不能仅靠虚假信息赢得眼球，不能只靠煽情内容吸引。“应该提高文化品位、文化档次，引领读者的文化消费品位，真正成为一本弘扬健康向上文化、高品位的杂志。”

报道称，27年来《知音》的成功，依靠的是媒体不发达，游走在二三线城市、城乡接合部、农村读者群的路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应用理论研究室主任徐升国认为，大众期刊如果不进行内容提升，品牌升级，会越来越边缘化，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就会逐渐降低。

支持声音称认为上市与否和道德无关

中新网证券频道梳理各媒体报道发现，在对知音上市遭遇质疑同时也不泛支撑知音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评论称，不是每个人都要爱看《知音》，抛开语体与叙事上的“农村烙印”不说，一家合法传媒企业，按程序谋求上市之路，当非“道德”之内的事。资本市场自有资本市场的逻辑，你可以不买它的刊物、甚至可以鄙视它的故事，却不能以道德之名阻碍其上市之路。

另沈阳晚报晚报报道称，资本市场自有一套资本逻辑，上市企业里不分有品无品，只有守法企业和违法企业之分。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具备了上市的法律条件，按正常程序通过审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其上市的权利。《证券法》、《公司法》也好，证监会部门规章也罢，没听说过“上市必须有品位”这条规定。知音其600万份发行量、国内期刊的翘楚地位如何解释？强大的群众基础已经是《知音》存在价值的最好证明。

而燕赵晚报报道认为，《知音》杂志上市不只是一个文化课题。报道称，上不上市，《知音》都始终存在，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商业行为不尽合理。《知音》格调高低与否是一个道德命题，而其能否上市，则是法律框架内的市场行为，将两者混为一谈并预设条件，这样的社会心态并不健康，这样的社会情绪也不理性。

上市之路尚是未知数

来自证监会披露信息显示，知音传媒目前处于“初审中”状态，知音传媒上市还需经历上会发审委闯关等环节。知音传媒能否成功过会还需等待证监会进一步公告。

据山东商报报道，事实上这并不是知音传媒第一次传出上市的消息，甚至一度传出借壳、赴港上市等不同路径选择。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接受采访时表示，知音传媒上市可能遇到的障碍中，政策问题或许最为棘手——“从此前国内媒体上市经验来看，知音集团的广告、发行业务已经符合上市标准，因而关键在于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对出版行业的限制将体现在掌握出版业务的终审权方面。”

北村，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著有《北村诗集》，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等。

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

如何重建坐标

北京晨报：其实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都有品德方面的课程，如何提高它们的教学效果？

北村：设置这些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应更多参考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许多国家的道德品德课并不多，而是通过信仰、历史、人文、哲学等等课程，引导孩子们向前人学习，在有价值系统引导的传统中，得到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此外，国外一些相关课程有社工劳动的内容，必须完成社区服务多少小时，才能毕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能学到很多精神品质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课堂灌输，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北京晨报：许多中国学校也有社会实践课，可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收获不大？

北村：关键在于社会与教育不能脱节，两者的价值取向应该一致。如果全民都只想赚钱，只要求孩子们学习道德，这就不可能成功，因为两者是不同道上跑的车，根本统一不到一起去。要想重建孩子们的价值坐标，一个社会也要有基本的价值坐标，这就是不应把物质追求、经济发展看成是唯一的目的，要把精神价值放到第一位，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榜样，而不是人造一个速成榜样。

不能走两个极端

北京晨报：您说的都是常识，可如何贯彻呢？

北村：关键是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会儿把人的精神看得高高在上，完全无视物质的存在，一会儿又只看重物质，完全忽视精神的存在。漂移来漂移去，其实都是在用一元化的视角看问题，在道德上，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很可怕的。

北京晨报：那么，多元化是不是能避免道德暴政呢？

北村：不是。只强调多元化，忽视了统一的内在力量，那么，多元化成了唯一的价值，它就会成为新的道德暴政，可问题是，多元化是无法取得共识的，一个社会可能因此而分裂。要避免这种风险，还是要依靠信仰。

最近，文物鉴定领域屡出“新闻”，从“徐悲鸿遗作”被指假作，到“金缕玉衣”骗贷事件的发生，闹得沸沸扬扬。昨天，本报“文化周刊”也就当前热遍全国的“电视鉴宝”现象做了详尽的报道和分析。其中有一点很值得拿出来再说一说。

当前的文物交易市场被许多人称作“乱象丛生”，以假充真，赝品横行，其嚣张的行为真让人叹为观止，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那么，这种乱象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我以为，文物鉴定专家至少要负大部分责任。

文物鉴定是文物交易的前提，在文物市场上，用五花八门的“专家鉴定”做包装的赝品、伪作比比皆是，都是拉大旗，做虎皮，希望卖个好价钱。这种“专家鉴定”，不仅在交易市场上可以发挥其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在银行贷款以及艺术品信托领域，也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金缕玉衣”骗贷事件的发生，人们质疑最多的，正是这几位国家顶级专家何以只是围着玻璃柜子转一圈，就给出了“24亿元”的估价和鉴定，其行为之草率令人发指。

平心而论，我们似乎不能责备这几位专家“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有人说，既然有需求，就一定有供应，这是一种供求关系；而且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服务都是有偿的，有付出便有回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也有自己的道德操守，至少也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伪作当成真迹吧。

再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身居公职的所谓专家，是不能为民间收藏提供鉴定服务的。但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民间收藏鉴定活动的身影，电视节目天天在那里播出，所谓“偷偷摸摸”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见有人出来制止或追究。这种大撒把式的管理，恐怕也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从这个角度来看，主管部门是很难摆脱失职之嫌的，而对文物鉴定的立法工作也是刻不容缓的。

无论如何，文物鉴定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道德自律，不能为金钱、权力所左右，也不能被娱乐万能拉下水。有人常以“看走眼”为托词，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专家鉴定做辩护，倒也证明了在文物鉴定领域只有个人经验是靠不住的，专家们在这种场合还是慎开尊口为妙。

糖果般的色彩，德国新天鹅堡般的造型，总决赛的12组选手被主办方安排住进一座只应童话有的城堡，可惜，等待她们的生活远不如童话般浪漫。今年由湖南卫视与天娱传媒联合打造的这档老牌选秀节目《快乐女声》混搭“真人秀”，上演起现实版《楚门的世界》，甚至是现实版《宫心计》。总计10周、72天的总决赛比赛过程中，50余台高清摄像头悬挂在城堡的各个角落，24小时真实记录女生们的生活起居。借助PPTV网络电视，那琐碎而又残酷的一帧帧画面尽在网友们的掌控之中。

一举一动都被“围观”

“（某某）素颜也太丑了吧？”“（某某）怎么还在睡？”“哟，（某某）咋吃那么多，不怕胖？”“有谁看到（某某）床上的护舒宝了？”……自“快女”真人秀开播以来，网友们针对选手们的讨论就“雷”得人外焦里嫩。除了卫生间和淋浴房，女孩们在城堡里的一切举动都被监视着，网友们可以自选收看“排练区域”、“休闲区域”、“起居区域”还是“推荐视角”，以大饱眼福。主办方直言“希望观众看到‘快女’们的真实、进取与蜕变，比如接受老师点拨后的豁然开朗、网络小考后的深刻反思、排练室里的刻苦训练、视频日记里的情感流露。”不过，对隐私窥探以及八卦挖掘的兴趣显然在网友的收看心态中占据了上风。

刚住进城堡没两个小时，陆翊就因对着摄像头吃雪糕、摆出甚为可爱的表情而被网友扣上一顶“做作”的帽子；7月12日，杨洋因身穿一件V领低胸连衣裙，于镜头下频频走光，被认为是“搏出位”；7月18日，王艺洁这一组在备战小考过程中“火花”不断：洪辰建议把歌曲节奏进行一些变化，增加表演成分；付梦妮主张先排好阵势；王艺洁则强调首先把歌唱好，不愿妥协。一时间，斥责王艺洁“以自我为中心”的声音水漫论坛……单单百度贴吧，几乎每天都有数千人参与到当天真人秀直播的讨论中，几乎每天真人秀都能不负“众望”地发生点什么。选手们一不留神的任何一个情感宣泄都有可能惹祸上身，被网友们揪住“小辫子”，演绎为一套有理有据的“心机说”、“虚伪论”。而“人气高的选手将获跟拍一天的优待，人气低的选手可能站上终极PK台”的游戏规则更是刺激着各家“粉丝”恨不得带上放大镜来真人秀“找茬”，以便“损人利己”。

难怪有人感慨，真人秀毁了一帮可爱的女孩，被摄像头无限放大的一个个琐碎细节打败了想象中的各种美好。

窥私之下警惕道德问题

连日来，“快女”选手们有的戴着墨镜刷牙洗脸，有的连睡觉都不忘裹得严严实实。不止一个女孩坦言：“大家在一起住久了，习惯直来直往，有时网友看着像在吵架，其实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当全国总决赛第二场结束，DL组合遭遇淘汰即将搬离城堡，她们的一段话引得同伴们感慨连连：“我们都是一帮20来岁的孩子，谁也没有经历过被这么多摄像头跟拍的环境，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网友们多多包涵。”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下，选手们显然倍感压力。走一条通往明星的路就非得承受近似残酷的赤裸曝光吗？

业内人士透露，在选秀节目日渐式微的今天，比赛到了最后不是拼选手的才艺高低，而是拼曝点的影响大小，而全天候直播的真人秀就是制造曝点的最好方式，甚至选手在真人秀里表现出来的情商能够直接影响比赛结果。况且，窥私、猎奇、求知、八卦的大众心理也将促使参与真人秀的选手被关注度大增，市场营销中说的“黏”便产生了。

有专家直言：“随着真人秀的愈演愈烈，需要警惕道德问题浮出水面。”他例举几年前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推出真人秀节目《真话时刻》，给你50万美元只需要你说出21句真话的规则“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但问鼎之人少之又少。更令人震撼的是，上过该节目的参赛者，最终大都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更有一些人的婚姻陷入危机。“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艺术的典型表征，真人秀节目确有市场。选手之所以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为了实现所谓梦想，或名或利。而无论是选手的隐私还是个人内心的冲突，都会令观众获取窥视的满足。娱人一乐没什么不好，只是对于这类节目的尺度需要谨慎把握。名利的刺激和尊严的沦丧都可能使伦理道德苍白无力，这一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记者 范昕 实习生 包慧烨

　　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最近完成了“助行机器人”的研发。这种像一部“智能小车”的机器人（许多机器“人”其实并不是“人形”的），能自己识别道路，自行确定行驶路线……带着行动困难或视力有障碍的人出行。

　　但这款机器人真要实际应用，甚至推向市场，障碍还很多：它应该遵守什么交通规则？是针对行人的交通规则，还是机动车行驶规则？如果它造成了交通事故，该如何处理？上海交大机器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曹其新教授说：“这些问号已经让我们纠结了很久。”

　　曾经在上海世博会露过面的另一些机器人，比如伴侣机器人、餐厅机器人、医疗机器人，一样让人纠结：如果它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造成事故，该由谁负责？特别是，这些机器人都是“高智能”的，有学习功能、能“自学成才”，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它不再是出生时的它了；它会像人一样，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想”自作主张——要是想法走偏瞎搞一气怎么办？

　　人类创造了机器人，但机器人一旦拥有智能，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维护和修理，更得做规矩约束，要让它的想法和行为合乎人类世界的伦理道德。

　　“机器人三原则”

　　“研究机器人，都知道‘机器人三原则’——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眼看人类将要遇到伤害而袖手旁观；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条原则相违背；机器人应该能保护自己，但与前两条原则相违背的情况除外。”德国汉堡大学多模式技术研究所所长张建伟教授告诉记者，这三条原则，最早由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他写于1942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提出；后来，有的科学家加了“第零原则”——“机器人可以什么都不做，除非他的行动符合三原则”，又有人加了“第四原则”——“机器人不得参与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除非新的机器人的行为能服从三原则。”不过，大家广泛认同的还是“机器人三原则”。

　　“机器人三原则”已经实际应用。

　　曹其新教授介绍说，对于机器人用于医疗领域和研发医疗机器人，目前美国未加限制，欧洲定了一些规矩，而日本根据“机器人三原则”，明确禁止。这类机器人直接跟人的生命打交道，伦理问题最为突出：它具备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学习并独立手术，但如果“学艺不精”出了事故，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遵守“三原则”？或者，机器人在手术时发现患者病入膏肓、已没有继续手术的必要，因此不做了，那又如何评判这种行为的对错？曹教授说，“伦理道德还不完善”的机器人，不适合用在敏感领域。

　　其实，现在大多数用于医疗的机器人，并不是智能机器人，都需要人工操作，可以说是一种高端医疗器械。

　　有智能就复杂了

　　随着智能机器人研发的不断进展，当机器人也会有想法时，问题就复杂了。

　　今年5月初，欧盟评出了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六项技术，其中一项是伴侣机器人。科学家们纷纷预言，不久的将来，家家户户都会有个机器人。

　　当伴侣机器人成为家庭一员，这些能自主学习、自己成长，能像人一样思考和做决定，而行动能力比人更胜一筹的家伙，需要遵守哪些规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了全球机器人大会，收到好几篇探讨机器人伦理道德的论文。而据说在过去的会议上，这类论文几乎没有。前来参会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小菅一弘介绍，机器人研发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今年1月专门出了一期专刊，主题就是“RobotEthics”，这一前沿课题的几位重要学者都发表了文章。他还说，日本2002年就在福冈市尝试制订了针对机器人的交通规则，福冈由此成为全球第一个机器人可以上路行走的城市。

　　韩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表示，有意制订“机器人道德法”，以此作为机器人研制者、使用者以及机器人本身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对机器人产业将有重大指导作用，“机器人道德法”的各项规定将编写成电脑程序，安装于机器人。

　　还有科学家提出，人的大脑的某些部分如果损伤，今后可以用芯片修复；如果芯片对人脑原有“部件”的替换率达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人该怎么定义？“机器人道德法”对他们是不是也部分适用？

　　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尼科莱利斯在他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这些都已是科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但愿不再“亡羊补牢”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国家“02”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叶甜春研究员说，就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让机器人自己作伦理道德判断并不可行。现在的技术还只能对机器人发出非常明确的指示，或者让机器人根据明确的标准作出“是”与“非”的判断，而伦理道德显然是一种复杂判断、模糊判断，机器人还处理不了。但叶甜春指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和家用机器人出现，机器人的伦理道德我们必须关注，“千万不能等出问题了，再亡羊补牢”。

　　目前，国内研究机器人伦理道德的学者寥寥无几。曹其新教授说，现在学界很看好第三代机器人技术，这种被称为“泛在机器人”即“无所不在的机器人”的有智能的家伙，可以识别人的声音指示，甚至能学会对主人察言观色，满足主人的需求……可是，“我们如何保证机器人的判断和行为符合人类伦理道德，包括保证它不为了满足主人的要求而违背人类伦理道德呢？当家用机器人普及之时，再去关注和思考这些事，将为时已晚。”

澳洲面面观10月13日电：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对于此前颇受争议的互联网过滤问题，是一个政府按照道德标准作出的决定。她对于此提案坚决支持。

对此，联盟党和绿党称将不会支持互联网过滤提案，尽管一些不恰当的内容可能会充斥互联网，甚至对观众造成不良影响。

然而，吉拉德仍然表示反对，称互联网过滤屏蔽方案比较恰当。

吉拉德在昆州媒体俱乐部接受采访表示：“如果我去电影院看一些非法内容，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是不对的。比如儿童暴力内容，特别是暴力色情内容，都是不恰当的，因此不能在公众场合放映。”

“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一观点，维持道德观念的话，就应该支持互联网过滤。”

她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制定和引入互联网过滤政策，而不影响连接速度，或者错误屏蔽一些正当内容。

在这个计划下，所有的澳大利亚互联网供应商需要使用过滤装置，屏蔽澳大利亚交流和媒体协会禁止的内容，包括儿童色情、性暴力、兽交、犯罪暴力细节、毒品或者恐怖主义行径等。